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右边的第二颗星

    你知道鸟儿唱歌的时候也会按照一定的顺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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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五

    虽然晚了，我还是慢慢朝皇家检察署的办公室走去。我发现在讲述这个故事时，有三件事情对我来说特别难。第一便是发现你的尸体，接下来发生的事算是第二件，听起来微不足道，只是一张账单，影响却相当大。我正闲逛的时候，听见母亲说已经八点五十分了，我们快迟到了。“快点儿，碧翠斯。”然后你骑着自行车嗖嗖地经过我们身旁。书包挂在车把手上，眼里透着快活的因子，你车轮飞转，经过行人身旁时带来一股清醒的空气，他们冲你微笑。我们可没这么多工夫，碧翠斯。但你知道我们也在争分夺秒。

    我来到莱特先生的办公室时，他对我的迟到并没有抱怨，只是用塑料杯递给我一杯咖啡，肯定是他在电梯旁边的自动售货机上买的。我很感激他的体贴，而且我知道，跟他讲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时我之所以有点儿踌躇，是因为我不希望他把我想得很差劲。

    我和托德挨着你的福米卡桌子坐下，面前是一堆邮件。我发现帮你把邮件分类让我莫名宽慰。我列了一个清单，轻而易举地给你的邮件分好类。我们先从用红色标记的加急邮件开始，然后再整理那些不太着急的账单。跟我一样，托德也擅长生活中程式化的东西。我们分工合作，其乐融融。我感觉这是他来伦敦后我第一次跟他这般心有灵犀。我记起了我们走到一起的原因，记起了生活中的一些琐事在我们之间搭起沟通的桥梁。我们之间平凡的关系建立在具体的细节上，而不是在激情上。但我仍然珍视这种细微的联系。托德去跟阿米亚斯谈“租赁合同”的事了，尽管我说我怀疑根本就没有这玩意儿。他却说只有问了才知道（我觉得此举很明智）。

    他身后的门关了，我打开下一张账单。自从你死后，这是我感到最轻松的时刻。我甚至想象着整理信件的时候泡杯咖啡，打开广播第四频道时的样子，我突然有种梦回正常生活的错觉，那一瞬间，我能想象没有丧亲之痛的时光。

    “我取出信用卡替她付了电话费。自打她的手机丢了，我每个月都会帮她付话费。那是我送给她的生日礼物，她说我太大方了，其实也是为了我好。”

    我跟你说过其实我只想确保你能打电话给我，想跟我煲多久的电话粥都行，不用担心账单的问题。有件事我没告诉你，我想确保我打电话给你的时候，你的手机能联系上。

    “这个月的账单要比前几个月多，逐条都记下来了，所以我决定查下通话记录。”我慢条斯理地说出这话，“我看到她在一月二十一日那天拨过我的手机。打电话的时候按照她这边的时间是下午一点，纽约时间是早上八点，我应该正搭乘地铁上班。我不知道为什么电话还接通了几秒钟。”我必须立即着手调查此事，否则我就没办法再从头开始了。“那天是她生下泽维尔的日子。她肯定在分娩之前给我打了电话。”

    我暂停了一会儿，没有看莱特先生的脸，然后继续道：“接下来，她在晚上九点也给我打了个电话，纽约时间是下午四点。”

    “那是八小时后了。你觉得为什么隔这么长时间？”

    “她没有手机，一旦离开公寓去医院，就很难打电话给我。还有，可能也不是什么急事，我是说，我反正也没时间去她那里，陪她生孩子。”

    我的声音变得很小，莱特先生得朝我弓着身子才能听见。

    “打第二个电话的时候她一定是从医院回到家了。她想将泽维尔的状况告诉我。这个电话持续了十二分二十秒。”

    “她在电话里说了什么？”他问。

    我的嘴突然变得很干，连说话必需的唾液都没有。我抿了一口冷咖啡，但嘴里仍然十分焦渴。

    “我没有跟她说话。”

    “亲爱的，你可能不在办公室，要么就是在开会脱不开身。”托德跟我说。他从阿米亚斯那里回来，对你用画抵房租的事深表怀疑，却发现我在哭。

    “不，我就在办公室。”

