绿军装

    当年下放北大荒的知青，穿上绿军装，笑得多开心。

    那个年代，买什么东西都要凭票，买粮食需要粮票，买煤球需要煤票，买布需要布票，买糖需要糖票……有些老太太上街买东西，需要带票证，在一摞花花绿绿的票证中，挑了半天，挑了一张，到了商店，买了东西，付票证时才发现错把糖票当成布票。那时，发票证也有定量有区别，大人和孩子不一样。一家人的布票，往往不够一个人做一套衣服。我小的时候，就经常穿上织的粗布衣。中日建交后，曾经进口一批日本尿素。不知哪位领导首先发现了进口的日本尿素袋子可以做衣服料子，于是，就把尿素袋子剪裁成裤子，然后用颜料自制成咖啡色，穿在身上既别致、又凉爽，一度成为一些地方干部身份的象征。因为尿素袋上的字洗不掉，前边“日本”和后边“尿素”的字样十分清晰，当时，曾流传一句顺口溜“干部干部，先干一步，前边是日本，后边是尿素”。

    那时，人们的服装几乎清一色，不像现在千变万化。绿军装成了人们最向往、最时髦的衣服。

    但是军装不是人人能搞到的，不像现在，一些假冒的品牌服装充斥市场，什么国际著名的品牌都可以随时搞到。北京的秀水街、红桥商场，形形色色的国际品牌服装应有尽有，而且价格便宜。我曾看见一些在工地上施工的农民工，穿着的竟是鳄鱼牌T恤。我还看到过一则报道，几个骗子假冒将军，不但有将军服、军衔，还有军官证。那时可没人敢造假，更不用说军装了。因此，能搞到一件军装穿的人，肯定是有关系或者有本事的人。别说一件军装，就是一顶军帽也不容易。我有一个小时候的朋友，哥哥在部队当兵，回家探亲时送给他一顶军帽，他一天到晚戴在头上，连睡觉时也舍不得摘下。我们对他的确很羡慕。有一天晚上，我们去看露天电影，因为去得晚了，所以站在了后排。就在我们全神贯注地看电影时，几个骑自行车的小伙子突然从后边抢走了他的军帽。为此，他难过了好多天。

    我读高一那年，家乡一个在部队当兵的伙伴写信来，说是要寄一件军衣给我。接到那封信，我高兴得一连好多天都处于激动不已的状态。过了半个月，包裹还没到，我着急了。想写信问一问，又不好意思。于是，每天下了课，我第一件事就是跑邮局，向邮局的同志打听是不是有我的包裹。邮局有个业务员与我父母认识，给我开玩笑说：“你看看，一件军衣就把你弄得神魂颠倒，如果是让你当兵的通知书，还不把你魂勾了去！”

    好不容易等到包裹到了，打开包裹，里边果然是一件军衣，虽然有些褪色，但我还是高兴得浑身颤抖。每天穿上那件军衣，把风纪扣扣好，对着小镜子一遍遍地看，越看越觉得自己长大了，精神了，走在大街上，觉得自己的个子也仿佛长高了，胸脯挺直了。我的伙伴们对我当然也刮目相看。有位家在农村的同学，周末回家向我借军衣穿，尽管有一千个不高兴，但碍于面子还是借给了他。那天，我把他送出校门，送了很远，再三嘱咐他爱护军衣。他家里盖房子，搬石头时把军衣剐破了个口子。回到学校，他很不好意思再三向我陪礼道歉，我也没有原谅他，直到高中毕业那年，我才和他恢复了过去的关系。

    说老实话，人一旦对一件物品到了痴迷的程度，相反就成了物品的俘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那件绿军装几乎不离我的身。有时换洗了，也不敢挂在外边太阳底下晒，而是放在宿舍里晾着，下了课就跑回去看一眼。那件军衣是士兵服，上边有两个口袋，口袋的扣子也是特制的。有一天，我发现有只扣子掉了，宿舍里翻天覆地找了一遍也没找到，回到到家里，床上床下又翻了个遍，还是不见踪影。那种扣子在市场上是买不到的。为这一只扣了，我一连几天吃不香睡不宁，总觉得对不起那件绿军衣。

    绿军帽、绿军装，飒爽英姿，是那个年代的时尚。

    下乡插队后，一位从部队复员的伙伴，送了一件的确良军衣给我。那个时候，的确良还刚刚流行，又是绿军衣，让我高兴得忘乎所以，成了我的礼服。每次回家时、开会时、或者参加什么重大场合活动时，我才换上那件军衣。一起插队的知青中，也有人穿军衣，尤其是女同志穿军衣，更显得精神。

