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生态安全的概念界定
一、生态安全的内涵规定
生态安全是指生态系统保持过程连续、结构稳定和功能完整的一种超稳定状态。实现生态安全，就是要使生态环境能够有利于经济活动效率的提高，有利于人类健康和生活质量的提高，避免因自然资源衰竭、资源生产率下降、环境污染和退化给社会生活和生产造成短期灾害和长期不利影响，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衡量国家生态是否安全，一般有三个标准：一是看生态系统是否健康。生态系统健康是指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处于正常状态，系统对于外界干扰具有抵抗力和恢复力，系统具有维护自身正常运转和组织结构长期稳定的能力。生态系统健康是人类经济社会活动以及人类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基石，从而构成国家生态安全的基础。二是看生态系统是否遭受不可逆转的破坏。生态系统对外界的污染破坏有承载能力，承载能力的大小可用自净力衡量。溢出生态系统自净力，即超出承载能力，则可能导致生态系统遭受不可逆转的破坏。防止生态系统遭受不可逆转的破坏，是国家生态安全中最低安全标准。三是看生物圈与食物链是否缺失（断圈、断链）。在无外力破坏的情况下，生物圈与食物链的常态是环环紧扣、前后连接的。一旦生物圈与食物链上出现节点断裂，就会犹如多米诺骨牌效应，对生态安全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生态安全本质是：（1）生态安全是一种生存安全。大量事实表明，生态系统遭到破坏将使人类丧失生存空间，并由此产生大量生态难民（环境难民），从而使人类社会的发展偏离正确的轨道。（2）生态安全关键在于确保生态系统的功能完整和过程的稳定，特别是维护生态平衡功能、生态系统的生产功能和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得以正常发挥。（3）生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生态安全比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更为重要。生态是否安全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的生活，人类如果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安全的生态环境，经济安全和政治安全就成为失去基础的空中楼阁。
二、生态安全的评价因素
生态安全的评价因素包括：
1.国土安全
国土安全是生态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关系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乃至国家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人民的生存安全。所谓国土安全是指国土资源的数量、质量和结构始终处于一种有效供给状态，即在动态上满足当代人和未来世代人发展的需要。
国土资源的多少和优劣是决定一个国家安全程度的重要因素。
但现在土地生态系统退化现象非常严重，水土流失每年达250亿吨，荒漠化威胁全球四分之一的土地，特别是耕地减少、耕地后备资源枯竭、土质恶化和盐碱化、占用耕地的现象远没有得到控制，已出现威胁粮食安全的形势。1995年，美国著名学者莱斯特·布朗所著《饥饿的世界》一书认为对未来世界的威胁将不是战争，而是比战争更可怕的世界性饥荒和对人类生态环境的破坏。
目前我国水土流失面积为35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37.08％。20世纪50年代以来，每年因水土流失而丧失耕地267万公顷，平均每年“流失”耕地6.7万公顷。我国荒漠化土地面积达262万平方公里，是全国耕地面积的2倍多，并且还在以每年2400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相当于每年沙化一个中等县。我国是森林人均占有量世界最低的国家之一。据测算，按目前的砍伐速度，我国的可采林在短短的7年内将被砍完。全国草地面积正在逐年减少，质量也在下降，其中中度以上退化的草地已达1.3亿公顷，并且还在以每年2万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张。我国湿地资源占世界湿地面积的10％，但已有近40％的湿地受到中度和严重威胁。其他生态系统也退化严重，造成生态功能下降、生态平衡失调，已对国土安全构成非常严重的威胁。
2.水资源安全
所谓水资源安全，简单讲就是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或者说是水资源的供给和需求的动态平衡，而实际情况正如太平洋开发、环境与安全研究所所长彼得·戈莱克先生所说：“在全球范围内，淡水资源稀缺的威胁是空前的。人口增加、污染加重和气候变化等都指向一场即将来临的危机。”我国水资源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8％，但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却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因此我国是世界上13个贫水国家之一。