    我刚结束给设计部门的简报，回到办公室，时间比我想象得久。我隐约记得崔西说你在等我，我老板也想见我。我叫她告诉你我回头再打给你，好像还用便利贴记下了这事，离开的时候贴在我的电脑上。也许之所以忘记就是因为我写了下来，就觉得不需要记在脑海里了。不过这算哪门子借口。我没有借口。

    “我没有接她的电话，也忘了回电话。”我因羞愧难当声音细若蚊蚋。

    “孩子早产了三周，你没可能预见这种事。”

    但我应该早有先见。

    “一月二十一日，是你升职的那天。”托德继续说，“所以你不记得别的事情也正常。”他几乎像是在打趣，主动为我找了个借口。

    “我怎能忘记？”

    “她没有说那件事情很重要，甚至没给你留口信。”

    撇清我的责任意味着把责任加到你身上。

    “她不需要说这事很重要，再说了，她要怎么给秘书留言？说她的孩子死了吗？”

    我说话的态度不友好，试图将一部分愧疚转移到他身上。不过，这份愧疚为我独有，与他人无干。

    “后来你去了缅因州？”莱特先生问。

    “是的，临时决定的，只去了几天。她的孩子早产了三周。”我居然想这样可怜巴巴地挽回颜面，真是看不起自己，“她的电话单上显示她被害的前一天以及当天早上给我的办公室和公寓打了十五次电话。”

    我看到电话栏那里都是我的电话，每一个电话都表示我抛弃了你，每一个电话都是对我的指控。

    “她打到我公寓的电话只持续了几秒钟。”

    这么短的时间只够把你的电话接到语音信箱。我应该留言说我们不在家的，但我没有这么做，不是因为我临时起意走得匆忙，而是因为出于安全考虑。“不应该把我们不在家的事广而告之。”我不记得这话是托德还是我说的了。

    我想你肯定认为我会很快回来，才没有留言。也许你只是觉得没有亲耳听到我的声音，没办法把那个可怕的消息告诉我。

    天知道你给我的手机打了多少次电话。我应该设置转接的，因为我们待的地方一点儿信号都没有。

    “但你曾试过给她打电话吧？”

    我觉得他这么问只是出于好心。

    “是的。但那间小屋没有电话线，我的手机又没信号，所以我只能在去餐厅的时候给她打电话。我的确试着给她打过几次电话，但她的电话总是占线。我当时在想她可能在跟朋友聊天，或者拔掉电话线了，好全神贯注地画画。”

    但这不是借口，我本应该接你的电话。我一开始就应该接的，即便没有接到我也应该立即给你回电话，不断拨号，一直到你接电话为止。如果我没有联系上你，我应该找人去看看你，然后立即搭机飞往伦敦。

    我嘴巴干涩得说不出话来。

    莱特先生起身：“我去给你倒杯水。”

    他身后的门关上了，我站起来在房间里踱步，像是这样才能让我不那么内疚。但我走动的时候内疚感如同我那丑陋的影子一样如影随形。

    此前，我自信是个体贴他人、心细如发的人。我会认真地记得每个人的生日（我把生日记在日历本上），会第一时间寄出感谢卡（我会提前买好，放在办公桌最下面的抽屉里）。但看到你的电话账单上我的一长串号码就知道我一点儿也不细心。我过于关注生活中一些细枝末节的事，却对一些重要的事情视而不见，这是多么自私、多么残酷的事实。

    我像是能听见你在问我，要我回答你。芬伯勒警探告诉我你在生孩子的时候，我为什么没有意识到你没办法打电话告诉我？我为什么老想着你并没有什么要紧事跟我说，却没有想到是我让你没有机会告诉我？我以为你还活着，在来伦敦之前不知道你已被人杀害了。后来，在你的尸体被发现的时候，我脑子里毫无逻辑可言，连时间顺序都已混乱。

    我无法想象你到底会怎么看我（是无法想象还是不敢想象？）。你肯定很惊讶我在写这封信的时候竟然没有先道歉，然后对我的粗心大意进行解释，希望你能理解。可事实上，我实在没有勇气。我只能尽量推迟道歉的时间，因为我没办法给出任何解释。

    苔丝，要是可以重来，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但跟童话书里不同的是，没可能回到过去，没办法回到右边的第二颗星

