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地、花束、泰迪熊
我终于理解了你和母亲对园艺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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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去找莱特先生,继续下午的谈话,不过迟到了几分钟。我的脑袋仍然感觉怪怪的,无法集中精神,便问秘书小姐要了一杯浓咖啡。我得精神饱满而不是半睡半醒地讲述你的故事,我得把我该说的话说出来,还得回家打电话给母亲,确保她没事。
莱特先生提醒我之前说到哪儿了。
“后来你去了海德公园?”
我离开母亲和托德,穿上外套,匆匆走过地下室台阶。我以为手套放在口袋里了,结果发现只有一只。当时是下午三点左右,人行道上几乎空无一人,外面太冷,人们不会平白无故地出来闲逛。我匆匆朝海德公园走去,像是正赶着最后的期限去交差,像是做什么事情马上就要迟到了。等我来到兰卡斯特门的入口时,我停了下来。我这是在干什么?难道是想找个套索,这样我就不会胡思乱想了?“我才没生气呢!我得找到我的茶具。”我记得六年级的时候我气呼呼地跑上楼说出这样的话来。不过这次我是有目的的,即便有逃离母亲和托德的因素在内。我必须看看你生命终结的地方。
我走近那扇开着的铁门。冰天雪地的天气像极了你被发现的那天,我感觉时间将我拉回到了六天前的下午。我将那只没戴手套的手深深插进外套口袋里,朝那几间被弃用的公厕走去。我看见小孩在热火朝天地堆雪人,一位母亲在一旁看着,不停地跺脚取暖,叫他们不要玩了。这群孩子和雪人是这里唯一不同的风景,也许这就是我关注他们的原因,或是因为他们对这里发生过的事情一无所知,才让我想关注他们。我继续朝你被发现的地方走去,那只没戴手套的手被冻得刺痛。我能感觉薄薄的鞋底下面厚厚的积雪。这双鞋并不适合在雪地里行走,只适合纽约的午餐派对,那是完全不同的生活。
我来到公厕,发现好几百捧花束,这让我始料未及。虽然不能跟戴安娜王妃那浩如烟海、寄托哀思的花相比,但也很多了。有的花半埋在雪地里,肯定放在那里有数日之久了。有些被玻璃纸包裹的花仍然新鲜。还有泰迪熊,我良久才意识到这是为泽维尔准备的。那幢小建筑物外面围着警戒线,黄黑胶带把这里围成了一个干净利落的小追悼会现场。我感觉怪怪的,在你死后这么久,那些警察才姗姗来迟。警戒线和花束是这个白茫茫的公园里仅有的色彩。
我四下看了看,周围没有人,便翻过黄黑色警戒线。一个警察都没有,我并没感到惊讶。弗农曾跟我说过,犯罪现场须留有警察,站在警戒线外,不管刮风下雨。她说她有尿急的毛病,还告诉我,要是当不成警察了,肯定是因为尿急的习惯而非感情用事。好吧,我有点儿偏题了。
我进入里面,想来也不需要向你描述这里的环境。不管你处于什么状态,肯定会对周围的环境观察入微。你有一双艺术家的眼睛,但愿你最后看到的一幕并不肮脏、邪恶、丑陋。我进入隔间,看到混凝土地上有血迹,血喷溅到了剥落的墙上。我吐到了水盆里,这才发现水盆并没有连接排水系统。我知道谁也不会来这样的地方,谁也不会选择死在这里。
我竭力不去想你孤零零地在这里待了五个晚上,我试着想起夏加尔的那幅画,想象着你离开了自己的身体,但我不大确定那个时间点。你真的如我期盼的那样,在死亡的那一刻离开自己的身体了吗?也许是晚些时候才离开的。也许是在停尸间,警察揭开白布我认出你的时候,你是否觉得悲痛也得以释放?
我走出臭烘烘的建筑物,呼吸外面冰冷的空气,直到感觉肺里生痛,拜白茫茫的冰冷空气所赐。我终于明白花束的由来了,定是那些善良的人想以鲜花对抗邪恶,这是鲜花旗帜下的正义之战。我记得通往邓布兰的路上摆着许多毛绒玩具
。以前我从不知道原因,不明白小孩被枪杀的家庭需要泰迪熊。但我现在懂了,毛绒玩具是同情心的象征,是用来抵抗枪声、缓和阴魂不散的恐惧的。“人类并非如此。”那些祭品上如是写道,“我们并非如此。这个世界也不仅仅如此。”
我开始读花束上的卡片。有些卡片已经被雪浸透,字迹模糊不清,墨水跟浸湿的纸片融在一起。不过我还是认出了卡莎的名字,她留下一只泰迪熊,上面用稚气的字迹写下“泽维尔”(Xavier),字母“i”上面的点用爱心表示,“X”则用亲吻表示,圆圈表示拥抱。我内心对她低俗的品位很是不屑,但同时又很感动,为自己的不屑深感惭愧。我决定找出她的电话号码,回家后打个电话给她,谢谢她这么周到。
我把那些字迹尚且清楚的卡片收集起来拿回家:除了我和母亲,谁也不会想看那些卡片的。我将卡片放进口袋,看到不远处一个中年男人牵着一条拉布拉多犬,狗带绑得很紧。他手里拿着一束菊花,你被发现的那天我就留意他了,当时他正看着警方的一举一动,他的狗也想挣脱狗带的束缚。此刻,他有些犹豫。也许是想等我离去才会把花放下。我走到他跟前,他戴着一顶花呢帽,穿着巴伯夹克,像个乡绅,他应该出现在自己的庄园里,而不是伦敦的公园里。
“你是苔丝的朋友吗?”我问。
“不是。我之前甚至都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看了电视才知道。”他答道,“我们只是点头之交,仅此而已。当你经常遇见某个人,可能建立一种联系,当然,这种联系是微不足道的,顶多算是认得出而已。”他擤了擤鼻子说,“你真的没有权利悲伤,我知道这事挺荒唐的,你呢,你认识她吗?”
“认识。”
不管芬伯勒警探说什么,我自然是认识你的。“乡绅”犹豫着,不知道以什么样的礼节继续这次有关献花的谈话。“那名警察走了吗?他说既然这里不是犯罪现场,警戒线很快就会撤掉。”
这里当然不是犯罪现场,在警方宣布你是自杀之后,这里自然就不是犯罪现场了。“乡绅”似乎希望我做出反应,他进一步问我。
“既然你认识她,那你对事件的真相肯定比我更清楚。”
他或许喜欢这样的谈话。眼泪带来的刺痛感并非那般令人不快。尤其是恐惧和悲剧跟自己无关的时候更会撩拨人的神经,令人兴奋。他可以将此当成茶余饭后的谈资——很显然他正是这么做的——他也稍稍参与了这件事情,在这部剧里扮演了一个小小的角色。
“我是她姐姐。”
是的,这句话我用了现在时,我现在依旧是你姐姐。你死了,并不能阻止我继续成为你姐姐,我们的关系不会成为过去式,否则我现在也不会这么悲伤了。“乡绅”有些错愕。我想他原本以为我也只是个路人吧。
我旋即走开了。
空中翻飞的细软雪花突然变得浓密,像是动了怒。我发现孩子们的雪人也被新下的雪遮盖,消失不见了。我决定从公园的另一个出口出去,上回离开公园的记忆实在揪心,我不想再重走一次。
快到蛇形画廊的时候,暴风雪开始肆虐,树木和草地都被大雪吞没。不久,你的花和泽维尔的小熊也被大雪遮掩,看不见了。我的脚被冻得麻木了,那只没戴手套的手也冻得生痛。呕吐过后,嘴中还残留着一股难闻的气味。我突然萌生了去蛇形画廊的想法,看看那里有没有咖啡馆可以喝口水。但当我靠近那幢建筑物时,发现里面一团漆黑,门也被锁链锁住了。我发现窗户上贴着一张告示,画廊要到四月才开放。西蒙不可能在这里跟你见面。他是你生前最后一个跟你见面的,但他没说实话。他的谎言一遍遍地在我的脑海里重播,如同耳鸣,也是唯一没被大雪淹没的声音。
我沿切普斯托路走回你的公寓,期间我一直将电话拿在手上,等着芬伯勒警探的电话,口袋里满满当当地塞着从泰迪熊和花束上拿下的卡片。我老远就看到托德在屋外焦急地跺着碎步。母亲已经乘火车回家了。他跟着我进入公寓,担心变成了愤怒:“我一直想打你电话,可你的电话一直占线。”
“西蒙撒谎了,他根本没在蛇形画廊见过苔丝。我得告诉芬伯勒警探。”
托德的反应——其实他压根儿就没反应,说明他对我拿芬伯勒警探做挡箭牌这事早有准备。可就在这时,芬伯勒警探打来电话,我便将西蒙的事告诉了他。
电话里他的声音听起来很有耐心,甚至可以说是非常文雅:“也许西蒙只是想表现得像个正人君子。”
“用撒谎来表现吗?”
