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惟义是中国半翅目昆虫分类学的奠基人之一，在30年代初他就开始了对中国半翅目昆虫分类学和昆虫区系分布学的研究。为了探索昆虫世界的奥秘，为了捕获采集罕见的昆虫及其寄主，他经常要在山林之中风餐露宿，深入到人迹稀少的荒山野林，甚至要冒着生命危险与毒蛇猛兽作殊死的搏斗。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取得了昆虫研究的第一手材料。由于杨惟义的卓越表现，在1931年的时候，他得到了前往法国留学的机会，又开始了一段留学的历程。他在法国研究半翅目昆虫分类学时，为了熟练地查阅文献资料，他以惊人的毅力，攻克了英、法、德、拉丁文，并常用中、英、法文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撰写重要的科学论文。由于此时正值中日矛盾的上升时期，日本军国主义者正在谋划加紧侵略中国，东北地区沦陷，旅居海外的中国人在异国处处受到不公正待遇。在1935年，面对这样的一种局面，杨惟义在盛怒之下，毅然回到了自己的祖国，随后受聘于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担任研究员。
在担任研究员的这段时间里，他先后发表了《华北蝽象志略》、《江西蝽象》、《中国昆虫之分布》等文章，他还首次提出了中国昆虫区系分布的地理区划意见。他在昆虫分类学上，对半翅目昆虫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先后发现蝽象新属种60余个。发表了《中国异尾虫科之斟订》、《中国平腹蝽象科》等有关昆虫学专业论文30余篇。这些都是我国早期半翅目分类上的重要文献，为我国半翅目分类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随后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就在此后不久，日军便侵占了与美国有关系的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日本侵略者强迫此时已经担任代理所长的杨惟义到徐州担任治蝗局局长，并开出了每月500元的高薪酬。但杨惟义并没有被威胁和金钱所折服，他誓死不从，加之忧病交加，一时间竟卧床不起。后来在爱国人士的关怀之下，他携全家迁到了江西省的泰和县，在那里他受聘于江西中正大学担任教授。虽然是在兵荒马乱的年景里，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昆虫研究事业，一有时间他就会投入到对昆虫特别是虫害的研究之中。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杨惟义又先后在上海生物所、无锡江南大学任职，主要从事昆虫学的教育和研究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杨惟义返回江西，先后任南昌大学教授、南昌大学农学院院长、江西农学院院长等职。此时他的研究内容也变得更为广泛，凡是与农业有关的问题他都进行了具体的研究，如对蚂蝗、血吸虫、臭虫都有涉及。据不完全统计，从1950年1月至1953年3月，他先后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有43篇之多。除了对虫害防治技术宣传外，这些文章还进一步反映了农民疾苦与诉求，以及对中国如何发展农业生产的一些意见和建议。
1956年，已经是花甲之年的杨惟义，不顾身患多种疾病，积极参加了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组织的新疆考察昆虫、指导虫害的防治工作，他由此也成为了该考察队年龄最大的队员。此后在新疆长达4年的科学考察工作之中，他总是事必躬亲，带领昆虫组的队员们几上昆仑山、天山，他曾经攀上4000米以上的雪线；几涉河谷沼泽、戈壁荒漠……
就是在这种近乎严酷的环境之下，杨惟义对昆虫区系分布规律进行了细致的考察，为此还收集了大量的标本，记载下了大量的数据资料，写出了50余篇专门用于防治新疆地区虫害的专业文章。与此同时，他结合新疆当地的生产情况，热情地帮助当地群众防治虫害，受到了当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1962年，由他主编的《新疆昆虫考察报告》一书，系统地论述了新疆的虫情、虫害及其分布规律和防治措施等具体情况，这成为新疆有史以来第一部全面反映当地农业昆虫情况的书籍资料。
