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卡·王尔德
一阵灼热的倾盆大雨浇在我身上。
雨点如此强劲，就像有人要把钉子插进我的头皮。周围充满了令人疲倦的湿热水汽，它们不停地盘旋，覆盖在我紧闭的眼睑上。我感到呼吸困难，透不过气来。我站着，但身体似乎完全不受意识控制，处在一种近乎熟睡的状态，双腿止不住地发抖。突然，一声尖叫穿透了我的耳膜。这个声音听上去害怕极了。
我一下子睁开了眼睛。我在……一间浴室的淋浴喷头下面！
1
我身边站着一个赤身裸体的年轻女人，浑身都是肥皂和洗发水的泡沫，正张大嘴巴尖叫着，脸部因为惊讶和害怕扭曲变形。我把手搭在她肩膀上，试图让她平静下来。可我还没来得及开口解释，她就狠狠地给了我的鼻子一拳。我踉跄几步，双手捂着脸，想要保护自己。还没喘几口气，第二拳又来了，正中我的胸口。我跌坐在浴池沿上，伸手抓住浴帘，想重新站起来。可地面很滑，我在挣扎的过程中一头撞在洗脸池上。
年轻女人一脸惶恐，匆忙逃出了淋浴间。她随手抓起一块浴巾，飞快地跑了出去。
我趴在地上，浑身虚脱，恍惚间听到她在向邻居求助。传入耳朵的句子零零散散，并不清晰，但我依稀能够分辨出“强奸犯”“在我浴室里”“叫警察”之类的字眼。
身体和头脑都昏昏沉沉的，动弹不了，连抬手擦掉从眼皮上流下来的水都很费力。而且，我现在鼻子正淌着血，完全喘不上气来，好像刚跑完一场马拉松。
意志命令我站起来，四肢却不听使唤。我很清楚自己的处境十分危险——在圣帕特里克大教堂的经历就是前车之鉴。我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逃离这个牢笼。我用尽全身力气站起来，快速扫了一眼房间，然后走到一扇玻璃窗前。窗外是一条夹在两幢楼之间的窄巷。我打开窗户，把头伸出去，看到远处有一条宽阔的四车道马路，道路笔直，有些坡度。
灵活的黄色出租车，一栋挨着一栋的深棕色砖砌大楼，还有屋顶的雨水池——毫无疑问，我又回到了纽约。
但具体是哪里？
特别是……现在几点？
外面的声音越来越近，我赶紧从窗户翻了出去，上了逃生用的金属楼梯，连滚带爬地下了楼，来到大马路上，然后胡乱选了一个方向，以最快的速度开始逃亡。我看到岔路口立着两个绿白相间的路牌，显示这里是阿姆斯特丹大街和109街的交叉口。所以，我现在是在曼哈顿西北部的大学生街区。警笛声越来越响，我惊慌失措地往左边跑去，想要离开大街，逃到一条和它平行的、两边都是灌木的狭窄侧道上。
为了隐藏行踪，我躲进楼与楼之间的缝隙里，紧贴着墙壁，借机恢复体力。衣服湿透了，我用衬衫袖子擦了擦鼻血。看来我穿的还是杰弗里·韦克斯勒留给我的那身衣服。我机械地瞄了一眼手腕上的表。祖父留给我的那块优雅的坦克表上显示的时间是早上九点多。
可是，是哪一天？
我努力理清思路。我最后的记忆是：公寓的电梯间，掉落在地上的购物纸袋，以及和上次在灯塔地下室里一模一样的强烈痉挛……
我打了个喷嚏。今天天气很好，晴空万里，阳光十分温暖。尽管如此，我的牙齿还是在打战。
我需要一身新衣服。
我抬起头，看到头顶上晒着一些衣物。这些衣服都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但以我目前的处境来看，确实容不得我再挑挑拣拣了。我跳上一只垃圾桶，爬上围墙，努力去够那些衣服。我扯下一条帆布裤子、一件破了的扬基队T恤，还有一件牛仔夹克，然后迅速换上。没有一件衣服合身——裤脚在脚踝那里堆着，外套又格外紧身——但至少我现在身上是干的。我从刚刚脱下来的西服口袋里翻出来一些纸币和硬币，然后把湿乎乎的衣服全都扔进了垃圾桶。
我回到大街上，混入来去匆匆的人群中。跟上次一样，我又感到一阵眩晕、反胃，还有头痛。如果我还想开动脑筋想点事情的话，就必须先吃点东西。我看到马路对面有一家餐馆。在去吃饭之前，我往自动售报机里投了两枚25美分的硬币，买了份报纸。
第一版最上面的日期映入眼帘，我感到无比惊恐。
今天是1993年9月14日星期二……
2
“先生，您的鸡蛋、吐司和咖啡。”
女服务员把盛食物的盘子放在桌上，冲我微微一笑，然后回到柜台后面。我一边狼吞虎咽地吃着早餐，一边仔细阅读这份《纽约时报》的头版新闻：
伊扎克·拉宾和亚西尔·阿拉法特达成和平协议
克林顿总统向这份“勇敢的赌注”致敬
文章配着一幅看上去很伟大的照片——在白宫前，比尔·克林顿面带微笑，张开双臂，庆祝另外两位领导人这一历史性的握手。在他右手边是以色列总理，左手边是巴解组织的领导人。
这张照片以及双方的声明让人们看到了两个敌对民族之间和平共处的希望。那么我呢？我到底是身处现实之中，还是在某个四维空间里？
我迅速判断了一下自己的处境。这一次，从我记忆中的最后一天开始算，14个月的时间消失了。无法解释的时间跳跃再次出现了。
见鬼，在我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感到小臂和双手在发抖。我很害怕，就像一个坚信床底下藏着鬼怪的小男孩。我意识到自己正在经历一些事情，它们让我的生活彻底偏离了轨道，失去了平衡。
我做了几个深呼吸，让自己平静下来。这是小时候父母教我的。我必须面对这一切，我不能被打倒。但我此刻该去找谁？该向谁求助呢？
没过多久，我心里就有了答案。肯定不能去找爸爸，因为他只会骗我。而另一个人选渐渐浮现在我脑海中。他是唯一一个仍然活在世上并很可能经历过我正在经历的这一切的人——我的祖父，苏里文·科斯特洛。
女服务员在桌子间转了一圈，确保每一位客人的杯子里都续满了咖啡。她从我身边走过时，我向她要了一张纽约市地图，并告诉她我会给她一笔慷慨的小费。
趁着咖啡还热，我连喝了几口，想起父亲对我说过的话。
你祖父还活着。他现在在纽约。他被软禁在罗斯福岛上一家精神病院里。
