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战争爆发

    说起来，人如青瓷，生下来完整美好，光滑圆润，行走世间，却难免磕撞损伤，操劳耗损。伤身还好，最怕伤心，心上的伤口既无法在阳光下晾晒，甚至都不敢让自己眼光正视，于是把它藏在幽深的水底，任水藻交横覆盖，假装遗忘。而似乎也真的遗忘了，好像有的人真的没有消失，有的人真的没有施虐，有的人真的没有负义，有的人真的没有忘恩。而自己曾经的怀念、愤恨、疾首与心痛，也都漶漫不清。只是这个假装遗忘的过程，总伴随着忙碌的身心。一旦闲下，便很容易遭到反噬，黑雾一般的情绪冲天而起，忧伤泛滥成灾。

    既然如此，不如从容。

    得不大喜，失不大悲。殊不失姿态。

    林徽因便是从来不曾失去姿态的人。我们见得到她的明艳，见得到她的微笑，见得到她的优雅，见得到她的淡然，却见不到她的怒目横眉，也见不到她的涕泗滂沱。哪怕徐志摩死后，世人看见的她，也是收拾好了眉眼，笔下的文字虽然深情，却又淡然。

    因为这一茎细草般的爱，不是她生活的全部。

    一九三七年六月，夫妻俩又出门考察。先坐火车，再坐汽车，半路上换驮子，一前一后由两匹骡子抬到了五台山。

    五台山佛光寺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古寺，也是木结构建筑的经典。台地、天井、老松、一层高的建筑却有着超长的屋檐，一眼就能看出其年代之久远。它的殿堂的梁架、斗拱、藻井结构特别复杂壮观，在坚硬中透露着柔软的气质，沉重中隐藏着纤巧的心思，纷繁中展列着严谨的秩序。

    殿堂里的平台上，有尊菩萨坐像，侍者环立，有如仙林。平台左端坐着一个真人大小的女人，着便装，与华丽的仙人丛很不相称，无疑是个渺小的凡人。和尚们告诉思成与徽因，她是篡位的武后。

    他们第二天开始了仔细的调查。斗拱、梁架、藻井以及雕花的柱础都细看过了。无论是单个或总体，它们都明白无误地显示了晚唐时期的特征。与之相佐证的是，当他们爬进藻井上面的黑暗空间，看到一种只有唐画中才有的屋顶架构。

    可是，说着容易，考察的过程何其艰难。赤土烟尘埋不尽，还有鸽将军、蛛丞相，干一些佛头着粪、檐间织网的勾当。

    “阁楼”里原有几千只蝙蝠，是这里的原住民，一串串、一层层，像厚厚的鱼子酱铺在脊檩上。还有千千万万喝蝙蝠血的臭虫和顶棚上的厚厚尘土，说不定是几百年的积淀，里面还有蝙蝠的尸体呢。黑暗遮目，秽气冲鼻，他们戴着厚厚的口罩，测量、画图、照相，忙得不亦乐乎；臭虫们也忙得不亦乐乎，对着他们又啃又咬，还一队队爬进他们的背包。

    徽因细心，在一根梁下面发现字迹，虽然很淡，却对大家而言有如遭了电击。再没有什么比写在梁柱上或者刻在石头上的日期更让人欢喜，它意味着一切的推测都会有一个准确到极点的答案。

    别人还在商量怎么才能爬上去，看清上面写的什么字，徽因早把脖子后仰，凭着她那双远视眼左看右看，拼命去辨认了。一番折腾之后，她终于认出一些隐约的人名，还有长长的唐朝官职，最重要的是，在最右边的那根梁上，有几个字依稀可辨，它们是“佛殿主女弟子宁公遇”。

    徽因又在外面台阶前经幢石柱上的一堆人名中去核实她的发现，果然，石柱上赫然写着同样的句子“佛殿主女弟子宁公遇”。石柱上刻的年代是“唐大中十一年”，相当于公元八五七年。一切猜测都有了答案，不实的传说也得到了正名。现身仙人丛中，身着便装，面貌谦恭，坐在平台一端的女人，并不是武后，而正是施主宁公遇夫人本人。

    施主是个女的，辨认出她的建筑学家也是个女的！你能想象得到这种奇妙的巧合吗？徽因当时恨不能也为自己塑一尊像，“让‘女弟子林徽因’永远陪伴这位虔诚的唐朝妇女，在肃穆中再盘腿坐上他一千年！”

    丛草荒径、僻居陋巷、寺庙尼庵、败草瓦砾场，离合悲欢，人世沧桑，当他们从与世隔绝的辛苦工作中缓过神来，出了山去，才发现，七七事变，日军侵华，战争已经爆发一星期了。

    2｜战火无情

    徽因和思成都出身官宦人家，像《乱世佳人》里新生一代的年轻贵族，比如阿希礼、玫兰妮和斯佳丽。铺着桃花桌布的餐桌上，摆着的是鸡鸭鱼肉、牛奶面包，考究精致的衣橱里，挂着的是更考究精致的丝衣皮履，有仆人进进出出，帮自己摆平家庭琐事。本来他们脑子里对战争并没有具体而微的概念，现在，异族入侵，北平沦陷，怎么办？逃出去，还是留下来？

    逃出去？四合院怎么办？花草树木怎么办？亲朋好友怎么办？自己的工作和职业怎么办？没有了收入，以后的生活怎么办？还有两个小孩子，还有一个老母亲，都要跟着自己颠沛流离，路上得病怎么办？思成的脊椎原本有病，腿脚也因为车祸而行走不便，徽因更是一直就有一个肺病的根子，冷了不行，有风了不行，营养跟不上更不行，这一走，前路漫漫，蹇塞难行，等于要她半条命……

    留下来？日本人占领北平，正需要知名学者替他们撑场面，粉饰太平，开出的价码不会太低，维持生活现状不但没问题，而且还会有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周作人不是留了下来？这家伙收下伪北大的图书馆聘书，又就任伪北大教授兼文学长之职，又成为日本军方控制下的东亚文化协会的成员，日伪要的是他这块“周作人”的招牌，他要的是日伪发给他的干薪。有了钱，八道湾的周宅大兴土木，“翻修了左右两个偏门，在院子里凿了水井，改造了厕所，又裱糊内屋，修造上房，陈旧的‘苦雨斋’焕然一新。”（《何以为生：文化名人的经济背景》陈明远）请宾宴客也有了钱，购置狐皮衣袍也有了钱，一家人的生活焰气腾腾。后又贪图日本侵略者给他开出的一千二百圆月俸——这是他原有薪金的两倍，和平时做梦也发不到的一笔横财，且还有晋级加到月俸两千圆（约合今人民币六万元）的光明前景——好大一锭狗头金，明晃晃耀人眼，于是欣然就任伪教育督办。东洋刀没来得及架在他的脖子上，为一个“钱”字他就丧了天良。

    周作人之所以这样“昏”，除去他本人的“重事功，轻名节”，他的妻子羽太信子未必不是一个重要原因。羽太信子出身日本，自然亲日——周作人不是老舍，做不到把一家老小扔在敌占区，自己跑去抗日。他留下来的两条腿，有一条是给太太拖住的。

    同理，思成就算本着一腔爱国心要走，徽因若是不让，他也未必走得成。但大难当前，夫妇居然意见一致，一个字：走！

    他们八月回到北平，徽因给正在北戴河随姑姑度假的梁再冰写信，告诉她“要勇敢”，爸爸妈妈“不怕打仗，更不怕日本人”，因此，她也要“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真奇怪，徽因对才八岁的小女儿，居然像对一个成年人，有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相对的庄严。

    思成和徽因兵分两路，登时忙作一团：思成整理历年考察所积的宝贵资料，打包图画、照相底片和照片、模型、研究笔记、档案和图书，该保存的找个妥当的地方保存，能带走的贴身带走；徽因忙于处理家中的剩余物品，或卖或烧或送或扔。仆人遣散，亲戚话别，朋友安顿……