在杨惟义65岁时，一本由他主编的《中国经济昆虫志·半翅目·蝽科》出版，这是一部专门总结他数十年来在半翅目分类学上研究成果的专业著作，这本书一经问世就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也就在这个时候，杨惟义信心满怀地对同事们说，他要在有生之年把这辈子的研究成果撰写成10部半翅目分类学专著，以奉献祖国的昆虫学事业。为了能够达成这一目标，他经常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昆虫标本室里夜以继日地埋头工作，就是在这种近乎拼命的工作中，他先后完成了《中国经济昆虫志·半翅目·平腹蝽科》、《中国经济昆虫志·半翅目·异尾蝽科》等书稿的编写工作。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就在这些书稿即将出版的时候，却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不得不终止。这不仅是杨惟义终生的憾事，也是中国昆虫学和植保事业的一大损失。
除了在学术领域大有建树之外，杨惟义还积极援外支边，为世界病虫害的防治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61年，杨惟义接受了国家农业部的派遣，前往越南进行虫害防治考察并援助他们培训植保高级技术人才。在近一年的实地工作考察之中，他先后对红河三角洲等地区的100多个农业区、社场和虫情测报站进行了细致的实地研究，并在广泛研究当地昆虫的基础之上，针对越南的国情虫情，编写了12万余字的讲稿，先后作了100余次各种学术报告，进行了150多小时的正式授课，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培训植保高级技术人才的同时，他还提出了在越南北部进行虫害防治工作的十大技术措施，在此基础上鉴定各类昆虫标本达100多份；还帮助越南建立了一个植保植检局并绘制了9种主要害虫的分布区域图。由于他积极有效地工作，越南的高级植保干部对各种主要害虫的防治技术有了相当基础，以后的治虫工作可以自行进行。正是由于杨惟义的这些卓有成效的研究培育工作，从而赢得了越南农业部门的高度赞誉，他也因此被授予胡志明友谊勋章。
在培养国内人才方面，杨惟义也是不遗余力。为了能给中国培养更多的在农业昆虫学方面的人才，杨惟义对他的学生进行了精心培养。
在江西农学院任院长的10年时间里，杨惟义以其极强的责任心，为培养农业昆虫人才尽心尽力。他作风严谨，办事公正，对学生进行悉心教导。虽然他身兼数职，工作非常繁忙，但为了培养学生他总是抽出一定的时间来对教案和文稿进行审阅，并亲自带研究生。他在讲授昆虫课时，总是以启发为主，同时还突出重点，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非常具有趣味性，博得广大师生的一致好评。对于那些已经走上工作岗位的学生们，他也是关爱有加，不管日常的工作多忙多累，只要有人前来求教，他都会给予对方耐心细致的解答，直到问题解决为止。他经常用一句话来勉励后辈，那就是“业精于勤，业精于恒”。
早年的杨惟义就已经树立了“农本思想”，他的志向就是要终生与危害庄稼的害虫进行不懈的斗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本人遭受到了严重的迫害，就是在身居“牛棚”的时候，他的心中仍然没有忘记消灭害虫的志向。每当看见校园之中那片秀美的桃林将要被桃虎象蛀毁的时候，他就心急如焚，这时他就会拄着手杖，支撑着单薄的身体找有关方面要求拨款根治。由于“文化大革命”中的批斗成风，使得杨惟义在精神上受到了严重创伤，最终忧郁成疾，于1972年病逝。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杨惟义得到了平反昭雪，也恢复了名誉，他忠诚为科学事业奋斗的一生得到了人们的高度评价。
纵观杨惟义的一生，在他50余年的治虫生涯中，真可谓是兢兢业业，奉献一生。在他的身上，人们能够看到的是一种无私奉献的精神，是一种甘为人梯的精神，是一种为中国的昆虫事业奋斗终生的精神。杨惟义为中国的农业害虫防治工作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为中国的病虫害防治工作培育了大量人才，他也因此成为受后人敬仰的科学家。
