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平时所说的，有权利选出某些人担任官职的集体，也就是选民群体属于异质性群体，但是由于他们的行为仅限于在不同的候选人中做出选择，即做一件规定明确的事情，所以他们只具有我们在前面讲到过的少数特征。他们表现出的推理能力，在群体特有的特征中也是极少的，他们没有易怒、头脑简单、轻信以及批判精神等群体特征。不过，从他们的决定中我们却可以找到前面所列举过的那些因素——断言、重复和传染的作用，以及群众领袖的影响。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说服选民群体所需要的办法。因为我们要想很轻易地发现他们的动力，就只有从那些最成功的办法入手。
首先，最重要的是，候选人必须享有名望。而只有财富才能够取代个体名望。无论多么有才干甚至你是天才，你都不是能够作为候选人所必需的非常重要的要素。
还有一点极为重要的是，作为一个享有名望的候选人必须能够让选民不经讨论就很容易地接受自己。虽然选民中的人多数都是工人或农民，但是他们却很少会选自己的同行来代表自己，其原因就在于同行在他们中间没有名望。当然，有时他们也会由于一些次要原因，而选出同行的人，例如为了对选民平常所要依靠的某个大人物或有权势的雇主泄愤，或是因为通过这种方式能够产生在某一时刻成为其主人的幻觉。
如果仅仅只拥有名望，那么候选人就想保证自己取得成功，这显然是远远不够的。而对于候选人所表现出的虚荣和贪婪，选民总是会特别在意。所以候选人必须用上最离谱的哄骗手段，要毫不犹豫地向他们做出那些明显是令人异想天开的承诺，只有这样才能征服想征服的选民。
如果候选人面对的选民是工人，那么他就会侮辱和中伤雇主，即使再多也不过分。对于竞选对手，候选人就必须利用断言法、重复法和传染法，竭尽全力让选民们确信他的对手是个十足的无赖，并且恶行不断，让所有这些都成为人尽皆知的事实。在任何表面证据上费心是没有丝毫用处的。如果在对于群体心理这一方面，他的对手一窍不通，那么他的对手就会用各种论证来竭力为自己辩护，而不是让自己灵活地运用断言来对付断言，所以这样一来，他的对手也就失去了任何获胜的机会。
候选人在口头纲领中，无论自己怎样夸夸其谈都不过分。但是一旦在将自己的纲领写成文字时一定不要过于绝对，不然他的对手将来会用他在纲领上的绝对性来驳斥他。候选人为了获得成功在对承诺最重要的改革上可以毫无愧色。而往往在最后能够产生巨大效果的正是他们做出的这些夸张的承诺，但他们本身对未来却并没有什么约束力，因为这是需要不断进行观察的，而选民绝对不会为这件事而操心，他们并不会仔细考虑自己支持的候选人在实行他们所赞成的竞选纲领上到底走了多远，即使在他们看来正是这个纲领让他的选择有了保障。
在以上这件事情中，我们能在其中看到前面讨论过的所有说服的因素。在各种口号和套话发挥的作用中我们也还会看到它们。这些东西神奇的控制力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过。一个深知如何很好地利用这些说服手段的演说家能够用这种办法轻而易举地做到那些用残忍和杀戮才能做到的事情。像可敬的劳工、不义之财、财富的社会化、卑鄙的剥削者这一类说法，尽管这些词已经被一次又一次地使用得有些陈腐，但是却会产生相同作用的效果。此外，如果候选人的说辞新颖且与众不同，但是却能够迎合极不相同的各种愿望，即使就算这些词含义极其贫乏，那么他也必然能够大获全胜。1873年在西班牙爆发的血腥的革命，正是由这种含义复杂、却让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做出解释的奇妙说法引起的。对于这种说法的出现，当时的一位作者做出了这样的描述，我认为非常值得为大家引用于此：