    一九三七年九月五日，梁家走上逃亡路上的第一站，离开北京去天津。一路随行的还有金岳霖和清华大学的两位教授。在那里思成和一家英国银行谈妥，把营造学社的底片和其他贵重物品锁进他们的保险箱。

    然后，一家五口转抵长沙，在火车站附近租了两间房，暂时居住下来。清华、北大、南开的许多教授也相继来到长沙，准备前往昆明筹办西南联大，梁思成的弟弟梁思永一家也来了。思永是考古学家，曾对河南安阳“殷墟”的发掘工作做出过重要贡献，当时他在南京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研究员。

    一到晚上，以往在北京每逢星期六聚会惯了的朋友们会顺着脚一径走到梁家来，他们仍旧聚餐，只不过不再去饭馆，而是享用徽因在小炉子上的烹饪。然后谈谈讲讲，论时局，说学问，至晚方散。散前还要同声高唱救亡歌曲，“歌咏队”中男女老少都有，梁思成是“乐队指挥”。他们从《义勇军进行曲》的“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唱起，一直唱到《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的“向前走，别退后，生死已到最后关头！同胞被屠杀，土地被强占，我们再也不能忍受，我们再也不能忍受……”歌声激昂悲壮，在风中打着转儿，久久不散。

    长沙不是温柔乡，空袭警报袭人魄胆。警报一响，大家就急忙逃跑，地下室，防空洞，见洞就钻。好在一直“干打雷不下雨”，有一天，真“下雨”了，却没有“打雷”。警报没拉响，人们在地面安安心心做生活，却不知道自己已成空袭目标，日本飞机飞到了头顶上。

    当时思成一家老弱妇孺都在家里，他们的住宅差不多直接被一颗炸弹命中，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徽因在致费正清夫妇的信中写：

    昨天是长沙第一次遭到空袭，我们住的房子被日本飞机炸了。炸弹就落在离我们住所的大门约十五码的地方。我们临时租了三间房。轰炸时，我妈妈、两个孩子、思成和我都在家，两个孩子还在床上生着病。我们对于会被炸，毫无准备，事先也完全没发任何警报。

    谁也不知道我们怎么没被炸个血肉横飞。当我们听到落在左近的两颗炸弹的巨响时，我同思成就本能地各抱起一个孩子，赶紧奔向楼梯。随后，我们住的那幢房子就被炸得粉碎。还没走到底层，我就随着弹声摔下楼梯，怀里还抱着小弟。居然没受伤！这时，房子开始坍塌，长沙的大门、板壁，甚至天花板上都嵌有玻璃，碎片向我们身上坠落。我们赶紧冲出旁门——幸而院墙没倒塌。我们逃到街上。这时四处黑烟弥漫。

    当我们正扑向清华、北大、南开三家大学合挖的临时防空壕时，空中又投下一颗炸弹。我们停下了脚步，心想这回准跑不掉了。我们宁愿一家人在一起经历这场悲剧，也不能走单了。这颗炸弹落在我们正跑着的巷子尽头，但并没爆炸。我们就从碎玻璃碴里把所有的衣物（如今已剩不下几件了）刨了出来，目前正东一处西一处地在朋友们家里借住。

    一炸二炸连三炸，他们没被炸死真是奇迹。起身看看，死者横陈，伤者呻吟，弹坑累累，焦烟阵阵。他们决定离开这里，去昆明。覆巢之下无完卵，总有一天昆明也会遭炸，可是，除此之外，又能到哪里呢？

    这就是战火，这就是离散，这就是灾难。这就是活在人间的人类人为制造的灾难。处处无家处处为家，安稳已成奢想，静好已不可望，哪里都不再是归宿，哪条路都好像回不到故乡。真是人如飘蓬，忽西忽东。

    3｜我不能离开她

    人的离合际遇，就是这样一种东西，好像一切的颠沛流离都是布景，人是要在这样的布景下，演出属于自己的戏文，邂逅自己的有缘人，欣赏打动自己的心肠的风景，哪怕是和哪个人擦肩而过，交会了一个眼神，也好像和一个前世的彼此熟识的灵魂，有过短暂的相逢。

    坐上破旧的公共汽车，接着长途跋涉。走过湘山群山，途经常德、沅陵，山光水气好风景。一路晓行夜宿，早上一起床，梁思成马上熟练地打起铺盖卷，晚上汽车一到站，他又同林徽因飞奔着找那些“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的小客栈。两个年幼的孩子不能到处乱跑，他们要坐在行李堆上照看晕车的外婆。

    这时候，梁思成的背痛已经很严重，得了脊椎间软组织硬化症，穿上医生给他设计的“铁马甲”。有这么个东西穿在衬衣里面支撑背脊骨，又是人在旅途，受的什么罪显而易见。可是，他一个“苦”字也不说——说了也没用。大丈夫讲的就是两个字：承担。

    在湖南邻近贵州的一个小城晃县，旅程突然被按了“暂停”键。所有向前走的大汽车都被征去，要迁走空军学校学员和机器，一般乘客只能无限期地等在那里。

    徽因的身体承受不住惊吓劳累，终于出状况，感染了肺炎，高烧四十摄氏度。没有医院，没有特效药，雨雪交加，梁思成抱着孩子、搀着病妻，在那只有一条满是泥泞的街道的小县城里，连间可供人休息的客房都遍寻不着。

    忽然，他听见一阵小提琴的悠扬乐声从一家小旅馆里传来。这琴手必定来自大城市，比如北京或者上海。久经西方文化浸淫，这样的声音让他觉得亲近，试着敲门，原来是一屋子空军学院的学员，一共八位，他们也在等车到昆明。年轻的学员们十分热心，给新来的人硬挤出一块地方——佛家讲“缘”，这便是思成与徽因同这些飞行员之间的缘分。此后，他们视徽因如姐，徽因视他们如弟，来往如同亲人，直到这些可爱的孩子全部牺牲，一个不剩。

    这次重病对徽因是个严重的损害，就像一只玛瑙碗左倾右欹，晃了几晃，终于摔在地下，还转了几转。虽没有碎裂，拾起来看，也有了破纹，再经不起磕碰。这场病埋下几年后肺病再次复发的祸根，最后她也是死在这个病上面。

    徽因身处那间用薄板将飞行学员、放浪的下等妓女、嚣张的赌棍、傲慢的军官和满嘴糙话的司机们隔开的小屋子，发着高烧，听着人声鼎沸、不绝于耳的嗡嗡声。

    幸亏在小村里等车的旅客里面，有一个女医生，曾留学日本又懂中医，她给徽因检查，然后开处方服中药。经过这样的治疗，徽因卧床半个月，大难不死，终于退烧。

    国难家愁，思成还有心情带着再冰和从诫到小河边去“打水漂”，把小石子平平地撇出去，它就在水面上一蹦一蹦地跳。技术好的，能让它跳二三十下。

    这时恰巧一辆小公共汽车要开往昆明，一大群人像见了救命的诺亚方舟，拼命往上挤，原本十六座的车，硬塞进去二十七个人。无从想象那是什么景象，不过我们可以从钱钟书的《围城》里，方鸿渐等乘车一段找到印证：“这车厢仿佛沙丁鱼罐，里面的人紧紧地挤得身体都扁了。可是沙丁鱼的骨头，深藏在自己身里，这些乘客的肘骨膝骨都向旁人的身体里硬嵌。罐装的沙丁鱼条条挺直，这些乘客都蜷曲波折，腰跟腿弯成几何学上有名目的角度。”

