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2004年的时候，笔者的一个表弟正在大学里读书，瞒着家里和同宿舍的同学干了一件大事情，那么，他究竟是怎么做的呢？

    原来，这小伙子觉得手里的花销太大，只靠家里的生活费和打工收入，实在是入不敷出，其他的同学也有同感，于是这些小伙子就把手里的学费凑在一起，打算进入股市掘上一桶金。学费凑在一起不多，大约有8万元，但是却是这些小伙子全部的家当。按照他们的计划，这笔资金全仓买入一只传说中会猛涨的股票，连续持有半个月，争取在结束的时候增值到10到12万元，如果能翻上一番就更理想了。

    让小伙子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入市的第一天就遭遇了一场败仗，8万元的股本在一天之内，就亏掉了4000多元；想一想还有翻本的可能，他们还是坚持了下来。第二天，第三天，这只股票始终难于摆脱颓败的势头，看着8万元股本每天以几千块的速度急剧缩水，小伙子们再也忍耐不住了，当机立断决定忍痛割肉。结果，就在他们抛出的第二天，这只“瘟鸡”股票又像打了一针兴奋剂一样，一下子变成了窜上枝头的金凤凰。

    这件事情给这群小伙子的打击很大，不过，这倒没有让他们的炒股热情冷却下来。到今天，他们几乎都成为了浸淫股市数年的老股民，所得到的收益也早已将当初的损失弥补了回来。提起当年的这段往事，几乎每个人评价都是“赌博”，而这种“赌博式”心态，恰好是对当时中国股民心态的最好总结。那么，究竟是怎样的原因，才把这些小伙子变成了“赌徒”呢？而当这些过去的“赌徒”变得经验丰富之后，心态会不会发生变化呢？

    中国股市怎么了

    在前面的章节我们谈到过，金融化可以让未来的收入折现，让现金流更加庞大，在这种可以让任何资产、任何未来收入流变成金融资本的制度与体系下，许多不能被交易、买卖的资源，许多虚幻的未来收入，都演变成了眼下手底的可用财富，并凭借资本的自我增值效应，衍生出更多的财富，实现“借未来鸡，下现在蛋”的美好设想。

    股票市场的作用，恰好是这一功能的最好涵盖。

    可以说，股票市场是最为主要，最为可靠的资本化途径之一，假如要为它的职能来进行定义，那么其最主要的职能便是通过把上市公司的资产以及未来的收入流证券化，使一个国家的资本供给变得充足。

    仅仅这样描述，似乎仍然不够详尽，实际上，如果要把这样学术化的字眼转化成通俗易懂的描述，那么股市存在的目的，就是在为企业融资的同时优化资源配置，给投资者以相应的回报，使民众能够与企业分享发展的成果。

    按照这样的逻辑，一个健康、平稳的股市，理应是一个双向流动的投资渠道，简单说，就是数以万计的普通投资者将手里的闲散资金投入股市，交给那些亟需资金的企业，在此之后，企业再用这些资金发展，用发展的来的钱给投资者以回报。

    那么现在，我们的问题便随之而来。

    中国股市的现状，符合“双向流动，互惠互利”的原则吗？

    垃圾股是股市之蠹

    在中国的股市中，有着一种很奇特的股票。

    这些股票的奇特之处，首先在于它们的名称就很不一样，在它们的前面，往往会多出一顶ST或干脆是*ST的帽子，在纯粹由汉字构成的众多股票中，这类股票显得很是与众不同，这是这一类股票的第一个奇特之处。

    那么，同样是上市的股票，同样是中国企业，为什么这一类股票会有这样一个“中西合璧”的名字呢？想要了解答案，就需要知道ST究竟代表着怎样的含义。

    所谓的ST，其实是英文Special treatment的缩写形式，其中文含义是“特别处理”。之所以会有“特别”的处理，原因就在于它们的第二个奇特之处——连续亏损。

