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知青在田里劳动。

    他是我皖北老家的一个朋友，长我两岁。童年时代，我们常常在一起玩耍，随着年龄的增长，感情也日益深厚。尤其到了高中时期，每逢节假日回到家多，我们白天在一起劳动，晚上在一起聊天，一聊就是大半夜，有时就住在他家里。他和我一样，也是七四届高中毕业生。他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那时，他和我谈起前途，感到一片渺茫，心情有些低暗。

    大概在1976年上半年，全国很多地方搞超了“双突”，即“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皖北搞得也热火朝天。在全大队的青年人中，他脱颖而出，几乎是一夜之间，入了党，并被提拔为人队党支部书记。我听到这个消息时，感到很惊奇，一方面为他高兴，一方面也为他担心。因为，这件事来得太突然。我们家乡那个地方，处于江苏、安徽两省，铜山、宿县、肖县三县交界，是个典型的移民小镇，人心散乱，民风强悍，历史上就是多事之地。我印象中，家乡小镇阴历的一、三、六、八都是集市，每个集市日都有打架斗殴的，都躺下几个醉汉。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更是乱乱哄哄。那时我们的年龄还小，哪里热闹就朝哪里去，今天这一派的人受了那一派的人的围攻，明天那一派的人就聚众前来报复，闹得鸡犬不宁。后来，两派大联合了，造反成功了，但两派之间结下的恩怨、留下的隔阂却难以平息，斗争转入了地下。在这种情形下，让高中刚刚毕业，二十刚刚出头的年轻人任大队支书，工作的难度可想而知。

    那时，我已到果园“插队”，休息的日子赶了回去，想见他一面聊一聊。我记在那天是一个阴雨天，在路上时淋了几滴雨，刚一进家乡的小镇，雨就铺天盖地下起来。当时天也黑了。我听祖父说，傍晚的时候见过他，可能这时正在家中吃饭。于是，我端着的饭碗又放下了，赶忙到他家去找他。他母亲告诉我说，他也是刚端起饭碗，公社就来人通知他开会。他胡乱扒拉几口饭就走了。说到他当大队支书他母亲的脸上掠过一丝淡淡的哀愁，唉叹一声说：“一天到晚，从早到黑忙得晕头转向。一分钱也不多拿，家里啥事也顾不一上……”他家中兄弟姐妹八个，大哥在外地当兵，他是老二，过去，家务的重担由他挑，现在又都落到父母亲肩上。我给他母亲留了话，让他回家后告诉我。可是，那天我一直等到夜间十二点多钟，也没见他的踪影。

    第二天早上，我去井口打水，经过他家门前时，喊了他一句。开门的是他弟弟。他弟弟告诉我，他昨晚在公社开完抗洪会，又连夜开大队的抗洪会，还去检查甲闸口排排泄情况，到天快亮时才回家，躺了几个小时，天刚放亮又走了。他走时留了话，让我无论如何要等他见上一面。

    那天天亮不久就开始下雨，而且越下越大，用老人的话说是“直往脖子里倒”。只一顿早饭的工夫，我们那个小镇上已泛滥成灾，处于地势低处的人家房子都进了水。整整一个上午，我连门也没出。到了中午，雨开始小了，生产队长拿着个铁皮卷成的喇叭筒，当街喊活，说东北湖的红芋地被水泡了，让每家出一名劳动力，带着铁锨去湖里排水。东北湖在我们那个小镇的东北部，因此得名。我们那个小镇西高东低，东北湖更是一块低沣地。雨水加上高处流的永，让东北潮受了水灾。东北湖种的是红芋，红芋都是栽培在一条条沟里的，如果被水浸泡太久，势必造成损失。那时，小麦种植得少，而且要交公粮，社员一年主要口粮是红芋和红芋晒成的红芋干。红芋如若损失、减产，直接影响到社员的生活。所以，生产队长的喊话刚落地，小镇上响起一片吱吱扭扭的开门声，接着是人们的喧哗声、纷乱的脚步声。我的祖父年龄大了，不能参加体力劳动，但是对集体的事情十分关心。他听到队长的喊话后，催着我跟社员一起去东北湖排涝，并且把铁锨给我准备好了。我二话没说，扛着铁锨出了门。

