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南海模式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农民与土地的产权关系是残缺的。所谓的农民拥有股份制，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单纯的福利与分配权，这就可能会滋生出一些专门的“食力阶层”。对于那些脱离农村土地但依旧保留农民身份的人来说，会增加耕作的成本，影响农业扩大规模经营。此外，股权具有天然的封闭性。农民没有所有权，对自己的股份不得买卖、转让和继承，限制了股权功能的进一步发挥，不可能真正建立起高效的土地市场。
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中国农村打开致富之门
耿老胖是河北沧州的一位农民，当过多年乡镇长、书记等基层干部。1994年初，耿老胖由南畅支乡党委书记，调任任丘市供销社主任。自耿老胖任供销社主任后，任丘市供销社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切都得益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建立。
1995年，耿老胖为让自己可以尽快进入供销社主任的角色，也为供销社找到一个更好的发展方向，他跑遍省供销社无数次，在全国总社的一位具有一定权威的老司长的办公室请教了整整半天。他告诉自己，只有用心去学、去动脑筋思考，才能做好这个供销社主任。
经过耿老胖两个月的努力学习之后，他对供销社的各方面事宜已经轻车熟路，而且也为供销社的发展确定了一个基本方向。他看到一些公司、基层社宽阔的大院荒草遍地，觉得这些大院不能在那闲着，而是应该利用起来，改革就要从开发这闲置资产着手，搞种养业。但是，对于耿老胖的想法，很多人提出了质疑：供销社职工是干部、工人身份，如今去种地、养鸡、养牛，有点不成体统。
虽然有人不赞成耿老胖的想法，但是耿老胖并没有知难而退，而是讲出了他的一番道理：“咱没有时间再等了。如今企业职工一天天没事干，没饭吃，难道这就成体统？咱利用这闲置场地搞种养业，一来职工能吃饱饭，二来用咱们掌握的先进科学技术，把种养水平搞上去，向广大农民进行示范，说不定能做出一番大事业。”毕竟是供销社主任，一番话下来，当初那些提出反对意见的人也都觉得合情合理了，自然也就开始支持耿老胖搞起了种养业。
耿老胖深知，要想搞好养殖，就要有优良的品种和科学喂养技术，如果没有这两样，什么都养不好。为了解决品种、人才和技术问题，他亲自进京、到省城引进种鸡、种猪，聘请了科技人员。
在耿老胖的努力带领下，不到一年时间，任丘市供销社基层社就办起了12个养鸡厂，6个养猪厂，26个棉花示范田。这时候，大家都觉得耿老胖非常具有远见卓识，短短一年不到的时间，他就把供销社办得有声有色，还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大家都非常佩服他。
然而，耿老胖并没有满足现状，因为他搞种养业的初衷，不仅仅是让职工有饭吃、有活干，更重要的是带领农民实现共同富裕。而如今取得的这一点成绩，还远远没有达到自己的目标。当然，实现农民的共同富裕不是一个小目标，他需要做好多方面的打算，这样才能降低风险，保证人们的正常生活不受干扰。于是，他决定从办养鸡专业合作社开始。
当耿老胖提出建立养鸡专业合作社的时候，当地老百姓一时间一头雾水，因为从来都没有听说过什么合作社，有些搞不明白，几乎是所有人都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为了得到大家的拥护和支持，顺利地办起养鸡专业合作社，耿老胖亲自跑到农户家去做动员：“这养鸡专业社就是由大伙凑钱办，然后大家就可以放手只管养鸡，雏鸡、饲料、治病、卖鸡，都由专业社干。保准你一年弄个万元户。信不信由你，我耿老胖以人格担保。”
因为耿老胖之前为大家办了不少实事、好事，而且他在当镇长、书记时就对老百姓不错，特别讲信用，说一不二，如今作为一个供销社主任，肯定不能骗大家。于是，老百姓在耿老胖的动员下，纷纷加入了养鸡专业合作社。
没过几天，养鸡专业合作社正式成立了。全社共有6个村15个养鸡专业户，入股金额17.5万元，除专业社自养2万只蛋鸡外，还有1.9万只分散在15户社员家中饲养。专业合作社对15户社员实行“三到一统”服务，即送雏鸡、饲料、防疫灭病到户，统一收购鲜蛋。
养鸡专业合作社建立当年，去除投资成本，还盈余13万元，各养鸡专业户分红加盈余共收入30万元。
