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认识：回溯与反思
回溯性认识指每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人们对于那些生存和活动于他们之前的人类社会的认识，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认识历史或历史认识。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总过程和总链条，是由无数有限的和具体的社会人、社会事件、社会形态相互联系、连接和转化而组成的。由于它们属于时间链条上的过去阶段和已逝环节，因此，认识它们便表现为思想的一种逆时间方向的运动，是一种对于已逝对象的回溯或追溯。通过这种回溯或追溯，人们力求使自己的思想超越现实的时间和空间，跨越历史的长河，去把握那些在过去的特定时间和空间中存在过的社会历史（事件）。
1.历史学研究与社会学研究
作为一种历史认识和历史研究，回溯性认识力图观念地掌握和再现的对象，是那些已经消散在已逝的时间和空间中的具体历史事件，尤其是这些事件的个性和特殊性。这正是它作为一种历史研究区别于一般社会学研究的主要特点。近代著名史学家傅龄博士正是这样来区分历史与社会、历史学与社会学、历史学方法和社会学方法的。[1]历史学立足于社会事件和过程的共性去侧重把握其历时态的特殊性，社会学则立足于社会事件和过程的特殊性去侧重把握其共时态意义上的普遍性。二者都应该密切地结合起来，才能实现对于社会历史的全面掌握。
既然社会历史之发展有其个性、偶然性、特殊性、不重复性，那么，研究它们、回溯它们有何意义呢？梁启超先生曾有过一段论述是非常精彩且发人深省的[2]，从他的话中我们不难看出，回溯历史之所以必要，根本之点在于社会历史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客观联系。既然现实社会是历史上的社会的继续和发展，现实社会中的一切都有其历史的根源和原因，是历史造成的，那么，要掌握和支配现实，就必须认识和理解历史。历史过程是人的活动过程。通过历史的发展来消除历史上留下的缺陷，这只有通过人的自觉能动活动才能完成。而人的活动是在一定思想支配下有目的地展开和进行的。对活动目标及实现途径的选择和决策，都离不开对于历史与现实的实际关系的认识和了解。正是过去、现实与未来之间的实际联系，决定了社会行动中的主体对于这种实际联系的观念关系。而回溯性认识活动，则不过是这种观念关系的实现形式，是人们力求自觉地以观念方式掌握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的实际历史联系的具体活动。这种活动的成果，即人们获得的关于社会历史的观念，则不过是实际的历史过程的观念再现。人们通过对历史的了解来理解现实，又通过对现实的更加深刻的理解来了解历史。认识和理解历史与认识和理解社会现实在认识活动中互为参照系，它们构成了人类社会自我认识统一活动中的两个方面或两个尺度。
2.回溯历史与反思
回溯性认识作为对于人类自身的过去的存在方式与活动方式及其结果的认识，本质上属于一种反思性认识。这里的所谓反思，即黑格尔所谓的后思，是一种“跟随在事实后面的反复思考”[3]。在黑格尔那里，认识是绝对精神通过外在世界而反观和反思自身。在我们看来，回溯性认识也就不仅仅是对于人们的思想的认识，还包含着对人类的物质实践活动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观念关系的认识，是对人类过去特定时空中全部存在方式和发展历史的认识。回溯性认识包含了反思，却又不能归结为反思。
另一方面，我们也决不能忽视和低估对于蕴含和表现在人们所有社会活动中的社会思想和社会观念的认识和反思在全部回溯性认识中所占的地位。英国著名史学家R.C.柯林伍德认为：“除了思想之外，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有历史”[4]，我们认为，他把历史完全归结为思想史，根本否定了对于历史上的实际的客观物质实践活动和社会关系的独立的历史研究，这就把问题引向了极端和片面。但是，他强调对于历史上人们活动的动因和思想的掌握，却是合理的并有启发意义的。人类活动中的全部自觉性，在于有思想的参与。正是由于人们能够通过感知和思维方式去认识和掌握那些不以自己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外部物质和社会条件，才有了对于客观规律的顺应和利用，有了对于理想世界的建构和创造，表现出对于活动中各种“限定”的超越。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思想支配下的活动史，也是在活动中得到表现的思想史。在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思想与行为的内在统一性中把握社会历史，这正是科学地回溯和反思社会历史的基本着眼点。
3.史料与历史认识
对于已逝社会历史的回溯和反思，是借助于对相关社会历史过程的史料的分析、破译和整理等而实现的。认识历史作为一种动态的过程，这种活动早已消散在展开的时间和空间之中，但它们作为一种能动的创造过程却能够以静止的形式积淀在它们所生产的对象性存在物之中，遗留下来，或在人们的观念中得以表现，并以一定的方式记载和流传下来。
史料大体可分作两种基本的类型：一类是过去人类活动的物质的遗迹或遗物；一类是过去人类活动的文字记载。遗物或遗迹是人类活动的直接产物或间接痕迹，它们大体包括现存的实物实迹或其部分的存留者、已经湮没的史迹又全部意外发现者、原物之实存或再现者、实物之模型或图影。文字记载的史料，是当事人或后人对于一定历史时期人类活动或社会事件的笔录，是借助于文字符号系统而以观念形式表现出来的历史。它们大体包括各种旧史、有关各种史迹史事的文件、史部以外的各种书籍、类书及古逸书辑本、古逸书及古文件之再现、金石及其他镂文、外国人的著述。[5]
