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城市化 规模化 精品化
作者邹身城，杭州市历史学会顾问、城市史专业委员会会长。杭州市名牌战略研究会名誉会长、教授（邮政编码310006）。
一、精品化经验值得传承
在世界城市文明史上，古罗马曾超越巴比伦、古希腊，在西方世界占有重要地位，长期盛称“条条道路通罗马”；但盛极而衰，至公元10世纪罗马人口下降为20万，而欧洲新秀巴黎不过10万人口，伦敦更属不满1万人的小镇，青黄不接，史称“中世纪黑暗时代”。其实西方不亮东方亮，公元907年吴越在杭州建国时起，把唐末的浙西道和浙东道两个不同区域整合为一，从而使杭州由唐代的三等小州一跃而成两浙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正当五代十国战乱之世，吴越坚持“保境安民”，发展经济，屹立长江三角洲至钱塘江两岸水网地带，招集四方避乱来归的难民，充实杭、越、湖、秀四州，大兴水利，“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由此而驰名天下，从而杭州都城人口从3万户激增至10万多户、50多万人。当代美国斯坦福大学的G.W.Skinner等16位城市史专家称颂此次杭州一带的崛起为“中华帝国的中世纪城市革命”。事实上杭州为核心的这次城市运动持续了四百年：自吴越繁盛之后，“纳土归宋”，两宋使杭州持续保持稳定，至南宋迁都杭州，杭城的发展登上历史的高峰。日本大阪大学著名汉学家斯波义信有著作研究“唐宋的商业革命与城市革命”，指出杭州的兴盛“始于五代的吴越国之际”，至南宋“人口规模和商业化程度都达到极盛”。不但城市规模达到120余万人，而且城市经济文化空前繁荣，西湖锦绣山水与都城珠联璧合，构成了史无前例的城市精品，而且成为后世永远的骄傲。
这座精品城市曾产生巨大的国际影响。根据《经世大典》记载，杭州在13—14世纪设置驿站接待过不少海外使者和客商，如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一个月内计接待使客53批；元武宗至大二年（1309），半年内接待使客多达1200人次，足见海内外官宦商旅经杭城游西湖者岁时不绝。杭州作为国际性都市，其旅游业早已十分兴盛。所以不仅有意大利马可·波罗记述“杭州是世界上最美丽华贵的天城”为世人所熟知，在他之后陆续来杭留下著述赞美西湖、赞美杭州的也为数不少，其中著名的如鄂多立克著有《东游录》、伊本·白图泰著有《伊本·白图泰游记》、马黎诺里著有《奉使东方录》等，其所记内容都围着杭州城市的精美华丽作主题，可供互相参证。鄂多立克也是到过东西方许多国家的大旅行家，公元1322年他从广州登岸来杭州游览，在《东游录》中也与马可·波罗同样称述杭州是“全世界最大最精美的城市”，有公认的“天堂”之称。此外，他还补充城郊的繁盛说：“城外一个个城镇延伸八英里左右远，每个都较威尼斯或帕都亚为大。”伊本·白图泰来自北非摩洛哥，于公元1347年到杭州游历，他在自著《伊本·白图泰游记》中称赞杭州是个“巨大的花园式的城市”，许多居民家的庭院里普遍栽种花木。马黎诺里是意大利佛罗伦萨人，在罗马教廷当传教士，奉命出使来华，过杭游览，他在回忆录里称道杭州是“最美丽、最伟大、最富裕、人口最多、最繁华、最有名，也是最奇特之城，冠绝一时”。这位罗马教皇的使节，连用七个“最”字来抒发对杭州的赞美。上述这些使节、客商、旅行家来自不同的地方，到杭的时间也并不一致，而公认杭州精美“冠绝一时”。来自罗马的承认杭州优于罗马，来自威尼斯的承认杭州优于威尼斯，来自佛罗伦萨的承认杭州优于佛罗伦萨，来自摩洛哥旅游城市拉巴特的承认杭州优于摩洛哥旅游区，足证城市精品的杭州在当时令无数西方人为之倾倒。
杭州花园城市模式的最大成功还在于对世界城建史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这是杭州人本身所始料未及的。由于大批亲历杭州的西方人辗转传述东方“天堂之城”精妙无比，目为样板，从而成就了西方城市建筑史上一个重要理念——“GC概念”。这是由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伟大艺术家和建筑大师达·芬奇（1452—1519）所首倡的。他与上述著作流行的时代相近，处于这些图书广泛传播的核心区域，而且既从事艺术又从事建筑，且社会地位甚高，他先受聘于佛罗伦萨最有权势的美第奇家族，后又进入罗马受聘于教皇。正由于他兼具较高的艺术境界、建筑经验和社会影响力，促成他创造了“Garden City”理念，作为城市设计的理想目标。据说对他最大的触动是《马可·波罗行记》中有关杭州与西湖“湖城合璧”的描述，使他深受景观美与城市美相得益彰的启迪，才倡导“Garden City”的城建构想。可见从这意义说，杭州“湖城合璧”是西方思想诞生“GC概念”的母胎。
后来美国首届总统华盛顿根据这个理念结合建设实践，大力提倡“理想的城市是一个由许多园林组成的城市，或建造在自然风景名胜的城市”。于是在世界城市建筑史上形成了一种公认的优良模式——杭州花园城市模式。
历史昭示我们，“天堂之城”当年之所以能驰名中外，其成功的主要奥秘不但在于帝王之都，规模庞大，更在于其城市精品化独具魅力。如今时隔千年，人们记忆犹新，尽管城市现代化需要与时俱进，而“精品化”的成功经验依然值得弘扬。
二、社会动乱，城市衰落
杭州有过超越罗马的辉煌，同样不易避免罗马式的衰落。东西相距数千里，兴衰规律却相仿佛，即社会环境的安宁与市场生态的兴废，决定着城市的生命力。
所谓城市，包含“城”和“市”相组合。“城”就是统治，管理，即必须保持安定的社会，实行良好的治理；“市”就是交换，活跃商品贸易，繁荣市场，凝聚人气，遵循经济规律办事。以上两项为城市发展的基本要素，顺之者昌，逆之者衰。古罗马城的兴衰史证明了这一点，中世纪杭州都城也不能例外。这一客观规律迄今对所有的城市仍起引导或制约的作用。特别是大城市，对规模化的管治必先加强力度。杭州在中世纪持续繁荣，兴于吴越建国，“保境安民”、“改制兴市”、“扩城聚众”、“纳土归宋”；北宋延续稳定，南宋建都，前方稳住江淮一线，都城三辅集聚人力物力，国势虽弱而后方百姓得享都城繁富。但那时城市贸易的活跃和手工业的发达，主要依赖于封建都市经济。宋亡后社会不够安定，杭州的都城优越性丧失，其集聚功能、工贸功能、物流功能、旅游功能和辐射功能全面衰退，特别是失去贵胄富豪的高消费市场和人口密集的消费能量。元初赖东西方海路陆路贸易之盛犹填补空白于一时，维持着故都黄昏的余晖。至元中叶后，历明清至民国多次战乱破坏，贸易衰落。加以锁国政策，崇农抑商，城市陷入滑坡，杭州市民由百余万降至四五十万人，一蹶不振，降为中等城市，每逢天灾人祸更显得“万井人稀”。最严酷的是太平天国运动后的1864年，居民总数一度不足20万人。概言之，宋亡都城经济破灭，元初丝路昙花一现，致六七百年未见起色。
