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至今还记得当时听到过的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生产队长。这位生产队长不识字，在听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时，错记成“深挖洞，光脊梁，不要怕。”这位苦大仇深的老贫农对毛主席的感情无比深厚，用那时的话说叫“最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号召要深挖洞，他当然积极响应，雷历风行、立竿见影。他在组织社员挖洞时，自己带头光着脊梁，而且让社员也要光脊梁，有的女社员不愿意，他破口大骂她们：毛主席让光脊梁，不要怕，你们还怕个屌。现在听起来，人们一定会认为这是一则政治笑话。其实，那个时候，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都在挖洞，几乎山山有炮声，沟沟见硝烟。遍布全国各地的防空洞，就是在那个时代建成的，现在有的成了招待所，有的成了孔备库，发挥了很大的经济效益。这真正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那段时间，我正因为为假期，回到肖县老家。我的老家是个只有二十几户人家的小镇。因为我小时候每年的寒暑假都在老家度过，所以与小镇上的大人孩子都很熟悉。因为家家都是男女老少上阵深挖洞，我的几位从小常在一起玩耍的小朋友没时间和我一起玩。
那些日产，每到收工以后，小镇上到处一片挖地的声音。我家对门的邻居，家中有一个比我大两三岁的男孩子，两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女儿，开始挖洞的时候，母亲、哥哥和两个妹妹一起上阵，有的用三角叉子挖地，有的用铁镐刨地，有的用篮子运土。因为他们家临街，没有院子，洞址选在家门前临街的地方。所以，他们家在挖洞时，经常引得很多人观看。而这位母亲那时的的确确光着脊梁，汗水顺着乳峰中间朝下流，仿佛一条小溪。
在我们家乡，很多有了孩子、人过中年的妇女，夏天常常上身不穿衣服。她们光着脊梁在大街上走来走去，在炎炎烈日下劳作，有的妇女吃饭时，端着一碗红芋饭，从村北买串到村南头。大家都如此，谁也不笑话谁，谁也不认为谁不对，相反，如果遇到一个穿着衣服的，倒是让人感到惊奇。有时候，在地里干活休息，男人女人们嬉耍时，有的男人伸手去摸女人垂下来的乳房，而女人则毫不害羞地去摸男人的裤裆，惹来一片哄笑或者哄动。打闹的时候，女人的丈夫和男人的媳妇大多都在场。于是间，田园中劳作的疲劳好像一扫而光。你说那原始吧，但的确是他们的一种生活乐趣。别看男男女女打打闹闹时无所顾忌，但真正牵涉到生活作风时却都很严谨、很认真、很负责。
对门邻居家的母亲那年也有五十岁了。从我记事时起，每年夏天几乎都没见她穿过衣服。挖洞的时间又大都在傍晚，那个时候就更不用穿衣服了。有一天傍晚，他们家挖洞时，小女儿可能太累了，坐在一边歇了一会儿，母亲对小女儿说：“你要是不好好干活，坏蛋扔原子弹时候，不让你下防空洞。”这句话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因为我被这句话吓了一跳。
看着别人家都在挖洞，祖父当然也不能例外，在家院里选了一个地方，让我和哥哥也挖一个洞。我们家乡那个地方属于山区，土很硬，而且掺杂着很多石头及石渣子，挖起来比较费劲儿，加上那时我和哥尚未成年，体力也远不如大人们，所以，进度很慢，大概用了半个月的时间，才挖成了一个两米深、两平方米大的洞，然后，在洞上边搭上木棍、再铺卜一层玉米秸，就成了防空洞，洞里可以站六七个人。
现在看起来，那时的人们很幼稚，那种防空洞，别说防原子弹，一阵雨水就能淋垮。我和哥哥用了半个月时间挖成的防空洞，在一次下雨时灌满了水，小久就塌了。后来，战争也一直没有发生，很多人家的防空洞用作了贮藏红芋，起到了“广积粮”的作用。不久前，我见到家乡来的一个朋友，向及防空洞，他笑了笑，说早已填平了，没填平的成了坑。