    ，透过窗户发现你仍鲜活地躺在床上。我可没办法回到几星期前，只需在卧室里进进出出，就有热腾腾的晚餐等着我，我已被原谅。但再也没可能从头开始，没有第二次机会。

    你眼巴巴地指望我的时候，我却不在。

    你死了。如果我接了你的电话你可能还活着。

    这就是事实。

    对不起。

    莱特先生回到房间，给我拿来一杯水。我记得他妻子是在一场车祸中去世的。或许是他的过失，可能是他酒后开车或者一不留神所致，看到有人跟我感同身受，我的内疚感没那么强烈了。但我不能问他。我喝了那杯水，他重新打开录音机。

    “你知道苔丝曾经求助于你吗？”

    “是的。”

    “而你一直没觉得异常？”

    “是的。”

    内疚感再次涌上心头，你曾经寻求我的帮助，我们的关系又是那样的亲密，我了解你，知道你绝不可能自杀。要问我的信心是否动摇过？还是稍稍动摇过。想到你没把孩子的事情告诉我，想到你在害怕的时候没有向我求助，我还是有些拿不准，总觉得我们没有那么亲密了，甚至怀疑我是否真正了解你。冷静下来后，我在私下里想：“你是否真的会珍惜生命，怎么都不会自杀？你给我打来电话已经给出了答案，虽然这个答案的揭露是多么痛苦，但这答案毫无疑问是肯定的。”

    转天早晨，我很早就醒了，发现天还没亮。我想吃一粒安眠药，这样才不那么内疚，也不会那么痛苦，但我不能这么懦弱。于是我小心翼翼地下了床，生怕吵醒托德，我走到外面，希望自己别再胡思乱想了，至少暂时不用纠结了。

    当我打开前门，我发现阿米亚斯拿着手电筒，还往你的衣盒上放购物袋。他也看到了我。

    我肯定表现出一脸困惑的样子，因为他随即解释道：“鸟儿大清早就会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我也不知道这些鸟为什么偏偏喜欢这条街，不过原因恐怕也只有它们知道了。”

    “我一直都不明白鸟儿为什么一大早就叫个不停。”不知道这样说是在迎合他还是不让自己胡思乱想。

    “它们唱歌一方面是在吸引配偶，另一方面是在标记自己的领地。”阿米亚斯答道，“可惜人类不能用音乐的方式做同样的事，不是吗？”

    “是的。”

    “你知道鸟儿唱歌的时候也会按照一定的顺序吗？”他问，“先是画眉，然后是知更鸟，再是鹪鹩、苍头燕雀、柳莺和歌鸫。这里以前还有夜莺。”

    他跟我说鸟儿唱歌这档子事的时候，我就知道能找到杀害你的凶手。

    “你知道夜莺一个晚上能唱三百首歌吧？”

    这就是我铁了心要达成的目的，再没时间内疚了。

    “有个音乐家将云雀的声音减慢后发现跟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很像。”

    我比以前更觉得你应该赢得正义。

    阿米亚斯继续跟我讲“鸟儿合唱团”的音乐奇迹，我在想，他是否知道这样的举动让我深感慰藉，总觉得他可能知道，他是有意让我思考，而不是让我一个人暗自神伤，他给了我一曲舒缓的音乐让我宣泄情感。黑暗中，我试图聆听鸟儿的歌唱，却并无声音。在这样的寂静和黑暗中，很难想象阳光明媚的清晨会充满燕语莺声。

    九点刚到，我便拿起电话，拨打了警局的号码。

    “麻烦找下芬伯勒警探。我是碧翠斯·赫明。”

    托德睡眼惺忪地看着，有些不快：“亲爱的，你在干什么？”

    “我有权要一份尸检报告。弗农给了我一堆公文，里面只有尸检报告的简短摘要。”

    我之前太被动，过于轻信别人给我的信息。

    “亲爱的，你这是浪费大家的时间。”

    我发现托德并没有说“你在浪费时间”，而是说你在浪费其他人的时间，有些人我压根儿就不认识，托德厌烦的时候从来不会遮掩，我以前也一样。

    “她去世的前一天，每小时都给我打了电话，天知道我的手机接了多少电话。就在同一天，她还把备用钥匙给了阿米亚斯，因为她很害怕，不敢放在花盆下面。”

    “也许她只是刚刚意识到应该不怕麻烦，做好最基本的安全措施。”

    “不是的，阿米亚斯告诉我，她接到骚扰电话后才这么做的。她被害的那天，十点给我打了电话，肯定是她从精神病医生那里回家后打的，接下来每隔半小时都给我打电话，一直到一点才没再打，那个时候她肯定去邮局了，然后再去海德公园跟西蒙见面。”