    徽因一家五口人也像鱼似的蜷曲波折在里面，林母还发热发冷，可是毫无办法，只能硬挺。从诫还小，就坐在高热后仍十分虚弱的徽因身上。这是一辆破车，前头咳嗽，后头叹气，东跌西撞，摇摇摆摆，勉强行进，开到一个地势险峻的山顶上时居然抛锚。左找右找找不着原因，思成提醒司机拿干布往油箱里一蘸——没汽油了！十二月份，天气寒冷，回头看那日色，又“渐渐坠下去了”，山中虽无大虫，却常有土匪打劫抢车，更叫人毛骨悚然。乘客们又怕又冷又绝望，又担心，只得一步一步推着车前进。走着走着，一个小村庄奇迹般横陈在路旁，才免了他们露宿荒山的恐怖与凄凉。

    一路波折，经过坏了的汽车、意外的停顿、肮脏的小旅馆，见到玉带似的山涧、秋天的红叶、白色的芦苇、天上飘过的白云、老式的铁索桥、渡船，和纯粹的中国古老城市——国难家愁中看到的好风景格外使人心疼。原本预计走十天，却用了一个多月才到达昆明。没有朋友，没有熟人，金岳霖也还留在长沙，梁思成和林徽因他们是第一批到昆明的人。

    一九三八年一月，梁思成一家到达昆明。

    昆明是好的，阳光明媚，气候温和，还有美丽的湖光山色。可是，他们不受欢迎——这些说着奇怪的方言的人们空手而来，侵入自己的生活，打乱自己的进程，扰乱自己的和平与安宁——日本人对于遥远的东部省份的侵略在这里还如隔靴搔痒——当地人几乎是凭本能就把这些来躲避日本侵略的难民当成入侵者。这种态度又在不肯和日本人合作而逃难的难民当中激起强烈的愤慨。徽因他们就处在这种处处受敌视的氛围中，如芒在背。

    梁思成的营造学社形同虚设，没有资金、没有所长、没有工作人员，当初的一切像雾一样消散在空气中。如果硬要说它还存在，那它也只是存在于梁思成想要把它重建的决心里。可是，什么时候才能建得起来？物价上涨，钱不值钱，无人资助，前景黯淡。

    别的都可以暂缓，衣食先要有着落。思成和徽因放下古建筑学家的身份，去给那些阔人和奸商设计房子。雇主刻薄，报酬微薄。雪上加霜的是，思成病倒了——旅途劳累，气候湿潮，他得了严重的关节炎，背脊椎的毛病也恶化，被迫卧床。说是卧床也不对，根本不能“卧”，因为他背痛得只能日夜半躺在一张帆布软椅上。林洙写道：“梁思成终于在一九三八年一月把一家五口带到了昆明。到了昆明不久，他的背痛剧烈地发作了，背部肌肉痉挛，痛得他昼夜不能入睡，……于是切除了扁桃体……把满口牙也拔掉，大约有一年的时间，他一点也不能在床上平卧。日夜半躺在一张帆布椅下。”一个贵族出身，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人，如今疲弊沦落，不叫苦、不发牢骚，稍好时还找些事来做，比如用颜色深浅不同的线来织补袜子，针脚匀净细密，他真是个细致的人。

    他本可以远走高飞，美国的一些大学和博物馆都来信邀请梁思成到美国去访问讲学。他的好友费正清夫妇和一些美国朋友知道他们的情况后，也劝他们到美国去工作并治病。可梁思成不走，他说：“我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不能离开她。即使我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

    梁思成后来对林洙说：“我当然知道这个决定所付出的代价，我不能不感谢徽因，她以伟大的牺牲来支持我。不！她并不是支持我，我认为这也是她的选择。……后来有朋友责备我，说我的选择使得徽因过早的去世了。我无言以答。但我们都没有后悔……今天我仍然没有后悔，只是有时想起徽因所受的折磨，心痛得难受。”

    他不后悔，徽因也不后悔。两个人可能在小的地方吵嘴，但是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永远是“是”而非“非”。徽因是个贤妻，当初她也是个贵族出身的娇小姐，不劳自己动手，便能丰衣足食，如今却在贫病交加里，卷起袖子买菜、做饭、洗衣。

    4｜一个痰盂

    不久，一九三八年三月初，西南联大的教师和学生陆续从长沙来到昆明，金岳霖也来了。老友重逢，霁雨初晴，经历病苦的徽因心情才好了起来。她写信给费慰梅：“我喜欢听老金和（张）奚若笑，这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了我忍受这场战争。这说明我们毕竟还是一类人。”

    好个“一类人”，古人最爱讲知音，又爱讲“同气相求，同声相应”，就好比人间是一座密林，万鸟齐鸣，彼此凭声音便能断定是不是同类驾临。有了同类，纵然灰暗的心情也能楚楚地生动，如田亩上菜豆花开，屋角农夫荷锄走过田畈，小儿横卧牛背，远水如练照眼明。环境越艰难，越需要同一类人互相支撑。

    朋友来了，家里也热闹起来，徽因曾对家中的情况有过简略的描述：“思成笑着、驼着背（现在他的背比以前更驼了），老金正要打开我们的小食橱找点东西吃，而孩子们，现在是五个——我们家两个，两个黄家的，还有一个是思永（思成的弟弟）的。宝宝（指再冰）常常带着一副女孩子的娴静的笑，长得越来越漂亮，而小弟是结实而又调皮，长着一对睁得大大的眼睛，他正好是我所期望的男孩子。他真是一个艺术家，能精心地画出一些飞机、高射炮、战车和其他许许多多的军事发明。”

    其实，欢乐总是有限的，徽因也没有心情再滔滔不绝地讲话和笑，大家都有些“笑不起来”。故土已离，前程未知，青山隐隐水茫茫，每个人的心里都藏着思念、焦虑和希望，又有一大堆需要关心的日常琐事：吃饭、穿衣、生病、住房……“卧床”将近一年，思成终于能够起来做事。中国营造学社又摇摇晃晃地在云南起步。

    那些在晃县帮徽因腾房养病，后又认徽因做姐姐的空军学员此时已结业。他们邀请思成和徽因做他们全期（第七期）的“名誉家长”，出席毕业典礼。这些孩子们都在抗战前夕投笔从戎，家乡沦陷，乐得在“姐姐”这里寻找到家庭的温暖。有的上了战场，有的留在昆明，有的还订了婚。“太太的客厅”成了他们经常光顾的地方。但是，政府的装备破破烂烂，抗战没有结束，他们便全都在一次次与日寇力量悬殊的空战中牺牲，无一幸存。因为多数人家在敌占区，他们阵亡后的私人遗物便被寄到徽因的家，每次徽因都要哭一场。

    三年的昆明生活，是林徽因作为健康人生活的最后一个时期。昆明毕竟是春城，景色宜人引发了徽因的文思。她写了好几首诗，其中一首《三月昆明》诗稿未留，徒剩标题。还有《茶铺》和《小楼》。

    昆明的日子越来越不平安，敌机的轰炸越来越频繁。一九三九年初，梁思成他们和营造学社被迫从城里迁到市郊，先借住在麦地村一个叫作兴国庵的尼姑庵。梁思成、刘敦桢率队对四川、西康古建筑进行野外调查，半年跑了三十五个县；林徽因则留守兴国庵“主持日常工作”。绘图和文字资料需要整理，许多材料需要查证分析，人人都有事要做，这个清寂冷落的殿堂顿时一派繁忙。

    娘娘殿改成营造学社的办公室，一块布帘遮住菩萨塑像，天光充当了屋内的所有采光，窗子徒有其名，只有横的竖的几根钢筋嵌在里面，象征性地分隔室内室外。供桌拉来当了工作台，祖先牌位被“请”开，上面摆了笔墨纸砚。农妇们不管这些，仍旧对着娘娘殿烧香祈愿。

    一九四〇年，梁思成在昆明市郊龙头村一块借来的地皮上，请人用土坯盖了三间小房——这是两个大建筑师一生中为自己设计建造的唯一一所住房。三间住房坐西向东，两间附属用房则坐东向西，中间隔一通道，形成一个小小的庭院。窗棂是用木条交叉起来的菱形，客厅里设计了壁炉，三间住房全部安装木地板。