我曾经把这件事讲给—个北京朋友听，他说你们那儿的人太迷信了。他同时批评那个时代糊弄百姓。我不同意他的观点。因为，我始终记得对门的邻居母亲对女儿说的那句话。我以为，那个时候之所以全民动手深挖洞，并不仅仅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而是人求生的本性。没有一个人不怕死亡，即使他是一个很普通很普通的人。
槐花飘香的时候
每年5月，是槐花开放的季节。在我下乡的果园的大小干道的两旁，到处种的是槐树。它们挺拔而修长的身影陪伴着我们度过了在果园的日日夜夜。每当开花时节，抬头望去，一朵朵白玉铃铛般洁白晶莹的小花一串串地挂在枝头，那新出的花瓣泛着淡淡的青色，在阳光的映照下水灵娇嫩，吹弹可破，你拥我挤一溜溜地掩映在翠绿的槐叶间，随着春天和暖的微风阵阵摇曳。远远望去，雪白的槐花仿佛一道道银河浮在果园的上方，把果园衬托得如同世外仙境。此时的果园，安然地卧在一片花海之中，就像是一幅浓淡有致的水墨写意，让人心神皆醉。
而更让人陶醉的，是槐花那沁人肺腑的香味，香得让人闭上眼睛也能感受得到它那满树的繁花。槐花的香气很特别，即使扑鼻而开的时候，也是浓而不腻，清而不淡，香得那么的恰到好处，使人百闻不厌。阵阵春风吹拂中，这槐花的清香就会幽幽地传遍果园的每个角落，把整个果园都浸润在它那淡雅的芳香中……
“槐花开，蜜蜂来，花儿白又白蜂儿把蜜采”。小时候，曾经与小伙伴一起拍着手在大槐树下唱这首歌谣，虽然拍着手唱这首歌谣的时候，并没发现它有什么特别，但是在下乡的果园，我却每年都可以在这个季节看到赶花而来的养蜂人。这些赶花人天南海北“逐花蜜而居”，花开繁盛时来，随花凋谢而去，几只蜂箱、一架火车就是养蜂人的全部家当，寒来暑往，只与那勤劳采蜜的蜜蜂相依为命。养蜂人一来，槐树下就成了一个热闹而忙碌的世界，追花粉而至的蜂群嗡嗡地在天空飞舞。仔细观察会发现，这些勤劳的小生命在采蜜时，用花粉刷把花粉储存在两只后脚上的花粉筐里，结成小小的花粉球，然后再储存到它们特殊的胃——蜜囊里，待蜜囊装满之后再飞回巢中。可想而知，一滴蜂蜜里凝结了多少蜜蜂辛勤的劳动。
那时就听人说，常吃槐花蜜有许多的好处，它能润肺止咳、润肠通便，对老人的高血压、心脏病、咳嗽气喘都有治疗作用。据说它里面还含有钱和叶酸，长身体的小孩，常吃能预防儿童贫血。而原始的、没经过加工的蜂蜜又是最纯正，功效最高的。果园里的养蜂人从蜂巢里直接打出来的新鲜蜂蜜，没有一点杂质，颜色是浅淡的水白色，味道甘甜却甜而不腻，还带着一股槐花特有的清香味，绝对是天然的绿色食品。
我们果园的知青们，有了能买到纯正蜂蜜的便利，于是，每个人拿出从微薄的收入中攒下的积蓄，买些新鲜蜂蜜送回家。也有的买了送给亲朋好友。我们那时虽然也是下放，但不是在农村挣工分吃饭，而是拿工资。尽管工资收入少得可怜，毕竟是我们的劳动收入。一瓶蜂蜜，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我们个人价值的体现，同时也是一种自我安慰，当然也表现着对家长的浓厚感情。我祖父每次喝着我送回家的新鲜、纯正的槐花蜜，说一句：“朋带来的”，我心里就有几分得意。
去买蜂蜜的头一天，我就准备好玻璃罐头瓶，把它刷净晾干。第而天清晨，我早早地起来，拿上准备好的罐头瓶赶往蜂场。早晨的空气很清爽，树梢上的鸟儿也在晨光的沐浴下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走在花繁叶茂的槐树下，不禁让人暂时忘却了许多忧愁。
养蜂人非常辛苦，一早就开始忙碌了，他们头上戴着围有一圈防护网的草帽，正在从蜂箱里取出一块块正方型的木板，木板上密密麻麻爬满了蜜蜂，只见他们轻轻地赶走蜜蜂，把木板排列在一旁。他们的周围都是成群的蜜蜂在不停飞舞，嗡嗡的叫声不绝于耳。抬头看到我，养蜂人走了过来，得知我是来买蜂蜜的，就转身去准备打蜜了。
