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夜的笑容

    生活在世间的人们，总是喜欢白天。白天能感受灿烂的阳光，白天能欣赏鲜艳的花朵，白天能阅读亲人的笑脸……人的一生度过多少个白天，就要度过多少个黑夜。其实，黑夜也有生动，也有烂漫，也有灿烂的笑容。有一个黑夜，让我终生难忘。

    1976年元月，周恩来总理逝世。那年清明节，北京天安门广场爆发了举世瞩目的“四五”运动。但是，那场运动被镇压了下去。接下来，追在“四五”运动参与者以及追查“周总理遗言”开始了。不断有消息传来，说是某单位的某某某因为传抄“周总理遗言”被捕；某部门的某某某因为藏匿“周总理遗言”被开除……我曾从朋友那里抄过一份，而且给知青点的朋友传看过，所以那几天心里很慌乱。每天上班的时候，惶恐不安。一听到领导叫我的名字，心就吊了起来，生怕是公安局的来抓人。我也想过躲起来，但躲到哪里去呢？

    我手里的那份“周总理遗言”，是从一个朋友那里抄来的。那些天，那位朋友也很紧张。一连几天，他都约我晚饭后到果园南侧的庄稼地里谈事。那时节，地里只有山芋，山芋沟遮掩不住人，所以我们躺在一条山芋沟里，这样人们很难看见。隔着一条山芋沟，两人悄声说话，商量着对策。

    有一天，县公安局真的来人了。他们先找到我的那位朋友。我的那位朋友实事求是地说了他的“周总理遗言”的来源。其实，不用他说，他的朋友已经把他交待了。否则，怎么会找到他？说了来源，他又“交待”了传播的人员，我当然也在其中。

    在那样的艰苦环境中，也有最真实的爱情。

    我记得那天我正在上班，果园的领导派人到上班的地方找我，说是领导找我谈话。我的脸一下子变得铁青，心跳也加快了。一起上班的知青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都用担心的目光或者同情的目光看着我。

    我上班时是骑自行车去的。上车时，我一脚踏空，差点儿倒在地上。

    公安局的两位同志已经在办公室里等待我。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和公安局的同志打交道，第一次接受公安局的询问，心里非常紧张。

    乎意料的是，那两位公安局的同志面带笑容，说话也很亲切。

    “你是不是了一份‘周总理遗言’？”

    我点点头。

    “你让多少人传看了？”

    我摇头。因为，我已经早有准备，不能“出卖”我的知青朋友。但是，我当时心怦怦直跳，生怕他们看出我的内心世界。

    他们并没有继续追问，而是让我去把那份“周总理遗言”拿来。

    从园部到我们宿舍只有几百米的路程，我却走了很长时间。一路上，我反复在想，交了那份“周总理遗言”，等于自己交了证据，会不会也被捕？

    公安局的两位同志接过我交的“周总理遗言”，说是没事了。但是，我的心里却十分不安。

    知青朋友们听到了我被公安局找过的消息，很多人也为我攥了一把汗。

    那天晚上，我饭也没吃，天黑以后，又到了果园西南的山芋地里，躺在山芋沟里，望着天空发愣。

    天空黑云密布，阴沉沉的，让人感到压抑。

    四处十分静谧，只有远处的村子里传来的狗叫声。

    大概到了九点多钟，我听到了脚步声。还有人叫我的名字。

    来的是我同宿舍的两个男知青小韩和小平，还有一个是后来成为我妻子的女知青。那位女知青还带了盒饭。他们安慰我了一番，让我振作起来。

    月亮出来了。我看见了黑夜的笑容。这是我看到的最美丽的笑容，最美好的夜晚。

    那个黑夜的笑容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

    有一种关怀叫感动

    2004年2月的一天，我在位于祖国最北部的黑龙江省漠河调研。那时的漠河还是一片冰天雪地，阴冷的天空布满铅灰色的云，还时常不胜重负似的丢下几片小而晶亮的雪花，雪花未等落地便又被倏忽而来的寒风裹着吹得不知去处……就在这个时候，我当年一起插队的朋友来电话告诉我，知青点的“插友”杨建设因突发脑溢血，不幸去世了。我难过得连续几天心情天低云睛。

    建设大我不到一岁，个子高我半头，长得威武健壮。我们的宿舍很近，彼此说话的声音都能听见。他的话不多，别人意气风发、高谈阔论的时候，偶尔才能听到他的一两句插话；别人为了某件事争得面红耳赤、相持不下的时候，也会听到他好言相劝的几句话。我们每天见而时，只是相互点头笑笑。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接触并不多。我只是从其他人那里知道，他住徐州西郊，父母都是普普通通的工人，他只上完初中就下乡了。