    在去东北湖的路上，到处可见在地里忙碌的人们。一看就知道是经过组织的。皖北乡下人热情大方，熟悉的人很远就相互打招呼。

    “你们队里几块地受涝了？劳动力够用吗？”

    “我们东北湖有块地也受淹了。大队书记一早就带着人在那边排水。”

    那个时候，皖北农村劳动采取的是记分制，比如排一条红芋沟的积水记一分，生产队长给每个人定下任务后，大伙就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

    刚干了了会儿，大雨又下了起来。那时皖北农村还比较穷，大多数人穿戴的防雨用具是玉米皮和玉米叶编织成的蓑衣，雨水一淋，既沉重又笨拙；还有的人穿戴的是包装农资或塑料制品改制成的雨衣，红黄蓝绿，形形色色。排完一条红芋沟时，从另外的地方急急忙忙地走来几个人。他们肩上扛着铁锨，身上都是泥水，一看就是刚从地里出来。我看其中一个穿草绿色军用雨农的年轻人的身影十分熟悉，他就是我的那位大队书记朋友。他也看见我，朝我笑了笑。我发现他很疲惫，也很憔悴，就连笑容也显得有些苍白。在那种环境下，我们不可能交谈。他带着那几位大队干部，同社员们一样，每人占据一条红芋沟忙活起来。

    大队书记在田间劳作。

    中午的时候，雨停了，红芋沟里的积水也排完了。收工的时候，我四下看了看，又不见了他的身影。他一定又到别的生产队去了。

    一直到吃晚饭的时候，我才和他见了面。我们和以往一样，在他家的一问放着磨盘、碾子的屋里，摆上一张小桌，弄了几个小菜，开了一瓶红酒，一边喝着，一边聊天。他告诉我，这间屋子基本上成了他的接待室。大队没有什么收入来源，县里、公社来了人，他只有请到家里接待。好在那个时代大吃大喝的风气还没有形成，县里、公社的领导来了也就吃顿便饭。

    “过去咱们是学生，是普通老百姓，哪知道大队的情况。”他感叹地说：“大队穷，生产队穷，老百姓穷，真是穷困潦倒。”

    “穷则思变嘛！”我开了句玩笑。

    他没有笑，相反神情更沉重，更严峻，沉默了一会，他才缓缓地说：“我从上任以来，一直在思变。可是，没有好办法、好路子。”

    “江苏那边的乡镇企业搞得不错，你可以去取经。”我给他提了个建议。

    他回答得也很干脆：“别看咱们这里和江苏屋搭边地连边，可毕竟是两个省。”

    他说的意思我很明白。江苏和安徽两个省虽然邻近，但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经常出现政策不同的情况，人们编了一句顺口溜：江苏稳，山东狠，安徽的政策吃不准。就在我和那位人队书记朋友聊天的那段时间里，安徽已传出要搞联产承包的消息。邻近的江苏的一些公社和大队，竟然用高音喇叭对着安徽境内广播，表示坚决反对“分田单干”，“誓死抵制资本主义复辟”。所以，在那种环境下，年轻的大队书记面临严峻的考验。

    他说压力很大。包括思想压力、工作压力。上边对他们这些“双突”干部要求很高，群众对他们的要求也很高，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当然也就水涨船高。但是，政策环境、经济条件等等又都有很大的制约，困难重重。他说：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凭着良心，代课教师小D是七四届高中毕业生。当然，他也和很多七四届高中毕业的学生一样，从小就受层出不穷的政治运动的影响，没能够学到多少文化知识，用当地话说叫“一瓶子不满，半瓶子咣当”。

    小D插队的是皖北农村。那里是他父亲的老家。他的二叔是村里的党支部书记，是一村之主，在村子里跺跺脚，整个村子都晃荡的人物，当然不能让自己的侄儿下地种田。刚好有个在村小学当教师的老三届知青招工回城了，就安排小D当了代课教师。那时候，农村里让人羡慕的职位除了大、小队干部，就是村小学的教师、村卫生室的“赤脚医生”、记工员、会计、广播员等等。代课教师就是文化人，小D自然十分得意。其他知青有意见也不敢提，提了不光得罪小D，而且得罪小D的二叔。准得罪了村支部书记，岂不是自讨没趣，严重地说是自断后路。不过，知青们私下议论说：小D当教师，一定会误人了子弟！