民国时期受到上海“十里洋场”欧风美雨的影响，杭州在推倒满营、营建新市场以后，相继涌现电灯、电话、电报、自来水、火车、汽车、三轮车、公交车、脚踏车、电影院、照相馆、咖啡厅、旅行社、新式旅馆之类新事物；市民还可以享受游玩六公园、中山公园、大世界游乐园的大众文娱生活。这一切反映杭州开始向现代城市迈出了一小步。而踏上门槛的重要标志，是书院改建为学校，药馆改建为医院，营盘改建为运动场，西湖边有了图书馆和博物馆。街巷拓宽为马路，马路上开出五光十色的时尚商店，亮起广告宣传的霓虹灯，市场活跃了。最引人瞩目的是钱塘江上架起中国人自行设计和建造的大铁桥；在笕桥创办起中国第一所航空学校，包括飞机场；举办了国际水平的第一届“西湖博览会”；洋坝头开出钢骨水泥的民营大银行；还连续举办影响全国的体坛盛事——全国运动会和中国国术游艺大会。从北伐后到抗战前，杭州市工业产值以年均7%的增长率递升。这阶段杭州各项工作大都走在了全国的前列，成为各省会城市的模范，做出不少前所未有的创举。市区人口跃升到68万，可称为杭城自14世纪衰落以后较具活力的10年。不过社会大局不稳定，一城一地无能为力。事实上好景不长，日寇入侵，“天堂”变成“地狱”。嗣后社会处于长期动荡中，失去市场的滋养，城市必然枯萎，在“进一步，退两步”的厄运下，破败不堪的杭州城市，只留下“情系天堂”的旧梦，现实却是新社会沉重的历史包袱。
三、市场萎缩，城市停滞
回想1949年，全市人口仅有47万；市区面积是全国省会城市中地域最小的。街头坑坑洼洼，雨天泥泞路滑。唯一的公交路线是由东华汽车公司所经营的两三辆土黄色老爷车，从太平洋电影院往灵隐寺两头对开，别无公共汽车或电车。主要代步工具是三轮儿。环湖旅馆排名一流宾馆；两三层的楼外楼和老正兴菜馆算最高档大饭店；著名的奎元馆如同狭窄的陋巷；闹市中心羊坝头的老字号商店藏在古式的老墙门里；全市还没有一家真正的百货大楼。四座高校：之江大学、杭州艺专、浙江医专只是三四百人的规模，且以专科为主，本科生少；连堂堂浙大在校生不过1000多人。市属医院唯有一家市民医院，床位不到200张。工厂以小型丝织厂为主，著名的都锦生不过100多工人；张小泉剪刀仅为作坊，并无现代厂房。市内保留着不少城墙遗址，站在城墙上远眺城外，只见大片田野，少有延续的街坊。心头不禁升腾感喟：“天堂”名城就这个样子！期盼早日回归文明发展轨道。
此后经过三年恢复，迎来第一个五年计划，医治了战争创伤，城市生活基本上恢复到民国年代“黄金十年”的水平；且体制上有更新，生产力有超越，失业现象基本消失，社会秩序有了进步。杭州显露出朝气，大力推进工业化进程，促使杭州市的产业结构开始发生了较大变化，工业比重明显提高。以1957年底与解放初的1949年作比较，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值中所占比重由29.4%上升到48.7%，形势令人乐观。但五大生产部门比重失衡，商业、旅游业比重急剧下降，对杭州城市个性形成威胁。因为杭州是旅游名城，商贸尤为城市的生命线，商贸、旅游在战时已经非常不景气的状况下继续下降，由12.8%降至7.6%，且趋势还将下滑，不能不令人产生隐忧。下一步杭州往何处去呢？回答是“学习苏联，建为休疗养城市”。尽管杭州有时接受高层人士来杭观光或休疗养的接待任务，但那是政治使命，无助于产业收入和民众就业。从入境旅行人数之少，便反映这座传统旅游城市已迷失掉方向：1949年入境人数为0；1952年入境人数总计为1734人；1957年入境人数总计为8442人。
国内旅游更难成气候，人们工资收入普遍很低，工作忙碌难以抽出休闲时间，且政治运动频繁，出门要路条，住店要证明，吃饭要粮票；在温饱未能真正解决的条件下不可能有多少远途旅游的情趣。因而与旅游相关的旅馆业、饭店业、游船业、茶馆业、旅游纪念品、旅游用品的厂商和销售门店，连景区商店业务，全部生意萧条；路边摊贩和拉黄包车的都叫唤生计困难。古寺名刹的和尚尼姑全部转业，往日“东南佛国”朝山进香的盛况自然一去不返。本来长江三角洲各县市城乡都是来杭旅游的主要客源地，随着上海国际市场的衰落，杭州向称“上海的后花园”，被迫随同客源和市场的消失而没落。处在这样社会大变动的关口，急需作出相应地安排和调整。根据1952年6月起实施的《杭州市初步规划》，把城市定位为“休疗养城市”，限定城市规模为“6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即要求维持现状不准发展，“城市化”未提上议事日程。同时对消费城市的“消费”存在偏见，不设法保护市场开辟出路。由于理念有偏颇，规划不到位，失去了一次城市调整发展的机会。
1958年实现“一化三改造”，加强计划经济，全国市场经济基本上遭遇扼杀。试行扩大地方权限，杭州启动工农业同时开展生产大跃进，以工业为重点，尤以重工业为中心，制定《关于1958—1967年的城市建设规划》，提出：“奋斗三五年把杭州建设成中等的以重工业为基础的综合性工业城市。”全市分为10个区全面上马办工厂，厂房分布面广，污染不可避免。基建经费76%投向工业项目，特别强调“以钢为纲”，作超常规的发展，造成人力物力难以负担，社会经济失衡。如此重工业单向突进，盲目追求发展高速度，结果适得其反，全市工业总产值反而逐年下降：1960年为18.48亿元，1961年降为12.64亿元，1962年更降至10.30亿元，直到1966年始终未能恢复到1960年的水平。1966年爆发“文化大革命”后又连续出现负增长。
从城市人口的增减也反映“城市化”逆向震荡。工业大跃进急需大量补充劳力，1958年一年就增加工人18万，不惜削弱农业，从郊县抽农民补充进厂；生手上岗，滥竽充数，浪费原材料和燃料。不久又精简工人9万多，动员回农村。于是城市人口大起大落，破坏稳定发展的规律。从《杭州五十年》一书所刊载的杭州历年非农人口在杭州市总人口中的比例变化，来检验杭州城市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1949—1978）的状况，结论是基本上没有启动；尤其是1958—1978年的20年间，逐年倒退，由1958年的29.1%降到1978年的22.95%，明显暴露出“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两次乱折腾，整整消耗掉前后长达38年的城市化历程，起起伏伏重新回归到50年代的起点。
历史转折后百废待举，“左”的保守惯性慢慢清理，杭州城市化起步迟缓，直到“小平南方讲话”后，才解除“金箍咒”，适度开放城市户口控制；同时放宽经济，活跃市场，市场经济合法化，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于是城市化与市场化、工业化、信息化先后协同起步，才从根本上化解掉捆绑手脚的“逆城市化”暗潮。事实证明，城市化能否顺利发展，关键取决于市场经济能否健康运行。
四、科学规划，城建有序