借助于直接存在的史料去了解它所代表的那个间接的社会（或社会事件），便是回溯性认识的基本任务也是它的基本特点。这个特点贯穿在回溯性认识的全过程之中。
4.现实与历史的矛盾及其特点
回溯性认识活动无法摆脱并始终贯穿着这样一对基本的矛盾，这就是现实与历史的矛盾。这个矛盾有两层含义：其一，现存的史料与历史上的社会之间的矛盾；其二，现实主体的认知结构与历史的已逝客体之间的矛盾。生活在现实中的主体有其不同于已逝历史时代的知识背景、思维方式、情感方式和利益愿望等，要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去了解和理解历史，就必须尽可能理解、掌握和接近当时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思维逻辑，力求按照当时人们的思想实际来理解和再现它们。
现实与历史的矛盾，归根到底是个“时间差”问题。“时间差”越大，则这种矛盾就越尖锐、越突出。现实与历史的矛盾只能通过现实的认识主体通过积极的活动而使自己的思想超越现实与历史之间的时间跨度，去接近、理解和再现历史的真实来解决。但是，让思想超越现实与历史之间的时间跨度也是需要时间的，需要经历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我们所说的回溯性认识过程，即历史认识和历史研究的过程。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历史回溯之作为一个认识过程，正在于现实主体在思想上超越现实与历史之间的时间跨度需要一个转换的过程。
主体在思想上由现实向历史的“反向飞跃”，是通过主体对于现实的史料中蕴含的历史信息的积极的收集、破译、分析、综合、再现等一系列加工处理过程而实现的。思维的过程（感知—思维器官系统的运动）在现实的空间之中沿着时间链条作正方向的运动，表现为一个顺时针方向的运动过程。而主体的思想进程（思想观念的逻辑推演）却沿着时间链条作逆向运动，并向着那个已逝的社会空间接近和靠拢，逐步实现对历史客体的观念掌握。而且在这里，思维过程的正向运动构成了思想进程的逆向运动的条件。就是说，正是由于人们在现实的时间和空间中持续地思考和研究着历史客体，他们才能在思想上接近那个已逝客体，并在观念中理解和再现它们。主体的思维过程和思想进程的这种逆向运动，是回溯性认识过程的最本质特征，也是它的最显著特点。
就其功能而言，回溯性认识过程对于现实与历史矛盾的解决，是通过使静止的史料活化，赋予僵死的史料以生命，使之运动起来而实现的。李大钊曾经谈道：“历史是有生命的，僵死陈腐的记录不能表现那活泼泼的生命，全靠我们后人有新的历史观念，去整理它，去认识它。果然后人又有了新的理解、发明。我们现在所认为新的又成了错误的，也未可知。我们所认为真实的事实，和真理的见解并不是固定的，乃是比较的。”[6]历史上人类活动的信息积淀、固化并蕴含在一定的遗物或文字记载中，才得以保存和留传，为后人所获得并认识，它们却也因此而变成了静止的、死样的东西。当它们作为史料而被置放到认识、主体面前时，它们所携带的信息不会自动地表现出来，而须依赖于人们的理解和发掘。这种发掘和理解，是借助于人们在认识活动中的积极的感知—思维活动而实现的。人们通过自己的积极主动的感知—思维活动去阅读、破译、鉴别加工、处理史料，去理解和重构史料中的信息内容，也就把自身的生机与活力输入到了静止、僵死的史料之中，赋予它们以生命和活力，使它们展现出自己所固有的历史价值，再现出历史的风采，并由此而成为人们现实生活中的内在组成部分。
5.历史回溯的基本步骤
认识主体通过回溯性认识活动而对于现实—历史矛盾的解决，和对于历史客体的认识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如下的步骤。
（1）设置课题，确定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对象性关系。课题作为历史客体的标称，意味着人们对它有一定的了解但又还了解得很不充分，从而提出了深入认识和掌握它的任务，也就确立了现实认识主体与历史客体之间的认识关系。
（2）搜集史料，使分散、僵死的史料进入集中的和运动的准备状态。根据课题范围去全面地搜集现存的各种史料，并使之按照一定的秩序排列和组合起来。这种对史料的大面积搜集工作，本身是通过主体的积极的感知—思维活动进行的。这就意味着主体在对于现存历史资料的全面了解中开始了一种视角的转换和思维方向的自觉集中：视角转换到了相关的历史课题，思维集中到了与历史客体有关的问题，从而迈出了超越历史与现实之间时间跨度的第一步。
（3）甄别史料，处理现存史料与历史事实之间的矛盾。史料是现实人了解历史事实的唯一的现存凭证。史料的考据甄别，成为回溯性认识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环，而这也成为鉴别历史认识主体（如史学家）的认识能力的重要标尺之一。
史料之真，相对于二：一曰误，一曰伪。辨误，辨伪，皆不能靠史料自身实现，须借其他证据方可。或者明证，或者反证，皆以“实事求是”为根本。不同类别的史料有不同的考据方法。对于遗物或遗迹，除了文字等史书考证外，年代、地点的考察尤其重要。现代兴起的“同位素检测”，对于确定现存遗物之生成年岁，尤有帮助。各种文字记载，由于它们已经是当事人或后人经过思想加工处理留传的，本身渗透着作者的思想观点、情感和意识，又经过多代流传，按照信息衰减律，失真度可能更大，尤需认真甄别。这里具体方法颇多。可以说，只有经过充分、详细、周密的考据，真正消除现存史料与历史事实之间的“时间差”，使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得到完全证实，人们才有可能凭借对史料的理解去真实地了解它们所代表的那些历史事实。