    这处住房盖起来实非易事。许许多多的朋友，包括钱端升也在这里筑了小房子。徽因的房子最后盖，建筑材料早被抢一空，他们要寻找每一块木板、每一块砖头和每一颗钉子，还得客串搬运工，搬砖运石。老金又在住宅尽头处加了一间“耳房”，这样整个北京总布胡同的布局就齐了。

    这所小宅院的地理位置不坏，开在洼地的边缘，紧靠着高高的堤坝，上边长着一排高高的笔直的松树，就跟古画里的一样。茂林修竹、田畴水塘，天气转凉，秋天泛光，空气里都是香。虽然这个世界充满混乱和灾难，可是阳光却带来静和美，让人俨然忘掉正在进行的战争。

    可是若非不肯做亡国奴，何至于沦落到这个地步：冷热自来水全都没有，买的第一件东西就是一口大水缸。物价疯涨，他们刚到昆明的时候，米价还是三块四一袋，如今涨到一百块钱。小屋已经让徽因和思成负了很重的债，还要每天都要踩着尘土或者泥浆出去买粮菜，这儿不是北平，不能趁着价低多买些囤起来，昆明湿热，隔宿即坏。

    衣服穿破了，孩子们的衣服穿小了，但也只能这样了——没有布，有也买不起。战争、通货膨胀、原始到极点的生活方式，把梁思成和林徽因这一对出过国、留过洋、受过高深教育、从事高尚事业、生活优裕的高素质知识分子，彻底变成了穷人。

    徽因再没有精力高谈阔论，也不能和思成一起外出考察古建筑。她像一匹羸马，拉一辆破车，上面坐着老的老、小的小，一家人苦度时光。一起床就是洒扫庭除，然后不停手地做苦工，当采购员、厨师、清洁工。三餐难以为继的困难，让她根本没有时间去感知任何事物，到晚上浑身疼痛，呻吟着上床。

    金岳霖一直在她身边，看着她怎样用病弱的双肩担起整个家庭的重担，一边用哲人的清醒对此做出评判：“她仍旧很忙，只是在这种闹哄哄的日子里更忙了。实际上她真是没有什么时间可以浪费，以致她有浪费掉她的生命的危险。”

    多少人的生命，就是在这种无意义的忙碌中浪费掉。长此以往，徽因也不过沦落成乡间农妇的模样，以往种种，空花阳焰。但是，种种的折磨还不够，像富人华裳锁镶的金边，万字不到头，无尽无休。

    日军轰炸越来越凶，那种声音听上去像铁钩钩人脏腑，引人呕吐。可怜的金岳霖先生，他早晨五点半从村里出发到城里上课，有的时候课还没来得及上就遇到空袭，不得不和一大群人一道奔逃，直到下午五点半以后，才绕一大圈回村。一天吃不成饭，干不成活，睡不成觉，单为跑警报，还弄丢一本书《知识论》，几十万字的书稿哇，他不得不打起精神重写一遍！

    就是这样的艰难时世，徽因偶有心情，还会跑到附近的瓦窑村看稀罕。这个小村专门烧制陶器，半原始的作坊里有老师傅做陶坯，她一看就是几个小时，心中所有关于“美”的念头都苏醒过来。她的眼睛盯着驯服的陶土随着师傅的手不断地变化形状，忽长忽短，忽瘦忽肥，一个特别漂亮的造型突然在师傅手下出现，情不自禁大喊：“快停下，快停下，就要这个！”老师傅才不要理这个“外省女人”，两手往外这么一撇，就成了一个——痰盂！

    5｜周作人没有资格

    梁思成被任命为中央研究院研究员，他领导的营造学社也纳入“史语所”编制。一九四〇年十一月，随着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搬迁，在兴国庵滞留了两年的营造学社也随之搬到四川。四个机关的人员和家属坐带篷卡车分批从昆明出发，前往宜宾下水约六十华里处的南溪县李庄镇。

    这次，思成走不成。他的脚破伤风，被迫留下治疗，带家人随行的任务只能交给徽因。他们不是寻常恩爱夫妻的“焦不离孟，孟不离焦”，倒像是两柄剑，分则独闯江湖，合则双剑无敌——这样的夫妻很难得。

    徽因带着两个孩子和母亲上了卡车。两个星期的长途跋涉，满满一路的冬寒时冷。一路上人烟稀少。快到毕节时，小姑娘再冰居然看见狼背着狈在离公路不远处奔跑——真正的“狼狈为奸”。

    十二月三日到毕节，从诫受了风寒，发起高烧，徽因带着再冰到街上给他买药。回旅馆的路上，她一眼瞅见一个改成学校的孔庙，红墙里圈着大殿和石桥。职业敏感让她迈不动步子，一定要拉着女儿进去看，一边看还一边指指点点，引得一群小学生竞相围观。再冰脸皮薄，受不住，执意要走，徽因回旅馆后对她发了火：“我们到一个新地方，如果要参观，一定要看看县政府、重要的机关、学校、孔庙、街道的布置法和城墙的建筑法等，不是单看看铺子卖什么东西就算完事了。”

    可惜了，栏杆拍遍无知音赏。

    若是思成在，两个人得有多少话可说。徽因不是一个过纸上生活的人，她最热衷的还是实地考察。她批评女儿的那几句话，分明泄露天机，原来这就是他们到各地考察古建筑和传统市镇规划时的调查方法。

    舟车劳顿，时饥时饱，岸上有凄惨的伤兵，耳边有尖锐的空袭警报，十二月十三日，他们终于坐小木船到了李庄。三个月后，思成才到李庄和妻子会合。在到达李庄之前，他还替徽因做了一件事。

    徽因喜爱的小弟弟林恒，在一次空战中牺牲。徽因的说法是：“在一次空战中，在击落一架日寇飞机以后，可怜的孩子，自己也被击中头部而坠落牺牲了。”另一种说法是他还未来得及拉起飞机投入战斗，便被击中。从这两个分歧点，可以看到徽因是一种“修饰”型的人，她想把现实修饰成一个更好的模样，可她偏偏生在一个非理想的时代里面，受到了情感上的强烈打击和生活中的百般磨难。

    思成先拐到成都，料理了林恒的后事，才回到了李庄的家。当初，思成替徽因拿了一块徐志摩的残骸，现在，他又替她捡回三弟林恒的残骸，他是这样了解徽因的心。他始终挡在风愁雨箭的最前面，让痛失挚友亲人的悲苦先拐一个弯，卸一部分力，再传到徽因这里。

    徽因的伤心显而易见。其他八个空军学员，个个是她的“兄弟”，已经全部阵亡，现在她的小弟弟也阵亡。三年后，她写了一首诗，名为《哭三弟恒》，实则哭的是所有为国捐躯的人：

