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到今天为止，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对于这一点，我们似乎默认已久，但是，对于“全球化”的含义，却极少有人能够说的清楚。

    和以外的历史时期相比，今天的世界似乎进入了空前的和平，绝大多数国家都将经济发展放在了首位，在这样的前提下，全球化似乎与经济上的内容更多地联系在了一起。而作为国与国之间经济往来最主要手段的对外贸易，在这一特定时期就显得愈发重要。

    在21世纪的今天，当硝烟逐渐散去，和平成为全世界的主旋律时，另外一场战争却在悄无声息地进行着。

    比起刀光剑影的真实战争来，这场战争少了一丝血腥，多了一些觥筹交错。然而，比起以枪炮作为主角的战争来，这场无声的战争同样充满了残酷的气息，而且其所造成的伤害更加隐蔽，更加深远，以至于许多人在被这场战争洗劫到一穷二白，尚且浑然无觉。

    这场无声战争的名字，叫做贸易战。

    在我们的理解中，贸易是一场互惠互利的经济活动，交易双方只有在互相认可的情况下，才会达成交易，那么，为什么像这样的经济活动，在今天却被冠以战争的名义呢？

    从互惠互利到相互打压，从互通有无到成为隐形的战争工具，国与国之间的对外贸易，为何会呈现出如此的形态，面对逐渐升温，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中美贸易争端”，究竟又是怎么回事，一场由两个大国充当主角的贸易战争，究竟会不会发生？

    从互惠到逐利——交易思维的变化

    经济学告诉我们，在最早的时候，交换是以互惠形式进行的。

    这样的情形经常发生在寻食民族与其生产食物的邻居之间，通过这样的交换，一个群体的稀缺物品与另一个群体的合意物品相交换。

    比如：森林中的居民穿过一条荆棘丛生的小路，悄悄来到交换地点，在那里放下整齐的一堆森林特产——蜂蜜、坚果、毛皮。他们又悄悄地走回一段距离，在一个安全的地方等待。他们的交换伙伴通常是农民，这些人带来比较精致的物品、可是他们不愿意跌跌撞撞地穿过丛林去寻找蜂蜜，因为森林居民会替他们做这件事。

    当农民发现地上的小堆物品，就在这堆东西旁边放上一些他们认为等价的工具、麻布、粮食等等。然后也小心谨慎地离去。借着，那些害羞的森林居民再次出现，审视一下两堆东西，如果对它们表示满意，就把第二堆东西拿走。然后对方那群人走回来，把第一堆东西拿走，交换就完成了。如果森林居民不满意，他们可能再次退回去，如果另一些人愿意增加他们的待售品，他们可能在这段距离上来去许多次，直到每个人都满意。

    然而，一旦商品交换的目的不再是生存，以市场为平台的自由经济就会兴起。

    在原始的商品交换时代，商品交换者需要装水的瓦罐，就牵着自家的羊去集市上交换，当他换回两只称心的瓦罐时，这桩交换就宣告成功。当他没有换到瓦罐或是瓦罐不符合他的要求时，这桩交换就是失败的。

    于是，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在原始的商品交换时代，满足生存需要是商品交换的唯一目的，同时也是衡量交易是否成功的标准。

    然而，当时间跨入了自由经济时代之后，这一互惠的标准却发生了改变：生存不再是交换的目的，交换者们不再为了互惠而交换，交易是否“合算”，成为了交换之后最经常讨论的话题，这也就是说，如果不能通过一次商品交换获取利益的话，那么他只能被认定为失败者。

    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交换称为消极互惠，在消极互惠中，交换者试图在交换中胜出。交换双方有着对立的利益，通常分属于不同社区的成员，而且关系不很密切。

    从积极到消极，这种交易模式上的转化，带来的是思想上的变化。

    于是，在每一次交换中，交换者都要想尽办法牟取利益，在这一方面做得越好，他的满足感与成就感也就越强。这种消极互惠的极端形式是用暴力把东西抢走，不太极端的形式则包括了欺诈、诈骗、或者至少拼命地讨价还价，事实上，这已经与现代商业的交易模式没有任何区别。