我在等待的时候，便开始打量起他们的帐篷来，帆布的帐篷下是一个简易的家：一张叠放着被褥的床，一口漆黑的大木头箱子，箱子上面放着一些生活用品，帐篷的四周摆放着锅碗瓢盆等物，还有一些养蜂工具，这一切都显得那么的简陋。我不禁想到，甘甜的蜂蜜总是来自辛苦的劳动，没有艰苦的付出怎能有甜蜜的回报呢？
过了一会儿，养蜂人走了进来，手里还拎着几块刚才我看到的木板。走近观察，原来木板上布满了一个个六边形的蜂巢，蜂蜜就储存在这些小格子里。他把其中的一块木板，放进了一个装有旋转装置的桶里，随后开始摇动手柄，布满蜂巢的木板就快速地旋转起来。等旋转停止之后，我看到桶里有了一层泛着淡淡白色光芒的蜂蜜。几块木板下来，桶里就积了不少的蜂蜜了。接着，养蜂人把打过蜜的蜂巢小心地放在了一边。我见状好奇地问：
“这些还有用吗？”
养蜂人淡淡一笑，用手拿起一根竹签示意给我看，他用竹签从一个蜂巢里挑出了一点乳白色的东西：
“你看，这就是蜂王浆。”
啊，原来特别珍贵的蜂王浆就是这样一点点得来的，这蜂蜜的精华不但营养高，收集起来又是这样费力气，怪不得会那么昂贵了。看到这些，我不禁对勤劳的蜜蜂与养蜂人肃然起敬，当我们享受蜂蜜的甜美时，一定不要忘记，那是一只只生命短暂的蜜蜂，经过上亿次的飞舞采集酿造而成，也是养蜂人终年赶花奔波而来。至今我还记得，每年到果园的养蜂人不同，但都是浙江、福建一带的。从那时起，我就认识和领略了浙江人的勤劳精明以及经商之道。
那时，我父母的工作单位离果园很远，有几十一里的路，但如果第二天起个大早从家里走的话，还赶得及上班。这样打算好了，我一下班就带上蜂蜜，骑上自行车开始往家赶。几十里的路就算是骑车，也要很久，到家时已经是夜里了。当我把蜂蜜递到爸妈手上的那一刻，我从他们的眼里看到的是高兴与欣慰，看到他们的笑容，我赶路的疲倦立刻就飞到了九霄云外，心里也得到了最大的满足。
许多知青都和我一样，家也离果园很远，但是他们也一样，把每个月几块钱的工资尽量积攒下一些，平时省吃俭用舍不得花，等到槐花盛开、养蜂人赶花来的时候，买上一瓶纯正的槐花蜜，赶上几十里的路送回家。第二天天不亮，又赶着回来出工。虽然只是区区一瓶几角钱的蜂蜜，但也折射出这一代人的一片赤子之心，与这一代人的道德情操，那是用多少金钱也无法换来的。现在的许多年轻人，忙着事业、忙着应酬，忙着培养下一代，但很少能想起去关心一下自已的父母，偶尔良心发现，却只知道给父母手里塞钱，殊不知父母更希望的，是儿女的亲情与天伦之乐。
这些年住在京城，满眼看到的只有林立的高楼大厦，还有马路边那枝叶上落满灰尘且无精打采的护道树，脚下也几乎很少能踩到泥土。当年耸立在果园道路两边，身影婆娑的槐树，在京城的我已多年没有看到了，加上从早到晚琐事缠身，也无暇注意到槐树开花。偶尔见到“槐花”二字，浮现在眼前的，还是那掩映在翠绿的槐叶间、飘浮在果园的土路上的一道道雪白的银河。市场上买来的蜂蜜，虽然包装精致，配料也颇多，但却少了那么一点点幽幽的槐花香。当年在蜂场打蜜时飘进我心里的那一缕清香，在岁月的变迁中已然越飘越远了……
把兄弟
把兄弟，可以说是旧中国的一个特色产物。由于在封建社会里，作为少数人的封建官僚，掌握着众多百姓的生杀予夺大权，使得现代意义上的所谓人权根本无法得到保障。而这时，依附于某种团体，就成为了保障生存的一种手段，民间各种帮派、各种团体、各种组织……比比皆是，可谓兴盛一时。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些帮派、团体和组织作为旧时代的一种符号，也被统统荡涤而尽。
当历史走进20世纪60年代后期，中国大地发生了举世震惊、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而到了70年代，各种“造反派”组织土崩瓦解之后，“把兄弟”之类的民间帮派却像暗流在涌动、在复苏……