    对于一家企业而言，存在的全部意义就是盈利，由此来说，亏损肯定不是什么好事；我们在前面曾说过，企业进入股市的目的，就是为了用金融化的手法，将资产和未来的收入流证券化，变成眼下就能用的财富——那么，一家业绩良好的公司将资产和未来的收入流变现是为了融资，是为了更好地发展，而一家亏损的企业在股市里的意义，便很难不让人怀疑它是为了填补亏损，而进行的圈钱活动。

    对于一个投资者而言，进入股市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投资的回报——那么，我们可以指望一家业绩良好的上市公司做到这一点，而那些已经亏损的企业，甚至连自身的财务报表都难于完善，又如何有能力来实现“回报投资者”的承诺呢？

    以此看来，大凡顶着ST帽子的企业，无论是从资格，还是从投资者态度的角度来看，都已经不符合股票市场的初衷，这类股票被清退离场，似乎是一件情理之中的事情。

    在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场中，对于那些严重亏损，持续亏损，已经资不抵债的企业，其监管机构往往会采取非常严厉的处理措施，比如说，在2001年9月5日，在美国纳斯达克股市上市的中国企业网易公司，就曾经被停止交易4个月之久，其原因就在于8月31日，网易宣布对2000年财政年度的财务报告进行修正，净收入从原来的790万美元下调到370万美元，出现了420万美元的收入误报。

    比这更严重的是，网易的股价还曾经一度跌至0.53美元，还不到当初发行价15.50美元的4%，如此的巨幅暴跌，使得其接到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警告，面临着摘牌退市的危机。

    仅仅是误报，就几乎丧失了继续融资的权利，而在中国的特有环境下，情理之中的事情，总会有着意料之外的结果。反观中国股市中众多的上市公司，即使真正出现了巨额亏损，也可以继续保有融资资格，所需要的只是付出戴上一顶ST帽子的代价；而即使继续着亏损，也可以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再加上一个“*”，变成*ST，继续在股市上圈钱。

    在中国的股票市场中，这种戴着ST帽子的垃圾股不仅长期存在，而且数量还颇为可观，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查看一下股市ST板块中，那长长的一串以ST开头的名字，就能够知道其占据的比例是何等之大。

    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股市是双向的资本渠道，企业通过股市获得投资者的资金，投资者通过股市得到企业的回馈。那么，假如一个企业只能享受融资待遇而不回报或少回报，那么投资者就无法得到收益或得到极少的收益，这样一来，股市资金就呈现出单向流动的趋势，长此以往，股市也就失去了源头资金流的注入而成为一潭“死水”。

    从这个角度上看，ST类股票的存在，对于中国股市的健康发展，实在有着莫大的害处，那么，我们又将留下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中国股市中，如此多失去资格、失去投资者信心的垃圾股却还能继续保留着融资、圈钱的权利呢？

    垃圾股从何而来

    事实上，这些所谓的垃圾股，没有一家不是通过合法的程序获得上市资格的。

    按照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公司上市要先得到证监会的批准，这也就是说，无论是那些经营状况良好，盈利稳定的公司，还是那些经营不善，亟需资金，连一份良好的财务报表都拿不出的公司，只要能够通过证监会的批准，那么就获得了上市融资的权利。

    比这更严重的是，甚至还有许多已经破产的企业，仍然得以登堂入室，在股市上招摇撞骗，继续募集资金。

    在发达国家中，假如一个企业垮掉之后，那么它的股票将会变得一文不值，但是在中国，破产的企业却能够得到废物利用，因为它可以创造出一个“壳”资源。

    什么叫做“壳”呢？

    我们知道，和普通的企业相比，上市公司最大的优势就是能够通过金融化的手段，在证券市场上大规模地募集资金，以此来弥补财务上的不足。在中国，由于上市几乎是政府的垄断行为，那么，上市公司的上市资格，就成为了一种非常稀缺的资源。

    这样一来，许多想要上市，却没有上市资格的企业，就只能去寻找一家经营不善，市值较低甚至于濒临破产的企业，将资产注入其中，得到该公司一定程度的控股权，利用其上市公司的地位，使母公司的资产得以上市。

