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彦林

    提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念之一，也是当前学术研究的前沿问题之一。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必须实现中国化？何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路径是什么？这是本文所要思考探讨的主要问题。在中国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旗帜，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之道，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之路。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必须 可能 具体路径

    作者李彦林，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研究生部（邮政编码510053）。

    一、马克思主义何以必须实现中国化

    （一）当代中国面临的时代特殊性

    21世纪中国面临的世界历史时代有四个新特点，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当年的19世纪有显著不同：一是经济全球化在20、21世纪之交，进入一个新阶段，由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再加上中国开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创新而融入世界市场，经济全球化取得了加速发展，进入了新阶段；二是现代科技革命，尤其是全球化的信息网络技术革命，更使全球化过程，如虎添翼，增添了与全球化相适应的全新物质技术基础；三是资本主义在19、20世纪之交，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由于跨国公司、尤其是巨型跨国公司大发展，正在走向跨国垄断资本主义，乃至全球垄断资本主义、全球帝国主义；四是在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背景下，中国开始了现代化起飞的历史过程，这是一个世界历史性的重大课题。中国国情有很大特殊性，与马克思当年所处的西欧发达资本主义文明国家有明显不同；中国是一个历史源远流长，而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极不平衡、总体上相当落后的东方国家；中国在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前提下，从半殖民地、半封建落后地基出发，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利用战争与革命的历史机遇，走上了通向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为在它的历史前提中，没有发达的资本主义，没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没有充分发展的市场经济，没有高度发达的民主政治，也没有高度发展的科技文化。

    （二）中国现代化道路特殊性

    改革开放后，中国现代化的巨大成功，也使“中国模式”呼之欲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指出，中国经济发展形成的“中国模式”，堪称很好的经济学教材。

    著名政治学家约瑟夫·奈2007年1月对媒体说：“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让发展中国家获益巨大，中国特殊的发展模式和道路也被一些国家视为可效仿的榜样，更重要的是将来，中国倡导的政治价值观、社会发展模式和对外政策做法，会进一步在世界公众中产生共鸣和影响力。”塞内加尔总统阿卜杜拉耶·瓦德说：“虽然西方国家抱怨中国，却无法掩盖中国人比批评者更具竞争力、更有效率、更能适应非洲商业环境的事实，不仅是非洲需要向中国学习，西方也有很多需要向中国学习的地方。”可以预见，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模式会对一些发展中国家产生很大的影响。

    中国的现代化是否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发展模式上的选择？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一个具有世界级难度的课题。比较引人注目的是，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在2004年发表了乔舒亚·雷默的《北京共识》一文，文章提出：“在有一个强大重心的世界上，中国正在指引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保护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政治选择。这些国家不仅在设法弄清如何发展自己的国家，而且还想知道如何与国际接轨，同时使他们真正实现国家独立。”这一概念被称为“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雷默认为，中国的模式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寻求公正与高质增长的发展途径，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他进一步指出：“北京共识”是更适合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模式，并逐步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学习的榜样。

    1.现代化的动力与模式：理论假说

    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是，中国选择了市场经济是决定性因素，这种选择改变了中国的经济体制，也改变了中国的发展轨迹。问题是，选择市场体制的发展中国家并不少见，为什么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及经济发展能在短短30年里取得与众不同的成就呢？这是“市场经济决定论”所无法解释的。更有甚者，诸如哈佛大学教授德怀特·帕金斯等国际上一些主流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奇迹的发生，从原因上看并非奇迹，因为中国所做的都是经济学“标准教科书”所说的内容。问题是，既然“标准教科书”早已揭示出了成功的“秘诀”，为什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依然未能获得发展的成功，而中国做到了？这是“标准教科书”所无法回答的。

    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国家，其改革开放后现代化的基本动力和成功经验就在于充分发挥了“后发优势”。这的确是一个因素，但后发优势并非中国所特有，更非中国改革开放后所特有。所有的后发现代化国家在理论上说都具有这种可能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独立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纷纷走上现代化道路，在当时相对有利的条件下，利用“后发优势”穷追猛赶了几十年，但除了亚洲“四小龙”等取得一定成就外，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都步履蹒跚，甚至陷入困境。可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的腾飞在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反而是一个特殊现象。无论从“市场经济”还是从“后发优势”去解释，都没有找到问题的本质。

