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朱元鼎从中学毕业之后，便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东吴大学生物系。在大学学习期间，他品学兼优，在三年级时被选为全校“丽译会”主席。自从担任了主席之后，他每周都参加演讲竞赛、专题辩论等有益于增长知识的活动，并且深得广大老师和同学们的欢迎。也是在这一年，朱元鼎被选为东吴大学学刊编委。在大学期间，朱元鼎受到了美国著名生物学家，东吴大学教授齐天锡的深刻影响，这对于朱元鼎的学术造诣影响颇大，甚至直到晚年，他还能回忆起齐天锡教授严谨的治学作风，那种对学生既严格要求又热情栽培的情景经常浮现在他的眼前。1919年，朱元鼎发表了他最早的关于水产方面的科学论文——《藻类的经济价值》。
朱元鼎在大学毕业之后，于1920年受聘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生物系，由于他优异的成绩，在1925年时他被学校选送到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院从事昆虫学的学习和研究，并于1926年顺利获得理学硕士学位。在获得学位之后，他回到了中国并继续在圣约翰大学从事教育工作，并顺利晋升为学校的副教授。在此之后，他除了从事鱼类学、昆虫学、进化论、遗传学和比较解剖学等多门课程的讲授之外，还坚持从事昆虫学的具体研究工作。在此后的两年内先后发表有关昆虫分类学的学术论文4篇，相继发现！翅目昆虫2个新属和9个新种。
在朱元鼎于圣约翰大学任教期间，他目睹了外国专家们将在中国采集的大量鱼类标本全部带回国去，以此为基础发表了许多关于鱼类新品种的研究性文章，从而将大量的中国渔业资源资料窃为己有。面对这样一种状况，朱元鼎感到无比痛心。为了结束中国的鱼类学研究领域被外国人把持的局面，朱元鼎毅然放弃了研究多年并且有了一定成果的昆虫学工作，转而对鱼类进行系统的研究，他决定要做中国渔业科学的主人。
在20世纪30年代前，我国内陆水域的最主要鱼类——鲤科鱼类的分类，还没有进行过系统整理，或只是初步零星的工作，种属系统相当混乱。1930年，在广泛整理了中国的鱼类及有关中国鱼类学的研究资料之后，朱元鼎发表了他的第一篇鱼类学论文——《中国鱼类学文献》。这篇论文首次较全面地反映了中国的鱼类资源和鱼类学研究的概况。随后在1931年他撰写的中国第一部系统的鱼类学专著《中国鱼类索引》获得出版。这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较全面、系统的中国鱼类分类学专著。该书对收集的1533种中国鱼类的原始报道、研究文献、采集地等按照分类系统进行了比较详细的介绍，从而奠定了中国鱼类分类学研究的基础。正是由于在中国鱼类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上的创造性和重要性，该书在1939年的北平自然历史学会上获得3个金质奖状。
由于在鱼类学上的优异表现，朱元鼎在1932年被选送到美国密歇根大学进行深造，在该校动物博物馆著名鱼类学家C.C.赫伯斯的指导之下攻读博士学位。由于他的努力，原定需要2年时间才能修完的进修任务，他只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就完成了。1934年2月他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同年被圣约翰大学聘任为教授。在美国深造时，朱元鼎就着手用比较解剖学的方法，对鲤科分类进行深入研究。1935年他的一篇名为《中国鲤科鱼类之鳞片、咽骨与牙齿的比较研究》的博士论文发表之后，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在这篇论文中，他对中国鲤科鱼类鳞片、咽骨和牙齿的构造进行了深入、详细的研究，并且探讨了这些构造在鱼类系统分类之中的具体价值，以及形态变化和鱼类演化之间的关系，以此为基础他提出了中国鲤科鱼类分类系统的意见，与此同时还发现了7个鲤科鱼类的新属。这就为开拓中国鱼类分类学研究领域与中国鱼类分类的新途径打开了局面。这篇论文所具有的独创性见解，让国内外相关领域的专家们眼前为之一亮。