我们下乡时，已经到了“文革”的后期，派性基本被消灭了。但是，当一个人的命运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太容易受到社会与环境的冲击的时候，找到，个能够接纳自己的团体来依靠的愿望，就会变得特别的强烈。所以往那时，那种依附于团体的思想在一些人的头脑中还存在着，加上许多知青相互之间的不团结、不友好，就造成很多人开始“抱团”，凡事都要分出个“你们”、“我们”。尤其是人们看了在知青中间颇为流行的“禁书”—《三国演义》之后，在一些年轻人的心日中，结拜“把兄弟”就成了团结的象征、力量的象征。而结拜“把兄弟”也就成了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照片上这位“把兄弟”中的小弟，如今也已年近半百。
按照社会上的传统惯例，想要结伙，就总得有个名目。有些是按地域区分：北方的和南方的、城东的和城西的；有些是按年龄分：少壮派和元老派、解放前的和解放后的；也有些是按血缘姓氏分：张家的和李家的、嫡系的和旁系的……至于我们这些同住果园下乡的知青，来自的地方很集中，年纪上也差不多，多半下乡之前也都互不相识，要结伙就只能就近了。
我们男知青的宿舍一共分为两排：前面一排，后面一排，再往前而是女知青的宿舍。因为就近的缘故，前排的男知青之间，互相来往得多一些，后排的男知青之问，互相也来往得多一些，而两排之间的知青，则来往相对少—些。刚来时，彼此之间都互敬互重，相安无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知青点没有发生过什么纠纷。当然，小的磨擦在所难免。至今想起来，为什么会出现结拜“把兄弟”的事情仍很茫然，因为的确没有直接的诱因。
事情就是这样开始的：
有一天，几个前排的男知青一直神神秘秘的，上班时总是和人在低声谈论些什么。更奇怪的是，那几个平时下了班就四处游逛、总是不闹着的前排男知青，这一天下班后也不见了踪影，不知道去了哪里。当时，并没有人注意到这些，都在各白忙碌着自己的事情。可是过了不久，大家就听说，前排的八个男知青结拜了把兄弟。但是，这八个人里除了几个带头的“中坚力量”之外到底还有谁，就谁也说不清了，只知道前排的男知青现在有了“靠山”，不止是把兄弟的成员，就连带前排的其他男知青，都同样“荣辱与共”，他们单从“气势”上，就已经压过了后排男知青。只要看看现在的前排男知青说话的神态就知道了，一副底气十足、谁也不惧的样子。
尽管此时的两排男知青们，表面上看起来依然风平浪静、波澜不兴：该上班时上班，该吃饭时去食堂吃饭，闲着没事时依然打牌的打牌、看书的看书……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微妙的关系，已经可以在一些细节上看出变化了，而所有男知青之间关系“形势”，也已经不同于从前。有一次，一个前排男知青和一个后排男知青因为一件小事发生了争执。但是这一次的争执，既没有吵起架来，也没有升级到动手。因为实质性的斗争在二人怒目而视的一刻就已经结束了，而最后的结果，自然是以后排男知青气呼呼地走开而告终。
那时，我们年纪都在十八、九岁，最大的二十出头，最小的才十七岁，都是一群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对待“地位”急转直下的情况，我们后排的男知青们自然不能坐视不理，而解决的办法就只有一个——我们也要结拜把兄弟！现在想起来，也是在寻找一种心理平衡。不过那时确实太单纯了，连“把”兄弟和“八”兄弟都搞不清，以为把兄弟就是有八个人结成兄弟，如果凑不齐八个人就算不得把兄弟。毕竟大家来的时间都不长，相互之间不甚熟悉，带头的几个人在商量结拜人选时，还颇费了一番脑筋。到底该选谁呢？这个虽然够义气，但是就怕他不同意加入；那个虽然容易说服些，但貌似不那么可靠；另一个为人还可以，就是太胆小……几个“核心成员”经过了一番“激烈”的讨论，终于在晚饭前达成了把兄弟成员的最终人选，决定在晚饭时候开始动员。
