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近些年来，“促进消费”这个词汇越来越时髦，促进消费需求、引导民众消费，以及最近正处在热门中的“消费能力”等词汇，都是希望通过调动消费，来拉动内部需求，促进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当认识达到这一层面的时候，自然代表着某种程度上的进步，可是，当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一点上时，却往往会在这个问题上面产生混淆——促进消费固然是好，但是到底该由谁来充当消费的主力军呢？

    从表面上来看，谁具有消费能力，谁就最应当充当消费的主力军，谁的消费能力越强，能够创造出来的需求越大，谁就最应当充当这样的角色，换句话来说，哪部分民众能够对经济总量增长的消费越大，就理所应当地成为消费的主角。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一部分专家和学者适时由此提出应当由富裕阶层引导消费的观点，希望通过奢侈消费来启动内需，最终拉动整个经济总量的增长。

    然而我们必须清楚的是，拥有消费能力和是否愿意消费，完全是两回事，而消费能力的强弱，也并不决定其对需求的贡献大小。富裕阶层所创造的需求，尽管单体价值较高，然而在中国民众普遍贫穷的前提下，特别是在80%以上的储蓄为20%的人所拥有的时候，这种高昂的单体价值变得毫无意义，而这一部分人尽管有着强大的消费能力，但在基础消费领域，他们所能贡献的需求，也仅仅代表了其所占据的人群比例。

    那么，为什么直到现在，还都不能由普通民众来充当消费的主力，不能将拉动需求，保障经济增长的任务放在他们身上呢？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它是因为拥有最强烈消费愿望，拥有最强创需能力、占据了80%数量的民众过于贫困，不具备消费能力所致。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来自于以往对于经济发展主导思想的误解。最重要的体现就是：长期以来，过于意识形态下的宣传，使我们普遍拥有了一种“舍小顾大”的概念，由此总是习惯于用经济总量的增长来带动国民收入的增长，而不是用国民收入的增长，来带动经济总量的增长。

    为了能够更清晰地认识这一问题，我们有必要从根本上反思以往的经济主导思想，更有必要对以下两个问题做出了解：第一：为什么要让普通民众收入得到增长？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前面或许已经得出了答案：改善民生。然而这个答案仅仅停留在民众的层面上，假如要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这个答案还是远远不够的。第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又是什么？从改革开放开始，我们的做法始终是运用货币工具来进行调剂，靠利率、货币发行等手段来进行控制，甚至依靠政府的经济行为来完成，那么，这种选择在未来是否会保持效果呢？

    真正有效的消费模式

    事实上，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经济欠发达国家而言，最需要的是为经济发展注入强劲而持久的活力。

    在这一点上，我们所注入的活力往往强劲有余而持久不足，因此长时间以来，中国的经济往往会在一段时间内保持迅猛的增长，随后便会陷入低迷，而不得不依靠一些“杀鸡取卵”的方式来维持增长——在次贷危机后由于出口受到影响，使得我们不得不依靠突击基础建设来维持GDP增长目标，就是这方面的最好证明。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在长时期以来，我们一直没有将经济发展的基础建立起来。从而造成了经济发展过程中，过度依赖外部因素，过度透支未来发展潜力的现象。

    那么，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究竟什么才是其最稳固、能够提供最长久支持的基础呢？在这方面，我们不妨回顾过去，从历史的尘埃中汲取有益的经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由于在战争中消耗了巨大的国力，而由于战争所造成的损坏，又使得日本的工业基础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其经济状况一落千丈，尽管有在战争中掠夺来的大量财富作为支撑，但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经济重建工作的过程极其漫长，如何能够尽快从战后的阴霾中摆脱出来，就成为了当时日本政府亟需解决的首要问题。

    为了能够一劳永逸，为日后的经济发展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日本政府开始了针对于提高民众收入的经济复兴计划，而在这项计划当中，对于内需的启动被当成是最关键的一步。

    就当时的形势来看，日本受惠于新技术革命的出现，一些家用电器开始大批量地被生产出来；而就另一方面来说，处于战后贫困状态中的日本民众，是绝无能力来对这些商品进行消费的，不惟如此，由于大批退伍军人的返乡，使得国内劳动力价格发生暴跌，一个工人即使满负荷地工作，也很难过上有保障的生活。

    于是，为了能够扶持本国在战火中饱受破坏的制造业不再遭受打击，为了让制造业能够首先实现对需求的供给能力，为了扶持本国产业的发展，日本开始实行严格的进口限制措施，从根本上杜绝本国民众未来对于外国制造业的依赖现象，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将政府投资从基础建设，转向那些能够提供更长久、更稳定就业机会的制造业中。

    这样一来，在日本的制造业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扶持之后，其外部优良环境与日本良好的技术基础结合起来，迅速形成了强劲有力的发展势头，由此带来的不仅是一批企业重新在战后的废墟上重新站立起来，更为许多退伍军人、失业工人提供了为数众多的就业机会，从而在一举解决失业率问题的同时，又为当时国内的民生寻得了最好的出路。

    在这样的政策之下，日本的经济开始了迅猛的增长，从1955年开始，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每年都保持在12%的水平上。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收入得到了充分保证的日本民众开始了大面积的消费行为，以至于出现持续不断、连续升温的消费热潮。

    根据历史资料显示，从1957年开始，当时最具消费含量的“三大件”——洗衣机、黑白电视机、电冰箱开始在日本民众中迅速普及，在东京、神户、大阪等大城市的居民家庭中，这些家庭工业品的增长率分别达到数十倍之多，这固然有着原发产地的价格优势，然而日本民众在此期间收入的提高，也绝对是引发热潮的原因之一，在当时，普通日本工人两个月的收入即可以购买一台电视机，由此迎来了一个全日本的消费时代，大量的订单使得日本的制造业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便实现了巨大发展，而从1955年到1958年的这段时间，也随之被载入史册，即是著名的“神武景气”。

    在初步实现了经济复兴之后，日本政府又开始于这个基础之上，着手谋求进一步的发展。在新一轮的经济发展计划中，消费继续被当做经济发展的核心观念，随着民众工资水平的提高，食品比例开始逐渐在家庭总消费中降低，而耐用消费品、娱乐消费和社会交际费用却得到了大幅度提升，在娱乐休闲方面，类似于保龄球、高尔夫球、电子游戏、滑雪、旅游等项目都先后风靡一时，日本民众在满足了基本的生活需求之后，便开始将追求更高层次的生活作为目标，由此带来的消费需求，使得日本各行业的生产部门无不加紧运作，生产大幅度增加，而这又带来了更多的投资，尤其在钢铁、机械、电力、电子等产业领域内，更是形成了由投资引发投资的循环过程。