    然而，这些被挑选出来的“壳”公司，要么是机制转换不彻、要么是不善于经营管理、总之其业绩表现不尽如人意，按理说，这样的公司早已丧失了在证券市场上进一步筹集资金的能力，继续顶着这样的牌子是很难继续融到资金的。

    尽管“壳”公司一般都处于夕阳产业，具体上业务经营缓慢，盈利水平微薄到接近亏损，但是其股权结构往往比较单一的特点，加上国有资产管理当局一般对其失去兴趣，就决定了“壳”资源可以拥有题材炒作的巨大想象空间，让许多旨在投机的母公司以周旋、腾挪的余地。

    比如说，曾经创造过中国股市奇迹，在后来被认为是一场庞大骗局的“德隆集团”，就是这方面典型的例子。

    德隆集团，全名为新疆德隆实业公司，尽管在国债市场的试水，让其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原始积累，拥有着相当不菲的资本金，但想要在中国大陆正式上市，独立地打造一套融资或圈钱的金融体系，其民营的身份却注定它极难绕过证监会这一关。

    于是，在1996年，德隆集团受让了新疆屯河10.19%的股份，成为其第三大股东，不久之后就通过增资扩股的手法，成为了绝对控股者。随后，德隆集团又用相同的手法，先后控股沈阳合金、湘火炬等上市公司，由此成功地实现了借“壳”上市，构架成功德隆系的“三驾马车”。

    此后，北京中燕、重庆实业、天山股份等上市公司，都先后接受了德隆集团的控股，德隆也由此成为中国证券市场上拥有上市公司最多的财团型企业，与它曾有过密切合作的上市公司，达到40余家之多。

    然而，德隆集团后来的所作所为，却被证明了其寻租的本质，在拥有了这些“壳”资源，获得了上市特权之后，德隆集团便不断地进行高溢价发行，靠这一点来从流通股持有者手中圈钱，使得整个“德隆系”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圈钱机器，获得的这些资金，也远未像其宣传的那样被投入产业整合，而是被用在了继续需找上市公司，继续圈钱套现的活动。

    显然，这种在沙地上建高楼的行为，是充满了风险的，尽管德隆集团的产业整合计划颇值得赞赏，也确实令一批产业老化，管理落后的传统国有企业，转型成为管理规范、朝气蓬勃的现代企业，然而这样的结果，却是以伤害广大投资者为代价换来的。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德隆倒塌，股市幸甚，万千股民幸甚。

    德隆的案例，只是中国股票市场中众多寻租者中的一个，在此之前的“中科系“事件，在此之后的“三九系”、“亿安系”、“托普系”事件，都印证了在中国股市中，有着为数众多的寻租者，它们或是操纵股价，或是巧立名目、诱惑普通投资者入场，当普通投资者蜂拥而入之后便悄然撤退，带着牟取来巨额利益继续开始新的骗局。

    正如一位业内人士所评论的那样：“上市公司第一年绩优，第二年绩平，第三年绩差，第四年亏损，第五年资产重组，如同机器一样，这是上市公司的折旧规律。”

    就这样，一只又一只的垃圾股就这样被炮制出来，普通投资者在被玩弄于股掌之中的同时，又被掠夺走毕生积蓄，由于这种现象的广泛存在，使得中国的股票市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呈现出一副“资金黑洞”的面貌。

    制度缺陷引发不公

    垃圾股之所以会如此泛滥，原因其实只有一个：中国证券市场的制度，实际上为垃圾股提供了一个强大的支撑系统，堪称垃圾股的天堂。

    这是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的结论，但现实却的确如此。在整个垃圾股的支撑系统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就是中国股市的初衷。

    中国的股市的正式建立，要追溯到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成立，此时的中国，国有企业正面临着有史以来最大的困境，国家在对宏观形势进行压制，对私营企业进行整治的同时，自然也把眼睛盯在了刚刚修成正果的资本市场。于是，决策层在中国股票市场根基初奠的时候，就将其定位成为“为国有企业融资服务，向国有企业倾斜的融资工具”。