当集权制的共和国已经被激进派们发现实际上就是乔装打扮的君主国时，议会为了迁就那些激进派，在连投票的人们谁也解释不清楚自己投票所赞成的“联邦共和国”到底是什么的情况下，议会的全体成员一致通过了关于建立“联邦共和国”的宣告。然而这个关于建立“联邦共和国”的宣告却让所有人皆大欢喜。人们陶醉于其中显得无比高兴。充满幸福和美德的王国即将在地球上出现。
如果议会拒绝授予共和主义者联邦主义者名称，那么这些共和主义者就一定会认为自己受到了致命的侮辱。现在，以“联邦共和国万岁”这样互致问候的人们在大街上随处可见。然后一片赞美之声便会随之响起，对士兵自治以及军队没有纪律这种奇怪的美德他们会大唱赞歌。对于“联邦共和国”人们又是怎么理解的呢？有些人认为它指的是同美国的行政分权制相似的制度，即各省的解放；还有些人则认为它意味着伟大的社会变革的迅速开始和所有权力的消灭。安达路西亚以及巴塞罗那的社会主义者们赞成公社权力至上，他们甚至建议在西班牙境内设立一万个独立的自治区，这些独立的自治区可以根据它们各自的实际要求制定各自不同的法律。
同时，禁止警察和军队存在于这些建立的自治区里。在南部各省，叛乱很快从一个村庄向另一个村庄、一座城市向另一座城市蔓延。有个发表了独立宣言的村庄，立刻将村庄里的所有电报线和铁路都破坏掉，从而切断其与相邻地区和马德里的一切关系，这就是它在其独立宣言发表后不久做的第一件事。不过最终注定只能寄人篱下的必定是这个处境最可怜的村庄。在各立门户这方面联邦制为其打开了方便之门，这片土地上到处充斥着杀人放火和血腥的狂欢。人人都开始变得无恶不作。
你一定不要去读那些有关于选民集会的报道，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对关于理性对选民的头脑可能产生的影响这个问题不产生任何疑问。在这种集会上，你们会随处可见人们一边痛骂对手、一边言之凿凿，有时甚至拳脚相加，但你们绝对听不到任何论证。也只有当某个享有“粗汉”名声的人在场，宣称自己决定要用一些麻烦问题将候选人难倒以便让听众开心，你才会有片刻的安静。然而在对手的叫喊中，提问者的声音很快就会被压倒，因此任何一种反对派的满足都是短暂的。从报纸上关于公众集会的上千个类似报道中选出的以下事例，足以作为这方面的典型。
在集会上，人们开始准备选出一名主席，当会议的组织者之一刚刚将这一提议公布时，全场开始骚乱。无政府主义者迅速地并粗暴地占领了会议桌，他们甚至还跳上讲台。社会主义者则极力反抗；每一派都高声指责对方是拿了政府佣金的奸细，没过多久人们便相互扭打在了一起……一个公民因为不幸被打青了眼睛而离开了会场。
会议在一片喧闹声中，拖延了很长时间，最后发言的权利被转移给了某位同志。
这位演讲人开始了对社会主义者的激烈抨击，而社会主义者们则用“流氓、白痴、无赖”等叫骂声来打断他。针对这些脏话这位演讲的同志则提出一种理论，根据这种理论，社会主义者被判定为“可笑之人”或“白痴”。
昨晚，为了五一节工人庆祝会的预演能够顺利举行，在福伯格宫大街的商会大厅阿勒曼派组织了一次大会。“沉着冷静”被定为这次会议的口号。
暗指社会主义者是“白痴”和“骗子”的那个个体，我们可以叫他G同志。所有这些恶毒的言语都会引起各个派别之间的相互攻击，演讲者和听众甚至还会大打出手。这时凡是能够拿得上手的所有东西，板凳、椅子、桌子，全都变成了武器。
像这样的事例多如牛毛，不胜枚举。
千万不要简单地以为，由于选民群体的社会地位所决定了，这种描述只适用于固执的选民群体。其实，即使参加者全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无论在任何一种集会中，他们在会上的争论也不会有什么不同。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一种降低他们智力水平的机制，会在当人们聚集成一个群体时相应地发生作用，而关于这方面的证明是可以很容易在所有场合找到的。例如，从我在1895年2月13日的《材报》上摘录的有关一次集会的报道中就可以轻易地看到：
