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树平，是一个有18项专利的中国农民发明家。他最崇拜的人有两位：邓小平和袁隆平。刘树平常常将邓小平老人家的名言——“不管是白猫，还是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挂在嘴边；袁隆平——“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这个能够解决几十亿人的吃饭问题的人更是让刘树平敬佩不已。刘树平常说，袁院士解决了米的问题，我解决了烧火做饭的问题。由此可见，刘树平是一个有着凌云壮志的人。如今，他的梦想和壮志都实现了。
在中国农民中，像张四清、吴玉禄和刘树平这样的农民发明家还有很多，他们都或多或少地在为农业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他们希望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为中国农业开辟出一些新的路子，加快农业的发展，使自己和所有的农民兄弟姐妹早日过上幸福的生活。
神农袁隆平：一颗种子改变世界
从人类开始的那一刻起，饥饿就成了人类的天敌，各种灾害、战争也相伴而生，如影随形。人类为了摆脱饥饿的困扰，踏上了奋力生存的遥远征程。从古至今，历朝历代，不论君王成败，不管疆域国度，人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梦想——解决粮食问题，它也因此成了人类历史的不朽主题。
当人类仍旧孜孜不倦地寻求粮食问题的出路时，历史的刻度已经停留在了21世纪。此时，世界将目光投向了中国，这个伟大的国度，耕地面积只占世界7%，人口却占世界22%的第一人口大国。面对世界粮食恐慌的冷峻现实，人们发出这样的疑问：谁来养活中国，谁来养活世界？
这时候，我们仿佛听见一个有力的声音回答道：“我，只需一粒种子。”如今的世界上只有一个人能够说出这样的话，他就是家喻户晓的袁隆平。
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一场“绿色革命”的爆发，带来了袁隆平研究杂交水稻成功的喜讯，500公斤、600公斤、700公斤、800公斤……袁隆平不断刷新水稻的亩产记录，并推广23亿多亩，增产200多亿公斤，增产的粮食可以多养活7500万人。袁隆平用一粒种子改变了世界，这是一粒神奇的种子。它不仅扎根中国神州大地，解决了世界难题，更从这个一直呕心沥血，追求和平发展、致力世界和谐的国度，撒向世界的每一方泥土。一捧捧沉甸甸的稻谷，填饱了无数饥民同胞们的辘辘饥肠，点燃了世界的欢颜。袁隆平用实际行动告诉世界：中国人不仅可以自己养活自己，而且能为解决世界粮食问题作出巨大贡献。
曾经有人说，吃饭靠“两平”，一靠邓小平（家庭联产承包制），二靠袁隆平（杂交水稻）。如今，袁隆平的成果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而也被认为是解决下个世纪世界性饥饿问题的法宝。在西方世界，袁隆平的杂交稻被认为是“东方魔稻”。国际上也把袁隆平的杂交稻当做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袁隆平更是因此获得了“杂交水稻之父”、“神农”等美誉。
其实，奇迹的诞生，只是源自袁隆平儿时的一个小小心愿。6岁时，袁隆平被武汉园艺场里到处都是芬芳的花草和一串串鲜艳的果实的美景吸引，从此他便立下心愿，长大以后也去学农。也许真的是命中注定，袁隆平真的就沿着儿时单纯的梦想一步步前进着。
1953年，袁隆平从西南农学院农学系毕业。为了实现心中的梦想，他从重庆来到了偏僻的湘西安江农校任教，一教便是19个春秋。袁隆平虽然是一个城市里长大的知识分子，但他从来不怕臭，不怕脏，随时都能弯腰赤脚下田地，观察稻田的生长情况。
从1964年至今，袁隆平一直致力于杂交水稻的研究，从未间断过。为了一个“人类没有饥饿的未来”，袁隆平付出了自己的青春年华。在研究杂交水稻的过程中，袁隆平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和阻力：一次次人为的恶意破坏，让精心培养的秧苗毁于一旦；一次次的天灾所难，让科研进程举步维艰。尽管如此，袁隆平并没有放弃，在梦想的坚持下，在辛勤的耕耘后，十年的艰难险阻最终都低下了头，败下了阵。袁隆平在一次次跌倒后依然不屈前行，而且信念依旧。在面临苦难和失败的时候，他安慰妻子说：“山谷越深，山峰越高。我们眼前所经受的苦难，其实是对我们未来的祝福。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无不是从患难中走来。”