    对于许多经营不善、产业老化、管理落后的传统国企而言，这样做的意义仅仅是靠上市筹得一笔钱，来继续苟延残喘，对于其成长为现代意义的企业帮助甚小，然而这些获得了上市特权的公司，却得以靠高溢价发行股票，从流通股持有者手中圈钱，这种情形的存在，使得中国股市从一开始，就以一个巨大寻租场的面貌呈现于世人面前。

    如果说初衷的谬差，是中国股市的一个不良开端，那么在执行过程中的混乱与优柔，则更是助长了不良机制的蔓延。

    在中国股市中，明显的逻辑错误比比皆是。

    比如说，按照证监会的规定，上市公司只有在三年内将净资产收益率达到10%以上才能够增发配股，由此迫使上市公司不得不进一步进行一些“见不得人”的行为。

    比如说，一个上市公司在上市之后筹集到了10个亿的资金，再加上其企业自有的10个亿，那么，按照净资产收益率达到10%以上的标准，这家公司想要配股，就必须保证每年有2个亿的利润，才能可能进行配股，而我们都清楚的是，即使经营手段再高明，项目优势再大，管理再先进，也基本不可能在一年里就实现这样的目标，也就自然无法达到配股的标准。

    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公司要么选择不增发配股，要么选择撒谎；而一旦做出前面的选择，就势必导致投资者对公司的股票兴趣顿减，影响日后的融资效率。那么，上市公司就只能以伪造业绩的办法，自己动手炒作自己，由此，虚假的泡沫便被制造出来，按照这样的情势，想要进一步增发配股，就要在泡沫的基础上再次炒作，如此的恶性循环，只能导致泡沫逐渐膨大，直至最后的破碎。

    比这更严重的是，在这种要求下，许多脚踏实地的企业反而不敢上市，因为它们知道自己无法达到这样的要求，更不愿意走上虚假繁荣的道路。而那些心怀叵测的投机者，则因为无所顾忌，反而在此方面大张旗鼓地进行炒作，在这些投机者中间，要么是彻头彻尾的寻租者，要么则是具备强大能力，足以操控股市走向的机构或庄家，无论是哪一类，它们都期盼着能够用这种“撒谎”的方式，来获得更多来自普通投资者的资金，而它们为中国股市带来的就只有为数众多的垃圾股了。

    退市机制有待完善

    我们已经知道，机制上的偏差为中国股市开了一个糟糕的头，而机制上的混乱又为这种情形推波助澜，那么，机制上的不公，则更将中国股市的问题推向了极致。

    可以说，中国股市的严重问题起于机制，壮大于机制，如果它发展到必须“推倒重来”的一天，那么其最终的原因也必将累于机制。

    最早的“推倒重来”声音源于2001年1月，在那一年新年伊始，经济学家吴敬琏抛出了“赌场论”，怒斥中国股市中存在着大量的黑庄，在他看来：

    “中国的股市很像一个赌场，而且很不规范，赌场里面也有规矩，比如说你不能够看别人的牌。而在我们的股市里，有些人可以看别人的牌，可以作弊，可以搞诈骗。坐庄、炒作、操纵股价可以说是登峰造极！”

    在此之后，有关中国股市要不要“推倒重来”的讨论，便如同潮水一样遍布报刊、杂志、电视、以及当时尚未发达的互联网上。

    关于中国股市到底要不要“推倒重来”的话题，我们还会在后面专门探讨，但重要的是，吴敬琏教授给出的“赌场都不如”的论断，却是严谨的经济学家很少采用的语式，而直到今天，有关“中国股市像赌场”的说法仍然得到许多人的赞同，这其中所透露出来的问题，才是真正值得我们关注的。

    可以说，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仍然是中国股市的独特机制。

    在中国股市的机制中，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其始终不能做到公平公正。而在诸多不公平、不公正的现象中，最大的不公平就是退市机制的不完善。