    通观国际学术界有关现代化动力的理论和模式，主要有四种假说：一是“经济发展决定论”，认为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最根本动力，决定着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变革和发展方向，而与工业化密切相关的科技和资本，则是现代化的第一推动力。二是“文化发展决定论”，相信人的精神、观念、思想和文化对变革起着决定性作用，是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前提，现代的自由、民主、科学、创新等理念及其制度安排是现代化的关键推动力。三是“政治领导决定论”。认为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是实现政治领导从墨守成规的传统型向勇于变革的现代型的代际更迭。四是“综合因素决定论”，认为现代化是政治、经济和文化诸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上述每一种假说对于解释中国的成功都具有相当的适用性。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现代化的根本动力，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同样，改革开放就是以“解放思想”为先导，通过不断的思想解放运动，把人们从以往的教条主义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上述有关现代化动力诸因素的每一方面，在中国都能找到恰如其分的答案。那么，究竟是哪一种力量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表面上看，好像的确不知道是哪种力量起了关键性作用，而这实际上恰恰真正揭示了中国现代化成功的原因，因为导致现代化发展的每一种动力在中国都可以找到，这就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现代化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之所在。但是，如果要找出第一推动力的话，首先应该归功于政治领导的作用。如果没有粉碎“四人帮”以及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复出，改革开放就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是目前这样一种模式。正如著名比较现代化理论家布莱克在其名著《现代化的动力》一书中所指出的：“一切进行变革的社会，都在某种程度上经历着政治权力从旧人之手向新人之手的转移。新的政治领导的起源和本质已经成为变革研究中的核心问题。”而现代化的核心问题，则是一个社会将固守于传统系统的政治领导转变为热心于彻底现代化的政治领导的过程。就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而言，政治领导——这里不仅指领袖个人，而且包括共产党组织——的确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正像乔舒亚·雷默在《北京共识》中所说：“中国共产党是20年来中国发生的大多数变革的始作俑者。”

    2.中国因素：政治驱动型的后发现代化

    因此，尽管促使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动因很多，但概括地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应当属于政治驱动型的后发现代化模式，这一模式的关键性因素是政治领导的决定性作用，并由于这一因素，带动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领域相应地改革和变迁，最后各种因素形成合力，共同塑造出当前中国现代化波澜壮阔的画卷。

    在这种政治驱动型的后发现代化模式中，作为关键性因素的政治领导就是中国共产党。发展政治学的有关研究表明，一个强大的政党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至关重要。而中国正具有这样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拥有社会基础牢固、规模庞大却精英化程度很高、组织纪律严整并思想政治统一、政治整合和社会动员能力超强的中国共产党。

    这个得天独厚的条件是其他许多社会所不具备的，一些发展状况较好的后发现代化国家也没有如此强大的政党，即使前苏联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在其鼎盛时也不具备中国共产党这样的政治优势，况且那些政党早就失去了执政地位。

    现代化是一个综合发展的过程，不仅表现为经济现代化，而且也离不开政治现代化、社会现代化、文化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它是工业化、城市化、理性化、世俗化、专业化、制度化、民主化、福利化、科学化和结构分化等一系列变化的综合结果，这些因素和过程是互为条件、彼此影响、缺一不可的。不同的时空条件下，现代化的这些不同层面发生的时序不同，因果关系也不同。中国取得现代化成就最主要的原因和经验就在于，党的执政精英在敏锐把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与准确判定中国自身国际定位的前提下，采取了渐进主义改革策略和经济发展优先的改革策略，通过这两种改革策略，使政治上的分权化与经济上的市场化形成良性循环。而且，党的执政精英把经济发展优先策略与政治稳定优先策略有机结合，在改革中善于把握“平衡”艺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分权与集权、自由与秩序、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避免造成上述任何两者之间畸轻畸重的局面。所有这一切，共同形成了中国后发现代化的独特道路。

    30年来中国政治驱动型的后发现代化进程的发展逻辑是：政治领导启动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思想解放运动助推了改革；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步推进市场化取向的改革，释放了市场的力量；经济转轨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力量又拉动了政治的制度化、文化的世俗化和社会的多元化，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社会变迁与转型又反过来影响着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走向，引出了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新命题。