    当精明的交换者成功地聚敛了大笔财富之后，他就被认定为最优秀的交换者，自然也就成为了其他人效仿的楷模，就这样，随着贸易成为人类商业社会的常态，聚敛财富的贪欲之风也迅速地席卷整个商业社会，逐利思想就此形成了。

    随着逐利思想在社会范围内的广为传播，全体民众都不可避免地侵染于此，而当国家取代氏族，成为全新的民众集合形式之后，这种逐利思想就又有了全新的表现形式。

    战争是争夺资源的选择

    一旦社会进入国家主义时代，战争就成为了必然。

    在国家主义时代，资源被人为地以国家形式进行划分，而无论一个国家占有了多少资源，其数量和质量都不能再和过去同日而语，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这种情形是难以令人接受的。于是一场围绕着资源的争夺，就此在国与国之间拉开帷幕。

    国家主义时代之所以会导致资源的争夺现象，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口的增长在起作用。

    中国独特的地理形态，决定了其相对封闭与独立的人口环境，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就决定了中国的农业文明可以在相对平和的环境中发展到历史条件与自然条件下所允许的最高高度。

    由于农业文明的存在，使得人的思维也带有了农业文明的逻辑，中国人早婚、早育、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规律正处于此，加之适宜的气候与丰富的土地资源，使得人口开始出现无限膨胀。

    人口的增多，带来的是人均资源占有量的锐减，带来的是生存的压力。由此向外，寻求更多更优质的生存资源，就成为了国家主义时代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

    同样的，对于其他国家而言，也同样有着向外寻找资源的需求，比如像英国、日本这样的岛屿国家，其狭窄的国土决定了它们对于资源的持有量，注定不可能达到大陆国家同样的水准，而一些拥有较高技术水平的国家，也需要通过寻找更多资源，来实现技术到生产力的转变。

    在这样的前提下，以争夺资源为目的的战争，就成为了国家之间解决矛盾的最终极途径。在这样的情况下，战争不仅随时可能发生，更关系到国家的生命线，在战争中获得胜利，则有希望获得更多、更优质的资源、在战争中遭受失败，则意味着要承受着来自战胜国的巨大压力，被迫向外输出宝贵资源。

    殖民时代的非洲、拉丁美洲诸国的命运，恰好是这一现象的最好注解，而中国在19世纪下半期所遭遇的情形，也说明了战争与资源之间的紧密联系。

    然而，尽管战争效力如此之高，但国家的决策层在筹划一场战争的时候，却无疑是千谨万慎的。在我们所看到的鸦片战争中，尽管其场面完全呈现出一边倒的趋势，但在为是否进行这场战争而进行的英国议院表决中，主战派却仅以两票的微弱优势，勉强通过了对清王朝开战的决议。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除掉英国议员们的绅士风度之外，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战争的残酷性。

    从人类进行了第一场战争之后，看到死尸横陈、房摧柱折、哀鸿遍野的惨状之后，便意识到了战争的残酷与非人性，以及这一恶魔巨大的破坏力。

    除此之外，人们所看到的，仅仅是战争破坏的一个方面，尸体与废墟、孤儿与灰烬、只是战争破坏的显性部分，它们是活生生的，也是最直接、最真实的。其实，比起这些摆在表面上的东西，那些不容易被人们察觉的东西，往往会遭受更严重的损害。

    数据是不会说话的，但假如我们对它进行一下潜心研究，就会发现战争的吞噬效应，所湮灭的不仅仅是活生生的人口，还有一个国家赖以维持生计的经济基础。

    我们不妨看一下，即使是那些低消耗、低科技含量的古代战争，对于经济的破坏力也同样是惊人的。

    在中国西汉王朝所进行的历次对外战争中，军卒的食粮、服装、行军用具、武器装备，以及粮、物的运输、损耗的补充等等，这些项目加在一起所构成的战争用度，绝对是令人不可想象的数字。