1953年和1958年制定的规划，限定杭州人口为60万、80万的中等城市规模，又误导为“休疗养城市”、“重工业为基础的综合性工业城市”，1960年更宣称“不再搞城市规划”，使杭州长期缺乏科学规划的引导。
盼到动乱结束，1983年国务院召开全国城市工作会议，要求各地认真编制修订城市总体规划、近期和详细规划。杭州经研究上报，国务院批复原则同意。1984年国务院办公厅和中共浙江省委相继下达有关实施规划的补充指示，指明要把杭州建设成为中国东南部的旅游中心和国际上第一流的风景旅游城市，区别于一般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城市，把发展旅游事业列为第一位的任务。要在保护和建设好现有西湖风景区的同时开发新的风景旅游点。应适当放宽人口控制规模，扩大城市用地范围。杭州不但是历史文化名城，还应当是现代科学文化名城，要积极从国外引进人才和资金，发展高校和研究单位。加快城市建设的步伐，注意吸收先进的建筑思想和技术，尽快改善城市形象。大中型工业项目宜安排于郊区和卫星城镇，有计划地把景区内工厂改建为旅游设施。允许农民按规划要求，在农民居住点内建造与周围景观协调的旅游建筑发展旅游业。这些指示对城市规划导向明确。
这是杭州城市化重新启动的第一次契机。
杭州市委、市政府领会上级指示精神，按五优化原则有序开展城市建设：优化中心城市圈布局，合理分布产业和人口；优化城市用地结构，重点发展第三产业；优化城市生态环境，保持旅游名城特色；优化市域城镇体系，促进交通网络协调发展；优化城市基础设施，提高整体水平。大政方针确定后，着手一系列具体规划的制定。各种专项资料全都走在建设工作前面，力保有条不紊。同时使城市规划与管理旧城改造结合，建立一套完整的城市地产综合开发办法，为城市建设聚财集资，开拓筹措渠道。
城市化的启动，不仅表现在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兴旺、非农比例增长，还表现在城市整体水平的提升：外观可见到的城市建设，改善了市容市貌，往日被人嘲讽的“破烂的杭州”明显地更换上新颜。内在的城市结构的变化更为重要，由于纠正了错误的定性，明确了发展方向，从而通过城市化推进市场化和国际化，使杭城恢复固有的个性特征，并赋予前进的活力。由于市场的繁育，枯萎的第三产业迅速回春，生气勃发，商业、旅游业率先出手，互相促进。取缔过的茶馆又回来了；萎缩的游船业兴旺了；单调的饮食业丰富多彩了；旅馆入住率的提升，吸引星级宾馆不断兴建；长途贩运的合法化，促进流通体制的改革。正好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杭州顺势推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全面开展阶段。在保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鼓励发展个体经济等多种经济成份；建立生产资料市场、劳务市场、资金市场、科技市场、农贸市场、建筑市场，加强市场调节作用，推行资金、人才、物资、技术等全方位的横向联系。随着微观经济的搞活，建立起以经济杠杆协调会议为主要形式的宏观调控机制，为城市如何有效地开展分层次的宏观管理进行有益的探索。
城市化的受益者，首先是全市人民。生产门路多了，为就业广开渠道，使大批知识青年和下乡户落实政策回城的人有望找到出路。过去由于生产和消费不振，职工大多只有三五十元的月薪，形同半失业或低度就业，而今私营企业和乡镇企业遍地开花，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个体工商户更可各尽所能，合法盈利；连国营企业也推行以“包、保、核”为主要内容的经济责任制，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多劳者可以多得，多贡献者允许“先富起来”。加以物价基本上保持稳定，物资充裕，商品越来越丰富，市场上应有尽有，取消掉限量供应的各种票证，日常生活温饱有余，渐入佳境。杭州人“安居乐业”的最重要标志，是住房条件的改善。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全市老百姓基本上没有享受过迁入新房的乐趣，更难享有自主产权的自由，随着结婚和生儿育女人口自然增长，三代老小挤住一间房成为常见现象。为此杭州城建贯彻“居民以居为本”，1979—1999年陆续新建居民住宅面积2266万平方米，使人均居住面积从4.15平方米扩大到10.1平方米；住宅质量也大为提高，供水、供电、供气和卫生设备基本配套，百姓得以告别挑水、倒马桶、生煤球炉的苦日子，这是最受人赞美的城建“惠政”。
城市化在对外开放方面的成就，从“入境旅游者人数”的激增，是最明显的标志。
“文化大革命”10年，寸步不前，从1965年的入境旅游者12005人，降至1976年的10833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入境旅游者人数直线飙升，从1976年的10833人，累增至2000年的707100多人，计24年增长约70倍。
总之，城市规划科学合理，执行措施不断改进，保证杭州城市建设在“六五”至“九五”（1985—2000）稳步地推进了城市化，为下一阶段杭州的起飞奠定了基础。
五、理念创新，超越历史
21世纪，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新理念，正好世界环境发展大会发表《里约宣言》和《21世纪行动议程》，昭示世人“增长有极限”，不能只求经济增长，而不顾环境破坏，应共同关注社会的全面发展、综合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敏感的杭州人得此启迪，及时改变20世纪的城市发展老模式，遵循“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自2001年起开始实施第10个五年计划和第十一个五年计划以来，虽还未满10年，城市已出现崭新面貌：突破旧城中心圈，沿江组团发展，注重环境和谐，保护历史文化，发展社会事业，建设花园城市，全面奔向小康，开始提高人民的生活品质。
机会来自2001年3月国务院批准杭州行政区划作较大调整，将萧山、余杭两个县级市撤市改区并入杭州。两个市并入后，杭州市区的面积由683平方千米扩大为3068平方千米；人口由原先的179万增加一倍左右，达373万人。于是城市规模迅即扩大，在全国省会城市序次升至第五位。由于驰名海内外的跨湖桥文化遗址、良渚文化遗址等珍贵古迹，与径山、湘湖诸名胜划入市区，对提高城市品位和声誉大有帮助。加以增添14个镇、19个街道、260个社区，还有国家级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几个工业园区，连萧山国际机场一并划入杭州市区，使发展城市化、国际化、工业化、市场化、信息化可以力量集中，管理强化，城市的“规模化”有望实现。这是杭州城市化跨上新台阶的又一次契机。