我国可利用的水资源为8000～9000亿立方米，现在一年的用水总量已达到5600亿立方米，预计到2030年全国用水总量将达到8000亿立方米，接近我国可用水资源的极限。我国现有668个城市，其中有400多个缺水，有110多个经常闹水荒，全国城市日缺水量达1600万立方米，影响4000万居民的正常生活。现有水资源浪费、污染严重，河流污染由局部发展到整体，由城市发展到乡村，由地表发展到地下。我国主要河流普遍污染，七大水系中有1/3以上河段水质达不到饮用水标准。海洋污染也相当严重，据1999年统计，我国近海海域四类和劣四类海水已达46％以上，其中东海劣四类海水比例高达53％以上。黄河断流，长江变黄，水资源已经对我们敲响了警钟。
3.环境安全
不是任何环境条件下都可以孕育生命的。人类的生命是适宜环境的产物，当环境质量发生不良变化时，人类的健康也就相应受到影响，甚至难以生存，历史上一些古老文明的衰亡就与环境的退化有密切关系。
我国目前向环境排放的各种废物数量很大，远远超过环境的承载能力。如2000年，我国的工业废水排放量为227亿吨，城市污水排放量为220.9亿吨，而废水处理率却很低，工业废水处理率一直小于70％，城市污水处理率一直在15％以下，许多废水未经任何处理便排入江河湖海。二氧化硫和烟尘排放量分别为1995.1万吨和1165.4万吨，被许多境外媒体称为“空气污染源”。我国平均每天产生城市垃圾1.5万吨，每年要占用25万平方米的土地资源来贮存这些垃圾。还有一些难以降解、有毒有害的化学品污染将会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引发环境危害。
4.生物多样性安全
生物多样性是生物及其与环境形成的生态复合体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生态过程的总和，包括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生物多样性提供了地球生命系统的基础，其价值正在逐渐被人们认识和了解。一方面，为人类提供食物、药品、工业原料等具体的产品而体现其直接的价值；另一方面，通过能量固定、调节气候、稳定水文、保护土壤、贮存和促进元素循环、维持进化过程、吸收和分解污染物质等生态服务而体现其间接价值。此外还具有重大的社会价值（科学研究、美学价值等），保证生物多样性安全就是保证地球生命系统基础的安全和人类生存的安全。今天我们或许对某些物种的潜在价值还认识不到，但它可能蕴含着给人类社会带来深刻变化或消除危机的重要因素。从生态安全的角度讲，生物群落是重要的“基因库”，是构成生态安全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生物物种的丧失对生态安全的破坏将是致命的、无法挽回的。
我国是世界上生物物种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但现在已经有4000～5000种高等植物处于濒危或接近濒危状态，占我国高等植物总数的5％～20％。经过确认的我国珍稀濒危重点保护动植物分别达258种和354种。在《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和国际贸易公约》所列的640个物种中，我国占156个。同时，外来物种不断侵入我国，威胁到我国生物物种的安全。如20世纪80年代初随木材贸易从美国侵入我国的红脂大小蠹，1999年在山西省大面积爆发，使大片油松林在数月间毁灭，严重危及其他野生动植物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
而且由于这种外来物种适合该地区的生态环境，目前已经蔓延到河北、河南两省。此外，还有大米草、腐鼠、豚草、紫茎泽兰、空心莲子草、美国白蛾等外来物种，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许多地区，构成对我国生物多样性的巨大威胁，并已到了难以控制的局面。
5.森林安全
森林是地球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之一，森林被大量破坏是环境问题的核心所在，森林安全就是要维护森林提供生态服务的功能完整性和生产过程的连续性。
现在森林面积减少到只占陆地面积的30％，但它仍占陆地生物净生产量的64％。在陆地三大生命系统中——森林、草原和农田，其固定太阳能总量按每年每平方米计算，分别为18.45千卡、5.4千卡、2.925千卡。按固定太阳能总量来计算，森林是草原的35倍，是农田的63倍；按平均生物量来计算，森林是草原的17.3倍，是农田的95倍；按总生物量来计算，森林是草原的227倍，是农田的1200倍。森林是把太阳能转变为地球有效能量的枢纽，又是地球生物多样性的庇护所，它对生态安全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对人类生存而言，森林每年提供原木30亿立方米，以及大量薪柴、纤维、烤胶、树脂，药材、果晶、木本油料和动物产品，以及旅游等种种服务，支持人类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但是，人类滥伐森林，把林地辟为农田或牧场，森林面积平均每年减少1700万～2000万公顷，现在世界森林面积仅存28亿公顷，人均森林面积只有工业革命开始时的1/80。
