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当中国的股市持续在3000点到4000点的区间中震荡时，万千普通投资者的心也随着其上下跳跃，在这个股市理所应当走出低迷，实现复苏的时刻，股市的反复震荡说明了什么？在中国政府的价值取向中，究竟是将哪一方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呢？

    在持续了将近半年的低迷之后，中国股市终于开始了重新启动的脚步。利好消息的陆续出台，特别是新股上市的加速，使得在去年的暴跌中损失惨重的中国股民暗自欢欣，似乎看到了中国股市迎来牛市行情的曙光。

    令人遗憾的是，在有如此多牛市迹象出现的同时，中国股市却并没有像人们所预料的那样出现持续坚挺的走高，而是始终徘徊在3100点的位置上，如果把这称作牛市的话，那么它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一步三摇的蜗牛。与此同时，货币政策的紧缩，更是在令人措手不及之间开始了对沪深两市的重重紧逼。在深沪两市跌破了3150点的支撑之后，能否守住3000点大关，就成为了投资者们最为关注与担心的问题，也成为了对未来一段时期内股市行情的判断依据。

    可以说，现阶段中国股市的扑朔迷离，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内都更严重，即便是笔者的许多资深股民，也都开始连连惊呼“看不懂”，那么，按照我们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对任何经济动态进行判断，都要依靠政府的政策来分析，而政府的政策则代表了它的价值取向，对这一点了然于胸，也就意味看懂了中国股市的迷局。

    从通货膨胀到打压股市

    对于现阶段的中国政府而言，再也没有什么事情，能比抑制物价、抑制通货膨胀更重要的了。

    无论一些学者、专家如何费尽心机，如何穷尽脑汁地来为通膨掩饰，以至于创造出“通货膨胀预期”、“结构性通膨”、“温和通货膨胀”这样的词汇，以“白马非马”的思维来回避这一现实；然而，现实终究是残酷的，该来的总是要来，尽管有着太多的不情愿，通货膨胀却依然到来了。

    假如我们对生活状态稍存敏感，就会发现在我们的身边，几乎全部的生活日用消费品价格增长了150%，肉类食品的价格从07年到现在，其累计增幅已经达到了200%左右。在房屋价格普遍上涨40%的同时，民众工资收入却仅有5%的上涨。

    面对物价如此幅度的涨幅，再谈论通货膨胀是否已经到来的问题，似乎已经完全失去了必要，与其千方百计地掩盖这一事实，反而不如将关注点集中于如何抑制通货膨胀，如何改善民生上。

    在这个问题上，政府的态度要显得比许多专家坦诚得多，早在08年的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就曾强调：“在众多问题中，排在第一位的是物价问题。”事实上，政府对于这一问题，早已经有着明确的认识。

    然而，察觉问题是一方面，对于解决问题的手段，则属于另一个层面上的问题。

    我们在这里几乎可以下这样一个论断——导致中国近日通货膨胀最重要的内部原因，就是日益飞涨的房价。

    正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那样，对于能够直接反应通货膨胀水平的CPI（居民消费指数）而言，食品类价格是其中最大的拉动板块，几乎占据了权重的40%左右。假如一个国家的食品类商品价格有明显的涨幅，那么就必然会对CPI指数形成强力拉动，成为引发通货膨胀的最大隐患。

    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是：当房价上涨的时候，必然会引发房地产的过热投资，导致土地开发热出现，由此导致耕地减少、粮食价格上涨。根据国土资源部披露，仅在2006年一年时间里，违法占用土地的行为就达131077件之多，涉及土地面积达10万公顷，其中约有40%以上皆为耕地！

    除此之外，由比价复归因素所带来的回归力量，也决定了房价与粮食价格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以此来看，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先生将房地产的高通胀称为这次通货膨胀的总根子的说法，实在不能说是耸人听闻。正因为如此，打压房价，也就理应成为抑制本次通货膨胀的重中之重。

    然而，在次贷危机发生之后，中国政府必须直面GDP“保8”的压力，而在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中，次贷危机使得出口难于指望，消费偏偏又是中国最欠缺的一项，这就使得中国政府不得不依靠投资为核心。

    我们不妨看一下政府出台的四万亿救市计划，在这个计划之中，绝大多数都属于政府投资项目，而根据我们对政府财政状况的了解，政府是并不具备这种投资能力的。

    根据历史数据显示。从改革开放到今天的30年中，除了1985年政府财政有着25亿的账面盈余外，剩下的年份每年都是以赤字形态呈现在公众面前的，可以说，像规模如此庞大、门类如此众多的投资项目，政府即使有全部实施下去的愿望，也没有这样的财力。