“用他们在画廊里见面这件事来表现。”芬伯勒警探居然为他找借口,这让我不免诧异。“我们得知西蒙那天跟苔丝在一起后跟他聊过。”他继续道,“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怀疑他跟你妹妹的死有关。”
“可他对自己的去向撒了谎。”
“碧翠斯,我觉得你应该试着……”
我脑子里闪过他可能出口的陈词滥调。我应该“往前看”,应该“抛诸脑后”,也许还会多说几句,“接受事实,继续生活”。我还没等他把这些陈词滥调说出口,便打断了他。
“你见过她去世的地方,对吗?”
“是的,见过。”
“你认为会有人选择死在那样的地方吗?”
“我觉得这不是选择与否的问题。”
一瞬间,我一度认为他开始相信我的话了,然后我才意识到他只是将你被谋害的事实归结于精神病。如同患有强迫症的人会不受控制,千篇一律地重复同一件事,一个患有产后抑郁症的精神病也会被自己的病痛折磨,最后的归宿只有自残。一位妙龄女子,有亲朋在侧,才貌双全,却死得不明不白。即便是她的孩子死了,她的死仍然会打上大大的问号。但人们却用精神病去断言她的生命,抹去她生命为何终结的问号。你们将精神病当成凶手,断言受害者自己结果了生命。
“有人强迫她到那个恶心的地方,把她杀了。”
芬伯勒警探对我仍然很有耐心:“可是并没有证据表明有人会杀她。谢天谢地,这不是性侵案,也不是谋财害命。当初我们调查她失踪的情况时,就发现没有任何人会伤害她,事实上,谁都希望她好。”
“你至少也要再跟西蒙谈谈吧?”
“我真觉得一点儿用处都没有。”
“是因为西蒙是国会议员的儿子吗?”
我使出这样的“撒手锏”是想让他改变主意,我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我决定不再找西蒙·格林利,仅仅是因为这么做完全是徒劳的。”
现在我对他更了解了,在精神压力下他的言辞会更加正式。
“你还真知道西蒙的父亲是国会议员理查·格林利?”
“我不希望这次通话让我们变得生分,也许……”
“那就是苔丝不值得你去冒这个险,对吗?”
莱特先生给我倒了一杯水,向他描述那间公厕的情形令我恶心。我还将西蒙撒谎、给芬伯勒警探打电话的事告诉他了。不过,以下的事情我并没有提及,我跟芬伯勒警探通话的时候,托德把我的外套挂起来,还把卡片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张整齐地摆好晾干,可是他将那些湿卡片抚平的时候,我觉得他是在责怪我,并非出于关心。我知道他是支持芬伯勒警探的,尽管他只能听到我说话。
“芬伯勒警探说他不会再找西蒙后,你就决定亲自去?”莱特先生问。我觉得我在他的声音中察觉出一丝逗趣的意味,但我并不感到奇怪。
“没错,我想是习惯使然吧。”
就在八天前,我只身飞往伦敦的时候,还是一个事事逃避的人。但跟你的枉死相比,言语的冲突根本就是无关痛痒,我一点儿也不会放在心上。我以前为什么对这种事情心存畏惧,甚至满怀惧意?如今看起来这是多么懦弱、荒唐。
托德出去买烤箱了(你居然用烤架烤面包)。我们在纽约的烤箱有解冻功能,还有非常好用的加热功能。他站在门口转身面对我。
“你看上去好憔悴。”
他这是在关心我还是批评我?
“我昨晚就嘱咐过你了,你应该吃一片我从布罗德本特医生那里开的安眠药。”
批评无疑。
他随即去买烤箱了。
我没有同他解释我为什么不吃安眠药,因为我觉得那是懦夫的行为,那只会让我把你从我的记忆中抹去,哪怕几小时也不行。我也没告诉他我打算去找西蒙,因为他定会觉得阻止我做这种“如此冲动、荒唐的事情”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开车来到西蒙的住处,之前我在你的通迅录里找到一张便利贴,写有他的住址,我将车停在肯辛顿一个三层楼的外面。西蒙通过门禁叫我进来,我上到顶楼。他打开门时,我几乎没认出他。那张稚气十足的脸上写满了疲倦,他故意没有刮脸,但胡须已经有了稀疏的迹象。
“我想跟你谈谈苔丝的事。”
“为什么?我觉得你才是最了解她的。”他嘲讽道,声音中透着一丝妒意。
“你跟她关系不错,不是吗?”我问。
“是的。”
“那我可以进来吗?”
他任由门开着,我跟着他进入装饰得颇为奢华的客厅。这里肯定是他父亲休闲的住处。墙的两面是一幅巨型画作,画的是一所大监狱。凑近看了看,我发现是一幅拼贴画,监狱是由无数护照大小的婴儿脸拼贴而成的。那幅画确实吸引人的眼球,却也怪瘆人的。
“蛇形画廊到四月才会开门。你不可能在那里跟苔丝见面。”
他耸耸肩,显然不以为意。
“你为什么要撒谎?”我问。
“我喜欢呗,还能怎样。”他答道,“这样说的话让我们的见面听起来像是约会。苔丝会选择蛇形画廊作为约会的地点。”
“可你们压根儿就不是约会,对吗?”
“我编排故事的时候稍稍偏离主题真的要紧吗?难道我就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稍微加点儿想象力?这也无伤大雅吧。”
我本想冲他大叫,可这样除了将怒气宣泄一通获得短暂的快感之外,一点儿用处也没有。
“你为什么在公园跟她见面?那天可是冷得要命。”
“是苔丝想去公园见面。她说她想到外面走走,说是在屋子里快要疯了。”
“疯了?她真是这么说的吗?”
我从没听你说过这样的字眼。尽管你唠叨个没完,但你在遣词造句的时候谨慎得很,在这方面你可是个爱国者,还批评过我的美式英语。
西蒙从一个镜面玻璃镶嵌的橱柜里拿出一个绒布袋:“也许她说的是得了幽闭恐惧症之类的话。我不记得了。”这话倒更有可能。
“她见你的理由是什么?”我问。
他只顾着摆弄瑞兹拉烟卷,没有回答我。
“西蒙……”
“她只是想让我陪陪她,天哪,你就这么不明白吗?”
“你是怎么发现她死了的?”我问,“是哪个朋友告诉你的吗?他们有没有跟你说她手臂内侧伤口的事?”
