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次草率行动，甚至连克里曼的动机都没有去考虑，他的动机对我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他把艾米和我联系起来又能指望得到些什么呢？可我并没有在克里曼身上多费心思，我也没去多想在她从克里曼那里得知我的住址后是什么促使这个虚弱的女人——她的脑瘤没有康复，但也不会立时三刻报销——和我联系的。我也没有考虑我怎么会这么轻易地就去回应她的留言，其实我此刻唯一的念头应该是纠正想要恢复健康的错误想法，回家去继续我的平静生活，而不是待在这里勉为其难。
我拨通了她的号码，就好像它是找回曾经将我们包围的健全的密码；我拨通号码，就好像以逆时针方向旋转了一生，那是再自然再正常不过的行为，就好像重新设定了一下烤炉的时间。我再次恢复了心跳，不是因为我焦急地期待着走进杰米·洛根的世界，而是因为我回想起一九五六年时的艾米，乌黑的头发、幽暗的眼睛和自信的面容——想到她那伶俐的口才、可爱的神情和敏捷的头脑，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只有洛诺夫和文学的世界。
我一边听着电话铃声，一边回想起在小饭馆里看见她脱下那顶褪色的红雨帽露出奇形怪状的头颅，那是不幸的命运留下的打击。“太迟了，”我当时这么想。我起身付了咖啡钱，没去打搅她，就直接离开了。“让她坚强地活下去，不要再去搅扰她了。”
希尔顿宾馆里的一切都是标准式样的，既乏味又平庸，没有任何个性色彩，可我想要联系上她的决心把我拉回到将近五十年前的世界，那时我注视着这个带外国口音的异国情调的姑娘，对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小子来说，她似乎就是所有问题的答案。我拨通了号码，此刻的我已是一个支离破碎的人，可我的完整比起别人来可谓不多也不少，一九五六年她遇见我时我还是个新锐作家，到了当下的二〇〇四年，我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救药的旁观者（命运弄人啊！）。然而，我从没像现在等着她接电话时那样觉得自己依然稚气未脱，觉得自己是个天真的理想主义者，觉得自己既一本正经又兴奋好奇，觉得自己充满了荒唐的欲望，到我这把年纪还欲壑难填实在是好笑。当她接起电话，我不知在电话线那头的她是哪一个她：是过去的艾米，还是现在的艾米。声音中传递出一份少女的热情与清新，宛如她就要去参加一场舞会，可是脑袋被外科医生的手术刀切开这么个情景也实在太恐怖了，恐怖得叫人无法忘怀。
“我在麦迪逊广场和九十六街拐角的小饭馆里看见你了，”艾米说，“我觉得不好意思和你打招呼。你现在可是个重要人物呢。”
“是吗？在我住的乡下可不是。你好吗，艾米？”我问，只字未提我对她的外表的残酷改变感到的震撼，也没说我也一样觉得不好意思，所以没有和她打招呼。“我们相识的那个晚上，我至今记忆犹新。一九五六年的那个大雪纷飞之夜。我不知道他到死也没有和他的妻子离婚，直到我看见他的讣告。我还以为他后来和你结婚了呢。”
“我们没有结婚。他做不到。那也没关系。我们在一起过了四年，主要都待在剑桥。我们在欧洲生活了一年，回来后他就不停地写作，偶尔也教教书，后来他生病了，然后就死掉了。”
“他是在写一本小说，”我说。
“将近六十岁的人在写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如果不是白血病要了他的命，他是能够完成的。”
“为什么？”
“因为主题。普里莫·莱维[93]自杀后，大家都说那是因为他曾被关押在奥斯威辛集中营。我认为那是因为他的写作主题是关于奥斯威辛的，他奋笔疾书生命里最后的一本大作，以异常清晰的思路来沉思当时的恐怖。每天一大早起来就投入那种题材的写作，任何人都会自杀的。”
她是在说莱维的《被淹死和被拯救的》[94]一书。
“曼尼[95]真的那么惨呀，”我还是第一次称他为曼尼。在一九五六年，我是内森，她是艾米，而他和霍普则是洛诺夫先生和太太。
“接二连三的事情使他很不开心。”
“那对你来说也是个艰难时期啰，”我说，“虽说你们俩得到了你们想要的。”
