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议会中，我们常常能够找到一个有名称的异质性群体的范例。虽然议会成员的选举方式会因为时代的不同而不同，也会因为国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但是，不管它们都有怎样相似的特征。在这种场合，人们常常会感到种族对群体的共同特征的影响有可能是削弱了，也有可能是强化了，但不管是削弱还是强化，都不会对它们的表现造成任何妨碍。截然不同的国家，如法国、美国、希腊、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些国家的议会在辩论和投票上表现出的相似性都是惊人的，这也是各自的政府都面对着同样的困难的原因。
不过议会制度却一直是所有现代文明民族的理想。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这种制度是一种观念的反映，即在某个问题上，一大群人经过讨论所做出的决定肯定要比一小撮人做出的决定更加明智和公正。虽然从心理学上来说这种观念是错误的，但是在实际生活中这种观念却得到了普遍的赞同。
即使在议会中，我们也能够看到群体的一般特征：夸大感情、易受暗示、头脑简单、多变，以及少数领袖人物的主导作用。然而，由于议会组成的特殊，它也因此而具有一些独特的表现，我们现在就来简单地对其加以说明。
这其中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意见的简单化。在所有党派中，都毫不例外地存在这样一种倾向，即根据适用于一切情况的最简单的抽象原则和普遍规律来解决最复杂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在拉丁民族的党派中这种倾向更加明显。当然，这一抽象的原则会因党派的不同而各有不同，但是他们总是会将自身原则的价值予以夸大，并且由于个体是群体的一部分这个事实，他们还非要将其贯彻到底不可。由此而产生的唯一结果就是，议会将会更庄重地代表各种不同的极端意见。
其实，议会也能够具有特别质朴的简单意见，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党人就为此提供了最完美的典型事例。他们用教条和逻辑来对待每一个个体，他们的头脑里充斥着各种含糊不清的普遍观念，他们总是在贯彻死板的原则上疲于奔命，对于事实到底如何他们从不关心。当现在的人们谈到雅各宾党人时，人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他们经历了一场革命，虽然人们并没有亲眼看到这场革命。在一些十分简单的教条的引导和帮助下，每个人都会认为自己能够从上到下地把这个社会重新改造一遍，然而，这样做的结果却往往是让一个高度精致的文明倒退到了社会进化更早期的阶段。同那些极端质朴的人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采取的办法一样，他们在这一方面也有相同的特点。实际上，他们所做的，无非是把拦在他们道路上的一切都统统毁掉了而已。无论他们属于热月派、吉伦特派还是山岳派，全都无一例外地受着同样的精神的激励。
暗示能够很容易让议会中的群体受到其影响，同任何群体一样，这些暗示都来源于享有名望的领袖。不过议会群体具有的易受暗示的特点，又有十分明确的界限，正确地指出这一点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议会中的每个成员在任何关于地方或地区的所有问题上，都持有无法改变而根深蒂固的意见，无论任何论证都无法使其动摇。例如在酿酒业特权以及贸易保护这类与某些有势力的选民的利益有紧密关系的问题上，即使你有着同狄摩西尼[42]一样杰出的天赋，你也发现，想让一位众议员改变他的投票简直比登天还难。任何一个来自其他方面的关于取消的建议，都会毫不例外地被这些选民在投票期到来之前就发出的暗示所压倒，从而让意见的绝对稳定得到了维护。