我想刺激他流泪,因为我知道眼泪会融化成又湿又咸的东西,卸下我们的防备,让我们不再保守秘密。
“他们有没有告诉你,她独自一人在那里待了五个晚上?那可是一间臭气熏天的公厕。”
他的眼泪夺眶而出,声音也变得比平常软弱:“你发现我在她公寓外面的那天,我一直在拐角处等待,等你离开后,我骑车跟踪了你。”
我隐约记得我离开海德公园时,听到摩托车发动机的声音。不过之后我再没留意。
“我在公园门口外面等了数小时。那天下着雪。”西蒙继续道,“我都快冻僵了,记得吗? 我见你跟一个女警出来,看到一辆黑色的厢式车。谁也没跟我说过这事,我不是你们的家人。”
他眼泪直流,却没想着去忍住哭声。跟讨厌他的那幅画一样,我对他这个人也心生厌恶。
“后来,我看了本地的晚间新闻,”他继续道,“新闻很短,不到两分钟,报道说一个年轻的女子被发现死在海德公园的公厕里,还播出了她的照片,我这才知道她死了。”
他擤了擤鼻子,擦干眼泪。我觉得是时候好好质问他了。
“她为什么非要跟你见面?”
“她说她害怕,想让我帮帮她。”
眼泪起作用了。自从头一个晚上在寄宿学校,我在宿监阿姨面前哭得稀里哗啦,告诉她我不是想家和妈妈,而是想爸爸后,就知道眼泪有这样的效果。
“她有没有告诉你她为什么害怕?”我问。
“她说她老接到奇怪的电话。”
“她告诉你是谁打来的吗?”
西蒙摇摇头。我突然在想他的眼泪到底是真实的,还是众所周知的鳄鱼的眼泪,没有一丝怜悯。
“她为什么选择你,西蒙?而不是别的朋友?”我问。
现在,他总算擦干了眼泪,止住了哭声:“我们的关系很铁。”
也许他知道我怀疑,因为他的语气带着受伤的愤慨:“对你来说当然更容易些,你是她的姐姐,你有权利哀悼她,为她心碎也在情理之中。但我甚至都没办法说她是我女朋友。”
“她压根儿就没给你打电话,对吗?”我问。
他沉默不语。
“她根本不可能从你身上得到什么慰藉。”
他想点燃烟,手指却抖个不停,打火机总也对不上。
“到底怎么回事?”
“我给她打了无数次电话,但不是接到答录机上就是占线。不过,那次她总算接了电话。她说想出去。我建议她去公园,她同意了。我不知道蛇形画廊是关闭的,我本希望我们可以去那里。等我们在公园见面后,她问我是否可以留在她家里。她说需要有人一星期七天、一天二十四小时地陪她。”
他顿了顿,生气地说:“她说我是大学里唯一一个没有兼职工作的人。”
“一星期七天、一天二十四小时?”
“反正就是全天候的意思吧。我不记得具体怎么说来着。天哪,这些信息有这么要紧吗?”当然要紧了,因为我可以验证他说的是不是真话,“她很害怕,才来找我帮忙,因为我每次都能随叫随到吧。”
“可你为什么撇下她?”
刚才的问题似乎让他晃了一下:“什么?”
“你说她想跟你待在一块儿,可你为什么撇下她?”
他终于点上了烟卷,猛吸了一口:“好吧,我告诉她我喜欢她,说我多么爱她。反正什么都跟她说了。”
“你对她动手动脚了?”
“不是那样的。”
“她拒绝你了?”
“我直说吧,也用不着拐弯抹角了。她说她觉得还不能‘痛下决心’跟我做朋友。”
他荒诞的自负榨干了所有对你的怜悯和悲伤,反倒把他变成了受害者,但我的愤怒胜于他的自负。
“她向你求助,希望你能保护她,可你却乘虚而入,利用她的感情。”
“恰恰相反,她想利用我好吧。”
“那她还想跟你待在一起?”
他没有回答,但我已经猜出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了。
“没有任何附加条件?”
他依旧沉默。
“可是你并没有答应,对吗?”我逼问道。
“哑巴了?”
那一瞬间,我想我只是定定地看着他,他彻头彻尾的自私令我惊讶,来不及做任何反应。他以为我不明白。
“她叫我陪她,只是因为她被吓得六神无主了。你觉得这会让我怎么想?”
“吓得六神无主了?”
“这话有点儿夸张吧,我的意思是……”
“你之前也提过‘害怕’这样的字眼,现在又说‘吓得六神无主了’?”
“好吧,她说她觉得有个男人跟踪她进了公园。”
我强忍着没有让我的声音表现出任何感情色彩:“她有没有跟你说那男的是谁?”
“没有。我还去找他了。当时我身上都是雪,在林子里找了老半天,踩了一堆狗屎,一个人影都没瞧见。”
“你得去找警察,跟芬伯勒警探讲讲这事,他在诺丁山警局。我把他的电话号码给你。”
“没这个必要。她是自杀的,新闻都说了。”
“可是你当时就在现场。你比电视上了解的情况更多,不是吗?”我竭力隐藏心中的恐惧,用同小孩说话的口吻对他说话,尽量去哄他,“她跟你说有名男子在跟踪她。你知道她很害怕。”
“可能只是她胡思乱想产生的错觉。据说产后抑郁症会让人的精神完全崩溃。”
“谁说的?”
“肯定是电视上说的。”
他自己都觉得这话听起来不靠谱。他迎着我的目光,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好吧,是我爸帮我弄清楚的。我很少求他做什么,所以上次我……”
他语音渐弱,像是懒得把一句话说完。他朝我走近一步,我闻到他身上须后水的味道,这样的味道在这间暖烘烘的屋子里格外刺鼻。令我陡然想起了第一次见他的情形,当时下着雪,他抱着一束花,坐在你公寓的外头,尽管空气冰冷,但散发着同样的须后水味道。当时我不明白,但是,如果你跟他真的只是普通朋友,为什么他又是送花,又是抹须后水?现在我知道你当初压根儿就没接受他,对吗?
“你当初等她的时候抱着一束花,身上有股须后水的味道。”
“这能说明什么问题?”
“你想再努力一次,对吗?或许她当时已经绝望,会接受你的条件。”
他耸耸肩,并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他生来就养尊处优惯了,被溺爱成现在这个样子,原本他或许能成为一个有本事的人。
我背过身去,看着那幅巨大的拼贴画,那张由无数婴儿的脸拼成的监狱。
那幅画仍然有些瘆人,我随即朝门口走去。
打开门的一刹那,我感觉脸上滴着泪,这才发现自己哭了。
“你怎么能把她留在那里?”
“她的自杀不是我造成的。”
“你从来就没错过吗?”
我是同莱特先生一起回来的,西蒙和他公寓的气味仍然刺激着我的记忆。幸好窗户是开着的,公园里刚割过的草坪散发着淡淡的清香。
“西蒙跟你说的情况你同警方说了吗?”莱特先生问。
“说了,跟芬伯勒警探的一个手下说的。他很有礼貌,但我知道没什么用。跟踪她的人就是杀人凶手,但也可能是她所谓的妄想症产生的幻觉。指向谋杀的事实也完全能被精神病套用。”
莱特先生看了一眼手表,五点十五分:“要不今天就到这里?”