    哭三弟恒

    ——三十年空战阵亡

    弟弟，我没有适合时代的语言

    来哀悼你的死；

    它是时代向你的要求，

    简单的，你给了。

    这冷酷简单的壮烈是时代的诗

    这沉默的光荣是你。

    假使在这不可免的真实上

    多给了悲哀，我想呼喊，

    那是——你自己也明了——

    因为你走得太早，

    太早了，弟弟，难为你的勇敢，

    机械的落伍，你的机会太惨！

    三年了，你阵亡在成都上空，

    这三年的时间所做成的不同，

    如果我向你说来，你别悲伤，

    因为多半不是我们老国，

    而是他人在时代中碾动，

    我们灵魂流血，炸成了窟窿。

    我们已有了盟友、物资同军火，

    正是你所曾经希望过。

    我记得，记得当时我怎样同你

    讨论又讨论，点算又点算，

    每一天你是那样耐性的等着，

    每天却空的过去，慢得像骆驼！

    现在驱逐机已非当日你最理想

    驾驶的“老鹰式七五”那样——

    那样笨，那样慢，啊，弟弟不要伤心，

    你已做到你们所能做的，

    别说是谁误了你，是时代无法衡量，

    中国还要上前，黑夜在等天亮。

    弟弟，我已用这许多不美丽言语

    算是诗来追悼你，

    要相信我的心多苦，喉咙多哑，

    你永不会回来了，我知道，

    青年的热血做了科学的代替；

    中国的悲怆永沉在我的心底。

    啊，你别难过，难过了我给不出安慰。

    我曾每日那样想过了几回：

    你已给了你所有的，同你去的弟兄

    也是一样，献出你们的生命；

    已有的年轻一切；将来还有的机会，

    可能的壮年工作，老年的智慧；

    可能的情爱，家庭，儿女，及那所有

    生的权利，喜悦；及生的纠纷！

    你们给的真多，都为了谁？你相信

    今后中国多少人的幸福要在

    你的前头，比自己要紧；那不朽

    中国的历史，还需要在世上永久。

    你相信，你也做了，最后一切你交出。

    我既完全明白，为何我还为着你哭？

    只因你是个孩子却没有留什么给自己，

    小时我盼着你的幸福，战时你的安全，

    今天你没有儿女牵挂需要抚恤同安慰，

    而万千国人像已忘掉，你死是为了谁！

    徽因体质本弱，一直咬牙苦撑，这次旅途劳累加上气候阴湿，肺结核病复发，来势汹汹，高烧四十摄氏度不退，盗汗连连，连咳带喘。李庄既无医院，当时也没有肺病特效药，她的健康被彻底摧毁，卧床不起，一躺就是四年。

    在昆明是徽因代替思成，如今是思成代替徽因，承担了大部分生活重担。李庄的生活比昆明更艰难。两间陋室，竹篾抹泥为墙，一拳能打一个窟窿，梁柱被烟火熏得漆黑，顶棚蛇鼠出没，床上有成群结队的臭虫。没有自来水，没有电灯，连煤油都要节约使用，晚上读书写字只能靠一两盏菜油灯照明。孩子冬天才能穿得上外婆做的一双布鞋，平时只能穿草鞋或者打赤脚。

    饮食越来越差。偶有朋友带来一小罐奶粉，就算是徽因的难得的高级营养品。可怜的“太太”日渐消瘦，几不成人形。缠绵病榻，不停地咳，五脏六腑都被震动，附近的农民满怀怜悯：“得了这种病……”

    思成除了工作，还兼职厨师，一个从来不曾下过厨的望族男子，如今学着蒸馒头、煮饭、做菜、腌菜和用橘皮做果酱。家中实在无钱可用，只好当卖衣物，把派克钢笔、手表等贵重物品都“吃”掉了。他常开玩笑地说：“把这只表‘红烧’了吧，这件衣服可以‘清炖’吗？”

    在频繁的信件往还中，连异地的费慰梅等都可以看出他们的寒窘：“大大小小和形形色色的信纸，多半是薄薄的、发黄发脆的，可能是从街上带回来的包过肉或菜的。有时候也有朋友给的宝贵的蓝色信纸。但共同的是每一小块空间都使用了。天头地脚和分段都不留空，而最后一页常常只有半页或三分之一页，其余的裁下来做别的用了。而那仍在使用的信封上贴的邮票的数目使人懂得，当时即便不出中国，通信有多贵——因此也有多仓促。这也说明为什么一个信封里常常装着多日以来为邮资的一次大挥霍而积下的好几封信。”（《梁思成与林徽因》费慰梅）

    何苦来哉！你看周作人替日本人当官，月薪一千二百块大洋，小汽车出入，日本医生在家里穿梭，穿的是狐皮袍，睡的是榻榻米，多奢侈！多豪华！

    可是，梁思成不是周作人，林徽因也不等同于周的老婆，他们不是一路人，不能把他们相提并论。周作人没有资格。

    6｜不是春光，胜似春光

    他们终于雇到一个又老实，又忠诚，又年轻，又好脾气的女仆，还很勤劳，却给这个贫困的家雪上加霜：她把这一家子的旧枕套和旧被单差不多都给洗烂了，衬衫扣子也洗掉，旧衬衫给彻底洗成破衬衫。做枕套和被单的白布跟金叶一样买不到，衬衫即便有也买不起。盘子也是打破一个算一个，没的替换。

    徽因和她的父亲极其投契，却一直和母亲不投脾气。在她眼里，妈妈既无能又爱管闲事，不该和女佣生气的时候瞎生气，不该惯着女佣的时候又瞎惯。徽因发出的每一项指令几乎都会受到妈妈的干扰，为此她经常和妈妈争吵，却既恼火又无济于事。徽因个性太强，母亲的脾气也不弱，两个人经常被搞得大光其火，疲惫不堪。

    除了她和妈妈，就是和思成之间，也烦恼如天大。

    长期劳瘁，思成才四十多岁，正当盛年，却已露出“衰”相。背驼得厉害，精力也大不如前。可怜他除了是一个学者，还要当“家庭妇男”，烤面包、砌炉灶、称煤，做家务。可是，他的性子慢，一次只喜欢做一件事，不爱当四面兼顾的杂技演员。家务事那么多，都来找寻他，他就好比那个纽约中央火车站，不同车次的火车不断轰隆隆抵达。这个时候，急性子的徽因因为躺在床上无能为力，就会更急躁。徽因在给费慰梅的信里既是把思成比成车站，她自己就成了站长。站长可能被轧死，车站永远都安如泰山。至于老金（他原本留在昆明，住在思成一家原来的房子里，现在也来到四川，已经待了一些日子），“是那么一种客人，要么就是到火车站去送人，要么就是接人，他稍稍有些干扰正常的时刻表，但也使火车站比较吸引人一点和站长比较容易激动一点。”

    老金在信的最后也写下了他的表白：“面对着站长，以及车站正在打字，那旅客迷惘得说不出任何话，也做不了任何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火车开过。我曾经经过纽约的中央火车站好多次，一次也没看见过站长，但在这里却两个都实际看见了，要不然没准儿还会把站长和车站互相弄混。”

    但思成穿着他的钢铁背心，不服气地在信下加注：“现在该车站说话了。由于建筑上的毛病，它的主桁条有相当的缺陷，而由协和医学院设计和安装的难看的钢支架现在已经用了七年，战时繁忙的车流看来已动摇了我的基础。”

    看看这三个人的话吧，多么生动，多么风趣，多么幽默，三个水平相当的人，说的话也多么水平相当。天底下，还能找得出这样的知音组合吗？荒野僻乡，比远谪岭南的苏轼和“雪拥蓝关马不前”韩愈更凄凉，可是有知音相赏，又好比野草荒径有花鲜叶茂，不是春光，胜似春光。

    两个孩子好，让人少烦恼。再冰继承了思成的温和和徽因的聪明，在学校的学习成绩非常出色，还交了很多朋友。她容光焕发的笑容，让人觉得父母的生命力已经有效地转移到她的身上。只是她要走长长的泥路去上学，而且中午老是吃不饱。从诫已经是一个晒得黝黑的农村小伙子模样，脚上穿着草鞋，和同学打交道的时候满口地道的四川话，不过，在家里他仍是一个有着良好教养的小绅士，非常关心妈妈的健康。

    虽然日寇不会把炸弹浪费到这个偏远的小镇，但会时常轰鸣着飞过，在人们心里引起震动——在中国任何地方，没有人能够远离战争。

    这样朝不保夕的环境，这样病卧不起的身体，在这样一个偏僻、单调的角落里，老朋友们天各一方，想说话也没有人听，徽因是寂寞的。实在不行，她就把再冰和从诫当成交谈对象，就像从诫在《倏忽人间四月天》里回忆的：

