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猜想-一段被误读的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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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读: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谈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时间里,中国最终消费对于GDP的贡献率始终未有进步,这一数据在1978年的时候保持在39.4%这一数值水平上,而到了2007年的时候,尽管我们的GDP今非昔比,但最终消费对其的贡献率,却仍然停留在39.4%的水平线上,在三十年的时间内竟然寸步未动。”

    单纯的纵向比较还不足以说明问题所在,当我们的消费水平长期徘徊不进的时候,发达国家却将这个数值长期保持在70%以上。正如我们在前面章节中所说的那样:在拉动国民经济的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之中,只有当消费占据主要地位时,经济体才会呈现出健康的状态,才有可能保持良性的发展。

    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下,我们重新对这个问题进行思考,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为什么在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三十年中,我们的消费始终徘徊不前?而那些经济上出现严重不景气,甚至于衰退的国家,却始终保持着良好的消费水平?为什么在发展过程中,中国的经济结构会呈现出一种“畸形化”的特点?为什么崇尚消费的国家,反而要比专事投资,力图发展的国家,更能促生出经济上的繁荣形态?

    长期以来,受到舆论的引导,我们总是习惯性地将这些问题的原因归结于中国薄弱的经济基础,归结于中国民众习以为常的储蓄习惯,实际上,这是一种对于中国经济的误读,从更大的程度上说,甚至是对经济规律的误读。

    其实,在国家与国家的发展竞赛中,有许多事情是难以用普通的思维来衡量的,从表面上看,消费与投资同样具有拉动经济的作用,或许,从个人的角度来思考,同样是“花钱”,投资听上去还要比消费动听一些,但是如果从资本性质与金融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所得出的结论可能就不那么简单了。

    可以说,当一个国家的经济比重中,消费处于长期低迷,投资比重过大的时候,便很容易造成这个国家经济结构的畸形化。

    那么,这样的结论又是如何得来的呢?在中国现有的大环境下,又应当如何才能提高消费,以期达到拉动内需的目的呢?在本章中,我们将会通过实例与数据,结合历史上的兴衰荣辱,来找到我们所需要的答案。

    历史上的消费论

    对于中国历史,我们一般熟悉其军事史,熟悉其政治制度的变迁,知道中国经历了数个文明高峰、以及不可胜数的英雄传说,等等,但是却未必知道,对于经济理论的研究,我们也曾颇有建树,未必知道现时中国的经济问题,在历史上都曾有过解答的方案。

    从春秋的时代开始,国家的管理者们就开始意识到消费之于宏观经济的重要性了,历史上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的一代名相管仲,就曾经对这一问题提出过精辟的论述——如果不修建宫室,那么山中出产的木材就不会流通于市,如果不追求饮食,那么各地的土特产就不能转化成资财,如果不追求衣饰,那么绣工织女就会冻饿而死,总的来说,如果拒绝消费,那么工商业就极难兴旺发达,农产品就无法找到销售的出口,农业也就自然无法繁荣。

    透过这样简单的论说,我们实在无法不对此表示惊讶,当下的中国经济,甚至在细微的细节之上,都与管仲的论点大为符合。

    在过去的岁月里,由于内部需求长期不足,使得我国在商品供给方面,出现了严重的过剩现象,比如说,在已经纳入国家监控的650多种商品门类之中,长期处于过程状态的,竟然有620余种之多!

    那么,这些长期处于过剩的产品,又是如何处理的呢?

    中国有句俗语叫作:“堤内损失堤外补”,用在这里再合适不过,在产能长期过剩的前提下,全国大约有40%的商品,都要依靠国际市场的需求,以被称为“倾销”的方式来支撑。而从1995年开始,由于这样的外部依赖性,使得中国已经连续成为全世界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之一,由此带来的贸易摩擦也频繁出现,致使国内企业的出口压力一年甚于一年,遭遇制裁与贸易保护措施的风险也逐年加大。

    这种情势的逐渐恶化,使得中国的出口,在作为经济支柱的同时,也成为了中国对外交往中的一项“短处”,为了能够降低来自国外市场的风险,中国在许多时候不得不主动对贸易进行平衡,对相关国家的产品进行集中采购,例如,在去年夏天所进行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之前,中国就以政府、半民间团体的方式出面,集中采购了大量美国的商品。

    在这里,我们不禁会产生这样一个疑问:难道以中国14亿人口之巨,竟然无法产生足够的需求,无法消费掉这些生产出来的商品吗?

