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子扬的艺术人生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每个人都在做事，尽管职业不同，做的事情也不同。但是，能够经常让人想起的人，无非两点，一是有特点或者叫特色；一是有创新或者叫创造，也可以说这个人做的事情，在时代、在社会，或者在人们的心中留下深刻的烙印，让人难以忘却。

    2005年春节来临之际，京城一家有影响的报纸发表了一篇题为《曝光21年央视春晚制作内幕》的文章，就1983年央电视台制作笫一台春节联欢晚会至今的21台春节联欢晚会作了调查，其中称1993年春节联欢晚会导演张子扬为“最创新导演”。我不知张子扬看了会有什么样的感觉，但我作为一位电视观众，为此引起了共鸣，也想起了张子扬。

    中国电视的历史不算长，只有四十几个年头。在电视人中，不知道张子扬的不多；而全国广大电视观众，没看过张子扬电视作品的也不多。说起这位“大胡子”导演，人们自然会把一些闻名遐迩、可以称作中国电视艺术品牌、具有鲜明特色的作品联系起来。特色是什么，特色就是特别，就是特点，就是特殊，就是个性。张子扬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到年代中期，曾在中央电视台文艺部做编导。这个时期，正是中国电视大发展阶段，张子扬以其卓越的才华，独具一格的艺术风格，编导，执导了一大批文艺节日，他执导的大型晚会有1986年的《祝你幸福新年晚会》、1986年的《CCTV英语新年晚会》、1986年的《CCTV法语新年晚会》、1990年的《跨入九十年代—CCTV元旦晚会》、1991年的《黄河人海流——春节晚会》、1992年的《祝福明天——CCTV元旦晚会》、1992年的《大地橄榄情——公安部春节晚会》、1992年的《欢乐金秋——香港庆十一晚会》、1993年的《金鸡唱晓——CCTV春节晚会》、1994年的《冰·学·火——中国哈尔滨冰雪节晚会》等。在这些晚会上，他推出了《超生游击队》、《张三其人》、《两棵树》、《亚洲雄风》、《涛声依旧》……一系列优秀节目，可以说妇孺皆知，风靡全国。

    一个真正有理想的人，绝不会被迫求的道路上出现的荆棘所阻挡。新三届的人经历的历史阶段相同，也可以说经历的风雨相同，能够像张子扬这样在中国某一个行业或者某一个领域取得一定成就的，是坚定不移，踏平坎坷走过来的。他们被称为佼佼者。然而，他们经历的艰苦卓绝，艰难曲折往往比别人更多，人生的故事也更精彩。

    张子扬上世纪50年代出生玉黑龙江，属于地道的新三届。他的经历也和那个时代很多同龄人一样，在青少年时代，对未来充满了憧憬，上中学时，曾跟着名师学过绘画。即使在急风暴雨般的“文化大革命”中，他也没有因风高雨猛、一路泥泞而中止追求理想的脚步。他高中没毕业就参了军。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都小会忘记，那时能够当兵的，大多有一些关系。为此，我曾和子扬开玩笑，说他“有后门”。玩笑归玩笑，事实却并非如此，只因招兵需要能写会画的电影放映员。子扬与我们一样吃过很多有着与众不同之处。那个年代电影放映员成千上万，为什么上帝垂青张子扬？不是，是他自我垂青。他一边放电影，一边用心研究电影，甚至于对每个演员的表演特色、每个导演的表现手法都十分熟悉。几年下来，他对电影艺术有了较深的了解和认识。他还在部队当过广播员。他当广播音员时，不像有些广播员只是念念报纸上的新闻，或者当当领导的传声筒。他一次次下连队采访干部战士的事迹，回来后自己动手写稿，然后自己再选曲配乐播出。这样，不仅受到连队官兵的欢迎，而且使他的创作欲望和创作水平都有叫明显的提高。他在部队还当过图书管理员，得天独厚的条件使他能够博览群书，博见多闻。这些，都为他以后的发展打下下坚实的基础。

