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希望：星星之火燃烧起中国农业的燎原之势
中国农业的发展可谓是百转千回，在历经重重阻隔和磨难之后，终于挺起了自己不屈的脊梁，傲然站立在向前发展的大舞台之上。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到来，中国农业的春天“姗姗来迟”。一系列新的制度、体制和改革应运而生，人们的生产积极性越来越高，生活水平也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各项惠农政策、农业技术硕果累累。在新的机遇和挑战面前，中国抓住了机遇，冲破了重重阻挠，为中国农业的发展开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崭新篇章，最终成就大国农业的辉煌。
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中国农业打开了希望之门
1978年12月18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全会在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及党的建设等问题上，开始纠正“左”倾错误，并确定从1979年起，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两个农业文件的主要精神是：放宽农村政策，加快农业发展，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实现农业的现代化。
这两个农业文件的发表，对于农村经济政策的调整，纠正农村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和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改变农村面貌都是适时的、必要的。但是，当时的问题是不可能对以往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为了克服和补救“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混乱和损失，必须对国民经济各方面进行局部的调整。
要想提高国民经济，就要大力发展农业。农民占中国总人口的大多数，不提高农民的积极性，就无法把农业搞上去，国民经济也难以迅速好转。因此，国家经济政策的调整必须从农村起步。中国共产党针对国家当时的实际，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为指导，开始对农村进行调整。
调整的内容主要就是切实保护社、队以及农民的所有权和生产经营的自主权；不得乱加干涉社员的自留地、自留畜、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认真执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大幅度提高粮食、棉花等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调整收购政策；实行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
在农民所有权受到尊重的前提下，在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得到充分发挥后，农民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在集体经济中，劳动组织上责任不明，分配上搞平均主义，致使出工不出力的现象十分严重。当农民的所有权受到尊重后，各地开始恢复和创造了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比如，最重要的，影响最深远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些都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在政策调整之前，由于受“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对农民滥用行政命令，瞎指挥之风盛行起来，指令性指标越来越多，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但是，在新的政策下，社队和农民有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加之各地对农业计划管理办法作了改进，使得农业生产逐步趋向合理，这又在生产过程中极大地调动起了农民的主动性和生产积极性。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让中国农业再次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使中国农民看到了希望和未来，对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的改变和提高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农业的新时代终于到来。
新的机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从1979年到1984年，历时6年的时间，进行的第一次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形成和发展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它指的是农户以家庭为单位，向集体组织承包土地等生产资料和生产任务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形式。它的特点就是，在保留集体经济必要的统一经营的同时，集体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承包给农户，承包户根据承包合同规定的权限，独立作出经营决策，并在完成国家和集体任务的前提下分享经营成果。可以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村合作经济分工协作的产物，是中国在农村推行的一项重要改革，也是农村土地制度的重要转折。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具体形式有包干到户和包产到户两种：包干到户，就是指各承包户向国家交纳农业税，交售合同定购产品以及向集体上交公积金、公益金等公共提留，其余产品全部归农民所有；包产到户就是实行定产量、定投资、定工分，超产归自己，减产赔偿。绝大部分地区采用的是包干到户的形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党中央的积极支持和大力倡导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在全国推开。到1983年初，全国农村已有93%的生产队实行了这种责任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取消了人民公社，又没有走土地私有化的道路，而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经济结构。这样，既发挥了集体统一经营的优越性，又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与中国的农业特点和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极其适应，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中国的农村商品生产，自有史以来，一直就发展缓慢，由于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统治，农业生产力十分低下。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农村的商品生产有了一定的发展，从本质上来说，社会主义农业集体经济已经属于社会主义大生产的范畴。