    再后来，又时兴起穿洗白的军衣，因为那种军衣更是凤毛麟角。我认识一个朋友有一件那种军衣，我想用那件的确良军衣和他换，他就是不答应，让我很扫兴。

    如今，绿军衣已不是时尚了。但在我们那代人的记忆中，它永远是那么鲜亮，那么青春，那么精神，那么骄傲。

    绿军衣，一道充满希望的风景。

    白球鞋

    人类从脱离原始时起，对时尚的追求就开始了。时尚是人类生活必不可缺的。每一个阶段有每一个阶段的时尚，时尚与那个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密切相关。即使在“文革”那种极左的年代，青年们追求时尚的脚步也没有停息过。20世纪70年代初期，最流行的时尚之一是绿军装、白球鞋。开运动会时，运动员清一色穿的是白球鞋，看上去，仿佛一片白色的海洋，煞是威风。如果一个人穿着一身绿军装，再配上一双白球鞋，在当时是绝对的时尚。我在读高中时，学校宿舍里发生过白球鞋被盗的事情。白球鞋被盗的学生难过得多少天都心情不悦，只要看见穿白球鞋的，就跟上去看，弄得同学之间很不愉快。那个年代，学校里文艺活动、体育活动多，每逢开运动会时，仪仗队都是绿军装、白球鞋，举着红旗，昂首阔步，引日注目。我是班宣传队的主力之一。记得班里有个拿手节目，是歌唱6个不同职业的普通工人的，由我们六个男同学一齐登台演出。六个职业的服装不同，但全是白球鞋，显得很整齐。

    现在已记不清白球鞋是什么样的布料做成了，只记得作为鞋类，比黄球鞋、布鞋的价格都要贵。时尚之所以为时尚，就是因其引领潮流，不是每个人都能享受的。当时的农村青年中，能买得起和穿得起白球鞋的廖廖无几。以至下到了这样的程度：知青有时去附近农村赶集，或者到公社开会、办事，人们都说“穿白球鞋的是城里来的知青”。白球鞋成了知青的，一种标志。甚至于人们在起外号时，也用“白球鞋”来形容一些时尚的人。我记得下放到我的家乡肖县的几个上海知青，被当地人分别起了外号，其中一个男知青下雨天喜欢穿高筒胶鞋，外号叫“大皮靴”；而一个女知青喜欢穿白球鞋，所以外号叫“白球鞋”。

    我们的知青点里，几乎所有的男知青都有一双白球鞋，女知青里也有一些穿白球鞋的。平时，大家都舍不得穿，遇到重要场合才穿上，比如休息回城时，比如去公社开会时，或者去赶集时。有一阵子，我在公社帮忙，当然要穿那双白球鞋。有一次，一个人队干部到公社办事，需要找我，但又与我不认识。公社文书告诉他：那个穿白球鞋的就是他！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一家记者站工作。当时，高跟男式皮凉鞋一度走俏，记者站的男同志都有一双这种鞋。有一回，北京一位同志来记者站，办公室的同志告诉他，穿那种高跟男凉鞋，走路踢踏响的就是他！从某种意义上说，鞋也能表现出一个人的性格，或者说代表一种潮流。

    但是，白球鞋也带来一些烦脑，穿脏了以后，刷洗比较辛苦。先要在水里泡一泡，然后涂上肥皂，用刷子一遍遍地刷，有时候肥皂刷洗得不干净，留下点点黄色的肥皂斑，反而让白球鞋失去时尚的作用。后来，有人发明了鞋粉，鞋刷好以后，在上边涂上一层鞋粉，等鞋粉干了，白球鞋又还其本来面目。但是，白球鞋多了，鞋粉却空前紧张。有时候，整个知青点都找不到一包鞋粉。那时知青的收入很低，一包鞋粉相当于两包“大铁桥”或者“火炬”烟的价格。所以，有人存着鞋粉也不愿意奉献出来。记得有一个休息口，几个回城休息后返回知青点的哥们，在回来的路上遇到下雨，故道上的路十分泥泞，而且都是黄泥巴，他们都把鞋脱了，赤着脚往回走。其中，有两个人的鞋脱得晚了，沾上了黄泥。回到知青点，有一个赶快刷鞋，刷好后才发现鞋粉用完了。于是，他到那个同路同来的知青处去借，可那个知青说鞋粉早用完了，所以才没有刷鞋，还拿出装鞋粉的小塑料包让他看。可是，第而天天放晴后，那个知青不但刷鞋了，刷好后还涂上了鞋粉，放在窗台上晾晒。那位知青从他的窗台前经过，看到了后十分生气，从此逢人就骂那人小气，两人的关系也从此渐渐地疏远。

