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美丽的姑娘啊，我是个贫穷的流浪汉。
你愿不愿和我结伴，去那遥远的天边？
那儿只有你和我，我们的诚实和热血，
还有头上一方湛湛的蓝天！”
歌子的曲调很抒情，可你唱得却粗野、专横，甚至带着几分天真的、少年式的无赖，仿佛那歌中的美人非得跟你一起走不可似的。
然而毕竟，“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它的旋律是诱惑性的，把一个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指给人看，引人浮想联翩，不知不觉地陶醉在其中了。
歌罢，你一挺身坐起来，看着我愣愣地说了一句：“我想入党！”
我问道：“唱着这种歌入党？”
你笑了，还是那句话：“嗐，我瞎唱。”
你渴望加入共产党，尽管你有时还爱“瞎唱”，然而凭你的品质和实干，我想你准能入党。我后来还“指导”你写了“入党申请书”，从《党的知识》和《新党章学习材料》中抄来许多对党的赞美之词，我希望你能把对党的认识从朴素的阶级感情上升到理性阶段。不料你写完这篇长长的申请书时反而茫然。你说党太神圣了，高不可攀，我不懂你的意思，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的表现离入党还太远呢？可你又说，现在好多党员的表现还不如普通群众呢，如此看来，党似乎又不太神圣了。你一会儿觉得党提出的口号是伟大的，“三年建成新唐山，一年建成新清河！”听了深受鼓舞，一会儿又觉得那简直是痴人说梦。在大问题上，你老是这样矛盾着。天安门事件被镇压后，据说你不但积极参加了全场声讨反革命“暴乱”的大会，并且还由于相貌和口齿方面的原因，代表分局登台念了长达三十分钟的“声讨檄文”，可在八分场我又看见你在监区院子里和一个在天安门事件中被抓进来的犯人长谈，我原来还以为你是了解犯人的思想动态呢，没想到你居然在向他打听天安门事件的情况。这实在太不谨慎了，可后来听到你忧郁地对我说，如果当时你在北京的话，恐怕也要上天安门去写诗的时候，我又感触万端而不愿再责备你了。
“总理谁不爱，写几句诗又有什么？当初他们谁都没想到后来会给抓起来，都以为没事。”你情绪低沉，语气中带着明显的不平。
“你当时去了吗？”你问我。
“去了。”我说。
“怎么没把你抓起来？”
我无以为答。我没法告诉你我是去抓人的而不是被抓的，当时局里的外勤干部几乎倾巢而动，连我们这些年轻些的后勤、政工人员也拉上去了。不过我没打过人，也没亲手抓过人。也许因为是女的。
你心事重重叹口气，“要是我爸晚死些年，跑不了也是走资派。”
你父亲是在文革的前一年病逝的，场里三十岁以上的人无不把他当偶像一样崇拜，他的生前身后，已成为人们的一个永恒的话题。对如此一位德高望重的父亲，当儿子的居然说出这种叫死者不安的话来。
可我知道没有孤儿不想念父亲的。他活着的时候很忙，很少顾你，但你那天特别向我说起孩儿河附近有一座古庙的遗迹，在你七岁那年，有一次父亲忽然心血来潮地领着全家出去野餐，在那儿慷慨地消磨了整整一个上午。那次野餐的快乐给你的印象一定深极了，这是在你脑子里保存的关于父爱的最富于细节的记忆，也是你向我说起童年时，唯一眼圈发红的一次。你后来常常在想他的时候，就一个人到那古庙去。
那天游完泳，是我提议，看看那座古庙去。
古庙残败得已不成其为庙了，然而基础铺展的阔大，却令人惊讶。谁也说不清这片古建筑起于何朝，毁于何代。除了一两座小殿还摇摇欲颓地歪斜着（地震时居然未倒），其余砖木已不复存在。几处隆出地表的残基，几株老本生鳞的树木，还能使人想象出当年殿阁参差，掩映于高槐大柳之间的盛境。特别是中央一片平地，原先必是一座雄伟至极的敞厦，里面必是供奉了一座巨型的鎏金大佛……中国的庙堂不像伊斯兰建筑和哥特式教堂那么高耸入云，以图把人的精神通过空旷幽闭的塔尖引向神秘的上苍，而是平面铺展、纵深复杂而又实用的殿阁群体，引你生出可游可居的人间联想，哪怕是在这样的残址上逶迤游历，也能使你隐隐体会出某种人生的安适和对环境的主宰。
没塌的小殿里，空空如也，只有壁画依稀，能辨出画的是个菩萨，面挂富于哲理的深奥的微笑，飘逸、超脱、安详，又潇洒。
