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初期，出现了一种“四荒”地拍卖的产权制度模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代表所在社区的全体成员，以拍卖的方式，将较长时期的“四荒”（荒山、荒沟、荒丘、荒滩）资源的使用权，出让给社区内外的公民、法人等，并于期满时将其收归集体经济组织。对于“四荒”地使用权的拍卖是相继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之后的又一次重大突破和深刻变革。这也是农村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在“四荒”相对集中的贫困落后地区，例如山西吕梁、山东费县、山亭区等，较早地尝试了这种产权制度模式，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果。
随着土地政策的不断发展变化，在如今的大辛店镇，曾经的荒山野岭也成了抢手的紧俏资源。位于大辛店镇夏侯村和王太沟村的近千亩荒山薄地之变就能说明这个问题。到2011年，大辛店中仅仅栽下1年多时间的樱桃树已经绿满大地，在田间地头到处都是正在给樱桃树施肥的忙碌身影。这里的人都知道，加拿大籍华人李文勇将这片荒地承包下来，并拿出200多万元资金对这片荒地进行加工改造。当年，樱桃园就初具规模。随后，李文勇将剩余的土地种上葡萄，并建成了一座酒堡。在李文勇不懈的努力之下，一座现代化农场建成了。
说到这片荒地开发，年过半百的李文勇可谓投入了很大心血。说他是外籍华人，他却又是地地道道的蓬莱人，他早年从大辛店镇兰东村走出移居加拿大，创业路走得可谓是异常艰难。据他所说，没有什么投资比承包这片土地更稳定。
在获得了一定的经济收益之后，李文勇再次投资300余万元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先后修建水库5座，水井3眼，其中最深的一眼水井都达到了150米；铺设各种管道几万米。在基础建设如火如荼进行的同时，李文勇对未来的发展作出了系统的规划，待樱桃丰收之后，对其进行深加工、用樱桃酿酒、通过现有的销售渠道向香港市场供应鲜食樱桃；除酿酒之外，还可以结合樱桃园进行旅游项目的开发利用。
除了李文勇，沙沟村村民田永考在方家沟村也承包了300亩“四荒地”，投入30万元着手开发；林家庄村村民金永国在后河村先后投入18万元改造资金对其承包的280亩“四荒地”进行了改造。据不完全统计，自2011年5月以来，已有近百人承包“四荒地”，承包合同一签订，便立刻投入资金着手开发。目前，走访大辛店镇各处“四荒地”，到处都是一片繁忙景象。
“四荒”地之所以能得到广大投资者的青睐，主要得益于“四荒”地拍卖使用权。它作为一种新的产权制度模式，在运作过程中，与其他开发利用“四荒”的产权制度模式相比，有其较强的自身特征，拍卖需要遵循市场化配置资源的原则；拍卖期限内，“四荒”使用权可以转让、出租、继承，甚至有的还可以抵押、参股联营和转租给第三方；在拍卖运作过程中，买卖双方不仅要签订经过公证的“四荒”开发治理合同，还要由社区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根据“四荒”使用方向核发相应的土地使用权证；“四荒”使用权期限较长，最长可以达到100年。
不过，在“四荒”地拍卖过程中，有一点是不容忽视的：在偏远贫困山区，采用拍卖的方式出让“四荒”使用权，由于起点的不公平，有可能有一些贫困农户因为缺乏资金而被拒在参与竞价之门外，最终丧失脱贫致富的机会。而且，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少数人有可能利用看似公平的竞争，借机囤积大量的“四荒”资源，在“四荒”拍卖使用制度还不健全的时候，钻法律的空子，获取本应属于社区集体成员的租金收入。这样一来，贫者始终无法摆脱贫穷的厄运，最后导致贫富差距的加大，引发新的社会矛盾，尤其是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没有健全的情况下，会使这种矛盾不断扩大。
两田制让百万农民走上幸福之路
“两田制”的起源地山东省平度市是一个耕地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在保证农民基本农地的情况下，还可以把剩余的耕地进行集中处理，形成规模经营。而且，由于当地的非农就业机会较多，农民在这方面收入比重较高，所以，农民对耕地的依赖程度不是很高，这些都十分有利于促成“两田制”的试验。