    在各级政府普遍缺乏财力的情况下，房地产就自然成为财政增收最好的办法，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知道了房地产之于地方财政，乃至于GDP数据的重要性，那么在这里也就不难想到——即便明知房价猛涨会拉动CPI，会引发通膨，各级政府却还是很难痛下决心打压房价。

    通货膨胀要抑制，楼市也要维持火爆，那么唯一可以选择切入的，就只有股市一项了。

    政府需要震荡的股市

    可以肯定的是，当政府选择对股市进行打压的时候，的确能够对通货膨胀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

    我们知道，中国股市发展到今天，尽管其规模尚无法与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场相比拟，但也拥有着上万亿的巨额存量资金，假如这些资金发生领域间流动，其带来的冲击力是难以想象的。

    在股市中存在的巨额资金，代表了相当强大的购买力，这些资金一旦流到其他领域，其释放出来的购买力势必会形成消费，其结果就是将本已高涨的物价继续推高，从而加剧了通货膨胀。

    于是我们看到，每当通货膨胀初现端倪、或是已经成型之时，股市便会出现下跌的势头，即便理应是牛市的行情，也会在极短的时间内转化成震荡的图形。为了遏制通货膨胀的压力，政府便没有理由不选择对股市进行打压，希望以此来将数万亿的资金锁在仓内，避免其套现后流动出来。

    从这里可以看出，一方面，政府决策者对于通货膨胀的担忧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以至于不惜以阻止股市复活来作为代价；而另一方面，从政府的政策来看，对于股市的打压又蕴含着极其矛盾的心态。

    在政府的决策层中，绝不会意识不到由政府出面进行调控，甚至是直接干预股市，以促使股市下跌会产生怎样的副作用。

    首先，股市是一个具有经济调剂功能的金融市场，一个健康而稳定发展的股市对于调剂国民经济的作用绝不可小觑，而当政府屡屡对股市进行打压式调整时，实际上已经意味着对股市正常功能的损害。假如一旦这种打压幅度过大时，便很容易酿成股市灾难，使得通货膨胀转化为通货紧缩。

    其次，政府屡屡对股市进行打压，无异于对民生的恶化。当为数众多的普通投资者带着一生积蓄，希望通过股市收益来弥补收入不足、弥补社会保障体系缺陷、为不确定的预期风险做准备时，股市的损失则不仅会令他们的希望化为泡影，更使得他们因为损失，而需要面对更大的社会保障压力。

    更重要的是，当数万亿资金被套牢，被成功锁定在股市中时，看似是让其无法转化成购买力，将可能发生的促膨因素杜绝掉，然而这样的方法却如同双刃剑一般，会引发另外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那就是对民众消费能力的严重削弱！

    股票是有价证券，而且可以迅速转换成货币，更重要的是，当股票上涨的时候，无异于增加了个人的货币供给，相当于持有者的财富发生了增长，但这种增长的前提是必须要抛出去才能套现，当这些资金被套牢的时候，几乎绝大多数投资者都会选择继续持有，等候解套之后再抛售，由此很可能导致民众的消费能力被大幅度削弱，而这正与通货膨胀所造成的影响不谋而合。

    民众消费能力弱，带来的是内部需求的低迷，而在出口不景气，投资乏力的情况下，内需恰恰是拉动经济最有力的武器。当政府着手对股市进行打压的时候，无异于自毁长城。

    以此来看，由于打压股市所带来的负面效益之大，政府决策层是绝不会意识不到这一点的，那么既然如此，政府却还要如此为之呢？

    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政府一方面担心股市上涨，引起股市中的资金外逃，最终导致通胀压力被加大，另一方面则又意识到如果将股市打压得过狠，会引发上述一系列副作用，因此，政府便在这种矛盾的心态中，出台许多矛盾的政策，引发出股市自相矛盾的走势。最终演化成震荡的图形。

    比如说，政府曾经为了鼓励具有出口业务的上市公司，调高了出口退税率，为了刺激基建、材料等上市公司，出台了4万亿振兴经济计划，为了鼓励普通投资者入市，连续降低银行存款利率，一切利好政策的出台，无不象征着国家的财政政策逐步从稳健转向积极，货币政策逐步由紧缩转向宽松。

    反过来，在矛盾心态的促使下，政府又将银行信贷投放缩紧，力图减少投资者资金的供应，而上述那些有助于股市上涨的政策，要么刺激作用非常微弱，要么则因为实际情况的限制而近乎于“口头恩惠”，其用意一目了然——担心政策过于利好，而形成了股市的大翻转。