    我有一个朋友，平时最喜欢那双白球鞋，除了下地千活，那双白球鞋几乎粘在脚上。有人开玩笑说他的那双白球鞋是租来的，所以不肯离脚。有一次，他穿着那双白球鞋准备外出，在给自行车打气时，气筒漏了一滴油，滴在白球鞋的前端。雪白雪白的白球鞋上出现一块黑斑，立即变得非常难看，就像一个人清洁的脸上长出了一块疤痕。他又气又急，眼泪都掉下来了。即使那样，他也不愿换鞋，只是找了一块白胶布贴在鞋上。

    还有一个知青朋友，家住农村的舅舅娶儿媳妇，邀请他参加。他精心打扮了一番，穿上白球鞋前往。他赶到时婚礼正在红红火火的进行。舅舅看见他，十分高兴，拉着他的手正要朝院子里走，突然发现了他脚上那双雪白雪白的白球鞋，脸色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眼睛里也冒出了火，把手一甩，生气地说：把你脚上的鞋换了再进上。你也二十的人了，一点规矩不懂，你妈怎么教的你？他被舅舅闹了个人红脸，心里老大的不愉快。他的一位表弟拿来一双布鞋让他换上，告诉他农村规矩多，只有家中办白事也就是丧事时，才能穿白鞋。如果办红事也就是喜事时穿白球鞋，就会被人认为不吉利而驱逐出门。他这才长长出了一日气。

    白球鞋大概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离开时尚行列，但是，它那雪白的身影却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而有时想一想，时尚如果成为一种负担，那也将会失去时尚的意义。

    白口罩

    那是我插队第一年的初冬。知青点轮休，我摊上两天假期，骑着自行车回肖县老家。进镇子时天已傍晚，街道上风在跑马观花似的吹过，扬起阵阵尘土，家家大门紧闭，不见人影，所以我也没下车，径直同到家。可是过了不一会儿，一位童年时的朋友就登门来看我。我惊奇地问他怎么知道我回来了？他说村头看菜园的老曹大爷告诉他：“有个戴白口罩的钻老王爷爷家来了”。朋友说着笑了“那戴白口罩的不是你还会是谁？”我也笑了，白口罩竟成了我在老家的代名词。

    如同穿绿军装、白球鞋一样，白口罩也是那个年代的一种时尚。冬季里，年轻人几乎人人都戴。口罩大概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两根长带系起来的，带子从口罩两边的缝隙中穿过，一头套在脖子上，一头套在两只耳朵上；一种是两边各有一条带子，直接套在耳朵上。不过，年轻人平时喜欢第一种。不戴的时候，男的就把白口罩装在上衣几袋里，而女的则把口罩塞进衣服里，但都把两根系带露在外边。蓝色、草绿色或者各种花布的上衣脖子上，那两根雪白的系带格外引人注目，仿佛现在穿西服系领带一样，把衣服点缀得风采迷人，把人也衬托得格外精神。

    那个时候，戴白口罩的人绝不比2003年闹非典时戴口罩的少。一方面，戴口罩是为了防寒，为了卫生；另一方面，戴口罩成了一些年轻人表现时尚的一种方式。你别说，那时候还真有这种效果。有的大眼睛的女孩子，戴上白口罩，只露出两只闪烁着青春、跳动着秀气的大眼睛，十分招人喜爱。而有些脸蛋长得不好看或者有缺陷的，也都被门口罩掩盖了。有时候闹出尴尬。这样的事情还真的发生过。

    我有一个朋友就遇到过一件事。他有一次回城，和几个朋友去电影院看电影时，碰见两个女孩子。那两个女孩子身材苗条，白口罩上都是一双大眼睛，看上去很喜欢人。那个时候，青年人的生活很枯燥，精神很烦闷，经常在大街上闲荡，演绎出一些那个年代特征的男男女女的故事。城里有一种说法叫“挂丽”。直至今天，我们也说不清这两个字怎么写。我想那时说的“挂”，就是勾引的意思，“丽”是漂亮美丽的意思。其实，“挂丽”就是追女孩子的方式。我的那个朋友和几个男朋友上前，热情地与那两个女孩了搭话。两个女孩子也很大方，接上了话茬。为了看清那两个女孩子的真变面目，我那个朋友想了一个点子，买了几串冰糖葫芦。那两个女孩子吃冰糖葫芦时肯定要取下口罩。果然不出所料，两个女孩子看见冰糖葫芦十分开心，赶忙摘下口罩。他和那几个朋友都瞪大了眼睛。他后来给我们形容说：“没想到，白口罩掩盖的是一张那么难看的脸。白白浪费我两毛钱”。