随着时间的流逝，喧嚣声在那个晚上反而有增无减。每时每刻都有人在这里或那里大声尖叫，或者嘘声四起。我不认为在这种情形下有哪个演讲者能够说上两句话而不被人打断。掌声与嘘声混合在一起，在不断地相互激烈争吵的还有听众中的个别成员。一些人面目狰狞地挥舞木棒，另一些人则神经质地不停击打地板。打断演说的人总是会引来一片呼喊，内容不外乎“让他说”或“把他轰下去”。
“懦夫、恶棍、白痴、打击报复、卑鄙无耻、唯利是图”之类的用语不断地从G先生嘴里重复出现，他宣称要把这些东西统统消灭，等等……
你们也许会问，选民处在这种环境里怎么可能形成一致的意见呢？对于这种问题的提出，等于是将一个奇怪的谬论掩盖在集体享有自由的程度这件事上。群体绝不能夸口说自己持有的意见就是合乎理性的，但是他们却往往持有别人赋予的意见。在这里所谈论的事情上，选票以及选民的意见是在选举委员会的手里操控的，而那些政客通常就是选举委员会的领袖人物，他们向工人许诺好处，所以在这些工人中间很有影响。
作为今天最勇敢的民主斗士之一的谢乐先生曾说：“选举委员会是什么你知道吗？所谓选举委员会，就是政治机器的杰作，就是我们各项制度的基石。今日的法国就是长期处在选举委员会的统治之下的。”
关于选举委员会，在此必须解释的一点是：不管有什么名称的委员会，辛迪加也好，俱乐部也好，大概都包含着最可怕的危险，而这些危险无疑是群体权利所造成的。在现实中，它们代表着的最具压迫性、也是最为非人格的专制形式。可以说，委员会的领袖是处在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行事的位置上，他们不负任何责任，因为他们是代表集体说话和行动的。革命委员会任命的人拥有的剥夺权，甚至就连最残忍的暴君也是不曾拥有的。巴拉斯曾宣布，他们要在国民公会里随心所欲地裁撤议员，大开杀戒。罗伯斯比尔只要还能代表他们说话，就握有绝对权力。当这个可怕的独裁者失去了这种权力，那只是因为他自高自大脱离了他们而已。委员会的统治就是群体的统治，所以也是委员会领袖的统治。难以想象还会有其他什么样的暴政比这更严厉。
只要候选人拥有一定的财源，那么他被群体所接受，并对群体产生影响就会是轻而易举的事。根据捐款人的透露，只要有300万法郎就足以保证布朗热将军重新当选。
选民群体的心理学就是这样。它和其他群体一样：既不会更好也不会更差。
所以，我从以上所说的言论中并没有得出任何要对普选加以反对的结论。我了解它的命运，因此出于对一些实际因素的考虑，我个人非常赞同保留这种办法。事实上，所有这些原因都是我们在通过对群体心理的调查后归纳出来的，基于这些考虑，我决定做进一步的阐述。
普选的弱点实际上是十分突出的，很显然，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人们很难对此视而不见。但是文明是少数智力超常的人的产物，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一个金字塔的顶点通常是由少数智力超常的人构成的。不过智力会随着金字塔的各个层次的不断加宽，而相应地变得越来越少，我们在这里所说的金字塔的各个层次指的就是一个民族中的群众。如果仅仅依靠以人多势众而夸夸其谈的低劣成员的选票，那么这种文明的伟大，是无法让人放心的。群众投下的选票往往都是十分危险的，这一事实无须质疑，它们已经让我们付出了无数次遭受侵略的代价，我们眼睁睁地看着社会主义就要大获全胜，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正是因为群体在为其铺设道路。那些异想天开的人民主权论，十有八九会让我们付出更加惨重的代价。