    那时小学实行的是五年制教学，村小学从一年级到五年级共有十个班，每个年级两个班，总共有十几个教师。村小学校长是上边派来的，是公办教师，不在村里领工资，也不吃村里的口粮，属于上边领导。但毕竟是这个村的小学，对村里还要买账。校长原准备出几道题，考一考小D，小D的二叔不悦地说：“考个屌毛！你来当校长，俺还没考你呢！”校长只好放弃了原来的想法。老三届那个知青原来代的是三年级的语文课，校长就安排小D接替那个老三届知青，也代三年级的语文课。小D感到很委屈：自己常常一个从城里来的高中毕业生，代小学三年级的课，不是大材小用吗？他想给二叔说一说，让二叔出面找校长，把五年级的课调给他，后来一想自己刚到学校上班，就挑肥拣瘦，影响不好，小如自己做出成绩，让校长主动调课，那样更有面子。

    小D第一次走进课堂，看着满屋的孩子，几十双眼睛看着他一个人，小知为什么，心跳加快，脸上也发烧。—个女孩子指着他笑着说：“看，老师抹胭脂了！”

    于是，整个教室里一片笑声。

    小D好不容易才让哄堂大笑停下来，开始了讲课。他在黑板上刚刚写完要学的课文的题目，有个学生又喊起来：“老师少写了一只胳膊！”那话的意思说他少写了一笔划，也就是写错了字。他赶忙看看黑板，一时竟找不到《愚公移山》那四个字，究竟哪一些个字写错了。这时候，他的脸上汗珠子落了下来，身上也是汗流浃背。几年后，他才想明白，移字是禾字旁，他写了手字旁。他笑着给我讲过：“妈的，那时想的也不错，移东西不得用手吗？”

    课堂里已经乱了起来。

    小D恼羞成怒，挥起拳头朝讲桌上砸去，同时吼了一声：“小想听的都他妈的滚蛋！”

    小D是个性格沉闷的人。这样的人一般不会发脾气，而一旦发起脾气，尤其让人恐怖。他一声吼叫，课堂里马上寂静下来。那只用木板拼接的讲桌本来就不结实，让他一拳砸得七零八落。那些农村的孩子一个个吓得目瞪口呆。

    但是，小D的情绪已经受到破坏，或者说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所以，精神状态一子变得坏透了。他在读课文时，结结巴巴，加上课文中的确有几个他不认识的字，中间几次中断，读不成句。学生中虽然没有人再大笑或者再嚷嚷，但几十双眼睛投向他的都是不友好、不信任的目光。

    小D好容易上完了一节课，离开教室时，他的头也没敢抬。回到办公室，他发现屋里所有老师都在看他，而且带着嘲笑的笑容。他感到浑身上下不舒服，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眼睛也没地方放，喘息也不敢出声。小D后来对我形容说：“那一同就让我懂得了什么叫他妈的无地自容！”

    中午，小D回到宿舍就躺下了，连午饭也没吃。他翻来覆去地想，选教师不是好当的，还是趁早别干了。他打算晚上就去二叔家，向二叔说明。

    可是，下午的时候，一个女知青的来访，改变了小D的想法。这个女知青和小D高中时同一个学校。她当时是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员，经常登台演出，很多男同学都喜欢她，小D也不例外。但是，小D在高中时学习成绩不好，而且没有其他方面的专长，根本没有抛头露面的机会，怎么能接近她呢？没想到，她和小D插队到了同一个村子。她当然不想干农活，就和小D套近乎，让小D给他二叔说，把她安排到大队医务室学医。

    小D给她说了自己打算辞去代课教师的想法。她一听就急了。小D你千万别干那种傻事！你当代课教师，是你二叔的面子，连我这个同学都觉得有面子。还有，代课教师今后读大学的机会多。再说，那些老师也不比你水平高，他们也是这里抄抄，那里抄抄。你也可以这样嘛！