    当年的知青宿舍。

    1978年，张子扬告别了兰州军区，复员同到了哈尔滨。这个时候，国家已经恢复了高考。他作了积极准备，打算考入大学深造，主攻戏剧文学创作，将来当一名剧作家或批评家。这样的想法并不是他的心血来潮，他不但十分热爱戏剧文学的创作，而且对其有自己的理解与思考，许多他不解的问题，都想通过自己的学习、研究找到答案。当年，正逢中央戏剧学院文学系到哈尔滨招生、张子扬全力应战，当得知考试成绩进入了录取分数线时，他激动得心花怒放。但是，那张入学通知书却迟迟不见踪影，原来，他的名额被人挤占了。但他并没有放弃，第二年再次全力应考，终于如愿以偿地进入了中央戏剧学院。然而，这一年中戏只有导演系招生，他没能进入文学系。入学之后，他仍然想念着文学创作，他的第一个作品《小城周末》曾引起轰动，当年曾主考他的文学系主任马奇教授看过后，十分感慨地说：“当编剧，张子扬将是最优秀的。”

    在任何一个领域，只有创新才是不竭的动力。不模仿别人，也不重复自己，志在进取，乐在创新是张子扬孜孜不倦追求的创作境界。自从1984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电视台，他对自己从事的职业一直兢兢业业，工作起来常常不分昼夜、玩着命地干。辛勤地付出最终换来了丰硕的成果，年轻的张子扬成了声名鹊起的辅导演。张子扬也是幸运的，生正逢时的他经历了80年代以来中国电视业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也经历并一同创造了中国电视综艺节日的辉煌时代。曾经流行一时的台词：“孩子他爹，撤！我掩护。”“换大米，换大米呀”“这一个鸡蛋，确实是我的啊！”……至今听起来仍觉十分的亲切。《超生游击队》、《大米·红高粱》、《张三其人》、《婚礼》等精彩的带目，让黄宏，宋丹丹们红遍了大江南北，至今活跃在舞台上。而这些脍炙人口的节目，都出自同一个导演之手，这个导演就是张子扬。如同一个作家因为作品的影响而其名亦响一样，张子扬也因为一台又一台成功的晚会而声名鹊起，“晚会奇才”、“小品大师”等雅号都安在了当时还很年轻的张子扬头上。

    今天看来，《超生游击》这个小品，几乎已经成为了小品艺术的经典代表。我们家的“海南岛”、“吐鲁番”几乎成了“计划外”的孩子的代称，在整个节日过程中也是观众一直笑声不断。就在这看似轻松的笑声中，越生越穷，越穷越生，背井离乡，东躲西藏的悲哀无时无刻不萦绕在人们的心头，一对年轻的夫妇像通缉犯一般四处漂泊、居无定所，大葱当水果，水泥管做住房，令家的财产被罚光，不为别的，只图能生个儿子！这种笑着流泪的巨大反差与强烈对比，成为了这个节目的永恒的魅力。

    但是，为了台一上的几分钟，台下的种种曲折与艰辛，恐怕只有身为导演的张子扬最清楚。为了能办出让群众满意的节目，他求教专家、细致采访、深入调查……常常深夜一两点还能看到他忙碌的身影。每一台晚会的所有节目，他都是一个一个地推敲，一段一段地侃，一个演员一个演员地商定，几十部小品、相声的本子一个一个从他手上筛过，又一个一个返回作者手中。他有着超人的精力和顽强的创作精神，录节目时，每天至多只睡4个小时觉，却总是精力旺盛地出现在各种场合、各个角落，且思维敏捷，谈吐有序。不知情的人以为他是个奇人，但是走进他准备节目时住的宾馆房间，一切谜底就好揭晓了。只见杂乱不堪的房间里满地扔着脱下的换洗衣服，零乱的桌子上堆着打开的没打开的药瓶子，带着一脸疲惫的他还不忘及时对上闹钟，一接着床就即刻鼾声如雷了。张子扬干得实任太苦了，那些年因为积劳成疾，他几次因为心肌炎而住进了医院，可是一出院，他马上又忙得不她了踪影，把一台又—台的精彩晚会，一个又一个的经典节目，献给了观众。

    有文章曾总结了21年来的春节晚会，把执导1993年春节晚会的张子扬称为“最创新的导演”，这并不为过，张子扬的身上有着许多的第一次，这些第一次常常成为掀起一股新潮流的开端。张子扬第一次在晚会小品的背景中引进了现场观众，第一次使用卫星双向传送节目；第一次打破封闭的舞台格局运用转台；第一次引入大屏幕使港、澳、台地区以及新加坡的华人主持参与现场；第—次以竞标的方式夺得“春节晚会”总导演的资格；第一次引入了带有丰富图案的电脑灯光……他所创造出的这一系列的“第一次”，正体现出了他“不模仿别人，也不重复自己”的创新精神。艺术贵在创新，张子扬追求创新，在艺术创造的道路上，他走得硕果累累，也走得十分艰苦，总是来不及道别就又踏上了征程，他面前的每一条路都是崭新的，都需要用智慧与汗水去开拓，但他从来不以之为苦，反而以其为乐，将艺术视为了自己的生命。