    “亲爱的……”

    “她跟精神病医生说她很害怕。西蒙说什么她需要有人二十四小时陪她，说她吓得‘六神无主’了，还看到有人跟她进了公园。”

    “这些都是她说的，可她不是得了产后抑郁症……”

    芬伯勒警探终于接了电话，打断了我们的谈话。我告诉他你打过很多电话到我的办公室和公寓。

    “你肯定很不好受，甚至觉得是难辞其咎。”他声音中透着的善意让我很是惊讶，虽然我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对我一直都很好。“我相信这样的安慰也起不了多大作用，”他继续说，“但是根据她的精神科医生跟我们说的情况判断，我觉得即使你跟她通上电话，也会于事无补。”

    “于事无补？”

    “我想她打电话很有可能是向人求救，但并不意味着有人能帮助她，就连她的家人也没办法。”

    “她需要帮助，是因为她当时正受到威胁。”

    “没错，她的确感觉到了。但根据别的情况分析，那些电话也无法改变我们对她自杀这一事实的推断。”

    “我想要份尸检报告。”

    “你真的要亲自再看一遍吗？我都已经把基本的结论告诉你了……”

    “我有足够的权利看报告。”

    “当然。我只是担心你会很痛苦。”

    “这应该由我决定，你不觉得吗？”

    而且，看到你的尸体装在裹尸袋里被抬出公厕，有过这样的经历后，我觉得“痛苦”这样的字眼相对而言并非难以承受。最后，芬伯勒警探不情愿地表示会叫尸体检验科寄一份复印件给我。

    我放下电话，发现托德正看着我。“你到底想在这里获得什么？”他逐词逐句的问题让我觉得我们的关系是那样的微不足道。我和他之间的关系本就是被一些细枝末节的琐事和俗事联系在一起的，但你的死不啻于晴天霹雳，将我们这种脆弱的联系撕得粉碎。我说我得去趟圣安妮医院，以这样的借口离开公寓顿时让我松了口气，要不我俩准会吵起来。

    莱特先生在他面前的一个档案盒里翻找着，他的资料浩如烟海，上面全是我不理解的编码，却用并不工整的大字写着“碧翠斯·赫明”。

    我喜欢亲手触碰数字旁边歪歪扭扭的字，这让我觉得事件背后的人都会受到公正的待遇。有人在档案上写下我的名字，也许同一个人还会把我的录音打印成字，呼呼作响的录音背景像一只大蚊子嗡嗡地叫个不停。

    “这个时候你是怎么看芬伯勒警探的？”莱特先生说。

    “他很聪明也很友善。我明白苔丝给我打电话的举动为什么会被解读为‘向我求救’，这让我很沮丧。”

    “你说你后来去了圣安妮医院？”

    “是的，我想安排一下，将她的孩子跟她葬在一起。”我不只是想还你一个公道，还你一个你想要的葬礼。

    我早上六点半给医院打了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个很有同情心的女人，想必她对这么早打来电话的情况已经习以为常。她建议我上班的时候再来。

    我开车前往医院的途中，将手机调到免提状态，给彼得神父打电话，他是母亲新教区的牧师，你的葬礼将由他来主持。我依稀记得在初次圣礼课上就听说自杀是一宗罪（要勇往直前，别被钱财引诱，直接入地狱吧）。我有了戒备心，语气也变得强硬：“所有人都觉得苔丝是自杀的，我不这么认为。但即使她真是自杀的，也不能现在就盖棺论定。”我没有给彼得神父反驳的机会，“她的孩子应该跟她葬在一起，别人不应该对她说三道四。”

    “我们不会把他们葬在十字路口的，我向你保证。”彼得神父回答道，“她的孩子当然应该跟她葬在一起。”尽管他的声音很亲切，我仍然将信将疑。

    “我妈妈跟你说过她还没结婚吗？”我问。

    “马利亚也没结婚。”

    我很吃惊，拿不定主意他是不是在开玩笑。

    “没错，”我答道，“可她是处女，是圣母。”

    我听见他在笑。自从你死后这还是第一次有人对我笑。

    “我的工作不是四处评判他人。牧师是要传达爱和宽恕，对我这样的基督徒来说这才是本质。找到我们和他人身上的爱和宽恕之心，是我们每天都想要完成的挑战。”