有一个叫王老多的农民，全家除种地外，没有任何其他收入来源，生活过得异常艰辛。专业合作社了解他的情况，于是就派人动员他入社，虽然专业合作社取得了如此大的成绩，但是王老多还是不敢轻易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容易赚钱的好事，万一失败了，全家生活就没有指望了。但最终，在大家的动员之下，他还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加入了专业合作社，办起了养鸡场。不到半年时间，他的养鸡场就产蛋1.6万斤，价值4.98万元，一下就盈利1万多元，成了富裕户。王老多再也不对合作社有任何不放心的地方了，逢人就说专业合作社好，为他打开了致富的门。
耿老胖带领的养鸡专业合作社一举成功，使当地农民对专业合作社深信不疑，许多农民攥着钱找到供销社要求入社。从此，养鸡、养猪、丝网等专业合作社在任丘风起云涌，势不可挡。
耿老胖作为养鸡专业合作社的成功典型，为后来众多的专业合作社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许多农民都因此获益，专业合作社不但为他们带来了高收入和富裕的生活，而且还使自身的发展越来越好，获得了党和国家的支持。
郝爱忠是山西省南部山区安泽县的一个普通农民。他也是近年来中国涌现的靠合作社致富的新型农民之一。他不但有了自己的汽车，而且年薪十几万，比一个都市白领活得都潇洒。
郝爱忠以前纯种玉米，一年收入只能3万元，刚刚解决了温饱。但当他加入了干果专业合作社和养鸭专业合作社以后，他就开始了富裕的新生活。进入合作社第一年，他家的8亩核桃赚了6万多元。肉鸭养殖合作社的第一批鸭子又帮他赚回了1万多元。
对于自己的养鸭事业，郝爱忠是这样说的：统一供苗、统一饲料、统一防疫、统一屠宰、统一管理。农民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形成规模效应，增强抗风险能力。
自成立农村专业合作社之后，像王老多、郝爱忠一样致富的农民还有很多，党和国家也看到了专业合作社能给农民带来实惠。于是，在中国农业走上了农业合作化道路，实现了个体农业经济向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转变，全国农村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要形式的责任制之后，2007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正式施行，农民专业合作社在中国各地得到了迅速发展。截至2011年6月底，全国登记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达44.6万户，实有成员3570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14.3%。相信未来中国农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前景会无限美好。
第九节 惊喜：改革让农业农村和农民收获无限
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中国农业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从完善双层经营，到加强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农村流通体制的改革，可以说，为农村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政策支持，而且还注入了许多新鲜的活力。最重要的是，中国农村借着改革的东风，迎来了许多意外的收获，中国农民在提高了生活质量的同时，也感受到了农村日新月异变化的惊喜。当然，这些成果也为中国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农村改革的伟大奇迹
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岐星村，是一个曾经两次受到国务院嘉奖的全国文明村。该村之所以会取得这么好的成绩，就是因为一直以来稳步发展的乡镇企业，使人民群众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当然，这些成绩面前，村民们没有忘记那个带领他们走上致富之路的岐星村书记王连生。
1957年，岐星村开始办乡镇企业。当时主要是以小型加工企业为主。60年代和70年代受“文革”影响停滞不前，80年代缓慢发展，初步形成了岐星村办工业经济基础；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加快发展，建起了岐星工业园区。随着市场经济主体地位的确立以及改革的不断深入，90年代后期，企业弊端逐渐显现：管理方式落后，竞争能力差。2000年底，全村集体企业只有4户盈利，剩余的6户全部亏损，负债率高达102%。