    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何以可能

    把“打倒孔家店”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口号，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传播时的主要口号，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与孔夫子代表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水火难容、势不两立的异质文化，其实只是一种以讹的误解误传；今天，我们必须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文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对于中国传统哲学，我们必须做出一分为二的科学分析：代表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民族智慧的活东西；代表自然经济、封建专制、封建迷信的死东西。在中华文明起源五千年、发展五千年的万年历史长河中，封建主义占上风只有宋代以后几百年，不占主流；中国古典哲学，本质上是具有永久魅力的民族智慧、民族瑰宝。

    （一）唯物论上的契合相通

    马克思首创新唯物论，以实践观为理论起点，以自然存在为前提，把“物质存在—物质活动—物质关系—物质改造”，统一起来。中国古典哲学中的主线是实事求是的朴素唯物论，在周易哲学乃至老子、孔子、孙子哲学，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中占据主导地位。

    甚至有人说起，直至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国本土哲学思想主流中，几乎不存在系统彻底的唯心论哲学。而实事求是的唯物论传统，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传统，知行合一的实践论传统，却源远流长，根深蒂固。正基于此，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都用“实事求是”这个中国成语，来表述马克思新唯物论的思想路线与哲学精髓。

    （二）辩证法上的契合相通

    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在批判继承古希腊朴素辩证法、黑格尔近代唯心辩证法的基础上，首创唯物辩证法；其核心实质是对立统一规律学说，矛盾斗争性与统一性关系的学说；作为新唯物论的世界观、方法论、认识论，也作为现代新型哲学科学。从世界历史高度来看，这大体属于西方辩证法的一条红线、三个阶段、三大高峰。但从人类辩证思维、辩证逻辑发展看，还有与西方辩证法双峰并峙的另一座高峰、另一条发展线索，这就是以中国哲学智慧为代表的东方辩证法。本文认为：公元前1000年前后形成的《周易》是中国古典辩证法最初源头，公元前500年前后形成中国古典辩证法三大支流，道家的阴柔辩证法、儒家的中和辩证法、兵家的阳刚辩证法——宋代张载、明代王夫之等继承了中国古典辩证法传统。中国古典辩证法的核心是变易观、发展观，尤其是阴阳交合、追求和谐、周期循环、生生不息的可持续发展观。

    （三）价值观上的契合相通

    马克思的新唯物论哲学，自身蕴含着新价值观。它根本超越了西方哲学中以马基雅维利、边沁为代表的单纯功利论价值观，以康德为代表的单纯道义论价值观，开创了义利统一的现代新型价值观。中国古典哲学中价值观主流，也是义利统一的价值观：黄帝强调的是“正德、利用、原生”三事统一；孔子强调的是以义为主、义利统一；墨子强调的是以利为主、义利统一；只有从汉代董仲舒的新儒学到宋代朱熹理学，才逐渐偏向只讲道义、排斥功利的极端主张；叶适、陈亮则主张恢复义利统一价值观等。

    （四）哲学观上的契合相通

    马克思开创的新唯物论，也包含新哲学观，核心是强调“以往的哲学家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中国古典哲学的哲学观，强调天人合一的天人之学，生生不息、发展变化的宇宙人生大道。司马迁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张载讲“为天地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种哲学精神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是有契和相通之处的。

    （五）和谐观上的契和相通

    马克思新唯物论，在文化精神、社会理想上，强调人类解放与自由个性的和谐统一，强调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和谐统一，人与人社会关系上的和谐统一。中国古典哲学、古典辩证法，也内在地蕴含着和谐观，强调多元文化的和而不同，不同群体的和谐共处，天人和谐有机整体。最高的社会理想、终极关怀是，万世太平，天下大同。这里没有马克思式的科学论证、哲学论证，但内在精神却有某种契合相通之处。

    三、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何以成为现实

    第一个层次，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国情分析相结合。重点分析中国经济基础，分析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特殊矛盾、主要矛盾，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国情论”。

    第二个层次，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相结合。在分析中国经济政治基本国情的基础上，提出实践运动的纲领目标，指出实现目标的道路途径，解决实践运动中的认识论、方法论问题，也可以叫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论”。