    还有一个知青朋友，出门喜欢戴口罩，有时见了熟人也不摘下来，久而久之形成了习惯。他谈了一个女朋友，双方父母没什么意见，但女方的父亲从小没有父母，是其姐姐也就是女方的姑姑带大的。因此，女方家中的大事，都要听其姑姑的意见。有一天，他和女方一起上街，在商店偶遇女方的姑姑。他在与女方姑姑说话时，没有把口罩摘下来。几句话后，姑姑一脸怒气，转身走了，弄得他和女朋友都感到莫名其妙。当天晚上，他的女朋友回到家里，父母就下令让女朋友与他分手，理由是姑姑来家里说了，那个男孩子不懂事，和长辈说话时戴着口罩，就像驴嘴套。后来，他和女朋友一起去姑姑家赔礼道歉，才取得了姑姑的原谅。从此，他也下决心与口罩告别，再也不戴口罩。

    那个年代，人们爱美，追求美的愿望也是十分强烈的，不仅白口罩成为美的一种表现形式，甚至于很多人把裤角锁了的白线也故意翻卷露在外边，作为一种装饰。有时候在街上可以看到很多骑自行车和行走的人们裤角上的白线，仿佛一道晃动的阳光。

    手抄本

    最近，由20世纪70年代一些流行的手抄本改编的电视连续剧，争相在荧屏上展示，一些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看了一两集就感到失望。我听了之后，十分理解。这些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所处的环境变了，同类题材的作品看得多了，没有了新奇感和新鲜感。

    我们这代人刚刚开始读小学时，“文革”就开始了。而“文革”的项重要内容就是批判“封资修”，许多“文革”前出版的、在国内外都有影响的文学作品，包括古代一些名著，都被当作“大毒草”付之于熊熊大火或者粉身碎骨成纸浆，从此之后的近10年中，只有几本书伴随着我们的文化生活。然而，10亿人的泱泱大国，那几本书怎么能够履行丰富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神圣使命呢？何况那几本书的思想内容，与现实生活中中人们思想有着较大的差距，宣扬的都是阶级斗争，手抄本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因而很快就在在年中广为流传。

    大慨是在我们这一代人读高中的时期，社会上开始出现了手抄本。我记得校革委会主任在全校大会上讲过，说社会上流传着几本手抄本，思想内容很坏，影响电很坏，腐蚀了一些意志薄弱的青少年。他号召全校师生一定要抵制手抄本，一旦发现要立即上缴学校，如若发现有看手抄本的、读手抄本的、传手抄本的，坚决予以处理。会后我们才知道有手抄本。同学们私下议论和打听手抄本为何物？结果是相互摇头，面面相觑。后来，我听别的同学说，我们那所学校的确曾发现过手抄本，不过很快就消失了。

    手抄本不容易看到，但关于手抄本的故事却没少听说，而且版本形形色色。1975年，我到果园插队，知青中有人看过手抄本，茶余饭后一起聊天时，津津乐道地讲给我们听。我记得有《一只绣花鞋》、《梅花党》等反映地下斗争的故事，无论是主人公，还是故事，都与我们曾经在电影和小说中看到过的不一样，所以感到很新奇、很新鲜，也很刺激。尤其是讲述的人又加了很多传说，比如《一只绣花鞋》中的主人公是某某某的化身，《梅花党》是某某某的夫人组织的反革命组织等等，又给这些手抄本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使其更具吸引力。

    当时，还有一本描写性生活的手抄本《少女的心》，完完全全是读性的。那个年代，性是一种绝对禁止出现在文学和艺术作品中的东两，当时的小说、电影、样板戏中的主人公，不管是男是女，不管是老是少，不管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都是独身者或者说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任何欲望。我们平时接受的教育，也是禁欲的，就连知青恋爱，也是被列入禁止行列的。因而，在那个没有正确的性教育、人们谈性色变的年代里，《少女的心》这种描写性生活的手抄本，不仅流传得快，而且很容易征服一些花季女孩子的心。据说，有的犯罪少女，在供认时就承认是看了《少女的心》走上了犯罪道路。直到80年代第一次严打时，有些女流氓在法庭上忏悔时，也提到了《少女的心》对自己的影响。