2002年2月，中共杭州市第九次代表大会对扩展市区后的城市建设工作作出相应部署，同时提出塑造“精致和谐、大气开放”的杭州人文精神，强调在新世纪发展中杭州人要继承传统文化中精致和谐的人文特色，弘扬大气开放的时代精神，提升城市特有的品质，使之成为推动杭州发展的精神支撑，以激发人的潜能与创造活力。会上代表们纷纷表态，要对城市建设实施大思路、大手笔。
鉴于1984年批准施行的城市规划时限到2000年为止，正好迎着新世纪重订新计划。新世纪的城市总体规划分清时段，近期规划为2001—2005年、中期规划为2006—2010年、远期规划为2011—2020年、远景展望到2050年左右。城市发展目标定位：经过20年的努力，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进一步发挥杭州在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地区重要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和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作用，强化科技中心和中心城市的综合服务功能，力争把杭州建造成经济繁荣、科技发达、文化昌盛、环境优美、社会文明、生活富裕的现代化国际风景旅游城市。同时务必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以建设生活品质之城。
有了明确的方向，在正确理念和科学规划的指引下，杭州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各种新思路、新手笔、新事物、新课题层出不穷。新课题中最大的难题莫过于跨江而治——钱塘江不同于上海的黄浦江，这里两岸开阔，波涛汹涌，城市中间受江流阻隔，分成两半，要融为一体，整合发展，谈何容易？
针对这一现实，杭州市委、市政府决定实施“城市东扩、旅游西进、沿江开发、跨江发展”的大战略，即在钱塘江上陆续架设一座座大铁桥，江底打通隧道，江的两岸兴建“外滩”式的滨江大道，形成以钱塘江为轴线，南北两侧滚动开发。这样的水文地理是把钱塘江变为杭州城市的“内河”。于是杭州的城市格局不再局限于西湖一隅，而是向东、向南大幅度延伸（向北向西也有所拓宽，规模略小于向东向南），进入了一个以钱塘江两岸为发展中轴的新时期。人们称之为“钱塘江时代”。
其实，这个发展计划绝非“西湖时代”的终结。确切地说是原先“湖城合璧”为中心的“天堂”向四面扩展，并提升品位进入新阶段。如果说并入余杭、萧山提供了向南向东的发展空间，下一步若获准并进富阳就又会有向西发展的大片空间。若广义而言，开拓“杭州都市经济圈”，仍将以杭州五水共导格局为核心组成“金砖四城”，西湖为杭州之魂，不会动摇。“西湖时代”的历史作用源远流长不会消亡。试看最近八个年头杭州连续8次推出“西湖综合保护”的新成果，已繁花似锦；其姐妹篇的西翼“西溪综合保护工程”的文章也越做越大。事实上西湖老城区并未扬弃，而是新老两城各具重心，双城一体，共同构成杭州雄伟的主城。然后以此杭州主城为核心，分头联系三个副城和七个组团，形成组团式的大都市格局。至此，杭州终于摆脱往年空间狭窄的困境，真正卸掉20世纪“中等城市”的帽子，迈向国际性现代大都市建设的进程。
大都市建设工程浩大（目前同时正在施工的在建工地就多达3276处），为此采取统一规划的基础上分块实施，责任到人，条块结合。三个副城和七个组团分别由有关区委和专业部门切实负责，定时检查汇报，加强监督。市委、市政府集中力量首先建好主城。
因主城区面积骤然由107.3平方千米骤增至576.91平方千米，建成面积由58.3平方千米增加到261.08平方千米；城市人口由97.3万人增至207.36万人；流动人口由17万人增至160多万人。从面积到人口实现历史跨越，不但建设项目甚多，连平时的管理和整治也任务繁重。
试想，城市房屋、市政、公用、绿化、环卫、景观等基础设施增了几倍乃至几十倍。其中城区道路面积由374万平方米增加到4216万平方米；供水管道由877公里增加到3071公里；污水管道由29公里增至824公里；公共绿地面积由365万平方米增加到2862万平方米。举例来说，西湖、西溪、运河、钱塘江以及周边山岭涌现出大批景点，光是“西湖十景”就连续评选整修了三批“十景”；公共厕所也增加了十倍左右（267座增至1056座）；公交线路和公交车辆大量增加；大型的垃圾填埋场和垃圾焚烧厂的添建和改善设施，须满足城市生活垃圾的无害化处理……杭州城市设施和管理加紧从低水平进向现代化跨越。这主要依靠政府转变职能，完善民主决策，管理体制不断增强，创新机制提高效能，才能促使服务水平大幅提高。
老城区实施有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湖滨商贸中心区在继承和发展商品流通业市场化机制的同时，引进国际名牌和先进经营理念，并在开发“特色街”和振兴“老字号”企业方面，成绩显著，达到市场空前繁荣。从而广聚人气市气，活力无穷。旧城改造贯彻了“综合保护”精神，深入到社区的庭院美化，小巷洁化，明显改善了市民居住环境和出行环境。2004—2007年杭州率先实施的“城市背街小巷改善工程”成为全国社区运行的成功典范，《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等重要媒体广泛报道，列为“杭州创造”。
现滨江的“新城”也已显示大气恢弘的轮廓。遵照规划的布局，集商贸、旅游、文化、金融、娱乐于一体，矗立起大片高层或超高层建筑，多彩多姿，雍容华贵。高低错落的多层园林式住宅群和多功能度假村，散布其间；配以街区，布局有致，与钱塘江自然环境相协调，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也显示区域位置的优越。“外滩”东接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西邻之江国家旅游度假区；隔江通过大桥、隧道与萧山经济开发区相呼应，江东发展潜力无穷，新兴的“大江东新城”规划是又一章大气开放的鸿篇，有空港、有海港、有工业园、有汽车产业集聚区，势将形成新经济增长极。
双城之间的沟通，交通先行，主干通道早已畅行无阻。环城高速长达123公里，把老城新城全部包容进环城公路圈内。四周分布支线，疏通过往行车。圈内正常行车不超过40分钟就可驶抵市区任意一地。钱塘江两岸更是江上众桥飞渡，江下隧道贯通，大江南北联成一体，保证有效地跨江开发，能动地发挥对市场外的交通大动脉作用。主城与卫星城也保持便捷的交通联系。