    小D就说了一句：你让我干，我就干！

    第二天的语文课是写作文，又是小D的课。这又让小D犯了难。小D从小最怕的就是写作文。上高中时，同学曾送他个外号叫“五句半”，意思是说他的作文只有五句半话。现在让他辅导学生写作文，真的使他有一种上刀山下火海的恐惧。课间休息只有十分钟的时间，这十分钟里他苦思苦想，也没想出个办法。上课铃声响了，同室的老师都上课走了，他依然没有主意。这时，他看见对面一位教五年级的老师办公桌上放着一摞作业本，就顺手拿了一本，夹在语文书里，慌慌张张进了教室。

    老师在检查学生作业。

    同学们看见又是小D进来了，没有人吵嚷，但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窗外。

    小D红着脸，看了一眼用课本遮掩着的、偷来的五年级老师的作业本，觉得那上边叫《海燕》的题目很熟悉，一时又想不起在哪里见过。那时已顾不得想得太多了，他张口念出了海燕两个字，说是作文题目。

    他听到下边有人窃窃私语。

    这一回，他也学会了一招，就是点一个班干部到前边来帮他抄写。他上学时老师就这样做过。被他点上来的是个女孩子。那女孩子按照他交给的五年级作业本上的文章，在黑板上抄写一句，下边的学生跟着朝自己的作业本上抄写一句。小D既可以休息，又能够避免抄错字让学生笑话。

    作文课结束后，小D悄悄把那本作业本放回了五年级老师的办公桌上。

    没想到，上午放学前，校长把小D找了过去，开门见山批评他代课不负责任。小D开始还不愿承认，校长把从他代课的班里收来的几十本作业本放在他面前。你抄袭人家五年级的课文当作文，这是不是不负责任？

    小D红着脸辩解说三年级不抄五年级的，还能抄一年级的啊！

    校长打开五年级语文书，指着一篇文章，说这是高尔基的名篇。五年级学生抄一遍，为的是加深印象。你让三年级学生抄了当作文，这，这……天下奇闻！

    他这时才发现，校长办公室的窗外，趴着很多他代的那个班回到宿舍，小D哭了一场。

    第二天上午，小D没去学校上课。

    中午，二叔派人来找他，让他到学校去。他本来不想去，那个已经到大队医务室上班的女同学，半推半拥把他拉了过去。

    学校狭窄的操场上坐满了老师和学生，还有一些学生家长。二叔和校长坐在主席台上。二叔看见他，招手让他也到主席台上去。他原以为是学校给他开欢送会，等他坐下后，二叔讲了一番话，他才明白这个会是二叔专门为他开的。二叔张门就骂人，说有些人妈的不老实，知青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来的，谁反对知青就是反对毛主席！谁给知青捣蛋就是给毛主席捣蛋！知青当老师，这是你们学校的光荣，谁再给知青老师捣蛋，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包括学生家长，都他妈的别想好。

    他想制止二叔讲话，但是没有那份勇气。

    那次会后，人们见小D时态度变了，但小D感到越来越不好过。

    有一天，小D在男厕所里，听到一墙之隔的女厕所里有人提他二叔的名字骂：“这个流氓还好意思说，准给知青捣蛋就是给毛主席捣蛋，他自己睡女知青算什么呢？”

    小D能不知道二叔睡的女知青是谁？从此，他和那个女同学很少来往了。

    那次会后，校长征求小D同意，让他代算术课。学期末公社统一考试时，小D代的班算术考得都不好，校长找来试卷一看，全班有一道题全部错了。那道题是二分之一加二分之一，他的学生的答案是：等于五分之二。

    校长找了几位学生了解，才知道小D就是这样教学生的。校长把小D叫到办公室，什么也没有说，把正确的答案做给他看了。小D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做的！

    那些学生家长不愿意了。有人给公社写了封人民来信，反映大队书记包庇侄子，误人子弟。公社派人来作调查，最后找二叔谈话，提出两个条件：一是大队支书让出来；一是让其侄子退出学校。二叔选择了第二条。

    小D在村里呆不下去，歇病假回到城里。他学会了开车，先是给别人干临时工，每月有一百多元钱收入。1978年，他在爸妈的资助下，自已买了一辆汽车跑运输，到80年代初期时，小D已拥有了几辆车的运输队。