是啊，正是凭着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袁隆平最终迎来了胜利的曙光。2000年，袁隆平主持的国家“863”计划，两系法杂交水稻研究项目通过科技部的验收。其中，他直接指导取得的“两用核不育系 ‘培矮64Ｓ’的选育及其应用研究”成果；2011年9月19日，中国农业部验收组公布，袁隆平指导的“Y两优2号”百亩超级杂交稻试验田平均亩产926.6公斤，创中国大面积水稻亩产最高纪录。这标志着超级稻第三期目标亩产900公斤高产攻关获得成功。
袁隆平的成功不是一个偶然，但袁隆平所取得的成就却是必然的，而且无比丰厚。自1976年推广以来，中国的杂交水稻已累计种植60多亿亩，增产稻谷6亿多吨。近年来，中国年种植杂交水稻2.5亿亩，约占水稻种植面积的59%，产量则占总量的70%。种植杂交水稻年增产的稻谷可以多供养6000多万人口。2005年，中国告别了多年接受联合国粮食援助的历史，并于当年跃为世界第三大粮食援助捐赠国，仅次于美国和欧盟。
曾经饥饿的中国，依靠袁隆平的技术创新手段实现了水稻产量的跳跃式提高，不仅能够养活自己、实现自身的和平发展，同时还把郁郁葱葱的绿色带给世界。正如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斯瓦米纳森所说：“我们把袁隆平先生称为 ‘杂交水稻之父’，他是当之无愧的。他的成就既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世界的骄傲。他的成就给世界带来了福音。”
岁月不居，天道酬勤，穿越几十年风雨的艰辛，杂交水稻的研究终于有了今天的成就。袁隆平被农民亲切地称为“米菩萨”。
有一次，湖南郴州一个农民见到袁隆平说：“袁老师啊，我们要感谢你，又要埋怨你，你把产量弄得那么高，现在粮食都不值钱了哦。”袁隆平若有所思地对他说：“如今种粮食确实不赚钱，但是又少不得。你可以拿一部分田出来种高产水稻，腾出一些地方来种赚钱的作物，那不是又有饭吃又有钱赚了吗？”两年后，当这个农民再次见到袁隆平时，他激动地对袁隆平说：“袁老师，按照你的方法我成功了，粮食丰收了，西瓜、蔬菜也卖了好价钱，现在我们是百分之百感谢你了。”因为袁隆平的一粒种子，中国农民的粮食问题解决了，致富之梦也实现了。
如今，儿时的梦想已经实现，但是，袁隆平已经不再是中国的袁隆平，他是属于世界，属于整个人类的。袁隆平十几次赴印度、越南、缅甸、菲律宾、孟加拉国等国指导推广杂交水稻，为20多个国家培训了300多名技术骨干。1999年经国际小天体命名委员会批准，还将一颗小行星命名为“袁隆平星”。
袁隆平曾说：“我毕生的追求就是让所有的人远离饥饿。”
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陈列室里，一幅巨型湘绣做成的屏风摆在最显眼处。绣的是袁隆平的“禾下乘凉梦”：“水稻长得像高粱一样高，稻穗长得像扫把一样长，米粒长得像花生米那么大，我和助手们坐在稻穗下面乘凉……”我们相信袁隆平的梦想最终都会成为现实，因为在陈列室里还有一张现实版的“禾下乘凉梦”：云南永胜县的一块试验田里，密密挨挨的超级杂交稻收割在即，袁隆平坐在田埂边。
通过袁隆平的成功，我们看到了中国农业未来的希望，我们看到了世界因为温饱而和平的希望。是的，神农袁隆平用一粒种子改变了世界，因为这粒种子承载着人类的梦想，它以惊人的生命力，奋力破土而出。如今，这粒改变世界的种子还在茁壮地生长着，那些禾下的梦想，那些远离饥饿的愿望，也将随着种子的茁壮生长全部付诸现实。袁隆平以智慧和不懈的努力，勇敢的探索，为土地和人民，书写出了一幅可歌可泣的农业科技新篇章。
第十二节 致谢：平凡而伟大的三农人物
中国稻作之父：丁颖
丁颖，字君颖，号竹铭，中国著名水稻作物专家。他于1888年11月25日出生在广东省高州县谢鸡镇石塘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之中。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之下，他的父亲深刻地感受到没有文化知识是穷苦大众受苦的根源，于是决心借债送孩子求学。就这样，丁颖成为了丁家的第一个读书人。
1906年，丁颖从私塾童蒙书馆考到了县城的“洋学堂”——高州中学。在入学之后，他参加了学校学生们自己组织的“新高学社”，他立志“科学救国”，也经常议论时政问题。出身农民的丁颖对农业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感，在他中学毕业之后，就怀着“要使吃不尽苦头的农民与现代科学发生联系”的梦想，当时的他就对同学们说：“诸君，当今之血性青年，当为农夫温饱尽责尽力，我决意报考农科。”他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博物科学习一年之后，便凭借着优异的学习成绩获得了公费赴日本留学的机会。