6.大气安全
大气安全是指大气质量维持在受纳体可接受的水平或不对受纳体造成威胁和伤害的水平。大气圈是地球的重要圈层，它的良好状态与人和其他生命的生存有密切的关系。现代大气以氧、氮为主，总质量的99.92％集中在高度50公里以下的对流层和平流层，在这里形成光能、热能、气体、降水、风能等气候资源，广泛应用于农业、医疗、军事、通信和交通等各个领域；高空磁层提供无线电通信的便利；臭氧层吸收过量的紫外线，保护地球上人和其他生命的安全。
人类活动对大气的影响，像汽车尾气、工厂烟囱、垃圾焚化炉、航空运输等，向大气排放大量污染物，如烟雾、粉尘、有毒金属微粒等，改变了大气的成分和结构，损害了大气质量；排放硫氧化物、氮氧化物，导致大气酸化形成酸雨；排放温室气体导致地球增温，形成灾害性气候；排放氯氟烃化合物造成臭氧层破坏，对地球生命形成非常严重的威胁。此外，人类活动的增加减少了地表植被，改变了地表结构，改变了水系分布等，这也对气候产生影响。它的后果是改变大气成分和结构，改变大气水平衡、热平衡、酸碱平衡、氧平衡等大气过程。特别是二氧化碳排放增加导致地球增温，被国际科学理事会认为是世界第一号生态安全问题。
7.海洋安全
海洋生态系统相对复杂，与陆地生态系统相比具有明显的全局性、复杂性和特殊性。海洋占地球表面的71％，是地球上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之一。它不仅养育着大量生物，而且创造适宜人类和其他生命生存的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例如，海洋吸收50％以上到达地球的太阳辐射热，成为气候系统的动力，调节全球气候；为人类提供食物，海洋生物总量5.6万亿吨，是陆地农产品总量的1000倍以上。
海洋还提供动力资源，石油可采储量1350亿吨，占全部储量的45％；天然气140亿立方米，占50％～55％；除海洋波涛发电和温差发电外，科学家认为海水中有大量氢的同位素氘（D）和氚（T），在受控核聚变取得突破后，可提供取之不尽的能源（1千克海水中可提取34毫克氘，1升海水等于300升汽油）。海洋矿产资源丰富，海水中含有人类利用的主要矿物，特别是总量3万亿吨锰结核中有丰富的铁、锰、铜、钴、镍等矿产。海洋是连接世界各地的重要通道，海运船队的总载重已达7.6亿吨，承担世界货运量的80％。
现在，海洋生态系统已呈现明显的退化趋势，以赤潮、原油泄漏等为代表的海洋灾害频频发生，使海洋污染日趋严重，海洋生态系统功能遭到严重破坏。所有这些都可以认为是海洋安全受到威胁的前兆。
三、生态安全的特点分析
1.整体性
生态安全的整体性在于，一方面，世界是“人—社会—自然”复合生态系统，这一系统是一种有机整体，人和其他生命共同享用同一个地球，地球上所发生的一切同所有的人和人以外的所有生命都息息相关，表现了生态安全的共同性。另一方面，当今世界已经处于全球化时代，生态问题是跨越国界的。一国的生态灾难可能危及邻国的生态安全，如国际性河流中，上游国家的污染物排放或渗漏，就有可能危及下游国家的用水安全。实际上，目前世界各国已经面临各种全球性环境问题，包括气候变化、臭氧层破坏、生物多样性迅速减少、土地沙化、水源和海洋污染、有毒化学品污染危害等。在生态安全问题上，各国有着相当广泛的共同利益，因而也最有可能开展国际合作。
生态安全问题的影响的全球性，在文化的层次上，它是超越国家、民族、阶级、集团、文化和宗教等的区别，具有全人类的性质，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富人和穷人都一视同仁，它是人类集体的安全、共同的安全。例如，地球增温、臭氧层破坏、酸雨等，它的影响、危害不是针对某一个特定的国家或地区，特定的社区或特定的群体，而是针对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全人类所有种族、民族、社群和所有个人，是全球性的。
在生物学的层次，它不仅是人类集体的安全，而且是地球上所有生物物种的安全。人类活动引起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不仅损害人类利益，而且损害人以外的其他生物的利益。在这里，生态安全与人类安全、生物安全具有一致性，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形成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统一过程。生态安全的整体性是人与自然的整体性。
2.社会性
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和生物污染，沙漠化、荒漠化和土地退化，海洋、森林、草原和农田生态系统破坏等，对生态安全的损害的确表现为自然现象；干旱、洪涝、台风、海潮、地震、火山和泥石流等都是自然物质结构运动或过程的变化，也的确是自然灾害。
但在其背后，主要是由于人类的活动引起，由于人类对自然资源进行无限度、无休止的索取，而严重忽视了地球上可供人类生存的非再生资源的有限性，地球上可再生资源的再生速度的有限性，自然环境对人类给它造成的污染的承受能力的有限性所致。在诸多的人类行为中，战争尤其是现代高科技条件下的战争给人类环境带来的破坏力是最强的、最无法弥补的，武器性能越好，越是人类环境的悲剧。