    而他所获得的众多荣誉，也再一次地证明了观众们对他的肯定，同时也证明了他的才华与成就，真正无愧于人们对他的赞誉。他执导的《CCTV1986年英语新年晚会》曾获全国对外电视宣传一等奖，《跨入九十年代——1990年元旦晚会》获第四届“星光杯”一等奖，《祝福明天——1992年元旦晚会》获第六届“星光杯”二等奖，《金鸡唱晓——1993年春节晚会》获第七届“星光杯”特别奖……他的专题片《雪顿·西藏》和《关于西藏》还分别选送澳大利亚、德国、英国参加国际电视节目展播。

    有着强烈艺术创造热情的张子扬，并不只会当导演，实际上，他所涉猎的领域是极其宽广的，他的艺术修养更是极其深厚的，他本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学者、编剧、作家、诗人或者摄影家，但却出于时代需要，把这一切作为立身的基座，在电视领域大显身手。

    当你走进他的各种作品时，又不得不惊叹于他的艺术才华，与他那捕捉艺术瞬间的敏锐性，然后被他作品中的那种灵性与韵味的完美结合深深地吸引住。

    张子扬经常向朋友炫耀自己的大胡子里藏着智慧、见识和人生经历。

    张子扬尤其爱好摄影，欣赏他的摄影作品，你会发现，当一个身为导演的人来拍摄生活时，在他那些匆忙一瞥、平淡无奇的照片中，往往展现着丰富的述说性细节，捕捉着形形色色事物的特质，凝固了分秒间人性的真实，流露出一种敬仰、一种理解、一种宽慰。影展中有一幅名，《幕》的照片，画面是：薄暮冥冥，山野贫瘠而空旷。近处，八条狗顺从地环绕在老喇嘛身旁等待喂食，其中较肥壮的一条驻足凝视着老喇嘛手中的木棍；远处，另有一条狗急速地向老喇嘛奔来。整个画面充满着野趣，又充满着人性。或许在人性最真诚、最善良的一面中泛着神性的微光，或许在人、动物、大自然原始古朴的相处中呈露出世界和谐的某种希望，但寂寥中分明夹杂着几丝苍凉，平和中似乎又隐含了各种无法言喻的复杂情感。

    张子扬就是这样不停地挖掘着自己的潜力，挖掘着艺术的宝库，也挖掘着生命多姿多彩的真谛。他身上那种北方人豪爽的性格，工作起来“拼命三郎”的劲头，“我就不信整不明白”的倔强，那种胡子拉碴不拘小节的可爱，还有那穿藏袍、戴藏帽、挎藏刀、牵藏獒，“冒充”藏胞的帅气，都在向外强烈地辐射他的追求与信念，让人初次见面就能生出亲切之感。尤其是他那一脸的大胡子，仿佛掩藏着许多故事。在国人眼里，一脸的络腮胡子本来就属于稀少“品种”，再加上这胡子的主人还是个“搞艺术的”，见过张子扬的人总是能一下子记住他那尽显壮年风采与男性魅力的大胡子。问到为什么要蓄大胡子，张子扬说这是自然美。

    他曾八次登上青藏高原，对那一片土地上的文化情有独钟，他还曾遍采全国少数民族民风民俗，对少数民族同胞的“天然去雕饰”的质朴美极力推崇并颇有研究。于是，中央电视台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出现了第一位大胡子导演。正是因为张子扬在电视艺术上的成就突出，上级领导选拔他到了丰管部门当上一名电视剧管理司的副司长。

    说出来很多人不会相信，张子扬并没有因为当官而高兴，反而深感沉重和不安。他已经不需要皱着眉头艺术构思了，不需要端着喇叭在现场声嘶力竭地指挥了，不需要从早到晚忙忙碌碌地奔波在演职人员中间了……这对于张子扬来说，是痛苦也是一种失落。于是，他找领导一次次恳求与诉说，坦陈想同到一线，做他想干的事。

    那些日子，朋友们因被他执著的“电视情结”而再次理解了这位电视人。好在主管部门的领导得知了他的真实想法，表示理解，也很支持，他又调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担任副主任。从此，张子扬像换了一个人，又开始了他的艺术新生……