但是，把兄弟在当时是被禁止的事情，弄不好被领导知道了，参加的成员都要受处分，所以，只能偷偷摸摸地行动。吃晚饭时，几个带头的人互相分好了任务，各自分别去找人做串连，看上去像极了地下党员接头。先是端着饭碗转悠到目标附近，然后边向嘴里扒饭边观察四周，确定安全后就开始在观望周围的同时，压低了声音讲话……不过，毕竟是在做不允许的事情，大伙的心里都有些发虚，只是有的人表现强烈一些，有的人不是那么害怕。所以，刚开始串连、动员时，就有人不情愿，而上露出为难的神色，说是怕领导知道了受处分。没办法，只好又找来口才好的人做足一番“思想工作”，这才为结拜作好了准备。
结拜是在一个晚上。当时，人家先约好了时间，再一个个地分头走，因为怕被人看见。回想起来，整个结拜的过程从准备到仪式，还真像那个时代经常放映的电影里的地下党员，当然，也没少借鉴里面的“斗争策略”。事情往往是这样，你越是不想看见人，就越是容易见到人，就像现在你越想我的人越是爱关手机一样。我和一个哥们在路上见到有人走过来，非常紧张，等到一看清人脸，我心想：“完了，竟然还是积极分子”，心脏也跟着“怦怦”地跳个不停。还好那人的神态并没有什么异样，还向我们点头打招呼，我们勉强地也点了一点头，就头也不回地匆匆走开了。到了知青点西侧的地里我们打算结拜的地方，我把这事告诉了大家，几个人听了之后你看我我看你，都紧张了一阵，只等人到齐了就举行个简短的结拜仪式。
我记得很清楚，当晚的天空中有一轮明亮的月亮，月光下是齐齐跪在地上的八个人。我们八个人就这样身披着银色的月光，一起低声向天起誓：“不求同日生，但愿同日死”，这短短十个字的誓言在八个人的合音诵读中，显得字字铿锵有力。这句誓言是一本古书里的话，虽然简短，但对于我们来说却很庄重。在月下，我们先是一起跪倒地上，对天朝拜，然后按年龄从老大开始，一个个对拜。仪式结束后，每个人都觉得大家从此以后就是“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了，个个都是豪气冲云天的样子。
但是，为了安全，在公开场合，谁也不承认是把兄弟，结拜的把兄弟成了八个人之间的秘密契约。
开始的时候，“八兄弟”相互之间确实时常想着把兄弟的责任，处处互相关照。无论什么事、什么时候，见到了自己兄弟都会备感亲切，想着这个是自己的兄弟，那个是兄弟成员，能照应一下、关心一下。尤其是在干活的时候，这个因有事回家，兄弟中有人把他的活帮着做完。兄弟们在生活上更是相互照应，不分彼此，有段时间还在一个锅里抹勺子。我记忆犹新的是小刘做的下辣椒炒海带丝，由于太辣，一盘菜儿个人都吃不净。但时间长了，由于每个人性格的不同，这种关系渐渐地开始淡化了。其实现在想一想，也怪不得这个或那个的责任，毕竟社会的大环境与“三国”时代不同了，人的关系、社会的形势更是大不相同，年轻人之问一时激起的热情与冲动总会有消退的时候。
但是客观地评价起来，把兄弟之间毕竟有一个约定，在前期的时候，相互真的给予了一些支持。至今想起来，我的那些“把兄弟”在我每回遇到困难时，的确给了我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就连他们的父母，也把我当作儿子一样的对待……因为一个果园里有两个把兄弟组织，所以人们又称之为“前八”和“后八”。两个“八兄弟”就是十六个人，在知青中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影响力。相互之间虽不是制约，但互相监督。像是一般民间的监督力量。这两个“把兄弟”之间一直和睦相处，让那个环境保持着平衡与平静。两个“把兄弟”之间的成员更是相互团结，即使这个“把兄弟”某成员与另一个“把兄弟”某成员之间产生点矛盾，其他成员不是火上浇油，而是千方百计去协调和平息。
回城以后，工作比过去忙了，见面比过去少了，每逢大家的婚事、家事，全园的知青大都能集中到一起，一起回忆在果园的点点滴滴，互相探听每个“插友”的消息。把兄弟的故事渐渐地成了积满灰尘的陈年旧事。反过来想，这也不能不说是一件好事。就是说那个时候的结拜是一种跟从的盲目，而现在的淡漠则是一种冷静了。本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在不断地变化中的，并不是单一依靠一种“组织”就能维持的了的。闲来无事“盘点”自己相熟的人，有些结拜过的已失去联系多年，而没有结拜的有的也相处亲如兄弟。亲，与不亲，并不取决于一个名号。