下面的思考是一位有长期经验的英国议员所做出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显然对于那些事先确定的、不会因争取选票的考虑而改变的意见也是适用的：“在50年的时间里，我在英国议会所在地威斯敏斯特听过上千次演说，但是它们一次也没有改变我的投票，因为它们很少能使我改变看法。”
不过，只要一旦涉及一般性问题，例如开征一种新税、推翻一届内阁等，你就会发现，任何固定的意见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正是因为领袖所用的方式与普通群体中的方式有所不同，因此领袖的建议才能够发挥巨大的影响。每个政党都有自己的领袖，这就使得他们的势力在有的时候会变得旗鼓相当。结果，当一个众议员发现自己被夹在两种对立的建议之间时，他难免会因此而迟疑不决。这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经常会看到某一个众议员在一刻钟的时间之内就会做出截然相反的表决，或者在为一项法案增加一条使其失效的条款后不久，又来上一条废除刚刚增加的这一措施的修正案。例如剥夺雇主选择和解雇工人的权利。
出于同样的原因，在每一届议会当中也都会存在一些易变的意见与非常稳定的意见。大体上说，由于一般性问题的数量占大多数，因此在议会中出现的议而不决的现象是非常司空见惯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议而不决的现象，其实还是因为在他们心里永远存在对选民的担心，从他们那里收到的建议总是姗姗来迟，这就有可能对领袖的影响力形成制约。
不过，对于在辩论中涉及的问题，议员们如果没有强烈的先见之明时，那么那些领袖会依然处在主导的地位。
显然，这些领袖的存在是非常有必要的，无论在哪个国家的议会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以团体首领的名义存在。他们才是议会的真正统治者。如果没有了领头者，组成群体的人便会一事无成。因此也可以这样说，议会中的表决在通常情况下，实际上只代表着极少数人的意见。
通常领袖们提出的论据只能在很小的程度上对其影响力产生一定的帮助，而真正让其影响力在群体中大幅度提高的还是他们的名望。最好的证明就是——一旦他们在不明原因的情况下威信扫地时，他们的影响力也会随之消失。
这些政治领袖的名望只属于他们本人，与头衔或名声毫无关系。关于这个事实，西蒙先生[43]身为1848年国民议会其成员之一，在评论当时国民议会中的大人物时，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具体的例子：
两个月以前，路易·拿破仑还是无所不能的，可是现在他却显得无足轻重了。
很快，维克多·雨果在登上了讲台后不久就无功而返了。人们就像听皮阿[44]说话一样，听着雨果说话，不过他并没有获得多少掌声。沃拉贝勒在说到皮阿时对我这样说，“我不喜欢他那些想法，不过他是法国最伟大的演说家，也是最了不起的作家之一。”基内[45]虽然智力超强，而且聪明过人，但是他却一点也不受人尊敬。在召开议会之前，他还有些名气，但当他进入议会后却变得籍籍无名了。
任何一种政治集会，都是对才华横溢者无动于衷的地方。这种政治集会所关心的只有那些利于党派的、与时间地点相宜的、有滔滔辩才的人，至于是否对国家有利它一点都不在乎。如果你想享有1871年的梯也尔以及1848年的拉马丁得到的那种崇敬，那么你就需要有急迫而不可动摇的利益刺激。因为只要危险一旦消失，议会就会立刻忘记它所受到的惊吓和它应当表示的感激。