既然生态环境问题是由人类行为引起的，问题的解决也有赖于人类的活动，因而表现出社会性。
3.滞后性
生态环境被污染和破坏的后果有时间上的滞后性。污染和破坏之初或短时期内，这种后果的危害不会马上显现或全部表现出来，需几年甚至十几年才能体现。大气和水源受到污染，土地受到侵蚀，沙漠化、荒漠化和土地退化是慢慢地出现的，森林在慢慢地消失，生态环境危害从开始到“崩溃点”的出现有一个过程，其严重性一时难以发现。例如，马斯河谷事件、骨痛病事件等是水污染、大气污染和生物污染经过很长时间的逐渐积累，当造成许多人死亡和无尽的痛苦时，才为人们所发现。这是问题的滞后性导致了人们认识的滞后性，使人类面临的问题具有很大的挑战性。
4.长期性
许多生态环境问题一旦形成，若想解决就要在时间和经济上付出很高代价。比如改变沙化土地，使之恢复原来的面貌，往往要数十年甚至几代人的努力，经济代价也很高。
例如，英国工业化污染了泰晤士河，从1850年起，这一“皇家之河”由于生物绝迹变成了死河。后来经过100多年的治理，耗资数十亿美元，才逐渐恢复它的生机。我国沙漠化和荒漠化的蔓延是非常严重的，要使部分沙漠化土地得到恢复，恐怕要付出数千亿乃至上万亿元的投入才有可能，有的则是无论花上多少时间、多少投入都不可能恢复了。
又如我国云南滇池污染的治理，历时10年，投入40多亿元人民币，效果不大。实际上这正是环境问题的特性所决定的。日本的霞浦湖与滇地面积相仿，日本的污染治理历时27年，投入相当于1300亿元人民币，水体恢复到相当于中国的四类水质。以此看来，滇池的污染治理达到三类水质的要求，还需付出更长的时间和更大的经济代价。
第二节生态安全的价值向度
一、生态安全是政治安全的基石
1.生态安全成为国家政治斗争的导火索
在全球化的今天，生态安全问题已日益成为当代国际政治的一部分，它不仅关系到国家内部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而且关系到整个国际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例如，对于生态环境（其中包含生态资源）问题，虽然各国对全球生态恶化引发的后果在认识上能够形成共识，但由于国别利益与全球整体利益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因而在对全球环境恶化的责任与解决问题时各自应承担的义务上却奉行本位主义，甚至演化成政治冲突与贸易战。因为任何地区对有限资源的需求增加必然会对其他地区的资源造成压力，成为新的国际环境纠纷问题，在通过外交途径对污染行为进行严正申诉、舆论谴责不奏效以及寻求和解无望的情况下，环境压力所造成的国家间、地区间矛盾加剧等，就有可能引起代价高昂而且危险的冲突，严重的甚至导致危机和战争。因此，对地球资源的掠夺是造成地区不稳定的重要因素，石油就是典型的例子。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美国1991年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2003年美国对伊拉克动武，其深刻的动机都是为了控制中东的石油资源。
在国际政治、外交舞台上，国家生态安全作为斗争的焦点主要表现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谁应承担全球环境污染的主要责任；某些国家借“地球主权论”、“主权限制论”、“环境责任国际化”等保护地球生态环境之名来干预他国内政；发达国家以仅占世界25％的人口，消费全球能源总消费量的75％，却拒绝为全球生态环境安全承担应尽的义务，缺乏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财政补偿和环保技术设备转让的积极性；以生态环境安全为名，在国际贸易领域实施绿色贸易壁垒，等等。
值得关注的是，国际主流社会兴起了一股“环境殖民主义”的思潮，认为环境是一种“超越领土范围、非地理范畴”的概念，以借环境安全之名，为干涉他国国家主权提供理论依据。
2.生态侵略成为国家不安全的重要因素
长期以来，一些国家以邻为壑，损害本国管辖范围以外的环境，大肆开发利用别国的自然资源，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污染和危害环境的工业、设备、产品和有害废物，进行“生态侵略”。
近年来，发达国家正在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进一步发展高科技的、精巧的、高附加值的新兴产业，利用发展中国家环保标准低，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那些相对笨重、污染环境、低附加值的夕阳产业，对发展中国家实施生态侵略，从而使发展中国家的生态安全面临威胁。因此，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生态侵略”问题必将使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严峻挑战。如日本把3/4危害环境的生产投资放在了国外。而所有发展中国家为了争取外资项目，不惜污染环境和破坏资源。其中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缺乏生态安全意识和长远眼光。