    她常常读书有感却找不到人交谈，只好对着两只小牛弹她的琴。这时期，她读了许多俄罗斯作家的作品，我记得她非常喜欢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而且要求我也当成功课去读它（那时我只有十二岁），还要我们一句句地去体味屠格涅夫对自然景色的描写。《米开朗琪罗传》，因为是英文的，我们实在没法子读，她就读一章，给我们讲一章，特别详细地为我们描述了米开朗琪罗为圣彼得教堂穹顶作画时的艰辛。讲的时候很动感情，可能因为米开朗琪罗那种对艺术的执着追求特别引起了她的共鸣。她偶尔也还写诗，但流露的大多是惆怅。在她兴致好的时候，间或喜欢让姐姐和我坐在床前，轻轻地为我们期读她旧日的诗、文，她的诗本来讲求韵律，比较“上口”，由她自己读出，那声音真是如歌。她也常常读古诗词，并讲给我们听，印象最深的，是她在教我读到杜甫和陆游的“剑外忽传收蓟北”、“家祭毋忘告乃翁”，以及“可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等名句时那种悲愤、忧愁的神情。母亲非常擅长朗诵。我记得，还在昆明时期，我大概只是小学二年级，她教我《唐雎不辱使命》，自己读给我和姐姐听。一篇古文，被她读得绘声绘色：唐雎的英雄胆气，秦王前倨而后恭的窘态，听来简直似一场电影。五十年过去了，我仍觉得声声在耳，历历在目。在李庄时，她从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借到过几张劳伦斯·奥列弗的莎剧台词唱片，非常喜欢，常常模仿这位英国名演员的语调，大声地“耳语”：“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于是父亲、姐姐和我就热烈鼓掌……她这位母亲，几乎从未给我们讲过什么小白兔、大灰狼之类的故事，除了给我们买了大量的书要我们自己去读之外，就是以她自己的作品和对文学的理解来代替稚气的童话，像对成年人一样地来陶冶我们幼小的心灵。

    躺在病床上的林徽因也没有时间休息，她得不停地给一家人缝补小衣和袜子。针脚细碎，最吃光阴，比写整整一章关于宋、辽、清的建筑发展史还费劲。

    费正清来访，亲见梁家困难，给他们提供了不少的物质援助。他送去的奶粉竟然使徽因的健康状况奇迹般地好转，“不发烧，不咳嗽，没有消化不良，睡眠和胃口都好”。再加上营造学社工作越来越像样，生活节奏变得正常，家境也大有改善，徽因心也宽，体重居然增加了八磅半，那个被疾病萧索折磨得花叶憔悴的徽因，好像又有了艳丽与芳香的余味。

    7｜未必不思念

    天津发大水，营造学社寄存在那里的所有图片和资料全部被淹！多年调研成果毁于一旦，思成和徽因失声痛哭。一切都来阻挡这对夫妻对事业的热情，可是一切都阻挡不住。自己的路自己走，走到哪里都无怨尤。

    思成发愿要研究汉代岩墓，还从图书馆里给妻子带书来看——徽因可以研究汉史，帮他开展工作——好比是焦仲卿和刘兰芝墓前长起的连理树，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两个人的思想在同一个平台上来来往往，真是羡煞神仙。

    徽因真配合，一头扎进汉代不肯出来。帝王将相、宠臣死敌、王后妃嫔，汉历史上凡有名目的人，无不被她拿来谈论，亲切劲儿就像他们是自己的隔壁邻居。

    徽因不肯闲。除了读汉史，她还读《战争与和平》《通往印度》《狄斯累利传》《维多利亚女王传》《元朝宫殿（中文）》《清宫秘史》《宋代堤堰和墓室建筑》《洪氏年谱》《安那托里·佛兰西外史》《卡萨诺瓦回忆录》《莎士比亚全集》《安德烈·纪德全集》，还有塞缨尔·巴特勒的《品牌品牌品牌》、梁思成的手稿、小弟的作文和孩子们喜爱的《爱丽丝漫游记》……

    她的才情从哪里来？学养从哪里来？为什么我们只看到她的美貌和情恋，却看不到她躺在病床上还读书不辍的精神？假如我们把她读过的书都读一遍，把她走过的路再走一遍，经历她所经历的磨难，也许就会更深地理解她的内心，而不仅眈眈于她的“三角恋”和所谓的“绯闻”。

    思成更不闲。他是个有病之身，却没有时间胡愁乱恨。就着菜油灯的一点昏黄光亮，把下巴放在一个小花瓶上来支撑他脑袋的重量，还要不断调整姿势，来减轻强直的脊椎给他的压力，一直绘图到天明。

    思成和徽因不是书呆子。他们关心国事，心里怀着最美好的憧憬。梁思成梦想着抗战胜利后，再到全国各地考察古建筑。他跟徽因说，如果今生有机会去敦煌，就是“一步一磕头”也心甘情愿。

    他们一直盼望着“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从异乡返家乡”的一天，所以贫病交加，还教孩子们读唐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终于，抗战胜利，日本投降。

    当时思成正在重庆，消息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晚上大约八点二十分传来，他看见人们在大街上奔跑，到处都放鞭炮，全城的人都在鼓掌、欢呼、喊叫。一个声音像头小兽在心里乱撞着：胜利了，要回家了，胜利了，要回家了……可是，徽因的身体也很难恢复了。思成曾陪徽因到重庆检查，医生悄悄告诉他，“来太晚了，林女士肺部都已空洞，这里已经没有办法了。她至多只能再活五年”。

    当初能够留北平他们不留，后来有机会去美国他们不走，拿生命下注，赌的是中国能打赢。若是不胜，他们将注定在自己的国土上做难民、终身飘零，挨飞机炸、被大炮轰、贫病饥冻、苍蝇蚊子加臭虫。假如你问思成，妻子因此而短命，你悔不悔？他早已回答不悔，只是要命地心疼。假如你问徽因，自己因此而寿夭，你悔不悔？她也不会悔，她早给自己预置了后路。

    有一次，从诫同母亲谈起一九四四年日军攻占贵州都匀、直逼重庆的危局，他问徽因：“如果当时日本人真的打进四川，你们打算怎么办？”徽因很平静：“中国念书人总还有一条后路嘛，我们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从诫急了：“我一个人在重庆上学，那你们就不管我啦？”病中的母亲拉着儿子的手，仿佛道歉似的小声地说：“真要到了那一步，恐怕就顾不上你了。”

    在这对夫妻身上表现出的，是中国读书人传统的“气节”。这种“气节”平时并不起眼，如同花儿开在暗夜，萦回天地的只是一阵似有如无的淡香。突然有一天，国难来临，气节就变成壁上龙泉，锐声啸歌，呛呛夜鸣。家贫知子孝，国难知士贤，果然。

    对于徽因，假如我们只看到几十年前一个有才情的美人，这于她不公平，我们更当透过这张美人的皮，看见一个“人”字。

    而在这样的艰难困窘，动转不能却又不得不动转不停的岁月里，林徽因未必一定不思念。

    爱听陈淑桦的《流光飞舞》：

    半冷半暖秋天

    熨帖在你身边

    静静看着流光飞舞

    那风中一片片红叶

    惹心中一片绵绵

    半醉半醒之间

    再忍笑眼千千

    就让我像云中飘雪

    用冰清轻轻吻人脸

    带出一波一浪的缠绵

    留人间多少爱

    迎浮生千重变

    跟有情人做快乐事

    别问是劫是缘

    又爱听陕北的民歌：

    三十里的明沙二十里的那水，

    五十里的路上来看你，

    半个月我看了你十五回，

    就因为看你我跑成一个罗圈腿。

    天天那刮风天天黄，

    走走坐坐我把你来想。

    那一天我看你没进你的院，

    只看见你的头顶呀没见你的脸。

    看了你一眼又一眼，

    泪蛋蛋那个滴在崖畔畔，

    有心回家扭不转个头，

    牵魂线揪住我的心呀翻了一个转。

    说到底，人人所贪，无非一个“爱”字。

    人最怕没有根，东风吹西边倒，南风吹向北飘，不是“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而是“一团团逐队成球”。见过春天的柳毛没有？集成团，团成阵，乱絮迷蒙，不辨南北西东。