其实，山东平度最初创设“两田制”，主要是为了克服家庭承包制导致的土地零碎化，更有效地利用高戈庄在人民公社时期购置的两台联合收割机。在当时的情况之下，由于实行的家庭承包制是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均田制，土地非常零碎，但是由于农业机械的使用要求对土地的要求是相对集中，因此，造成了农业机械无用处之地，相当于废弃品。
此外，平度试验“两田制”的另一动因是为了克服家庭承包制下的均分农地带来的缺陷。在当时的情况之下实行的家庭承包制中的均田制，造成了劳动力与土地配置之间的比例失调发展，造成的后果就是有部分农民希望得到更多土地来从事农业经营，而有一部分农民则想放弃对土地的经营，从事其他行业。由此一来，给平均分配土地带来了一定的困扰和难度。
平度“两田制”的一般做法是把耕地分为口粮田和责任田。口粮田按家庭人口平均分配，人人有份，农民在这部分耕地上所创下的收入，除了负担一定的农业税之外，其他的收入都归农民所有，讲求公平。而责任田主要是用来招标，能者经营，拥有这部分土地的人，除了承担农业税外，还需缴纳承包费（负责提留、乡统筹费）。
实施“两田制”之后，不但农民吃饭用地有了保障，而且还提高了土地经营质量。对于责任田而言，特别是在对土地进行适当地集中之后，农民对土地进行了长效的投入，从而有效地提高了土壤肥力。一些粗放耕作、荒芜弃耕的现象一去不复返。而口粮田，由于其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的特点，农民在耕作的时候更加精细，使粮食产量得到了很大提高。
“两田制”不但给农民带来了好处，而且也为国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特别是帮助国家解决了农产品征购难的问题。
“两田制”实施之前，也就是在家庭承包制实施以后，农村集体虽然有权调整土地，但是土地平均分配一旦完成，集体就失去了土地收益的直接控制权，农民也不用再完成缴纳集体土地收益与完成国家粮食定购的任务，因此，在家庭承包制实施后，国家就开始面临“提留难”、“征购难”等农产品定购难的问题了。
但是，“两田制”实施以来，有数据统计，除了村户两级经济增长之外，平度市利用夏秋两季，各用一周的时间，就能超额完成每年9400万公斤粮食定购任务和1850万公斤花生定购任务，而且，土地承包费一般在半个月的时间就能够足额收齐。
“两田制”的实施有效提高了土地的利用效率和农民的经济收入，同时也有利于乡镇政府进行农副产品的征购，这也就意味着国家的财政收益也得到了提高。可以说，“两田制”是一种利国利民的土地承包形式。因此，20世纪80年代末期，“两田制”的局部试验获得了国家支持，同时也得到了国家的默许，开始向全国推广。
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两田制”在向全国推广过程中，由原来的农民自愿实施，变成了强制推进。干部开始大敛钱财，农民从中并没有得到多少益处，而是加重了负担。概括地说，“两田制”已经偏离了原本的初衷。有关统计显示，1997年，强制实施“两田制”的地区占83.5%。各地区的农民负担越来越重。
鉴于“两田制”的问题太多，中央于1997年下发文件，明令禁止推行“两田制”，同时也承认地方政府假借“两田制”之名变相收回农民承包地，增加农民负担，因此，必须认真整顿“两田制”。
农业新模式：南海的土地股份合作制
无论时代发展到什么地步，只要还有农民存在，那么土地就一直都是农民的生命。在漫长的岁月长河之中，人们已久保持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习惯，对土地有深刻的眷恋。对于南海人来说，永远都要感谢20世纪90年代初的“南海模式”，也就是后来被人们誉为“第三次土地革命”的改革风暴，因为这次改革，给南海人带来了极大的震撼和喜悦，而且随后还受到了学界和全国各地的普遍关注。
洲表是南海土地股份合作制“第一村”。洲表距离南海中心城区不到2.5公里，是桂城街道夏北村委会的一个自然村。20世纪80年代，洲表主要是以种植水稻为主。那时候，村里有6个生产队，属典型的“多队一社”。1986年，洲表成立了经济社。1989年9月，洲表村实行村社合一，但其实一直都是有名无实，土地的掌握权依旧都在生产队手中。