“那是个艰难时期，因为我当时太年轻，以为那也是他想要的。他知道那不过是他以为他想要的而已。一旦他摆脱了束缚，终于和我在一起，一切就都不同了——他变得阴郁，他变得冷漠，他变得暴躁。他的良心在折磨着自己，实在是糟糕。我们住在奥斯陆的时候，到了晚上我常常一动不动地躺在他身边，恨得人都僵住了。有时，我祈祷他会在睡梦里死去。后来他得了病，生活就又变得理想了。我还是他的学生的时候，事情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是的，”她说，意在强调她是不会隐瞒事实的，“事情就是这样的：在困境中，我们会莫名其妙地狂喜不已，然而等到雨过天晴，我们反而变得落落寡欢。”
“可以想象，”我说，一边在想着她说的这个词：狂喜不已。是啊，我记得我也有过狂喜。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可以想象，”她答道，“但也不可思议。”
“哪里，没有的事。接着说吧。”
“最后的那几个礼拜着实可怕：他神志不清，大多数时间都在睡觉。有时他会发出点叽里咕噜的声音，在空中挥挥手，可你一点也不明白他想说什么。在他临终前的几天里，他可说是歇斯底里大发作。我们当时在卫生间里，我蹲在他前面替他换纸尿裤。‘这简直是瞎胡闹，’他说，‘快给我滚出去！’接着他就揍起我来。他这辈子从来没有打过别人，你不知道我当时有多兴奋。他还有力气像那种样子打我。他是不会死的！他是不会死的！后来连着几天他不是毫无意识，就是意识混乱。‘我掉到地上去了，’他在床上大喊大叫，‘快把我扶起来呀。’后来医生过来给他注射了吗啡。第二天早上他开口说话了，一点也没有意识到他昨天的失态。他说：‘结局是如此浩瀚，它自身就是诗歌。它不需要花言巧语，只需朴实的描述。’我不知道他是否是在引用某人的句子，或者是从他读过的书本中想到了这些，也或者这就是他的最后遗言。我不能问他。这都无所谓。我只是抱着他的头，把他说的话念给他听。我再也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我号啕大哭起来。可我还是对他说：‘结局是如此浩瀚，它自身就是诗歌。它不需要花言巧语，只需朴实的描述。’曼尼费了老大的劲朝我点头，后来我就一直在书里寻找这个句子，内森。可我没能找到它。是谁说的呢，是谁写的呢？‘结局是如此浩瀚……’”
“听上去像是他自己的句子，符合他那疯狂的审美观。”
“他还说了些什么。我不得不把耳朵凑在他的嘴巴前，这样才能听见他说的。他的话简直像窃窃私语，‘我想要修面，我想要剃头。我想要自己干干净净的。’我找来一个理发师。他足足帮他弄了一个多小时，因为曼尼的头抬不起来。完成后我把理发师送出门去，给了他二十元。等我回到曼尼的床边，他已经死了。干干净净地走了。”说到这儿，她再也说不下去了，尽管只有那么一会儿，而我也无话可说。我早就知道他已经去世，但现在我知道了他是如何去世的，虽说我们才见过一次面，但这些话还是震撼了我。“我拥有了，我很高兴我拥有过，这整整四年的时光，”她告诉我说，“这四年里的每一个白天和夜晚。我看见他那光秃秃的脑袋在台灯下闪闪发亮，每天晚饭后我都看见他坐在那里，小心翼翼地在书本上划着线，有时他会停下来想一想，然后在他的活页笔记本上草草地写下某个句子。我认为，他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个人。”
一个活了五十个年头的女人只记住了其中的四年——正是这四年定义了她的一生。“我必须告诉你，”我说，“克里曼也缠着我打听他的事呢。”
“在他把我引向你的时候，我就猜到了。他想写他的传记，可我不希望任何人这么做。写传记呀，内森。我不要看到什么传记。那是二次死亡。那意味着将人的一生重铸后再永远地消灭它。传记是生命的专利——这个小伙子以为他是谁，他凭什么认为自己拥有这份专利？他凭什么认为自己可以做曼尼的人生裁判？他凭什么认为自己可以塑造曼尼的形象并把他固定在别人的大脑里？你是否觉得他肤浅透顶？”
“他是谁、他想干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不需要他。你有什么办法阻止他那样做吗？”
“我？”她羸弱地笑了一声。“哦，没有啊。他所有作品的手稿都存放在哈佛大学。他可以去那里查资料，随便什么人都可以的，尽管在我最后一次查的时候，我发现三十二年来没有一个人曾要求过看这些手稿。幸运的是似乎没有人愿意和克里曼说话，至少在我认识的人中一个也没有。我当然再也不会见他了。不过，也没有任何必要去阻止他。他完全可以凭空捏造嘛，法律也拿他没办法的。你不可能去诽谤一个死者。就算他诽谤的是一个还活着的人，就算他为了自身的目的篡改了事实，谁又会去劳民伤财地起诉他或出版了他那堆垃圾的出版社呢？”
“洛诺夫的子女们。他们会吗？”