    你去世之前，我定会觉得他这样的言论如同嚼蜡，这种讲大道理的做法令人尴尬，最好避而远之。但自从你死后，我更愿听一些平平常常的对话，直达事物的本质，将情感和信念自然表达出来便可，无须顾左右而言他。

    “你想谈论葬礼的问题吗？”他问。

    “不了，这种事还是交给我妈吧。她说她来安排。”

    她说过这话吗？兴许只是我想听到她这么说吧。

    “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他问。

    “事实上，我压根儿就不希望她下葬。苔丝无拘无束惯了。我知道这么说难免有落俗套之嫌，但我不知道是否还有别的方法向你解释。我不是说她对所有世俗的东西从不放在心上——虽然这也是事实，而是我每次想起她的时候，会觉得她在高空飞翔。她化成了天空而非泥土，我无法想象将她葬在土里。”

    这是我第一次在人前这样谈论你。这些话来自表层的深处，平日里我们只会谈及一些表面上的东西。我估摸这就是牧师永远都知道这么多东西的原因，他们能触及深层次的思想，倘若信仰真的存在，那便是信仰依附的地方。彼得神父沉默不语，我知道他在听，我开车经过当地的一家特易购超市，继续这种不着调的谈话。“我以前不了解火葬用的柴堆，但现在我懂了。以前，我觉得将自己所爱的人一把火烧了，看着一缕青烟腾空而起怪瘆人的，而现在却觉得是那样的美。我希望苔丝在天空上，那里有色彩、有光亮、有空气。”

    “我明白，但我恐怕无法为你提供葬礼柴堆，也许你和你妈可以考虑下火葬。”我喜欢他声音中轻松的语调，我想这恐怕是因为死亡和葬礼是他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吧，尽管这么说有些不敬，但他绝不会让自己在谈及这样的话题时磕磕绊绊。

    “如果你是天主教徒的话，恐怕不会允许火葬吧？妈妈说教会会认为这是异教徒的行径。”

    “以前是这样的，不过现在不一样了。只要你仍然相信尸体能够复活。”

    “希望如此。”我说，本想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轻巧些，话一出口却是那般绝望。

    “你要不再考虑一下？等你决定好了打电话给我，即使没做决定也可以，想什么时候找我谈都行。”

    “好的，谢谢。”

    我将租来的车停在医院地下停车场时，想着要将你的骨灰带到苏格兰，到一座漫山遍野都是紫色石楠和黄色金雀花的山上，爬上跟第一层云相交的灰色天空，你飘散在清爽的空气中。但我知道母亲绝不会答应火葬。

    我以前到过圣安妮医院，不过医院翻新后我都认不出来了，这里多了一个崭新的大厅、一个硕大的艺术装置，外加一个咖啡馆。跟我去过的别的医院不同，这里感觉跟外面的世界融为了一体。通过巨大的玻璃门，我能看到购物者信步走过，大厅里满是自然光，空气中充盈着烘焙咖啡豆的香味，还有圣诞节刚从盒子里拿出来的全新的洋娃娃也散发着特有的气味（也许咖啡馆里闪亮的新椅子也是用同样材质的塑料制成的）。

    我照着指示乘电梯来到四楼，朝侧楼的妇产科走去。光线照不到这么高的地方，咖啡夹杂着布娃娃的气味被医院里惯有的消毒水和恐惧淹没（或许是因为里奥的关系，只有我们才能闻到这股气味）。那里没有窗户，只有条形灯照耀下的油布。没有钟表，就连护士的手表也是上下颠倒的。我又回到了医院的世界，这里没有季节、没有时间的概念，只有岌岌可危的病痛，卡夫卡式的死亡在这里轮番上演。有个标示要求我用医院提供的凝胶洗手，现在，我的皮肤上还带着医院的气味，订婚戒指上的钻石也没了光泽。我按下一间锁着的病房的蜂鸣器，应声的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女人，她用一个大钢夹将红色的鬈发夹在脑后，看起来十分干练，却一脸疲倦。

    “我之前打过电话。我叫碧翠斯·赫明。”

    “好的。我叫克蕾西达，是这里的高级助产士，有位叫桑德斯先生的产科医生在等你。”