我点点头。大麻和须后水的味道仍然残留在我的鼻子和喉咙的某个地方,能到外面呼吸新鲜空气再好不过。
我走过圣詹姆斯公园,然后搭乘巴士前往“郊狼”酒吧。我知道你很好奇我为什么会去那里上班。起初,我问过曾经跟你一起共事的人,希望有人能提供线索,弄清楚你到底是怎么死的。但没人帮忙,他们自从星期日起就没见过你了,那时候你还没生下泽维尔,他们对你在“郊狼”酒吧之外的生活并不是太了解。就在这个当儿,我的美国老板把我炒了,他是这么说的:“碧翠斯,我也很不想……”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另一份工作,而我在美国的房贷很快就会把我的全部积蓄掏空。我得赚钱养活自己,于是我去向贝蒂娜打听有没有工作机会。
我穿着仅有的干净衣服,那是一件麦丝玛拉
衫裤套装,起先贝蒂娜以为我是在开玩笑,后来才知道我是来真的。
“好吧。找个帮手也成,咱们这里周末两班倒,周中上三个班。今晚就可以开始。时薪六英镑,如果上班的时间超过三小时,还能尝到本小姐亲自做的免费餐。”
她这么快就给我提供了一份工作,我略微有些吃惊。
“其实,”贝蒂娜说,“我真挺喜欢你的。”她看着我惊讶的表情,咯咯地笑起来,“对不起,我情不自禁。”她对我的错愕报以欢笑让我想起了你,是那样的天真。
那晚上班的时候我在想,你死了之后兼职的位置自然空出来了。但最近我才发现早就有人顶替了你的工作,她聘用我只是出于我对你的忠诚以及她对我的同情。
从“郊狼”酒吧回家已近午夜,尽管我想到会有媒体在那儿,却没想到会有那么多。但当时已经很晚,经过这么多天疯狂地前追后堵,我原以为他们已经拿到需要的照片和视频。但我错了,我走近后才发现还有一大群人,巨大的灯光闪烁,将围在当中的卡莎照得通亮。她这两天都住在朋友家,我以为媒体的围追堵截差不多消停了,才让她回来。现在她跟我住一块儿,我想你肯定很高兴,但肯定也很好奇我们是怎么应付过来的。她睡你的床,我在起居室搭了个日式床垫,我每晚都会将其摊开,有时候我们还会挤在一起。
我朝卡莎走近时,发现她脸上露出羞怯的表情,成为这么多人关注的焦点,她急得团团转,疲于应付。我不禁怒从心头起,很想去保护她,将摄影师和文字记者都推到一旁。
“你等多久了?”我问她。
“几小时了。”
卡莎这么说的话应该是至少等了十分钟了。
“你的钥匙呢?”
她难为情地耸耸肩,说了声:“对不起。”她总是丢三落四,这让我想起了你。有时候,我发现她的粗心倒也可爱。不过今天晚上我得承认我有点儿生气(老实说,我先是在皇家检察署待了很长时间,后来又在酒吧轮班,早已筋疲力尽,现在那些记者又用长枪短炮对着我的脸,我差不多要爆发了)。
“走吧,你得吃点儿东西才行。”
离她的预产期也就一个星期了,她也不能老不吃东西,现在她的身体很虚弱,想来这样对胎儿也不好。
我一只手搀扶着她,带她进入屋里,一时间相机的咔嚓声四起。
明天,我揽着卡莎的照片旁边会有文章说今天我“救下”了卡莎。他们还真会用上“救命”“她欠我一条命”之类漫画书里才有的表达方式,把我写成一个身处险境,将短裤套在紧身裤外,在电话亭里摇身一变,手腕上长出蜘蛛网的人。他们会写我没来得及救下你(在电话亭里乔装打扮的速度尚不够快)。但正是因为我,卡莎和她的孩子才会活命。跟大家一样,读者也想看到圆满的结局。只不过那不是我的故事。我故事的结尾是卡在拉链里的一缕头发。
星期四
我途经圣詹姆斯公园,前往皇家检察署的办公室。今天的天空仍然湛蓝,正好可以对上色卡PMS 635的颜色,晴朗的天空充满希冀。今天早上,莱特先生将问及有关你的另一段故事,也就是我同你的精神科医生会面的过程,可现在我的脑袋里仍然很乱,我要厘清头绪,在向莱特先生讲述之前我先在脑子里预演一遍。
尼克尔斯医生的国民保健服务名单已经排到四个月以后,所以我付费才能见他。他的私人诊室一点儿也不像医疗机构,倒像高档的发廊。花瓶中的百合花、精美的杂志、饮水机……莫不如是,年轻的接待尽管表现得还算合乎礼仪,神情却相当高冷,一副要将等待的客人拒之门外的模样。等待时,我随手拿起一本杂志翻阅着(我遗传了母亲焦急时故作“无所事事”的性格)。封面上的出版日期是下个月,我还记得你曾嘲笑“穿越时空”出版的时尚杂志,说什么封面上的日期恰好可以给人们提个醒,里面的内容有多荒谬。我很紧张,脑子里生出很多想法,因为这次会面非常重要。正是因为尼克尔斯医生,警方才相信你得了产后抑郁症;也正是因为他,警方才认定你是自杀的;也正是因为他,才没有任何人想要去追查杀害你的凶手。
接待瞥了我一眼:“你约的几点来着?”
“两点半。”
“你真幸运,尼克尔斯医生特意腾出时间来见你。”
“我想肯定是要收费的。”
我准备跟她杠上了。她的声音也有点儿冲:“表格填好了吗?”
我把表格交还给她,信用卡的资料并没有填写。她从我手中接过表格,用不屑一顾的眼神看了看,轻蔑地说:“病史那里什么都没写。”
我想起了那些患有抑郁症、心情焦虑、对现实的生活失去希望、精神处于崩溃边缘的人,那些脆弱不堪、容易受到伤害的人,他们本应该被第一个接待他们的人稍稍礼貌对待。“我不是来这里接受心理咨询的。”
她不想在我面前表现得对我的来意感兴趣,或许她可能觉得我也是个脑子有问题的病人,懒得搭理。
“我来这里是因为我妹妹被害了,尼克尔斯医生正好是她的精神科医生。”
我总算引起了她的注意。她看着我那头油腻的头发(伤心欲绝的人最先顾不上的事就是洗头)、未施粉黛的脸和明显的眼袋,她看着我脸上写满的悲伤,不过她只是把这当成疯癫的迹象。我转而一想,不知道当初你是否也曾被这样对待,你表现出来的恐惧也可以被当成精神病的症状。她从我手中接过表格,再也没发一言。
等待的时候,我想起了我曾写信告诉你我想去看心理医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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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科医生!碧儿,你为什么要去看精神科医生啊?如果你真想向谁倾诉什么,何不跟我,或者跟你的朋友说说啊?
亲亲抱抱亲亲,苔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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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是觉得去看精神科医生挺有意思的,甚至很有价值,这跟找朋友聊聊可不是一回事。Lol
亲亲,碧儿
另,美国也不时兴把精神科医生叫作“shrink”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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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跟我聊天可是免费的,而且最划算,天地良心,我还不会限制你一小时讲完。
亲亲抱抱,苔丝
另,他们只会分析人的个性,然后从教科书的类别上安个名目就算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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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都受过严格的训练。精神科医生(可不是什么心理医生)都有医生的资质,而且很专业。如果你患有躁郁症、精神错乱,或者患有精神分裂症,你就不会说他们只会帮你洗脑了,不是吗?
Lol
碧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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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有理。可是你又没得那些病。
亲亲,苔丝
另,这句话我可是大声喊出来的,就怕你不明白我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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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不是说患有严重心理障碍的人才需要精神科医生,失魂落魄的人有时候也需要专业人士的帮助。
Lol
碧儿,亲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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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儿,对不起。你能跟我谈谈吗?