    建设第一次单独和我接触，是到我的宿舍里借书。我下乡的时候带了一只红木箱，装了满满一箱书，而且都是那个年代禁看的书，现在还能回想起来的有刘绍棠的《运河的桨声》、陈残云的《香飘四季》、梁斌的《红旗谱》，还有《青春之歌歌》、《敌后武工队》、《红楼梦》、《三国演义》等。那天下工以后，很多人又围在一起打牌，我在宿舍洗衣服，建设这时进来了。看见我在洗衣服，他犹豫了一下，转身想走，我喊住了他。

    30多年前，作者下乡时居住的地方，尽管破旧，但温暖、宽容、和睦。

    “有事吗？”我问。

    他看了看我两手上的肥皂沫，脸红着，吞吞吐吐地说：“我想借本书看。你看这个时候……”

    我忙说没事，就打开箱子，让他自己挑。他好像有点拘束，但还是挑子一本书。

    也许因为工作忙没时间，也许因为下班后有人拉他打牌没工夫，那本书他看了大概一个多月。那天下班后，我回到宿舍写一篇小稿子，文学是我幼年的梦。我在中学的时候，作文曾获过奖，受我们班主任老师的熏陶，一直坚持文学追求。虽然那个时候政治学习、生产劳动是我们生活的上旋律，但是我平时还是喜欢写一些东西，不愿意久而久之拿惯了锄头的手拿不惯钢笔。建设进来的时候，看到我在全神贯注地写东西，脸又红了。

    “听说你写小说？”建设问。

    我一下子紧张起来。因为，那时我还没有作品印成铅字，经常听到一些人当面或背后嘲讽我，所以，我有时写东两成了“地下工作”，怕别人看见又嘲弄。

    建设笑了笑，说：“你和我们小一样。你是有文化的人。”

    我听清楚了，他的话里没有一丝嘲弄。我也看清楚了，他的神情十分诚恳。

    人与人之间最近的交往方式是理解，最好的沟通方式是理解，最能后让彼此建立信任和友情的也是理解。从那天以后，我们的接触多了起来。他在此后的日子里，给予了我很多的支持。至今，每当我想起那段劳动之余在昏黄的灯光下展纸提笔的日子，眼前就总能浮现起建设那默默帮助我的身影，一次又一次地感受到他在那苦涩的生活中带给我的温暖。

    我们那个知青点很偏僻，加上平时几乎没有什么文化活动，知青们总是用打牌来消磨时问。可毕竟是一群还二十不到的年轻人，又在这荒僻的果园里憋久了，打起牌来也就挽胳膊撸袖吆五喝六能闹翻天。通常我不会参加这样的牌局，总是在宿舍的一角继续追求我的文学梦。但是写东两总是需要静心而思的，每当我努力地搜肠刮肚地构思创作时，如果有人张罗起牌局，建设总是会劝大家小声一些，甚至下脆把他们拉到别的宿舍去折腾，不让他们在我的宿舍里吵闹。每次我谢他，他总是笑着说：“没啥，没啥。你写稿子是正经事情，写出东西来不容易，哪能打扰你。”虽然那时候许多人也已经把书本仍在了墙角，可是建设朴实的话仍然流露出他对知识的尊重、对我的支持，让我感受到自己并不孤独。

    作者在上山下乡时同宿舍的伙伴，多年来亲如兄弟。

    建设是一个不声不响闷头做事的人，老实厚道的性格总会让人感觉到他是个可以信任的大哥，和他在一起也常会感觉到他所带给你的温暖和关怀。

    1976年，唐山发生了大地震，大地震过后余震未消，我们也住进了防震棚，以避免无法预料的危险。那个时候，虽然宿舍很简陋，但是地震棚就更简陋了，到了晚上因为不通电，黑乎乎的一片，什么也干不成。我为了晚上能写稿子，也顾不上危险不危险了，就一个人躲到宿舍里去写。几乎每个晚上，我写到忘情之时，都会听到窗外的脚步声。有我同住一个棚里的几位兄长，而建设来的次数相对多一些。他总是犹豫一会，待我抬头时，轻敲着窗户提醒我：“早点回防震棚去睡吧，千万别在这儿睡着了，要是夜里地震了，就太危险了。”简单的一句关心话，常常让我热泪盈眶。

    建设就是这样一个去默默关心别人的人，生活中一件件的小事，也许人们都不会留意到，而建设却在这点点滴滴中把关怀带给了别人，即使是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回想起来仍清晰如昨天一般。记得有一次我正在宿舍门口洗衣服，突然脑子里灵感一闪，妙笔偶得，我急忙扔下衣服，连手都顾不得擦，就跑回宿舍翻出笔……正当我思如泉涌文章大功告成时，突然想起自己洗了一半的衣服还在外面扔着。我到了外面，发现原来我那半盆衣服已经被洗得干干净净晾起来了……一问才知道，是建设帮我洗的。