我引用上面这些话，是因为它们中间包含着一些事实，并不是因为它所提供的这些解释，显然在这些肤浅的解释当中我们不难看出，其心理学知识是多么贫乏。群体只要一旦效忠于领袖，无论是一个政党的领袖还是一个国家的领袖，群体都会立刻失去自己的个性。这是因为，服从领袖的群体是始终处在领袖的名望影响之下的，并且这种服从丝毫不会受到利益或感激之情的支配。
因此，作为领袖，他只要享有足够的名望——那么可以肯定的是——他就几乎掌握着绝对的权力。一位著名的众议员就曾因其名望而在长时间里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不过，在上次大选中这位著名的众议员却由于某些金融问题而被击败，但是知道这件事的人并不多。他只需要做个手势，内阁便会倒台。有个作家用下面一席话说明了他的影响程度：
对于这位X先生，我们要为他偿还的代价至少是我们平时的三倍，就是因为他，我们在南尼日尔被骗走了一个帝国；就是因为他，才使得我们在马达加斯加长期处于岌岌可危的地位；也就是因为他，我们才失去了在埃及的优势。同拿破仑一世带给我们的灾难比起来，X先生的谬论让我们丢失的领土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无须对这种领袖过于苛责。不错，他的确让我们损失惨重。但是，他的大部分影响力都是因为他顺应了民意，而这种民意在殖民地事务上，就目前来看，还远没有超越过去的水平。对于民意，领袖很少能够超前。他所做的一切几乎都是在顺应民意，难免会助长其中的所有错误。
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关于领袖进行说服所运用的手段，除了一些我们在前面多次提到过的因素之外，还包括他们自身的名望。领袖只有做到对群体心理能够了然于心，至少他们也要无意识地做到这一点，他们才能够灵活地利用这些手段；他还必须非常清楚自己该如何向他们说话，熟练运用各种词汇、套话和形象的神奇力量。他还应该具有特殊的辩才，这包括生动的形象以及言之凿凿、并伴之以笼统的论证。在任何一种集会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辩才，就连所有议会中最严肃的英国议会也不例外。
英国哲学家梅因说：
“我们在下院的争吵中时常可以看到，那些在盛怒的个体和软弱无力的大话之间的交锋，充斥着整个议会的辩论现场。而在对纯粹民主的想象方面正是这种一般公式发挥着巨大的影响。让一群人接受用惊人之语表达出来的笼统的断言，从来就是一件简单的事，即使它从来没有得到过证实，实际上也不可能得到证实。以上引文中提到的‘惊人之语’，不管说得多么‘惊人’也不能算过分。我们在本书中多次谈到有关于词语和套话的特殊力量。所以在措辞的选择上，我们必须以能够唤起生动的形象为选择的标准。”
下面这段话为我们提供了极好的范例，它来自于我们一位议会领袖的演说：
“这艘船将驶向那片热病肆虐的土地，那片修建着我们监狱的土地。在那里，我们会把目无政府的杀人犯以及名声可疑的政客关在一起。让这对难兄难弟可以尽情地促膝谈心，将彼此视为一种社会状态中互助互利的两派。”
演说者的所有对手都会因为这段话而感觉到自己受到了它的威胁，其主要原因在于这段话唤起的形象是那么鲜活。毫无疑问，立刻就会有两幅画面浮现在他们的脑海里：一艘可以把他们送走的船，一片热病肆虐的土地。他们不是也很有可能被放到那些可怕的定义不明确的政客中间吗？他们现在所体验到的恐惧，与当年罗伯斯比尔用断头台发出威胁的演说让国民公会的人体验到的恐惧是一样的。在这种恐惧的影响下，他们无一例外地会向他投降。
永远都对领袖有利的，显然就是喋喋不休地说些最离谱的大话。我在前面提到过的那位演说家曾断言：“僧侣和金融家就是那些在资助扔炸弹的人，因此所有大金融公司的总裁都应受到和无政府主义者一样的惩罚。”显然，这种断言永远都会在人群中发生作用。而且，并不会受到人们强烈的反对。对于演说家而言，再可怕的声明、再激烈的断言也不算过分。如果想吓唬住听众，没有任何办法能够比这种辩术更有效。因为在场的每一个听众都会担心，假如他们表示了抗议，那么他们肯定会被当作叛徒或其同伙被打倒。