    第三个层次，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历史相结合。具体分析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特殊性，比较研究它和西方社会发展道路的共同性与差异性，科学揭示中国历史发展的世界历史中的地位，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民族历史论”。

    第四个层次，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具体分析中国文化一般规律与民族特点，对于“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问题，作出理论思维高度的科学回答，解决传统性与现代性、全球化与民族化的关系难题，创造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文化论”。

    第五个层次，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华文明、中国国家的起源发展相结合。揭示中华文明作为世界历史上六大原创文明之一的起源发展道路，揭示中国国家作为世界历史上六大原创国家之一的起源发展道路，揭示中华文明、中国国家在世界历史上的历史地位与民族特点，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中华文明论与中国国家论”。

    第六个层次，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语言文字、哲学范畴相结合。用汉语汉字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最初一步，我们要进一步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讲中国话，并善于用中国老百姓喜闻乐道的语言形式、表述风格讲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高境界是让中国哲学的哲学范畴融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哲学语言范畴论”。

    第七个层次，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人民的社会理想、民族精神相结合。改革开放，现代化经济起飞，意味着中华民族将在短短三四十年时间里，用近似《封神演义》中的“缩地术”方式，走完西方发达国家二三百年间的、从近代工业化到现代信息化的世界历史进程，因而矛盾特别集中、问题特别集中、利益冲突也显得特别集中，怎样保持社会共同理想、中华民族精神的凝聚力，就显得尤为重要。怎样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中的人类解放自由、个性理想目标与中华民族的社会理想、民族精神有机融合为一炉，形成“民族精神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崇高历史使命。

    四、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路径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源头的重新开掘——首先是创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学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遇到一个突出矛盾：一方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生机勃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繁荣昌盛，祖国面貌、人民生活日新月异，发展很快；另一方面，不少人，尤其是广大青年人中，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教条论”、“死亡论”、“原罪论”等说法，不胫而走，很有市场。“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还不是只讲阶级斗争的一套死教条”；“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就是几个教条吗？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在时间空间中进行的……”

    问题的实质在于，不是马克思主义源头枯竭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资源枯竭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可能性理论空间枯竭了；而是说，在20世纪30—50年代传统计划经济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历史局限与理论局限充分暴露了，思想资源枯竭了。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一些人，尤其是年轻人，又试图转向西方哲学界，或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学。他们的思想资源，包括“以西解马”的解读模式，有助于打破苏联模式下哲学教科书的垄断地位，却无法真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提供足够的思想资源。因此，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工程的一项奠基性任务，就是超越“以苏解马”、“以西解马”的解读模式，真正深入开掘马克思本人的深刻思想源头。今天，我们需要在开掘马克思本人思想源头上狠下功夫，从“中国化的马克思学”中开掘新的源头活水，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二）发掘中国特色与民族主体性的最深源头

    为什么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中国化？为什么说我们必须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为了从根本上一劳永逸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追根溯源到文明起源的源头上去。中国国家起源的源头上研究成果表明，不仅中华文明是世界历史上的六大原创文明之一，中国国家是世界上六大原生形态国家之一，而且中国与西亚、中南美洲并称为世界农业三大起源中心，环太平洋的中国大陆和环地中海地带是世界文明起源的东西两大源头。有不少人质疑，中国哲学是否有合法性。我认为，应当质疑的倒是提出这一问题的合法性。问题在于，不能把世界哲学看成只有西方哲学一种类型、单一模式、单线发展，至少应讲东西哲学，两大源头，两大类型，双峰并峙，各有千秋。正如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一样，中国古典哲学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新形态的民族理论来源之一，应当从这个高度重新估价中国古典哲学的世界历史意义。

    （三）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论，升华出“中国学”

    当代中国面临的最大时代课题是什么？这就是力争使现代化起飞持续40年的当代中国发展潮头——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最为重视的时代发展潮头，为此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就成为统摄全局的两大焦点问题。

    科学发展观应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发展观、西方新发展观、中国古典哲学中的发展观精华，三者熔为一炉，创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成为统摄中国现代化起飞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