    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电视艺术事业因为有张子扬这样执著的艺术家会光彩夺目，新三届中有他这样的同伴会引为骄傲。

    李若弘的人生境界

    在京城，无论是地产界、文化界、体育界，论业绩、论成就、论人品，李若弘都堪称佼佼者。但是，他又不像一些地产界人物那样叱咤风云，像一些文化界人物那样呼风唤雨，像一些体育界人物那样耀眼夺目。他多年来一直是只做事，不张扬；只做人，不张狂。他自觉地把自己的追求和事业、乃至自己的人生和财富与整个社会、整个民族融为一体。我觉得，若弘的这种人生境界，在当今社会很值得一书或者说值得提倡。

    若弘应当属于我们“新三届”。与我们每一个“新三届”一样，他的人生经历也是波澜起伏，坎坎坷坷。20世纪70年代初期，祖国山河一片喧嚣的时候，若弘悄无声息地进入北京一家工厂，当上一名默默无闻的第一代可控硅技术工人，后来，他又穿上绿色的军装。那一段青春岁月，成了若弘一生的宝贵财富。与过工人，增加了真诚；当过军人，增强了胆识；而家庭的起伏跌宕、风风雨雨，则增加了对人生的深刻地感悟；后来读大学，增加了他的学识修养。

    若弘的真诚表现在他对人对事的态度上。他认为，真诚的基础是理解。没有相互的理解，就不存在着真诚。若弘曾举例说：两个曾经同窗共读的朋友，或者曾经同甘共苦的朋友，过去经常你来我往，而其中，一位随着职务的升迁，工作比昔日繁忙，一年半载也见不上一面。这个时候，就能看得出真诚。有的人可能会认为那个职务高了的不够朋友，忘记了多年的交情，“人家陈胜都能苟富贵无相忘，你有啥了不起？”。有的人可能会很理解那个职务高的朋友，“他的职务高了，担子也重了，责任也大了。他能尽职尽责地把工作做好，对得起百姓，就是对得起朋友。”

    无疑，后者比前者更真诚。因为后者善解人意。善解人意也是一种境界，也是一种修养，也是一种美德。若弘的朋友很多，各行各业，国内国外，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有风华正茂的青年；有身居高位的领导，有普普通通的百姓；有常来常往的，也有偶尔见面的，若弘始终不渝地和每一位朋友真诚地相处。在他的京润水上花园别墅区里，住着来自几十个国家的、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大使和外交、商贸人员，若弘和他们相处得十分融洽，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理解。他以自己的修养、学识、人格、情感，去了解他们，去感染他们，从而不断增进理解，加深理解。

    在他的别墅区里，没有一些社区里张贴的大红标语口号，没有一些社区里摆放的花花绿绿的宣传橱窗。他是用社区里的果园、温泉、草坪、绿树，用社区一尘不染的环境、朝气蓬勃的气象、和谐安全的氛围、热情周到的服务，让外国友人感受和体验到中华民族的发展和进步，感受和体验到中国人民以诚待人的传统美德。初春的一天，我陪同几位外地来的朋友去京润水上花园参观，其中一个细心的朋友看到满园都是万紫千红的景象，感到上分奇怪：“北京现在不是百花盛开的季节啊？”他用手触摸了一下树上的花朵，原来是用塑料编织的。他发自内心地感叹说：“花尽管是假的，但给人的感觉温馨而温暖。由此一点，可以看出社区主人真诚。”

    最能够把若弘的胆识表现得淋漓尽致的，是他的房地产项目“京润水上花园别墅”。这座坐落在北京CBD（中心商务区）的别墅群，毫无疑义地成为若弘在资本运作上的一大杰作，也可以说是他人生的得意之笔。我这样说的依据有三点：一是若弘的意识超前。20世纪90年代初期，北京东三环外还是一片荒僻之地，吸引不住投资商的目光。尤其是那些急功近利的投资商，更是不屑一顾。若弘根据他对北京市未来城市发展的判断，敏锐地认识到，这是一片热土，将来必定会生长出财富。于是，他决定在这里投资，建设一个水上花园别墅。而建设水上花园别墅项目，是我要说的依据之而，即若弘的起点较高。东三环周边，外国驻华使领馆较多，驻华商务机构较多，跨国公司较多，一个大自然与人和谐共存、激情与欢乐，幸福与健康朝夕相处的高标准的生态型社区，对那些外交官、外国商务人员，必然具有较强的吸引力。事实证明，若弘的选择是正确的。