    我们在前面曾经说过，在中国股市中存在着大量的垃圾股，在发达国家的股市中，这些资不抵债的股票是绝对不可能继续保有一席之地的，等待它们的只有被清理、被摘牌的退市命运，留出融资的权利给那些处在成长阶段的优秀公司。

    反观中国的股市，在我们的A股市场中，如果一只股票业绩不好，出现了严重亏损，那么等待它的只有一顶“ST”帽子，如果再度亏损，也只需要在“ST”前面加上一个“*”号，继续留在股市中，亏损到一塌糊涂，也只是会受到“暂停上市”的处理，即使真正到了被停止上市的时候，只要找到愿意接手它的资产，重新包装组合之后，仍然可以重新上市。

    更可怕的是，如果这种重新包装，资产重组的题材有诱惑力，故事动人的话，那么这些垃圾股的业绩甚至要比一些优秀公司的绩优股更好。

    中国股市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中科创业”，正是一只“垃圾变金子”的典型股票。

    中科创业原名深圳康达尔，它原本是深圳宝安区的一家养鸡公司，供应这全香港的活鸡市场，然而在1997年香港遭遇“禽流感”袭击时，全港岛杀鸡禁鸡，这使得康达尔的主营业务大受打击，其股价自然也呈现出一条“跳水曲线”，从最高时的15.4元一路狂跌到7元左右的价位，其跌幅超过了50%。

    更糟糕的是，公司的养鸡业务全面瘫痪的同时，其内部财务也出奇混乱，几乎已经成为了一个皮包公司，就连每年的财务报表，都要由大股东垫入资金才能勉强维持出盈利的数据。

    按照常理来说，像这样一家濒临困境，奄奄一息的公司，放在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场上，即使还能勉强欺骗过普通投资者，也绝无可能逃过监管部门的调查，摘牌退市是其必然的选择。然而放在中国股市中，任何不可能却都有可能发生，任何不可能都会成为可能。

    果然，在1999年的8月，一篇有关康达尔公司的介绍，以整版在当时的《中国证券报》上被刊发出来，在这篇文章中，康达尔公司被冠以“重获新生”这样的诱人字眼，并被定位为一家“已经完成了重大重组，将要涉足于优质农业、生物医药、网络信息设备、网络电信服务、高科技产业投资等多个新生产业领域，通过项目投资、股权投资等多种投资方式以及其他资本运营手段，逐渐成长的具有产能基础的投资控股公司。”

    看得出，这是一次有组织、有预谋、策划详尽的炒作活动，如果站在时间的节点上回顾，这篇文章的谎话程度，大概连炒作者本身都会觉得荒谬，然而借助“5·19行情”的意外到来，借助中国股市的大涨之势，这样的谎话居然真的被信以为真，其炒作效应无形中被放大了数倍。其结果是康达尔居然真的在深圳股市中名列涨幅榜前茅，达到了全年累计涨幅111%的水准，在1999年12月份，成功地更名为中科创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科创业，并由此引发了后来中国股市历史上最大的金融灾难之一。

    今天的新入市投资者，可以在自己的炒股软件中看到一只代码为000048，名称为“ST康达尔”的股票，但是却不会想到，在过去的岁月中，这只股票的背后，竟然还隐藏着一段令无数人血本无归、令众多投资者伤心欲绝的往事，大概只有那些亲身经历过“中科系”悲剧的人才会知道，正是这只濒临绝境的“瘟鸡股票”，凭借着题材炒作的动人故事，竟然曾经一跃而飞升枝头成为金凤凰，身上笼罩的光芒盖过了绝大多数的绩优股。

    这样的例子绝非个案，在中国股市的弹性退市机制下，有着许多如同“康达尔”一样的垃圾股票，始终逗留徘徊于资本市场当中，寻找着任何一个可以供它们“青云直上”的机会。

    现在，我们大概可以回答前面提出的那个问题了，在中国股市中之所以会有如此众多的垃圾股存在，其原因就在于中国股市在退市机制方面，实在是过于宽纵。

    在美国纳斯达克股市的历史记录中，那些因为恶意操纵、违规造假、严重亏损、资不抵债而被摘牌的上市股票，其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了现在挂牌的股票，对于有任何不良动向的上市公司，其监管部门是绝不会予以姑息的。正是在这样严厉的退市机制下，才使得众多上市公司小心翼翼，不遗余力地维护自己的公共信用，绝不敢越雷池半步，用融到的资金一方面发展企业，一方面回报投资者，由此才促生了一个长达150年历史的股市，以及其以稳定性、回报性著称的股市文化。