除了对主城作规模化设计、分步骤实施以外，周边卫星城的组团开发同步进行。卫星城各自具有就地生产生活的协调安排，以及商品流通的连锁经营和现代交通通讯网络，以削减主城区的向心交通负荷，并分担经济发展和吸纳新增人口的支撑，为整座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可靠保障。
自从2001年起进行行政区划调整，城市规模扩大；2001—2005年顺利完成城市建设的近期规划；在科学发展观的思想指导下，正有效地实施2006—2010年的中期规划。据2008年底统计报告，杭州全市GDP达4781.16亿元，连续18年实现两位数增长，增速远快于全国和全省平均水平，按户籍人口计算，人均GDP为70832元，根据年平均汇率计算为10199美元，已达到中等发达城市水平，城市化由加速时期进向快速推进时期。其运作过程基本上采取城市化与市场化、工业化、信息化良性互动：先通过改革开放繁育市场，以市场化推进城镇化，城镇化带动工业化，工业化又反过来支撑城市化和市场化；同时新型工业化和市场化、城市化的需求催生了信息化，信息化服务于现代工业化和现代服务业。在产业结构方面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文化创意产业、旅游休闲产业为先导，都市农业为基础，传统优势工业为支柱，现代服务业为依托的大都市产业。三次产业比重过去一向是二产遥遥领先，而三产落后，如1978年为22.3%，59.61%，18.06%；而到1999年则为7.96%，51.48%，40.56%；2008年为3.7%，50%，46.3%；2009年上半年工业降速，而软件技术服务、电子商务、文化创意和旅游业收入增势强劲，以致产业结构排序发生变化，三产对全市生产总值的贡献度超过了二产，“三二一”产业结构已初步形成。
同时，城市化率的递升十分明显：“文化大革命”结束的1976年杭州市城镇化率为22.59%；开始改革开放的1978年稍有一点回升，城镇化率为22.95%；至20世纪末的1999年升为35.55%；2003年升至41.02%，而市区城市化率达到62%；2008年高达87%，名副其实的快速推进。高速的城市化有力地推动城市经济文化社会的全面发展，使新老杭州人的生活普遍得到改善。这归功于新世纪有了“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杭州市委坚持规划先行，并强化政府引导和政策导向作用，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激发企业发展的动力和活力。加以民众享有实惠，大多积极参与，共建共享，乐于共同走城市有机更新之路。
六、精益求精，媲美世界
古杭州之所以成为普世公认的城市精品——“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天城”，实因为西方时处“中世纪黑暗时代”，世无竞争对手。今日强手如林，又遭逢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要缔造“与世界名城相媲美的生活品质之城”，难度不言而喻。出路在于提升国际精品化水平，致力于在危机中觅机遇，在创新中拼超越，在“复兴”中求“进化”。
二战欧亚大陆遭遇大破坏后，香港、新加坡在东方趁机崛起成为“东方明珠”；首尔战后重建，也成为“世界大都市之一”。中东战乱，却造就了迪拜起飞。虽都得益于“时势”所造，而根本上依靠“人谋”善沽。现国际金融风暴扫荡全球市场，危机中未尝没有极好的机遇。当前发展“人间新天堂”应是极佳时机。尤其是杭州在21世纪奉行“科学发展观”扩城更新之后，为城市版图奠定基础，中期规划不久即可实现城市的规模化宏图。
下一步的城市建设重点应该放在城市的精品化。其中重中之重，在于精治五水共导、精治民生品质、精治文化超越、精治和谐文明、精治机体进化。只要这五方面都能精益求精，距现代国际精品城市的目标当不会很远了。
（一）精治五水的科学管理
这是对吴越钱王毕生勤于治水传统的继承，又是“五水共导”的持久创新。不少城市因水出名，唯独杭州兼有湖、河、江、海、溪，且水流沟通，交通并济，相得益彰。尤其是水与城环抱合璧，可形成山水城市完美升华——自然美和人工美相协调足以创造环境美；园林美与人文美相协调足以创造个性美；古迹美与文博美相协调足以创造历史美；生态美与建筑美相协调足以创造时代美。美的效果，使闹中存静，闲适安详，缓解一般城市常有的喧嚣庸俗，避免无个性的千城一面，防止天人失和的生态恶化。如此“五水共导”的工程若科学且到位，必将成就世所罕见的城市奇迹。但在工程深加工系统化的同时，如何提升其生态文化力与旅游休闲功能，尚有待努力开发。
另外，保护精品城市须从科学管理好“五水”着手，因为“祸福相倚”有利必有弊，任何事物均有两面性，“水可载舟，也能覆舟”；水可观赏，也会泛滥，桑田沧海变化无常。海有时怒啸，江有时崩堤，湖有时内涝，河有时变道，溪有时引发山洪，常言“洪水猛于虎”。远如跨湖桥文化、良渚文化的湮灭与水灾有关；近如1956年“八一台风”北岸海塘冲决数里、南岸萧山街上行舟；1988年“八七台风”再次窜入杭州，当时经济损失4亿元。1969、1972、1976、1996年杭州市域内连续爆发特大洪水。2009年“莫拉克台风”，桐庐、临安多处遭殃，富春江镇水库溢洪道决堤，象山桥遭遇泥石流，金家村被泥石流“穿膛而过”，桐坞公路被山洪淘空路基，梓棚坞重大山体滑坡，芦茨溪水流暴涨道路塌方……据史载杭州没有不遭水灾的朝代，治水最好的吴越有水灾一次；南宋居次，水灾两次；其他朝代均不下一二十次。历代无法避免，今后势将更加频繁。
众所周知，全球气候变暖，加上海洋水面升温，促使热带气旋正变得越来越强，热带风暴日益暴虐，海平面上升，会使钱江大潮威胁加大。现荷兰三角洲、阿姆斯特丹、威尼斯水城和一些岛国都在“未雨绸缪”；杭州五水也宜加强忧患意识。荷兰在2007年遭遇“卡特里娜飓风”后接受教训，立即成立三角洲委员会以应对海平面进一步上升；2008年9月3日宣布，从现在起，不管碰到任何社会问题或经济困难，都要把预防水患列为头等要务，除了每年列有5亿美元维护现有海堤、河堤外，今后20年里每年加拨10亿欧元为紧急防水工程专项经费；同时起草相关法案、制订相关计划，动员各方力量着手进行新的大规模防水建设工程，加固堤坝，必要时采取紧急疏散也须事先作好安排，可谓严阵以待。威尼斯也有应对海水上升的办法，包括抽取部分旅游收入用于清理沟渠，做好排洪设施，填高地基，修固建筑，架设两英里长的天桥抬升支架。若遇洪水，警报拉响，家家铁门落下，人人套上防水行头，支起天桥，小船列队，以船代车，维持运输，做到有备无患。杭州于2002年9月8日实测钱塘江潮，潮差达9米，为我国潮势最强的水域；最大流速6~12m/s，冲击力约每平方米7吨左右，盐官塘顶1.5吨重量的“镇海铁牛”被一个巨浪冲出10多米远，即使铜墙铁壁也难以承受日夜冲击。历来统计的所谓“百年一遇”灾情，今后势将频繁爆发，面对可能来临的特大洪水，今后如何应对，须预为防范。