中国现代畜牧兽医教育的奠基人：盛彤笙
盛彤笙是中国著名的兽医学家、微生物学家，是我国现代畜牧兽医教育的奠基者。他原籍江西省永新县。1911年6月4日，盛彤笙生于湖南长沙。由于家中兄弟子侄非常多，一家人仅仅依靠父亲的微薄收入生活，因此当时的生活非常艰难。为了能够改变这样的悲苦命运， 1922年，盛彤笙考入了雅礼中学，这是一所由外国人开办的教会学校，该校除了中国历史和国文用中文教授之外，其余所有的课程都是用英文进行授课，教学非常的严格。正是这段严格的学习训练，为盛彤笙此后的学习打下了较为坚实的文化功底和外语基础。
1926年，随着国民革命战争的继续，北伐战争开始，就在国民革命军乘胜攻克了长沙之后，作为当时学校学生会的领导，富于正义感的盛彤笙组织发起了反对帝国主义在中国进行文化侵略和奴化教育的大规模学生运动。正因为如此，他被学校除名，被迫转入江西省立第二中学继续学习。1928年，盛彤笙从江西省立第二中学毕业，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南京中央大学生物学系。在南京中央大学求学期间，他如饥似渴地汲取着多种知识，除了学习本系的必修课程之外，他还先后选修了物理系、化学系、外语系以及经济系、哲学系的一系列选修课程。就是在这样充实的学习生活之余，他还阅读了许多文艺类书籍和刊物，为他之后的学识和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他特别喜欢鲁迅的文学作品，也经常看连载鲁迅杂文的《莽原》、《语丝》等文学杂志。甚至在他之后前往德国留学的时候，除了带着一本必备的《德华大字典》之外，鲁迅的《野草》成为了他随身携带的唯一中文书籍。
由于天资聪颖而且非常好学，盛彤笙用了不到3年的时间便完成了大学4年规定的全部课程，于是在最后一年，他转入了中央大学上海医学院的本科一年级继续学习。1934年夏，他的家乡江西省招考公费留学生，其中有一个留学德国的医学名额，这成为了他命运的转折点。在听到有机会留学德国的消息之后，他毅然决定回南昌应试，凭借出众的才华和超人的努力，以及在学业上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他顺利被录取。同年9月，他中断了在上海医学院的学业，坐船前往德国，开始了在德国的留学生涯。
当时德国的大学全部都是国立的，在学制学分上是完全相同的，同时德国的大学都鼓励学生转学，以便能够开阔学生们的眼界。正是在这样的教育制度和学术氛围之下，给了才华横溢、基本功扎实的盛彤笙更加自由的发展空间。在慕尼黑大学就读一年后，他于第二学期转学到了柏林大学。在柏林大学，他又表现出了卓越的学习才能，仅用了两年的时间便修完了所有要求的课程，他同时还完成了博士论文，通过了毕业答辩，于1936年获得柏林大学医学博士学位。
在国外学习期间，盛彤笙已经切身感受到了欧洲畜牧兽医业的发达及其对经济发展和国民身体素质所起的重要作用，由此他认为造成中国人民身体羸弱的原因是食用动物性食物不足所致，而畜牧兽医科学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认识到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必须要有发达的畜牧兽医事业之后，盛彤笙由医学转而投身兽医科学。正是怀着强壮中国人的梦想，他又来到汉诺威兽医学院完成兽医方面的功课和博士论文，并于1938年顺利获得了兽医学博士学位。在当时治学严谨的德国，能用如此短的时间拿到两个博士学位，这样的学习成绩让人惊讶，而盛彤笙从非常热门的医学转到当时不为国人所看好的兽医学，更是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但这恰恰表明了他与众不同的高远志向。
1938年9月，此时正值抗日战争初期，盛彤笙在谢绝了德国方面的一再挽留之后，怀着一片赤诚的爱国之心和报国之志，义无反顾地回到了自己的祖国，他相信祖国的发展更需要他。在回国之后，他先后在江西省立兽医专科学校、西北农学院从事教育研究工作，1941年春，他又前往此时已经迁至成都的中央大学畜牧兽医系任教。在中央大学任教期间，他在几所大学兼课，潜心于教学、研究和编译工作，取得了一批高水平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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