    与约旦国王合影（当年的“新三届”知青如今成为中外闻名的民间友好大使）。

    现在，居住在京润水上花园别墅区的，大多是当初他考虑的对象，俨然一个“联合国”的缩影。三是若弘的激情高昂。一个人要想做成人事，仅有胆识是不够的，还必须有高昂的激情。若弘的激情在于对生活的深度上。走进他的京润水花园别墅区，你就会感受到这种激情。这里一年四季都有新鲜空气，让你觉得生活是那么可爱；这里来来往往的人们都是兴致勃勃，让你感到生命是那么真实。有一个飘雪的晚上，我和几个朋友到京润水上花园去。车过三环，沿途高楼林立，灯火辉煌，进入水上花园以后，一下子进入了另一种景致之中。橘黄的灯光在雪境中格外亮丽，飘舞的雪花在灯光下分外洁白，一座座风格各异的别墅显得宁静而温情，几个住院中与雪花戏嬉的外国小朋友欢蹦乱跳……一个朋友不禁脱口而出地称赞道：“这真是一个和美的家园。让人激动得想写诗。”

    其实，若弘就是一位诗人。他创作的歌曲《永远的怀念》、《高尔夫畅想曲》，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选用，向海内外播送。朋友们都说，若弘如果不是太忙，一定会写出许多好诗。而我觉得，若弘虽然没有更多的诗在纸上发表，但是，他把他的诗刻在了大地上。在京润水上花园的湖畔，有一片石林，抑或叫碑林。一块块形状不同、风格各异的巨石上，镌刻着加拿大、西班牙等160多个国家驻华大使的题词。题词的内容都是对世界人民友好、团结、发展、进步的美好祝愿。当代著名中青年诗人、名导演张子扬先生为这片称之为“和苑”的碑林作了“和苑赋”词，由当代著名中青年书画家吴欢亲笔书写。大凡来过这里并且看了这边风景的，无不称赞它是京城的又一独具一格的人文景观。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这是若弘独具匠心的诗作。近年来，若弘以一个诗人的思想和智慧，深刻地洞察世界发展潮流，深切地关注祖国前进足迹，奔波和奔忙于和平发展的工件，自觉而又积极地投身于民间和平友好使者的工作之中，与几十个国家的领导人、驻华使节或企业家成为益友。同时，他还经常策划并参与一些对外招商、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努力构建民间友好合作的桥梁。这，都是若弘的诗作，和平与发展的诗作，时代主旋律的诗作。养分。这种养分不是生活能够给予的。若弘讲的是一种心得，或者说是一种成果。事实上，若弘正是因为从艺术中汲取了养分，所以他在人到中年以后，过若一种极其艺术的生活。

    所谓生活，即是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而从事的各种活动，包括衣食住行方方面面。从穿戴上看若弘，很民族、很文化、很质朴。他尤其爱穿唐装，且色泽鲜艳夺目。若弘说服装是一种文化，穿戴是一种艺术。不会打扮自己的人，很难与人沟通。若弘在饮食上讲究风味。他说饮食文化的特色就在于风味，即风格别致的味道。若弘和夫人贺清的身影，常常相伴出现在高尔夫球场上，让一些球友好生嫉妒。有朋友形容说：“若弘和贺清在高尔夫球场上挥杆的情景，不像是在打球，而像在跳艺术舞蹈。”一些第一次在球场上认识若弘和贺清夫妇的外国友人，也常常为他们倾倒，成为益友。而若弘和贺清说，“他们倾倒的不是我们夫妇的球技，也不是我们的夫妻情感，他们倾倒的是中国人的新的生活方式，倾倒的是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人的生活的变化，倾倒的是中国人民爱好和平的真诚愿望。”这就是若弘的境界，一个把国家放在至高地位的当代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境界。中南海里的新三届中南海——伟大领袖毛主席曾居住和办公的地方，中国政治文化的心脏。那里脉搏跳动的节奏能影响到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红极一时的《北京颂歌》中这样唱：“火红的太阳升起在中南海上，这里是毛主席居住的地方……”因而，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走过来的新三届人，对中南海充满了景仰，就像信徒对圣地。所有中国人对中南海满怀着同样的期待和向往，那里是中国最神圣和神秘的地方。