    答案是肯定的,尽管我们有着全世界第一多的人口,但是这些人口所能释放出来的需求总量,却少的可怜。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是因为我们的民众真的不需要进行消费,或者是在这方面的需求极少呢?

    这样的情况不是没有,在过去的封建社会里,由血缘关系、亲缘关系所连结成的聚居社会下,在农业经济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广大以农业为生,寸步不离乡土的民众,很容易实现自给自足,内部交换的封闭性区域小经济,他们吃的是自种的粮食,穿的是自织的布匹,偶尔所需的小商品,也可以通过交换的形式,从手工业者,小工商业者那里得到,自然不必经由社会经济的大循环这一过程。

    然而,现在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从农业中剥离出来,成为了纯粹的城镇人口,根据统计数据显示,在2006年的时候,我国的城镇人口就已经高达近6亿,占据了总人口的43.9%之多。

    更重要的是,在历次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的物质生活需求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跃迁,打个比方来说,过去的民众需要进行消费的是锄头、斧头、食盐这些基本的劳动工具和生产、生活资料,而现在的需求却已经转向了电脑、汽车、电视、冰箱等富有科技含量的商品,而这些商品是绝不可能再通过交换来得到,即使可以,这些东西也不是小手工业者的技术水平所能生产出来的。

    那么,中国民众无法释放出足够需求的原因,就只剩下一条了——他们不具备消费能力,简单说就是手中缺钱,消费不起!

    现在,新的问题就出现在我们的面前:究竟是怎样的原因,才会导致我们的民众以如此“贫瘠”的状态来生存的呢?想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要从另一条道路来寻找原因。

    低工资条件下的中国民众

    实际上,在近年来的学术研究中,每当谈起内需不振的原因,绝大多数学者都会不约而同地把工资这一话题列为主要原因,同时将拉动内需的方法与增加工资、激活消费联系在一起。

    在公认的范畴内,内需不振的根本原因在于,民众的主要收入——工资,并没有与高速增长的宏观经济保持同步增长,在物价指数大幅度提升之后,我们的绝大民众民众却仍然保持着过去的工资收入,由此造成了“有消费愿望,无消费能力”的最终结果。

    尽管学术界对于内需不振的原因已经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共识,然而,出于为当政者讳的原因,却极少有人愿意继续深究这一话题——为什么民众的工资收入,难以与宏观经济保持同步增长?

    其实,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决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关于资源配置所产生的问题,直接决定了最终会产生怎样的结果,而西方经济学之所以迟迟无法对产能过剩提出准确的解释,原因就在于西方经济学是以纯粹的市场为研究对象,因而没能看到在中国的实际国情下,政府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

    很明显的一件事实是,在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机制中,由于财富分配长时间内向政府和国有企业倾斜,使得民众的收入迟迟无法提高。

    关于这一点,即使在国家发改委这样的权威机构的调查中,也无可避免地有所涉及——在2006年度发改委所发布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中就指出:“从上世纪的90年代开始,国民收入分配开始向政府和企业倾斜的趋势,就已经基本成型,具体表现为政府和企业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而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持续下降。”

    比这些更严重的是,在国民收入分配比重中,政府所占据的部分越来越大,这样的分配方式并不是不可以,然而当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即国民经济形成了一定的基础之后仍然有此现象,就实在是令人费解的事情,因为按照国际上正常的发展路径来进行规划,在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上升的理应是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率。

    那么,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了这样的局面呢?下面是国家税务总局在2008年9月所发布的半年度数据,透过这组数据,我们或许会得窥一二。

    “在2008年的上半年里,全国税收收入保持了较快速度的稳定增长,截止到7月份,已经累计完成了32553亿元,这一数字比上一年同期增长了30.5%,形成增收7606亿元。”