    汉宣帝为了解决帝国西部的边患，派遣赵充国征讨反叛的西羌，在赵充国屯兵西边直到班师的半年时间内，士兵、牛马就消耗了整整二十万斛细粮，折合成今日的计量单位就是两千万升，此外还消耗了一千七百斛盐，以及二十五万石粗粮。

    又比如汉武帝在攻打只有三十万人的小国大宛时，一次性动员了六万人的部队，由于路途遥远，仅仅运输这些士兵的口粮，就动员了十万头牛、三万匹马。

    除了以上的战费，还有与此相关的一些费用开支，比如军粮、军械的转运，将帅士卒的赏赐，死亡将士的抚恤，俘虏的安置、流民的遣返安顿、战后和解的馈赠，以及同盟军、雇佣军的消费，也同时是不可小视的一个巨大数额。

    这仅仅是战争过程中的花费，事实上，真实战争不同于乡间顽童的游戏，为了进行一场战争，国家为了保持军事力量来赢得胜利，甚至要为此经营几代。

    假如站在成本核算的角度来看待战争，就更是会得出厌弃战争的结论。

    强国与弱国之间的对抗，往往会以强国的胜利而告终，但是如果强国获胜的机会成本太高，获得的资源不足以弭平战争所造成的损失，它就宁可放弃掉这种击败弱国、获取资源的打算。

    可以想象的是，为了赢得一场战争的胜利，国家需要耗去漫长的时间，加以众多的的财富，而社会资源是极其有限的，为了控制资源的流出，就使得国家不得不选择一些更经济、更便捷的，却能够获得同样效果的方式来争夺资源。

    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一种兵不血刃的资源掠夺方式就被开发了出来，而这种方式便正是对外贸易。

    掠夺资源与财富的新手段

    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有人群的地方，就一定会有战争。

    这是因为，只要不同的人群之间存在着利益的冲突，那么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

    任何生物都存在着利益的冲突，花草为了争夺阳光和养分而消灭弱者，动物为了争夺食物、水源、配偶而互相争斗得不可开交，甚至于被人类当成和平象征的鸽子，也会杀死比自己弱小的同类来获取更多的食物。而这正代表了自然界的规律，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一分子，也无法逃避这种先天确定的命运安排。

    一个很明显的原因是：利益的冲突是绝不可能被消灭的，因此，战争也是不可能被消灭的。

    战争注定要发生，其带来的破坏性已经不需赘言，然而，尽管战争不可避免，人类却可以运用智慧和知识去改变自己的命运，去控制自己和他人发动战争的欲望。或者至少，是令战争以相对温和的形式呈现出来。

    于是，在国家的民间智囊团中，便有善于筹划的高级知识分子为国家出谋划策，提出了关于战争的全新概念。

    这个概念的核心理论就是：打败一个敌对国家，未必要通过常规战争的形式，而是可以运用诸如贸易、外交等和平手段，在这样的战争中，即不会出现战火连天的景象，也不会有士兵因为作战而血肉横飞，但却会收到同样理想的效果，假如要为其进行命名，那么这种旨在掠夺财富与资源的手段，便可以称之为“贸易战”。

    近年来，这个词汇每每在媒体上出现的时候，总是与美国等发达国家联系在一起，仿佛贸易战是由西方国家引入的先进手段。其实在这方面，我们的历史反而要更悠久。

    最早对贸易战争做出系统阐述的人是法家的重要人物商鞅，他在其著作《商君书》中，曾经就农业与战争的实际内容，提纲挈领地论证了贸易战的真实含义。

    所谓的贸易战，并不是通过贸易往来，赚取敌对国多少利润，或是通过欺诈的形式获得非份的财富。它的真实含义是——通过贸易的手段，将敌对国的战略物资掏空。

    在一个国家的战略物资当中，最重要的当属粮食，早在两年多年前的春秋时代，商鞅就通过一整套详尽的推理，提出了当代经济学的重要定义——粮食安全。

    粮食是人们生活的第一必需品，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物资。这也就是说，在和平的时期，粮食商品只具有一般商品的经济属性，人们拿它来填饱肚子，在有剩余的情况下用来酿造饮料。但在特定的时期或是特定的国际背景条件下，粮食商品还具有特殊的社会政治属性。