然而，虽然这些不同意见在实践中显得毫无势力，但是它们从理论上来说颇能够让人信服。我们很自然地承认这一点，显然是因为我们还记得观念在变成教条后就会有不可征服的力量。从哲学观点上看，如同中世纪的宗教教条一样，群体权利至上的教条禁不起任何反驳。但是实际上，在如今它就像我们过去的宗教观念一样强大而不可战胜，所以它也同昔日的教条一样拥有强大的绝对权力。我们不妨这样设想一下，假如有个被送回中世纪的现代自由思想家。当在中世纪盛行的宗教观念被他发现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后，难道你会认为，他还会傻傻地对它们进行攻击吗？一旦他落入一个法官手里，而这个法官肯定能够把他送上火刑柱，并指控他参与了女巫的宴飨或者与魔鬼有约，这时的他还会对是否存在魔鬼或女巫提出质疑吗？用讨论的方式来与飓风作对，这和群众的信念比起来明智不了多少。在今天普选的教条拥有同过去的宗教所具有的相同威力。作家与演说家在提到它时常常会表现出的媚态和恭敬，而这种恭敬与媚态即使是路易十四也无缘享受的。因此我们只能采取和对待宗教教条一样的立场来对它，因为能够对它发生影响的只有时间。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并且，因为它具有对自己非常有利的外表，所以任何想要破坏这种教条的努力都是无用的。
托克维尔正确地指出：
“人们其实是不会相信有关他们彼此之间全都一样的说法的，尤其是在平等的时代更是如此，但是这种比喻却使他们几乎对公众的判断力形成了毫无节制地信赖，其原因就在于，真理并不会同人数上的优势携手同行，想让所有人都同样开明似乎是不太可能的。”
于是有些人提出对选举权加以限制，只把这种权利赋予那些聪明人，当然如果有必要的话。但是群众投票的结果就会因此而有所改进吗？关于这一点我永远也无法对其表示赞同，其原因是基于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的理由，即任何一个集体，全都患有智力低下症，在这一点上是其成员没有任何关系的。在群体中，人们无一例外地会变得智力平平，40名院士的投票同40个卖水人投的票比起来，对于看法在一般性问题上的，不会更高明多少。我不认为，如果那些有教养的和受过教育的人能够成为选民，那么一直以来受到谴责的普选的投票结果就会截然不同。
一个个体不会因为自己是大律师、建筑师、兽医或医生，也不会因为自己通晓数学或拉丁语，便掌握了所有社会问题或具备了特殊的智力。我们的政治、经济学家们大都是教授或学者，并且无一例外地全都受过高等教育，然而他们又何曾在贸易保护、双本位制这些普遍性问题上取得过一致意见呢？究其原因就在于，他们的学问只不过是我们的普遍无知的十分弱化了的形式。在社会问题上，因为未知因素的数量过于庞大，从本质上说任何人的无知都是没有区别的。
因此，受过高等教育的选民的投票结果并不会比现在的情况好多少，即使那些选民是掌握各种学问的人。他们依旧会受到感情和党派精神的支配。我们对于那些必须面对的困难，还是一个也解决不了，而且也肯定会受到身份团体暴政的压迫。
无论群众的选举权是普遍给予还是受到限制，无论是君主制还是在共和制之下行使这种权利，也无论是在德国、法国、比利时、西班牙或葡萄牙，其最终表现都是一样的；总的来说，它表达的只不过是一个种族无意识的向往和需要。在每个国家，任何一个当选者的意见都无一例外是对种族禀性的反映；而且我们看到，这种禀性会从一代人传到下一代人，不会发生一丝显著的变化。
由此可见，有关种族这个基本概念我们会一再遇到。当我们经常遇到它时，我们就会由此产生另一种认识，即任何一个政府和任何一种制度对一个民族的生活产生的影响都只能是很小的。民族主要是受着某些品质的遗传残余的支配，换句话说，也就是处于其种族的禀性支配之下；而所谓禀性，正是这些遗传残余的品质的总和。决定着我们命运的主要原因，是种族和我们日常之需的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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