    从1958年到1961年的时间里，这种高速发展的势头始终未有减缓，不仅持续42个月之久，而且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每年均可实现10%的增幅，经济结构也实现了重大的变化，其工业优势由此建立起来。然而比起这些，更重要的一点是在这种消费潮流中，日本成功地构建了一个重消费而轻储蓄，民众乐于消费、敢于消费的“大众消费型社会”。在这种全民消费的环境下，民众所选择的消费内容大体可以保持均衡和一致，有利于在庞大的基数上诞生出数目不菲的中产阶级。正因为这一轮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其因此得名为“岩户景气”，可以说，在这两次突飞猛进的发展阶段，由消费引发的内需启动，成为了经济发展最坚实的基础，而在这个过程中，由普通民众成长起来的中产阶级，最大程度地将内需贡献出来，为消费的增长，乃至为日本工业企业的兴旺发达，提供了最有力的保障。

    在这样的环境下，上至日本政府中的决策层，下至学院中的经济学者，无不将这种经济发展思路奉为圭臬，在见识了提高国民收入、促进消费给经济发展带来的动力后，日本政府终于决心，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更为坚决彻底的经济发展计划，希望凭借这样的计划，将战后的日本重新振兴，重归世界一流大国的行列。

    重归大国之路的启示

    在1960年12月27日，日本终于沿着它的大国回归之路迈进了最大的一步，根据一位年轻的经济学家下村治的计划，日本政府内阁会议为了推进日本经济的发展，决定在日本全国范围内，实行一套全新的经济发展计划，这即是日后鼎鼎大名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在这套计划之中，日本政府彻底地将国民收入的增长放在了首位，在长达10年的整套计划中，每一项具体内容莫不围绕着民生而设定。

    比如说，在计划中，政府将会对社会资本进行充实，提高高生产率部门在产业中的比重，这样的举措无疑会对民营企业的发展形成良性的影响，使得这些接受计划的企业，可以在发展的过程中增加更多的就业机会，更会以较大的幅度来提高员工收入。

    与此同时，这一计划还大力促进对外贸易与国际间经济合作，以便为本国生产性企业的产品寻找到外部市场；而计划中培训人才、振兴科技的部分，则确立了日本未来数十年内经济发展的模式。

    可以说，这套“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拉动日本经济成长的同时，也为日本后来成长为经济大国建立了雄厚的基础，尽管经历了后来数次的经济衰退与金融打击，却依然能够在屹立于大国行列而不倒，实在是要归功于这项计划的威力。

    在这项计划实施之后，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实际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1.6%和11.5%，远远地超过了计划中所设定的7.8%，而到了1967年的时候，基本实现了翻一番的目标，到1970年该计划完成的时候，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已先后超过了法德两国，在世界上仅位于美国之后，一举而跃居世界第二位。

    在这种快速增长的背后，假如我们对另外的一组数字加以关注，就会清楚这种增长的原因究竟来自何处——在实施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之后，日本民众的收入增长速度要比美国快70%，在这样的速度下，到1980年时，日本的工资水平就已经和美国保持同一水准。在这样的高工资之下，日本国民的消费能力与敬业精神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假如我们对日本发展的机制仍不能得出明确的认识，那么下面这组数据，无疑是“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最真实的效果反映。

    在历史上，美国同样经历过一个黄金发展阶段，在1942年，美国人均GDP超过了1000美元，由此开始了一场长达20年的黄金增长期，在这20年的时间里，人均GDP由1000美元直升到3144美元，而日本的黄金发展阶段开始于1966年，其人均GDP从66年的1071美元，直升到1973年的3348美元。

    同样的历程，美国用了20年，而日本只用了7年，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答案很简单，由于国民可支配收入分配比例的不同，决定了在后来的发展之中出现差异。

    在这个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阶段中，美国的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之间的分配比例大致为1：8：1，这就意味着，美国企业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占有着主体地位。而在日本，政府、企业与居民之间的比例关系却大致为1.5：1：7.5，而这就意味着居民和非营利性机构占据了主体地位。

    财富分配向居民个人集中，与财富分配向企业集中。两者看似同样能够促进消费能力的提升，但后者的实际效果却是要大打折扣的，因为企业在促进提升消费能力方面的贡献，无非集中于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或是让企业员工拥有更多的工资收入，但是无论如何，企业都不可能影响到全社会的民众，民众很难从这些企业当中得到有真正意义的收益，而如果财富分配向普通居民集中，那么其效果无疑会是最直接的。

    更重要的是，当日本民众收入得到了增长之后，也就意味着日本将会拥有海外投资的能力与机会，对整个日本经济来说，这无疑代表着其可以收购更多的海外资源，扩张更大的海外市场。

    正是由于这样的发展规划，使得日本民众迅速地富裕了起来，并在20世纪80年代彻底达到巅峰时刻，国力强大起来的日本开始了它的海外并购之路，先是由电子企业索尼以34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美国的影业巨头哥伦比亚公司，后又由三菱财团以8.46亿美元收购了美国洛克菲勒公司51%的股份，甚至连位于纽约曼哈顿中心，一向被视为“美国象征”的洛克菲勒广场也因此归属于三菱旗下。

    在这样一场民族经济的大复兴中，到1989年为止，在短短的18年内，全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450%之多，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日本政治家石原慎太郎与索尼公司的创始人盛田昭夫合著出版了著名的政论书籍《日本可以说不》，在全书当中都洋溢着一种大国崛起的自豪感与空前的自信心。

    上面的分析使我们再次看到，在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收入分配机制越是向民众倾斜的国家，其经济发展的速度就越快，国力强盛的程度就越高。这一点的存在，就进一步说明了消费发展水平对于国家经济的关键作用。

    消费增长模式蕴含着危机吗？

    在许多人看来，日本尽管曾经成长为世界级别的经济大国，但却在90年代初期陷入了低迷，从1990年算起，日本经济陷入了长达十几年的衰退之中，在在短短的时间内，日本股市暴跌了70%之多，而房地产更是出现了连续14年的下跌，直至新世纪到来之后才渐复原貌。