看着女服务员给我的地图，我在脑海中勾画着东河中间那块狭长的土地——罗斯福岛就夹在曼哈顿和皇后区之间。这座岛大约三千米长，两百米宽，我从来没去过那里。我曾经读过一本古老的侦探小说，里面说岛上有座监狱，应该在很久以前就关闭了。不过或许还在，这都说不准。我还在寄宿制医科学校读书的时候，隐约听说岛上有两三家医院尚在运营，其中有一家著名的精神病院——布莱克威尔医院。因为这家医院的建筑呈五边形，所以人们都管它叫“五角大楼”。苏里文就被软禁在那里。
能够见到祖父，这不仅给了我一个目标，还给了我些许勇气。我应该立刻动身才对。但他们会让我进去吗？理论上说，假如我能证明自己是他的直系亲属，应该就没问题。
突然，我想到了一件事。
我的钱包！
刚才掏旧衣服口袋的时候，我把现金全都拿出来了，却没有拿我的钱包，那里面装着我的身份证件。
我陷入了慌乱之中，赶紧付了钱，跑回小巷。垃圾桶还在那儿。我在里面找到了我的西服和长裤，然后迅速里里外外仔细翻了一遍。
一无所获。
妈的！
如果说眼下这个毫无理性可言的处境还存在一丁儿点逻辑的话，那么我的钱包应该就在西服里。我不相信有人会把钱包拿走，因为小偷一般只会拿口袋里的现金。
应该是被我弄丢了……
我走了几步，重新回到阿姆斯特丹大道，脑子一直在不停地转。
应该是落在那间浴室里了……
我回到那幢房子前，一个小时之前我刚从这里逃出来。周围很安静，甚至可以说相当冷清。这一带不但没有警察的影子，连人声都听不到。我绕到房子后面，决定碰碰运气。逃生梯已经被重新折叠起来了，但我爬上了一道矮墙，刚好可以够到它。我一路向上，很快就爬到了三楼的窗户外侧。碎玻璃渣已经被清理干净了，一块系着绳子的纸板取代了原先的玻璃。我毫不费力地扯下纸板，打开窗户跳进房间。
没有任何声音，也没有人来“欢迎”我。那个女孩已经拖干净了地上的血迹和水渍。我蹑手蹑脚地走在地砖上，四下都没有钱包的影子。我很失望，然后蹲了下来，在摇摇晃晃的衣柜下面检查了一番，接着又打开了一个白色的木质整理箱，里面堆着各种药品、化妆品、吹风机和化妆包。
就在那里，我发现我的碎纹皮钱包正安然无恙地躺在一层薄薄的灰尘上。应该是我撞到洗手池的时候掉出来的。
我伸手够到钱包，检查之后确认身份证件都在里面，然后如释重负地舒了口气。理智告诉我，得赶紧离开这里，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但由于刚刚获得了一次小胜利，安静的房间又为我增添了不少勇气，于是我决定走出浴室，来场冒险。
3
屋里没有人。
这是一间杂乱的小公寓，装修得却很细致。厨房里的小吧台上放着一包拆开的麦片和一瓶酸奶，很显然，女主人出门时太匆忙，忘记把它们放回去了。
我偷吃了点儿麦片，然后把盒子放到架子上，又把酸奶放进冰箱。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让我决定继续留在这里——我想知道为什么我偏偏在这间公寓里醒来。
我在客厅里东张西望。两个狭窄的置物架上摆满了书。录像机旁放着几摞录像带，有《宋飞正传》和《双峰》，有维姆·文德斯的《得克萨斯的巴黎》、马丁·斯科塞斯的《穷街陋巷》、伊托·斯柯拉的《不凡之日》、路易·马勒的《通往绞刑架的电梯》和《恐怖小商店》，还有很多梅丽尔·斯特里普主演的电影，比如，《苏菲的选择》《法国中尉的女人》《走出非洲》等。
墙上挂着几幅名画复制品，有安迪·沃霍尔、凯斯·哈林和让·米切尔·巴斯奎特。
一张小矮桌上搁着一包薄荷味的香烟和一只印着“I LOVE NY”的打火机。我在沙发上坐下时，弹簧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我点了一支香烟，吐出第一口烟之后，我又想起了那个在浴室里尖叫的年轻女人，当时她的脸上写满了恐惧和惊慌。我们彼此不认识，而我突然出现在她的浴室里，就像《神秘博士》里的场景一样，她肯定非常害怕。
边上传来一声猫叫，我转过头去，看到一只有着圆圆的眼睛和深棕色毛皮的虎皮猫跳上了沙发扶手。它脖子上挂着一个小牌子，我眯起眼睛，认出了上面刻着的名字：雷明顿。
“你好啊，小家伙。”
我想伸手摸一摸它，它却跳向一边，悄无声息地走了。
我站起来，准备去探索公寓里的最后一个房间。这是一间铺着棕色木地板的卧室，里面的家具融合了许多稀奇古怪的元素：一架老式铸铁床、一张现代风格的黑色漆面写字台、一盏来自另一个世纪的水晶吊灯。床头柜上放着几本《戏报》，上面刊登了一些最新的音乐剧里的场景：《歌剧魅影》里的面具和玫瑰、《猫》里那双狡黠的眼睛、《歌舞线上》里站成一排的演员等等。杂志边上还有几本折了角的小说，其中有《为欧文·米尼祈祷》《宠儿》和《英雄少年历险记》。
墙上贴着一些照片，主角全是这个与我素不相识的女主人。她的穿衣风格似乎非常多变，有时穿着晚礼服，有时又几乎没穿衣服。这些照片有彩色的，也有黑白的，里面的人都梳着相同的发型——头发散开，卷曲的发梢轻轻掠过裸露的双肩。这个女孩看上去不像是个职业模特，但是她肯定正在为某个模特公司准备一本写真集。
工作台上方钉着一张课程表复印件，抬头是茱莉亚音乐学院——是的，就是那所著名的戏剧学校。旁边是一张申请表，上面的名字是伊丽莎白·埃姆斯。这个年轻姑娘今年二十岁，是艺术表演系一年级的学生。
我打开抽屉，肆无忌惮地浏览了所有能拿到的东西：几封写给某个叫戴维的人的情书草稿、伊丽莎白自己的全裸相片——她努力摆出一些高难度姿势，可能是为了引起这个戴维的注意吧。不过很显然，她最后还是决定不寄出这些照片。抽屉里还有一张纸，是她在亡命夜店打工的时间表。那是一家位于东区的酒吧。一块软木板上钉着银行对账单，上面印着一笔令人担忧的透支数额，对账单边上还有好几封房东寄来的房租催缴信。
我又在卧室里溜达了几分钟，漫不经心地浏览着墙上那些照片。其中一张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个下雪天，伊丽莎白坐在中央公园一张木头长椅的椅背上，旁边是一盏路灯。她戴着一顶羊毛帽子，穿着一件对她来说过于肥大的棉衣，脚上是一双翻羊皮靴子。这是所有照片中最不性感的一张，但只有在这张照片中，她露出了微笑。