    那个时候，我白天参加劳动，晚上回来在灯下写稿，执着地追求着我的文学梦想。毕竟在停课闹革命、上山下乡的运动中浪费了太多的宝贵光阴，我的文学之路此时还是那么的坎坷崎岖，尽管投稿偶有发表，但是退稿信却也一封又一封。周围开始有人带着嘲讽的神情讥笑我“不务正业”、“尽折腾没用的东西”、“还想当大作家”……可是建设却始终一如既往的默默地给我帮助、为我鼓劲，虽然他从未对我说过什么鼓励的话，但他无言的支持仍然成为了支撑我走过那段艰难的动力。有一次，他同讥讽过我的人争得面红耳赤。

    1976年，《人民日报·举办了一征文比赛，我也投了稿。我清楚记得那是1976年5月10日的早晨，我们刚刚起床，一排人正在宿舍门前洗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过新闻后，响起一阵明快的音乐，播音员清晰地念出了我的作品题目和我的名字……啊，这是我的诗啊！可是因为我们的知青点太偏僻，每天的《人民日报》都会比外面来得晚一天，所以知青点的人们还将信将疑，小相信我们这个偏僻的地方居然会有人写出了能登上《人民日报》的诗，甚至有人嘲弄地说是“在做梦”。我当时的心情既焦虑，又紧张。中午在食堂排对人打饭见到建设时，他朝我点头笑了笑。第二天报纸到了，上边果然登着我的一首诗歌《女儿的两张照片》。这个时候，又有人说风凉话，有的说“他哪来那么大本事，八成是抄别人的”，有的说“他还没结婚，哪来的女儿”？建设听到了，就和那些说三道四的人吵了起来，以至于差点儿动了手。建设说：“咱们都不容易，有人出了成绩，大家都应当高兴才对。”我当时和建设不在一个队里，不知道发生了这件事。晚上，和建设同在一个队里的人告诉了我，我很感动……

    回想起这些曾经的片断，虽然都是些小事情，但却足以让我铭记一生。建设也没为我做过什么大事，但仅仅一句关心的话、一个鼓励的眼神，却也让我至今仍能感受到温暖。也许我们这一辈人经历了太多的变迁、人多的运动了，在个人力量显得微不足道的土壤里，理解更容易让人感到莫大的慰藉，也更容易让人为整代人所遭受的苦难与无奈感到心酸。

    当年知青宿舍前的锅灶，已不见炊烟升起。

    建设去世半年后，我出差经过徐州，专程去他家里看望他的家人。建设当年返城后，去徐州铁路机务段当了一名工人，一直到他去世。他有一个女儿，已经从师范学校中毕业了，尽管他只读过初中，但他却一直那么重视文化知识。他人到中年，上有白发苍苍的二老，下有成长中的女儿，夫妻二人都是普普通通的工人，收入不高，但是，他竭尽全力，含辛茹苦，把女儿送上了大学。和这一代很多人一样，建设也一定曾经发现：人到中年天过午，时代的悲哀、生活的重担却仍然一个接一个地压在肩膀上，那本来就饱经风雨的生命也开始渐渐不支……但是，不管悲哀还是无奈，都不能放弃责任。

    建设的妻子告诉我，在整理建设的遗物时，在他的工具箱里发现了我前几年写的几本书……此时，我再也忍不住眼里的泪水，几十年前的一幕幕再一次重现眼前：“写稿子是正经事情，写出东西来不容易……”建设保存的不仅仅是几本书，而且保存一段难忘的历史，保存一份真诚的友情，保存一个彩色的梦想。而建设和我的那些“插友”们，住那片黄河故道上，在我最需要的时候，给予我的不仅仅是一片宁静，一点理解，而且是在呵护着知识，呵护着追求，呵护着我们这一代人的向往。

    最近，我常常想起那段蹉跎岁月，想起建设和那些曾患难与共的“插友”们，想起人生的艰难曲折。我觉得，人的成长需要一种温暖的气候，一种宽容的环境，一种和睦的氛围，而这一切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创造。不管你的能力大小，都应当去努力。哪怕是一句关怀的话，哪怕是一个鼓励的眼神，哪怕是一丝真诚的笑容……

    两山口

    徐州东郊群山连绵，让我记忆犹新的是有一个叫两山口的地方。

    顾名思义，两山口就是因为相挨着的两座山中间，有一个口子，于是就有了一条路。徐州东南一带的人去徐州，这儿是必经之地。我们插队的铜山县邓楼果园在徐州东部，所以，这儿也成了我们经常走过的地方。