就像我所说的那样，这种特殊的辩论术无论在什么集会上都是极为有效的。特别是在危难时刻作用更加明显。从这个角度看，法国大革命时期那些大演说家在各种集会上的讲话，读起来会觉得非常有趣。他们在任何时候都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必须先弘扬美德、谴责罪恶，然后再对暴君破口大骂，发誓如果得不到自由，宁愿死掉。在场的人都站起来热烈地鼓掌，冷静下来后再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偶尔也会有一些受过高等教育、智力水平较高的领袖，但是具备这种品质通常对他来说，不仅毫无益处反而有害。如果他想说明这件事情有多么复杂，并同意做出解释和促进理解，那么他的智力就会让他变得宽宏大量，这必然将使徒们必需的信念的强度与粗暴大幅度地削弱。在任何一个时代，伟大的民众领袖都会表现出狭隘性，特别是在大革命时期特别褊狭的人。
就连罗伯斯比尔的演说，也是其中最著名的演说，也常常有着令人吃惊的自相矛盾。如果我们只是单独来看这些演说，肯定会搞不明白，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影响会被这个大权在握的独裁者加以充分发挥。
那些废话和教学式的常识，攻击和辩护所采用的观点，以及只能糊弄孩子头脑的稀松平常的拉丁文化都不过是小学生的歪理。没有切中要害的讥讽，也没有深刻的思想含义，更没有措辞上令人愉快的变化。只有让我们生厌的疯狂断言。人们在经历过一次这种毫无乐趣的阅读之后，肯定会与和蔼的德穆兰[46]做出同样的表现，都会毫无意外地长叹一声：“唉！”
当一种强烈的信念与极端狭隘的头脑结合在一起，到底能够给予一个有名望的人什么样的权力，想想便足以让人心惊肉跳。个体如果想表现出自身极高的意志力，并且忽略各种障碍，那么他就必须满足这些最基本的条件。在精力旺盛、信仰坚定的人中间寻找自己的主子，这无疑是任何一个群体的本能，这种人物是他们永远都需要的。
在议会里，演说如果想取得成功，根本就不取决于演说者提出的是什么样的论证，而真正能够决定成功的元素依靠的完全是演说者具有的名望。这方面最好的证明是，如果一个演说者因为各种不同的原因失去了名望，那么他就失去了根据自己的意志影响来表决的能力，同时也就失去了一切影响。
当一个演说者拿着一篇论证充分的演讲稿出场时，这个演说者又是个籍籍无名之辈时，如果只是光有论证，他的演讲充其量也只能让人听听而已。德索布先生——一位有心理学见识的众议员——用下面这段话描述了一个缺乏名望的众议员所做演讲时的表现：
他走上讲台后，从公文包里拿出演讲稿，煞有介事地摆在自己面前，然后十分自信地开始发言。
他曾自我吹嘘道，他肯定能够让听众确信让他本人感到振奋的事情。他对自己的论证一而再、再而三地给予不断地强调，对上面所罗列出的那些数字和证据都表现得信心十足。他坚信听众能够被自己说服。因为在他引用的证据面前，任何反对都是没有丝毫用处的。他一厢情愿地在讲台上滔滔不绝，他相信自己同事的眼力，也固执地认为他们理所当然地会赞同真理。
但是，很快，他便惊异地发现大厅里其实并不安静，他一开口，人们发出的噪音甚至比他的声音还要大，这让他多少感到有些恼怒。
为什么这么不在意他的发言呢？为什么不能保持安静呢？对于站在讲台上正在讲话的他，那些众议员都在想些什么？有什么要紧的事情能够让那些众议员不断地离开座位？
这时一丝不安的神情从他脸上掠过。他不得不皱着眉头停止了讲话。但是在议长的鼓励下，他只好再次提高嗓门发言，他加重了语气，并伴以各种手势。可是周围的噪声却越来越大，他几乎连自己说话的声音都听不见了。于是他再一次地停了下来。最后，因为担心自己的沉默会招来可怕的叫喊“闭嘴”，他只好继续演讲。而此时的喧闹声变得更加让人难以忍受。