（4）破译史料，现实地理解史料信息中所包含的历史内容，使现实主体的思想内容与历史事实直接地联系起来。一定的史料所携带的一定历史信息由于人们的理解而成为历史内容的一种公开的和现实的展示，对于后人来说，有一个按照当时社会的信息的传输方式和表达方式来理解它们的问题，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破译”。这种破译，本质上是两种或多种语言符号系统之间的沟通与转换问题，同时又包含着对于不同时代之间的人们在知识、思维、情感和行为方式等方面所存差距的填补和转换问题。只有通过这种转换，现实的主体才能在思想上真正实现对于历史过程的超越，而获得对于历史事实的正确认识和理解，达到对于历史客体的观念掌握。
（5）系统综合，观念地建构和再现历史事实的生命与活力。历史事实，不管是作为一个人物、一个事件，还是一个阶段以至一定时代的社会总体，就其本身而言都是全面的、充实的、丰富的，因而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认识历史，就是要认识和再现这种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完整对象。但是，历史认识过程作为一个以分析为主的过程，是一个多方面展开和逐步推进的过程，它在前几个阶段所直接达到的，主要是对于历史事实的各个方面的阶段性认识。因此，在这多方面多阶段认识的基础上进行系统综合，将所有认识成果加以整合，才能达到对于历史事实的完整再现。回溯性认识中的系统综合，本质上是一种再现型的综合。它依据于人们在不同方面和不同层次的认识成果，借助于人类所特有的历史想象力，由对历史客体的各方面信息之间的联系的理解，去复原历史事实的整体；由对历史客体在不同时间和发展阶段之间状况的联系的认识去复原历史的运动过程；在完整社会机体的整体运动过程中再现历史的活动和历史的生命。
另一方面，人们在努力地认识着自己以前的历史的时候，又在自己的社会活动中实际地为后人创造着他们心目中的历史。因此，回溯性认识作为一个过程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在人类社会的世代更迭中延续发展的。它随着社会的进化而不断地增加着新的对象和新的内容，获得新的成果和新的观念，变换着新的方式和方法，并且不断地经受着检验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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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傅龄：《历史研究法》，2页，北京立达书局民国二十二年版。在傅龄看来，历史研究与社会学研究都面对着过去的社会事实，并力图对其作解释、评价和再现。但是就对这些过去的社会事实之研究和掌握方式而言，历史学和社会学却有不同的角度和方法。社会学家与史学家之间的差别是两种眼界的差别：“史家系着眼于质（quality）、小性（individ uality）、特殊性（uniqueness），社会学家则着眼于量（quantity）、通性（generalization）、重演（repetition）。”
[2]参见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5页，商务印书馆民国十一年版。“史家目的，在使国民察知现代之生活与过去未来之生活息息相关，而因以增加生活之兴味，睹遗产之丰厚，则欢喜而自壮；念先民辛勤未竟之业，则矍然思所以继志述事而不敢自暇逸，观其失败之迹与夫恶因恶果之递嬗，则知耻知惧；察吾遗传性之缺憾而思所以匡矫之也。夫如此然后能将历史纳入现在生活界使生密切之联锁。”
[3]［德］黑格尔：《小逻辑》，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4]［英］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34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7。
[5]参见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四章“说史料”中的分析论述。
[6]《李大钊选集》，4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二、未来认识：前瞻与预见
前瞻，即预见，是对于尚未发生的社会事件在未来发生的可能性以及发生的时间、形式、规模、状态和特点等在观念中的一种推测或构想，一种超前反映或预先瞻望。
1.“未来的冲击”
前瞻性认识作为人们的一种普遍的社会认识活动在时间上与回溯性认识活动正好相反，它认识的不是在历史上已经发生过的社会事件，而是人类生活中尚未发生的社会事件，是人类认识的一种顺时间方向的运动过程。可见，前瞻性认识与回溯性认识体现和实现的是人类认识在时间方向上的两种基本向度。而促使人类认识向着这两个方向展开的，则是人类生存、活动和发展所具有的时间连续性和进步性，是历史和未来都以不同方式对现实人们发生的不可回避的影响。
未来尚未发生，何以和怎样对现实发生影响呢？这是与人们的现实活动与其未来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分不开的。人们在现实中积极地从事活动，总是为了获得一定的结果。结果作为活动过程的产物，总是在一定时间以后的未来才能达到。因此，现实活动造成的结果是未来的，是服务于未来的。人们关心现实的活动结果，便必然关心未来；而关心未来，又必须返回来关心现实的活动。因此，人类在活动中的自觉性、预见性便通过在现实活动中的目的性和计划性表现出来。