（二）精治生活品质的软件和硬件
贯彻以民为本，提升绿色GDP，并增强心灵工程，是城市精品化的首要目标。杭州市第十次党代会提出“建设生活品质之城”的城市发展新理念、新价值观。此后市属各部门都结合生活品质之城的新要求，积极转变工作方式、提高服务水准，取得一定效果。城市生活品质的高与低，以收入高低为基础而非直接与收入多寡完全对应。市民生活主观幸福感的高低，往往成为一个城市居民生活品质的重要标志。据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组织开展的“中国最具幸福感的城市”调查，2004—2007年杭州连续四年名列全国第一。杭州人的真诚友善、性格温和、民情朴素、民俗互动、社会和谐，加以经济富庶、山水优美、环境整洁、治安良好、生活舒适，给杭州城市的幸福感提供了得天独厚和治绩良好的综合条件。
然而社会生活中不和谐的因素客观存在，有的由历史遗留下来，有的在现实生活中产生，诸如看病难、升学难、就业难、行车难、停车难、住房难、养老难等短期内不易全面从根本上解决。又如土地征用、拆迁安置、社会保障、环境污染、劳资纠纷、外来人口户籍申报、交通事故、非正常死亡等社会矛盾也会不断出现。另外政府工作人员的思想作风、沟通方法、工作态度、执法方式也有待完善。尤其是民警、保安、城管与百姓直接接触，易生龃龉，处理不当即会影响政府形象，也影响民众生活品质，目前常暴露出官场文化突破不力、社会管理改革不快或社会心理引导不足，也有公民意识培养不够。由于建设生活品质之城是一项全新的城市价值理念，民众对各方面的要求将有所提高，考验着各级党政干部和社会管理层的创新力和执行力。现市领导层面已建立“生活品质评价体系”，社会生活品质年度综合评价机制和考核机制，拉开了体制创新和全民运动的新平台，今后还需加强各级管理者的能力培训，以提高思想水平和执行力。对民众如何行使施政知情权、决策的参与权和公益事业的监督权，也需要一段培养的过程。生活品质问题，除了满足民众（新老杭州人和外来人员）的吃喝拉撒、衣食住行、教育就业、旅游休闲、文化娱乐外，更重要的是处理好人际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口号之提出迄今已逾半个世纪，而20世纪的50年代、60年代直到70年代，应坦率地承认“对人民内部矛盾”没有处理好，这几乎人人都知道。如今杭州在打造“与世界名城相媲美的生活品质之城”的过程中，若能真正贯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并向世界展示后广受认可，证实服务型政府真诚地发挥好服务城市的功能，“生活品质”就有保障。
（三）精治历史文化的超越
杭州作为中华七大古都之一，向称“历史文化名城”，在绵延的历史长河中，这方秀美土地上不断被注入历代杭人的智慧和心血，凝结成独特的文化资源、城市品格和人文精神。正由于如此，其历史文化内涵非常丰富，包括跨湖桥文化、良渚文化、吴越文化、南宋文化、明清文化、近代文化等完整的历史文化发展序列；从人文水文地理角度看，西湖文化、运河文化、西溪文化都各自富有特色；从经济地理角度看，杭州的茶文化、丝绸文化、休闲文化、旅游文化、印刷文化均享誉海内外；此外拥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多达26项，数量居全国省会和副省级城市榜首。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中杭州占有18席，也非一般城市所可比拟。事实充分证明，杭州是与众不同的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可视为杭州城市的生命线。但塑造城市精品化时，不在数量上比多寡，重在抓住要领，表现个性特征。当前首要任务，是争取明年“西湖申遗”一次成功，以填补浙江省在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缺位的遗憾。然后要抓好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载体——重要文化遗址和博物馆。杭州作为“古都”，却至今还没有一座集中展示古都文化的博物馆，尤其杭城兴于五代吴越，吴越建都杭州，缔造吴越文化，影响及于全省乃至整个长三角地区，首倡“东南佛国”更传播东南各省；且对南宋都城之兴盛具有因果关系，迄今人们偏重南宋而忽略吴越，产生历史误导。建议重点建设“古都博物馆”，对吴越三代五王政绩、纳土归宋和平统一，作全面介绍，并着力宣扬吴越文化，至少须与南宋皇城并列。
另外，弘扬历史文化态度务须严谨，高举中华文明整体和谐的旗帜，宜淡化各族之间的斗争，敏感话题宜适当回避。如岳飞抗金受人尊崇，但当时敌对的汉族与女真族，今日同为中华民族一员，当今若宣扬“壮志饥餐胡虏肉”和“笑谈渴饮匈奴血”之类豪言壮语，易对部分关外的少数民族产生强烈的刺激作用。至于海外来宾也大多对“中国人自相残杀，称为民族英雄”困惑不解，因而会产生不必要的误会，甚至怀疑这些“少数民族”并非中国人。又张苍水、郑成功等民族英雄坚决“反抗满清入关”使人误解为中国版图仅以长城为界，关外疆土本属少数民族所有，因而不信“自古以来都是统一的中国领土”的说法。这类复杂的历史问题，宜在博物馆、纪念馆展示时加以淡化，可留给历史课本去详细介绍。另一个问题是对文化遗迹的保护宜采取积极态度，在保护中求开发，以保护为主，适当开发。取西泠印社为例，清光绪三十年（1904）创建于孤山的西泠印社是有价值的历史文化遗迹，由于立社宗旨在“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因其鲜明的学术特质、崇高的艺术精神、自主的组织形式、儒雅的活动内容、广泛的区域分布而蜚声海内外。长期以来对于艺术创作、学术研究、对外交流、文物收藏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卓有贡献，被誉为“天下第一名社”。2003年10月25日江泽民同志视察西泠印社，祝愿它在新世纪里有新的发展。习近平书记指示西泠印社是民族文化瑰宝，杭州地域特色文化的金名片，一定要在保护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
杭州市委指示“西泠印社公益性文化事业整体改革”，确定学术影响力、艺术创作力、社团凝聚力、品牌辐射力作为改革的检验标准。把握发展主线是坚持名社品牌，拓宽产业发展领域。既定性社团，兼具产业。社团是灵魂与核心，产业为基础和保障。本末不能颠倒。文化品牌的增多，对于城市的精品化当有一定助益。但千万要防止舍本逐末，其历史文化保护为主原则，永远不可动摇。至于文化观念，不应局限于“历史文化”一隅，杭州不但是历史文化名城，还应加倍努力建设为现代科学文化名城。兼顾古今，打造中华名城精品，才能进入世界名城行列。