    比如，当战争爆发的时候，数以万计的军队每天都要消耗堆如山积的粮食，一旦出现匮乏，浴血拼杀的大军必然心生惶恐，不战自溃。另外，除了战争的耗费之外，战场后方的广大民众，也不可有一时一刻的粮食匮乏，因为维持后方的稳定，对于赢得战争的胜利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于战区之外的民众来说，战争的实际影响并不十分严重，从民众的角度上来看，社会稳定的概念就是有充足的粮食供应。在任何时候都能买到粮食、买得起粮食，民众的心理就稳定，相反，当民众买不到粮食、买不起粮食的时候，心中自然就会产生不安情绪。

    于是，我们就将这一两千多年前的法则，与今日的经济学概念印合起来，即确保本国居民在任何时候既能买的到，又能买得起所需要的基本食品。这就是现代经济学中重要的粮食安全法则。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理解了贸易战的关键所在，当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将这一思想运用在国际对抗中时，一套掏空敌对国战略物资的贸易战方案，就自然而然地成熟起来。

    黄金换稻谷的“赔本生意”

    在这方面，一位比商鞅生活时代更早的政治家，就成功地运用了贸易战的法则，完成了掏空敌对国战略资源的目标，为千年之后的我们成功地演绎了一次贸易战争的精彩案例，此人就是春秋时代的齐国宰相管仲。

    齐国是周王朝诸侯国中实力较强的一国，由于地处黄海之滨，因而具有丰饶的物产，由于环境的特殊性，其奢侈品制造能力与工商业独步天下，拥有雄厚的货币资本。

    于是，在管仲的策划与指导下，齐国开展了一场针对针对战略物资交换的贸易战，其遵循的法则只有一条，那就是以价格昂贵的奢侈品来交换其他国家的战略物资，用大量的真金白银来换取它国的粮食、用精纺的丝绸布匹来交换它国的马匹。

    于是，经济学中最典型的现象发生了，就人性而言，任何人都是理性而自私的，在经济活动中都以追求自己最大的经济利益为动机和目的。简单讲，当一面是炫目的真金白银、珠翠绫罗、另一面却是陈谷旧米、生铁马匹时，选择后者就成为了人性的必然。

    于是，这些国家的民众在留下必要的生活物资之后，纷纷拿出家里储备的粮食、马匹，与齐国派来的商人大肆交换，而这些国家的统治者更是手笔惊人，动辄以千钟之粟交换珍贵的器玩。

    就这样，当这些国家从上到下都沉浸在奢侈品所带来的享受与利润中时，却已经不知不觉地陷入了管仲所设计的圈套。

    民众的行为汇集到了一起，形成了一整个国家的非理性行为，粮食与战略物资一点点地流失出去，而于国计民生毫无用处的工商业产品却大量流入。而粮食等战略资源在交换时的价值低微，哪怕是换取半尺丝绸、几分金银，都要用大量的粮食来进行交换，即使有再充足的储备，也实不堪如此大规模的频繁交换。

    沉甸甸的粮仓就这样空空如也，换回来的却只是一些既不能填饱肚子，也不能打造刀剑的金银器玩。一旦战争爆发，这些国家的战略储备势必无以为继，在漫长的对峙中，无异于一场灾难。

    事实上，管仲的策略得到了现实中的回报，那些战略资源被掏空的国家，在强大的齐国面前，丧失了持久的竞争能力，纷纷在国家间的对抗中败下阵来，齐国借助着军事与贸易上的双重手段，不断地完成对周边小诸侯国的兼并，直到战国末期，仍然维持着较强大的国际地位。