    西山口两边的坡很陡，骑自行车爬坡十分困难。尽管那时我们还年轻，有的是力气，骑自行车上了坡也是气喘吁吁，汗流浃背。如果赶上有风有雨的日子，不但要下车，还要推着自行车。记得我曾经写过一篇短文，其中写道：“人生的旅程不可能一马平川，有时要趟河，有时要爬坡，而爬坡时往往最能检验一个人的毅力和勇气。”这话就是来自在两山口的真实体验。事实上，两山口真的给我留下了永远难以抹去的烙印。

    两山口给我的第一个烙印，是在我身上留下的。那还是我读初中二年级的一个礼拜天，同班一个姓朱的同学约我到徐州去。我们两个人借了一辆自行车。那位朱姓同学骑车带着我。走了十几公里，体力本来已经消耗了许多，到了两山口半坡的时候，他的力气渐弱，一下子摔倒了。当时两山口那条路上还铺的是石渣，我从车上摔下来，右膝下方被石渣擦破，出了少许的血。进了徐州城，天已经黑了。我们一起去一家叫职工浴池的浴室洗澡。

    在那个年代，整个徐州市就几家浴室，而且很简陋，浴室里人山人海，池子里的水脏得都发黑了。那时没有经验，不知道伤口在那种水里容易感染，就下池子泡澡。过了几天，我右膝下受伤的部位开始疼痛，这才发现伤口红肿，已经积了脓。又过了几天，我到老家肖县的水利工地去找大哥，冰天雪地，伤口被冻了，后来连续一个多月流血脓，最后结了个大疤。这个疤痕，是我身上最大的一块。从那时起，两山口就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每次骑自行车经过两山口，到了半坡时我必然下车，推着自行车爬坡。尽管推着自行车爬坡也很累，但比起骑车爬坡轻松。人到中年以后，上有父母双亲，下有正在读书的儿子，真正到了人生爬坡的时候，我才越来越发现，爬坡的确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我有几位好朋友，就是在人到中年以后，不堪重负倒下的。也就是爬坡时一口气没能缓过来。因此，人在爬坡的时候，尤其是负重爬坡的时候，最好是能够尽可能地歇口气，减轻一下压力。

    两山口给我记忆中的另一个烙印，是时代的见证。在半山坡上的路南端，有一排房了子，石头墙，草顶，大约有三四间。如果仅仅说这排房子，没有什么意义，关键是这排房子的墙壁，因为居高临下的位置，成了那个年代最佳的标语牌，又因为时代风云变迁，标语牌上的字也几度变换，仿佛时代的标志。我记得最早看到那墙壁上的的字是四个大字“以副养农”。这四个字是在白灰墙壁上用黑墨写成，格外醒目，在山下很远处就能看得见。在中国、标语口号不可轻视，它往往反映的是当时的政策，或者说是政治的晴雨表。比如出现在城市和农村的一些墙壁上的标语，让人一看就明白当时的政治气候。“文革”初期，墙壁上到处是“打倒保皇派！”、“走资派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标语口号，人们就明白到处在斗走资派；后来，墙壁上换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革命委员会就是好！”等标语，人们就明白各级政府垮掉了，是“革命委员会”掌权了；再后来，又换上了“一打三反，深挖5一16”、“坚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来，标语口号一个接着一个换……有些标语口号，也的的确确是一个时期的政策，比如“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既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也是必须执行的政策。我记得第一次看见两山口半坡上那座房子墙壁上“以副养农”几个字时，心里还犯嘀咕：“这口号对吗？”副，就是副业，在那个年代，发展副业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弄不好就会被戴上“发展资本主义”的帽子。有一次到县里去开会，我小心冀翼地问我的—位老师。老师沉吟了片刻，说：“这句话不能简单地用一个对还是错来判断。从现实来看，江苏的乡镇企业对农业的支持还是很大的。”当时，我对老师的这句回答没有理解透彻。

    有一天，我乘坐果园的拖拉机去徐州果品公司送苹果。车到山下，被一个手里举着三角形小红旗的人拦住了。被拦住的有十几辆车，还有不少自行车和行人。一问才知，两山口采石厂要放炮了。放炮的时候，不长眼睛的碎石片漫天飞舞，附近的房屋顶上的瓦常常被砸碎，何况人呢？因此，车辆和行人必须在警戒线之外等待。以后，只要遇到要放炮时，就要在那儿等待。有的人说“出了徐州往东走，最怕经过两山口”。就在等待的那一阵，我发现两山口路南侧的那座山，已经被无情地劈开了，裸露出半个身躯。那是被两山口采石厂开采撕裂的伤口。之后，每路过一次，就发现那个伤口又扩大了一些。由于山石中间夹杂着一些红色，再上去更像山的伤口流出的血。山不能呐喊，山不能申诉，山不能反抗，只有默默承受着被撕裂甚至被撕碎的痛苦。不过，山的牺牲的确为当地百姓带来了些许好处。我有位同学家就住在两山口，由于工分值低，粮食也不够吃，家境相当贫穷。有一次，我在两山口下的警戒线等待过路时遇见他。他说采石厂是队里开采的，自从采石厂开采以来，社员每年能分到一些现金，日子比过去好了一些。他告诉我，搞这个采石厂，还是一位“老三届”知青的主意：“他要是不提醒俺们靠山吃山，生产队哪有这样觉悟的人！”