发达国家还通过对外贸易渠道，把有害于人体健康、生态环境的产品出口到他国，从而对这些国家的生态安全产生影响。一些富国以金钱为诱饵，把核废料、工业垃圾、生活垃圾运输到贫穷国家掩埋，对这些贫穷国家的生态环境和人民健康直接构成伤害，从而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美国环境保护联合会透露：美国产生的电子垃圾有80％出口到亚洲，其中又有90％流向中国。出口电子垃圾受到美国政府的鼓励。
随着我国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的深入和对外贸易的发展，我国遭受“生态侵略”的可能性大大增加。首先，由于入世后享受“国民待遇”，进入我国投资的外商企业必然增多，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土地、矿产、森林、水等资源以及能源的消耗必然加快，从而形成新的环境压力。其次，我国目前的环境政策法规标准一般要比发达国家宽松，容易使一些污染严重的产业、设备、产品乃至有害废物以“合法”身份进入我国，给我国环保工作留下新的隐患。再次，由于引进项目的增加和我国环境法制的不健全，难免会对部分项目缺乏全面的环境评价，不法外商有可能乘机进行重污染行业和产品的转嫁，甚至以经济利益为诱饵，出售陈旧设备，搞工业垃圾出口，加重我国的环境污染。最后，由于各国在汇率上的差异，使不同国家实际承担的污染处理成本有很大差异。发达国家可能利用人民币与外汇的汇率差异，采取处理费用加补贴的办法向我国转移污染危害。
二、生态安全是经济安全的保障
在以往的经济发展模式中，人们只是关心经济发展对生态及环境的影响。而今天，人类越来越迫切地感受到生态安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因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只有维持自然资源的一定存量及生态系统的正常结构、恢复能力，才能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否则就会威胁经济安全。
1.生态资源短缺会危及经济安全
1995年，世界银行首次公布了用“扩展的财富”指标作为衡量全球或区域发展的新指标。“扩展的财富”概念包含了“自然资本”、“生产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四大组要素。这里的“自然资本”包括生态环境。生态环境的确应该纳入“资本”的范畴。无论是空气、水、土地，还是草原、森林，都是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共有资产，有的还属于相对稀缺的和不可再生的，它们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依托。良好的区域生态环境是地方经济发展的战略资源。
中国是一个人口密度高、人均资源贫乏的国家，按目前水平，人均水资源占有量是世界人均水平的1/4，人均土地占有量只有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3，其中人均耕地为世界人均耕地的2/5，人均矿产资源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2。目前我国面临的生态安全问题：一是水资源不足在北方地区已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之一，全国缺水城市达300多个，日缺水量1000万吨以上，使工业生产和居民生活受到很大影响。二是矿产资源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保障程度下降，浪费严重。中国是世界上矿产资源总量比较丰富、矿种配套程度比较高的少数国家之一。但是，由于中国矿产丰歉不均（优势矿产多半用量不大，大宗矿产又多半储量不足），存在区域分布不平衡，贫矿、难选矿、综合矿和中小型矿多等原因，在现有的技术和经济条件下，可供开发利用的资源不足，保障程度呈下降趋势。三是由于中国能源结构以煤为主，油气资源短缺，能源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将日益突出。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中国对能源的需求不断增加，2000年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2.8亿吨标煤，比1990年增长了30％。
尽管中国已经大大降低了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但能源工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仍不高，能源平均利用率仅32％。就资源的整体承载力而言，中国经济继续以高投入、高消耗支持高增长，将面临供给不足和成本不断上升两种难以逾越的障碍。随着人口增长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各种资源供给和社会需求的矛盾将会进一步加剧，如果不极大地提高各种资源的节约利用程度，我国经济安全将会受到资源不足的严重挑战，不要说为后代人留下资源，就是当代人的发展也难以保证。
2.绿色GDP体现了经济核算体系中的生态环境因素