毫无疑问，当议会处于极度兴奋的情况下时，就会变得和普通的异质性群体没有什么两样，这时它总爱走极端的特点也会在它的感情中不自觉地表现出来。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或是犯下最恶劣的过失，或是做出最伟大的英雄主义举动。这时议会中的个体不再是他自己，他已经完全失去自我，即使是最不符合他本人利益的措施他也会投票赞成。
议会能够让他们被那些与自己的利益对立的建议牵着鼻子走，也能够让任何一个议会中的成员丧失自我意识，法国大革命的历史都对这些做出了深刻的说明。对于贵族来说，放弃自己的特权无疑是巨大的牺牲。但是在那个著名的夜晚——国民公会期间，他们却毫不犹豫地这样做了。议会成员无条件地放弃自己不可侵犯的权利，这样无疑会让自己永远处在死亡的威胁之下，但是他们却不假思索地迈出了这一步；对于在自己的阶层中滥杀无辜，他们并不会感到害怕，即使他们都清楚，今天他们把自己的同伙送上断头台，明天这可能就是他们的命运。实际上，他们此时已经进入了完全不由自主的状态，这种状态我曾在前面对其有过描述。在这样的状态下，他们会赞成那些已经冲昏了头脑的建议，并且任何想法都不能将其阻止。
下面的话来自他们中间的一人——比劳·凡尔纳的回忆录，这段话非常典型地记下了这种情况。他说：“我们一直极力反对的决定，在两天前，甚至在一天前我们还不想做出的决定，现在居然被通过了；造成这种情况的除了危机外，再没有其他原因。”再也没有比这更正确的说法了。
类似于这样的无意识现象，我们在所有情绪激昂的议会上都可以看到。泰纳曾说：
“他们让那些引以为荣的措施被给予批准并下令执行。这些措施杀害了无辜，杀害了他们的朋友，因此在我们看来这些措施不仅愚蠢透顶，而且简直就是在犯罪。在右派的支持下，左派全体一致赞同，在热烈的掌声中把他们的天然首领——丹东，这场革命的领袖和伟大发动者，送上了断头台。在左派的支持下，右派全部赞同，革命政府最恶劣的法令却在最响亮的掌声中被表决并且被通过了。在一片热烈欢呼的赞扬声中，议会全体一致，在对罗伯斯比尔以及德布瓦、库车等人抱以的热烈掌声中，再三举行改选，最终被留在台上的是杀人成性的政府。山岳派憎恶它，是因为这个政府草菅人命；平民派憎恶它，是因为它杀人如麻。但无论是山岳派还是平民派，无论是少数派还是多数派，到最后都落了个同意为他们的自相残杀出力的下场。整个议会在牧月22日这天，便把自己交给了刽子手；热月8日，同样的事情在罗伯斯比尔发言后的一刻钟内又重复了这个议会。”
这幅虽然看起来昏天黑地的画面，所表达的意思却十分准确。议会如果是头脑发昏到一定程度，就会表现出同样的特点。这时的议会将变成不稳定的流体，并会受制于一切刺激。下面这段有关1848年议会的描述来自斯布勒尔先生，这是位有着不容怀疑的民主信仰的议员。我把《文学报》上这段具有代表性的文字引用如下。它为我曾经说过的群体具有的夸张感情这一特点、为它的极端多变性，即它一刻不停地从一种感情转向另一种截然相反的感情，提供了很好的例子。
共和派会因为它无节制的愿望以及盲目自信，也会因为自己的猜疑、分裂以及嫉妒而最终坠入地狱。它的普遍怀疑与它的质朴和天真比起来不相上下。与它不知纪律为何物、没有一点法律意识的表现一起出现的，是它放肆的幻想和恐怖。在这些方面就算孩子和乡下人也表现得比他们强。他们的缺乏耐心与他们的冷酷一样没有什么区别，他们的温驯和残暴不相上下。而这种状态正是缺乏教养以及性格不成熟所导致的自然结果。没有任何事情能够让这种人感到吃惊，因为当他们在面对任何事情时，除了感到慌乱以外就再也没有多余的精力来表达其他感情了。或是出于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又或是出于恐惧，他们有时会胆小如鼠，有时又能毫不畏惧地去赴汤蹈火。