未来问题与历史问题一样，本质上也是个时间问题。历史已是既定事实无法改变，而未来由人们的现实活动所创造，并可能为人们的认识和行动所改变。因此，对未来的关注，从根本上说，是人类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本能”的一种积极表现，是人作为社会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的特有功能。但是，在今天，“未来的冲击”作为一种紧迫的和严峻的现实，却使得人们对于未来的关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带有一种被动的和应战的性质，甚至达到迷茫失措的地步，以至于积极地研究和掌握这种“未来的冲击”成为人们重新恢复主动性和创造性，尤其是作为主体的自信心的重要前提条件。恐怕可以说，“未来的冲击”是作为人类社会加速发展的一种现实结果而出现的。托夫勒认为，“未来的冲击是一种时间现象，是社会变化速度急剧加快后的产物”[1]。由于社会的运动速度加快，社会变化周期缩短，社会发展方向增多，和社会各方面各部门发展速度的不平衡性日益增大等，人们对于这种“变化的变化”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必要的应变准备，从而在生理、心理和行为上产生出一种强烈的不适应，表现为严重的心理失调、沉重的思想负担和集体的茫然失措等，处于一种对于未来和现实的莫测、反感、忧虑、焦急，甚至是恐惧的心理状态之中。
人类社会的运动呈现出加速度运动的趋势，这是已经为人们以经验方式加以可靠证明的历史事实。现代交通运输手段则极大地扩大了人们的活动范围和活动速度，把更多的东西充塞在一瞬间，从而既扩大了空间，又压缩了时间。按照传统的和习惯的对时间持续性的预期尚应在未来发生的事件，出乎意料地提早来到了人们的眼前，使人措手不及，却又迫使人们承认它们的存在，并对人们的现实生活发生着重要的影响。而且，这里不是单一事件，而是多种事件同时发生，相关后果接踵而来，更是令人应接不暇，穷于应付，丧失主动性。在这里，现象上看，是人们对于现实世界的变化缺乏准备；根源上，则在于缺乏对于未来的预见和掌握。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应变是与预见相关联并以预见为条件的。对于社会的真正科学的预见却有两个要求：一是在空间上考虑事物之间的复杂联系和发展的总体；二是在时间上考虑事物发展的进化和发展及其速度节奏等。在这种意义上，人们认识中真正够得上科学预见的就为数不多。大多数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关注未来的眼界是又窄又近的。一个人的眼界局限于太小的领域，是危险的。人类也是这样，当他们正陶醉于对自然界的局部的和眼前的胜利成就时，却意外地发现正经受着来自大自然的更大面积和更加长远的惩罚。因此，人们对于自己眼前的、周围的、局部的和暂时的问题的关注，应该在全面掌握和科学预见人类总体长远未来的前提下进行。而这里最关键的是正确认识人类自身在世界中的地位。
2.现实与未来的矛盾及其特点
自觉地把人类引向光明的未来，创造一个辉煌灿烂的理想世界，前瞻性认识活动在其中有着重要的社会历史作用。正是在这里，可以看到前瞻性认识活动所面临的基本矛盾，即现实与未来的矛盾。
现实与未来的矛盾，本质上是一个“时间差”问题，而且，预见的对象越长远、越宏观，即时间跨度越大，则时间差的矛盾也会越尖锐。这里的情况与我们前面谈到的回溯性认识中现实与历史之间的“时间差”的矛盾有相似之处。所不同的是时间差的方向不一样，是今天的现实认识主体力求观念地超前反映未来的社会状况。相应地，克服这种矛盾，思想的进程便与回溯性认识活动在方向上正好相反。它要求人们在深刻了解历史和现实的基础上把握社会发展的趋向，并超越现实社会的运动速度，走在社会进化实际过程的前面去预先地构想其可能具有的方向、结果、途径和方式，为人们进一步作出目标选择和决策提供条件。
从内容上说，现实与未来的矛盾也包含着现实与理想的矛盾。人们之所以积极地瞻前窥远，预见未来，是与他们对现实社会的不满足和对未来的追求相联系的。对理想社会的观念建构，既包含着对于社会发展的趋向性认识，又包含着人们的价值选择，它是对于一种社会趋势的肯定、追求与积极推进，同时是对社会发展中别的趋向的一种否定、舍弃与阻碍。目标设计是以社会预见为基础的，它在社会预见所揭示的社会发展多种趋势、多种可能性的基础上进行选择、比较、抉择和决断，肯定和强化一种趋向，防止或削弱别的趋向，并根据这种目标来规划人们的现实行为，进行方案决策。因此，目标设计和规划侧重于人们自身的活动方面，它以社会预见（即前瞻性认识）的成果为基础，但又不能归结为社会预见。社会预见的任务在于尽可能客观地（不包含预言家的主观愿望）去揭示社会发展的多种可能趋向和可能后果，并作出社会发展的前景和趋向预报，为人们进行宏观的战略决策提供依据。正是在这里，可以看出前瞻性社会认识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任务和功能。而又正是这种任务制导着前瞻性认识活动的发展进程。
3.科学预见三部曲