亲亲亲亲,苔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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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个非常重要的会议,晚点儿聊。
亲亲,碧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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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来要去工作的,而不是用贝蒂娜的电脑给你发邮件,四号桌仍在等他们点的芝士,但是不看到你的回复我是不会动的。
亲亲亲亲,苔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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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号桌的人回家了,没吃上芝士。让我歇会儿,行吗?我甚至都用上了美式英语,你看我有多希望你原谅我。
亲亲抱抱亲亲,苔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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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交班了,碧儿,我仍在用贝蒂娜的电脑,收到邮件就马上回我好吗?求你啦。
亲亲抱抱,苔丝
寄件人:碧翠斯·赫明的iPhone客户端
收件人:[email protected]
又不是不理你,刚才一直在开会呢。拜托别把什么事情都往精神病方面想。这事在纽约正常得很,既然在这边,那就入乡随俗吧……伦敦已经是午夜过后了吧,赶紧睡觉。
Lol
碧儿,亲亲
寄件人:[email protected]
收件人:碧翠斯·赫明的iPhone客户端
如果你不想告诉我,算了,不过我想你受的伤应该跟里奥有关,要不就是老爸?
Lol
亲亲,苔丝
接待不再盯着桌子,而是抬头看着我说:“尼克尔斯医生现在可以见你了。”
我朝医生的房间走去的时候,想起了那天傍晚我们通的电话(我这边的时间,你那边是深夜两点)。我仍然没有告诉你我要去看精神病医生的原因,而你却向我解释了一通,这样做根本就是徒劳。
“精神决定你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们感觉到的、想到的、相信的都由此决定。我们的爱、恨、信仰、激情也都由其决定。”
你太较真了,这让我有些尴尬,但你仍然一意孤行:“一个人怎能治疗另一个人,除非他既是神学家,又是哲学家,同时又是诗人。”
我打开尼克尔斯医生咨询室的门,走了进去。
如果你在国民保健服务机构见到尼克尔斯医生,他会穿一件白大褂,不过,如果是在他的私人咨询室,他穿的是一条褪了色的灯芯绒裤子,上面套着一件旧羊毛衫,在墙纸剥落的房间里显得有几分邋遢,他应该快四十岁了,你觉得呢?
他从椅子上起身,我觉得他皱巴巴的脸上带着一丝同情。
“你是赫明小姐吧?对你妹妹的事情深表遗憾。”
我听见他的办公桌下面传出很大的动静,看到一只老掉牙的拉布拉多犬正在打瞌睡,怕是梦见自己正在追逐兔子,尾巴还在地上摆来摆去。我这才发现他的办公室里也有股狗的味道,同候诊室百合花的香味比较,我更喜欢这里的味道,我脑子里不由自主地出现了接待员拿着空气清新剂在病人之间穿梭的情形。
他朝他旁边的一把椅子示意:“请坐。”
我落座时,看到显眼位置有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小女孩坐在轮椅上,尼克尔斯爱孩子的举动让我对他顿生好感。
“请问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他问。
“苔丝跟你说过谁在威胁她吗?”
他对这个问题显然吃了一惊,不过却摇了摇头。
“她真的有跟你说过她一直接到恐吓电话吗?”我问。
“骚扰电话吧,是的。”
“她跟你说过是谁打的吗?要么告诉我那人跟她说了什么也成。”
“没有。这些事情她都不愿告诉我,我觉得查下去也没什么用。当时,我想很有可能是推销电话,或者拨错号码了,只是因为她的精神很压抑,总觉得有人要害她。”
“你把这些也告诉苔丝了吗?”
“是的。我暗示她差不多就是这个情况。”
“她哭了?”
他惊讶地看着我,没想到我连这个都知道。我对你可是知根知底。四岁那年,你的膝盖磨破了,还流了鼻血,你却从来不哭,只有在别人不相信你说的话时,你才会泪流不止,以此表达自己的愤怒。
“你说你觉得那只是推销电话,或者打错了?”我问。
“是的,后来我才发现苔丝没有我想象得那么抑郁,但她产后精神有些问题,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产后抑郁症。”
我点点头。这些情况我已经了解过,我知道在分娩后六周容易出现精神问题。
“反正等我发现她得了产后抑郁症后,就觉得那些电话更有可能是她得了幻听症。也就是说会听见别人说话,照苔丝的情况来说,就是能听见电话的声音。”
“是她死后你才改变了你的诊断,对吗?”我提出问题时,发现他那布满皱纹的脸上闪过一丝不悦的表情。
他顿了顿,才继续说:“是的。我再跟你说点儿产后抑郁症的情况吧,也许会对你有帮助。症状包括幻想、产生错觉、幻听。可能产生悲剧性的后果,极大程度上增加了自杀的风险。”
我已经研究过了,这些情况我都很清楚。
“我现在就是想搞清楚,”我说,“是不是她死后你才改变了诊断,把抑郁症改成了精神病,也是在她死后才将骚扰电话改成了‘幻听’?”
“是的,因为幻听是精神病的一种症状。”
“她没得精神病,也没有什么产后抑郁症,她压根儿就没得病。”他想打断我,但没能成功,我继续道,“你总共见过我妹妹几次?”
“精神病学并不是关于某种特定人群的深奥知识,从亲朋好友或者家人身上就能了解,在某些严重的病例中,精神病患者同医生之间建立的长期关系也并非普通病人和心理医生的关系可比。当病人的话语中带有精神方面的病症时,精神病医生会通过专业的治疗方法诊断病人表现出来的症状。”
不知怎的,我总觉得他的这番言论事先在镜子前练习过。我重复了我的问题:“到底多少次?”
他的目光绕过我:“就一次。因为她的孩子死了,她主动约的我,她孩子刚一出生她就出院了,所以我并不是在病房看的她。她是在两天后挂了个预约急诊。”
“她是国民保健服务的病人吗?”
“是的。”
“拿国民保健服务的候诊名单来说,你的时间已经排在四个月后了,所以我才付费来见你。”
“苔丝的情况紧急。所有可能得产后抑郁症和精神病的案例都须立即处理。”
“处理?”
“抱歉。我的意思是说无须出现在候诊名单上。”
“国民保健服务需要多久预约?”
“我希望在每个病人身上多花点儿时间,不过……”
“候诊名单上的时间达四个月之久,这么多的病人需要治疗,想必你肯定背负了很大的压力吧。”
“我会尽量在每个病人身上多花时间。”
“但还是不够,对吗?”
他稍做停顿:“没错,不够。”
“产后抑郁症是否是非常严重的精神病类疾病?”
我居然知道这个,这让他始料不及,不过我事先的确调查过。
“是的。”
“需要住院治疗?”
他强烈控制着自己的肢体语言,手臂决然地放在身体两侧,穿着灯芯绒裤的双腿微微张开,但我知道他想将双臂抱在胸前,跷起二郎腿,他将内心的防备用肢体表现了出来。
“许多精神病医生会将苔丝的症状诊断为抑郁症,而不是精神病。”他心不在焉地将手伸到桌下,摸那只狗软塌塌的耳朵,像是需要安慰似的,“精神病学上的诊断要比其他医学分支上的诊断难得多,X射线和验血之类的手段统统用不上。而且我也没办法看她的病历,所以并不知道她是否有精神病史。”
“她没有任何精神病史。对了,她跟你约在什么时候?”