    人最怕没有大智慧，只卖弄小聪明，一阵阵流行风吹得心如油煎，跳蚤一样乱蹦。眼里只见灯红酒绿，不见风清月白；只见风骚卖弄，不见“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雅致娉婷。

    所谓的“根”，就是这一份有关“爱”的信念。

    不知道有没有一天，看着窗外的月，林徽因想起徐志摩和她的初初相见，一个是青涩少女，一个是翩翩公子。两个人隔着好像一个年代的距离那么远，甚至她叫他“叔叔”，而他，也许瞅着她微微一笑。当她老了，忆起往昔，他仍旧是看着她微微一笑的青葱男子，那种记忆深埋心底，在她最好的岁月里，如铺排开满天满地的锦绣，鲜艳如昨，永不老去。

    8｜三千里山河

    据说，有这么一种说法，假如你走在马路上，有一瞬间的犹豫，想着不知道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最终你抬起头，左右看看，权衡了一下，照直过了马路。那么，与此同时，以你的选择前行为分岔点，分别又延伸出了一个向左走的你，和向右走的你。这一个同那一个“你”，分别替你自己探查了三种不同的选择引发的结果以及多样的可能。

    我还读过一篇类似的小说，说的是一个军人，他的战友牺牲，然后他无意间进入一个和他生活的世界十分类似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那个牺牲的战友还活着，并且不是一个军人，而是一个大学生。原来，这个大学生也想应征入伍，结果走到马路上的时候，鞋带突然开了，他犹豫了一下：是穿过马路再系鞋带呢？还是当时就系好鞋带？他选择了当时就蹲下身去系好鞋带，没有留神一辆车呼啸而至，把他撞飞，在医院躺了三个月，落下肢体的小残，从此与军人无缘；而他蹲下系鞋带的同时，另一个“他”则平安横穿过了马路，系好鞋带，应征入伍，成了一名光荣的军人，并且为此献出自己的生命。

    你看，如果这种说法是真的，那么，我们正在活着的这个“我”，就好比一棵庞大的树的一个细微的分支，每一个细微的分支都替那个根部的大“我”体验着人生的种种可能。也就是说，一切此生的遗憾都能够弥补，一切浪掷的青春都能够挽回，一切错失的幸福都能够补救，而这个“你”丢掉的健康，会有别的“你”捡拾。

    这样的理论乍思乍想，让人宽慰，可是宽慰完了，又觉得悲哀：

    纵使一切想得到的，有别的“我”替“我”得到，可是，有什么用呢？我的心，是这一个“我”的心，对这颗心而言，遗憾终归是遗憾，失落终归是失落，怅恨终归是怅恨，曾经拥有并不等于现在仍旧拥有，此刻的失去，也仍旧值得心痛。

    有句话说是“不求天长地久，只求曾经拥有”，唯有真正尝过这“曾经拥有”滋味的人，才晓得这话说得多么的“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好比一时的饮鸩止渴，换来的，是肠穿肚烂。与其追求“曾经拥有”的辉煌，我只愿“天长地久”地细水长流。

    可是，花会谢，雨会停，雪会化，叶会落，天长地久，只是一场一厢情愿的梦。每走一步，都有失落，这一步失落了天真，下一步失落了真诚，下一步失落了爱人，下一步失落了亲情……身边人好比手中的钞票，越花越少，当我们这样慨叹的时候，对于正在围拢来的新生代，却不屑地拿眼瞧也不瞧，因为我们的时代过去了，因为我们的同伴消失了，因为我们的心苍老了，因为我们的皮肤多了皱纹，头上长出白发，这就是成长的代价。

    我相信人是有灵魂的，而死后的无间地狱和金碧辉煌的天堂，其实不过出自于大家对于某一种宗教根深蒂固的影响之下的想象。还有阴司冥界，还有忘川水，还有奈何桥，还有彼岸花。当我们把死看作一件不可避免的悲剧的时候，整个人的心境都蒙上了一层阴郁的诗意，这份诗意支持我们尽情展开死亡之后的想象，在想象中既把死后的冥界和阴司布置得阴森，又点缀得凄凉。

    而事实上，我更愿意相信，灵魂所去之处，全是天堂。尘世扰扰，浮生劳劳，辛酸悲苦，劳瘁以终，而摆脱这个肉身之后，灵魂可以轻盈地飞升到任何一个他想要到达的地方，他想有花，便会有花；他想有光，便会有光。而死亡，也不过是肉身与这个世界剥离，以便进行下一段更伟大的行程的一个“中点”而已，而非“终点”。

    而下一段行程，也由灵魂自由掌控。也许他想和前世的情人重续前缘，那便会在下一世继续演绎一场荡气回肠的爱情；也许他想和前世的仇人化解恩怨，那便会在下一世成为夫妻，由彼此怨恨，再到各自释然。世间种种恩怨牵缠，不过起于灵魂一念之间。如此一来，想起徐志摩触山而亡，也许我们便有理由想象，他曾经和林徽因有过怎样一段可歌可泣的前缘，又会于下一世和林徽因有怎样一段可期可盼的美满。

    林徽因想来是不屑于做如此之想的。她虽是诗人，诗却只是她的副业，她的本质，却是清洁、干净、冷静、理性。再难过她也不会自杀，再痛苦她也不会轻生，再思念她也不会割腕，再怀想她也不会断肠。她与世间人的情分，无论是和梁思成，还是金岳霖，还是徐志摩，便是这样花叶相伴却又两两相间的情缘。也许离世之后，她可能把自己的灵魂分为一式三份，每一份偿一段今生与这三个人之一的缘分，但是这一切，都是我们的想象，与她这个当事人，却是无关。

    她当时面临的，是数年来家国，三千里山河。

    燃遍神州大陆的无情战火，终于看起来要渐渐止熄了。

    抗战胜利，林徽因离开李庄，先在重庆暂住，于次年（一九四六年）春，带病乘飞机访昆明，同老朋友重聚。虽然她认定“再次到昆明去，突然间得到阳光、美景和鲜花盛开的花园，以及交织着闪亮的光芒和美丽的影子、急骤的大雨和风吹的白云的昆明天空的神秘气氛，我想我会感觉好一些”，可是高原缺氧，不利于她治疗肺病，加之西南联大北返，老朋友们都归心似箭，中国营造学社也完成了历史使命，梁思成受聘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一九四六年夏，梁思成、林徽因一家又回到了北平。

    九年的战时流亡生活，终于结束了。

    自从一九三七年八月徽因和梁思成携一家老小逃离北平。九年间，一家人辗转长沙、昆明，后迁到川西李庄，跌宕流离、病苦交加。她的前半生如花的照眼明，花蕊花丝里都是诗情，到如今，又要挨轰炸，又要跑警报，又要卷起袖子刷锅洗碗洗被单、提篮买菜，钱总是不敷用，病却成势，日无所养，反有所伤，如一棵树被一刀刀斫伤生机，发烧、头痛、咳嗽、痰喘，无食欲，亦无东西可吃，且还要撑起来顾夫顾子，稍有点精神，又得研究古建筑，协助思成写中国建筑史。这样的局面之下，就算残留一点文思，也不能叫“遣兴”，只能说是写来散愁。且是连愁都没有名目，单是使她忧伤发怒。