    直到那个时候，我对老师曾说过的话才有了真正的理解。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江苏的乡村企业已经开始起步。在苏南，乡村企业如火如荼。在苏北，乡村企业也遍地燎原。以两山口为例，不仅有那个采石厂，还有开关厂、三轮车厂等小工厂。这些乡村企业，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为农村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我们应当尊重历史。一个尊重历史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民族。如果我们不承认这一点，也就抹杀了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创造精神。因为，这个时代的烙印是留在人的心上的。

    我第二次看见两山口墙壁上的口号，也是四个字：“大干快上”。那是粉碎“四人帮”后不久，为了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夺回来，因此要“大干快上”两山口的伤口也在“大干快上”中进一步扩大、加深。其实，不止两山口这一座山遭遇了疯狂地开采，周围的很多山上响彻着轰轰隆隆的炮声。采石厂的产品是石子、石头，开采量越大，说明建设用量越大。那时，我们经常可以在城里通往乡村的路上，在城市的街道上，看见成群结伙的“农民工”。他们穿着带着那个时代特征的帆布工作服，戴着柳条编织的安全帽，骑着被城里人戏之为“除了车铃铛不响，四下都叮当响”的旧自行车，神情充满了自豪和满足。他们大都是搞建筑的工人。在他们手中，采石厂开采的石头被砌进了一层层升高的楼体里，于是，一座座楼房平地而起。不久，在两山口采石厂不远处，一座水泥厂又诞生了。

    我第三次看见两山口墙壁上的口号，多了四个字，而且分成了两行：“党员带头，发家致富”。这个时候，我已经离开生活了5个年头的邓楼果园，回到城里工作。不过，让我感到惊异的是，山口上那座房子的房顶上，几乎看不到瓦片，只有几堵墙壁。不知是故意留作标语墙，还是另有他用。后来，我听同学说，采石厂承包给个人了。

    当初，一个采石厂，给一方百姓带来了欢乐。而现在，一个采石厂富的却是一个人或者几个人。山如若有思想，不知会作何想。

    苹果熟了的时候

    我们下乡插队时，都在十七八岁，也有一部分二十岁出头的。这个年龄阶段，正是“哪个少年不善钟情，哪个少女不善怀春”的时节。但是，那个时候有规定，知青在下乡两年内不能谈恋爱。其实，直到现在，我们也没有在任何一份文件里看到过这一条文字，但是人家全都相信，甚至于把谈恋爱“妖魔化”了，好像谈恋爱不是什么正大光明的事情。即使年龄、身份都正常，谈恋爱也像做贼一般，遮遮掩掩，生怕一不小心给人造成不能积极要求进步的印象，弄不好再被扣上“追求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帽子就更麻烦了。对于下乡知青，上面偶尔会有上学、招工或者参军的名额分配下来，这些少得可怜的发展机会，往往成为众人拼命争抢的对象，而够资格与否的最重要的标准就是：表现够不够好，有没有积极要求进步。显然，谈恋爱的行为即使不会带来严重后果，但绝对是一种负面的影响。所以，谈恋爱都是像搞地下工作，生怕将来有了上学、招工、参军的机会受影响。

    班在回想起来，那时的爱情也许是因为爱得太辛苦，所以越发显得坚定而纯真，或许是因为偷偷在一起的机会很少，才让人更觉甜蜜。有的恋爱的两个人，保密工作做得相当好，平时见面招呼都不多打一个，你去你的工作单位，我去我的工作单位，要不是被别的知青撞见，别人打破头也想不到他们两个是一对。大概过了两年以后，情况才好了一些，人们渐渐发现，几乎没有因为谈恋爱而出问题的，而领导也并没有对谈恋爱严加禁止。慢慢地，那被压抑了许久的情感，终于得到了宣泄的机会，知青点傍晚的活动从日复一日的打牌、喝酒，变成了柳梢下、花丛间的窃窃私语，变成了互相督促、互相帮助的充实生活。就是这样一种简简前单的爱情，给知青点平淡乏味的生活带来了无穷的滋润。它就像菜肴里的盐，一旦有了它，菜肴的滋味马上丰富起来。平淡生活中的爱情也是这样，它能让黑白色的生活顿时变得五彩缤纷，它也能让萎靡不振的人立刻劲头十足，它更能让前途迷茫的日子变得充满了希望。