离开公寓的时候，我摘下了这张照片放进口袋。
4
两小时后
“我让你们俩单独待一会儿，”护士对我说，“按理说，他是不会突然发怒的，但是……好吧，您是医生，应该比我更清楚，这种病人是没有什么规律可言的……”
我站在布莱克威尔医院七楼，祖父的病房外。
离开伊丽莎白·埃姆斯的公寓后，我打了辆出租车来到第二大道和第60街的交叉口。在那里，我买了一张缆车单程票，通过空中索道穿过东河。缆车将我送至罗斯福岛中央的缆车广场，然后，我步行抵达位于这座狭长岛屿最南端的“五角大楼”。其实，布莱克威尔医院的名声一直都不太好。它建于19世纪中期，最初收治的是一些城里人希望隔离的天花病人。后来，这里被改建为精神病院，逐渐染上了这类机构的通病：人员冗余、虐待病人、在法律范围内实施极端精神病实验等。20世纪6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人撰文写书披露这些状况，一部分医院员工被绳之以法。随着时间的推移，布莱克威尔医院的情况渐渐好转，但也没能真正摆脱负面形象。
从刚开始学医时起，我每年都能听到“五角大楼”即将被关闭的消息，但我们必须回归现实：“五角大楼”一直屹立不倒。而我此刻正奋力寻找的救赎，恰恰就在这围墙之内。
“我得先提醒您，”护士说，“房间里的紧急呼叫按钮坏了。”
我不想直视他的眼睛。这个护士就像漫画里的双面人一样，脸上有一部分被严重烧伤了。
“所以，一旦出现任何问题，不要犹豫，立刻大声喊叫，”他继续说道，“我们这边效率很低，不能保证一定有人能听到您的声音，但叫声是让那个老家伙害怕的最好方法。”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他可是我的祖父！”
“不就开个玩笑吗……”他低声抱怨着，耸了耸肩。
“双面人”打开病房的门，请我进去，又在我身后把门重新锁上。这是一间狭小、简陋的单人病房，里面只有一张铁床、一把瘸腿的塑料椅和一张固定在地板上的桌子。铁床上半躺着一个男人，后背靠着枕头，看上去很神秘。他的胡须泛着银色，花白的头发一直垂到肩上，整个人一动不动，眼神呆滞，仿佛身处另一个时空里。他如雕塑一般静默，似乎沉浸在遥远的白日梦中，又像是一位被精神病药物控制的白发巫师。
“您好，苏里文，”我一边说，一边向他走去，心里有点儿慌乱，“我叫亚瑟·科斯特洛。我们从没见过面，但我是弗兰克的儿子。他是您的儿子，所以，您是我的祖父。”
直接进入话题也没那么可怕……
苏里文像大理石一样纹丝不动，好像没有意识到有人在边上。
“我一直不知道您还活着。”我解释道，然后坐到了床边的椅子上，“我不知道您还活着，也不知道您在这里接受治疗。如果我知道的话，一定会早一点儿来看望您的。”
根据爸爸提供的信息，我飞快地在心里计算着他的年龄。如果没算错的话，苏里文现在七十出头。尽管那张沧桑的脸上刻满了岁月的痕迹，还长着快要吞没他半边脸的胡子，我依然能够想象出他的模样。规则的脸形，高耸的额头，挺立的鼻子，倔强的下巴。我毫不费力地想起他三十年前的样子，就是我在家庭照片里看到的那样：一位潇洒的企业家，穿着量身定制的西服和笔挺的衬衫，戴着袖扣和费多拉帽。有一张照片尤其让我记忆深刻：他叼着一根雪茄，把脚搁在麦迪逊大街广告公司办公室的桌子上。但那是另一个时代，那是另一个人……
我把椅子朝病床挪了挪，试图吸引他的目光。
“我今天来是为了向您寻求帮助。”
他眼睛都没眨一下。
“我继承了您的灯塔，二十四风向灯塔，然后……”
我故意停下来，耐心地等了一会儿，希望他有所反应。但这个反应始终没有出现。
我叹了口气。看来这是个错误的决定。我们对彼此来说都只是陌生人，而苏里文又一直把自己封闭在深深的缄默中，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他会在某个时刻从那里走出来。
我站起身，走到窗前，透过栏杆望着棉絮般的云朵向阿斯托里亚那边缓缓飘去。尽管已经是阳光灿烂的季节，病房里依旧冷如寒冰。我清楚地听见水在铁质暖气片里流动的声音，却感受不到一丝热气。
我重新坐下来，打算做最后一次尝试。
“弗兰克告诉我，在您失踪后的第四年，你们曾经见过一面，您让他把地下室的一扇金属门封起来。”
老人还是一动不动，双手交叉放在肚子上，看上去就像一尊坟墓上的雕像。
“我去了地下室。我推倒了那面砖墙，然后……”
突然，苏里文用猫一样的速度伸出手臂，钳住了我的喉咙。
我大吃一惊。他之前麻木嗜睡的表情让我放松了警惕，而此刻，铁一样的手指正紧紧钳着我的喉咙。我无法呼吸，只能盯着他的眼睛。那扇门的故事好像一道电击，他的眼睛突然间异常明亮，闪闪发光，让人心悸。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小笨蛋？”他在我耳边喘着气说。
我拼命想从他手中挣脱出来，但他却抓得更紧了。一个老人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力气？他的手指掐着我的脖子，压迫着我的食道。这个疯子会掐死我的！
“你推开了那扇金属门？你进了那个房间？”
我挣扎着点点头。
我的回答似乎让他感到非常绝望。他放开了我，我捂着脖子，咳嗽了好一会儿。
“您疯了！”我叫道，扶着椅子站了起来。
“也许吧。”他回答，“但是对你来说，孩子，你真的惹上麻烦了。”
接下来，又是一段紧张的沉默。在一分多钟的时间里，我们充满敌意地互瞪着对方。苏里文完全变了个样，他精力充沛，神情凝重，看上去像是一个刚从噩梦中醒来的人，抑或是一位刚刚结束长途旅行的归客。接着，他用锋利的眼神迅速将我从头到脚扫视了一遍。
“你刚才说你叫什么来着？”
“亚瑟。亚瑟·苏里文·科斯特洛。”
我说出中间名的时候，他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还有两个浅浅的酒窝。
“你怎么会有我的手表，亚瑟·苏里文·科斯特洛？”他看到了我手腕上那只坦克表。
“您是要我把它还给您吗？”