GDP是单纯的经济增长观念，它只反映国民经济收入总量，而不统计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因素，不反映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上世纪中叶，随着环境保护运动的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兴起，一些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尝试将环境要素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这便是绿色GDP。绿色GDP是指绿色国内生产总值，它是对GDP指标的一种调整，是扣除经济活动中投入的环境成本后的国内生产总值。
所以，绿色GDP是建立在以人为本、协调统筹、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框架之内。目前，国内外许多专家致力于此项研究，已取得了重大进展。有些国家已开始试行绿色GDP的核算体系，但迄今为止，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一套公认的绿色GDP核算模式，也没有一个国家以政府的名义发布绿色GDP结果。但专家一直认为，绿色GDP统计应当扣除两个部分的生态成本：自然部分——环境污染治理、自然资源退化、生态质量下降、自然灾害损失、能源不当利用；人文部分——疾病和公共卫生事件、失业和移民、决策失误和管理不善、历史古迹和人文景观破坏、旅游资源和美学价值损失。
国际上对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研究与实践，始于上世纪80年代。挪威是最早开始进行自然资源核算的国家。1978年挪威就开始资源环境的核算，重点是矿物资源、生物资源、流动性资源（水力）、环境资源，还有土地、空气污染以及两类水污染物（氮和磷）。为此，挪威建立起了包括能源核算、鱼类存量核算、森林存量核算，以及空气排放、水排泄物（主要人口和农业的排泄物）、废旧物品再生利用、环境费用支出等项目的详尽统计制度，为绿色GDP核算体系奠定了重要基础。
芬兰也建立起了自然资源核算框架体系。其资源环境核算的内容有三项：森林资源核算、环境保护支出费用统计和空气排放调查。
其中最重要的是森林资源核算。森林资源和空气排放的核算，采用实物量核算法；而环境保护支出费用的核算，则采用价值量核算法。
特别值得一说的是墨西哥。1990年，在联合国的支持下，墨西哥将石油、各种用地、水、空气、土壤和森林列入环境经济核算范围，再将这些自然资产及其变化编制成实物指标数据，最后通过估价将各种自然资产的实物量数据转化为货币数据。这便在传统国内生产净产出（NDP）基础上，得出了石油、木材、地下水的耗减成本和土地转移引起的损失成本。然后，又进一步得出了环境退化成本。与此同时，在资本形成概念的基础上还产生了两个净积累概念：经济资产净积累和环境资产净积累。这些方法，印尼、泰国、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国纷纷仿效，并立即开始实施。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对于我国参考价值更大一些。
联合国统计署于1989年、1993年和2003年先后发布了《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体系（SEEA）》3个版本。1995年，世界银行提出了真实储蓄的概念，并以此作为衡量一国国民经济发展状况及其发展潜力的一个新指标。国际上关于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构建大致有四个特点：（1）资源和环境核算并重；（2）偏重于实物核算；（3）重视不可再生资源的定价与核算；（4）不少国家的核算工作是由政府部门进行。但是，目前还没有一个国家全面建立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中国开展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通过一系列重大课题的研究与实践，从总体来看，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构建的研究已具有一定基础。近10年来，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在有关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尤其是环境与资源核算方面开展了许多研究工作。2003年开始，我国国家统计局对全国的自然资源进行了实物核算。物流核算是绿色GDP核算的重要基础。2004年，国家统计局和国家环保总局成立了绿色GDP联合课题小组，组织力量积极进行研究和试验。
第三节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安全体系
一、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我国经济增长主要是一种粗放的外延式扩张。这种经济增长对我国在较低的发展水平上实现现代经济起飞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这种以高投入、高消耗为特征的粗放型经济，不仅大量消耗资源，而且造成生态的破坏和环境的污染，使我国经济增长的效率长期止步不前。