在30年代以后，朱元鼎一直将工作的重点放在鱼类分类学的研究上，在研究之中他也取得了许多突破性的成就，从而为中国的鱼类分类学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朱元鼎将他精湛的比较解剖学的造诣，运用在鱼类分类学的研究上，从而发现了大量新种、新属、新亚科，提出和建立了有关鱼类新的分类系统，并在鱼类的演化和系统发育方面屡创见树。
朱元鼎一生之中，总共发表了64部（篇）专著和论文，有数百万字之多。除此之外，他还发现了鱼类新亚科4个；新属10个；新种48个。这之中就包括猫鲨科11种，六鳃魟科1种，新鳗科1种，蛇鳗科3种，鲤科7属，牛鼻鲼科1种，鳗鲡科3种，真鲨科4种，铠鲨科1种，角鲨科1属5种，鳐科2种，无刺鳐科1种，魟科1种，扁魟科1种，长尾鳕科2种，鲹科2种，石鲈科1种，鰕虎鱼科2种，弹涂鱼科1种，魨科1种等。这些研究成果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中国鱼类分类学的相关内容，而且为中国鱼类分类学研究奠定了可靠的理论基础。
此后，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中国陷入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之中，虽然朱元鼎也在坚持开展鱼类的研究，但终因时局动荡，困难重重，收效甚微。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他的研究才重新步入正轨。
1952年，中国成立上海水产学院，这成为中国第一所水产高等院校。由于朱元鼎在鱼类分类研究中的杰出贡献，他被任命为海洋渔业研究室主任，从此开始专心致力于中国鱼类的研究工作，并不断取得新的成绩。
随着研究的深入，朱元鼎于1957年被评为国家一级教授。这一年11月，国务院正式任命他为上海水产学院院长。1959年，东海水产研究所成立之后，他又兼任了该研究所的所长和鱼类学研究室主任等职务，从此他全力全意投入到了教学和科研工作之中。在1960～1963年的短短4年时间里，朱元鼎先后完成了《中国软骨鱼类志》、《南海鱼类志》、《东海鱼类志》、《中国石首鱼类分类系统的研究和新属新种的叙述》等专业著作，进而对中国沿海的鱼类资源种类以及区系分布进行了全面的掌握，这就为中国开发和利用海洋鱼类资源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上海水产学院在他领导下不断发展壮大，先后建立并扩充完善院、所鱼类标本室，逐渐成为中国研究鱼类的重要基地之一，深受国内外学者的好评。
在波及全国的“文化大革命”之中，朱元鼎从事正常科研工作的权利被完全剥夺。但他并没有因此放弃研究，他排除了各种干扰和实际困难，在家中继续从事鱼类学方面的研究工作，并于1973年完成了与王文宾合著的《中国动物图谱·鱼类》。
随着“四人帮”集团被彻底粉碎，文化大革命也宣告结束，此时的朱元鼎虽然年迈多病，但他还是四处奔走，为上海水产学院复校做准备工作。1979年，他的努力终于取得了成效，经国务院批准水产学院迁到上海复校，他仍然被任命为该院的院长。
1983年，由于朱元鼎年事过高，他卸任实职，只担任名誉院长。但是，朱元鼎不顾垂暮之年，仍然奋战在科研第一线。在文革后的十年时间里，他先后与助手和其他专家合作完成了《南海诸岛海域鱼类志》、《福建海洋经济鱼类》、《中国软骨鱼类的侧线管系统以及罗伦瓮和罗伦管系统的研究》、《福建鱼类志》等25篇论文和专著。
1986年11月，91岁高龄的朱元鼎已经无法起床，但是就在病魔缠身的这段时间里，他仍然从事着《中国鱼类志》的研究工作，并希望这本书能够早日完成。1986年12月17日，朱元鼎病逝于上海。
朱元鼎一生光明磊落，毕生辛勤耕耘，为中国的水产科研工作和教育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他热爱祖国，热爱科学，更热爱党。朱元鼎在青年时代就有着强烈的爱国思想。1915年，在全民抵制日货的行动中，他担任国货调查员，并曾经主张抵制日货，他撰文疾呼：“不然值此千钧一发，为民者不能竭一己之力以补救之，大局不顾，坐待成败，何异釜舟已破而舟子嬉笑不顾哉！”这时的朱元鼎已经以天下为己任，具有了救国救民的崇高精神境界。1935年，在“华北事变”之后不久，日本军国主义者以“日中提携”为幌子，邀请当时中国的一些知名学者到日本留学。朱元鼎也成了他们猎取的对象。1936年夏，在上海亚洲文会博物馆工作的日本人给朱元鼎送来“请柬”，邀请他赴日讲学，享受“特等待遇”。朱元鼎以对方的请柬来迟，课程安排已满为由拒绝了对方的“盛情”。结果日方第二年又提前寄来“请柬”，对于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丑恶嘴脸，朱元鼎当场予以回绝，表现出一个中国学者崇高的民族气节。