    贸易战的巨大威力

    贸易战的巨大威力，是常规战争所无法比拟的。

    当一个国家用军事手段来征服另一个国家时，所经历的过程是异常艰难的。首先，战争的结果是难于预料的，既有可能取得胜利，也有可能一败涂地。另外，即使获得了胜利，战胜一方也势必会损失惨重，所谓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所描述的正是战争的双向磨损效应。

    其次，常规战争的过程往往过于漫长，在双方的综合实力相差无几的情况下，战争就极有可能形成对峙的状态，直到将参战一方的资源耗尽，再也无力支持作战为止，这对双方来说都是难于接受的后果。

    而贸易战的好处就在于，它的手段是温和甚至友好的，打击效果却更直接、准确，可以在不知不觉中便将敌对国的战争潜力吸干，所付出的代价却只是一些缺乏实用价值的工商业产品。相比于残酷的战争来说，这样和缓却有效的手段，对于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来说，无疑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更重要的是，在商业文明不断繁盛的情况下，围绕着固定的思路，越来越多的贸易战争方式被开发了出来，从最早的掏空对方战略资源，到后来的贸易壁垒、倾销、以及在货币领域进行外汇贬值、争夺的内容也从最早的战略资源，发展到后来的贵重金属、新型科技、市场、人才等多个方面。

    更夸张的是，即便是贸易战争的目的，也发生了巨大的拓展。

    在过去的时代里，进行一场贸易战争的目的基本集中在争夺资源上，而在今天这个时代里，由于全球性的产业结构和国际分工的调整，贸易战争已经不再限于某项资源、某类产品、某个行业或者某个领域，从国家层面而言，贸易战的概念已经扩大为一种经济领域上全面的对抗，成为实施贸易战争主义的国家从自身利益角度出发为博弈生存空间而爆发的经济摩擦。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国家只要对另一国的产业、市场构成影响，就会成为贸易战争打击的对象。

    在这个前提下，贸易战争发生的几率便被大大增加了，而在这样的命题下，越是那些经济处于高速成长状态下的国家，就越是会成为贸易战争打击的对象。

    正是基于这一点的存在，中国在与世界发达国家的贸易中，才屡屡被认定为潜在的威胁，所遭受的贸易打击也是空前的。

    根据中国商务部在去年9月份所进行的统计数字显示，在从09年1月份到8月份的时间里，总共有17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发起了79起贸易调查，涉及到的价值总额达到了100.35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16.2％和121.2％。

    事实上，中国成为世界贸易争端的靶心，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截至2008年，中国已连续14年成为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成员，连续3年成为遭遇反补贴调查最多的成员。据伦敦经济中心的数据，目前各国政府正在计划、或准备实施的贸易保护措施还有134项，其中77项是专门针对中国的。

    同样的，在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前夕，即从10月27日至11月6日的短短11天时间内，美国连续对我国9项产品密集通过贸易救济调查，其频率之高颇为罕见。

    在09年10月28日，美国商务部公布对我国钢格栅板、钢绞线的反补贴初裁结果，对相关企业分别加征7.44%和7.53%到12.06%不等的税率。此后，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6名委员一致认为，中国输入美国的无缝钢管，已经对美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性损害威胁。

    紧接着，在11月3日，美国商务部通过对我国金属丝网托盘产品作出反补贴初裁，对中国涉案企业征收2.02%到3.13%不等的税率。而在11月5日，美国商务部再次认定中国输美油井管产品存在倾销，涉案企业反倾销税率高达99.14%。

    11月6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初步裁定，对从中国和印度尼西亚进口的铜版纸、从中国进口的焦磷酸钾、磷酸二氢钾和磷酸氢二钾四项产品征收“双反”关税。