    她陪着我来到产后病房。别的产房里传来了婴儿的啼哭声。我以前从未听过刚出生几个钟头的婴儿啼哭，听起来很是绝望，像是被遗弃一样。那名高级助产士领着我进入亲属等候室，声音带着这个职业特有的关切：“对你外甥的事深表遗憾。”

    我一度没反应过来她指的是谁，我从没想过我的关系会同另一个人联系起来。“我总是叫他苔丝的孩子，而不是外甥。”

    “他的葬礼什么时候举行？”

    “下星期四。跟我妹妹的一起。”

    那位高级助产士声音陡变，不再透着职业式的关切，而是相当震惊：“真是抱歉，我只是听说孩子死了。”我很感激早上那个跟我通电话的善良医生，没有将你死亡的消息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尽管我知道在医院谈论死亡的话题并不鲜见，算不得流言蜚语。

    “我想让孩子跟她一起。”

    “当然没问题。”

    “我想跟苔丝生产时在场的人谈谈。我本该陪她的，却没能做到。我甚至都没接到她的电话。”说话间我哭了，但眼泪在医院里并非稀罕物，甚至医院可能在设计的时候就将亲属的哭泣考虑在内了，就连沙发罩都是可换洗的。那位高级助产士将一只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我帮你查查，到时候叫他们跟你谈谈，失陪一会儿。”

    她进入走廊。透过开着的门，我发现有个女人躺在手推车里，怀里抱着一名刚出生的婴儿。旁边一位医生将手搭在一名男子肩上。“婴儿哭没有什么问题，不过当爸的哭可就有问题了。”男人笑了，医生笑盈盈地看着他。

    “你今天早上到医院的时候还只有两个人，现在就成了三口之家，神奇吧？”

    那位高级助产士冲他摇摇头：“桑德斯医生，作为一名产科医生，这样的事情你早已司空见惯了吧。”桑德斯医生推着母亲和孩子到了旁边的住房，虽然隔着一段距离，我仍能看到他的精致的五官，炯炯有神的眼睛，与其说英气逼人，不如用漂亮一词形容来得贴切。

    他同高级助产士一同走了出来。“桑德斯医生，这是碧翠斯·赫明。”

    桑德斯非常自然地冲我莞尔一笑，似乎都没察觉他自己身上的美，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你。

    “知道，早上我的同事跟你通过话，跟我说过你要来。我们医院的神职人员也对丧葬承办者做了必要的安排，他们下午就会来带走孩子的遗体。”

    在喧嚣的产房里，他的声音显得格外从容。他相信人们一定会听他的。

    “牧师已经将孩子的遗体从太平间里带走了，”他继续说，“我们觉得太平间不适合他，之前让他在那里待了那么久真是抱歉。”

    我之前就应该想到这点，想到他，真不应该把他留在太平间。

    “要我带你去吗？”他问。

    “你确定有时间吗？”

    “当然。”

    桑德斯医生陪着我沿走廊往电梯走去，我听见女人在尖叫。声音来自楼上，我想肯定是从产房传出来的。跟新生儿的啼哭声一样，我也从未听过这样的叫声，声音里满是撕心裂肺的痛苦。电梯里还有几个护士一个医生，不过他们似乎对这样的尖叫声毫不在意，想必他们早已习惯终日在医院这种卡夫卡式的世界里进进出出。

    电梯门关了，我和桑德斯医生轻轻地贴在一起，我看到他白大褂的领子下隐约有一条项链，项链上挂着一枚金色的婚戒。到上面一层的时候，其他人都出了电梯，里面就剩下我们了。他一本正经地看着我：“苔丝的事情我非常遗憾。”

    “你认识她？”

    “可能认识，我也不大确定，对不起，我知道这样说听起来怪无情的，但是……”

    我没等他把话说完：“你怕是看过几百个病人了吧？”

    “是的。事实上，我们每年看的病人超过五千个。她的孩子是什么时候生的？”

    “一月二十一日。”

    他顿了顿：“如果是那个时候我并没有在场。抱歉，我那个星期在曼彻斯特培训。”