    私相授受，难称公平

    如果说机制上的不公平，最终酿成了中国股市在其诞生以来的20年里，始终未能实现其本来功能的话，那么在这其中人为的因素，就更促成了中国股市屡次暴涨暴跌，呈现出一副“弱肉强食”的面貌。

    近来一段时间内，在网络上屡屡披露出许多演艺明星在股市中的动向，不仅有其所持股票名称，甚至于还披露出其所持数量、获利多少，由此引发了一股紧跟明星操作的“明星风”，为数众多的普通投资者，莫不将明星的投资理念奉为圭臬。

    在普通投资者们看来，明星们拥有广泛的社会关系，他们在进行投资的过程中，往往会比普通投资者早一步洞悉许多内部信息，因此跟随着明星的投资脚步，必然会给自己带来不菲的收益。

    事实上，在“明星风”兴起之前，还曾经有过“股神风”，大凡那些在股市上业绩颇佳的大散户，莫不被冠以“股神”的头衔，被众多普通投资者所追随。比如雷立军、杨百万、殷保华这样的名字，早已为广大股民所熟知。

    以成功者为楷模，以上一社会阶层为榜样，是中国民众惯有的思维模式之一，那么，这样的想法是否正确呢？

    诚然，明星有着普通民众难以企及的社会关系，与传媒的联系最为紧密，也容易与商界巨头建立沟通的渠道，自然有可能在信息方面先知先觉，而在股票投资中，对信息的提前预知则是盈利的一个关键所在，正因为如此，跟随明星的投资动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普通投资者更好地感知股市动态，以获取更多的回报。

    然而，这样的理由却并不意味着，普通投资者应当跟在明星后面亦步亦趋，这样做的结果，很可能恰恰与希望获得回报的心态截然相反。

    我们所关注的方向，往往是明星们投资了何种股票，抛售了何种股票，并以此作为股市涨跌的判断依据，但是，我们往往会忽略的一点是，明星们的持仓成本究竟是多少呢？

    这个问题的存在，直接决定了普通投资者在股市中的弱势地位。

    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那样，明星们拥有普通人所不能比拟的社交机遇，因此非常容易有机会拿到持仓成本非常之低的原始股，而普通投资者却要以十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成本来进行持仓，两者的优势劣势一目了然。

    打个比方来说，一只股票的原始股价格是每股一元钱，其上市发行价是每股20元，那么可以说只要股票一上市，原始股持有者就轻而易举地赚到了19元，即便出现“流血上市”的事情，使得原始股持有者在15元的价位上抛售股票，那么他也将赚到14元的收益，而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则意味着财富在瞬间缩水了四分之一！

    正是由于这样的差异，使得普通投资者绝难在同一水平线上进行竞争，当明星们以低廉的持仓成本获得上百倍的收益时，普通投资者很可能连交易的手续费还没有赚到，跟随明星的投资动向来获取收益，自然也就成为了一句美丽的空谈。

    事实上，我们并不必因为这一点而对参与股票投资的明星加以非议，在绝大多数的上市股票中，他们所占有的原始股只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真正该为这种现象愧疚的，是那些上市公司与股市的监管者们，由此引发的持仓成本差异，已经成为了中国股市中不公平因素中最为人诟病的一条。

    在几乎所有的上市公司中，都存在着持仓成本极低的大小非流通股，可以说，市场上最大的庄家既不是那些证券机构，也不是银行等资金源头，而是这些以低成本获得非流通股的大小股东，当普通投资者和这些大小股东在同一个投资平台上博弈的时候，这种成本上的差距就显示了出来，在这里，我们不妨看一个去年发生的案例。