他把手搭到我的肩膀上。
“不。相信我，你比我更需要它。”
他从床上站起来，关节咔咔作响。
“所以，你推开了那扇门，然后你想知道你身上发生了什么……”
“对，我有好多问题想要问您。您要……”
他举起一只手，打断了我的话。
“现在是哪一年？”
“您在拿我开玩笑？”
“好吧，我是在开玩笑。今天是1993年9月14日。”
他思考了一会儿，继续问道：“你是做什么的，孩子？”
“我是医生，为什么问这个？”
“不为什么。那你在医院里工作？”
听到我肯定的回答后，他脸上闪过一丝奇怪的神色，眼中闪耀着令人费解的光芒。
“你有烟吗？”
“我想这儿禁止吸烟。”我指着烟雾探测器。
“你还没弄明白吗？在这个房间里，没有一样东西能正常使用。”
我叹了口气，从口袋里摸出了打火机，还有那包我从伊丽莎白·埃姆斯家顺手偷来的薄荷味香烟。
“这是什么狗屁香烟？”他有点儿生气，“你认为我是个女人还是怎么的？就没有正常点儿的烟吗？”
还没等我回答，他就骂了几句脏话。但他最终还是点燃了一支，深深地吸了一口。
“你是什么时候打开那扇门的？”他问我，突然变得严肃起来。
“1991年6月。”
“所以，这是你第二次旅行了……你最近一次醒来是几号？”
“今天早上九点。等等，你刚刚为什么说是旅行？”
“孩子，这些问题，你自己应该已经有答案了。但是，你得先帮我做一件事。”。
“什么事？”
“帮我从这个老鼠洞里逃出去。就今天。”
我摇摇头。
“您又在开玩笑吧？首先，这不可能，其次，这也不是我想要的。”我用医生的肯定语气说道，这种语气我驾轻就熟，“苏里文，这个计划太不现实了，以您的身体状况……”
他嘲讽地笑了起来，指着我说：“你这样做不是为了我，孩子，是为了你自己。现在，好好听清楚我接下来说的话，因为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他凑近我耳边，给我下了一系列行动指示。每当我想张嘴说话，他都会提高嗓门让我闭嘴。他刚说完，烟雾探测器的警铃响了起来。
几秒钟后，“双面人”出现在病房里。
烟蒂和桌子上的香烟惹怒了他。
“够了，先生，您必须立刻离开！”
5
我坐缆车回到了曼哈顿。
我脑子里乱成一团，装满了沸腾的思绪。苏里文能这么快就提出一个详尽的计划真是让我惊讶不已，但我觉得自己并没有能力帮他逃出来。至少，单凭我一个人是做不到的。我想先从自动取款机里取点儿钱，但这一次，我的卡不能用了。可能是因为我“这两年”都没怎么用过银行卡吧。我清点了一下手头的现金，还剩75美元，能买一张去波士顿的火车票，除此之外也干不了别的了。我看了眼手表，上午就快过去了。
我跑步来到佩恩车站，买了一张单程票。时刻表上显示每两小时就有一趟快车，下一班是13:03。我随着人流走向站台，上了车。
一路上，各种各样的问题不停地钻进脑子里，扰得我心神不宁。
首先，最让我头痛的是，怎么才能终止这个可怕的诅咒，让我回到原来的生活？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摆在我面前——苏里文。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关乎良心了：我有没有权利帮助一个病人从精神病院逃跑？一个我完全不了解的人，一个健康状况是未知数的人，一个已经向我证明有能力实施暴力的人，一个无法被控制的人，一个可能会对无辜者施暴或做出更糟糕的事情的人。
答案很清楚，我没有这个权利。
第三个问题：我有其他选择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很清楚……
6
波士顿南站16:40
到站后，我飞快地跳下列车，全速朝金融区跑去。没时间了，市中心任何一家银行都不会在下午五点之后营业。
我的银行卡开户行位于法尼尔厅边上一幢现代建筑的底楼，保安刚把门锁上。我对着一扇玻璃门高声叫着，在门上猛敲了三下，保安转过身，不快地看着我。我敲了敲腕上的手表，告诉他现在是下午四点五十九分。他摇摇头，嘲弄地抬了抬下巴示意我看墙上的电子钟，上面显示的时间是五点零一分。
我叹了口气，有些愤怒，一拳打在玻璃门上。保安被激怒了，但犹豫着没敢从工位里出来。他十分谨慎，最后叫来了他的领导。真是运气好，出来见我的人居然是皮特·兰治，我们家的账户和储蓄一直都是他在管理。他认出了我，亲自过来开了门：“啊，亲爱的亚瑟，好久不见！”
“我去欧洲旅行了，”我撒了谎，“今天恐怕要让您晚一点儿下班了，我有急事需要您帮忙。”
“请进，请进。”
我向他道谢。他这种谄媚的态度并不是我的幻觉，因为我父亲是他的客户。兰治带我走进他的办公室，我向他解释说银行卡被停用了，然后询问我目前的财务状况如何。他在电脑键盘上噼里啪啦敲了一会儿，打印出一份账户流水单。在我“消失”的两年内，我的账户收支一直在变动，不幸的是，全都是出账。房租、保险还有学费贷款都按照预先设定的周期自动支付。由于医院已经停了我那份微薄的薪水，所以银行动用了我的储蓄账户来支付这些花费。那是母亲去世前留给我的一小笔钱，是她生前积攒下来的，一共五万美元，如今只剩九千了。
“这笔钱我想全部取出来。”
“当然可以，”兰治说，“但需要您明天再来办理，并且账户里至少要留一千块。”
我再三坚持，告诉他我今晚就得离开波士顿，无论如何也要取出母亲留给我的这笔钱。我没抱什么希望，但他却听进去了，并设法为我办成了这件事。半小时后，我带着八千美元离开了。和他道别的时候，这个蠢货居然对我说了句“节哀顺变”，好像我母亲是上周才去世的。
我有点儿后悔，但没做任何耽搁，立刻叫了一辆出租车，驶向南多切斯特。
7
在马萨诸塞州综合医院，急诊室的实习医生每个月都要参加三次特殊巡诊：他们会把医疗车停在波士顿条件最差的街区，希望能让所有人都得到免费治疗。从理论上来说，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但现实是，这通常会变成一场噩梦。医疗车经常会变成碎石块的攻击目标，因为黑帮成员认为我们妨碍了他们的生意。我们一次次被瞄准，被袭击，被抢劫，医护人员甚至需要发动工会来协助救治。尽管如此，市政当局还是支持这一项目，并且把它列入志愿者服务项目库。在我参加活动的那几个月，好几次都是我自己开车。首先，我需要去市郊的某个地方取车——但与其说那是车库，还不如说是寄存站。