    她的年表里记载：一九四〇至一九四五年，她总共写了四首诗，即《一天》《十一月的小村》《忧郁》和《哭三弟恒》，平均一年不到一首。就算以她的少动笔的程度，这也过少。这一点，从诫在《空谷回音》里说得清楚：“若问林徽因后来的文学作品为什么那样少，也只好学着她自己的口吻说，那是因为她‘抗战去了’。”

    这话说出来，没有人会笑。

    9｜只有片刻，也值得道谢

    徽因爱北平。她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她早年流丽的诗歌、散文、小说和跋扈飞扬的学术论文，无一不浸染了北平的丝丝络络。北平养得徽因明艳动人，好比春风春水长养好花，徽因之于北平也不是春风春水与好花的两无情。

    九年的颠沛流离，她的青春没有了，健康没有了，她是作为一个“活不久”的病妇回来的。回来才发现，北平也老了，病了，残了，日寇比风寒与肺病更厉害地剥蚀了老北平的健康，虽然蓝天上仍有鸽哨回响，地上还有绿槐结着黄色的槐米，可是，山不是原来的山，水不是原来的水，拔出来的脚再踏回去，那条河也永远不再是原来的那条河了。

    一抵京，思成即应聘筹建清华大学建筑系，不久应邀到美国讲学——多年研究结硕果，他们在战时出版的两期《汇刊》大受赞扬，他备受西方同行关注，成了一个国际知名的人物。

    他走时留下的空缺就由徽因填补，妻子代替了他在国内的工作。他们的清华园的住宅里，徽因的卧室充满阳光，里面放着柔软的弹簧床，浴缸还装有冷热水管道，亲爱的朋友们近在咫尺，家庭聚会已从昆明移到了清华，她可真是兴致勃勃。

    她几乎就是在病床上躺着为创立建筑系做组织工作的，白天，和清华、北大的教师们滔滔不绝地讨论着各种各样的学术问题，有时也有明月别枝、闲花两朵，从汉武帝讲到杨小楼。无论谈工作、谈建筑，还是谈文学，总是那么兴高采烈。

    可是，到了晚上，所有人都散去，病势如山，把她压倒，整晚不停地咳咳喘喘，在床上辗转呻吟得透不过气来，半夜里一次次地吃药、喝水、咳痰……

    一九四七年冬，结核菌侵入她的一个肾，必须动大手术切除。思成只在美国待了七个月，就匆匆回国。他回来了，徽因却因为老是发烧，手术只能延搁。

    有趣的是，你瞧瞧思成给家人买了些什么礼物？不是衣裳帽子，床单被罩，也不是别的什么精美的纺织品——饶他煮饭蒸馍补袜子，到底是男子——这些东西怎么敌得过先进科技呢？他给徽因带回来了可以调整的靠垫、活动的读写架、录音机、放大镜、扩音器……把这些东西安装起来，徽因就变身为一个无忧无虑的摩登女郎了。

    徽因很开心，在给友人的信里描绘当时情景：

    “在一个庄严的场合，梁先生当众向我展示了能自由折叠、组合和拆装的装置，我坐在床上倚着一个可以调整的靠垫，身前装着活动的读写架，录音机插在接好室内普通电源的变压器上，一手拿着放大镜，一手拿着扩音器，要做出一副无忧无虑的摩登时代的女郎模样，活像查理·卓别林使用一台灵巧的机器啃玉米棒子。”那台录音机更是有趣得要死：思成的声音像梅贻琦，费慰梅的声音像费正清，而费正清的嗓音近似于保罗·罗伯逊。

    而且，思成居然买了一辆小型的克劳斯莱牌汽车！这下，徽因可以被装在车里到处走亲访友，或者干脆把朋友接来看她了。

    秋凉以后，徽因住院，医生要观察她的身体状况，看她能不能承受得住肾脏的大手术。别人着急，她不着急，她的天性就是风趣幽默。十月四日，她从北京的医院病房里给费慰梅写信说：

    “我还是告诉你们我为什么又来住院吧。别紧张，我是来这里做一次大修，只是把各处的零件补一补，用我们建筑业的行话来说，就是堵住几处屋漏或者安上几扇纱窗。昨天傍晚，一大队实习医生、年轻的住院医生，过来和我一起检查了我的病历，就像检阅两次大战的历史似的。我们起草了各种计划（就像费正清时常做的那样），并就我的眼睛、牙齿、双肺、双肾、食谱、娱乐或哲学建立了各种小组，事无巨细包罗无遗，所以就得出了和所有关于当今世界形势的重大会议一样多的结论。”

    她的思维一下子就从身体跳跃到她的专业，转而对她卧床的西四牌楼中央医院房子的议论：“这是早期民国建筑的杰出创造。一座集民国、袁世凯式、外国承包商、德国巴洛克风格于一体的四层建筑！我房间里两扇又高又窄的正式窗户朝向南面，可以俯视前院，由此人们能想见一九〇一年的老式汽车和四轮马车以及民国初年的中国权贵点缀着水泥砌成的巴罗克式的台阶和小径的情景。”

    好似最后的狂欢，她居然还拖着病体游了颐和园，花七万元雇一顶全程游览的轿子，一直把她抬到园后的山顶。雨后天气好，视线也开阔，又有女儿和别的年轻朋友一块儿陪着她，争抢着照顾她，“我感到美极了……你看，我就是这样从水深火热中出来，又进行了这些所谓‘不必要的活动’，要是没有这些，我早就死了，就像油尽灯枯——暗，暗，闪，闪，跳，跳，灭了！”

    是的，徽因的生命是盏灯，它的油就是爱人、朋友、山明水秀的世界和活蹦乱跳的生活。要是没有这些，她的生命真的早就暗、暗、闪、闪、跳、跳、灭了。

    手术一直拖到一九四七年十二月才做。无从揣想她上手术台的情景，自己的情况唯有自己最知道。也许从此就要告别家人和朋友，不过仍要欢颜和欢笑——好在手术总算成功了。

    只是她的体质太弱，伤口几个月才勉强愈合，整个健康状况又恶化了一大步。家里没有暖气，一到冬天，思成就得给家里生上三四个半人多高的大炉子，彻日彻夜地不敢熄——炉子灭了等于要徽因的命。偏偏炉子又爱灭，思成经常三更半夜劈柴生火，两人有说有笑，不以为苦，反以为乐。

    而这，就是林徽因的人生了。

    人生

    人生

    你是一支曲子，

    我是歌唱的；

    你是河流，

    我是条船，一片小白帆

    我是个行旅者的时候

    你，田野、山林，蜂峦。

    无论怎样

    颠倒密切中牵连着

    你和我，

    我永从你中间经过；

    我生存，你是我生存的河道，

    理由同力量。

    你的存在

    则是我胸前心跳里

    五色的绚彩

    由我们彼此交错

    并未彼此留难

    ……

    现在我死了，

    你，——

    我把你再交给他人负担！

    人生是一个好大的词，每个人都在思考它的意义，它在每个人的眼里也有着不同的滋味。有的人把人生当作下棋，排局布子；有的人把人生当下饮酒，烈酒入喉，醉舞不休；有的人把人生当作做梦，一旦梦醒，大笑归山；有的人把人生当作扮戏，无论是生旦净丑，都扮得兴致高涨，有模有样。而人生就我自己而言，也不过是将自己的灵魂排布下的一个大舞台，而“我”这个肉身被投到这个舞台上，最大限度地发挥着我的主观能动性，和其他灵魂派到人间的使者演出一出的爱恨情仇、悲欢离合。

    林徽因却把人生看作一个有些幽默的负担，活着虽是负累，却也不沉重，而死去也不让人恐惧烦忧。来便明丽地来，走便潇洒地走。

    也许就是这样一份灵性，使她即使经历国难家愁，疾病缠身，仍旧有心思握起笔来，用一行行清丽的诗句，留给后人一片开满青草和鲜花的乐园，让在尘世中变得荒芜和寂寞的心能够静下来，偎着它，静享安宁，哪怕只有片刻，也值得道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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