    紫金矿业在2008年4月回归A股，其原始发行价格仅仅为0.1元，在2009年时市值就已达到1700多亿元，而其第一位成功套现的股东在1998年以1000万元入股，其市值在09年已经达到了70亿元之巨！而这个数字还不是根据股市最高点价格计算的。

    从1000万到70亿，这样惊人的财富增长效应，是任何人都无法抗拒的，正如一位老资格股民所说的那样——股票总是要卖出才能赚钱，那些持有大量非流通股的股东们，也无法抵御套现带来的暴富诱惑。

    紫金矿业的另一位大股东，仅从4月末到7月之间，就将手中的股票套现累计达27亿元之多，此人正是后来由于捐助巨额证券，成为中国最大个人慈善基金建立者而名噪一时的陈发树。

    严重的是，这种不均衡还在继续着，仅在2006年下半年到2007年的半年时间里，中国股市就增加了近200家新的上市公司，由此带来的则是1万亿股的大小非流通股，事实证明，这些大小非流通股的存在，已经成为了中国股市不堪承受之重。

    如果说持仓成本的不均衡，带来了中国股票市场中的欠公平，造成了大股东与普通散户之间的深壕，那么在交易过程中的人为因素，则将这种不公平的深壕推向了极致。

    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中国股市在过去中的表现，有一个共同的现象几乎成为一大固定特点，那就是每当大小非流通股持有者在抛售套现之前，总是会传出许多该公司的利好消息，将广大普通投资者吸引进来接住抛出的盘口。当大批投资者纷纷被好消息吸引进来之后，总市值被抬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之后，大小非流通股持有者便开始悄然抛售。

    随后，配合紧密的上市公司又会发布新的消息，证明前面流传的利好消息并非属实，将股价打落低点，如此反复，大小非流通股的持有股东赚得盆满钵盈，而那些被诱惑入市的普通投资者，则在一轮又一轮的洗劫中颗粒无归。

    在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场中，原始股的情况尽管存在，但那些持有者在抛售套现之前，都要通过公告的形式通知给普通投资者，一旦有违规操作的事件出现，参与者与上市公司都将会受到严厉的处罚。反观中国股市，那些上市公司的强势股东们，屡屡凭借低廉的持仓成本与本身信息上的便利条件，一次又一次地洗劫普通投资者的财富，却极少有为此而遭受处罚的，即使遭受处罚也很难与其造成的损害相比。如此看来，中国证券市场之中，要么干脆欠缺这样的惩罚机制，即使一些条款勉强算得上有警示作用，也仅仅是供人观赏而不去执行。

    风险奇高、回报奇低、骗子多多、黑幕重重、惩罚过轻、保障过少、弱者更弱、强者恒强……当这样的一个有失公平、有失公正的股市呈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本章导读中提到的那个故事中，一群小伙子为什么会有如此赌博的心态了。

    在一个长期愚弄投资者、玩弄投资者的股市之中，一旦时间日久，投资者便会自然而然地习惯于这样的愚弄，更会自己愚弄自己，相信一夜暴富的神话，相信所谓的“内部消息”，相信可以用铤而走险的方式来获取收益……

    我们必须要明白的是，在一个不健康，不稳定的股市下，是绝难有健康的股市文化诞生的，而在一个不健康的股市文化之下，又如何会有健康的投资者心态呢？

    由此来看，吴敬琏教授对于中国股市的论断，直到今日仍然切中要害。可以说，正因为有着制度缺陷所带来的种种不公平，正因为股市总是像一个寻租场、一个赌场、一个你死我活的战场，唯独不像一个正常的金融工具。当股市处于如此的病态时，就让人难以再相信“一步一个脚印”的长期持有、利益均沾原则。

    这样看起来，只有一旦中国股市所代表的利益机制是“双向流动，公平共赢”，而不是“弱者更弱，强者恒强”的时候，像笔者表弟当年那样的“赌徒”心态，便注定不会再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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