    那么，像这样频频出台的贸易保护措施，究竟包含了怎样的含义呢？而中国在对外进行的一系列贸易活动中，是否真如这些国家所说，形成了对其产业的“实质性损害威胁”呢？

    为何被选中的总是中国

    在前面我们曾经说过，任何国家只要对另一国的产业、市场构成影响，就会成为贸易战争打击的对象。

    自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经济成长，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从这一点上来看，中国经济的成长，已经越来越对其他国家的利益生存空间形成了挤压，这一点也同样是无法否认的。

    其实，造成这一局面的最重要因素，仍然要归结到对资源和利益的争夺上面。

    在这一次金融危机过后，发达国家的许多银行和公司倒闭，造成了比较大的失业率，引起了民众较大程度的恐慌，而在西方的政治制度之下，民选政府就势必要将民众的利益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

    这样一来，恢复经济增长就成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途径。在这个过程当中，增加出口，降低贸易逆差，让本产品在国际市场，或者至少在发展中国家保持竞争力，就成了这些发达国家政府制定外贸政策的最重要依据。

    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的金融危机当中，绝大多数发达国家都不能幸免，只有生产低端产品的发展中国家因为经济没有转型才避免的了金融危机的冲击。因此，站在发达国家的角度，只有选择向这些国家增加出口来带动美国的经济增长。而在这些发展中国家里，中国和印度以其庞大的人口基数、广袤的国土面积，自然成为贸易战中首当其冲的被选择者。

    那么，对于中国而言，是否真正造成了对发达国家产业的“实质性损害威胁”呢？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变换视角，从国内的角度来重新审视。

    在前面我们曾经说过，由于长期在低附加值产业领域徘徊，使得许多商品的供给出现了严重的过剩现象。在已经纳入国家监控的650余种商品类别，产能长期过剩的就有620余种之多，而内需的严重不足，又导致这些商品当中，有40%比例的产品必须长期依赖国际市场才能”低价倾销”。

    在过度的产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消费，特别是与美国消费信贷支持下的过度消费以出口的方式实现了对接之后，过剩的产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宣泄，减少了中国国内发生生产过剩危机的可能性。照这样看起来，说中国存在着“类倾销”行为倒也无可厚非，只是由于在目的上的区别，这种“类倾销”的行为与旨在争夺市场，扩大出口的倾销行为并不能划归为同一类。

    那么，在这样的前提下，中美之间或是中国与其他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战争，究竟是否会爆发呢？

    想要了解这个问题，我们就要从利益得失的角度来进行分析。

    从本质上来讲，国与国之间的现代贸易已经成为了一种制约的辅助手段，然而尽管如此，对于两国民众而言，贸易却依然是一种国家间的互惠行为，在长时期的贸易往来中，中美两国经济早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惠互利关系，因此，假如贸易战真正爆发，遭受沉重打击的，不仅有中国，也包括美国以及日益受惠于“中国引擎”拉动的全球经济。

    大背景如此，却不代表贸易战不会发生，改变了世界格局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其爆发时间距离一战结束也仅有不到20年，因此想要了解中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究竟是否会与发达国家之间爆发出大规模的贸易战争，还要从双方的态度方面来进行分析。

    对于美国等发达国家而言，之所以会在近来一段时间内多次制造贸易摩擦，其目的除掉我们前面所说的长远因素，还包含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这些发达国家的政府，希望中国能够在国际金融和经济秩序重建中给予支持；第二，要求中国更大的金融开放；第三，要求中国购买更多的发行国国债，以支持这些国家的经济复兴。

    那么，关于贸易战是否会爆发的问题，就要从这三个方面来判断中国的反应。

    其实，这三个方面的因素，主要集中在中国的汇率、债务等金融领域，对于一个主权国家而言，作为一国主权的汇率，在一般情况下是很难按照他国意志予以更改的，更重要的是，即使中国一如发达国家所愿，将人民币对美元体系的汇率升值40%，恐怕也很难对出口顺差有决定性的改观。反过来，受制度惯性和人口因素的影响，中国的劳动力、土地和资源的价格不可能一下子大幅提高，正因为如此，中国政府也不太可能一下子将这些构成中国产品竞争优势的要素抹掉。