但是，由于受根深蒂固的小农经济思想和十年动乱的影响，中国“奄奄一息”的农村商品生产又遭到了致命的打击，导致中国农副产品的商品量和商品率都很低，无法满足社会主义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农村经济政策的放宽，农村的商品生产才有了较大的发展，出现了一个新的组织——农村专业户。
农村专业户是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新起点和新标志。它是在农业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种形式一经出现，就发展很快，不少地方还出现了主要从事某种专业性农业生产的专业村（屯），专业乡，专业镇，等等。专业化生产的项目越来越多，越来越细，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的社会分工，也促进了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
中国农村改革的先行者：安徽凤阳小岗村
1978年以前，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是一个只有20户，100多人的小村子，是全县有名的贫困村。而且1978年秋，凤阳县遭遇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粮食欠收，那时的小岗村人，“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全村没有一间砖瓦房，许多家的茅草屋破烂不堪，有的人家穷得全家只剩一床破棉被。几乎每年秋收过后，大家都要外出讨饭。生活可谓苦不堪言。
然而，就在1978年12月的一天傍晚，队干部召集全村人开会讨论生产问题。最后，他们作出了一个大胆决定：包产到户！于是，村里的18位农民，在昏黄的灯光下，神情严峻地立下“生死状”：在一张秘密契约——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上了鲜红的手印。让大家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按”竟成了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份宣言。从那一刻开始，中国农村开始了由“人民公社”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历史性变革。波澜壮阔的中国农村改革就此拉开大幕，中国农民的命运也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在小岗实行“大包干”的第一年，小岗村人就尝到了承包的甜头：1979年的秋收过后，小岗村的粮食总产由1978年的1.8万公斤猛增到 6.6万公斤，人均收入由上年的 22元跃升为 400元，震惊四邻。这一变化不仅结束了小岗村20多年吃“救济粮”的历史，而且上缴国家粮食3200多公斤。小岗的成功使周边群众纷纷仿效，“大包干”如星星之火，迅速燃遍了中国农村大地。
在小岗村西头，有一座由费孝通先生题字“凤阳县小岗村”的门楼，穿过门楼，一座座新建的民居小楼沐浴在阳光下，村里文化广场上的“大包干书卷”，颇具气势，村委会办公楼采用的是徽派建筑风格，凸显了小岗村的特色，此外，档案馆、社区医疗服务中心，等等，小岗村的每一寸土地无不彰显着“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日新月异的变化。
关友江是小岗村的村委会副主任，也是当年大包干按手印的18个人之一。而且关友江是现在唯一一位仍在村里任职的“大包干”带头人。对于关友江来说，按下那一个手指印就会带来如此大的回报，就像做梦一样。
应该说，从1978年至1988年是小岗村生活变化最明显的10年。包产到户第6年，也就是1984年的时候，关友江所住的位置就盖起了四间大瓦房，从此之后，全家人彻底告别了住茅草屋的日子，而且再也不用为吃一顿饱饭而发愁了，每天都可以吃上大米白面。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在1988年至1998年的10年里，小岗村的变化不是很明显，而是相对比较稳定。但这并没有影响小岗村向前发展。
1990年，关友江的儿子结婚，家里的4间瓦房不够住了。因此，他又在附近盖起了3间平顶房。因为那时候瓦房已经不流行了，所以开始盖平房。当然，在这点上，关江友也是一个带头人。
虽然生活一天比一天好了，但是生活的压力也一天天地在加大。1998年以后，对于关江友来说是不敢想的10年。1997年，关友江的一个儿子上了大学，4年大学下来，确实让家里感受到了严重的经济压力。
为了进一步提高生活水平，提高收入，从2001年开始，关友江参与了小岗村土地流转经营模式的探讨。于是当年他就把家里的部分土地出租给了张家港长江村的葡萄经营者，而他的家人还去葡萄园里打工，可想而知，其收入要比种地增加很多。
从关友江的一本记账本中，就足以看出改革至今小岗村发生的变化。从1978年至1988年，他家的人均年收入不到1000元，1988年至1998年，家里人均年收入不到2000元，此后到2000年时，人均收入增长到了3000元左右，而从2000年至2004年，家里人均年收入就达到了4000多元。当然，最快的还是从2005年至今，他家里的人均年收入已经达到了6000多元，而除了保证粮食丰收外，他还搞起了土地流转等新经营方式，这也是收入增加的重要来源。
生活的改善，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在房子上。2008年初，关友江拆掉了全家已经住了20多年的4间瓦房，在原地建起了3层连排小楼，仅客房就有10多个。
后来，关友江发现土地流转对小岗村意义重大，能让那些小田小地集中起来，进而产生一定的规模效益。30年前，小岗村分田到户，掀开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30年后，小岗村将农民的土地反租过来，统一平整，对外招租，重走合作之路，又一次用改革的办法让自己得以发展致富。
随后，小岗村人又通过加快小岗双孢菇生产园区、优质葡萄示范园、高效生态农业示范园以及生猪繁养场和龙虾养殖场等“三园两场”建设，使得小岗村现代农业获得了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显著提高。
应该说，小岗村每天都在发展。另一个当年按手印的小岗村村农民严宏昌说：我有两个梦：一个是“现代农业梦”，另一个是始终未圆的“工业富民梦”。2007年，严宏昌的儿子严余山从上海再次回小岗创业，希望利用自己的节电专利技术创办新型企业。对比两次回乡办企业的感受，严余山说：“2001年带钱回村创业，村民是排斥的，干部对此也是漠不关心。而这次回来创业，不少村民变成了追随者，就连县领导也几次登门交流，共同探讨农村办企业的新路子。”像严余山这样的第二代小岗人通过招商引资，先后办起了小岗面业、钢构厂、装饰材料厂、节能电器公司等企业。
除此之外，小岗工业园建设也正加紧进行。比如，广州从玉菜业集团、美国GLG集团分别与小岗村签订投资协议。GLG集团计划在3至5年内投资15亿人民币，在小岗村建设农产品深加工高科技产业园区，投资建设10多个高科技产业项目，项目全部建成后，将形成超过60亿元人民币的年产值。这对小岗人来说又是一个新的开始，他们正朝着富裕、更富裕的目标铿锵有力迈进。
从昔日一贫如洗的贫困村，到最后红遍中国的改革第一村，小岗村的变化可谓是翻天覆地。而年过六旬的关友江既是小岗村60年从贫穷到致富的见证人，也是小岗村30年改革发展的实践者。他将随着时代的发展，继续陪着小岗村坚定不移地向前走去，实现小岗人的致富之梦。历经风雨，小岗人始终坚信，只要将改革进行到底，小岗村的未来一定会无限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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