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71岁生日。应邀出席的有大寨代表陈永贵、大庆代表王铁人、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知青代表邢燕子、董家耕。席间，毛泽东谈笑风生，不断同几位劳模碰杯。他还亲切地问这几个人的年龄，问到陈永贵时，陈永贵回答：“五十”。毛泽东感慨地说：“噢，五十而知天命，搞出一个大寨来，很好。”自此，大寨就成了毛主席亲自树立的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
坚持走集体化的道路是“大寨经验”的一个核心。然而大寨所坚持的集体化，实质上是脱离了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人为地“归大堆”，推行平均主义。
例如，1968年7月，在浙江余杭县乔司公社红星大队成立了“大队革命领导小组”，把原有的11个生产队合并为4个生产队，并把自留地收归集体。公社革委主任说：“谁不并队，就是反对学大寨，就可以批，可以斗。”“自留地是贫下中农的吃苦地，是地主富农的发财地，是资本主义的复辟地”。结果，当年该队的作物耕种计划全被打乱，畜牧业大大减少。
在农业学大寨期间，一直奉行这样一句名言：“大批促大干，大干促大变。”当然，这只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句，与之相类似的格言还有很多，这些豪言壮语曾一度激励着人们的斗志和热情，但由于片面地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违背了客观规律，也助长了蛮干的风气，不但影响了大寨和昔阳的经济建设，而且贻害了全国许多地方。
此外，还提出了“让高山低头，让河水让路”的口号，在这一口号的影响下，一股盲目蛮干的风气在全国农村迅速蔓延。如昔阳的“重新安排昔阳山河”的计划，不听取工程技术人员的意见，也不倾听群众的呼声，采取超经济强制和奴役式的劳动，迫使农民“大干”。在瞎干、蛮干和盲干过程中，昔阳制造了一些“无用工程”和“政治工程”，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破坏了生态平衡。
农业学大寨，实行的是比较单一的经济结构。在经济上，大寨推行单一化产业，过分强调“以粮为纲”，甚至提出生产粮食就是社会主义，生产其他经济作物就是资本主义的荒唐论调。为了推行单一化产业，大寨竭力反对社员开展多种经营，为此他们制定了“不搞开窑采煤的副业”、“不搞外购原料、外销产品的加工副业”、“不搞外出揽工副业”的“三不搞”政策。通过上述强硬措施，多种经营在大寨绝迹了，只有单一的种植业。
此外，“大寨经验”中的高积累、低消费，过分强调自力更生，忽视国家对农业应有投入等，都影响了我国农业的发展和农村经济的繁荣。
现在看来，农业学大寨运动对农民来说，既是福又是祸。说它是福，因为它变革了农村封建主的土地关系，引导农民走上了集体化道路，广大农民翻身做主站起来，取得过成就，形成了正确的理论观点、方针、政策，积累了比较正确的实践经验，稳定了农村社会。说它是祸，因为它对新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是不可低估的。虽然这个探索并不成功，但却成为一次教训的积累，后来为改革开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李云河：包产到户的首创者
对于农民来说，抵制“左”倾错误的方式就是消极怠工。这种抵制，“出工不出力”，“表里不一”，表面上看不会产生什么大的影响，实际上这也是最难以制服的反抗，最好的证明就是人民公社的劳动生产率长期较低。比较明显的表现则是搞“包产到户”。1956年，“包产到户”一词出现于人民日报头版的一篇题为《生产组和社员都应该“包工包产”》的文章，讲述的是四川江津和安徽芜湖的故事，而且文章还指出：把一定产量的任务包给生产组和每个社员，是完全对的。
浙江省永嘉县委主管农业的副书记，思想活跃、血气方刚的李云河看到这个报道后，深受启发，在他看来：《人民日报》是中央机关报，头版文章就是党中央的精神啊！于是，他大声地叨念：“把一定产量的任务包给生产组和每个社员，是完全对的。”他特别加重“每个社员”这几个字。在他的头脑里，第一次出现了“包产到户”的设想。
在县常委会议上，李云河朗读了《生产组和社员都应该“包工包产”》这篇文章，受到了县委领导的赞同。但是，为了慎重起见，县委书记李桂茂让李云河去请示温州地委。温州地委农村工作部部长考虑再三，说：“试验可以，推广不行！”李云河高兴地答应了。
李云河选择了一个叫“燎原”的合作社进行试点工作，这是一个高级社，有1801户人家，4673亩土地。随后，经过四个月的试验，诞生了《燎原社包产到户总结》。《总结》列举了实行“包产到户”后，燎原社所发生的变化：“社员干劲主动，户户有了责任，生产进度迅速，积肥效果显著。”社员群众反映“包产到户”有“六好”、“八多”、“五少”。
这个《总结》得到了永嘉县委的高度重视和认可。1956年9月6日，永嘉县委召开了全县高级社主任会议，部署多点试验。包产到户把家庭经营和集体经营有机地结合了起来，改变了过去“天天集体、事事集体”，统得过死的做法，社员或家庭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提高了劳动效率，很受广大农民欢迎。农民们为了争回土地经营的自主权，都希望可以像燎原农业社一样实行包产到户。
所以，燎原农业社的经验很快形成“燎原”之势。在短短两个月内，永嘉县300多个社实行了包产到户。到1957年夏季，全温州地区有1000个社17万农户实行了“包产到户”，占温州农户总数的15%。
正当包产到户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1956年9月1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片名为《关于社员个人和生产小组的“包工包产”》的文章，次月又发表了一片名为《包产不可包到生产小组》的文章。这两篇文章都对《生产组和社员都应该“包工包产”》提出质疑，反对包产到组或个人，即反对“包产到户”。
这两篇文章的发表，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一时间使得温州地委感到恐慌，他们担心搞包产到户会弄出一些乱子，犯下错误，于是决定制止包产到户，公开对永嘉的包产到户进行批判。1956年11月26日，温州地委机关报发表了《不能采取倒退做法》的评论员文章，严厉批判了永嘉的包产到户，并指其是“打退堂鼓”、“小农经济”。
温州地委的举动吓坏了永嘉县委，各领导都开始害怕了，纷纷劝李云河停止包产到户。但是，李云河年轻气盛，不肯认输。他亲身试点，调查研究，针对各级报刊对包产到户的批评，写了一篇名为《“专管制”和“包产到户”是解决社内主要矛盾的好办法》的专文。专文以永嘉县委副书记名义，向地委、省委、华东局和中央农村工作部，报告了永嘉包产到户的试验情况以及包产到户的必要性。
1957年1月4日，浙江省委针对李云河关于永嘉包产到户的汇报，专门召开了调研座谈会。会上，浙江省委农业书记林乎加高度评价了永嘉包产到户的试验，肯定永嘉县委“动了脑筋”。在林乎加的指示下，1957年1月27日，《浙江日报》发表了李云河的报告。同时，批评了《浙南大众报》的《不能采取倒退做法》两篇文章的论调。