    和谐社会论则是科学发展中的重要闪光点、聚焦点，集中解决分配不公、生态破坏等突出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当前的最主要生长点。在此基础上，我们应当继承与超越中国古代汉学、宋学、近代国学，创造出现代新型的“中国学”。

    （四）创造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新形态

    中国共产党的80多年历史，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主线，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又正好是28年：

    1921—1949年，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主题的“第一个28年”，从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主要理论标志是毛泽东思想，尤其是新民主主义论，主要实践标志是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1950—197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第二个28年”，这是曲折发展的过渡阶段。

    1979—2007年，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创新、理论创新为主题的“第三个28年”，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飞跃，主要理论标志是邓小平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其中也包括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实践标志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新。以后接下去的是胡锦涛……科学发展观，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具体分析起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实际上包含着相互区分、相互联系的两大层面，发展是不平衡的：第一，主要是政治层面，和革命建设实践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党的基本理论、国情分析、思想路线、政治纲领层面；第二，主要是学术层面，如哲学体系、文化理论、文明理论、历史理论等，与革命建设实践活动、政治性较强的意识形态，既有一定联系，又有相当距离，因而有相对独立的发展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头两次飞跃，都是以政治层面——基本理论上的重大创新为主导实现的；而在学术层面，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学术层面上，在一定意义上有相对滞后的问题存在。

    进一步追问，在学术层面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否实现了两次飞跃呢？应当说，既有相应实现了的一面，也有未能根本实现飞跃的问题。有相应实现的一面在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自身都包含着相应地哲学基础，如毛泽东思想这次飞跃的哲学基础主要是“两论”——《实践论》和《矛盾论》，《实践论》还有一个副标题“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在学术层面有未能实现根本飞跃的问题在于，从学术层面批判继承、消化吸收中国古典哲学的历史任务，远未完成，因而创造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新形态、新体系的历史任务，更远未完成。

    解决这一问题，理论层面上的最大难点，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古典哲学代表着时代与民族、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上，有极大区别的范畴系统与话语系统，可以用四个词组来形容：“问题相通，范畴不同，话语系统，泾渭分明。”如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常用的基本范畴是劳动与实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而中国古典哲学中，最基本、最常用的范畴却是天、道、气、理、天人、阴阳、道器、理气、知行等。

    解决这个理论难题的出路在哪里？我认为解决这一难题应用三步走方略：从范畴比较入手，经过寻找结合点，最终达到哲学形态、哲学体系创新终极目标。

    第一步，入手之处是：“问题为纲，贯穿其中；范畴为结，比较会通。”也就是说，以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作为基本问题与思想主线，以“世界存在的三种方式——自然存在、社会存在、语言符号存在；人的三大主体活动——劳动实践活动、社会交往活动、语言符号活动；人的三大主体关系——人与自然关系、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人与自我的关系”为基本线索，进行中、西、马不同哲学范畴的比较研究。

    第二步，立足当代世界历史的全球化发展与中国现代化实践需要，探索中国古典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精神契合点、结合点。主要是14个：（1）实事求是的唯物论；（2）阴阳交合的辩证法；（3）以和为贵的和谐观；（4）天人合一的宇宙观；（5）知行合一的实践观；（6）仁者爱人的多元交互主体观；（7）多元兼容的文化观；（8）富国富民的共同富裕观；（9）生生不息的持续发展观；（10）义利统一的价值观；（11）以人为本的价值本位观；（12）兼爱非攻的永久和平观；（13）注重综合的系统整体观；（14）协和万邦的天下大同观。当然，对于中国古典哲学中的这些观点，也要做出一分为二的具体分析，扬弃其历史局限，赋予其现代使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代形态开掘民族传统的源头活水。

    第三步，在头两步的基础上，逐步接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学术层面上的终极目标，同时也就是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创造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体系、新形态。

    这是实现马克思贯穿终生的哲学夙愿——写出新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当代重要尝试，也是继马克思和恩格斯、狄慈根、列宁之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系统化的第四次重大尝试。2007年召开的党的十七大，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中国化走向新阶段，开始了“第四个28年”，也开始走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次飞跃。我们将特别注重从学术层面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并且同政治层面、基本理论层面的实践创新、理论创新，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双翼起飞、良性互动的崭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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