    这些手抄本，是绝对的禁书。因此，只能在地下或者说黑暗中流行。后来，听说知青点中也有了那儿本手抄本，于是，人家都在打听谁手中有，但是又没有人发现过。今天听说某某昨天晚上躲在蚊帐里偷偷看了一夜的书，好像是手抄本，找到某某一打听，某某指天发誓没有看过。明天又听说某某某怀里揣着一本小册子，干活休息时一个人躲在一旁偷偷地看，于是，大家又分别私下找某某某了解，某某某拍着胸脯，信誓旦旦地说从来没见过手抄本。这些可以理解，手抄本既然是禁书，谁手中保存这种禁书，无疑像家中私藏炸弹。一旦被发现，不会比发现私藏炸弹的罪责轻。我们听说，有个知青点的女知青，就是因为藏有《少女的心》而被判了刑。所以，谁也不愿惹火上身。

    一直到离开果园，我也没看过手抄本。我的那些“插友”们，也没有一个人说看过手抄本，但奇怪的是，人人都能讲得头头是道，有声有色。

    20世纪80年代，我们已经都回到了城里。有一回，我问一个曾一起插队的朋友：“你到底看没看过手抄本？”

    他笑了笑，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反问了一句：“现在再说还有什么意思吗？”

    我说：“有意思。如果你当时手里有，为什么不给我看？太不够朋友了吧？”

    他想了想，认真地说：“我们几个人都看过。之所以没给你看，是我们形成了一个共识：你当时在写小说，如果你看了，也有意或者无意地写一些爱情的事，就会犯‘错误’，那不等于害了你！”

    我听了苦苦一笑。哥们，真是用心良苦啊！

    房前的空旷地是当年露天电影的放映场。

    影院，都是在露天放电影。通常来说，放电影之前的几天，我们就会得到消息。于是，大家心里都会异常地兴奋，好像经过一个漫长的冬季，看到了春天草绿的身影。

    那个时候，电视还没有普及，整个果园只有一台黑白电视机，放子园部里。知青们每天晚上都很寂寥，一部分人在宿舍里看书，这是少数或者说个别，一部分人打牌消磨时光，这是大多数，女知青大都边听着收音机边织毛衣……所以，一听说要放电影的消息，能不高兴吗？尤其是到了放电影的那天下午，银幕在酒厂大门广场上挂起来后，银幕前就摆满了一排排高高低低的凳子。那时人们的自觉性比较强，凳子在那儿排队，也不会有人“加塞”。

    揣着心里的盼头，终于等到了下班，很多人远远地看着银幕，都忍不件要多瞄几眼，尽管上面此时此刻还什么也没有，但心情却轻快得要唱出歌来。沟沟坎坎的上路也没有平时那么难走了，一转眼的功夫就到了宿舍，急急忙忙地吃完饭，就三五成群地涌向露天电影场地。天还没黑下来，放映机上还覆盖着红布。于是，男知青三五人围成一圈，在地上铺上报纸，开始打牌；女知青也三三两两地聚在已起，一边打着毛衣，一边聊天。这个时候，大伙就会发现，有的情侣没有来。他们平时很难有单独相处的机会，一定借此机会在已起亲热亲热了。随着夜幕降临，人们开始陆续到来，相互熟悉的，热情地打着招呼，说着张家长李家短，或者一些小道上的消息，其实就是找一种消遣。有的人看着一小片的凳子，算是某一伙熟人的“代表”；随着这些熟人的到来，凳子渐渐地被占满。在凳子后边，就是站着的，一排又一排，是波浪形状。有不少人怕站到后边看不到，就跑到银幕后边边去看，当时称为“看反片”。反片看到的和正片看到的，除了人的角度不同之外，并无其他不同之处。一些大一点的孩子们，在人群中挤来挤去，不时有被凳子绊倒嚎啕大哭的，一片热热闹闹的景象……

    每到那个时候，最怕的就是下雨。有时候，早晨的天气预报还说得好好的，到了黄昏却起了漫天的乌云，或者刚开始放电影的时候还是繁星满天，放到一半却掉下雨点来。每逢这个时候，就特别让人沮丧，就像是眼睁睁地看着煮熟了的鸭子又飞走了一般。最好是下午刚刚下过雨，到了傍晚，不但不用担心再下雨，地面也已经干得差不多了，连吹过的晚风都夹着丝丝的凉意，闻起来还带着些许甜味儿。

    当银幕上出现人们期待已久的光亮时，露天电影场上的人们一阵躁动。有的人把手高高举起，银幕上映出一片手的影子，惹来一串骂声。也有的开始吹口哨，但都没有什么恶意，只是在表达一种冲动和兴奋的情绪。

    那个时候的电影很少，一是没有什么新片，二来是因为“文革”禁了不少。有时明知是看过的电影，依然看得津津有味。有些电影即使是一放再放，我们仍然百看不厌。我粗略估计，《地雷战》、《地道战》这样的影片看了不下二十遍。现在回忆起来，当时看的电影，内容已经再熟悉不过，甚至可以随着演员的口型对台词。然而，那种能延续整整一天的期待与兴奋，那种几百人、上千的一群人挤在一起，眼巴巴地等着看电影的盛况，那种氛围，那种心境，远不是今天坐在空调电影院的软席上，看进口大片所能感受到的。