    我在想他是不是在撒谎，要不要问他你生产时他不在场的证据，或是直接问他是不是凶手的证据？我听不见你的回答，甚至听不见你的揶揄，却听见托德跟我说别这么荒唐。他说得对。难不成世界上所有的男人只要不能证明自己清白的都有罪吗？而且谁说凶手一定是男人呢？也许我同样应该怀疑女人，那个善良的助产士，还有早上和我通过电话的医生。他们以为你得了妄想症。但医生和护士的确有左右生死的能力，有些人还沉溺其中。但医院里满是羸弱不堪的病人，那些健康护理专家何必选择海德公园废弃的公厕释放疯狂？想到这里的时候，桑德斯医生对我笑了笑，让我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马上到了。”

    我仍然没能听见你的声音，但我毅然告诫自己，男人长得好看并不意味着就是凶手，好比有人单身但仍有可能将我拒之门外一样，而他可能并不自知。想明白这点后，我也把怀疑他的原因弄清楚了，只不过太极端，病急乱投医而已。

    我们来到医院的太平间，我脑子里仍然想着凶手，并没有去想泽维尔。桑德斯医生带我到一个专供亲属“看望死者”的房间。他问我是否需要陪我进去，我不假思索地说一个人就可以了。

    我走了进去，房间布置得极有心思，品位也不错，如同别人家的起居室，印花窗帘、绒布地毯，还有花（虽是假花，但是用那种价格不菲的丝绸做的）。我试图将这里描绘得还说得过去，甚至不错，但我不想对你撒谎，这个为死人准备的起居室很是阴森，靠门的地毯因经常被人踩早已磨损，此刻，我就站在这里，能够感觉到那些人在悲恸之下所承受的压力，他们不想走到至亲旁边，因为他们知道一旦走过去，就会醒悟过来自己所爱的人真的不在了。

    我朝他走过去。

    我将他抱起，用你给他买的那床蓝色开司米毯子把他裹起来。

    就这样托在手里。

    莱特先生饱含同情地听我讲泽维尔的事，既没有打断，也没有追问，还允许我时而沉默。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他递给我一张可丽舒面巾纸，因为那张纸在我手上，已经湿透。

    “你是那个时候才反对火化的吗？”他问。

    “是的。”

    昨天有记者在报纸上说我们“不允许火化”是因为我“不想破坏证据”，但那不是理由。

    我肯定跟泽维尔待了三小时左右。我托着他的时候就知道，灰蒙蒙的山上冰冷刺骨，并没有婴儿的位置，作为母亲的你也没有位置。等到我终于离开时，我给彼得神父打了个电话。

    “他下葬的时候可以被抱在苔丝的怀里吗？”我问，料定他会持反对意见。

    “当然可以。我觉得非常合适。”彼得神父答道。

    莱特先生并没有追问我选择葬礼的理由，我对他的处事方式非常感激，趁着情绪还没宣泄出来前我用僵硬的声音说：

    “我想跟苔丝生产时在场的人都见个面，便又回去见了那个高级助产士。不过她还没找到苔丝的病历本，所以并不知道都有哪些人在场。她建议我星期二再来，到时候会有时间把人找出来。”

    “碧翠斯？”

    我从办公室跑了出去。

    我及时跑到洗手间，感到一阵剧烈的恶心，无法自控。我的身体也剧烈地摇晃着。我看到一个年轻的秘书朝这边看了一眼，便又冲了出去。我躺在冰冷的瓷砖上，希望能再次控制住自己的身体。

    莱特先生进来后，双手抱着我，轻轻扶我起来。他扶着我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喜欢这种被呵护的感觉，不是那种长辈式的关怀，只是友善地对待。我不明白为什么以前没有意识到这个，往往人们还没表现出善意，我就已经将其拒之门外。

    我的四肢终于不再颤抖。

    “该回家了，碧翠斯。”

    “可是我的笔录……”

    “我们明早一起过来怎么样，如果你那时感觉合适的话？”

    “好吧。”

    他想帮我叫辆出租车，或者至少陪我走到地铁站，但被我礼貌地谢绝了。我说我需要呼吸新鲜空气，他似乎能理解。

    我想一个人厘清思绪，那些思绪都是有关泽维尔的。从我抱起他的那一刹那起，我就爱上了他本人，不仅因为他是你的孩子。

    我走到外面，抬头望着淡蓝色的天空，不让眼泪流出来。我记得你曾经写给我一封有关泽维尔的信，在你的故事里，我还读过那封信。我想起你在滂沱大雨中从医院走回家的情形，想起你抬头望着如墨般漆黑的天空，想起你大叫着“把他还给我”，可是谁也没有回应。

    我想起了你给我打电话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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