现在我国已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在以后的发展中应注重工、农业生产的技术改造，注意生产技术向高质量的生态型技术转变，要彻底放弃落后的粗放型生产方式。我国利用粗放型生产方式获得了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但是这种利用增加各类资源投入来增加产出的生产是建立在对生态环境的掠夺式开发基础上的。发达国家早已开始注重国家生态安全问题，他们为了维护本国的生态安全甚至将污染严重的生产项目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因此，我国在引进外资项目时应注意引进环保型技术，以促进我国生产方式向集约型生产方式的转变。
二、调整产业结构
在制定国家和地区产业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国家生态安全的因素。目前，在我国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中，要限制对生态安全构成威胁的产业，加快有利于生态安全产业的发展。就是说，要充分利用产业结构调整的有利时机，加快其他产业进军环保工业市场的步伐，增强我国环保产业发展的实力和后劲。在环保产业内部，要实行资产重组，组建企业集团，促进科技与生产的一体化，使产、供、销统一起来，走集约化经营之路。在集团内部，则要实行专业化分工，加速我国环保产业的技术发展，促使产业升级、产品换代。
同时，大力开展生态环境的维护和整治，停止一切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大力发展资源节约型产业，限制资源耗费型产业，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可循环产业，限制污染产业的发展。在很多地方，植树造林、种草等生态建设活动不仅有很好的社会效益，而且也会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特别是通过各种产品的综合利用，通过与旅游等第三产业相结合，经济效益会更加明显。因此，一部分生态建设项目完全可以办成生态产业。某些地区完全可以以生态建设为重点，将生态产业作为支柱产业，带动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在生态走上良性循环的同时，实现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三、建立国家生态安全预警与防范体系
为了确保国家的生态安全，必须对国家生态安全进行全方位的、动态的监测，建立国家生态安全的预警系统，及时掌握国家生态安全的现状和变化趋势，为国家最高决策部门提供相关的决策依据。要制定国家生态安全的衡量标准，将生态系统维持在既能够满足当前需要又能满足子孙后代需要的能力的状态，动态监测国家生态安全的衡量指标系统，科学评估资源与环境的安全度。可以考虑将森林、土壤、水资源、动植物物种资源、大地及大气环境、矿产等自然资源和环境的理想状态作为标准，以现实受损状况与之加以比较，对各种生态环境因素给予不同的权数，综合成“国家生态安全总指数”，对国家生态安全状况进行总体评价。对存在的生态不安全的征兆与趋势，及时启动自然界生态自我修复功能与生态人工保护恢复功能，以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并定期公布我国的国家生态安全总指数，以便全国人民更加直观、形象地了解我国的生态状况，提高国民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度，更好地发动和组织广大群众关心、支持和投入生态环境建设。
四、加快建立生态安全评价体系
除了生态研究的学者，大多数人对生态安全的具体内容不甚了解，人们并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或生活方式是否与维护生态安全的目标一致，从而也就失去了社会衡量标准，这就涉及生态安全的评价指标问题。生态安全如何评价，需要哪些基本数据？在实际生产中，衡量经济活动的成败是有很多指标的，而且因为这些指标都很明确，所以人们可以用这些指标来组织生活、生产并作出正确的决策。例如，当银行改变存贷款利率时，人们会立即意识到这对他们将造成什么影响。一些环境指标已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如空气指数、湿度、紫外线辐射等指标。
因此，如同经济指标一样，早期的生态预报指标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这些指标应该尽量简单化，就像利率指标和股票指数指标那样让人一看就懂。我国应抓紧研究出生态安全的测量指标，可以说，没有明确的衡量标准，试图进行生态安全建设是低效的，甚至是无效的。尽快研制出我国生态安全的评价指标体系是目前的首要问题，建设和维护生态安全离不开科学的衡量指标。
五、构建经济循环体系