作为一个具体的认识（超前反映）过程，前瞻或社会预见也是由确定预测课题开始的。这种课题的设置本身就是一种预测，是对社会发展未来特定阶段可能发生矛盾或需解决的问题的一种预计。一般说来，一个完整的预测课题应该包含三种基本要求：（1）定性：社会或其中某一方面将会出现一些什么性质和方向的前景；（2）定量：各种性质与方向的前景出现的可能性比例大小，将会有什么后果；（3）定时：各种性质与方向的前景出现的先后次序、长短久暂及影响如何等。这三种要求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定性预测、定量预测和定时预测。一个完整的课题应该同时包含这几个方面，以全面地反映出预测对象的全貌。通过课题设置，把特定的预测主体（个人或集团）与预测客体（未来社会发展趋向）之间的认识关系现实地建立起来，使得前瞻性认识能够通过主体—客体之间的交互作用在逐步地解决现实与未来的矛盾的过程中展开和发展。科学地预报社会未来大体要经历三个基本阶段，或叫“三部曲”。
（1）搜寻现实社会，捕捉“浪潮前锋”
解决现实与未来的矛盾，只能从身边做起，从掌握现实出发，在现实中发现未来社会的萌芽。怎样做到这一点？托夫勒在谈到他对于社会趋势的预测时，提出了一种方法，叫作“浪潮前锋”分析法。他说：“需要一种新的方法来识别与分析面临的变革。‘浪潮前锋’分析法认为，在历史的长河中，探求哪儿是带动我们前进的前锋。它把注意的焦点对准历史的中断——革新与破裂时期。这是识别变革的关键。”[2]
“浪潮前锋”，在我们看来，就是现实社会中存在的未来社会的萌芽、苗头、端倪。从发展的角度来看，任何新社会、新事物最初都以潜在或萌芽的形式存在于先前的社会和事物之中。对于新的社会因素及其萌芽的搜索，是在对社会现实的全面了解和分析基础上进行的。新的因素不同于同一社会中存在的历史因素。后者在性质上带着比较明显的过去的痕迹。新因素产生于现存社会之中，在其发展得尚不充分时，常常以现有的社会形式出现而将自己的真实性质隐含于内，并混迹于社会的复杂现象之中。因此，对于新因素及其萌芽的发现和判别，需要非常敏锐的观察力和深刻的洞察力。否则，对新事物视若不见、听若罔闻之事常有发生。
一般说来，未来是现实的发展，现实是未来的基础，因此，要预报未来便必须了解现实。在更深一层的意义上应该说，未来是现实中包含的新因素的发展所造成的，离开了这种新因素的发展，则未来只能是历史和现实在新的时间和空间中的重复与循环。因此，预测未来，就是要抓住现实中包含的新的代表社会发展方向的因素。对于社会中具有全新性质和生命力的新因素的搜集和把握，是从预测角度来把握现实的最重要任务。
（2）解析新兴因素，掌握深层结构
现实社会中的新兴因素可能是多样的，它们代表着社会变化发展的多种方向或多种可能性。仅仅把握和捕捉各种新兴因素及其萌芽是不够的，这只是科学地预见未来的第一步。对这各种新兴因素加以解剖分析，确定它们在社会未来发展中的地位，是前瞻性认识的重要一环。
怎样估价各种新兴因素的地位和价值呢？必须把它同社会发展的深层结构联系起来加以考察。真正的社会发展，是从社会的深层结构开始的。各种社会现象，不过是社会深层变化发展的外在表现形式。只有那些与社会深层结构中起着决定性变革作用的那些成分相联系的因素，才能在社会的变动过程中不断显现和壮大，最终成为未来社会的主流，成为未来的现实。
而且，社会中往往同时存在的不同力量和不同趋向之间，有时相互迎合、补充，有时相互背离，甚至冲突，这就要求人们对它们进行双重分析与双重判断。一是客观趋势分析，考察其与社会深层结构的本质联系，并对这种联系作真实性判断，以确证其内在必然性。二是主观需要分析，考察其与社会未来需要的功用、利害关系，并对这种联系作价值性判断，以决定取舍或褒贬。
正是在对于新兴因素与社会深层结构之间真实联系的认识和掌握中，显示出了不同预测者的水平差异和科学的预测方法的重要作用。在这里，重要的是正确认识并尤其关注那些决定社会存在和发展的一些根本因素，确立正确的参照系。可以说，依据不同参照系来预见同一社会问题，人们会得出不同甚至根本对立的意见。围绕世界发展的极限问题所展开的争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和形成的。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是无限的，可供人类开发利用的自然资源也是近乎无限的。但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由于技术、经济、社会和自然的种种因素的限制，可供人类利用的资源又是有限的。人类面对着有限的发展界限，能依靠发展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来推动社会进步，实现限定中的超越，这正是科学地预见未来的重要社会功能。而为了能够更加科学地预见未来，马克思主义者尤其强调对于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预测，把它看作预测社会总体发展的关键指标体系。
（3）进行趋势外推，作出预测报告
抓住“浪潮前锋”，并掌握了其与社会发展过程的内在联系，就可以对社会发展趋向进行定量分析，进行趋势推论，预测出社会发展的可能趋向。
社会预测，主要是趋势预测。社会规律的作用过程具有趋向性质。在大量的社会发展趋势中选出客观上最主要的社会发展趋势，预测出下阶段历史过程的方向和大体状态，这就是社会发展的趋向报告。正是在这种趋势预报中，社会预测显示出它的精确性和准确性。
趋势外推，取决于对社会运动的历史与现实趋势的正确认识。社会运动与自然、思维运动一样，有一定的节奏或节律。社会运动的节律，可以通过动态的时间序列用统计方法描述出来。在某种社会节律范围内，可具有几种发展趋势。它们可表示为被时间函数表征的某些轨迹的集合。社会节律范围内的平均时间函数，就是社会趋势。把过去出现的和现在起作用的趋势延伸到将来，这就是外推基础上的社会预测。
趋势外推，是社会预测的主要形式。就其具体方法来看，现在已经非常多，本书不可能一一列举。一些专家将其归纳为以下五类：一是按基础期的稳定趋势简单外推至某一时间区间，计算出当时的一般状况；二是用包络线的时间序列外推；三是在回归分析和相关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时间序列的外推；四是在形态学情景描述基础上利用“目标树”进行外推；五是在历史类比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外推[3]；等等。