    这一点的确是实情，即使是具有强烈民族荣誉感的日本人也对此毫不讳言，比如，在日本学者吉川元忠的《金融战败》一书中，作者就坦诚地认为，就财富损失的比例而言，日本在1990年所遭遇的损失几乎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后果相当。

    鉴于这一点，许多学者由此认为，日本赖以起家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际上并不理想，在高消费带来的高增长背后，实际上埋藏着深厚的危机，在大量的消费中，日本始终没有建立起一套健康的经济体系，以至于在打击面前迅速地败下阵来。

    实际上，假如我们对经济史稍存了解，就会意识到这种观点的谬误，因为从根本上来说，日本经济的衰退，完全与消费模式毫无关系，之所以会出现这样惊人的大衰退，原因都在于国际金融角力中的失利，以及国内房地产泡沫的破碎。

    在1985年9月，迫于国际压力，在著名的“广场协议”签订之后，日元对美元就从250日元兑换1美元，升值到149日元兑换1美元。随后，在美国的继续施压之下，日元利率跌至2.5%，使得日本的银行系统出现了流动性泛滥的现象，大批量的廉价资本纷纷涌向股市与房地产，使得东京的股票年增长率高达40%，房地产更是超过了90%，其金融泡沫一下子被固定成型。

    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受损失的日本出口生产商为了弥补出口下降所造成的损失，纷纷从银行贷款炒股，在三年之内，东京的股票市场连续上涨了300%之多，房地产更是达到了一个令人发指的程度。

    在当时的日本东京，一个地区房地产的总盘值，甚至超过了当时美国全国的房地产总值。在这里，有一个流传的故事，似乎可以为那一段疯狂的岁月做一小小的注脚。

    在当时的东京，一家学校的看门人在工作的40多年里，始终收入微薄，生活清苦。在他退休之后，准备返回乡下老家度过余生，于是，他把自己在东京的一所小房子卖掉，不料这所房子竟然卖出了800万美元的价格。看门老头在一夜之间成为了富家翁，以阔佬的气派衣锦还乡。

    这个故事中的主人公或许是虚构的，然而当时东京房地产之火爆情形，却是无比真实的，从1986年起，日本的地价在短短5年内，上涨了2倍还多，其中在1987年的时候，商业和住宅用地价格的年上升率甚至超过了76%。住宅用地的最高价出现在1989年的东京千代田区，其数字高达1200万日元每平方米，以当时汇价合9万美元/平方米；而商业用地的最高价则出现在著名的东京银座，在1991年的巅峰时刻，曾经创造了6，000万日元每平方米的世界记录，以当时汇价，大约折合42万美元每平方米！

    从这一节点开始，全日本社会开始不再重视过去的道路，普通人也开始摒弃创业，将最直接的投资放在房地产与股票、基金之上，而当时日本的众多企业都拥有充足的现金，也纷纷投身于股市、楼市之中，更有甚者，由于企业的资金充足，不再需要从银行贷款，而掌握了大批私人与企业存款的银行又急于放贷，便也针对那些急需资金炒股、炒楼的个人发放贷款。这样一来，以银行信贷失控为核心的，以全民投资为基础的房地产泡沫被史无前例地吹起了，而这个泡沫越大，其破裂的程度也就越严重，最终导致了全日本经济的大衰退。

    据统计，当时在日本各大城市中，各类物业的价格平均下降了50%，特别在东京银座这样的地带，商业地产的平均价格，大约仅为1990年泡沫巅峰期时的25%；而住宅房产的平均价格则是1990年的40%。据估计，1992年-1994年日本股票和地产损失达1，100万亿日元。

    在这样的财富缩水情形下，纵使日本经济的基础再雄厚，也难以抵挡如此规模的冲击。

    当我们了解到这一点之后，对于消费型增长模式是否蕴含危机认识，就变得更深刻了。依靠消费驱动经济，依靠实业与科技来驱动经济的日本，在一片废墟上重新崛起，而在放弃了这一模式，转而开始资本恶性炒作的时候，一切又几乎重归废墟。因此，与“危机说”恰恰相反的是，这种消费驱动模式绝不是危机的载体，相反，放弃了这种模式，则意味着危机的开始，而在接受了泡沫经济的虚假繁荣之后，更是促进了危机的恶性繁衍，最终酿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悲剧故事。

    靠税收来形成政府消费管用吗

    当我们认识到消费之于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时，关于选择怎样的消费模式，就成为了学界甚至民间讨论不休的话题。

    有人认为，通过增加税收来增加财政收入，促进政府的消费，可以将全社会的消费带动起来，理由是政府可以提供的购买力非常巨大，在许多国家里，政府的采购金额常常占到该国GDP的10%以上，根据统计，欧洲各国政府采购的金额，甚至占到了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4%左右，而美国政府在1989到1992年的时间里，每年甚至拿出2000多亿美元用来进行政府采购，每年仅用于货物和服务的采购，就占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26%。

    因此，在这种观点看来，政府消费可以提供巨大的购买力，进而将内部需求拉动起来，解决国内消费低迷的状况，那么，这种说法究竟有没有道理呢？

    政府消费的说法，理论上脱胎于西方经济学的“政府购买”范畴，表面上看，这个说法是指各级政府用于物品和劳务的支出，然而实际上，它的定义却要比这个深刻得多。

    按照政府契约理论，政府为了实现政府职能，以及能够向公众提供公共服务而向纳税人征税，从而形成了公共资金。因此，政府应当是受纳税人委托，在管理公共事务中从事公共开支的一个特殊消费者。

    在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占到了GDP总额的20%以上，这样的数字看起来和美国联邦的财政收入保持了同样的比例，然而在实际的开支项目上，美国的财政支出有超过一半的比例被用于社会福利项目建设、医疗保险、养老救济等社会保障，而中国的财政开支的用途，却并没有集中在这些领域上。

    那么，同样是占据了20%的GDP比率，中国的财政开支用在了什么领域呢？

    在《瞭望》杂志的报道中披露，据国家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和国家统计局调研数据显示，从2005年以来，我国财政行政事业公用经费支出每年增加1000多亿元，2007年以来，该项经费支出已接近9000亿元。大约相当于全年财政支出的30%。在传统上，这部分经费被称为“三公消费”，即公款吃喝招待、公车消费和公费出国。