“一月二十三日,上午九点。”
他并没有查看备忘录,也没有看电脑。
他显然对这次会面有备而来,他当然做了准备,也许他整个上午都在跟医疗辩护联盟通电话。我看到他的脸上闪过一丝真挚的情感,我想他并不知道这是他为自己感到害怕,还是诚心为你感到不安。
“也就是说她死的那天你见过她?”我问。
“是的。”
“那就是说她去世的那天早上,你认为她得的是抑郁症,而不是精神病。”
他无法再掩饰自己的防备,将一只脚搭在另一只上面,双臂抱怀说:“当时我没瞧见她有任何精神病的症状,也没有表现出任何伤害自己的迹象,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她会自杀。”
我想冲他大声尖叫,你当然不会表现出任何迹象,因为你根本不会自杀,可你的手臂上却有严重的伤口。我终究没有大声叫出来,而是冷冷地说:“那就是她的死让你改变了之前的诊断?”
他没有回答。我不再觉得他那布满皱纹的脸和灯芯绒裤邋遢得讨喜,而是完全不修边幅。
“你的错误不是把她的抑郁症盖棺论定为精神病。”他试图打断我的话,但我继续说,“你的错误是从来就没相信她说的是事实。”他再次想打断我。你在告诉他真相的时候他是不是也想打断你?我想精神病医生的职责是要聆听。但也许在国民保健服务机构遇上急诊的时候,诊所里人满为患,他们根本就没多余的时间来倾听吧。
“你有没有想过那些威胁电话是真的,而且有名男子尾随她进了公园,把她杀了这事也是真的?”我厉声问道。
“苔丝不是被谋杀的。”他觉得很奇怪。
他竟然如此固执。毕竟,谋杀可以让他摆脱误诊的嫌疑。他停顿了一下,然后强迫自己把余下的话说了出来,像是这些话让他的肉体格外痛苦似的。
“我刚才就说了,苔丝有幻听症,当然,如果你愿意,我们也可以不同意这个解释。而且她还有幻视,所谓的幻视在我看来好比逼真的噩梦,这种情况对一个心情抑郁、经历丧亲之痛的病人来说很普遍。”尼克尔斯医生继续说,“但是我重新看过她的病历本,确定她得了幻听症,之前是我疏忽了。”刚才他脸上掠过的一丝不安似乎扩展到他的整张脸上,“对患有严重精神病的人来说,幻听是非常明显的判断标准。”
“什么叫‘幻听’?”
“我必须尊重病人的隐私。”
他突然想到病人的隐私,这让我觉得好生奇怪,刚才他可一点儿也没避嫌。我在想他这么说要么是有什么目的,要么就是这个庸医再次露馅。
“我叫她把她见过的东西画出来,”他继续说,表情看上去却很和蔼,“我觉得这样做对她有好处。你或许能找到那张画呢。”
这时秘书进来了。咨询时间到了,但我不打算离开。
“你必须告诉警方,怀疑她得了产后抑郁症。”
“可是我并没有怀疑。我刚才说了,她的症状确实就是这样,我之前只是看错了。”
“虽然她不是你害死的,但正是因为你,凶手才一直逍遥法外,因为你的诊断,现在谁也没去寻找凶手。”
“碧翠斯……”
这是他第一次叫我受洗时的名字。铃声响过,到时间了,现在他该忙自己的事情了,我没有起身,他却站起来了。
“抱歉,我只能帮到这里了。我不能因为你的意愿就改变我的专业判断,来佐证你推断的死因。我弄错了,判断出现了严重的失误。我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
他的言谈之间流露出愧疚,就像刚才引出这个话题时那样,承认自己的错误终于让他得以解脱。
让我觉得讽刺的是,比起那些应该受到谴责的自私行为,主动揽责的体面之举却让人无可辩驳。道德的高地坚实稳固,即使它使人感到不安。
办公室窗外淅淅沥沥地下起了春雨,还没落到下面的混凝土人行道上就已经吸取了青草和树木的气息。我感觉温度稍微有些下降,还没看见雨滴便闻到了它的气息,我跟尼克尔斯医生见面的事这会儿已经差不多跟莱特先生汇报完了。
“我想他觉得自己犯了个可怕的错误,现在仍然惊魂未定。”
“你叫他去跟警方说明情况了吗?”莱特先生问。
“叫了,但他言辞凿凿地说苔丝得了产后抑郁症。”
“即使这样说会对他的专业水平造成不良影响他仍不松口?”
“是的。我也觉得很奇怪。不过,在我看来他只是将所谓的道德勇气用错了地方。如果他同意我所说的,苔丝没有得精神病却被谋杀了,这对他来说是懦夫的行为。我们的会面即将结束的时候,我觉得他虽然是个蹩脚的精神科医生,却是个体面的人。”
我们休息了一下去吃午饭,莱特先生有午餐会议要参加,我便独自走了。外面仍然下着雨。
我从没对你在邮件中提出的问题做出回答,没有把我去看心理医生的真正原因告诉你。因为最终我还是去了。我和托德订婚后六星期,我以为结了婚就不会这么缺少安全感了。但我手上的订婚戒指并没有带给我原本以为的新的依靠。我去见了王医生,她是一位知识渊博、极富同情心的女士,当年,在短短的几个月里,父亲离开、里奥夭折让我有种被遗弃的感觉,她让我明白了这种感觉并不罕见,这也是我经常缺乏安全感的原因。你对那两次伤痛的解释是对的。可就在同一年我被送去了寄宿学校,所以我才觉得自己被彻底抛弃了。
在接受心理治疗期间,我才明白母亲并不是想抛弃我,而是想保护我。不过当时你还小,她可以在你面前隐藏痛苦,可却无法在我面前掩饰。她送我去寄宿学校,以为我的心绪会更平和,真是讽刺。
在王医生的帮助下,我逐渐明白当时这么做不仅对我有益,而且对母亲也有好处,我这才发现责备母亲实在草率,最后,我总算理解了母亲。
问题是,虽然将我缺乏安全感的原因找到了,却对我受到的伤害没有帮助。我内心有一样东西被打破了,虽然我现在知道那是故意的,好比除尘的时候装饰品被扫到瓷砖上,不管是不是故意的,却还是碎了。
所以你现在明白了,这就是我不赞成你对精神科医生产生怀疑的原因。尽管我也同意精神科医生不仅需要科学知识,还需要艺术感(王医生在学医之前学的是比较文学),优秀的精神科医生是具有文艺复兴时期气质的现代人,我跟你说过,我怀疑我对精神科医生的尊敬和感激都会影响我对尼克尔斯医生的看法。所以我才认定他基本上是个正人君子。
我比莱特先生早回到皇家检察署的办公室,五分钟后他才匆匆赶过来,看起来一脸的怒气,也许是午餐会议进行得并不顺利。我想会议的内容应该跟你有关。你的案子引起很大的轰动,上了头条新闻。国会要求公开调查。莱特先生肩上的担子肯定很重,可他不仅擅长隐藏自身背负的压力,而且不会将压力施加在我身上,这点我特别感激。他打开录音机,我们继续上午的话题。
“你和尼克尔斯医生见面后多久才找到那些画?”