    那个时候看电影，一开场就要先给影片里的人物划分阵营，好人一伙，坏人一伙，谁是英雄，谁是叛徒……当然，熟悉的影片自不用说，即使是没看过的，那也好办。只要是长得浓眉大眼、英俊威猛，讲起话来目不斜视、中气十足的，就必定是好人，就算穿着国民党军服那也是打入敌人内部的；凡是长得尖嘴猴腮、衣冠不整，讲起话来目光闪烁、吞吞吐吐的，那肯定是坏人，即使穿着我军军装也是个叛徒无疑。女性人物就更好区分了，女英雄一根辫子、粗布衣裳，女特务烫大波浪、穿高跟鞋……准保一眼就看得出。

    还有那些已经成为经典的台词，至今还在人们中间流传：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老子在城里吃馆子都不要钱，别说吃你几个烂西瓜”；“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如今，和当年的“插友”们一起回忆这些台词的时候，大家模仿出的表情还都那么的惟妙惟肖，就像曾经在宿舍里模仿过的那样……

    不过，果园毕竟不可能天天放电影。没有电影的夜晚，总是占绝大多数。但是，我们果园周围有十几个村庄，这些村庄也经常放出影。那个时候，看一场电影的确十分稀奇，甚至了以说是重大新闻，所以，周围哪个村子要放电影，消息传得风一样快，我们马上能知道，而且都特别准，基本跟电视里的节目预报一样，不仅哪个村晚上放电影，而且放什么电影都知道得差不多。

    农村放电影也没有个固定的时间，只能估计个大约摸的时辰，通常来说都是各家吃过晚饭的时候开始，在这个时候，人们都没什么事情要做了，天也黑得差不多了，正好放电影。我们到外面村里去看电影，就得估算着时间去，按照要去的村子离知青点的距离远近，确定动身的时间。好在知青点是吃集体食堂，不是自己单开伙，吃饭的时间基本固定。所以，一般情况下是兴冲冲地吃了饭，休息一会儿就走。也有的时候地方很远，随便扒几口饭就上路了。

    记得有一次，我们听说北边的一个村子要放电影，只是从来没去过，也不知道有多远。那天，我们十几个知青约好了一起去，吃过了晚饭就出了知青点。我们几个人有说有笑地走出了果园，准备向北边走。这时，刚好见到一个农民赶着头牛经过，看样子是刚刚收工回来，我们便走上前去问路：

    “大爷，A村离这儿有多远？”

    那农民把手向后一扬：“节把地儿。”

    看着那农民吆喝着牛越走越远，我们面面相觑：

    “‘节把地儿’是多远呢？”

    “看样子应该不是很远吧……”

    下是我们继续向北走，穿过一片一片的庄稼地，又迈过一片一片收割后只剩下一截截庄稼杆的田垄，许久之后看到了一个村子，但是却不是A村。我们只好再找村民来问路：

    “A村还有多远？”

    “节把地儿”。怎么走了半天还是“节把地儿”？

    无奈，我们只好接着向北走。

    唉，这一连几个“节把地儿”可把我们害苦了、走了很长时间，大约有一个多小时。直到现在，我们也没有弄清楚这个“节把地儿”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尺度，怎样的一个标准。难道是把路程的距离分成一截一截的吗？还是把途中经过的庄稼地都叫做“节把地儿”呢？无论怎样的推测，结果都是不得而知了。

    知青在农村演出时的情景。

    农村放电影一股是在麦场里。那时还没有实行联产承包，一个生产队为一个单位，都有一座打麦场。打麦场上栽两根杆子，挂起一块白色银幕。一个村里放电影，十里八村的人都去看，那才叫人山人海。一小块银幕的周围，黑压压地围满了人，前面的一片是坐着看的，有的坐凳子，有的就坐住地上，坐着看不见就都站着看，站着也看不到的，就登到高处看，场地周围的树上都站满了人，草垛顶上坐满了人。有的远路骑自行乍来的，就站在自行车上，甚至有的一辆自行车后架上就站了二三个人，就连银幕的背后，也是块“风水宝地”，图像跟前面看得一样清晰，只是左右全都反的，有时候演员的动作会显得滑稽可笑，所以这里走还边在依依不舍地评论着电影里的情节，刚才放声大哭的孩子，此时早已熟睡在妈妈的臂弯里，睫毛上仿佛还挂着泪珠儿。我们在静静的夜色中，带着满足与兴奋，匆匆地赶回知青点，心里在盼望着下一次的盛会。