    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的政府消费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在这样的情况下，但凡稍具常识的人就可以得出判断——我们应当尝试着去减少政府消费而非增加。因为从长远来看，对于财政资金的需求更多还集中在后面，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养老、医疗、教育、保障性住宅等领域，还都急需财政去进行填补，用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改善民众收入差距，扩大民众消费并结束经济结构的失衡。

    除此之外，我们可能还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政府消费的影响力究竟会有多大。

    中国不同于任何一个发达国家，其领土之大，地域之繁杂，使得中国在经济大框架中，实际上呈现出异常破碎的零散局面，在这一点上，中国倒是与印度这样的国家颇有相同之处。

    比方说，在印度这样的国家里，由传统土邦而形成的地域分割现象，直至今日仍然存在着，在这种传统社会以局部地区，甚至以村为核心的市场中，各个地区之间的经济相对隔离，互相之间的影响也相对微弱，因此一个地方的经济出现问题，即使没有政府的帮助，其后果就算再严重，也难以形成对全社会的影响。

    同样的，在中国社会中也存在着这样的情形，各地市场的相对隔离，使得互相之间的影响也被降到了最低程度。北京的物价飞涨，绝不会影响到内蒙古的小镇察素齐，即便是政府不出来平抑物价，也不至于使得全国范围内出现同样的情形。

    那么，照这样看起来，同样的现象也应当作用于消费领域。

    政府的一次性消费，数额可能很大，这样的大额消费当然能够形成强大的购买力，通过连带的效应可以让许多产业的供给额度得到提升。但是无论如何，这样的消费绝不可能影响中国偌大地域范围内的全体民众，他们是很难从这样的大额消费中得到真正意义的连带收益。

    由此来看，如果中国依靠政府消费来促进内需增长，以此来带动经济增长，那么这样的模式究竟能起到多大的效果，实在是个叵测的问题。另外，即使不考虑这一状况，我们也很难将政府消费当成可以信赖的经济动力。

    想要消费，就需要财力来作为支持，而这种财力的支持无疑来源于民众，那么，假如要把政府消费当成经济发展的动力之前，就有必要来审视一下今日中国民众所处的状况。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说过不少，对于中国的民穷状态也有着相当深的感悟，然而这些论述都是从民众感观等微观领域进行的，假如我们尝试着从大视角来进行观察，那么所知所感必然会更加深刻。

    根据《福布斯》杂志的统计结果显示，在当今的世界上，中国民众的税负已经在全世界排名第二，在这样的情形下，民众的压力明显已经过大，再在这方面增加负担，无疑会对本已贫穷的民众造成更大的伤害。

    另外一条深层的机制，决定了在中国，政府消费绝对不能够再度增加。而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些现实是必须要我们必须要面对的。

    近年来，由于税制改革与外贸领域所遭遇的压力，中国政府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实现财政增收的可能性并不大，而让利于民、藏富于民的内在需求，也使得政府不得不面对着调整财政支出的迫切问题。

    除了以上的因素之外，增加政府的消费，还可能令我们包含着一层更深的忧虑。

    近几年来，我们看到政府公务员考试开始日益火爆，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其有着稳定的收入与可观的公务消费，拥有令人难以抵挡的福利优势，然而，这种情势的存在，恰恰在极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分配不公现象，说明每年的可支配性收入的分配，是严重向政府而非个人倾斜的。

    那么，假如当我们尝试着增加政府消费，尝试着给政府更多的钱花时，无疑意味着让这样的倾斜更加明显，导致更多的地区、城乡、以及各个社会群体、社会阶层之间的不平等。我们甚至可以说，假如给政府部门更多的钱花，无疑意味着创造了更多的腐败预期，在缺乏一套实质性权利制约体系、缺乏财政预算透明度、缺乏民众监督机制的的情况下，这种开支名目，是绝难按照国家管理者的意愿，真正做到公平公正的。

    这样看起来，所谓的政府消费，实际上是与经济增长负相关的，假如一任这样的情势存在下去，不仅难于拉动内需，促进经济的继续增长，甚至还会使财政支出变得更加不合理，社会分配的公平性越来越低，连廉政建设这样的基本目标都难于实现，从这个角度来说，希望凭借增加税收来使政府收入增加，并通过政府消费来拉动经济的主张，无疑是走错了路。

    政府投资的效果究竟有多大

    事实上，关于我们对政府消费这一问题得出的结论，绝大多数民众都保持着同样的观点，然而在一部分学者看来，政府消费之所以不能成为拉动经济的有效力量，其原因就在于途径选择上存在着重大问题。

    在这种观点看来，政府依然应当在经济活动中保持着主要地位，唯一所要注意的是，政府应当对参与经济的方式进行选择。简单来说，就是将效果极差、浪费极大的政府消费方式，改成由政府出面，直接参与到经济活动中来的政府投资方式。

    就当下来看，尽管金融危机距离我们已经渐行渐远，然而这一波危机的余威却依然存留在世界各国的经济当中，在这样的前提下，无论是经济最为发达的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以及稍逊一筹的拉美国家，似乎都纷纷在政府的强力干预之下，从事着经济复兴工作，在这个过程之中，各国政府纷纷拿出资金，开始接管银行、券商、保险、信托等金融领域，并且直接注资甚至全资拥有一部分实业企业。

    在这样的背景下，支持“政府投资说”的学者纷纷发表意见，质疑目前的自由经济模式，呼吁政府更多地参与经济活动，最好能够以经济主体的身份加入到经济活动中来，在这种参与的过程中，由政府投资进行经营，就成为了最主要的手段。

    由消费到投资，看上去只有两个字的差别，其意义却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纳税人的钱也变了种花法，那么，其效果是否也随之改变了呢？

    想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看一下，在经济学的定义中，政府投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按照我们上一节中提出的说法，政府消费是政府为实现其职能，受纳税人委托，在管理公共事务中从事公共开支的一个特殊消费行为，那么，政府投资则同样是为了实现其职能，从而直接在经济活动中投入资金，用以转化为实物资产的行为和过程。

    正是因为这种投资行为必须在“实现职能”的前提下进行，也就使得政府投资尽管可以存在，但却必须遵循着以下几条原则。

    第一：弥补市场失效的原则。

    在今天这个信息化社会中，全球化的定义更多地体现在信息流动之上，可以说，大凡在经济流通性较强的国家中，一个市场的失效甚至崩溃，很容易带动其他市场、甚至于整个经济产生巨大的震动，这种连锁效应绝对是异常强大的，很容易让全社会公众的利益遭受损害。