    我做梦也没想到，在人到中年时会进入中南海，成为国务院机关的一名工作人员。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中南海里像我这种经历的新三届为数不少，大多数人是司局长，处长，也有部长、党和国家领导人。每次遇到一个和我一样经历的新三桶的同志，我内心都会情不自禁地感到激动和兴奋，有一种分外亲切的感觉。

    因为所处的时代背景一样，政治信仰相同，人生道路相近，工作之余跟新三届的同事聊起如烟的往事，莫不感慨万端。童年的物质消费和精神食粮极度匮乏，除了空洞的口号和虚高的政治热情外，整日处在忧患和焦虑之中。那时城里实行供给制，商场货架空空，就是有钱也没处买东西，农村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差别不大。很多农村人甚至比城里人生活得还好，他们来城里走亲戚拎着半口袋玉米黄豆之类的粮食，会喜煞城里人。

    当年回乡的女知青，现为中央国家机关某单位中层领导。

    有一次，我陪同一位领导去医院，看望一位老首长。我们聊着聊着，聊到了营养食品。他们都说起了小时候几乎一天三餐的红芋饭、红芋面窝头。那位老领导感慨地说，想不到那时候看见就觉得恶心的红芋，今天竟然成了营养价值高的食品。这样看起来，我的身体之所以这样好，还得感谢小时候吃的红芋多，营养丰富呢！后来，我仔细想了想，这位老领导看似玩笑的一句话，其实蕴藏着一种人生态度、人生哲理甚至于人生感悟。

    新三届人中的绝大多数是吃红芋饭长大的。城里虽然吃商品粮，但其中也有红芋干一类的杂粮。即使杂粮也不能满足肚子的需要。一位从贵州大山里走出来，如今在国务院某部门担任司长的新三届朋友说过，他小时候几乎没吃过饱饭，没穿过新衣，整天光着脚走在崎岖不平的山道上。他考上大学来北京时，母亲在灯下熬了几个夜晚给他做了一双新鞋，他还舍不得穿，直到到了北京下火车才穿上。“那时候，城乡惟一差别就是城里人花零钱方便。”一个同事这样总结说。有的人在城里住着低矮的工棚，还不如农村入住的宽敞。

    新三届人高中毕业后有的回乡务农，有的下乡插队，有的参军入伍，有的进了工厂……实事求是地说，那个时候，这一代人几乎都很失落、困惑、迷茫。一位现在担任某部司长的女同志告诉我，她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每天脸朝黄土背朝天，与土坷垃打交道，没想过还会有今天。如果没有恢复高考，没有改革开放，现任也许成了十指沾泥的农妇。她的话可以说反映了新三届一代人的真实感受。没有过那种经历的人，怎么也不会有这种强烈的感受。

    然而，同样处在那样的时代，同样经历着那样的磨难，许多人心中的希望没有泯灭，有的坚持不懈地利用一切能够利用的时间学习，在恢复高考时以优异成绩脱颖而出；有的在普通工人、士兵、农民岗位上勤勤恳恳地尽职尽责，一步步成长为领导干部。我熟悉的一位部长，高中毕业后分配到工厂，当了一名操作工，也是在恢复高考那一年考入北京一所大学，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央机关工作。新三届人的经历概括起来是：苦难的童年，奋斗的青年，负重的中年。前年，我所在的部门新调来一位领导。在这位领导上任的第一天，单位按惯例开了一个见面会。会上，中组部的同志志介绍了他的简历：1973年高中毕业后，在农村务过农，当过民办教师，1977年恢复高考时考入大学，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央机关工作……地地道道的新三届。从此以后，每次见到那位领导，我都有一种亲切感，有时与别人谈到那位领导，还不自觉地产生一种自豪感。他无疑是新三届中的佼佼者，新三届人的骄傲。后来，我们单位位调来一位女领导，也是新三届，同样也经历过上山下多……

    新三届已步入中年。可能在别人看来，中南海的工作人员很风光。其实，他们与自己同一代人一样，在人到中年的时候，肩上的担子更沉重。像我上边讲到的，担任了部级领导的那几个同志，我有时在他们面前会有一种自惭感。不是因为他们的职务比我高，而是他们的那份敬业、那份勤奋、那份谦恭、那份自律。常常，单位办公楼的灯光都已熄灭了，他们办公室的灯光还亮着。周六、周日，他们也经常放弃休息到单位加班。到了高位，依然孜孜不倦地学习，依然勤勤恳恳地工作，依然老老实实地做人，这就是他们能够在数以千万计的新三届人中成为人中豪杰的根本所在。