    于是，一些胆子大的，开始公开在一起吃饭，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也不再刻意避开熟识的人，光明正大地交往起来。也有一些胆子小的，还不太敢公开在一起，但也不会“对面相见不相识”了，一片“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尽管知青们已经敢于公开在一起交往，公开在一起吃饭，但受条件所限，也受观念的影响，还不可能像现存的年轻人一样自由、开放，公开同居的事情是没有的，也是不行的，无论物质上还是观念上都不允许。因为知青的宿舍是集体宿舍，宿舍里面是四人一间。可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着实地让大伙儿吓了一跳，但虚惊过后，这一群知青们却深深地感受到果园领导对我们这群年轻人的理解与关爱，忐忑不安的心也终于找到了一个平静的避风港。

    那是苹果成熟季节的一个晚上。入夜的果园安详而恬静，深邃的天空中只有稀稀落落的星光在闪烁不定，还有那被薄云遮笼得朦朦胧胧的月亮，慵懒地洒下点点淡淡的清辉，果园四周黑黢黢的群山仿佛也已经相依偎着熟睡了。徐徐的夜下，墙角的蛐蛐正有一声没一声地叫着，远处传来了树叶随风摆动的刷刷声，就在知青宿舍东边的田埂上，此刻正并肩坐着一男一女两个知青，低声讲着悄悄话。男的神情俊朗，英气勃勃，而女的则把头靠在男知青的肩上，神态温柔，目光流转之处，顾盼生辉。

    记得刚到果园插队时，果园里的每一样东西，大家看着都觉得新鲜，每天下了班就这里逛逛、耶里走走。到了晚上，就聊天。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几乎从前都互不相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所以每每聊得兴起，还会躺在床上聊成睡前卧谈。可是，当最初的新鲜劲过去了，大家也从陌生人变成了熟识的朋友，长夜漫漫无聊难耐，就像幽灵一样侵占了每个人的心。那个时候消遣娱乐的方式少得可怜，跟如今的年轻人玩的东西几乎没法比，那时的我们，既没有电视、电脑，更没有公园、酒吧，惟一算得上是娱乐的方式是看露天电影，可惜放映队的出没可以说是“神龙见着不见尾”——一年到头难得一来。可毕竟是年轻人，哪能闲得住，下了班怎么可能老老实实地待在那里，左看果树大，右看果树小。于是，晚上的娱乐节目不是打牌，便是喝酒。不过，打牌喝酒的吸引力还是有限的，试想一下，如果有人愿意每晚都用打牌来度过漫漫长夜，三天五天可以，三个月五个月呢？一年半载呢？即使有这样的人，恐怕到了最后张罗牌局时，也只能是“一缺三”吧，更不用说天天喝酒买醉了，这哪是正常的生活呢？

    所幸的是，每当人们寂寥难耐时，孤独感——这种催生爱情的最好土壤就产生了，何况这是一群十七八岁的知青呢？爱情，是生活永恒的主题，它的魔力是无法想象的，它给年轻而寂寞的心灵带来的滋润，也是无法估计的。渐渐地，一对对的身影开始出现在树阴下、山坡上、田埂间、果园深处……

    那一位的果园像平时一样安静，墨蓝的天空上月朗星稀，薄薄的一层银光映照着枝繁叶茂新果满枝的果树林，一棵棵静立园中的果树在地上投下了团团的黑影，若不是问或传来的秋风吹拂树叶的沙沙声，真让人觉得时间已经住这一刻停止了。小A此刻正躺在果园的蚊帐下，失神地望着天上的星星发呆，实际上他的眼里哪有什么星星，晃来晃去的都是小D的身影。远方传来了不知是什么鸟咕咕啾啾的叫声，越发显出这静夜的安静，也越发让他思念的心潮难以平复。

    我们精心培育着果树，苹果熟了，我们的理想何时能熟？

    小A的工作是晚上看守果园。每当秋季到来，果园新果成熟的时候，为了防止有人偷苹果，果园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看果园，有的身强力壮的男知青就被分配到晚上看守果园。一般，夜里看果园的守夜人都是在果区里放张床，晚上就在那里值班。果园里的蚊子可以说是又多又狠，要是被咬一口伤口肿起老高不说，伤口的周围还会痛痒难忍，难受得能要人命，所以守夜的必定要在果区的床上挂起蚊帐，至于别的东西就都很简陋了。

    这会儿，小A正躺在床上胡思乱想，不停地猜测着女朋友小D会不会来陪他。有的男知青的女朋友，在男朋友值班守夜的时候，都会来陪陪他们。当然，这与上级的要求和规定是不相容的。小A正这样想着，只听见远远的地方传来了脚步声，他从床上坐起来，望着黑乎乎一片的果树林大声问：

    “是谁？”

    一个清脆的声音传了过来：

    “是我。”