    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就有义务参与到经济活动中来，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发生在1984年的美国。

    在当时，美国的第七大银行——Continental Illinois Bank and Trust在德克萨斯州地区进行了一系列的实业投资，集中在石油开采、石油化工等资源领域，按照常理来说，这种形式的投资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在一般情况下是很难产生亏损的，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这些接受投资的石油公司却很快在证券市场上损失惨重，伊利诺伊银行所投入的资本也在短短的时间内变成了一本呆坏账，银行顾客闻风而动，纷纷上门挤兑，使得银行在短期内便出现了破产的可能性。

    然而，像这样一家规模如此巨大的银行，尽管烂帐连连，但其涉及的领域大多，客户遍布世界，假如其真的到了破产的那一刻，势必会连累整个金融市场，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避免可能在金融界掀起的巨大风波，美国政府果断出手，以政府投资的方式接管了该银行80%的股份。

    在承受了由呆坏账带来的10亿美元损失之后，政府将伊利诺伊银行重新改组私有化，成为了今天我们熟悉的美国银行。

    第二：维护市场配置功能的原则。

    在许多时候，投资环境的好坏，直接决定了市场能否健康有序地向前发展，而决定投资环境好坏的关键，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公用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是否完善。当这种公用设施与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不够完善的时候，投资经济活动投入产出的良性循环便很难实现，因此说，这方面的投资属于政府投资主体的义务和责任，也构成了政府投资的一个重点。

    第三：调节国民经济运行的原则。

    在民众与政府达成的契约中，规定了政府在市场中必须承担维护产权与契约权益的责任，因此，当国民经济的运行出现巨大问题时，无疑会对公众利益造成很大的威胁，这时政府就必须有责任出面保护公众利益。

    在1989年，美国联邦政府出面组织了“信贷银行清算公司”，原来，在整个80年代里，美国社会信贷利率空前高涨，使得许多以信贷为主的业务资不抵债，酝酿的挤兑危机极有可能在短期内将这些银行击垮，从而掀起一场空前的经济危机，在这样的情况下，“信贷银行清算公司”作为政府的代表，出面接管了总共747家私人银行，负担了4000亿美元的呆坏账，然后将其转手卖给那些拥有雄厚资金的私人企业，在促使银行业恢复正常之后，“信贷银行清算公司”就此结束使命，旋即宣布结束。

    由于这三大原则的存在，使得政府投资实际上呈现出这样的性质：其一，它只有在市场失效，市场自身无法调节的时候才会进行，其目的在于帮助市场度过难关，而非政府以盈利为目的，大举侵并民间资本，更不应是计划经济的重演；其二，政府投资的领域，应当偏重于公用设施与社会基础设施，即那些有利于打造良好投资环境的领域，其三，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政府投资应当尽量压缩到最低程度。

    那么，既然政府投资的性质如此，我们不妨看一下，我们国内所流行的“政府投资说”，到底是否符合这一性质呢？

    在这里，很明显的事实是，以中国现在的经济大环境，由政府来进行投资，绝对不会像一部分学者所想象的那样，能够成功地拉动中国经济。

    从目前来看，中国的市场并没有出现灾难性的危机，因此由政府来进行托市的前提便不存在，而作为已经被发达国家实验成功许多次的市场经济，更是必须坚持的，在这样的前提下，政府投资理应被缩减而非增长。

    最重要的一点是，在目前政府投资的领域中，尽管有许多属于公共设施建设、社会基础建设，但更多的则是一些具有巨大赢利空间的产业。

    我们在前文在之中曾经提到过，中国政府对于产业具有极强的垄断性，在2006年12月底由国资委所发布的文件就表明，在石化、电信等七大产业中，政府始终意图保持着绝对垄断的地位，而在另外九大产业中，政府也希望始终扮演着强势角色。

    从这里可以看出，政府对于市场的投资，在很大程度上相当于一场“国进民退”运动，是转由国家来对经济进行经营，而非在出现市场危机时为民间市场提供援助，也就是说，这种政府投资的手段与行为，实际上是对民间资本的取代与僭越，而非给予公众利益对私有制经济的补充。

    由此说来，在目前的条件下呼吁政府投资，呼吁由政府以经济主体身份参与经济活动，无疑是对市场经济理念的否定，从前苏联以及中国过去的经验来看，市场经济才是更理性，更人性的选择。

    即使抛开这层铁一样的规律不谈，由政府将国家财政收入直接参与经济建设，其弊病也相当之明显。

    我们知道，从1978年到2008年的30年时间里，中国政府的财政除了85年出现了25个亿的账面盈余之外，其余的29年每年都呈现出赤字形态，这里面的原因就是，国家在保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同时，还要拿出相当大一部分资金来进行社会保障领域的建设，即便如此，中国社保体系的不健全，仍然为世人所共睹。

    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的财政支出能力已经非常有限，如果再以政府投资的形式，大量地将资金投入到经济活动中来，势必意味着投入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资金将会更少，而对于改善民众贫穷现状来说，后者无疑是更有效的。

    反过来，当社保体系迟迟难以完善的时候，势必将导致中国民众对未来的不预期更加恐惧，消费更加谨慎，使低收入人群陷入难以为继的困境。最终对经济增长造成的抑制，远不是政府投资所能弥补的。

    减税是放开民间消费的第一步

    看到民间消费对于国家未来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之后，我们实际上又回到了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究竟应当怎样振兴民间消费？怎样看待中国民众的高储蓄率、低消费现象？

    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无论银行如何降低利息，中国民众的消费都没有因此变大，从这一点上不难看出，任何试图吸引民众消费，试图将民众储蓄拉动出来的行为，都不仅不能对振兴消费起到任何帮助，反而会让民众感觉到恐慌，使问题变得更加恶化。

    说到底，想要振兴中国的消费，始终无法回避民众收入这一问题。在民众的收入中，工资、奖金、福利等属于显性的部分，而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则属于隐形的部分。当中国人均GDP已经超过了2000美元的时候，就标志着绝大多数的中国民众，依靠其显性收入已经将温饱需求解决掉。随之而来的任务则是针对于未来的生活安全问题。