与趋势外推方法同时并用的，还有预测专家估计法（如著名的德尔菲预测方法）和模型法等。人们综合运用这各种方法来揭示社会运动的趋势、方向和各种可能状态，并根据社会的特定需要将其中的某些趋势和方向特别明晰地超前描绘和“再现”出来，为人们进行目标设计和方案决策提供材料，使人类社会的行动真正奠基于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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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阿尔温·托夫勒：《未来的冲击》，14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托夫勒曾经这样比喻人类加速度发展问题：如果以大致62年时间为一个人生来划分人类过去6万年的存在，那么，人类就大致有800个这样的人生。在这800个人生当中，人类整整有650个人生在洞穴中度过。最后70个人生才由于文字的运用而进行人类之间的沟通，最后6个人生当中有了印刷文字，最后4个人生中有了精确的时间测定，最后2个人生中才有了电力。而今天生活中的一切物质商品中的绝大多数是第800个人生中制造的。
[2]［美］阿尔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4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3。
[3]参见［美］B.B.科索拉波夫：《社会预测方法论》，113-119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
三、现状追踪：即时与同步
现实是个同时性概念，是相对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人们而言的，指他们实际地生活于和活动于其中的那个时代和社会。人们认识社会，直接地总是面对着与他们并存和共存的那个现实环境。正是为了更好地认识和理解现实社会，人们才使自己的视线向着历史和未来这两个时间方向延伸、发散，人们对于历史的理解和对未来的预见又必须以对现实的认识为基础和参照系，人们认识历史和预见未来的观念成果也必须在现实的社会运动中才能实际地发挥作用。对现实的关注，既是人们自觉地回顾历史、展望未来的立足点，又是其归宿。对于现实社会的追踪性认识活动作为一个不断发展和深化着的认识运动，有着自己不同于历史回溯和未来前瞻活动的过程性特点。
1.共时性与同步性
追踪性认识是人们在社会的运动、发展和演化的实际过程中对于它们的一种同步性的观察、监测、反馈和调控。它伴随着社会运动的实际过程而连续不断地进行，力求以社会观念的发展和变化来反映和再现运动、发展着的社会历史过程，力求以思想、观念的主观的建构逻辑去“把握经济演进（社会存在的演进）的这个客观逻辑，以便使自己的社会意识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阶级的意识尽可能清楚地、明确地、批判地与它相适应”[1]。
从对象和内容方面来看，人们对于社会现状的追踪有一种全面的性质。社会运动是一种总体性运动，这种运动依据于一定的自然—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发生，包含着若干个人和集团的多种形式的活动，不断地创造出新的社会存在和活动结果。而这种存在和结果又转化为人类进一步活动的条件，促使社会在新的条件和基础上开始新的运动、发生新的变化。正是这种条件—活动—结果—条件……之间的互变、共变、交互作用，构成了社会运动的总体结构。因此，人们对于社会现状的追踪，不仅有现象的和表层的方面，也有深层的和内在结构的方面，还有运动过程和运动规律的方面；不仅有定性的方面，也有定量的方面，还有定时的方面。可以说，追踪性认识是对于包括自然—社会条件、社会关系、社会要素、社会组织、社会结构、社会活动、社会产品等在内的全部社会存在在动态性和过程性上的一种全面的认识。这种认识，不是由个别人来完成的，而是由全体社会成员在活动的实际过程中以不同方式、在不同层面，以不同角度和在不同程度与水平上来完成的。
然而，就具体的主体对于社会运动过程的具体追踪而言，它们所直接关注的却必然是那些此起彼伏、交替转换着的社会事件。社会历史的总体运动是由无数的个人和集团所从事的有限范围、规模和持续时间的社会活动组成的。认识社会，追踪现状，具体说来，就是要抓住并理解这一桩桩的在有限时间和空间中存在着的社会事件，搞清其来龙去脉，从中发现事件之间的纵横联系，寻找其中的转换和发展规律。
由于人们在社会事件的发生过程中不断地跟踪观察和监测着这个过程，他们最终形成对运动发展之中的社会事件的总体映象，并通过对各种具体事件的全面认识而达到对于社会总体的全面认识。正是人们对于所有社会事件和社会过程的全面的跟踪认识，构成了人类社会总体的自我意识的过程形式。社会总体在共时性意义上对于自身运动过程的积极的自我意识，正是通过人们的具体的追踪性社会认识活动而实现的。追踪性社会认识活动在人类社会运动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普遍存在和发生作用，使社会总体的自我意识在与自身运动的同步性和共时性意义上成为可能。
2.社会追踪与社会控制
就其功能而言，追踪性认识活动是作为社会机体的自组织和自调控机制中的监测—反馈装置而存在和发生作用的。及时地追踪认识不断地运动和变化着的社会运动过程，是为了及时有效地调节和控制这个运动过程，促使社会有机体的内部协调和良性运行。“社会控制”作为社会机体自觉运动的一种内在机制，它的任务可以分作两个基本的方面。