    那么,同期的GDP增速又是多少呢?是10.4%,也就是说税收增长速度,几乎达到了GDP增速的三倍!而这个GDP数字里,还包含了大量由大规模基础工程建设所构成的比例,真正由民众消费率所提供的贡献,就更加少的可怜。

    一方面,政府通过税费方式来筹集资金,使得收入分配产生了严重倾斜,无形中就将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成果销蚀殆尽,根据2006年国际劳工组织所公布的一份数据显示,在2000到2005年的时间里,中国的人均产出增长达到了63.4%的水平,而与我们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只有26.4%的增幅,形成了较发达小区域经济的东盟,即使处于金融风暴后的经济回暖期,其增幅也只有15.5%之多。

    然而,数据上的领先,并不能证明这种经济增长给民众带来的福利影响也是领先的,在肯定了中国经济高效、健康的增长的同时,这份报告也一并指出了这种增长并没有充分体现在工资水平的增长上,由此造成了广大中国民众并没有能够充分享受到经济增长的成果。

    可以说,这样的调查结论,与我们的论断是基本符合的,在工资增长缓慢的前提下,使得中国民众的工资始终处于低水平状态,由此酿成了消费的低迷。

    高储蓄不是低消费的原因

    在过去的研究中,许多学者曾经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由中国传统农业经济的特点,得出了中国民众乐于储蓄而轻视消费的观点,并由此证明,中国的民众消费对于GDP贡献率之低,基本上要拜储蓄所赐。

    那么,事实是这样的吗?

    中国民众的思维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农业时代经济思维的影响,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财富的概念就是储蓄。

    在最早的时候,储蓄就意味着家里的粮仓究竟贮藏了多少粮食,当城镇开始出现之后,城镇的居民不可能贮藏几年的粮食在家中,而财富的范畴也变得宽泛起来,于是就开始以货币的方式来计算财富,储蓄了足够的货币财帛,就意味着家庭的富足,其心理安全感就会变得越强。所谓的“居乡求土,居市求财”,描述的就是这种状态。

    诚然,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储蓄传统的国家里,居民过高的家庭储蓄,使得很大一部分钱不能迅速地投入消费,要么被投入银行,要么干脆由自己保存,于是,中国的居民储蓄率从2001年的38.9%上升到2005年的47.9%,在五年时间里足足增长了9个百分点之多。

    基于这样的观点,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关于如何刺激中国消费的方案,总是围绕着该如何将过高的家庭储蓄吸引出来这个思路上,央行在过去的10年中先后几次降低利率,其释放储蓄的指向性就相当明显。

    然而,这样的说法看似言之凿凿,实际上却经不起情理上的推敲。

    储蓄率之高,只能说明在中国这样的特殊社会环境下,民众有着一种极强的忧患意识,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很强的不安全感。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的社会保障体制还很不健全,许多本应属于福利产品、准公共产品的项目,在中国却还需民众自己来付费完成,为了预防那些在未来可能发生的突发财务危机,中国居民就不得不未雨绸缪,通过加强储蓄的方式来进行应对。

    另一方面,存得多未必代表挣得多,特别是在基于防范未来财务危机的考虑下,越是挣得少,就越是要加大家庭储蓄的力度,在福利保障等隐形收入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工资项目上的显性收入,就不得不被大比例地投入家庭储蓄,而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的比例,原因就在于工资收入实在是过于低下。

    在近几年的政策拉动下,中国的GDP始终保持着8%左右的增长率,与此同时,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也保持着每年20%的增量水平,然而在这些普遍增长的背后,蕴藏的却是工资水平的下降——根据统计数据显示,从1989年到2003年的十多年时间里,工资占据GDP的比例,不但没有任何上涨,反而从16%直降到12%,而在美国,这一数字则从50%上涨到57%!

    也许有人会提出质疑,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又如何能够与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进行比较呢?