我们都知道他指的是哪些画,他用不着明说。
“我一回到公寓就在卧室里寻找画。除了床,她将所有的家具都搬出去了,甚至把衣柜都放在起居室里,一点儿都不搭。”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跟他说这个。或许是因为,如果你是受害者,我也想让他知道你是个有怪癖的受害者,有些怪癖会惹恼姐姐。
“得有四五十张画靠在墙上。”我继续说,“大部分是油画,有的画在厚纸板上,还有几幅拼贴画。那些画的尺寸都很大,最小的都有一英尺见方。我花了不少时间才把那些画都看了一遍,我不想损害其中任何一幅。”
你的画真是美得令人瞠目,我跟你说过吧,因为我过于担心你不去挣钱养活自己,这才没说?我知道答案,我担心没人买这些色彩缤纷的巨幅画,担心跟他们的装潢风格不搭,是这样的吗?我担心你的画过于浓墨重彩,人们还没来得及欣赏颜色的触感,就担心色彩已经脱落,弄脏了地毯。
“我花了半个钟头才找到尼克尔斯医生说的那些画。”
莱特先生只看过那四幅“幻视”的画,不是你之前画的那些。但我想最令我吃惊的是它们之间的对比。
“她其他的画简直太……”见鬼,我还真得好好找些词汇形容,“赏心悦目,美不胜收。生命、光亮和色彩在画布上绽放。”
而这四幅画你用的是虚无主义色调,色卡编号PMS 4625到PMS 4715,介于黑色和褐色之间,表现出来的色调令人望而生畏。我用不着向莱特先生解释这个,他的文件夹里就有照片,我瞥了一眼,虽然照片是缩小的,甚至是上下颠倒的,但仍然让我感到不安,我只敢匆匆一瞥。
“这几幅画在一大堆画后面。前一幅画的颜料会浸染到后一幅画的背面。我想她没等到干透就匆忙收起来了。”
你必须将那个女人的脸藏起来吗?藏起她尖叫时张开的血盆大口?这样你才能入眠?或是那个戴着面具、躲在阴暗处的凶狠男子是否让她深感不安,我也同样心生惧意。
“托德认为这是她患有精神病的证据。”
“托德?”
“那时他是我的未婚夫。”
我们的谈话被秘书小姐打断了,她给莱特先生带来一份三明治,显然他在午餐会议上并没有用餐,她想到了这点,在悉心照顾他。可她在给我矿泉水的时候并没有正眼瞧我。他冲秘书小姐笑了笑,笑声爽朗、迷人:“谢谢,史蒂芬妮。”很快他收起笑容,办公室也暗淡下来。
我听见他用关切的声音问我。
“你还好吧?”
“是的。”
但办公室漆黑一团,我能听见却什么也看不见。昨天同母亲吃午饭的时候也是如此,我觉得酒是始作俑者,但今天再无借口。我知道我必须保持冷静,这样黑暗才会消退。于是,我抖擞精神开始回忆,即便是在黑暗中,你那阴暗色调的画依然栩栩如生。
托德进来时,我泪如雨下。眼泪落在画上,变成了浓墨和泥浆般的褐色,顺着画布流了下来。托德抱着我:“这不是苔丝画的,亲爱的。”那一瞬间,我一度燃起了希望,这些画是有人放在这里的,是别人而不是你的情感表达。“她已经不是原来的她了,”托德继续说,“她已不是你熟悉的妹妹。疯狂才是罪魁祸首,它能让人迷失本性。”他居然觉得自己对精神病了若指掌,我实在生气,他觉得十三岁那年在父母离异时自己接受过几个疗程的心理治疗就俨然变成了专家。
我转身看着那些画,苔丝,你为什么要画它们?是在传递某种信息吗?可是为什么又要掩饰?托德不明白我沉默背后正在经历激烈的思想斗争。
“得找人弄明白这些画的含义,亲爱的。”
他突然变得这么无知,像是只有犯下不可饶恕的错才能体现出他的男人气概,像是你的死亡一下把他变成了一个十足的男子汉。这次,他察觉到了我的愤怒:“对不起,用疯狂这个词来描述确实不恰当。”
当时我并没有说话,只是生气,压根儿就不同意他的说法。“‘精神病’远比‘疯狂’糟糕得多。”我想你不可能成为疯帽子先生或是像三月兔
一样的精神病。没有哪本轻松好玩的童话书里能描述这样的形象,这也不是李尔王在疯言乱语中发现惊天真相时表现出来的精神错乱。我想,疯狂可以解读为一种紧张和烦恼层面的情感体验,甚至要对其显赫的文学血统毕恭毕敬,但精神病不是这样,它令人恐惧,让人避之不及。
可现在我对疯狂同样害怕,无暇顾及它的文学血统。我也意识到我先前的观点并非是作为受害者而是作为旁观者的角度说出来的。“美丽的天堂没有疯狂……”因为丧失了理智、自我,带来绝望的恐惧,不管什么样的标签,你只管往上贴。
我找了个借口离开公寓,托德很失望。想必他本觉得这些画能结束我“拒绝面对真相”的状态。我听过他的这番说辞,那是在纽约的时候他跟我一个共同的朋友小声通电话,他以为我听不见,甚至还跟我的老板说过。在他看来,你的画能让我面对现实,可现实一连四次出现在我眼前:一个尖叫的女人、一个恶魔般的男人。那是几幅带着精神病特征、叫人恐惧、如同地狱般的画。我还需要什么?现在我当然可以接受你自杀的事实,向前看。我们还可以把这些事情抛诸脑后,继续我们的生活,将那些老掉牙的格言警句变成现实。
外面已经天黑,空气中寒意阵阵。二月初并不是一个适合四处走动的日子。我再次摸了摸口袋里那只并不存在的手套。如果我是实验室里的小白鼠,那我也是个非常糟糕的实验样本,不会从中吸取教训。我想滑倒在台阶上总比用那只裸露的手抓住被雪覆盖的铁栏杆要糟糕。于是,我决定抓住栏杆,可摸到冰冷刺骨的金属,我的手一下子缩了回来。
我知道我没有权利生托德的气,因为如果真生气,我也希望他变回我熟悉的托德,通情达理、头脑清醒、尊重权威,不会造成不必要的尴尬。我会跟警察争得面红耳赤,在门阶上和公寓里跟成年男子针锋相对,无视权威,你肯定会觉得开心,这一切都是为了你。
我走过湿滑的街道,上面的泥巴凝结成冰。我意识到托德压根儿就不了解我,当然,我也不了解他。我们之间的关系仅限于闲聊,却从未聊至夜深,从未奢望将身体上的接触升华到精神上的碰撞。我们从未凝视过对方的眼睛,因为如果眼睛真是心灵的窗户,这样的举动未免有些无礼,有些尴尬。我们的关系如同环城公路,只会绕开激烈的情绪和复杂的感情,在内心深处,我们形同陌路。
天气太冷,我不再往前走,便回到了公寓。走到台阶顶端的时候,黑暗中我跟一个人撞在了一起,吓了一大跳,原来是阿米亚斯。我想他见到我时肯定也很惊讶。
“阿米亚斯?”
“真对不起,吓到你了吧?这边……”他为我打着手电筒,让我看清脚下,我这才发现他身上背着一袋土。
“谢谢。”
我突然想起我住在他的公寓。
“我们住在这里应该给你付房租的。”
“完全不用。苔丝已经付过下个月的房租了。”
他肯定猜到我并不相信他说的话。“我叫她用画抵租金。”他继续道,“就像毕加索用他的画付餐馆的饭钱一样。她已经提前画了二月和三月的画给我了。”
以前我以为你跟他住在一起,他跟你一样也是个懒散之人,不过他身上却有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不是吗?透着一股阳刚之气,却不失上流社会的贵族气息,既没有大男子主义的思想作祟,也不势利,让我想起了黑白色的蒸汽火车、软呢帽和穿着印花裙的女人。
“我觉得这个地方住起来不是那么舒服,”他继续说,“我提出来改造得现代化一点儿,可苔丝说这样有特点。”
我先前却为厨房缺乏现代化生活设备、浴室状况不佳、窗户还有缝隙而抱怨过,现在我感到羞愧不已。
我的眼睛渐渐适应了黑暗,这才发现他一直在照料你的盆栽,那双裸露的手沾满了泥巴。
“她每星期四都会来看我。”阿米亚斯继续说,“有时候会喝点儿东西,有时候会一起吃晚饭。她肯定有很多别的事情要忙活。”
“她喜欢你。”
我知道这些都是真的。你总有不少体面的朋友,什么年龄段的都有。我希望你老了后也会有年轻人愿意同你结交。等某天你到了耄耋之年,也可以跟比你年轻数十岁的人聊聊天。我沉默不语,阿米亚斯却一点儿也不见怪,他若有所思,在开口之前似在关切我思想的列车什么时候才会停下来。
“我报案的时候警方并没有重视,直到我跟他们说了骚扰电话,他们才如临大敌。”
他别过头继续照料那些盆栽,出于礼节,我也想等他思想的列车停下来才插话。
“苔丝跟你说过电话的事吗?”