（四）精治和谐模式的实践和检验
“和谐”的思想源头出自杭州，“和谐”人文精神也创于杭州，杭州人最有资格谈“和谐文化”，因此把“杭州模式”作为城市精品化的杭州品牌，并不夸张。因此对和谐模式应深入理论探讨，并认真进行实践检验。
“和谐”与“折腾”这对反义词过去从未出现于经典文献与正规辞书，原来只偶尔流传于口头，“文化大革命”后大概受够“折腾”之苦的反应，才广泛传播这对爱憎分明的词语，有时写作书面语言。不过正式写入党的文件，最早的要算2002年的2月中共杭州市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提出要弘扬“精致和谐、大气开放”的杭州人文精神。2002年8月11日《新民周刊》载文《千年古城求突围——有关古城杭州城市精神的全新诠释》，文中提到：五代吴越国王钱俶在存亡关头问计于净慈寺永明法师，法师用佛家思想开导钱王该“纳土归宋”，他说：“和合为尚，舍别归总。”和合意即和谐，归总就是归于一统，舍别指舍弃自立门户。好一个“和合”，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和平统一的先河，拯救了两浙几百万苍生免于战火劫难。自此“和合”成为杭州开启心智的一种文化。人们传颂吴越德政：内辑治安，外保睦邻，尊重统一，纳土归宋，维护和平，使杭人享受五代加两宋四百年太平盛世。后世历代传承，使杭州民俗民风具有独特气质。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部署“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十七大又进一步提出建设和谐文化的战略思想。杭州市的党组织与广大市民率先响应。杭州市委政研室课题组于2003年12月在《决策参考》上发表《立足生活，和谐创新》。中新浙江网2005年1月4日刊发市委书记王国平的文章《杭州推出和谐创业，构建和谐社会》。同一天，著名经济学家华生在浙江在线发文《把“和谐创业”作为杭州发展模式》。同年3月14日，杭州网发文《古时人间天堂，今朝和谐社会——杭州发展的启示》。前后一系列提出“和谐人文精神”、“和谐创新”、“和谐创业”、“和谐社会”、“和谐模式”的理念，并进行实践，引领全体杭州人共同建设历史文化与现代文化和谐交融的文化名城。
杭州“和谐模式”，是以和谐为价值取向，融理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规范、社会风尚为一体的思想文化形态，注重实践的创新精神、创业态度，创造协力共进的环境，并以“八荣八耻”荣辱观为生活准则。杭城启动和谐模式比较早，但并非已完全实现。和谐模式须包涵各类以和谐为功能导向的制度、规则，要求公民自觉增强法治意识、规则意识、程序意识，以协同保障人人共享和谐的社会秩序。从城市管理的角度看，只有培育造就众多具有良好法治意识的现代公民，和谐城市的建设才有可能实现。上下目标一致，共同营造和谐的文化生态，以和谐理念滋润充实城市生活，使“求同存异”，彼此尊重，互相包容，实现文化的多元一体，力求有更多的思想共识，减少不必要的文化冲突，维护城市的团结。
和谐模式的推进，需要建立有序的制度保障。健全相关制度，才能持之以恒。如在全社会建立“诚信记录”制度，有助于提升全民诚信意识和社会主义荣辱观。把家庭美德、邻里关系、生活作风的优劣列入干部考察和选拔的规范之中。把和谐城市的共同理想教育纳入学校教育、媒体宣传、相关部门的经常工作计划内。设立见义勇为、敬老爱幼、济贫扶弱等基金，定期开展评奖，伸张社会正气，提倡互助精神。健全文化市场的长效管理机制，强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发展城乡居民业余文化队伍。办好法律法规的各种宣传舆论节目，提高公民遵法守纪、文明出行、维护公德的自觉性。思想舆论引导也需要形成制度，有效整合都市类媒体，网络媒体等舆论资源，通达社情民意，疏导公众情绪，引向建设性轨道。
和谐模式是否取得实效的实践检验，最终要看公民素质在日常生活中的体现和社会转型中的人际关系，只有营造好宽容、协作、平等和良性竞争的社会氛围，城市才能富有创造活力与品质生活。因此这是一项神圣的永恒的历史任务，为城市精品化所不可缺少的。
总而言之，精品化不但需要硬件，更需要软件，杭州城市精品化的核心是“和谐模式”，扬我之长，才足以与世界名城媲美。
（五）精治城市机体的更新进化
杭州昔日的城市辉煌，无论10世纪吴越的“地上天宫”或13世纪南宋的“人间天堂”，都属于农耕文明时代的产物。因而虽享有久远历史的光荣，但终究与当代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时代相距甚远。尽管从文化基因而论，现代杭州与古代杭州之间始终保持着基因传承的脉络，数百年间心灵相通，特征未改，历经衰落之后迄今“人间天堂”依然为后人怀恋，渴望复兴。然而伴随社会的激荡，城市建设必须与时代俱进，“复兴”不是最终目的，只有机体“进化”，才有长远的前途，争取在国际大环境的生存竞争中处于不败的地位。
所谓“进化”（evolution），指生命体因外界之影响和内部的发展，由简单而复杂、由低等而高等，逐渐演进，终起质的变化，从而进入新的阶段。杭州城市的进一步飞跃，需要具有“进化”的观念、改造的信心、国际的视野、新世纪的眼光和新形势的新追求。
当前杭州城市进化的基本要素约有数端：
1.城市更新进化的生长点——产业结构输入了新的血液。包括高新技术的信息化、先进制造特色工艺的新型工业化、内需与外贸交织的物流现代化、文化创意产业化以及金融、会展、中介、房地产等现代服务步入快车道。许多新科技因素、众多新服务行业的掺入，跨门类综合运作，跨区域协调发展，加上服务型政府的日趋成熟，足以推动城市一日千里地迈向崭新的境界。杭州目前还只是初见成效，而由于创业氛围注入活力，令城市面貌焕然一新。这种城市新气象为唐宋盛时白、钱、苏、陆诸公所无可想象的，甚至也非当代一些国内外名城所可比拟。譬如以意大利名城威尼斯为例，城市不求进化反而退步，当权官员恩里科·明卡于2009年8月25日向媒体公开承认，威尼斯市民受不了城市的拥挤和物价的昂贵，纷纷离开故乡迁往别处。统计显示，自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威尼斯常住人口持续下降，迄今只剩下6万人左右，市民生活品质无疑处于下降状态。国内名城如广州向来富裕，而近年生活质量明显下降，据美国《商报周刊》在2009年3月调查公布，全球20个生活最艰苦的“驻外工作地榜单”上广州被排名最苦的第12位，列于最苦第11名的越南河内同类，同属“高危地点”，因为城市环境污染严重，社会安全不佳，疾病和卫生条件差。可见要实现城市进化，并非易事，其“进”与“退”需视施政实效。杭州面临金融危机考验，当以此引为鉴戒，戒骄戒躁，以冲破危机，转危为机。