第一，在预定的社会目标指导下通过最优控制使社会系统的运行保持在最佳的轨道（或区域）上，保证社会系统的动态平衡。社会运动作为人们的自觉活动过程，是在一定的预见性目的和实施性方案指导与支配下进行的。但大量的偶然事变和随机因素会在社会要素的相互制约和影响之中产生出来并影响到社会运动的实际进程。通过对于这些偶然因素的认识和分析，将其与原定目标值和方案进行比较研究，对其可能发生的积极的和消极的影响作出正确的评价，并思考如何发挥其积极作用，克服其消极方面，进而对人们的行为方式等作出必要的调整或改变，以保证既定过程的推进或原定目的的实现，保持社会运动在动态中的平衡与协调稳定。
第二，在内部结构与外部环境之间严重不平衡、不协调状态下，借助于一定的（内部的和外部的）推动力，建构新的活动目标和实施方案，形成新的稳定有序的组织格局，促进社会机体的稳定进化和持续发展，保证社会的动态演化。社会有机体对于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的协调，是通过人的自觉的活动而实现的。根据变化了的外部环境来改变内部环境，从活动方面看，就是要根据新的情况来修订或重新制定新的活动目标（预见性目的），并根据新的目标和外部条件来重新选择实施方案，进而以这种新目标和新方案去更新人们的行为模式，使社会机体在存在形式和运动方式上得以更新和完善，获得进化与发展，从而保证社会机体的动态演化。
自觉地调控社会系统，从社会系统的性质方面看，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它的可控性，即社会系统在控制变量（输入变量）的作用下，内部状态能够发生相应的转移和变化。二是它的可观性，即社会系统的状态变量等一些不能被人们所直接观测到的数据和资料能够由一些可观测的数据和资料来获得。正如系统并非都是可控的一样，系统的各种性质也不是都可以直接观测的，而且不可直接观测的量也并不一定都能通过可直接观测的量来确定。[2]对于社会系统来说，更是如此。这就需要适当地确定观察社会系统的着眼点和方法。
3.社会监测与信息反馈
与对非社会系统的控制和观测不同，对社会系统的控制和观测是由社会系统中的人在社会系统的运动和发展过程中实现的，因而是一种动态调控与追踪观测。
反馈是闭环控制系统[3]的特有现象，指将输出回输到原系统之中。可以将反馈分为正反馈和负反馈。正反馈意味着经过一系列调整的输出值与目标值的偏差越来越大，离目标愈来愈远。负反馈意味着检出偏差，纠正偏差，以达到目标。一般说来，对系统的有效调控主要是通过负反馈机制发生作用的。
对于大型的和复杂的系统，不仅有反馈，而且有前馈。反馈的作用是要检出和纠正偏差，前馈则是不等扰动影响到输出量时，只要这种扰动是可以测量出的，就将其预先测量出来，通过一定的前馈装置送到系统中去进行调节，使得在输出量变化之前就尽量克服或减少扰动的影响。前馈与反馈回路偶合系统，就构成了前馈—反馈控制系统。
社会控制系统是一个前馈—反馈控制系统。社会运动作为人们的自觉活动，总是一种有计划地组织和协调并指向一定目标的活动。大型的和复杂的社会过程是一个有等次分阶段的发展过程。一定的阶段产生出一定的中间产品或中间成果，成为检测各阶段运动状态的输出变量。依据于对这些中间产品的分析，可以看出各阶段的运行情况，作出优劣可否的判断，并预见其发展趋势和可能结果，进而通过前馈装置对下一步的行动进行调整，或修订目标方案，力求通过最优控制达到最终结果的最佳效益。
4.观念与现实的矛盾及其特点
社会控制系统中的前馈—反馈功能，主要是由追踪性认识活动完成的。这就决定了追踪性认识活动所面临的矛盾是观念与现实的矛盾。这可以从两个方面看。
第一，预定的活动目标和行动方案与现实活动的建构逻辑之间的矛盾。人们的社会行动总是依据一定的实践观念（包括活动目标和行动方案）进行的，但是，实践观念毕竟是预先建构的，它不可能全面无遗地准确估计到观念活动中变化万端的各种内外部情况。人们的实际活动过程，都是一个预定的实践观念（一种在非现实时空中制定和构想的观念模型）在现实的时间和空间中通过人们的活动（实际的物质和精神的运动过程）而展开的过程，都有着预期与现实的矛盾、目的与手段的矛盾。这种矛盾不仅有着预定观念与现实活动之间的一定的“时间差”，还有着观念模型与实际活动之间的“空间差”。
第二，现实的活动逻辑与其观念再现的矛盾。认识的水平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调控的有效程度，而认识的及时性则更是直接地决定了信息前馈—反馈和调控活动的时效。认识是一个过程，观念地掌握运动发展中的社会过程更需一个过程。而这种认识又必须在过程结束之前不断地进行并得到反馈，否则便失去了调节控制的作用与功能。因此，尽量及时地观念掌握现实中运动发展着的社会事件，并估量其方向和可能结果，及时进行前馈—反馈调节，是追踪性认识的重要任务，也是其困难之所在。
观念与现实的矛盾，既有已有的实践观念与其支配下的人们的现实活动之间的矛盾，又有现实活动与其观念再现之间的矛盾，同时还包含着已有观念与再现现实活动的观念之间的矛盾。在这里，矛盾的焦点或中心是现实的和实际的社会活动。依据一定的已有观念模型（实践观念）来监测现实的活动，又根据现实的活动形成相应的活动观念，将已有观念模型与现实活动的观念再现加以比较对照，并估价其前景。要么改变活动方式和进程，要么调整实践观念，或者二者均有调整和改变，争取最佳效益，以达到目的和手段、活动与结果的一致性。这就是追踪性认识活动解决观念与现实矛盾的特殊方式。
5.追踪监测的实施步骤
作为一个过程，追踪性认识活动是与社会实践活动的实际展开同步进行的。对社会实践过程亦步亦趋，紧追不舍，力求及时，追求同步，是社会追踪认识过程的主要特点。而为了做到这一点，追踪性认识就其每次实现而言也有着自己的特殊的发展过程，并可以分出若干相对独立的阶段或步骤。