这时候，李云河的包产到户再次得到了支持和鼓舞，温州地委和永嘉县委都改变了态度，尤其是温州地委，还主动建议永嘉县委对包产到户“不要都纠光，留几个社试试看。”但是，好景不长，正当李云河准备大展宏图，推广“燎原社包产到户经验”的时候，一声惊雷打破了李云河的“美梦”，温州地委又指令永嘉县委立即停止包产到户实验，已经搞包产到户的社队，必须立即纠正过来！
就这样，李云河成了“右派”的一份子。在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中， 1957年7月31日，《浙南大众报》（温州地委机关报）发表了《打倒“包产到户”，保卫合作化》的文章，文章说包产到户是“挂羊头卖狗肉”、“挂着社会主义的牌子走资本主义道路”、“按劳分田，包产到户”是“右派分子用来射击农业合作化的一支毒箭。”面对这种态势，原来支持李云河的省委副书记林乎加也不再吭声，只能听从命令。
1957年8月8日，温州地委召开扩大会议，点名严厉地批判了李云河。认为他主张的包产到户是右倾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是富裕中农资本主义思想的反映。在随后举行的省党代会上，批判李云河的大字报铺天盖地。
1958年2月21日，永嘉为此召开了公开的审判大会，县城淹没在标语、漫画、口号和大字报的海洋中，李云河作为“包产到户”倡导者，被宣判为“右派集团”。但是，历史是公正的，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中国大地的时候，李云河首创的“包产到户”最终顺利在全国推广实施。
农村的“文化大革命”：让农民有笑有泪的运动
1966年5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
同年8月，毛泽东在北京又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和《十六条》的通过，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为了掀起“文化大革命”的热潮，毛泽东坚决支持了“红卫兵运动”。先后8次接见了1300万红卫兵和群众。从此，红卫兵成了天之骄子。加上在林彪、江青一伙极力鼓吹和煽动，全国陷入了动乱之中。
1966年12月，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实质就是一个把“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推向农村的指示，就是要把“文化大革命”扩展到农业生产领域的各个部门和各个基层单位，要把城市各行各业的大动乱再推广到广大农村。
《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发表之后，“左”倾错误在农村迅速泛滥起来。一些基层组织被砸烂，许多具有丰富经验的干部被打倒，农村的生产秩序和生活秩序都被冲垮了，广大农村顿时陷入了无政府状态的动乱之中。农村中流氓盗窃、滥砍盗伐、瞒产私分、封建迷信、聚众赌博、早婚超生等违法乱纪现象也沉渣泛起，给党和国家的经济建设造成了巨大的危害和损失。而且，农业生产和发展也受到了巨大冲击，给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困难。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中，1967、1968两年是最为严重的两年。1967年，国家财政赤字22.5亿元，1968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比上一年下降了4.2%。但是，1967年的农业生产获得了较大的丰收，粮食作物的产量，与上一年相比，有较大的增长。重要的经济作物棉花、油料、糖料等，大部分都超过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1968年的农业总产值比上一年下降了2.5%，粮食产量比上一年减少了175亿斤。1968年，国民经济的总收入是下降的。
1969年，周恩来指示，要大力发展农业，由军代表、老干部和“造反派”三方面共同编制1969年国民经济计划。但是，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干扰还是影响了1969年的农业生产，在人们的辛勤劳作下，增长幅度不大。
1970年，农业生产发展比较快。8月召开了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会议虽然依旧在受“左”倾思想的影响，但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1971年9月，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周恩来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虽然当时情况复杂，但是，为克服“左”倾错误在各个领域造成的危害，消除林彪反革命集团干扰破坏造成的恶果，周恩来坚持不懈，克服了重重困难，使各方面工作都有了起色，确保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得以稳定。
周恩来的一系列举措，遭到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极端仇视，他们指责周恩来主张批极左不全面，毛泽东当时也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反对周恩来的正确意见。因此，1974年初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的矛头就直接指向了周恩来。这样一来，整个农业生产只能处于维持状态，农民的辛苦也就白白浪费了。
后来，周恩来病重，由邓小平主持工作，农业生产又一次有了新的好转。但是好景不长，由于毛泽东始终认为“文化大革命”基本正确，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认为邓小平是在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于是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四人帮”也趁机公开点名批判邓小平，最终撤销了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使其没有了任何说话权。这样，已经好转的正常秩序又被打乱了，经济形势再度恶化，人民生活十分困难。
1966到1976年的十年间，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农业生产虽然没有停滞不前，还能维持缓慢发展，但是，依然给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严重影响，农民在十年动乱中被搞得伤痕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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