    实际上,即使是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在这一方面的表现也要大大强于我们,在2003到2005的三个年度里,印度的平均工资水平分别上涨了11.45%、11.6%和14%,这种劳动力价格上涨的直接影响,就是帮助印度留住了一大批技术人才,而其对于普通民众的影响,就更是不言而喻了。

    除此之外,即使是和那些经济出现过严重衰退的国家比较,我们的表现也实在不能尽如人意,以俄罗斯为例,在1996到2006年的10年里,俄罗斯的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了6%之多,对于一个经历了严重衰退期的国家来说,这已经十分不易,而更为难得的是,在保证了经济增长的同时,俄罗斯的人均工资、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还能够达到12%,而根据俄罗斯政府所公布的预算来看,在未来的几年里,居民的人均工资收入还将提高50%之多。

    作为衡量居民收入的重要指标,工资水平的下降,直接的反映就是民众的收入水平严重滞后,由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物价上涨,更是造成了民众不敢于轻易消费,宁愿将收入流转化为储蓄,由此造成的消费不振,内部需求不足,自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残缺的社保体系制约消费

    在上一个话题的讨论中,我们找到了中国消费低迷的原因,实际上,工资收入较低,仅仅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如果说这种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中国国情所赋予的特殊性,那么下面我们所要讨论的这个原因,则更是被赋予了更多的中国特色。

    造成消费低迷的原因,除掉工资水平徘徊不前之外,另外一个就是中国目前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很难让民众放手、放心地去进行消费。

    我们知道这样一个常识: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任何单个人的生存能力都是很低的,因为有太多不可预计的天灾人祸、生老病残等事件发生,这些事情有着很强的不确定性,因此,一个国家的职责之一,就是建立相应的保障体系,在公民遭遇到这些不确定的事件时,帮助每一位民众延续生命,度过困厄。

    按照这样的逻辑,社会保障体系越健全的国家,其民众对于未来不确定预期的担忧越小,而担忧小了,自然就敢于放手进行消费。反过来,社会保障体系越是不健全,民众的财务风险就需要由个人来承担,他们对未来的担忧也就越大,于是就会像我们在前面说的那样,不敢去放手消费,而是被迫地将收入转化成储蓄,并将这种习惯演化成全民风气。

    社会保障体制的不健全,除了会迫使民众不敢轻易消费之外,对于其消费能力的蚕食,也是有目共睹的。

    在中国,公共产品、福利品、准公共产品的市场化倾向,已经成为了常态,几乎任何一项应由政府、公益团体所负担的公共服务,都开始了旨在盈利的商业化经营,于是我们发现,在我们的生活中,无论是去医院享受医疗服务,还是接受学校的教育,都需要为此支付一笔颇为不菲的支出。当这些支出成为了民众生活中的负担,甚至于占据了民众收入中的绝大部分时,民众自然不具备余力来进行其他方面的消费。

    根据统计数据显示,尽管从1998年到2005年间,中国在财政社会保障经费的年度支出,由598亿元增长到3600亿元左右,其年度增长率达到了颇为可观的29.4%,由此将社保经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成功地从5.5%提升到11%,然而,与发达国家动辄60%、70%的比例相比,这个数字还是无法让人感到轻松。

    可能有人会对此提出一点质疑——社保体制的不健全,的确会对民众的经济状况产生影响,只是,这种影响的程度究竟有多大呢?为了解开这个谜团,我们不妨再来看一组数据。

    在2007年5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了著名的《社会保障绿皮书》,在这份调查报告中显示:

    “从1990年到2004年的时间里,我国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510.2元增加到9421.6元,增幅为5.24倍;同期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686.3元增加到4039.6元,增幅为4.89倍。而与此同时,农村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增加了5.86倍,城市居民的人均医疗保健支出更为惊人,达到了19.57倍!”

    从这些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该报告同时还指出,我国居民在教育与养老上的支出,同样具有相当大的比重,例如:

    “在我国,覆盖面最大的社会保险是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但参加但参加该制度的在职职工加上机关事业单位职工还不到两亿人,相对于近2.8亿城镇从业人员、4.2亿第二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以及7.6亿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总数来说,养老保险的覆盖面分别只有70%、45%和25%左右。广大的农村劳动者几乎都没有养老保险,1亿多丧失劳动能力的农村老人没有社会化的养老保障。而其他社会保险险种的覆盖面更低……全国高校的人均学费,在1990年时不足500元,到2004年时已经上涨到5000多元,其涨幅高达10倍以上!”