    从美日两国的经验中不难得出结论，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处于1000美元到3000美元这个区间的时候，恰恰是整个国民经济最宝贵的黄金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如果继续以往那种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集中的经济模式，无疑会使得经济发展的助推力减弱，而内部损耗却与日俱增。可以说，今日之中国已经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节点，在这个节点之上，只有从根本入手，改变目前的国民收入分配机制，尽快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富，中国经济才有可能实现高速度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那么，关于这一点，究竟应当如何着手实现呢？

    其实，在上一章的讨论中，我们已经找到了制约中国民众消费的原因，而在税负、社保、政府开支这三大症结当中，首要的因素就是如何减轻中国民众的税收负担。

    以近两年的趋势来观察，我国税收的增长速度，已经大大超过了GDP的增速，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怪异的情形呢？

    答案非常简单，GDP增速低，而税收增速快，只能说明我国的税收征管水平大大提高了。

    原来，在过去的时代里，由于考虑到实际征收过程中的种种问题，使得政府在设计税收机制的时候，实际实行的是“宽收窄征”的机制。这个“宽收窄征”是什么意思呢？简单说就是名义税负高，征收税负低，除掉那些应有的税收优惠之外，还会在许多时候减税、免税，或者是不对企业避税严加追究。根据一些财务专家的统计，如果能够把当前我国税法所确定的各种税收全部征收上来，那么这些税收收入，大约能占到全国年总GDP的50%左右。

    以如此松弛的税收机制，尚且令许多企业难以为继，那么我们不妨假设，如果政府税收实际能力再进一步提升，相信绝大多数企业的生存空间，都会被压缩到最低程度。

    从经济宏观方向来看，降低税收额度，无疑可以减轻企业的负担，使得减负后的企业可以继续增加投资，增加就业机会，以辐射效应让数量更多的民众增加收入。

    即使我们抛开这些企业不论，仅仅从民众的微观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也可以得出我国税收制度设计不尽合理的结论。

    比如说，以个人所得税为例，在2008年3月1日修订实施的新个人所得税法中，将个税免征额度由原来的1600元，提升到现在的2000元，然而尽管如此，在网上的许多论坛，仍然展开了个税免征额过低的讨论。

    那么，这样的个税免征额，是否真的过低呢？我们不妨来做一番比较。假如拿以目前的个税免征额和1981年时候的额度相对比，或许我们更能清楚地看清现行个税免征额度的不合理性。

    根据数据显示，在1981年的时候，中国职工平均工资大约为每月60元，而这一时期的免征额度为800元，大约是月工资的13.3倍，那么，如果参照那一时期的比例，现在最合理、最可行的个人免征税额，大概应该在26600元以上，才能够形成对低收入阶层的庇护，然而遗憾的是，这种提升并没能够在制度上体现出来。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个人所得税设立的目的，就在于调节贫富差距，而过低的个税免征额，则促使这种调节走向了反面，成为了保护富人，伤害穷人的工具；更重要的是，这种调升在很大程度上，压制了社会上中等收入者的存在，而恰恰是这一部分民众，才是消费与提供需求的主力军。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免征额度过低，无疑会对中国形成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造成不良影响，对于全社会形成一个稳固的中等收入阶层同样不利。反过来，只有帮助中等收入阶层的形成，才能够为经济提供一个良好的消费市场，在这一点上，国家管理者务必思之慎之。

    健全的社保体系促进消费

    在我们前面几章的讨论中，始终不可避免的一个话题就是社会保障。而在这种讨论当中，我们反复地谈到了这样一个事实：

    就中国目前的现状而言，社会保障体制的残缺，已经严重限制了中国民众的消费可能！

    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反复谈到的是，由于我国的社保体系很不健全，使得民众有后顾之忧而不敢消费，因此必须向欧美国家学习，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保体系，才能真正让民众消费能力增长，借以拉动内需。

    然而，我们在这里要说的是，按照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方法，假如我们真的完善了社保体系，就一定能够达到既定目标吗？这个答案似乎不肯定，那么，原因又在哪里呢？

    对于社会保障这个词的定义，我国经济学家的说法是“国家和社会通过国民经济的分配和再分配，依法对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权利予以保障的社会安全制度”，而国际劳工组织对于这个词的定义，则是“社会通过采取一系列公共措施，以保护其成员免受由于疾病、生育、工伤、失业、伤残、年老和死亡造成的停薪或收入大幅度减少的经济损失及社会贫困，并对其成员提供医疗照顾和对有子女的家庭提供津贴”。

    从表面上看，这两种定义并没有什么大太的区别，关注点同样集中在社会弱势群体身上，然而仔细寻味，就会发现前者所提供的保障，是以“国民经济的分配与再分配”为前提的，而后者在这一点上，则没有考虑这一点的存在。

    事实上，这种区别绝非寻章摘句、吹毛求疵的挑剔，小小区别之下，暴露出来的问题却相当严峻。

    所谓的分配，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有资金，那么，这些资金是从哪里来的呢？

    答案是集资。

    只有先集资，然后才能经过统筹后再进行分配，而对于那些亟需社会保障的民众来说，这种为社保建设而提供的集资，极有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我们的社保体系建设中，社保缴费标准过高，已经成为抑制民众收入增长的最大阻碍。

    在中国的社保体制建设中，目前并没有实现全国统筹，在全国各地区，主要是根据中央政府规定出的基本原则，由各地区政府自主决定。然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各地区政府所规定的社保费用征收标准往往过高，以致于给企业特别是那些实力薄弱的中小民营企业造成过重的财务负担。

    我们不妨以养老保险为例，在这项关乎民生的重要社保机制中，缴费标准之高，已经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根据相关调查统计，目前在世界各国企业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率，一般为职工月工资的10%，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率的国际警戒线为职工月工资的20%。而我国目前企业的平均缴费率则高达23%。很明显，这个数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13个百分点，高于国际警戒线3个百分点。

    除此之外，我国在医疗、失业、工伤等社保项目的缴费率也明显过高。譬如说，北京市的失业保险缴费比例是这样的——企业事业单位按照本单位工资总额的2%缴纳，城镇企业事业单位职工按照本人工资的1%缴纳。类似于这样的比例，如果能够对其善加利用，那么也未尝不可，然而实际情况却是恰恰相反的，在近年来对于失业保险费的使用上，始终存在着“结余多，支出少”的现象，其比例甚至高达40：1。