    到了70年代后期，一批“文革”前的电影被解放出来，一些新电影也出现了，露天电影的内容丰富起来，而那时大多数知青也有了自行车，大凡是周围村庄放映新电影或者过去没看过的电影，我们一旦知道，都会去看。最远的一次跑到二十多里外的镇上。

    回城以后，再没有看过露天电影，两根木杆撑起一块白布的情景，只能偶尔出现在回忆里。但是，那种天为棚、地为席的大自然影院，常常鲜活地映存我的脑海里，在这样一种开阔的环境里看电影，人的感受也随之开阔起来，人的心胸也随之开阔起来，条件虽然艰苦，但对于我们来说还是其乐无穷。

    怀念的不是那种方式，而是那种情节，那种氛围。

    赶集

    在上山下乡知青的生活记忆中，赶集是一个抹不去的名词。

    我们插队的果园，有一个小卖部，大约十一二个平方，主要是一些日常用品。我们刚刚插队的一段时间里，小卖部基本能满足我们的需要。如若在小卖部买不到的东西，休假时间到家里再买了带回来。但是日子长了，需用的东西多了，尤其是一些农副产品，在小卖部买不到，于是，赶集就成了我们的惟一选择。

    农村的集市，一般是两三天一次。果园周围有几个地方有集市，而且连集的时间不同，这样，几乎天天有集市。但是，我们去的集市一般都是比较近的邓楼。邓楼离我们插队的果园大约三四里的路程，半个小时就可以走到。

    邓楼是一个山村，坐东朝西，背靠一座山。别看那座山不高，却很有名气。淮海战役时，那里曾是共产党军队在徐州东部的第一道防线，当时打得天昏地暗，血流成河。与许多老区一样，那里十分贫穷。

    农村的集市，说到底就是农产品交易大会。在一条蜿蜒曲折的南北路两旁，四周村子里的农民们带着自己家地里种的农产品，占据一席之地，摆个小摊，就做起了交易。每到集市的日子，人山人海，拥挤不堪。形形色色的农产品、起起伏伏的叫卖声，甚至不堪入耳的吵骂声，使整个集市热闹非凡。逢集的日子。对于当地农民来说，不啻是一个盛大节日。有的相对对象也选在赶集的日子。

    逛一逛集市，是当年知青们的一种消遣方式。

    对于从城里来的，在城里长大的知青，农村的集市既新奇又具有吸引力。有的知青第一次赶集回来，用“跟花缭乱”来形容，一点儿也不过分。

    一开始，集市上那些摆摊的农民对知青们笑脸相迎，因为知青购买东西不讲价或者说不会讲价，不和他们斤斤计较，更不认识他们用的那些土秤，一般都是他们一口价，知青付了钱，拿了东西就走。有时，知青差一分两分钱的零钱，他们大度地摆手说不要了，知青还很不好意思，有的女知青为此还脸红。所以那时我们到集上去，感到到处是热情的笑脸、亲切的问候、友好的气氛。

    有一回，几个女知青从集市回来，经过食堂时，一个男知青问一个手里提着袋花生的女知青买了多少花生？女知青说二斤，那个男知青不信，当场让那个女知青把花生袋放在食堂的秤上称了称，发现才一斤六两，整整少了四两。那几个同行的女知青惊讶之余，纷纷把买来的东西放在食堂的秤上称了称，结果发现都不同程度地缺斤少两。于是，在场的知青都很气愤愤，有的说那些农民看起来很老实，其实“狡猾狡猾的”；有的说那些农民欺生，对知青不公道；也有的说咱们谁也别怪，要怪就怪自己太诚实……当时，人家就商量好下一次去赶集时，一定要让那些狡猾的农民知道我我们知青的厉害。

    到了下一个集市日子，的确有十几个知青相约到了集上，而且带着秤，带着棍棒。他们回来时，一个个洋洋得意，仿佛打了胜仗归来的英雄。他们还绘声绘色地把在集市上“教训”狡猾农民的经过讲给我们听。不过，大多数知青都担心，他们这一闹，令后再去赶集时，农民对我们知青的态度会“天翻地覆”。

    事实证明这个判断是正确的。从那以后，知青再去赶集，看到的是一双双充满敌意的目光，一张张冷若冰霜的面孔。从那时起，我对中国农民的理解加深了一步。中国农民既有纯朴、诚实的一面，也有狡猾、狭隘的一面。若干年后，我在上海大学作家班学习时，一位作家讲课时，就高晓声的《陈奂生进城》，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农民的优缺点。