    当这些支出项目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居民的收入增速时,任何藏富于民的设想都将会成为泡影,这是因为,无论经济的增长速度有多么快,都无法让居民享受到其增长成果,更严重的是,经济增长的速度越是快,公共产品的市场化程度就越强,民众的收入增速就越是无法跟上支出项目的增速,使得居民的生活压力更重,幸福感逐渐降低,对未来不确定性预期的担忧越来越大,使得居民不敢于消费也无力进行消费,严重地抑制了消费需求的释放,最终使得内需不振,成为制约国民经济的最关键因素。

    改变的节点

    本章的分析,让我们大致能够看清在过去的十多年中,中国在国民经济分配制度上的国策逻辑,同时也清楚了由这种政策所引发的问题。发展国民经济,特别是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刺激居民消费是拉动内需的核心所在,而让收入分配机制向民众倾斜、增加民众收入,实现民众“敢于消费,有钱消费”的目标,则更是核心之中的关键。

    如果中国继续依靠外部需求来维持出口增长,以此带动GDP增长,那么这样的模式究竟可以持续多少年呢?

    中国的消费占据GDP比重之低,已经成为了我们的共识,根据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已从20世纪80年代超过62%下降到2005年的52.1%,居民消费率也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2%。更为可怕的是,这一趋势丝毫看不到扭转的迹象,在2007年里,中国居民消费仅仅占到GDP总量的35%,即使有政府消费帮忙,也仅仅达到了49%,而在同年的美国,这一数字为72%。

    稍具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投资、消费和出口被认为是拉动经济高速发展的”三驾马车”,消费应当占据“驾辕”的主要地位,而就目前的情形来看,这种状况不仅没有出现,甚至于连“并驾齐驱”都难以实现。

    我们已经知道,出口比重过大对于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同样的,当投资过于超脱消费需求的时候,无形之中就会造成投资规模过于膨胀,由此引发的供求关系失调,也会促生出产能过剩的问题,在商务部所进行的一项调查中显示,我国绝大多数的消费品和生产资料,都存在着供大于求的现象,在工业品生产领域,有超过半数的工业品生产利用率低于50%!

    正因为如此,按照国际上经济发展的惯例,当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关口的时候,首先应该做的是在国民收入分配之中,将比例向民众倾斜,而非继续目前向政府和企业倾斜的情形。

    在一部分专家学者看来,不妨由政府来代替民众消费,进而带动起全社会的消费。然而,由政府来消费和自己自主消费,其效果是截然不同的,从经济效率的角度上来讲,只有民众自主消费,才会将有限的财富花在最需要的地方,花在最有价值的地方,而在缺乏明确调查与监督的情况下,政府消费虽然同样能为GDP带来增长,但就其整体来看,实际上是负相关的。

    那么,以政府投资来拉动消费增长,又会有怎样的结果呢?

    从1949年建国以来,受前苏联的影响,我国一直实行的是计划性经济体制,这一体制的典型特征就是——将财政收入直接投入到经济建设中去。

    然而,经过几十年之后我们发现,由于政府财政支出的能力是有限的,将大量资金投入到经济建设中后,在社会保障领域的资金就难免捉襟见肘。更严重的是,在许多地方重复建设、过度建设、形象工程频频迭出,真正能够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保障民生的却少之又少。其对经济建设所产生的推动力不大,所产生的损耗却是不小。

    正因为如此,在内需始终低迷不振的今天,中国的国民经济已经面临着一个节点,与以往的节点有所区别的是,在这里需要改变的不再是旧基础上的小修小补,而是通过某种制度性的经济政策,将收入分配机制做一次彻底的调整,以期实现“藏富于民”的目标。而关于这种调整该由怎样的形式来进行,我们将会在下面的章节中继续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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