    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多企业开始畏惧于沉重的社保负担，而在去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中，这种畏惧感就变得更加强烈。由于《劳动合同法》的订立，使得广大民营企业的社保支出明显增加，加之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损失，使这些企业不得不量入为出，纷纷裁减员工，造成了大面积的失业现象。

    照这样的情形来看，如此高昂的社保缴费标准，实际上已经对中国经济实现拉动内需，促进消费造成了阻碍。

    除掉社保缴费标准过高之外，社保资金使用效率之低，也同样让人无法保持平静。

    从2001年至2005年，全国社保基金的年收益率分别为2.25%、2.75%、2.71%、3.32%、3.12%，只有在06年与07年股市持续上涨的趋势下，才实现了间接的增长，其实际的经营效果实在不容乐观。

    在2008年，这一数字更是再创新低，根据国家审计署在中国社会保障论坛第三届年会上透露的信息显示，08年中国五大社保基金的年平均收益率尚不足2%，其安全风险十分巨大，甚至有可能出现贬值。

    从社保资金低效运行上不难看出，中国社保五大基金的资金大部分都未能实现真正使用和增值利用，其中的绝大部分都以银行存款的形式存在，更有甚者，一些地区的财政部门，还将这些资金挪作他用，著名的上海社保基金案，正是这一现象的最好注脚。

    一方面是利用不善甚至挪用，一方面却又是社保缴费标准的不断提升、征收强度的不断加大，那么我们不禁要质疑，类似于这样的现状，究竟是保障了民生，还是假借保障民生之名，行侵害民生之实？

    当社保体系建设不断从社会中过度汲取资金，使得社会民众的消费能力持续下降的时候，其结果是遏制了国内需求而非扩大。

    除掉这个问题之外，社会保障体系的欠缺公平，同样也使得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有流于形式的趋势。

    在中国，有限的公共保障、社会服务产品在分享上面的不公平性，是显而易见的，而这种现象的存在，也造成了相关公共产品供应结构性严重不足的问题。我们仅以医疗为例，就可以看出其中的全貌如何。

    根据卫生部所提供的统计数字表明：中国政府过去所投入的医疗费用尽管数额巨大，但在这样巨大的数额中，却有80%的部分，是专门为850万各级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而把另外一组数字结合起来看，就更能得出欠缺公平的结论。

    根据监察部、人事部的统计显示，在全国各级的党政部门中，约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病假、病休，其中约有超过20%的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仅仅是为了支付这些费用，政府开支就要提供500亿元之巨。

    当这样的情势长期存在的时候，无疑是对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巨大阻碍。

    由此，我们便得出了相应的结论，假如政府希望通过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来形成中国民众敢于消费的氛围，那么就势必要对以上问题做出合理判断并加以解决。最首要的问题便是将过高的缴费标准予以下调；其次是及早让社保基金产生增值效应，为此可以建立专门的社保基金法律规范，加强对社保基金的管理与监督。

    诚如原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所言：“没有公平的效率，对社会的贡献是反比性的，效率越高，负面作用越大；而没有效率的公平，是没有希望、低水平的公平，其内在关系也呈反比，即越讲公平，效率越低。”正是鉴于这样的原因，我们才如此执着于社保这一话题，假如这样的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那么所谓的社保体系建设，对于便很难对保障民生产生什么实际效果，更遑论促进消费，扩大内需这样的远景目标。

    削减政府管理支出是为社会节约

    在进行这一环节的讨论之前，我们不妨先看一个小故事。

    1964年，英国医生约翰·亨特给内务部医疗顾问写信：“我这里有一名长期痔疮患者，曾经是英国驻奥地利以及日本的大使。回到本国以后，他的病情不断恶化。这全都归罪于政府公务部门提供的厕纸，硬得像稻秆一样。”

    英国财政部对约翰·亨特的答复是：“你的建议不予采纳，若将现用的硬厕纸改为柔软纸，一年要多支出13万英镑，这是浪费纳税人的钱。1969年，财政部的女员工提出相同的请求，提议很快被再度否决。事情一直拖到1981年，柔软厕纸才得以在英国政府部门的厕所内出现。”

    这则小故事是曾经登载于《上海证券报》上的报道，之所以将它记录在这里，是因为它对我们这一环节的讨论，有着颇为耐人寻味的意义。

    一个小小的厕纸问题，竟然要坚持17年的时间才得到解决，倘若换在中国的政府部门中，这样的故事简直可以成为一个笑话。然而，正是这种态度上的差别，才决定了我国的行政管理费用，已经成为了戕害国计民生的重大祸患。

    在2007年3月12日所进行的一次政协会议中，全国政协委员冯培恩指出，从1986到2005年的十年时间里，我国人均负担的年度行政管理费用由20.5元增加到498元，累计增长达到23倍，而同期人均GDP增长，却只有14.6倍。

    经济增长快，而政府的支出增长更快，在这样的数字背后，隐藏的是行政管理费用超常规增长，暴露出严重的浪费现象。

    即使在其他领域，这种浪费现象同样尖锐地存在着。

    据《光明日报》的一则报道，北京市曾经对全市48家市、区政府机构2004年的能源消费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48家政府机关的人均耗能量、人均年用水量和人均年用电量分别是北京居民的4倍、3倍和7倍。其中，政府机构的人均年用电量最高值达到9402千瓦时，相当于北京居民488千瓦时的19倍。

    我们无需对这些数字做出更多评论，只需要稍作了解，便可以就此得出感性认识——削减政府的行政管理支出，其意义相当于为社会节约出更多的资金。

    对于这一点，国家管理者也存在着同样的认识，我们可以看到，在政府的长期规划当中，就存在着建立节约型政府这一课题，具体为通过采取法律、经济和行政等综合性措施，提高社会资源利用效率，将政府的资源消耗维持在最低水平上，并努力以最低的资源消耗获得最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事实上，关于这一点的正确性，古人早就为我们提供了启示。

    早在西汉时期，在著名的“盐铁会议”之上，来自民间的儒家知识分子就提出：根治腐败与浪费出现的最好办法，莫过于最大程度地对行政体系进行压缩，由尽量少的部门来完成对全社会的管理，这种精简模式的管理目的只有一个——通过控制人员规模节约行政开支，形成既廉洁而又廉价的政府，为民众提供高效率的优质服务。