在与中国共产党的交往中，他始终保持一颗火热的心。在1958年上海部分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座谈会上，周恩来鼓励朱元鼎将科研工作和水产教育做好。周恩来说：“党需要知识分子。”朱元鼎便深有感触地回答：“知识分子更需要党啊！”此后的他用努力工作来回报这种关心和爱护。
朱元鼎治学严谨，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在新中国成立时他已经年逾半百。在工作中，他身体力行，事必亲躬。在从事鱼类的研究时需要反复做实验，马虎不得，他时常是戴着老花眼镜，一手拿着放大镜，另一只手比对记录中的每一句话、每一张图稿，直到书稿完全正确为止。这种认真的精神使得他在年事已高的情况下，仍然还有大量的科研成果和高质量论著问世，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
除了治学之外，他对人才也是悉心教导，提携后起之秀，甘为人梯。他特别注意对自己助手的教导与培养工作，对于那些刚参加工作的青年科学工作者，他还会制定一套培养基本功的计划和措施，以此来提高年轻科研工作者锲而不舍的韧性与钻劲。对于他学生的学术论文，他都要过目，甚至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会轻易放过，直到他觉得已经非常完美了，论文才能够被认可。就是在这样严谨的教学作风之下，他为国家培育了大批水产科技人才和鱼类学人才，后来其中一部分晋升为副研究员、研究员、副教授、教授。
作为一名科学工作者，朱元鼎在借鉴西方科学精华的基础上，走自己的独特道路，在推陈的基础上出新，形成自己独特的研究论著风格，从而为后人留下了一份极其丰富的宝贵学术遗产，以及深铭人心的学者风采。
中国病虫害防治的领军人物：杨惟义
杨惟义是中国著名的农业昆虫学家、农业教育家，也是中国现代农业昆虫学科的创始人之一。在昆虫学领域，他首先提出了中国昆虫区系分布的地理区划意见；在半翅目分类上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与此同时，他在仓储害虫和水稻螟虫的防治研究上也有突出的成就。
1897年4月16日，杨惟义出生于江西省上饶县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他从6岁开始跟随着祖父上山放牛，9岁时进入邻村的蒙馆学习。由于他们家祖辈三代中没有一个人读过书，因此他们家都希望他能够通过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起码能写会算，不再受到地主的欺凌。在1908年的时候，村里面的一个地主也创建了一座蒙馆，由于这个地主发现他学习成绩非常优秀，硬是让杨惟义转入他的蒙馆学习。杨惟义的母亲为了能够供他读书成才，经常要在月光下搓一些麻绳换些零用钱，供他买笔纸。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这所蒙馆改成了小学，杨惟义也就成了这座小学的第一届毕业生。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的枪声响彻大江南北，在新革命思潮的影响之下，杨惟义开始接受民主革命的新思想，也就在此时，他萌发了科学救国的志向。但是此时祸事降临——就在杨惟义踌躇满志的时候，父亲因病去世。面对着日益困难的家庭情况，他只得辍学在家务农。虽然是辍学在家，但他并没有荒废掉自己的学业，就在务农的这两年中，他坚持自学，这也为后来再一次入学做了知识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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