    我见到小D时，小D请我喝酒。谈到当年代课生涯，他感慨万端地说：人，要活得真实，才能自在。

    灵魂

    贺成才的作品中透着“新三届”人昂扬向上的精神。

    这几年，曾听过一些关于中国山水画的议论，有人说中国山水画千篇一律，也有的说中国山水画的路子越走越窄，有人甚至说中国山水画已经没有出路。说这些话的，未必都心怀叵测，相反，是出于对中国山水画的厚爱，抑或是出于对中国山水画前途的忧虑。仔细想想，那些人说来说去，是在说一个“新”字，说中国山水画创新的少。

    中国山水画是一个古老的画种。地大物博的中国，秀丽的山川座座相连，千峰竞秀；美丽的河流条条相依，万水争流。可以亳不夸张地说，山水赋予了中华大地骄傲，给予了炎黄子孙力最，表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是中华人地的灵魂，因而，成为中国世世代代诗文歌颂的对象，也成为中国画世世代代表现的一个主题。自古至今，写山水的名篇层出不穷，山水名画也是不断涌现。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代中国山水画的创作，只有创新，才能“突破重围”，才是惟一的出路。而只有勇于创新、独树一帜的画家，才能受到人们的赞誉。

    贺成才应当说是当代一位勇于创新，而且在中国山水画创作上独树一帜的画家。

    读贺成才的山水画，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新”。这个新，首先是新意。他的山水画基本表现的是一些古老的题材。但是，他运用自己的学识，自己的认识，自己的见识，在立意上进行了创新，比如他的《大江东去》图就是一个例证。这幅《大江东去》图表现的是大气磅礴的长江、江边巍然屹立的群峰、峰上郁郁葱葱的森林、江中扬帆东去的百舸，如果单纯是表现这些，那是前人无数次表现过的，就谈不上立意上创新。而他的创新在于立意上。读他的这幅画，让人有一种从远而近，由浅而深的深沉、厚重感，马上联想到我们古老的中华民族坚强地从远古走向今天，又坚强地走向未来的历史，自然会激发起一种民族自豪感和创新的动力。这个新，其次是新颖，是表现手法上的独具一格。中国古代的山水画，多表现山水的静谧和悠然，或者是山的雄奇、水的澎湃，隐约着一种道家文化的风范，而贺成才的山水画则突出表现山的力量，水的精神，让人读后对山、对水更增几分亲近，更添几分敬意。

    画家贺成才在憧憬下一个高峰。

    从中，可以看到他在创作手法上的创新。他巧妙地把中国传统的绘画技巧与西方现代绘画技巧相结合，创造性地成为自己的色彩观念，让画面的色彩更加赏心悦目。

    近年来，由干人类对大自然的破坏，生态环境严重后恶化。而大自然中，首当其冲的是山水。一片片过去郁葱的山岭变成了荒山，有的被开采得遍体鳞伤；一条条过去清纯的河流变成了污水，有的甚至出现断流。作为当代国家尤其是山水画家，对此一定是痛心疾首。我没有同贺成才先生谈过此事，但是，从他的山水画中，我读到的是他对生态环境的一种思考，是一个有远见卓识、有责任意识的当代画家的警醒的生态意识、生命意识。这也可以说构成了他的山水画新意的一个方面。他的山水画，有的展示出山水与人的和谐关系，有的展示出山水的生命激情，有的展示出山水的鲜活灵魂，有的展示出山水对人类的巨大影响，让人不由自主地增发出保护壮丽山河的责任感。这个地球上，因为有了山水，人类才能生存；因为有了山水，人间才如此美好。山水是生命，山水也有生命力，这是贺成才山水画给人的启迪。如果说立意是一幅作品成败的关键，是一个画家创新的关键，那么，贺成才正是凭借着思想深刻、意蕴深远的立意，将其山水画创作推上了一个高峰。

    贺成才是一个博学、勤奋，有见解、有作为的画家。这些，读他的山水画就可以看得出来。因为不管是立意创新，还是手法创新，没有这些都是做不到的。没有博学，就不可能有自己的哲思、自己的主张，就不可能做到“不拘泥于前人”；没有勤奋，就不可能有自己的风格、自己的特色，就不可能达到较高的艺术水准；没有见解，就不可能有自己的审美意识、自己的表现手法，就不可能表现出对人生的深层思考。而具有了这些，就会大有作为。