2001年3月，43岁的王连生被上级任命为岐星村党委书记。王连生认为：思路决定出路、出路决定活路。他经过反复调研，征求群众及干部职工意见，最终确立了一个“发展乡镇企业，实现共同致富”的指导思想，每年上1至3个新项目。在资源开发上，投资了3亿多元，扩建成了年产150万吨高标号的水泥厂；此外，还扩建了年发电量一亿千瓦时的热电厂，而且，村办企业还形成了一个以建材为主导产业的综合性集团公司。
在岐星村，水泥是全村发展农村工业化的主导产业，2006年4月，全村投资2.2亿元，新上了一条年产100万吨的干法旋窑水泥生产线。创业艰难百战多。尽管如此，岐星村在王连生的带领下，乡镇企业这个“草根经济”，历经各种艰难坎坷，克服了重重困难。王连生为了解决该条生产线的资金、技术等问题，坚持住在企业，研究图纸，指挥基建；他还多次到其他市区跑贷款，最终他们筹到了资金，保证并加快了工程进度。如今，这个村办水泥企业已经成为中国西部最大的村办水泥企业，也成了支撑岐星企业发展的重要的产业基地。
在王连生看来，要想发展壮大乡镇企业，推进新农村建设，就一定要抓好企业管理。为了建立现代化的管理模式，掌握现代化的管理费方法和手段，他订阅了《中国乡镇企业导报》等10多种报刊和专业技术书籍，每天都要挤出2个小时“充电和洗脑”，从不间断，目的就是要不断增强自己决策的科学性、预见性、创造性。而且，他还组织企业干部坚持20年来雷打不动的例会学习制度，学习现代化管理知识、市场法律法规，等等，为谋求企业发展献计献策。
2003年，水泥厂要上30万吨干法旋窑生产线，很多干部职工怕冒风险，抱有严重的守摊摊思想。有些人认为如今已经发展得很好了，再发展下去恐怕会吃亏。王连生面对人们这种不思进取的状况，及时组织干部学习国家水泥产业发展政策，用“不改革不发展只是死路一条”的科学发展理念，教育了干部职工，使大家转变了观念，消除了怕担风险的思想。10个月后，该生产线便建成投产，创下了同行业发展史上的奇迹。
现在的岐星村可谓是星光熠熠，它曾30余次受到中央有关部委的表彰，被省上领导及业内权威人士誉为“陕西乡企排头兵”。而领军人物王连生，则先后被授予“全国优秀乡镇企业家”、“中国兴村富民百佳领军人物”、“全国星火标兵”、“陕西省劳动模范”等诸多殊荣，受到胡锦涛、温家宝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
农民生活水平在改革的号角中稳步提升
农村改革的成功，对外开放的实行，使农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其中最高兴的就是农民。从以封建生产关系为主体的食不果腹的艰苦日子，到如今衣食无忧的生活，农民们走过了一段十分曲折的致富之路。现在，亿万农民的生活也有了很大的改善，农民们终于可以过上自主、幸福的生活。
老岳于1971年出生于湛河区北渡镇北渡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老岳是大家从小给他的昵称，其实他并不老。从小时候的自行车，到年轻时的摩托车、面包车，再到现在的豪华轿车，三十年他四换“坐骑”。说及改革开放给自己带来的变化，老岳就感慨万千。
小时候，老岳家里很穷。家里弟兄三个，老岳排行老二，那时候，一家七八口人，就指望父亲二三十块钱工资生活。家里几乎没有一样值钱的东西，唯一值钱的，就算父亲上下班骑的那辆“飞鸽”牌老二八自行车，尽管已经破得不像样子，可父亲一回来，兄弟三人就抢着骑出去，不亦乐乎。有一次，因为争自行车骑，老岳还和邻居家的孩子打了一架。
1984年，改革开放6年之后，老岳已经13岁了。那年的冬天，在登封上学的老岳放假回家。他从吃过中午饭开始，一直在路边等了将近3个小时，才过来一辆客车。他摆了摆快要冻僵的手，车是停下来了，可车上已经挤得水泄不通。另外几个等车的都硬挤上去了，可是他背着重重的行李无论如何也上不去。无奈之中，他顶着风雪，步行20多公里，赶到登封县城的车站，才算坐上了一辆开往平顶山的车。等他到平顶山时，天已经黑透了。到家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他顾不得一身的疲惫，一头扎到母亲的怀里就哭。
1987年，16岁的老岳初中毕业，开始跟着哥哥跑车。3年后，他在亲朋好友的资助下，自己也买了一辆小型拖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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