当我走进菲茨帕特里克汽车修理中心时，心里想的就是那个年代，那个离我如此遥远又如此贴近的年代。这是全市最大的修理厂之一，擅长维修殡仪车、学校巴士和救护车。
巨大的厂房里弥漫着泥土、柴油和橡胶的味道。我刚走进去，一只凶猛的白色小狗就冲了过来，扯开喉咙大吼大叫。
我很怕狗，这只牛头梗让我的心脏怦怦乱跳，而它似乎也觉察到了这一点，叫得越发凶狠。我故作镇定，假装没看见它，径直向车库负责人走去。
“你好，丹尼。”
“你好啊，小个子，好久不见。你总害怕我的佐丽娅，但她可是个可爱的乖乖女。”
一米九高的肥硕身体紧紧包裹在一件伐木工人的衬衫和一条肮脏的背带裤里，丹尼·菲茨帕特里克看上去比他的狗还要可怕。所有人都在背后管他叫赫特人贾巴4，但是没有谁敢当面这么叫他。
“康拉德让我来取一辆救护车，今晚要用。”我对丹尼说，好像昨晚才见过面似的。
“真的吗？我没收到任何通知。”
“康拉德会给你发传真的，”我一字一句地回答道，“你知道的，他们总是最后一分钟才行动。我们今晚要去麻台本和罗克斯伯里的中心地区，可能有一两个病人要转送。我们想要一辆轻便点儿的车，你店里有吗？”
“我有一辆福特E系列。”他扬起下巴，示意我看边上的一辆救护车，“但是……”
我走向那辆改装过的救护车。
“这辆车正合适。别担心传真的事儿，你收到之后替我签下字好了，跟以前的流程一样。”
就在这时，丹尼那满是横肉的身体挡住了我的去路。
“等等，冒失鬼。你说我会收到康拉德的传真？”
“怎么了？”
“他六个月前就不在医院工作了。”
我装作生气的样子，决定冒险赌一把。
“听着，丹尼，你觉得干这种活儿我会很高兴吗？我已经两年多没干过这活儿了，你也肯定能收到医院的传真。不然我要这辆该死的救护车做什么？它又不适合运毒。”
丹尼·菲茨帕特里克挠了挠头。我必须斩钉截铁，不给他留太多思考时间。最好能向他承诺一件什么事。这时，我脑海里闪过一条刚在报纸上看到的新闻。
“这周六红袜队和扬基队有场比赛，来我家一起看吧！我知道你对维罗尼卡有意思。她和她的朋友们都会来，有奥莉维亚和帕特里西亚，就是那个急诊科的红头发小姑娘。这些女孩喝了酒之后就没那么矜持了，嘿，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
我在心里向维罗尼卡说了声抱歉，同时告诉她我这样做真的不是为了好玩，而是有足够的理由……
“周六没问题，”丹尼同意了，把钥匙递给我，“你现在住哪儿？”
五分钟后，我开着救护车离开了车库。
我穿过多切斯特大道，想一路开回纽约。这片街区很大，离市中心有一定距离，方圆几公里内排列着红砂墙楼房、荒废的工业园以及粗糙的篱笆。这就是我爱的那个波士顿——那个会聚了各色人等的大熔炉，那个用铁栅栏围成篮球场的地方，那个还保留着许多旧式商店的城市。
路口的红灯亮了，我停下车，打开收音机，电台正在播R.E.M.乐队的歌曲。我从没听说过这支乐队，却能立马跟着音乐吹起口哨。尽管一切尚未就绪，但我的行动计划已经在一点一点成形。收音机里的音乐已经切换到下一首歌了，红灯还没有变绿。我有些不耐烦，开始观察四周。左边有一块画满涂鸦的指示牌，三个巨大的字母Z被涂成红色，都快把指示牌上的地名——福里斯特希尔斯公墓——给遮起来了，如同一道驱魔的符咒。我知道这个地方，我母亲和祖母就葬在这里。
交通灯变绿了，我没有动，后面的车在拼命地按喇叭。
“节哀顺变。”
我的心在一瞬间被沉重的真相击中。兰治的那句话和我母亲没有一点儿关系。
他说的是我父亲。
8
这座公墓方圆一百多公顷，却更像一座英式花园，而非举行葬礼之地。我把车放在停车场，走上一条蜿蜒小径，周围安静如幽谷，点缀着大理石喷泉、礼拜堂和优雅轻盈的塑像。
母亲的葬礼过后我就再也没有来过这里，那还是1984年一个飘雨的阴郁夏日。如今，这个地方变了很多。但翻过小山谷后，我很快就认出了那个哥特风格的湖泊，山顶的岩石静静地俯视着它。
我沿着一条两边是石头矮墙的林间小路继续前行。此时是下午六点，太阳正缓缓滑落，给周遭的景物覆上了一层美丽的光辉。几位游客在茂盛的草地上打坐、冥想，享受这美好的时光。一阵微风吹过，灌木花丛摇曳起来。
我走在古树旁，脚下是坟冢间的石子小路。这一次，我任由忧郁的情绪淹没自己，直到看见父亲的墓碑。
弗兰克·科斯特洛
1942年1月2日
1993年9月6日
曾经我与你们一样立于人世
你们也将如我一般长眠于此
父亲上周去世，按照推算，应该是三四天前下葬的。
我感到一阵强烈的痛苦。不是因为他本人，而是因为那些我们没能一起度过的时光。我试图回忆某个幸福的时刻，却什么也想不起来，这让我更加悲伤。直到现在，我依旧渴望他的爱。我想起他突然出现在我家的那个周六，想起他跟我套近乎的样子、一起钓鲷鱼的约定、那个属于我们父子的下午……为了让我走进他的圈套，他费尽心思把我拽到灯塔那儿，甚至不惜打感情牌。我真是太傻了，才会掉进这个陷阱。
我们最后一次说话是一年前，而且还是在电话里。他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讨厌你，亚瑟！”
我讨厌你，亚瑟！
这真是对我们之间的关系最好的总结。
我擦掉脸颊上的泪水，不禁问自己是否某一天也会有个孩子。但鉴于我目前这种不稳定的状况，这事看上去不切实际。我试着想象带孩子打棒球或去学校接孩子的场景，可脑海中没有出现任何画面。这没什么奇怪的，因为我满脑子都是阴暗的想法，没有能力付出足够的爱。
我走到大理石墓碑旁，又读了一遍他的墓志铭。我笑了。
不，弗兰克，我永远不会成为你这样的人。看看我被你害成了什么样……
风中隐约传来一阵我熟悉的、傲慢的笑声，然后是他自命不凡的话：“我告诉过你了，亚瑟。不要相信任何人，包括你的亲生父亲……”