    热恋中的人们总是“一日不见，如三秋兮”，看见女朋友来了，小A小由得喜出望外。两人一见面，就在蚊帐里讲起了悄悄话……

    后来，两人在蚊帐里睡着了。

    刚好那天夜里，一位领导带着几个人巡逻到了小A值班的果区。领导和几个男知青一起打着手电筒，子果区里查看了一阵，发现并没有人出来查问或阻止，都觉得很奇怪，不知道守夜的人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个领导回头问同来的男知青，今晚是轮到谁值班，有人答好像是小A。于是一行人来到了蚊帐前，领导掀起一看，看见两个人赤裸裸地拥抱在一起，已经相拥着睡着了。几个同去的男知青面面相觑，不知该如何是好。只见那个领导并没有言声，用床单把两人的身子盖上，默不做声地走了。

    当天夜里，那几个陪领导去巡逻的知青回来，吓得不得了，都在议论第二天他们两个一定会受到严肃处理。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消息很快就传遍了整个知青点，所有人都在议论纷纷。有的说：

    “他们也太不小心了，以后的前途肯定毁了。”

    也有的说：“做出这种事确实有些过分了，毕竟还没有在一起生活。”

    还有人说：“这要是树了反面典型，还有几对肯定也要挨批评。”

    第二天早上，小A的朋友把事情告诉了他们。小A听了，当场就愣在了那里，而他的女朋友更是惊慌失措，“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拉住小A眼泪断了线一般不停地流：“怎么办啊？怎么办啊……”

    小A顿时也没了主意，急得满地转圈，看得出来，他心里的害怕一点也不比女朋友少。知青们你一言我一语地出主意，虽然杂七杂八的，但是意思都差不多：小A是男人，要敢于负责。最后，小A决定主动去找领导承认错误，一个人承担所有的后果。

    那天上午，小A步伐沉重地来到办公室，心里怀着极大的不安敲开了那位领导的门。领导抬起头问他来干什么，他红着脸，犹豫了半天，最后下了很大的决心，吞吞吐吐地说到昨天晚上的事。领导没听他说完，就打断了他的话，说是昨晚一切正常，整个果园没发现任何事情。

    小A当时听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看到领导又低下头去忙手上的事情了，他一下子明白了领导的意思。领导不但没有追究他的责任，而且说明了什么也没看见。

    从办公室回来，他把结果告诉了女朋友，两个人感动得热泪盈眶，而其他知青听说了结果以后，也不由地对那位领导十分敬佩，深深地感受到那位领导对知青的理解和爱护。那位领导也用无声的教导，赢得了知青们的信任与尊重。不但小A和他的女朋友两个人从此更加努力地工作了，其他的知青也在这件事的影响下更加热爱自己的“第二故乡”了。

    我们那个果园有七八十个知青，那么多年在一起能够平安相处，很不容易。我们那个知青点，没有发生过盗窃财物、刑事犯罪的事，偶然也有争吵，但却没有发展到打架斗殴伤人的地步。我们果园的整体气氛非常团结、融洽。每个人都能互相谦让、体谅，不能不说是爱情这个润滑剂、缓冲剂在起作用。年轻时，不懂爱情，但年轻的爱情往往更有制约力和源动力。

    后来，听那位领导对别人说：苹果到了季节自然要成熟，何况是人，而且是活生生的年轻人呢。

    一支冲锋枪

    20世纪70年代后期，是知青返城的高峰期。我们果园的知青，有的招工回城了，有的办理“接班顶替”回城了，有一段日子里，宿舍里每天都有人离开。知青越来越少，过去分的班组被打乱了，再后来，只有几个人，而且基本上不到果园来，在家等通知。我被安排“看园子”。“看园子”在苏北是很流行的一个专业名词，看是看护的意思，园子的称谓却很广泛，莱田叫菜园子，瓜田叫瓜园子，果园叫果园子，看园子就是指看护种种不同的园子，果园看园子当然指的是看护果树。

    虽然已进入80年代，但附近农村的农民们还不富裕。偷苹果的事情屡禁不止，层出不穷，而果园看园子的人很少。当时分给我的任务是看护东北部的几个果区。一个人势单力薄，万一遇上偷苹果团伙如何对付？果园的领导也考虑到了这个现实问题，让我从园里领了一支冲锋枪。

    那支冲锋枪是花杆的，现在已叫不上名字，其实那个时候，我也叫不上它的名字。

    我每天带着那支冲锋枪，沿着果园北侧黄河故道来回巡逻。刚开始的日子里，我觉得自己很威武，很神气，有时还故意把枪举得高高的，生怕别人看不见。可是过了一段时间，我就感到那支冲锋枪带来的压力和烦恼。因为冲锋枪的体积毕竟不同于手枪，可以装在衣袋里，或者藏在什么地方不容易被发现。我走到哪里，都要带着冲锋枪，包括吃饭、上厕所。白天在果区里巡逻，累了想躺下休息一会儿，也得把枪抱在怀里，还不敢睡着。晚上睡觉前，要先把冲锋枪藏好，然后把门窗都关严。如果丢了枪，那可是犯了大错误，弄不好可能是犯罪。我几次想把冲锋枪交回园里，又怕领导误会，说我二心二意，影响今后招工。真正让我下决心把枪交回上级，是在遇到一位偷苹果的老人以后。