1912年9月，丁颖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学习日语，1914年6月他曾一度回到祖国，后又于9月考取日本熊本第五高等学校继续学习。1919年他毕业前夕，恰逢国内掀起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为声援祖国的学生爱国运动，在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们也上街游行示威，这却遭到了日本军警的血腥镇压。丁颖在气愤之余，觉得不能在日本待下去，加上此时的丁家出现困境，他决定辍学回国。在丁颖回国之后，他先后在高州中学、高州农校从事教育工作，后来改任广东省教育厅督学。就是在这小小的学校官场之上，丁颖看到了社会中尔虞我诈、贪污腐败的现实。在此之后，他渐渐对官场产生厌恶之感，同时深感不深造就不能够实现自己“科学救国”的夙愿，于是在1921年4月，他第三次前往日本求学，这次他考入了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主修农艺，从而成为该校第一位研修稻作学的中国留学生。1924年，他从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毕业，获得了学士学位，时年已经36岁。也就是说为了能够出国深造学到自己报效国家的一门技术，他前后为之奋斗了11年的光景。
在学成归国之后，丁颖开始在广东大学农科学院（中山大学农学院前身）任教授。在从事教学的间隙，他还积极开展水稻吸肥规律和灌溉学的研究工作，并对广东粮食生产问题做了很多调查，写出《救荒方法计划书》和《改良广东稻作计划书》，同时他建议政府每年拨出1%的洋米进口税作为稻作科研经费，但是这些有着良好愿望的种种考虑却如泥牛入海毫无着落。他对当时的广州政府失望之余，开始立足于社会现实，以“蚂蚁爬行的方式，苦干到150岁”。为了能够从事自己喜爱的事业，丁颖于1927年拿出了自己的部分工资积蓄来补充当时的经费匮乏，在茂名县公馆圩筹建了中国第一家稻作专业研究机构——南路稻作育种场。在此之后，他又用“卖青草”预售良种的办法解决了稻作育种场的经费困难问题，先后增设了石牌稻作试验总场和东江（梅县）、虎门（沙田）、北江（曲江）等试验分场，他希望借此来选育水稻良种，改进水稻栽培技术，为发展华南粮食生产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1938年日军入侵广州，除南路场外，其他的科研基地均遭到洗劫，有一部分同事也惨遭杀害。此后，随着日本侵略范围的不断扩大，中山大学开始西迁至云南，为了能够继续从事自己的研究工作，丁颖冒着生命危险将甘薯苗和稻种抢运到云南，此后学校又从云南移回粤北坪石，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又重新回到广州。在八年抗战期间，中山大学三易校址，全校师生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从此元气大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校方再一次酝酿迁校到海南岛时，丁颖为了维护教育事业和国家财产便毅然参加了护校行列，反对迁校，并不顾身家安危出面保释为此被捕的学生。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丁颖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充分信任、关怀和重视，并先后被任命为中山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农学院院长，同时当选为广东省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为了支持他的水稻研究工作，在当时国家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华南分局还专门拨款支持他的稻作试验场的恢复工作，这让他受到了莫大的鼓舞。丁颖由此蜚声中外，成为了“中国稻作之父”。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