前不久，一个插友来电话，说是另一个插友的儿子结婚，当年下放在已起的凡是能通知到的或者接到通知的都到了，足足四、五桌。我听后泪水一下子夺眶而出，情不自禁地从心里发出一声呐喊：你们永远都是我的兄弟姐妹！
扑克牌
越是大众化的娱乐工具，越具有生命力。这是我的一点体会。比如象棋和扑克牌（有的地方称为纸牌），直到今天仍然是大众娱乐的工具，拥有的爱好者之广，可以说是世界之最。
扑克牌便于携带，可能是受大众欢迎的原因之一。一副扑克牌，朝衣袋里一装就可以带着走，想玩的时候，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玩，有桌子的在桌子上玩，没桌子的几个人席地而坐，围成一圈就可以玩，就是在火车上、长途汽车上，也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打牌的人们。扑克牌不仅适宜面广。不管男女老少，不分职务高低、都能玩到一起。象棋也是如此。但象棋往往是两个人的玩具，别人只能站着观看。而扑克牌则可以四个人玩，或六个人玩，甚至于后来发展到八个人一起玩。与扑克牌相比，象棋还有一个最大的缺点是有规矩，也就是棋规，如“马走日子象走田，车走直路炮翻山”，这规矩自古就传下来，一直没有改变。你要是把“车”也走了“田”字，就是犯规，就是自动缴械。我记得20世纪70年代，我从安徽肥东的姥姥家同徐州。当时合肥还没有直达徐州的火车，要经过蚌埠转。火车又经常晚点，有时一等就是半天。在蚌埠转车候车的时间里，我在候车室大门外转悠，看到围了一群人，就好奇地走过去，原来是“摆阵”的。一个20出头的年轻人，在地上铺了张旧报纸，摆好了残局，让周围的人打赌是红方胜还是黑方胜，然后打赌的双方对阵，败了的付给胜方钱。一次五角。摆阵的那个年轻人收两角。我那时对象棋还不了解，看不出所以然，只看到用观的人一个个跃跃欲试，争先恐后。大概过了一个小时，我再去看时，已经没了人，听一些人议论，那个年轮人是“支边倒流知青”，所谓“支边倒流”，就是下放到边疆的知青，没经批准自己跑回来。他同来后没什么事做，就每天晚上到车站摆“残局”，说到底是变相赌博。他是被常抓常放。今天晚上抓了，明天早上又放。对这样大错不犯的知青，时的执法者也奈何不得。
扑克的打法则是变幻无常。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说不上扑克牌究竟是从哪个年代开始的。但我知道，从我小时候开始打扑克到现任，玩法至少创新了十几次。而且各地有各地的玩法，比如一种打升级的玩法，规矩就各不相同。其实，象棋也好，扑克也好，不管怎么玩，都要动点脑子，用点智慧。两者相比，象棋可能用的智慧更多。也正因为如此，有的人一盘棋要下很长时间。我下乡时同宿舍的一个朋友遇到棋逢对手时，就常常要很长时间。有一天下班后，他和对手就坐在宿舍门口开始下棋，当时太阳还没落山。到了太阳落山时，那盘棋没下完，我们去食堂打饭，他不去，让我给带回来。等我们吃完了饭，他那盘棋还没有下完，饭也没动。谁劝他也不理。后来，天黑了，外边看不见了。他才起身同屋。我们以为他回屋吃饭，没想到他是剑屋里把电灯拉了出去，还继续下。可能对方不耐烦了，故意卖个破绽给他。他赢了棋才高高兴兴地回屋吃饭。而那时候，馒头已经冻硬了。
可能因为玩象棋的人少，是一种静的玩法，加上时间太长的原因，渐渐的，知青点里下棋的人少了，转向了打扑克。我们知青点的知青们为了消磨时光，几乎是天天晚上摆阵。下象棋的有之，但更多是打扑克。因为打扑克的人多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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