2.城市更新进化的基础——城市综合体的建设。城市综合体体现现代都市人的各类生活需求之集聚和释放，为居住、餐饮、办公、休闲、娱乐、购物、医疗等提供一种高品质的现代时尚生活。传统的城市拓展，大多采取“摊大饼式”地向四面铺开，而优质的生活服务设施和办公大楼、商贸营业场所都集聚于中心闹市区。由于居住区分布较远，每日上下班奔忙赶车，导致大量劳动人口远道跨区域流动，交通压力过大，堵车现象严重，交通事故频频发生；且生活节奏过于紧张，每天浪费两三个小时用于换车、等车、挤车，生活质量相应降低。此外车辆的浪费、汽油的浪费、交通费用浪费，长年累月所费甚巨。这是所有大城市普遍存在的难题。为此，杭州城市规划分解为二主城、三副城、七组团分块建设，以图对过度集中的矛盾有所缓和。但事实上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臃肿的“城市病”。通过国外考察，借鉴欧美先进国家“国际城市综合体的范本”，又观光近邻先走一步的江苏昆山，他山之石令人大开眼界。昆山新建“世茂·蝶湖湾”是一座融居住、休闲、娱乐、购物、度假于一体的现代化国际生态社区。其独有的人车分流的“无烟城”人性化设计，真正做到了机动车和步行者的流线完全分离，令人耳目一新。北京已投入运行的“万达广场”和“国瑞城”，都把办公楼、居住楼、生活设施与商贸大厦，乃至学区、医疗区配套齐全，平时不必远程驱驰，减少紧张奔忙之苦，提升了悠闲的生活品质。
杭州决心赶超先进，计划开建百座城市综合体，赶在2009年国庆前后先推出“南宋御街”、“西溪天堂”和“杭州大厦商贸旅游综合体”三个试验性项目。一俟试验成功，百座综合体加紧上马，可谓气势不凡的大手笔。但实效如何，关键有两个：一是须依托一大批开发商的开发运营实力、经营能力、持久而严谨有效的管理能力，还需配以相应地资金和专业队伍。试想，“百座城市综合体”规模之大，非政府可能一手包办，必须依靠企业界的市场操作。但迄今为止广大市民对于房地产商“暴发户型”唯利是图的表现，心存戒惧。当然“嫉富心态”也要不得。但官商之间的关系必须严加监督——舆论媒体、网民公众、纪监职能部门、人大政协都可以参加建议、批评、监督、纠举。开发商们只要尽心尽力把事情办好，合法的利润应得到保护。二是兼顾经济效益和文化效益。不能因噎废食，造成文化名城“文化失忆”。务求百座城市综合体各有个性、各具风采，统一基调，这就必须靠政府有关部门科学规划，合理引导，不求速成，务求保质。同时还需注重社区的改造和建设，因为社区是城市机体的细胞，安居乐业的基础。多数新老杭州人安身立命的地方是普通的社区。老人养老，新户定居，大多进不了新兴的“城市综合体”，弱势群体宜优先照顾。只有把城市的细胞健全了，城市机体的更新进化才能全面实现。
3.城市更新进化的大动脉——杭州构建都市经济圈和市域网络化大都市须强化交通“先行官”。生活品质的基本条件之一是“出行条件”的改善。公交线路的建设与出租车行业的管理，对每一个杭州人的生活关系密切，其工作改善明显，得到公众肯定。回想60年前杭州八个县（市）总共只有一条公交路线，眼见抬轿和拉黄包车作为代步的交通工具，其原始的状况几乎与千年前的吴越相差无几。如今出行的方便快捷，全民共享。钱塘江一江之隔早先被分割两个天地，连秦始皇也望江兴叹，不敢从杭州渡江。波涛险恶，渡船失事常有所闻。自撤渡建桥，实施跨江而治，已先后架起26座跨江大桥，仅此一事已足以赞颂“杭州城市机体更新进化”交通先行显实效。更不用说，村路从小到大村村通公路，“高速”从无到有两圈环绕杭城，钱塘江沟通南北两条大运河，客运班线突破2000条次……陆上、水上、空中、地铁，全面跨越式发展。近又启动第二个历史性跨越。如果能对于缓解主城区交通“两难”问题、提高交通“四化”管理水平等方面取得新突破，市民的满意度会更高。但作为跨江而治多组团发展的新型大都会来说，对于现代交通的需求正与日俱增，只有不断保持交通的气脉和顺，才可能保住城市机体健康。其重要性如同人体的血脉，决不允许有片刻拥堵，稍一阻滞，便易暴露病态，尤其是重要部位的血栓，易险状环生。所以城市管理者必须牢固树立“交通大民生”的理念，经常予以关注。
4.城市的脏腑——经贸的运转为城市生存基础，大企业的不断更新为城市进化的纽带。创业创新天堂的营建，需要名城与名企携手共建。城市品牌的营造离不开当代企业家成功经验的互动。杭州近年生气勃勃，相当程度上依托于“杭商”的活力，其中年营业收入超百亿元的企业集团将近50家，在产业结构改革中引领各自的行业，具有极大的带动力。2009年入围中国企业500强的杭州企业增至21家，数量位居全国省会城市之首。杭钢集团、万向集团、广厦创业投资公司、娃哈哈集团等连年报捷；一部分为新进入榜单的优胜者，如西子联合是初次入围新贵；还有一批先进的企业虽尚未达到入围500强的标准，而潜力巨大已显露头角，如阿里巴巴为服务500强之一，为世人称赞。鉴于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工业为主，工业调整以企业为主，企业调整以产品为主，随着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杭州市着力扶持具有发展潜力的行业、企业和产品，用以带动广大中小企业，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更新。在城市新陈代谢过程中，支柱产业和金牌企业并非永恒不变的铁饭碗，不少新秀往往是在竞争角逐中走上前台的。杭州市的经验是根据市场变化扶持先进群体，引导良性竞争。同时在实施“356工程”培训企业老总以外，还注重境内外的经济文化交流，借海外先进城市、先进产业为平台，组织杭州企业骨干到海外考察、观摩、培训，并现场洽谈签约，起培训建设企业队伍的作用。近来颇有影响的“考察学习迪拜”和“书记亲率团队交流访问台湾”都具有良好效果。由于考察团的规模大、准备充分、目的性明确、考察交流内容丰富、活动时间较长、接触面广，所以现场学习培训取得预期成效。考察学习活动中，企业家们广开眼界，广交朋友，广谈项目取得成果；更重要的还在于更新观念，与先进的国际企业亲密接触，利于走向世界，可间接推动杭州城市的进化。至于向世界推销杭州，那只是学习世界自我更新的副产品。学习第一、推广第二、面向世界、紧跟潮流，不断地为企业界注入活力，学会以世界眼光参与国际竞争。企业的升级足以为城市的脏腑增添生命力。
传统的城市文明需要复兴，现代城市更需要超越，需要“进化”。当代杭州人正在实现前人所不敢尝试的宏伟事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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