循环经济是人们模仿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规律所建构的经济系统，并使得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中。而传统经济则是一种由“资源—产品—消费—污染排放”所构成的物质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在传统经济中，人们以越来越高的强度把地球上的物质和能源开采出来，在生产加工和消费过程中又把污染物和废物大量地排放到环境中去，对资源的利用常常是粗放的和一次性的，通过把资源持续不断地变成废物来实现经济的数量型增长，导致了许多自然资源的短缺与枯竭，并酿成了灾难性环境污染后果。与此不同，循环经济倡导的是一种建立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要求把经济活动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的模式，组织成一个“资源—产品—消费—再生资源”的物质反复循环流动的过程，使得整个经济系统以及生产和消费的过程基本上不产生或只产生很少的废弃物在循环经济系统中，只有放错地方的资源，而没有真正的废弃物，其特征是自然资源的低投入、高利用和废弃物的低排放。所有物质和能源要能在这个不断循环的经济体系中得到合理和持久的利用，以把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降低到尽可能小的程度。在这里，环境合理性和经济效率性实现了完美结合。循环经济为工业化以来的传统经济转向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提供了战略性的理论范式，从而在根本上消解长期以来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尖锐冲突。
六、建立区域性、全球性的生态补偿机制
对全球生态资源与生态系统的保护和享用要实行生态补偿制度，即受益者付费。要根据各国不同区域在生态资源与生态系统的保护、建设中的作用和地位，进行科学合理的环境成本与利益的核算，制定合理的国家间利益补偿和财政转移支付政策，鼓励生态环境保护行为。
例如，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预先享用了地球资源，对自然的索取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也最先造成了环境的破坏，并且这种破坏今天依然延续着，因此它们理应对“全球赤字”负更大的责任。它们理应降低“绿色贸易壁垒”，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并建立全球生态补偿机制，为发展中国家保护森林、生物多样性而付费。
我国在资源补偿费上，应扩大资源补偿费的征收范围，提高收费标准，使其真实反映出自然资源的稀缺程度和实际价值。在排污收费上，“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已成为环境保护法的原则规范。这是对西方国家“污染者承担原则”的借鉴，具有维护环境公平的意义，对于筹集环境治理资金、推动我国环境污染的防治起着重要的作用。
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一原则需要补充和完善，才能更好地维护环境公平，推动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如应逐渐将现有的“超标排污收费”制度改革为“排污即应收费，超标排污加重收费并予以处罚”的制度治理污染，必须让污染大户向污染受害者进行生态补偿，迫使企业为节约成本选择治污。
七、完善生态安全的法制建设
我国人口众多，各地区平均受教育水平有很大差距。虽然我国就生态安全问题作了一些宣传，但人为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仍然时有发生。这说明实现生态安全仅靠宣传、引导是不够的，维护生态安全离不开法律的强制手段。
1.尽快制定综合性的《国家生态安全法》。《国家生态安全法》应从国家生态安全的要求出发，在总体上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方针政策、体制制度提出统一的规范和要求，解决各单项法规无法解决的有关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的全局性问题。
2.完善、强化环境保护的专项法律、法规。为了少欠环保“新账”，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时，要以国内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承载力为前提，综合考虑生态环境效益，优先发展绿色产业。为此，不但要制定和完善环保产业的专项法律体系，如土地法、森林法、草原法、大气法、水法、矿产法等生态环境保护的专项法律、法规，强化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实施力度，而且要完善监督措施，严格环境执法，例如对污染排放超标的企业要限期整顿，达不到要求的必须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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