    就另一方面来说，导致发达国家对华贸易赤字的一大原因是贸易结构的不对等，比方说，美国限制对中国出口高科技和武器，而中国出口美国的则多以大数量的小商品、生活日用品为主，这样看起来，假如美国一天不在高科技与武器领域对中国松绑，这种一边倒的顺差趋势就一天无法得到解决。

    基于这样的因素，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便具备了爆发贸易战的可能性，那么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假如这种贸易战争当真如约打响，我们又应当采用怎样的态度来面对呢？是不是贸易战争，已经会带来糟糕的结果呢？

    实现变革的外生变量

    贸易战会带来负面影响吗？

    从现实情况来看，恐怕是这样的。首先，鉴于发达国家市场在中国出口中所占的分量，对中国来说，贸易战最大的后果就是出口下降。而这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会对中国的出口企业及其就业产生很大影响，大量企业可能会因此破产。中国的经济很可能会面对一段极其难熬的时光。

    但是，贸易战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一把双刃剑的面目出现的。

    就拿美国来说，支撑其经济的信贷消费模式，决定了美国一旦发动贸易战争，势必会使中国对美出口降幅变得更大，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了中国廉价商品的输入，饱受危机之困的美国家庭恐怕会变得更加艰难。

    当然，为了坚持利益所得，美国可能会选择转移进口市场，用替代选择来弥补由此造成的商品短缺，但是假如我们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找一下就可以发现，能够像中国这样，供应如此大量物美价廉商品的国家是少之又少的，像越南、泰国这样的国家，尽管能够提供同质量同价位的商品，但是受产能限制，它们的出口规模注定无法满足美国巨大需求的胃口。

    因此，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替代选择其实是很小的。一旦因中国商品的锐减影响到普通民众的生活，那么政府在制定贸易战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不能不考虑到这个因素。

    即使发达国家成功地找到了这样的替代选择，用新的进口国顶替掉中国的地位，那么我们也不必过分对此忧虑，事实上，在政府为此制定的策略方案中，早已考虑到了这一层面的因素，而会选择用其他手段来对这种贸易战制裁进行遏制。

    这种手段就是抛售对方国债。

    以美国为例，中国央行目前持有美国国债规模占到外国央行持有美国国债总规模的35.4%，占美国可流通国债总额的13.3%。尽管选择对美国国债进行抛售，可能引发外汇储备贬值以及加剧出口困难，无疑意味着对自己的伤害，但是对于打赢这场贸易战争来说，这种手段是相当有效的。

    根据数据统计显示：美国在2008年的失业人数总计260万，为二战以来最高水平，由此导致信贷损失进一步扩大。如果中国全部抛空美国国债，国际市场的跟风不可避免。我们从一些经济学读物中也曾经了解到，国债利率是美国重要的基准利率之一，中国抛售美国国债势必会造成美元的大幅贬值，美国经济有可能陷入长期衰退之中。

    正是基于以上的因素，才决定了中国在应对来自发达国家的贸易战争时，同样有着属于自己的反制手段，然而假如我们从改革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贸易战争反而未尝是一件坏事。

    假如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真正爆发出一场规模空前的贸易战争，那么极有可能带来的结果是——中国真正从出口导向型的、以投资和外需为主的经济结构向以内需特别是消费为主转型，从而改变中国经济发展持续依赖外部需求的不利局面。

    然而我们知道，解决中国经济失衡的根本办法固然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是在各级政府仍然掌握着过大的资源配置权利的时候，这种情况是极难发生转变的，想要从内部生成改革力量很难，需要要依靠外部的变化来推进改革。

    正因为如此，当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发生贸易战时，中国出口的外部环境势必将比以前远为恶劣，指望外需来实现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只能成为过去式。在这样的外部压力下，政府极有可能会痛下决心，把发展的重点真正转向拉动内需，推进收入分配、削减政府权力等早应实施的改革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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