不幸的是，他没说错。这个浑蛋曾经警告过我，但我当时自认为比他聪明，决定推开那扇该死的门……
突然间，我怒火中烧，对着空气大声吼道：“我不需要你，弗兰克！我从来都没有需要过你！这一次，我也会自己走出来！”
我张开双臂，尽力感受脸上温暖的阳光。然后，我以挑衅者的姿态留给父亲一句话：“看到了吗，我还活着，而你已经死了。你再也不能反对我做任何事了。”
但就像一直以来的那样，他总是能轻而易举地说出最后陈词：“你确定吗，亚瑟？”
9
23:58
到达纽约已是午夜。路过博伊尔斯顿街的Gap门店时，我下车给自己买了些合身的衣服：一条斜纹布长裤、一件白衬衣和一件帆布夹克。这可不是为了卖弄风情——我得让自己看上去有些魅力，才能保证计划顺利展开。
我把救护车停在东村第三街和第二大道之间的一条小巷里，然后来到圣马可广场，也就是八街。
到了夜晚，这里可算不上曼哈顿最安静的地方。
空气中有一股躁动不安的气息。铺满垃圾的人行道，年久失修的建筑，破败不堪的赭石色楼梯——流浪汉占领了每个角落，那些萎靡的躯体一动不动，双眼紧闭。
路旁的绿化带里随处可见用过的注射器和安全套，唱片店和文身店门口摆放着做工拙劣的淫秽雕像。到处都是毒品的影子，分管不同区域的毒贩子在人们眼皮底下售卖可卡因、海洛因和药丸。在这一片游荡的大多是些奇奇怪怪的人——老朋克、嬉皮士，还有一只脚已经踏进坟墓的瘾君子。他们先来这里转悠一番，再回家吸毒，或是去周围的夜店狂欢。
正是因为有这些地方，纽约才真正是一座“万事皆有可能”的城市。
尤其是最坏的事情。
00:16
亡命夜店位于八街和A大道的交叉口。我在门口停下脚步，希望能找到伊丽莎白·埃姆斯。
这里人头攒动，整个空间都浸没在热浪中。酒精肆意流淌，过道里的人们摩肩接踵，头发被汗水湿透，吉他和贝斯的二重奏糟蹋着范·莫里森的一首曲子。不过，真正的秀场在吧台后面。女招待们穿着紧身牛仔裤和深V无袖衫，头戴宽檐帽，像玩杂耍一样拋接酒瓶，挑逗顾客，让他们从腰包里掏出更多的钱。她们甚至轮流爬上吧台，卖弄放荡的舞姿。毫无疑问，想要在亡命夜店工作，拥有95C的胸围比知道怎样调制一杯玛格丽特或台克利更有用。
我在吧台上玩着骰子，向一位肉感的红发女郎点了杯杰克丹尼，她身上的彩色文身一直延伸到胸部。在这些吧台女郎中，她看上去年纪最大，身材最丰腴，圆形发髻高高地盘在头顶，让我联想起图卢兹·罗特列克的一幅画——《走进红磨坊的贪食者》。
“晚上好，您知道伊丽莎白今晚在这儿吗？”
“在吧台那边，亲爱的。不过，对丽莎这样的女孩儿来说，你看上去真是太斯文了……”
“谢谢！”
我眯起眼睛，看到了那个我要找的人。
“丽莎！”
我向她挥了挥手，就像老朋友一样。我几乎可以肯定她认不出我。但愿如此。今天早上我们那场偷偷摸摸的约会只持续了几秒钟而已，更何况挨了她那一拳之后我立马就用手捂住了脸。
女孩皱起了眉头，警惕地向我走来。也许她记得我……我有些忐忑，于是先开口说话。
“晚上好，你就是在茱莉亚学院上学的那位？”
听我提到学校的名字，她似乎稍微放松了一点儿。这一刻，她不仅是一名外表出众的酒吧女招待，也是一所享有盛名的表演艺术学校的女学生。
“我们认识吗？”
我摇了摇头，露出我认为最迷人的笑容。
“不认识，但有人建议我来看看你。”
“是谁，戴维？”
我记起这是她情书里那个男人的名字。我犹豫了一下，决定将错就错。
“没错。戴维告诉我，你是个挺不错的演员。正巧我有一个角色要给你。”
她耸了耸肩。
“别花言巧语了……”
她现在应该觉得既好奇又不可思议，之前一定有很多人对她说过这种话。
“等等，我没开玩笑！”
“今天客人很多，我得回去工作了。”
我不让她走：“我真的有个角色要给你。”
她抬头看着天花板，问道：“哪种角色？”
“有些特殊的角色。”我说。
“算了吧，我不拍色情片。”她叹了口气。
“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这个角色得穿不少衣服！是演一个护士。”
“和病人上床的护士？”
音乐声很大。我们扯着嗓子喊才能让彼此听清楚。
“不是！”
“那就是和医生上床？”
“不，这个角色不用和任何人上床。你疯了吧，我的天！”
“疯的人是你！”
“我？”
“你们，男人们。”
我摇着头，装作很生气的样子。她反倒忍不住笑了起来。
“对不起，我今天过得很糟糕。早上有个流氓闯进我家，想在我洗澡的时候侵犯我……好吧，不管怎样，玩得开心点儿。”说完这番话，她转身走了。
我还想留住她，但她已经走到吧台另一边，被客人们团团围住。她灵巧地周旋其间，给那些白天在华尔街上班、晚上来东区放纵的男人续了一轮龙舌兰。
之前那位红发女郎走过来，又给我倒了杯威士忌。
“我跟你说过了，小伙子。丽莎不适合你。”
“我又不想泡她。”
“不是吧，小乖乖！所有男人都想泡丽莎！”
我掏出香烟，她擦着一根火柴，为我点上。
“谢谢你。戴维是谁？她男朋友？”
“是的，他是个画家。”
她撇了撇嘴巴，露出怀疑和厌恶的神情，接着说道：“好吧，如果那种人也能叫画家……反正，丽莎着了魔似的爱着他。而那个蠢货痴迷的却是海洛因……”
我立刻想到了丽莎抽屉里那些银行对账单。
“他花的是丽莎的钱，对吧？”
“你怎么知道的？”
我没有回答，而是吐出一口烟。然后，我绕过吧台，试图再次引起丽莎的注意，但是聚集在吧台周围的人越来越多。
红发女郎已经开始给另一群人倒酒，她走之前给了我一条建议：“那个女孩还要在这里待一小时。如果你想和她安安静静地说会儿话，就去达玛托等她。”
“达玛托？”
“一家夜间营业的比萨店，在10街和史蒂文森街的转角。”
“您确定她会来？”
她挥了挥手，打断了我的话。
“去那里等她，听我的没错。”
01:36
始于1931年
世界一直在变
我们的比萨却始终如一
达玛托的这句座右铭被装在镜框里，挂在柜台上方。他们一直坚持传统的烹饪手法，是市里仅有的几家还在用木柴和火炉烤比萨的店之一。