    几年前，我和插队时的几个伙伴聚会，其中一个插友向儿子介绍我时说：“你叔叔那时候就爱学习。别人睡觉了，他怕影响别人，就躲在蚊帐里边点着煤油灯看书。夏天果园里蚊子多，他写作时怕蚊子叮咬，穿着厚厚的衣服。干活休息时，别人打牌娱乐，他在一旁看书。说千道万，是不容易煞出来的……”

    “不容易”这三个字，是对我人生经历的总结。事实的确如此，看看新三届人的经历，哪个不贯穿着这三个字？

    当年北京下放北大荒的知青，现在中央国家机关某单位中层领导。踏雪之声理想是人生追求的目标。每一个人的青年时代都有理想。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真正实现自己的理想。因为，实现理想要经过艰难困苦，要付出沉重代价。能够真正实现理想的人，必然是胸怀大志、毅力坚强、吃苦耐劳，敢于一往直前的人。诗人陈广德就是这样一个人。正如他的诗集的名字——《踏雪之声》，在文学的道路上，他一直不畏艰难，踏雪而行。

    我和广德相识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那时，中外瞩目的“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不久，全国上下都在拨乱反正，各行各业百废待兴，工人们正带着饱满的热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加班加点，大干快上。为了鼓励广大职工积极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以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全国各地在举行文化课补习的同时，广泛开展了职工读书活动。那个时候，工会在职工中很有号召力和影响力，急乎是一呼百应。一时间，各级工会都行动起来，自下而上，举办读书培训、演讲比赛、推荐、评比和表彰读书活动积极分子。那场读书活动举办得如火如荼，声势浩大，影响很广，实事求是地说，它对于调动广大职工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积极性，培养和造就一代现代化的建设人才，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我和广德就是在江苏省首届职工读书活动积极分子表彰大会上认识的。我们都是各自县里惟一的受表彰的代表。我当时在印刷厂工作，而他在服装厂工作。不过，在那次表彰会上我们没有深入交谈，只是被此留下了一点印象。

    不久，我从工厂调到文化部门，并且负责一本文学刊物的编辑工作。此后，与广德的交往开始多起来。他喜欢写诗，经常给我主编的刊物投稿，有时也带上一封信，偶尔还打打电话。那时候，地方上对文学创作也很重视，经常举办一些读书班、培圳班、改稿班、研讨会等等，我们就常常在这些班上、会上见面。接触多了，聊的多了，了解也就多了。

    广德长我一岁，出生在大运河边上的苏北古镇窑湾。他的童年时代，就是在运河边度过的。他是全家最小的孩子，拥有一个备受宠爱的童年。晚上，常常在母亲为他吟诵的娓娓书声中进入梦乡，从小便与书结缘。由于家庭的薰陶，他小学时就读了不少中外名著，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仅如此，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作文曾得过98分，算术作业被老师作为批改的范本，还是学校的少先队大队长。

    然而，生活中的鲜花，阳光在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中被无情曛地夺走了。出于政治问题，在“文革”中他曾一度辍学。在辍学的日子里，他买菜、担水、生火、煮饭，服侍三病的父亲，闲时居然还可以用蹲在人家旁边“看来”的手艺编织柳条筐……到了1974年，他高中毕业，与我不同的是，他因为政策原因，没有下乡插队，而是在高中毕业后就进了铁路部门，当上一名修路工人。每天或头顶炎炎烈日，或身披风霜雪雨，奔波在东陇海线上。后来，他又调到服装长，当上一名政工干部。尽管离开了学校，参加了工作，但他并没有忘记陪伴他度过了童年与少年时代的朋友——书籍，尤其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各种书籍日渐增多，他更是如鱼得水。读了高尔基的自传体二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之后，他深受鼓舞，同时也更加懂得了如何在书籍中汲取力量。从此，读书从爱好变成了需要。买书、读书成了他生活中的惟一嗜好。星期天，他常常是买上两个烧饼，在宿舍里一看就是一天，有时竟分不清室外是清晨还是傍晚。