他们从来不关心事件的前因和后果，也从来不在乎事物之间的联系。他们时而灰心丧气，时而斗志昂扬，他们轻而易举地就会受到惊慌情绪的影响，不是过于紧张就是过于沮丧，从来不会很好地处于环境所要求的心境或状态中。他们比流水更易变，而且头脑混乱、行为无常。我们还能指望他们提供什么样的政府基础？幸运的是，只是在某些特定的时刻议会才会成为群体。而上述这些我们在议会中看到的特点，并不是经常出现的。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组成议会的个体仍旧保持自己的个性，这就是议会能够制定出十分出色的法律的原因。其实，这些法律都是由法律方面的专家制定的，他们都是独自在安静的书房里拟订草稿的，因此，议会通过表决颁布的法律，其实是个体的产物而不是集体的产物。这些法律当然也是最好的法律。而能够导致它们有可能产生灾难性的后果的，正是当一系列修正案的出台把它们变成集体努力的产物的时候。群体的产品无论性质如何优异，与孤立的个体产品相比，其品质总是显得低劣的。专家在某些时候会阻止议会通过一些考虑不周全或行不通的政策。在这种情形下，专家就成了群体暂时的领袖。这些暂时的领袖可以影响议会，但是议会不会对其造成影响。
议会的运作虽然要面对所有困难，但不可否认的是，迄今为止它仍然是人类能够运用的最佳统治方式，特别是人类已经找到的摆脱个体专制的最佳方式。无论是对于艺术家、哲学家、思想家、作家还是对所有构成文明主流的人，甚至对于所有有教养的人来讲，最理想的统治无疑是议会。
不过，在现实中两种严重的危险也会因为它们而产生，一是不可避免地造成财政的浪费，二是不断增加的对个体自由的限制。
第一个危险明显是当选群体缺少远见以及各种紧迫问题产生的必然产物。如果有个议员提出一项看上去非常符合民主理念的政策，比如说，他在议案中建议为所有级别的国家雇员加薪，保证能够让所有工人或建议有的工人都能得到养老津贴，这时其他众议员就会因为害怕自己的选民，而成为这一提议的牺牲品，他们似乎不敢对后者的利益视而不见，纷纷反对这种提议中的政策。虽然他们都十分明白这会为预算增加新的负担，从而必然会造成各种新税种的设立。但是当时的形式告诉他们，他们不可能在投票时犹豫不决。增加开支的后果毕竟属于遥远的未来，并且也不会给他们带来不利的结果，但是，当他们为再一次连选连任而露面时，如果当时他们投了反对票，那么其后果就会不言而喻。
除了扩大开支的第一个原因外，还包括一个原因，并且这个原因同样具有强制性，即必须投票赞成任何为了地方目的的补助金。一名众议员对这种补助是没办法反对的，因为这同样也反映着选民的迫切需要，另外，因为每个众议员只有在同意同僚的类似要求的前提下，才能够具备为自己的选民争取到这种补助金的条件。
1895年4月6日一期《经济学家》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在铺设铁路方面的金钱开支数量的评论，而这仅仅是因为竞选上的考虑而造成的。为了把普伊和一个只有3000名居民的山区小镇朗盖耶连接起来，议会表决通过了修建一条铁路的方案，而修建这样一条铁路需要耗费1500万法郎。有600万被用在了连接普拉德和拥有747名居民奥莱特村小镇的铁路上，700万被花在连接卡斯特尔萨拉金小镇和拥有3500名居民的博芒特小镇的铁路上，700万被花在连接拥有523名居民的奥斯特小镇和拥有1200名居民寨克小镇的铁路上，等等。仅仅在1895年一年，就表决通过了9000万法郎用于只对地方有用的铁路。据财政部长的说法，还有另一些也是出于竞选考虑而造成的同样重要的开支。例如对工人的补助加以制度化的法律，很快就会涉及至少每年1.6亿法郎的支出，不过按院士勒鲁瓦布罗的说法则是8亿。显然，不断增加的开支最终肯定会导致破产。像欧洲的许多国家已经走到了这个地步，如希腊、土耳其、西班牙、葡萄牙等，还有另一些国家很快也会陷入同样的绝境，如意大利。人们不可能感觉不到在这些事情上的危险信号，因为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了。
议会对自由不可避免的限制这个我没在前面提到的第二个危险，显得十分真实，但并不是那么明显的。这一结果是大量法律造成的，因为法律总是作为一种限制性措施出现在公众面前。议会认为有义务对新制定的法律进行表决通过，但是由于其短浅的眼光，就使得其在很大程度上对这种新法律的实施带来的结果茫然无知。