    我记得那天是个下雨的日子，那雨不大，细而长，轻而柔，像从天上飘下的一丝丝细纱。我穿着一件雨衣，到果区巡逻。当我巡逻到了果园北侧一个果区时，听见果区里有“咯吐咯吱”的声音，立刻警觉起来。在果园呆了几年，已经掌握了一些规律，明白了一些细节。一听那生音，马上就能猜出有人在偷苹果。我循着声音的方位，悄悄走了过去，发现有一个人正在摘苹果。这人不是那种惯偷。因为惯偷都懂得，摘苹果要先用手托着苹果，或者说握着苹果，轻轻一转，那苹果就会与根脱节，悄无声息地掉在手里，即使近在咫尺，也很难听到声音。而这位偷苹果的，却是抓住—个苹果就下扯，弄得声音很响。我绕到他的身后，端着冲锋枪对着他，大喊一声：“不许动！把苹果放下。”

    那人头上戴着一个“席荚子”（农村人戴在头上用来防雨水的工具），听到我的喊声，瘦小的身子抖动了一下，放下苹果，慢慢地转过身，我才发现是一个头发已白了的老头。

    老头冷冷地看了我一眼，他那双从容不迫的眼睛让我感到惊奇。因为他面对的毕竟是阴森森的枪口。一时间，我倒是十分紧张。

    老头没有说话，掏出烟袋，装了一袋烟，点了火，蹲在地上，慢条斯理地抽起烟来。

    不知为什么，我握着冲锋枪的手有些抖动。

    过了一会，老头开口了，他指着我手中的冲锋枪，轻蔑地说：“爷们，你手中那玩艺还不如一根烧火棍。”

    我无言以对，因为我自己知道那支冲锋枪里的确没有子弹。因为，领导在发我那支枪时，就没有发子弹给我。

    老头偷的苹果，是放在一个粪箕子里。这种粪箕子，在北方农村很常见，有时走在农村，就能看见背着粪箕子的人，其中多是老人。其实，粪箕子并不一定是拾粪用，而是因为便于在肩上背着。他的粪箕子里已装满了苹果，足足有二十多斤。

    我理直气壮地说“这果园是国家的。你偷苹果就是偷国家财产，偷国家的财产就是犯罪，你知道吗？”

    老头沉默了一会，突然哭了。

    我莫明其妙，又没打他没骂他，他哭什么？

    老头告诉我说，他也知道偷国家园子里的苹果，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所以，他家离果园那么近，他从来没有来偷过一次苹果。“苹果又不是粮食，需要用它填饱肚子。有的人一辈子不吃一个苹果也照样活着。”

    作者上山下乡时的伙伴，当时的“民兵”。

    当年下放内蒙古的杭州知青。

    “那您为什么还要偷苹果呢？”我问他。

    他犹豫了半天才告诉我说：“我的两个孙子要交学费，可是家里确确实实没有钱，才来偷点苹果，想拿到集上卖点钱，给他们交学费。”

    我听了尽管没有完全相信，但有点心软了。

    老头又说：“谁不知道偷东西是丢人现眼的事？我这把年纪了，有一分容易，也不会干这种偷偷摸摸的事。”

    我觉得老头的话比较真诚，心动了，于是对他说：“就权当你说的都是真的吧。反正下次别再让我抓到您。第二次抓到您，我就不客气了。”

    老头的眼中闪过一丝亮光。他起了身，抓起粪箕子，想把里边的苹果倒出来，被我制止了。

    老头惊讶地问道：“爷们，你是不是让我把这些苹果带走？”

    我点了点头。

    老头又问：“爷们，那会不会给你带来麻烦？”

    我摇了摇头说：“这里只有我一个人。”

    老头感激地眼泪都掉下来了。他背上装满苹果的粪箕子，一步一拐地走了。这时我才发现他还是一个残疾人。

    老头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对我说：“爷们，别玩那枪了。”

    我突然想起了什么，问他：“您的腿是不是枪伤的？”

    老头神情严峻起来，郑重地回答说：“这是在朝鲜战场上，被美国佬的冲锋枪打伤的。要不是这条伤腿拖累，我今天就不会来偷苹果，也不会成为你的俘虏……”我清清楚楚听到，老头的声音哽咽了。

    不知为什么，我的泪水也落了下来。

    第二天，我把那支冲锋枪交回了园部。

    这个故事也一直埋在了我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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