    没有一个有成就的人不坚信这样一句话：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当然，求知的道路并非是一帆风顺的。他所在的门工厂是省和市的先进企业，各种总结、汇报、经验介绍，典型事迹等的文字材料需要很多，而做这项工作的就只有他一个人，工作上忙是可想而知的。有时为了赶材料，一写就是一夜。读书学习的时间紧张，并不能难倒他。正如鲁迅所说的：“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肯挤总会有的”，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坚持读书，每晚不读完既定的篇目不休息，因而常常是到凌晨才睡。刻苦的努力必定会换来成功的甘甜。几年的时间里，他摘抄了近百万字的读书笔记，自学了函授大学中文系的课程。由于表现突出，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多次许为先进工作者、先进个人。

    广德有一点和我相同，也是从小酷爱文学。他在中学时就开始写一些短诗，一直没有间断。繁忙的工作之余，仍然笔耕不辍。就在他如饥似渴地汲取着书籍中的养分时，他对文学的爱好也越来越浓厚了，尤其是在认识了著名诗人王辽生老师之后。在王辽生老师的引导下，他对文学的敏感性进一步地增强了，对生活的观察也更加细致了。他开始用诗的眼光观察自己周围的一切，开始发现平时不被注意到的身边的事物也有着许多的闪光之处。渐渐地，那种倾诉、表达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了，他开始了正式的文学创作。

    如果说，他过去的写作是灵光一闪后的练笔，那么从这时起，他已经存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创作了。他创作的《给列车员》、《姑娘，当你……》、《远方，有一扇小窗》、《绿衣使者的梦》等四十多篇诗歌、散文作品，先后发表在《江苏青年》、《星星）》诗刊、《鸭绿江》、江苏人民广播电台及本市的报刊上。还被吸收为徐州市文学工作者协会会员。这一系列的收获，带给了他巨大的鼓舞，在被读者承认、信任的同时，感受到了幸福和愉悦。

    广德写过一首名为《希望》的小诗，诗中最后一节写道：“奋进则有颓丧则无？／你，笑而不语”。确实，这两句诗很能概括他在追求理想时的精神状态。在政府搞文书工作，平时的工作内容无非就是写文件、作调研，开会、总结材料……总离不开和文字打交道，日久难免生厌。然而，缪斯终究是他的最爱，无论工作多忙，他始终不渝地坚持写作。

    20世纪80年代，他曾担任过报社副总编，后来又调到市委、市政府办公室，负责文字工作。朋友们谈到他时，感慨万分地说：“广德可能会成为一位好官，但诗坛从此少了一位优秀诗人。”然而，事实证明，朋友们的担心多余了。广德没有从此停下创作。刚刚完成让人疲惫不堪的《政府工作报告》，他仍可以精神一振，挥笔记下涌现在脑海的诗句。在工作与创作之间，他总是顾着这头，舍不下那头，偶有懈怠便即刻后悔，常常是在不断地逼迫自己奋进。

    他说，他不会把文学作为当“官”的敲门砖，他写是因为有话要说。有人评论：广德写诗，“援翰而写心”，写什么，如何写，早已在血脉里定下来。诗心如水，诗里漾着一片艳艳明波……

    他诗的风格是非功利的，他既不是歌唱主旋律的时代歌手，也不是只感叹—段岁月的一代人的歌手，他只是爱唱着自己的歌，唱着人生之途的九曲九变。他的诗，拥有一颗诗心，一颗燃烧着的诗心。然而，他从来放任一颗诗心而堕入迷津，令他感动的不是云雾而是那一片天空蔚蓝。他是一个有爱在握又良知不泯的诗人，他在用诗的臂膀紧紧拥抱他的生活，无论是他对人生的咏叹，还是对风物的吟唱，抑或对家乡淳朴民风的描述，都在多彩的诗句中回荡着优美的韵律。他所追求的并不是完整工细、纤微毕肖，而是要刻烙出一种情感，表达那一刹那的或淡然、或沉思、或欣喜、或心动的情愫与感悟。最深刻的哲理，往往用最质朴的语言表达，读广德的诗，值得再三玩味。

    广德做诗、为人，面面惧佳。为人义气、率直，自有一班朋友为证。而做诗飞思万里、情火四溅，正是数本诗文集付梓、几十项全国大奖落人他囊中的原因。他的许多优秀篇章，如《半涨之潮》、《踏雪之声》、《摆渡人》等等、好评如潮，吸引了无数为之倾倒的读者。他的诗集《无伞之旅》、《心境的门户》、《踏雪之声》、《爱的涟漪》等，更是为当今沉寂的诗坛带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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