这家店的装修有些古旧——红白格子桌布、传统意大利风格的椅子、带灯罩的破旧台灯——但气氛却十分温馨。刚踏进店门，一股番茄和罗勒的气味就扑面而来，让人食欲倍增。等人的一个小时里，我吃了一个脆底比萨，还喝了好几杯瓦波利切拉葡萄酒。这地方实在太小，老板娘亲切好客的程度简直比得上监狱——她坚持要求每位客人一吃完就必须离开，不能在店里久留。为了占着座位，我不得不又点了一瓶啤酒。啤酒刚上来，丽莎就进来了，跟老板娘和两位比萨师傅打了声招呼。看得出她是这里的常客。
“你在这儿做什么？”她一看到我就厉声问道，“你在跟踪我？”
“请允许我纠正一下，明明更像是你在跟踪我——我已经在这里坐了一个小时啦。”我想说句俏皮话，缓和一下气氛。
“你觉得自己这样做很聪明吗？”她一边说一边坐到我面前。
她换了身打扮，牛仔短裤里套着连裤袜，斯宾塞式的小外套上别着几个骷髅别针，脚蹬一双铆钉高帮皮鞋，戴着一双镶有白色花边的露指手套，手腕上缠着十几条精致的橡胶手环，脖子上挂着一串带吊坠的念珠，耳朵上还戴了一副十字架耳环。
活生生就是玛丽玻尔时期的麦当娜的翻版。
她点了根汁汽水和香草小面包比萨。我故意保持沉默，想让她先开口。
“我都不知道你叫什么。”
“亚瑟·科斯特洛。我是波士顿的一名急诊科医生。”
“你说的那个角色，是胡诌的吧？”
“恰恰相反，这可是正儿八经的工作。不过，需要你立刻答复我。”
“电影还是话剧？”
“话剧。但只会上演一次。”
“谁写的？”
“现在还没人写。我想请你即兴表演，融入情景当中。”
“你在拿我开涮吧？”
“我猜你们表演艺术学校应该教过即兴表演。”
她摇了摇头。
“我喜欢的是措辞优美的文字，精心打造的对白，出自大家之手的遣词造句……一个演员的即兴表演往往平庸不堪。”
“有时候确实如此，但不代表永远都是。有些电影场景就是即兴表演：比如《出租车司机》里罗伯特·德尼罗在镜子前的独白，还有《克莱默夫妇》里吃冰淇淋的那一幕……你一定知道的，达斯汀·霍夫曼警告他儿子时说的那句：‘比利，你要是敢把这勺冰淇淋放进嘴里的话……’”
“‘……你就有大麻烦了。’这部电影我烂熟于心。不过这一幕并非即兴表演。”
接完这句对白，她紧紧地盯着我的眼睛。她的目光强烈、炙热，让我心中一动。
“我很确定那就是即兴表演。”我说道。
“承认吧，那不是。”她耸了耸肩膀，“我要演什么话剧？”
“生活的话剧。‘整个世界就是一场话剧，所有……’”
“‘……所有人，男人和女人，只是里面的演员而已’，这我也知道。我每天都要学习剧本。好了，别再绕圈子了，你的计划到底是什么？”
“你说得对，我确实应该坦诚些。事实是，我想帮我的祖父从一家精神病院逃跑。”
她抬起眼睛看着天花板，没有打断我的话。
“你想知道计划，我这就告诉你。明天早上七点整，你穿着护士服和我一起进入布莱克威尔医院。我祖父会假装心脏病发作，然后我们把他弄上担架，抬到一辆救护车上，迅速开车离开。半小时后你就可以拿着酬金，再也不会见到我。”
她顿了几秒钟，喝了口汽水，然后笑出了声。
“你做这些奇怪的事情，就是为了寻求刺激吧？”
我神色凝重地看着她。
“这件事情非常严肃，我的头脑也很清醒。”
她止住笑声，理了理满头金发，然后用一个暗色发圈把头发扎了起来。
“你说的这位祖父是真实存在的？”
我点了点头。
“他的名字是苏里文·科斯特洛。”
“你为什么要帮他逃出来？”
“能让我这样去冒险的，只有一个理由。”
“你觉得他没疯。”她推测道。
“完全正确。”
“但你为什么会选我？我们又不认识。你不能请一位认识的朋友来做这件事吗？”
“我需要一位专业人士。而且，我也没有什么朋友，至少没有这种类型的朋友。”
“这种可以在凌晨三点打电话叫来帮忙处理尸体的朋友？”
这一回是我笑了。
“对不起，我不能帮这个忙。”她边说边咬了一口面包比萨。
我把那个装着八千美元的信封递给她。
“这是我所有的钱了。”我说，心想这是最后一张王牌了。
她打开牛皮纸信封，久久地注视着里面那一沓五十美元的钞票。她的双眸闪闪发光，却不是贪婪。我知道这笔钱对她来说就像一瓶氧气，足够支付好几个月的房租，还能还上那笔透支的钱。她可以少上一点儿夜班，甚至不用在夜店做女招待，不用被那些眼神迷离的醉鬼当成脱衣舞娘。她会有更多时间待在家里，和那只叫雷明顿的猫一起蜷缩在沙发里，手里端一杯伯爵红茶，读读山姆·夏普德的剧本和约翰·欧文的小说。
她犹豫了许久，不时用她疲惫而又闪亮的眼睛看看我。她一定很好奇这个人到底是谁，这张英俊的面容背后是否隐藏着一个魔鬼。作为一个二十岁的女孩，她很年轻，有些逞强，有些自负，但也有些迷茫。在某一瞬间，一点灵光闪过我的脑海，我眼前仿佛出现了一个更成熟、更自信、与我更亲近的伊丽莎白，虽然依旧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很快，画面变得模糊不清，脑海里的女孩消失了。
“但是，真的太冒险了。”她打破沉默，把信封重新装好，推给我。
“我们不是去抢银行。”
“我已经说过了，这样做太危险。”
“那也比和瘾君子混在一起安全。”
我的回答既粗暴又不合时宜。伊丽莎白生气地瞪着我。
“你以为自己是谁，可以随便评价别人？”
“为了给男朋友买毒品而欠了一屁股债，你又好到哪里去了？”
“你不懂。戴维需要那些东西来作画，他……”
“真是个好借口！我是医生，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对你的宝贝艺术家来说，最好的事情就是去戒毒。不过话说回来，他为什么能让你这么疯狂？”
“因为我爱他。”她用她所能表现出来的最轻蔑的口吻回答我。
她的眼泪快掉下来了。她控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下巴开始颤抖。
“我讨厌你，蠢货！”她大声叫道，把剩下的汽水一股脑泼在我脸上。
她猛地站起来，碰倒了椅子，怒气冲冲地离开了比萨店。
看来我还做不到百发百中。
02:21
当我重新回到八街的时候，救护车的两个后视镜已经被人砸碎了。很明显，这是某个瘾君子干的——他想在车里找些药品或者酒，但他神志不清，又打不开车门，盛怒之下只好把仇恨发泄在后视镜上。这是街头混混的惯用手法。