（1）了解实践观念，确立参照系统
预先地了解监测对象的特征，可以看作一个相对独立的追踪性认识过程的第一步。追踪性认识既是作为确立和制定相应的实践观念的正常的观察、预测和决策认识过程的继续，又是其发展。追踪性认识过程必然有一个与前一认识阶段的衔接的问题。对追踪性社会认识过程的分析，应该以这种衔接活动为起点。这就是人们对于现实活动将要循以展开的实践观念的学习、了解和熟悉的活动。
实践观念是现实的实践活动由以展开的依据，也是人们监测这种实践活动的基本参照系。没有这种参照系或标准，则追踪性认识就丧失了其目的性和规范性，也就不成其为追踪。实践观念将监测者即将面对的认识客体（即实际的实践活动）的有关情况预先地传授给监测者，不仅给其以知识和方法技巧方面的准备，也给其以精神和情感方面的准备，为他们有效地从事监测活动提供基本的参照系，促使他们早日进入“角色”，自觉地展开全部监测活动。
（2）全面搜集材料，实施动态监测
对社会实践活动的监测，是一种对于社会活动状态的动态观察。社会运动的状态可以从方向、方式、强度、速度、节奏、频率、周期、秩序等方面来加以描述。在社会运动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是人的活动。人的活动是把各种物质的、死的、静止的、分散的东西联结起来，使之活化并构成整体的最重要因素。因此，观测和跟踪社会运动，最根本的是掌握人在特定社会运动中的地位和活动方式。
追踪监测社会运动的最终目的是要把握其最终结果。但最终结果是作为总过程的最终产品而实现的。总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都以一定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最终产品。对于社会运动的观察和监测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贯穿在整个过程的始终，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表现为对于全过程的追踪监测。
在对全过程的监测中，对于各个分阶段的“中间产品”的关注具有重要的地位。中间产品是分阶段社会活动的成果，它作为一定阶段的输出变量，记载和表现着该阶段的状态和状况。通过对各级中间产品的连续监测和分析，人们可以不断地了解到社会运动的发展过程和可能方向，从而对总过程进行前馈—反馈控制。
（3）进行对比分析、判断价值效益
监测的过程同时就是一个不断地进行分析研究和进行价值与效益评估的过程。这里的分析，本质上是一种对比分析，它包含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将活动的实际进程与预定的实施方案相比较；其次将分阶段所达到的实际成果与预期的阶段性目标相比较；最后将实际达到的总目标与预期的总目标相比较，对活动的总成绩作出肯定或否定的评价。对比分析是贯穿在追踪认识全过程的一种积极活动，它“所关心的不仅是与完成主要目的直接有关的事件，而且还要使组织维持在一种能充分发挥其职能以达到这些主要目的的状态”[4]。
（4）及时反馈信息，实施行为调控
比较分析所得出的各种判断和结论都只有通过对于行为—效应器官系统的调节才能发生作用。为此必须将它们及时地回输到行为的组织指挥者和实施者那里，这就是信息的负反馈过程。反馈是一种信息传递过程，而这里传递的信息是一种经过比较的指令性信息，是对于原有的控制信息的一种修订性或校正性信息，它与原有的控制信息相联合而对人们的行为发生影响，从而改变着社会活动的方向、方式、进程等，进而改变着活动过程的最终结果。
从这里可以看出，追踪性认识活动是在相应的社会实践活动展开的实际过程中展开，并伴随其发展而逐步深化的。确定参考系、动态监测、对比分析、反馈调控，构成了追踪性认识活动一个具体周期的几个基本阶段。而伴随着社会实践活动的发展，不断地进行动态监测，不断地对比分析，不断地反馈调控，不断地重新选择和调整参照系，构成了追踪性认识活动不断发展的完整链条。正是在这个不断进行的统一过程中，社会实践活动在人们的自觉监测、调节、控制的过程中不断地按照人们的需要创造新的物质的和精神的社会成果，为现实的社会存在增添着新的成分和内容；指导实践活动的实践观念则在活动中不断地对象化、实在化，得到实现、检验、修订和完善；人们对社会的认识在社会的实际的自我创造过程中不断深化、丰富和发展；它们又作为一种观念的成果而加入到人们创造社会历史的活动之中，推动着社会历史的进步和社会认识结构自身的不断更新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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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列宁选集》第2卷，2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参见邓英淘等：《动态经济系统的调节与演化》，40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3]闭环控制系统是相对于开环控制系统而言的，二者的区分在于有无反馈回路。开环控制系统没有反馈回路，系统的输入直接控制输出；闭环控制系统带有反馈回路，它的输出不仅由输入，而且由输出的回输来共同控制。
[4]［美］卡斯特等：《组织与管理》，520-52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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