显然，即使在英国这个议员对其选民保持了最大独立性，并且提供了最通行的议会体制的国家，这种危险也是不可避免的。赫伯特·斯宾塞在很久以前的一本著作中就曾明确地指出：“真正的自由必然会随着表面自由的增加而减少。”最近在《人与国家》一书中他再次提及了这个问题。在讨论到英国议会时，他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立法机构从这个时期以来，一直都遵循着我所指出的路线。迅速膨胀的独裁政策正在不断地向限制个体自由的方面倾斜，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现在，每年都会制定出许多新法律，这些新法律对公民过去那些完全自由的事务进行了限制，强迫他们做一些事情，而这些事情原本在过去都是可做可不做的。同时，公共负担开始变得日益沉重，尤其是地方的公共负担，通过减少公民可以自由支配的收益份额，增加公共权利取之于公民并根据自己的喜好花销的份额，让他们的自由被进一步限制了。这种对个体自由日益增加的各种限制，在每个国家都有各种具体的表现形式，这些形式是斯宾塞没有明确指出的。正是大量立法措施的通过，最终会导致大大增加负责实施的公务员的影响、数量和权力。虽然这些通过的立法措施在大体上全是些限制性法令。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最后有可能成为文明国家的真正主人的，在很大程度上就会是这些公务员。这主要是因为在政府的不断更换的过程中，唯一不会受到触动的就只有这些公务员了，所以他们才能够拥有如此巨大的权力，也只有他们才能够不需要个性，不承担责任，永久地存在。能够实行压迫性专制的，莫过于具备这三种特点的人。
不断制定新的限制性法规，将最微不足道的生活行为用最复杂的条条框框束缚起来，这样公民自由活动的空间就难免会被限制在越来越小的范围之内。现在，各国基本上都被一种谬见所蒙蔽，认为多制定法律就是保障平等与自由的最好办法，每天都在批准和实施一些让人越来越不堪忍受的束缚。如今，它们很快便会达到需要奴才的地步，并且已经习惯于给人上套，失去本来应该具有的一切自发精神与活力。到了那时，公民不过就是些虚幻的人影，顺从、消极、有气无力的行尸走肉而已。
个体若是到了这个地步，就注定要去寻求自身已经失去的外在力量。政府各部门必然就会和公民的无望与麻木同步增长。这就让政府各部门必须表现出私人没有的指导精神、主动性以及首创性。这便迫使它们必须要领导一切、承担一切，把一切都纳入自己的保护之下。于是国家就变成了全能的上帝。不过经验告诉我们，这种上帝既不会非常强大，也难以持久。
在某些民族中，一切自由开始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尽管许多表面上的许可让它们产生了以为自己还拥有这些的自由幻觉。和所有具体的制度一样，它们的衰老在造成这种情况上起到的作用是一样大的。这就是直到今天任何文明都无法逃脱的衰落期所表现出来的不祥先兆之一。
根据各方面触目惊心的先兆以及历史上的教训来判断，我们现在所具备的一些现代文明已经到达了衰败期之前的时代。在这一生存阶段，所有民族似乎都不可避免地要经历一遍，所以历史看起来就是在不断地重复着它的过程。
关于文明进化的这些共同阶段，我将会对它们做一些概括，以此来为本书做总结，因为我们很容易就能够对这些共同的阶段做简单的说明。在对理解目前群众所掌握的权力的原因方面，这种速记式的说明也许能够给我们启发。
如果我们要对之前那些文明的衰败与伟大的原因加以评价，还得根据主要线索来进行的话，那么我们又会有什么发现呢？
一群因为占领、移民或入侵等原因，来自各个不同地方的人，在文明诞生之初聚集在一起。他们信仰不同、血缘不同、语言也不同，而唯一能够让这些人结为整体的共同的纽带，就是不被法律束缚。当然，这些混乱的人群当中也会存在一个群体所具有的十分突出的群体特征。他们有时会表现出英雄主义，并会有短暂的团结，他们也有种种弱点，比如性情狂躁而且容易冲动，他们是野蛮人，所以也就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把他们牢固地联系在一起。