我开着我的“小赛车”离开了东村，驶向格拉梅西公园、默里山和中城区。去罗斯福岛需要经过皇后区，先在那里兜一个大圈子，然后进入一条通往罗斯福岛大桥的岔路——这是机动车可以通行的唯一路线。凌晨三点，我到了桥边。
我穿过大桥，把救护车停在医院边上一个带围墙的露天停车场里。电台开始播放老式爵士乐，我把车窗摇下来，沉浸在史坦·盖兹颓废的萨克斯音乐中。我点起一支烟，注视着河对岸那些摩天大楼的线条。我还在曼哈顿，那些骚动、嘈杂以及都市的光芒离这儿只有十几米远，却像是在没有边际的远方。
如此遥远，如此接近……
我似乎在这片风景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此时此刻，我既存在于我的生活之中，又游离于我的生活之外；我既是我自己，又不是我自己。
我把烟蒂扔到柏油路面上，靠着椅背闭上了眼睛，想趁夜里这几小时先睡一会儿。
10
咚！咚！咚！
我哆嗦了一下，睁开眼睛。太阳刚刚升起，最初的几缕阳光洒在我脸上。然后，我看到伊丽莎白·埃姆斯在敲我的车窗。
我不安地看了眼手表。
妈的！06:55。
我打开车门。
“是什么让你决定过来？”
“当然是钱。还能是什么？”她一边回答，一边坐进车子。我发动了汽车。“对了，钱得先付。”
我翻了翻衣服里面的口袋，把信封递给她，与此同时，我在心里诅咒自己这种昏昏欲睡的状态。
“抱歉，我们没时间排练了。”我说着，拧开了警报、旋闪灯和固定在车顶的长条灯。
“对你这种即兴创作的行家来说肯定不是问题。对了，你有戏服吗？”
“东西都放后面了。你能把白大褂和听诊器递给我吗？”
尽管路面坑坑洼洼的，我依旧加速前进，希望在布莱克威尔医院的七楼像预先设计的那样进展顺利。如果苏里文按照计划行动，他此刻应该正在假装心脏病发作。我想象着护士打开病房门，正要开始晨间巡视，然后发现我祖父双手紧紧抓住左胸，好像被一阵剧烈的疼痛击中了。我似乎还看到几分钟以前，苏里文嘴边露出一丝微笑，往脸上洒了些水，假装满头大汗，然后又做了十几个俯卧撑，让体温升高。假如他头脑还清醒的话，这个计划确实可行。看到一个老人如此痛苦，护士肯定会拿起电话叫救护车的。
“救护车到了！”我拉响所有警报，朝停车场大吼一声。
我把救护车停在医院门口，放下担架车的轮子，和“女助手”一起火速冲进大厅。
“七楼病人的急救车！”我大声喊着，推着担架车冲向电梯。
刚好有部电梯到了，我们赶紧冲进去，伊丽莎白按下按钮。趁着电梯上行这段时间，我检查了一遍装备——急救包、心脏除颤器以及血液循环箱。我深吸了一口气，试图缓解电梯里的紧张气氛。
“这件急救医生的小外套真的很适合你，非常……让人兴奋。”
她回敬我竖着的中指。
在刺耳的提示音中，电梯门打开了。
“最里边！”
冲进712病房的时候，我看到苏里文正躺在病床上，一名护士守在他床边。他的脸湿乎乎的，还不停地抽搐，右手捂着胸口。
“我们接手！”我一边对穿着白大褂的女护士说，一边把装备放在一张滚动式的桌子上。
“但……你们是谁？”她嘟囔着。
我还没来得及张嘴，伊丽莎白就接过话茬：“海斯医生和阿狄森医生。”
我开始为我的“病人”做基本检查：快速听诊、测脉搏、量血压、贴电极片等。
伊丽莎白看着仪器，用令人信服的语气命令道：“是心肌梗死！需要立即把病人转移到西奈山医院！”
我们将苏里文抬上担架车。穿过走廊的时候，我把氧气面罩按在他脸上。女护士和我们一起进了电梯。伊丽莎白突然入戏了，对我叫道：“阿狄森，准备静脉注射阿司匹林！”
电梯门开了，我们用最快的速度穿过空无一人的大厅，来到救护车跟前。
最艰难的时刻过去了！
我把苏里文推进车厢。我清楚地看到他在氧气面罩后面咧开了嘴，甚至还竖起了大拇指，似乎在说：“做得好，孩子。”
我不禁笑出声，转过身，然后……
11
一记警棍直截了当地打在肚子上，我立刻疼得不能呼吸。第二下正中胸部，把我掀翻在地。
我四肢着地，脑袋陷在泥里，救护车模糊的影像在我眼前晃荡。一定是车厢上的波士顿马萨诸塞州综合医院的标志让保安起了疑心。这时，我背后响起了“双面人”——那个脸部烧伤的护士——的声音：
“小心，格雷格，他不是一个人！”
当他冲过去想拦下救护车的时候，汽车突然启动了。这两个小丑追了五十多米，想阻止它开走，但是在一辆福特V8面前，他们这样做无异于螳臂当车。
他们怒气冲冲地回来了。这下我肯定要遭殃了。
“狗娘养的，我看见你的第一眼就不喜欢你。”双面人说着，在我肋下踹了一脚。
“冷静点儿，我们先把他关进禁闭室，再等警察过来。”
他们扯下我的白大褂，抓着衬衫把我拽起来，然后拖进医院。我又回到了那部电梯，但这次是被人押着，一动也不能动，朝地下室的方向下行。
在走廊尽头，我看到了那个被称作“禁闭室”的地方——一间包着软垫的小房间。“双面人”和保安粗暴地把我推了进去。
他们狠狠地拉上房门。现在，我被单独囚禁在这间棺材般的密室里，努力不被幽闭恐惧症击败。
现在怎么办？
想到苏里文已经重获自由，我感到些许宽慰。我有理由坚持下去——我实施了计划，并且获得了成功。
虽然有一点儿小小的误差。
十五分钟后，我听到有零碎的说话声传来。然后，保安用雷鸣般的嗓音吼道：“长官，他被关在里面。”
“好的，格雷格。我来处理。”
他们打开门锁的时候，一股浓郁、香甜的橙花味飘进囚房，但我却感到无比恶心。与此同时，我开始心跳加速，一阵突如其来的偏头痛让我的脑袋快要爆炸了。我睁不开眼睛，喘不上气来——又是那种熟悉的感觉。
地面在脚下塌陷，我坠入了虚空之中。
嘎吱嘎吱的开门声从越来越遥远的地方传来，而我已经不在那间禁闭室里了。
“双面人”的最后一句话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回响：“妈的，那个浑蛋去哪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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