我这是怎么了？我这个共产党员、无神论者、热血沸腾的狂热青年，怎么竟会对现实生活忽生厌恶了呢？生活中的种种矛盾和坎坷正需要我们去解决去铺平，可我的斗争激情在这一刻为什么如此淡远了呢？是被这里诱人的荒凉气氛引发了幻觉，还是被眼前这个菩萨无为而无不为的微笑勾去了魂魄？不，我并不追求有如神仙般的出世离俗，但又仿佛忽然间有了一种莫名其妙的了悟——渴望天地间再没有纷繁人事的羁绊，只有我们两个人；只有千秋永在的自然山水；只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的永恒的平静，那该有多好啊！
我为自己的胡思乱想感到深深的恐慌……
幽美透澈的孩儿河、萧条神秘的古寺庙，是不是也给了小祥同样的寂寞？在回去的路上，你默默骑着车子，我坐在后架子上同你说话，你只是勉强应答着，心神不属，我奇怪地问：
“怎么啦？”
“没怎么。”你仍旧沉默，好一会儿才开口问道：“你们工作队，什么时候回去啊？”
“谁知道，快了吧。”
“你也走吗？”
“还能在这儿扎根落户？”
我们都故意用极其轻松的语调问答，也都知道对方心里想的是什么。
“那，你还会再来吗？”你平静地，却又是突如其来地问道。
“你还让我来吗？”我反问，想尽量把气氛调节得再轻松些。
“我怎么管得了你呢。”
我笑了一下，“你就不想去北京吗？”
“不想，”你迟疑了一下，“也有点想。”
我心里忽然轰一声亮了，仿佛在无边海上，猛然间发现了远处的陆地，我说：“嘿，要是我帮你调到北京去，你去不去？”
“北京？”你似乎有点意外，也许你不明白，进京之难，难在户口，而清河人拿的都是正式的北京城市户口，只要有个单位肯要你，这儿也愿意放，那就算调成了。刹那间我脑子里转出了一大堆能收你的单位，或者根本用不着劳驾父亲，我自己就能办成！
“我姥姥怎么办？”你倒先想这个。
“你姥姥要是知道你能到北京工作去，准添十年寿。”
“我走了，谁管她？”
“你先去，慢慢再把你姥姥接去，城市生活，对老人也方便。”
你大概还是觉得那是太遥远的事情，并不怎么动心。你喜欢幻想，可对个人前途又总是抱着“知足之足常足”的可怜的胆怯和惰性。你的封闭的眼光又把你拉回到自己那套狭窄的思路上去了。
“这穷地方，你反正不会再来的。”
我知道一时不必逼你相信我的计划，便说：“当然来。”
“还来干什么？”你画蛇添足地又问了一句。
“看你，不行吗？”
你笑了一声，做着根本不信的口气，“真的假的？”
“看吧，除非我死了。”
你沉默了，虽然看不见你脸上的表情，但从那瞬间发僵的背部，却能察觉到你的感动。好半天你才低低地说了一句：“干吗要说丧气话。”
我笑起来，“可是有一条，你得做到，今后不许再抽烟了！”
一连几天晚上我睡不着觉，一想起小河边上的情形，心就跳个不停，脸上老是一片火烫的感觉；有时候不知不觉自己又会悄悄笑起来，暗暗地叫一声：“啊，清河……”十年过去了，我并没有再回过清河，可十年中多少梦境和遐想，却引我冥冥神游——古庙、白屋、孩儿河……
十年来，在枯燥乏味的课堂，在刻板单调的办公室，在喧嚷嘈杂的菜市场和能把肠子都挤出来的公共汽车上，我过着平淡如水却并不轻松的生活，被考试、分配、提级、出国、房子、煤气瓶，还有其他诸如此类的烦恼拖累得精疲力竭。一个人可以在回首往事的时候去羡慕当年心灵上那种年轻的快乐和忧愁，但却无法找回它们，我不能不随着潮流而下，卷入到人类生存竞争的旋涡中去。我完全理解竞争对于社会前进的杠杆作用，也因为竞争能不断使我看到自身价值的变化而躁动，可我老是觉得这躁动里包含了某种自私的成分，所以常常情不自禁地，对自己和别人的“个人奋斗”持了一种厌恶、鄙夷的心理，恨它撕破了我少年时代的纯洁幻想。
或许世事本来就该这样，幻想固然美好，在现实面前，却常常是失望的源头。
研究所的第一、二“把手”去年年底就被年龄杠杠一刀切下来了。新调来的第一“把手”对所里情况不熟，递进上来的第二“把手”年龄偏大，“罗营长”又是外行，所以院党委决定，从所里再拔出一位副所长来，指定要年轻的，而且最好是女同志。
“你又动心了？”父亲那洞明一切的微笑使我感到羞耻，可又觉得完全可以分辩：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兵。我有十多年党龄，坚定拥护三中全会，贯彻四项基本原则，思想解放、勇于改革，学术上也有成绩，我的关于海明威的论文受到国内同行的普遍重视……