    其实，知青赶集并不是为了买卖，而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消遣。往往是空手而去，空手而回，但一去一回，心情却改变许多。仿佛关在笼子里的小鸟，关的时间长了，放出去飞翔一阵，感受一下蓝天的宽阔。

    萨拉热窝

    大凡从20世纪70年代走过来的人，对萨拉热窝这个名字都会很熟悉。因为，那时有一部前南斯拉夫电影叫《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在中国上演，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们。

    那个时代，国内一些故事片被禁锢了，新的故事片一年也就几部，人都是宣传极左的东西，几乎一个模式：好人坏人一看就明了。而且好人一定是光彩照人，坏人一定是罪大恶极，就连演员出场也是让人一眼就能分得清清楚楚。这样，外国一些影片一进来，就会引起一阵轰动，比起现在一些大片引起的轰动还要强烈。记得得上高中时，有一部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在国内播出，就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很多同学下了课后，骑着自行车专程到城里去看。那时自行车少，一部自行车驮三四个人。《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在城里放映时，我们正好在邓楼果园的乡下。为了看那部电影，几乎所有的关系都用上了，还是搞不到一张电影票。有的知青看了这部电影，回到知青点立即变得神气活现，好像身价一下子涨了百倍。那时，看这部电影不仅是一种好奇、一种享受，而且成了一种身份的象征，一种能力的显示。所以，好多人千方百计想弄到一张票。

    我认识一个朋友，别人都叫他“大炮”。在当地，“大地”就是爱吹牛的意思。他听说我正在为搞不到《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的电影票发愁，就信誓旦旦地表示能搞到手。

    “你千万别吹牛皮！搞不到，我的面子可就一落千丈了。”因为回城看电影，要提前向朋友借自行车，所以，我很慎重。

    他拍着胸脯说：“兄弟，你就放一千个心吧。”

    那时，电影院的票价平时一角钱一张，遇上抢手的电影，也随之提价，比如这部电影，黑价就买到了两钱一张。私下的黑票甚至买到了一元钱一张。我给了“大炮”一元钱，让他帮助搞五张电影票。

    回到果园，我没敢给朋友们说可以搞到电影票，怕万一搞不到，朋友们笑话自己。说到底，我对“大炮”的能力半信半疑。

    由于吸引力较强，有的朋友已经按捺不住，要买高价票去看。那个时候，我们每月的生活补贴只有十几块钱，如果为了看一场电影花去1元钱，的确不值。于是，我给两个朋友悄悄地说了，让他们不要着急。

    一连两天过去了，没有“大炮”的消息，人也不见，信也没有。那两个朋友说我吹牛，也是个大炮。一个平时就对“大炮”看不上眼的朋友说我不应当相信“大炮”。就在我又急又气的时候，晚上大炮来找我了。我记得那天下着大雨，浑身上下都湿透了，嘴唇冻得有点儿发青。一见面，我上去就抓住他。那时毕竟年轻，血气方刚，恨不得打他几个嘴巴。

    气喘吁吁的“大炮”从怀里掏出了一个塑料袋，我的眼睛立即被那个塑料袋紧紧吸引住了。他打开塑料袋，里边又是一层牛皮纸，打开牛皮纸，才出现三张电影票。看见那三张电影票，我激动地抱住了“大炮”。

    “大炮”说他这两天找了几个关系，都没有办法，因为电影票太紧张。有的机关单位，因为争一张票，打得头破血流。最后，他厚着脸皮，找到了在某局当局长的舅舅，舅舅给他批了个条子，找到电影院头头，才拿了这三张票。他还说某某领导磨了半天，最后给电影院批了几千块砖瓦，电影院的头头才给了那个领导一张票。

    我高兴极了，一是朋友们不会说我吹牛了，二是可以看到那部电影了。我当时打开箱子，拿出一瓶酒，倒了满满一杯，恭恭敬敬地递到“大炮”手里。

    “大炮”临走时，还找了我四角钱。我不要，他板起面孔说我不够朋友。

    第二天，我和几个朋友到铜山电影院，看了那部电影。

    几年后，我回城了。有一次，和几个朋友聊天，说到“大炮”。我说那人有点关系，舅是某局的局长，曾帮我搞过电影票。朋友说这你也信啊？我那天看见他在铜山电影院大门前排队，淋了一身雨，像只落汤鸡。排到跟前，当天的票售完了。第二天，我又去排队，在队伍里又看见他。他个子高，一眼就认出来了。后来，票又售完了。我看见他从一个留小胡子的年轻人，好像是“支边倒流”同来知青手里，花了一元钱一张，买了三张黑票。高出四倍的价格。

    我听了，半天没说出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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