    由此看起来，我们既不能说政府希望股市下跌，也无法说政府倾向于股市上涨，正如政府矛盾的心态与政策的矛盾表现一样，两种矛盾的分析结果捏在一起，是很难得出一个统一的结论的。如果一定要说政府的政策有某种倾向性，那么倒不如说政府更倾向于股市的震荡局面，而且这种震荡既不应当是4500点以上的高位震荡，也不会是2500点以下的低位震荡——最好是徘徊在3000到4000点之间的区间，这样一来，那些被套住的资金无法解脱，民生与股市又不至于遭到太大的损害，当通货膨胀的压力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减弱的时候，便可以腾出手来处理这样的局面。

    看起来，这样的选择几乎是两全齐美的解决方案。然而，正如一句西方谚语所说的那样：“两全往往是两难的”。当政府以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来处理股票市场的时候，其引发的问题也必然是双向的。更严重的是，政府将股市作为抑制通货膨胀的着力点时，无异于一开始便走错了路。

    股市不能成为抑制通膨的受累者

    实际上，政府对股市进行打压的负作用还不止于此，因为这意味着有可能的导致股市融资功能的全面萎缩，更多的钱很可能流向楼市，而不是被投放到股市中，帮助那些需要融到资本来进行发展，提升中国经济竞争力的实体经济。在出口跌幅再次加大，实体经济十分脆弱的今天，这样的举动无异于为其“断血”。

    不可否认的是，在特定的时期，由政府出面干预，对股市做出调整是理所应当的，事实上，即便在资本市场高度发达的情况下，也同样需要政府来协同市场规则为其保驾护航。然而我们必须清楚的是，这样的调整一定要建立在不损害股市的前提上，“丢卒保车”的事件虽然不乏前例，但是很明显的是——股市并不是那个该被舍弃的“卒”，而舍弃股市所能保住的东西，也并不是真正的“车”。

    以损害股市为代价，换来的并非是通货膨胀压力减轻，而是楼市的宽裕生存空间。在这样的空间里，原本已经脱离了民生的楼市，势必会进一步地走向商品化，越来越摒弃其提供公共产品的本来功能，由此带来的结果，则构成了对民众的双重损害。

    很明显的是，楼市的利益体现，已经越来越与民众的利益背道而驰，可以说，两者已经完全站到了对立面上，那么每一次对民众的伤害，都意味着间接地对楼市的赞助。因为民众的损失越大，其生存状况就会越贫穷，就越是要将更多的收入转化成购房资金，希望能够通过楼市的溢价来弥补股市中所遭受的损失，其结果是进一步推动了过热的房地产，让更贫穷的民众再也无缘得享住房。

    在过去的10年，特别是过去5年中国在房地产市场和抑制通货膨胀上所走的弯路，所付出的代价，都是相当之多的。然而遗憾的是，立足于现在向前看，却依然看不到中止这一切的趋势，民众濒于破产、CPI增长居高不下、民营经济缺乏资金、缺乏技术、资金的配置效率低下、民众幸福感持续降低等等；更严重的是，假如政府对于弯路和代价依然继续观望，那么这些弯路与代价势必还会存在，展望未来的民生与经济，其前景足以令我们担忧。

    在中国，最大的经济体正是政府。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它既承担了“民众守夜人”的角色，同时又是利益的代表，于是，问题便由此而生。在这个双重身份的前提下，政府的决策便不可避免地要联系到自身的因素；而政策无疑又会形成对市场的干预，在权力缺乏制约、权力运作透明度不足的情况下，这种干预势必会以主导者的利益为主要体现，从而让弱势群体的利益遭到损害。只要中国股市中还存在着为某种利益或价值取向而干预股市的行为，那么消灭弱肉强食和暴涨暴跌、建立公平与健康要么永久地成为一句空话，要么就只能充当大国的附庸。

    为了激发未来中国的经济成长，也为了改善民众生活，我们首先应当做的是将经济事物的内在联系理出清晰的思路，让有利于改善民生，有利于经济成长的因素得以发展，让中国民众也能像发达国家民众那样拥有丰富的投资渠道，让中国民众也能像福利国家民众那样享受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股票市场也应当能实现其“双向流动，公平共赢”的初衷，也能够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可以说，如果在未来的十年里，中国的股票市场仍然还要受累于楼市、成为抑制通货膨胀的牺牲品，那么中国经济的现状恐怕仍然很难实现巨大的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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