岁月用漫长的时间造就了自己的作品。种族间不断出现的通婚、共同生活的必要性和环境的一致逐渐发挥了作用。原本各个不同的小群体开始渐渐融合成整体，并最终形成了有共同特征和感情的群体，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种族，而且在遗传的作用下日益稳固。一个民族便由这样一群人形成了，这个民族又具备了摆脱野蛮状态的能力。但是，只有在经过不断重复的斗争和长期的努力以及无数次的反复，从而让这个所谓的民族获得了某种理想之后，它才能够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民族。至于这是一个具有什么性质的民族，这并不重要，不管是对真主安拉的胜利、罗马的崇拜或者雅典的强盛，都能够让任何一个种族中的每个人在思想和感情上形成完全的统一。
此时，一种包含着信念、艺术和各种制度的新文明便在这个阶段诞生了。在追求自己理想的过程中，这个种族会逐渐具备某些素质，而这些素质正是能够让它建立丰功伟业所不可缺少的。毋庸置疑，虽然有时它仍然是乌合之众，但是在它变幻不定的特征的背后，会逐渐形成稳定的基础，这个稳定的基础就是我们所说的种族的禀性，它支配着机遇的作用，并在狭小的范围内决定着民族变化。
在其创造性工作完成之后，时间便开始了破坏过程，无论是人还是神仙，都无法逃出它的手掌心。一个文明在达到一定的复杂程度的强盛之后，就会止步不前，一旦到了如此地步，它便注定会进入老年期。这时它衰落的过程也就降临了。
这种时刻是不可避免的，它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以作为种族支柱的理想开始衰弱为标志。和这种理想开始衰弱相对应的，是在它的激励下建立起的社会结构，宗教以及政治也随之开始动摇。
随着这个种族的理想开始日益消亡，那些使种族团结强盛的品质也会逐渐消失。此时，个体的智力与个性开始增长，不断发展的个体自我意识就会慢慢取代这个种族集体的自我意识，同时伴随着这个种族的理想一起日益消亡的还有其性格的弱化和行动能力的逐渐减少。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群、一个联合体、一个民族，到最后就成了一群缺乏凝聚力的个体，在某一段时间里，他们会被人为地聚集在一起，但这一切仅仅只是因为制度和传统而已。也就是在这个阶段，那些已经被个体愿望以及个体利益搞得四分五裂的个体，完全失去了治理的能力，因此就算在最微不足道的事情上他们也需要领导，这时候国家便会开始发挥其引人注目的影响。
这个种族的才华随着古老理想的丧失，也随之完全消失了。作为一群独立的个体，这个种族又成了一群乌合之众——即回到了自己的原始状态。此时它只有乌合之众所具备的那些暂时的特性，并且会因为缺乏统一性而没有未来。它的文明也只能随波逐流，因为它已经失去了稳定性。民众就变成了至上的权力，野蛮风气开始盛行一时。也许文明会依旧华丽，然而实际上它早已成了一座岌岌可危的大厦，失去了任何支撑，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只不过是久远的历史赋予它的美丽外表而已，当下次风暴来临时，它便会立刻土崩瓦解。
一个民族从野蛮状态逐步发展到文明状态，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不断地向前发展，然后，当这个理想开始失去它的优点时，这个民族便开始步入衰落和死亡，这就是一个民族生命循环的全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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