    反过来，对于民众而言，政府在进行公共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所花费的各种费用，每一分钱都抽取自民间资源，因此花费越少就越是理想，而这些政府行政成本支出的减少，则意味着有更多资金可用于民生方面的投入。

    关于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我们在前面已经给予了总结——预算不严格，监督力量不足。而想要对其进行改善，就必须要强化预算制度的约束能力，加强包括媒体监督、民众问责在内的社会监督力量，促使政府将不必要的开支压缩到最低程度，在节约社会资源方面做出表率，唯此，才能够将有限的资源分配在提供优质、充足的公共产品领域，消除公众的后顾之忧，为拉动内需创造条件。

    传承千年的富民思辨

    当我们的讨论行进到这一环节的时候，实际上也就意味着我们这一部分的探寻到达了终点。

    事实上，无论是减税也好，完善社保也罢，其用意总结起来，无非集中在一个问题上——让民众的负担更轻，腰包更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所开出的剂剂药方，都是围绕着将民众从存钱压力、省钱压力中解放出来，进而释放消费动力。

    在写作本案的同时，笔者不断地在反思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发达国家中能轻易实现的消费环境，在中国却成了一个“上困政府，下困民众”的老大难问题。

    除去中国经济基础的薄弱因素，除去我们上面提到的税负过重、社保残缺，政府浪费等因素，是否还有其他的原因，成为了制约中国民众消费，制约经济腾飞的障碍？

    这个答案，实际上是存在的。它的内容就是——中国民众始终缺乏有效的手段，将未来财富变现为可用的眼下财富。事实上，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中国民众数千年之久。

    我们不妨查看一下中国历史，在中国历史中，每次在社会激烈动荡之后，那些刚刚建起起来，经济呈现出千孔百疮形态的新政权，都不得不主动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废除盐铁官营制度，采用轻傜薄税的政策，允许民众自由从事生产。而在与民休息一段时间之后，国民经济就会再度实现繁荣，使得统治阶级可以重新恢复那些具有超经济剥削特性的经济措施，重新加强对民众的经济压制。

    实际上，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现象，其原因仍然是像我们所分析的那样——缺乏一套“斗转星移”的财富折现手段，只有通过放开私营经济，让民众利用可用的资源，来实现民富的目标。

    其实，这样的手段也可以算作是一种金融化的方式，只不过绕了一个不小的弯而已，然而即便是这样，也成功地打造出若干个金光灿灿的盛世图景，令我们直至今日还难以忘怀。

    那么我们便不禁要对此发出质疑，为什么在封建王朝能够实现的政策，在现代反而不得其行呢？为什么在千年之前，民众可以自由地享用社会资源，在现代反而不得其行呢？

    想要回答这个问题，还要从国家与民众两方面来进行考量。

    民众与国家对经济的理解，处于完全不同的层面上，因此，民众与国家对于资源分配的原则，各自有着不同的理解。

    在民众的角度看来，资源是属于全社会共有的，每个社会成员，只要他还没有犯罪，没有被取消社会成员的资格，就有权取得属于他的那一份资源。尽管人有逐利的天性，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尽可能多地占有资源，但是人与人之间又存在着相互制约，绝不允许别人比自己多贪多占，情况就变得不一样了。

    所以，个人的分配愿望集中在一起，就形成了要求全面平均的资源分配法则。

    而对于国家来说，情况就大为不同了。在国家的管理者看来，国家高于民众而存在，因此也就有权力对民众进行管理。这样一来，国家就名正言顺地掌握了对资源的分配权，由国家来制订资源的分配方案。

    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体，国家同样有对利益的需求，因此在分配资源的时候，国家就会首先考虑自身利益，从而制订出优先享有资源的方案。

    就这样，依据国家经济学所制订的分配方案与民众博弈所形成的分配方案构成了资源分配的两极，一端是先国家再民众的全局方案，另一端则是先民众再国家的个人方案。

    我们在这里，无意于评价这两种方案的对与错，然而我们却必须要提出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政府的职能究竟是什么？

    从西方的社会契约学说来看，资源属于全社会，就像大木桶中所盛的粥，国家的角色只不过相当于分粥人，而作为社会最高阶层的国家管理者，分配方案的制订人，这个分粥人却要与普通民众平等地分配资源，甚至于正是抢在民众之前，独自享受喝粥的权利。

    站在政府的利益角度来审视全局，无论是民众生活的富足，社会资源的共享，贫富两极分化的消失，所有的这些加在一起，都无法掩盖一个事实——政府的贫瘠与匮乏，以及既得利益团体的损失，这样看起来，政府便很容易彻底否决掉类似于“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这种民富方案的存在价值，即便实行起来，也很容易沦为仅供观赏的摆设。

    实际上，对于现实经济问题的探讨，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对政府施政理念的探讨，我们可以看到，在历届美国大选当中，总统候选人都要在这一问题反复阐述，力图以最容易被民众接受的观念来赢取支持。之所以会这样做，其原因就在于——在政府与民众之中，存在着一场对于社会财富的激烈争夺，在这一问题上，政府与民众实际上构成了天然的角力方，正因为如此，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的时候，总是会想方设法维护自身利益，此种情势已经成为本能。

    然而，我们必须要说的是，将政府与国民经济对立起来，是国家管理者最容易犯的错误之一，由于看待问题的视角不同，国家管理者看重的是宏观经济的走势、政府利益的保障，不可能细致而微地对个别民众的生存状态做出考量，只能是费尽心机地在其能看到的领域内努力。

    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这种宏观经济上的漂亮数据，并不能够代表民众的真实生存状态，无论这些数字炫目到何种程度，民众所需要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物质保障。

    一份分散的社会资源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微不足道，却意味着民众全部的生活资料，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从农业大国转型而来的国家，商品经济的出现，国民经济的发展，无疑意味着整个国家经济变化发展的起点，倘若政府在这个时候堵塞了商品经济发展的道路，堵塞了民众富裕起来的可能，其行为无异于将幼儿窒息于摇篮之中，从而妨碍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假如这个政策成为中国政治中的的传统政策，就势必注定了国民经济的发展迟滞的命运，注定了一个民族长期徘徊于“初级发展阶段”的现实。

    假如当政府无视于这样的现实，中断了民间经济资本化、金融化的过程时，无疑意味着付出整个民族停滞不前的代价，而这样的悲观前景，相信无论是国家管理者，还是普通民众，都是绝不愿意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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