“别提你的海明威了，”父亲打断我：“海明威是‘迷惘的一代’，你也是。海明威对战争的失望引起他对整个世界的厌倦；你的浪漫理想的破灭使你热衷于追名逐利。可实际上，你破灭的东西仍然是你怀念的东西；你追逐的东西也正是你厌恶的东西，所以即使你有朝一日名利双收也绝不会幸福，你注定永远是迷惘的！”
是的父亲，您说得对，崇高理想的追求和生存本能的驱使在我身上是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可我有什么办法呢，人的价值、受社会重视和尊敬的程度，越来越明显地取决于地位的高低、财富的多寡。我怎么能比您呢，离职赋闲，除了养花植草，打打太极八卦之外，就是带上本《古文观止》到郊区干休所去养尊处优，“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何等的散淡、超脱、清静啊。可我们不行，社会的各个位置正在中青年中重新分配，你想搞个体户赚钱也好；你想当官掌权也好；或者说得高尚一点，你想得到在事业上有所施展的条件也好，那就得去争。不是吗？现在多少青年人重视的哪里是什么正确错误、是非曲直，而是胜败强弱，是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高低分晓。
所以即便“常恨此身非我有”，也不能“何时忘却营营”了。
偏偏这个时候，我得了肺结核，肺结核是富贵病，好治，问题是谁还会提拔一个肺痨鬼当副所长？
继平比我更着急，“干脆，”他说：“就别让你们单位里知道，我给你找个地方治去，反正你们也不坐班，无非是自个儿花药费而已，现在的肺病有个二三百块钱包你拿下来，可你要是提不上去，每个月都得少好几十块呢，咱可别冒那份傻气，为了芝麻丢了西瓜。”
我厌恶继平的商人嘴脸，可这主意并不坏。
人逢此时，就免不了要感慨青春的早逝了，青春与强健的体魄同在。我多么羡慕二十岁的时候，清河的蚊虫酷暑，风餐露宿，吃生吃冷，把很多男同志都拖垮了，可我居然没病。
工作队里的病号越来越多，甚至连一向以军人体魄自居又特别善于保养的孔局长也拉了稀。到清河已经整整一个月了，我从八分场回来后，各摊儿工作都已开始着手扫尾，看来归期将近。大家都是在地震当天匆忙拉出来的，跟家里都不曾打个招呼，无不盼着早点回去。我呢，也想念爸爸妈妈，不知现在北京的人们是否还睡在街上；还有小祥的工作，最好也能早点回去替他活动。
在我们去孩儿河游泳的那天晚上，小祥姥姥的心脏病猝然发作，被送到总场医院输了一天一夜的葡萄糖，因为医院的病床太紧张，所以第三天便让小祥接回家去将养。肖科长代表工作队领导专门到家里探望了一次，同时以照顾为由，顺理成章地通知小祥即日起回分局上班。
我们就此分开了，虽然还都在总场这个大范围内，接触的机会却极少，他只是借着偶然的工作之便来工作队看过我一次。当着众人耳目，我们也只能说几句无关紧要的话。我呢，为了避口舌，也一直没再到他家去。
重新分配给我的任务是我的本行——帮助场团委搞团支部重建工作，黄朝英的事则奉命全部交到另外几个同志手上。他们情况生，不接头，开始常来找我问根由，我记着孔局长的警告，自然出言谨慎。他们似乎也觉得这事有点古怪，茶前饭后免不了拿它当个话题。
“八分场也太不像话了，我们提出让黄朝英先在八分场做一次事迹报告，他们居然还不太积极，真是岂有此理。人家将来还要到全局、全市、甚至全国去作报告呢，八分场怎么能不组织一次！”
碰上这类大惊小怪，我只能说：“墙里开花墙外香，都这样儿，不做就算了。”
可他们觉得说不过去，硬是压着八分场组织了一场报告会。黄朝英上了台，倒是勉勉强强照稿子念下来了，可还没从台上走下来就哭开了。她这一哭，更搞得八分场上下左右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孔局长原先还准备搞一次全场性的报告会，知道这件事才算作罢，并且决定和局里联系，尽快把她送到北京去，好让人领她玩玩逛逛，调整一下心情，免得在全国的英模大会上出丑。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