    山水，是中华大地的灵魂，创新是中国山水画的灵魂。我们有理由相信，有贺成才这样一些不断创新的山水画家，中国山水画的明天，将会同屹立在中华大地上的秀丽的山水一样，焕发出青春的光彩。

    为国歌填词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一个月后，“四人帮”被粉碎。

    有一天，县文化馆发来通知，让我参加文艺创作骨干学习班。那时，群众性的文艺创作活动丰富多彩，县里每年都要举办几届文艺创作学习班，年终还要举行全县文艺汇演。我经常参加创作骨干学习班。实事求是地说，我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与那时的文艺创作学习班很有关系。

    这个文艺创作学习班就在县机关举办。当时，防震还没有结束，县机关大院的篮球场上有几个防震棚。我们那期学习班，住宿、开会都在防震棚里。我记得那期学习班参加的人数不多，大概有八九个人，有写小说的，也有写曲艺的，更多的是写诗歌的。一到班上，我们就发现这期学习班与以往不同，一是要求比较严，不像过去可以请假到街上转转；二是一开始先学习文件，不像过去直奔主题讨论每个人带来的作品；三是没通知带作品，不像过去先交作品，由县文化馆专职老师审读后，认为有加工价值的，才通知参加学习班修改作品。学习班里有个叫张家槐的，年长我一岁。我们同是七四届高中毕业。在我们上高中二年级时，就一起参加过县里举办的文艺创作学习班，比较能够说得来。晚上休息前，我们在一起聊天，都感到这次学习班不同以往。

    学习班进入到第二天，县委宣传部，文化局、文化馆的负责人都到了会上。过去也有过这种情况，但不多，所以，我们每个人部严肃起来。

    县委宣传部一位负责同志传达了这次文艺创作学习班的任务，不是修改自己的作品，而是要创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他讲了中央的要求，创作“国歌”的意义，同时指出了这一任务的光荣和艰巨。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自豪感，同时也感到热血沸腾。

    动员会结束后，我们每一个参加学习班的同志都很激动。

    因为事前已经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仍然用《义勇军进行曲》的曲子、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是填词。

    和以往一样的是，动员会结束后，每一个参加学习的人，先分头进行创作。每人发了一本方格稿纸，发了《义勇军进行曲》的词曲作为参考。然后，各人坐在自己的铺上（防震棚里没有床，是用稻草铺的地铺），开始了创作。那真的是闭门造车。半天过去了，一盒烟都抽完了，也没写出一句词。

    张家槐看了看我，我看了看他，相对一笑。

    我说：“去厕所吧？”

    他点了点头。

    我们一起去厕所的路上，互相吐了真言。我感叹地说：“这是国歌，国歌哪是咱们这种水平能写出来的。”

    他说：“我看根本就没有必要改歌词。”

    那个时候能说出这种话，的确不容易。

    我愁眉不展，说：“怎么也得写出来。否则不是咱们交不了差，文化馆也不好交差。”

    他想了一会，说：“咱们到文化馆办公室去找点报纸。”

    我感到不解。他笑了笑。

    我们到了文化馆办公室，找了几份最新的报纸，回到防震棚，大伙都争着看。

    张家槐挑出了几份有社论的报纸。他一边看一边想。

    后来，我明白了他的意思。那个年代，报纸上的社论往往代表中央的精神和中央的声音，尤其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这两报一刊。于是，我也在社论里挑了起来，挑了一些关键性的词，比如“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英明领袖华主席”等等。这些词，一定要用上。

    到了晚上，大伙一碰头，没有一个人完成初稿。

    第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第二天中午，有人交稿了。

    我至今能记起，我写的那首歌词里有这样儿句：前进，伟大的中国人民……高举毛泽东的旗帜……

    学习班结束时，每个人都交了作品。

    若干年后，再同忆起为国歌填词的情景，我终于明白，尽管我们表面上很严肃、很庄重、很投入、很认真，其实内心里没有找到“感觉”，那种激情澎湃、热血沸腾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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