虽然经济社不起任何作用，但是，洲表村一直都没有放弃发展集体经济的愿望。洲表村的干部们决定，把各生产队的土地进行集中开发。1992年9月，南海撤县设市，洲表有500余亩耕地被列入城区建设征用范围。虽然每亩地的征用补偿费有2.8万元之多，但也使得全村的人均耕地只有不到3分。
此外，对于补偿款的分配方案，村里也有很多人不满。按照规定，村民个人只能拿到每亩土地的征地款中的6000元，剩余的留给经济社用于发展。如果真的按洲表村委会的打算，按村中人口数平均分配，那么拥有土地多的村民平均到手的征地款就会减少很多，村民认为这是非常不合理的。正在左右为难之际，平洲、夏北和洲表三级干部前往深圳市宝安区万丰村考察。从1984年开始，万丰村就开始推行股份合作制，村民收入稳定上升，公共事业也有了保障。考察归来，洲表在平洲、夏北的支持下，决定搞股份合作制试点。
3个月后，在工作组、村干部、村民代表的反复讨论下，推出了一套全新的入社分股方案。根据方案，洲表股份经济合作社的总股份，由资源股（即土地股）和物业股（基础股）构成，股东同时拥有这两种股份。
1993年7月16日，洲表股份经济合作社正式成立。经济合作社成立之后，全村剩余的400多亩地的一半，被规划为工业开发区，其余为商住区和基本农田保护区。至此，经济社通过股份制，获得了成片的土地，终于有了发展集体经济的机会。
接着，洲表村凭着靠近城区的优势，把划分出来的200来亩的工业区土地，向国土局申请改变土地功能，申请获批后，洲表村开始大搞“三通一平（通水通电通信、平整土地）”，开始向外出租办厂，坐收租金。如此一来，机械厂、鞋厂、精织厂如雨后春笋般地在洲表村冒出。洲表村的人均收入也提高了10倍以上。1998年，洲表经济社的总收入，已从1994年的160多万元增长到411.2万元，人均分红1243.31元。而且，在经济社承包收入当中，工业收入占90%，农业收入只占10%，这也就是说，洲表村发展集体经济的梦想终于实现了，而且这个美梦也促使其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实现了工业化。
1993年8月，《关于推行农村股份合作制的意见》的颁布，标志着股份合作制正式在全市农村开始正式推行。到1995年，南海共建立股份合作组织1574个，占全区经济合作社总数的96%，76万农民可以按股份制的形式，分得以土地为主的130亿元农村资产。
可以说，股份制合作制给洲表的村民带来了富裕的生活，使洲表的经济得以快速发展，是非常成功的。其实，在股份合作制的带领下，不只是洲表人民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与它同样幸运的还有一个叫草场的地方。
20世纪90年代初初期，草场，这个毗邻广州的村庄，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在改革春风的吹拂下，经济发展又快又好。可以说，草场村的经济排名在南海村级经济中一直都是名列前茅的。而正是土地股份合作制，才给草场村带来如此大的福音。
对于土地股份合作制，草场村有自己独特的运作机制。1995年，草场村率先在南海实行“固化股权，出资购股，合理流动”的股份制改革。草场村也像南海大多数乡村一样快速将土地股份化，村办、民办企业如牛毛细雨，在很短的时间内，草场村的面貌就焕然一新。
但是，草场村并没有得意忘形，而是审时度势，开始认真构思下一步的发展战略。由于土地股份合作制在洲表等村实行后，很快就出现人口回流等弊端。草场村认为不能等待“亡羊补牢”，而是应该未雨绸缪。
与此同时，广州等地实行的土地股权固化，有效地解决了农村股份合作制，因人口变动而引发的股权纠纷和分配不公等问题，这一切草场村的村干部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经大家研究讨论，一致决定借鉴广州的做法。1995年，草场村在南海率先出台了股权固化方案。
草场股份合作制的具体做法是：将原属集体所有的土地资源、固定资产，以股份的形式全部折股量化。各经济社，把全部股权一次性配置给社区内农民个人，并允许股权在一定范围内流动。
随着股份合作制的改造完成，为了让农民更好地拥护新制度，草场将经济联合社工业开发获得的70%的利润用于对经济社分配，从而使得每个村民股东平均得到980元红利。1999年，一般家庭大概可以得到约2000～3000元，而且对老人有特别照顾，每家多一个老年人，就增加约1000多元的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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