“她只是说接到恶毒的电话……她就跟我说了这些,因为她说她拔掉电话线了,担心我打电话给她。她以前还有个手机,但我想已经丢了吧。”
“恶毒?她用的是这样的字眼?”
“是的。至少我认为是这样的。人老了真不中用,不能确切地记住以前发生的事。不过她还哭了,尽管她已经尽力忍着,但还是哭了。”他顿了顿,竭力保持镇定,“我叫她去报警。”
“苔丝的精神科医生告诉警方,那些电话是胡思乱想的。”
“他也是这么跟苔丝说的吗?”
“是的。”
“可怜的苔茜。”自从父亲离开后我再也没听人这样叫你名字,“可惜没有一个人相信她。”
“是的。”
他转身望着我:“我听过电话响,这个情况我也同警方说了,但我也没办法说这是骚扰电话。不过在那之后,她很快就把钥匙交给我保管了……两天后她就死了。”
借助橘黄色的路灯,我看见他脸上的表情很是痛苦。
“这不是你的错。”
“谢谢,你真是个好人,跟你妹妹一样。”
我在想要不要把钥匙的事情告诉警方,可这样做并无区别。他们会觉得这又是你幻想的。
“有个精神病医生认为她疯了。你觉得她疯了吗,我是说生完孩子后?”我问。
“没有。她只是非常难过,我想是吓坏了,但没有疯。”
“警方也认为她疯了。”
“警局有人见过她吗?”
他继续种植球茎,那双苍老的手皮肤薄如纸张,因为关节炎变得畸形,冷天肯定很痛。我想这肯定是他用来应付悲痛的方法。将看似死了的球茎种下去,到了春天又会奇迹般地开花。我记得里奥死后,你和母亲似乎也用大量时间打理花园,直到现在我才明白当中的联系。
“它们叫阿弗雷德国王,”阿米亚斯说,“她最喜欢的水仙花,因为会绽放出金灿灿的花。这种花本是秋天种植的,但它六星期后就会发芽,所以到春天应该会开花。”但就连我都知道,不能在冰冻的土里种植东西。不知怎的,一想到阿米亚斯种的球茎永远都不会开花,我不禁有些生气。
为了避免你多想,没错,我打一开始就对阿米亚斯做的这些事情表示怀疑。我怀疑每个人。但就在为你种植水仙花的时候,我最后残存的那点儿怀疑也烟消云散了。抱歉,我的确怀疑过他。
他冲我笑了笑:“她跟我说科学家曾把水仙花的基因转入水稻里,就能种出含有维生素A的大米了。多好啊。”
你也跟我说过。
“水仙花里含有维生素A,所以花才呈现黄色。是不是很神奇,碧儿?”
“是的,我也觉得挺神奇。”
我的设计团队折腾好一番后给一家植物油批发公司设计了一种新标志,我正绞尽脑汁地想这事,他们用的是色卡PMS 683,真让人头疼,已经有一家竞争对手在使用了。你不知道我的脑子还有别的想法。
“过去因为缺乏维生素A,有不少孩子都失明了,但现在,有了这种新的大米,就不会再担心这种事了。”
那一刻,我没再去想那个标志。
“有了水仙花里的黄色物质,孩子们就看得见了。”
一种颜色可以拯救人的视力,我想你是因为这个事实才觉得这种做法简直是神来之笔。我也冲阿米亚斯莞尔一笑,我想那一刻,我们以同样的方式想起你了:热爱生命,热爱生命的无数可能性,热爱每天都有的奇迹。
我的视力再次恢复正常,从黑暗变成了光亮。我对那个无法关掉的灯泡及从大窗户里倾泻进来的春日的阳光感到异常高兴。我看到莱特先生正关切地看着我。
“你的脸色好苍白。”
“我很好,真的。”
“今天就到这里吧。我还要开个会。”
也许他真的要开会,但更有可能是他考虑问题很周到。
莱特先生知道我病了,我想肯定是他吩咐了秘书,才让我一直有矿泉水喝,所以他才早早结束今天的谈话。他敏感地察觉到我身体有恙却不想明说,我的确不想说,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说的。
你已经知道我的身体不好,对吗?你在想我为什么不多讲讲我的状况。如果听说昨天午餐时我喝了一杯酒就晕过去了,你肯定觉得很荒唐。我不想骗你,我只是不想承认我的身体很虚弱。因为我必须保持强壮的身体才能做好这份笔录,我必须坚持。
我晓得你一定想知道我为什么会生病,我会告诉你,等故事到了某个阶段,等你的故事也变成了我的故事,那时,我就不会去想生病的原因,因为我的思想、我的懦弱会掉头就跑,不再追究原因。
震天响的音乐打断了我的独白,我来到公寓旁,透过没挂窗帘的窗户,我看见卡莎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劲歌金曲中跳得正起劲。她也看见我了,很快就从前门出来,拉着我的手,甚至都没让我脱掉外套,就要我跟她一起跳舞。实际上她经常跳。“跳舞对身体好。”她如是说,可是今天我实在跳不下去,只好找了个借口,坐在沙发上看她跳。她跳舞时满面红光,汗流浃背,大笑说孩子也喜欢跳舞。她快活得很,压根儿就没考虑即将面临的问题:没有工作,单身母亲,还是个身处异乡的波兰人。
楼上阿米亚斯也随着音乐的节拍跳着踢踏舞。他第一次这么做的时候我以为他想叫我们把音量关小一点儿。其实他自己也很喜欢。他说卡莎没住在这里的时候太安静了。我终于劝下气喘吁吁的卡莎不要再跳了,跟我一起吃东西吧。
卡莎看电视的时候,我给布丁喂了一碗牛奶,然后拿着洒水壶到后花园,把门打开一点儿,以便能看清屋里的状况。暮色将沉,天气转冷,春日的阳光尚不够强烈,没能让温暖的空气延续至夜晚。我看到篱笆那头,你的邻居在同样的区域放了三个带轮子的垃圾桶。我在给枯死的植物和光秃秃的泥地浇水时,在想为什么要这么做。你的那些邻居肯定觉得我的举动很荒唐,我自己也是这么想的。突然,就像魔术师的手轻轻一抖,我看到本已枯死的枝叶上长出几片嫩芽。我的心头涌起一丝莫名的兴奋和诧异,便将厨房的门开得很大,照亮小花园。园中所有枯死的植物都长出了细细的嫩芽。远处,灰色的泥土里簇拥着一团深红色的叶子,今年夏天,一株牡丹将会再次绽放它最美的一面。
我终于理解了你和母亲对园艺的热情。这是季节性的奇迹,所有的健康、成长、新生命和复苏蕴含其中。难怪政客和教会要将绿芽比喻成经济复苏和万物更新,将他们自己比喻成春天。今天晚上,我也放飞思绪,想象自己的最终归宿,希望死亡不是最终的结局,在世界的某个地方,有里奥最喜欢的书《纳尼亚传奇》里的天国,那里白女巫早已殒命,雕像重获生命。今夜,这一切似乎并不是那么遥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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