“那是另一个传奇故事。他们从来也不怎么喜欢那个偷走他们那著名的老爸、对他们的老爸崇拜得五体投地的年轻姑娘。或许他们也不怎么喜欢这个为了一个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的年轻姑娘而抛弃了年老珠黄的发妻的著名老爸。如果不是霍普的威逼，他是说什么也不会离开她的，不过孩子们肯定希望他和他们的老妈待在一起，直到他彻底窒息为止。他的刚毅、他的苦修、他的成就——就好像他生来注定要去攀登珠穆朗玛峰，可等到他攀上顶峰，却发现自己无法呼吸。最蔑视我的是他的女儿。她是个洁白无瑕的贞洁女子，穿着素色的麻布裙，看书只看梭罗的——我能对付她，但我从来不知道该如何回避那些史尼威尔女士们[96]。她们不是嘲笑我，就是忽略我。她们就是一九六〇年左右马萨诸塞州剑桥社区里的善良女人，她们一个个坚忍不拔、宽容大度，只要在教员家庭里有哪家人家的主妇在享受着的正常快乐是属于不道德的，她们都会挺身而出。曼尼会说，‘你对这些琐屑的小事过于敏感了。’曼尼是个能客观考虑问题的大师，可我没有那种功夫，即便是从这个教我怎么读、怎么写、怎么想、怎么区别有价值的知识和无价值的知识的男人身上我也没能学会。‘不要那么胆怯。她们不过是《造谣学堂》[97]里的喜剧人物。’他就是把我们尊贵的院长夫人戏称为史尼威尔女士的人。在剑桥，我们去参加晚餐会时，我常常会觉得手足无措。所以我希望我们去国外生活。”
“而对他来说，那并不会感觉无所适从。”
“他不会为这种事烦恼。在公开场合，他对公众的偏见不屑一顾。他有资格那样做的。可我只是个漂亮姑娘，只是在阿西纳学院读书的他的学生。当然啰，我在孩提时代就经历过更糟的事，比这要糟糕多了，可那时候我的家人会保护我。”
“霍普后来怎样了？”我问。
“她在波士顿的某个医疗机构。她得了阿尔茨海默症，”艾米说，她的话证明克里曼告诉我的是实情。“她已经是百岁老人了。”
“也许我们该会个面，”我说。“我可以请你吃顿饭吗？今晚可以一起吃晚饭吗？”
她那轻松愉快的笑声和她接下来说的话自相矛盾。“呃，我已经不是你在一九五六年那个夜晚迷恋上的姑娘了。第二天早晨，一切都乱了套——你还记得霍普那场歇斯底里的大发作吗，嚷嚷着要离家出走，要把他留给我？就在那天早晨你告诉我说——你还想得起来吗？——我‘有点像安妮·弗兰克’。”
“我想起来了。”
“我的大脑动过手术，内森。你可不是要和一位天真少女共进晚餐哟。”
“我也不是以前的我了。尽管你听上去像是在掩饰什么。我从不知道你的口音是哪里来的。我也从没搞清楚你是哪里人。你一定是奥斯陆人吧。在纳粹铁蹄下的奥斯陆，作为一个犹太小孩，你经历了残酷的现实。那一定是你和他去那里生活的原因。”
“你此刻的口吻就像个传记作者。”
“传记作者的死敌。传记作者的绊脚石。这个小伙子会把一切都搞砸的，甚至会超过曼尼担忧的程度。我会搞定他的，”我说，“我无论如何都要搞定他，”这句话无疑是她最希望听到的，毕竟是她先主动联系我的。
于是，我们约在了那天晚上见面。我们只字未提克里曼想要靠揭露隐私在文艺界一炮打响的野心。
然而，我们俩还是谈了许多许多。我想，虽说我们是两个只见过一次面的人，但我们肯定能坦诚相对的，根本没有必要互相提防。对此我很兴奋，尽管我知道她也和我一样深处孤独中。也或许，在我们这两个几乎完全陌生的人之间能产生如此迅疾的亲密感，仅仅是因为我们以前相互认识。在什么以前呢？在一切发生以前。
从宾馆走到约定的饭店花了我一刻钟的时间，我和艾米约好七点在那里见面的。托尼在那里恭候我的光临，并把我引到了座位上。“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他开心地说，一边为我拉出了椅子。
“今后你会常常见到我的，托尼。我准备在城里住上一段日子。”
“那太好了，”他说。“九·一一之后，我们的一些常客都带上家小搬去了长岛，或者北部，或者佛蒙特——他们分散到了全国各地。我理解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但这毕竟带来了恐慌，你知道。事件的影响正在迅速减弱，但我得说老实话——在那次事件后我们失去了许多很好的顾客。你一个人用餐吗，祖克曼先生？”
“还有一位，”我说。
可是她一直没来。我忘记把她的电话号码带在身上了，所以我无法打电话过去问她出了什么事。我想她也许是羞于让我近距离地瞧见一个羸弱不堪的老妇人，头发被剃掉了一半，头上还有一条难看的刀疤。也或许她是想最好让我代表她去与克里曼交涉，因为我觉得，她是极度重视隐私的洛诺夫的守护天使，她害怕洛诺夫早年生活的方方面面被公之于世。
我等了一个多小时——为了以防万一她还会现身，我拖延着点单，只是叫了一杯酒——才意识到，这里不是我们约定见面的饭馆。我是在不知不觉中来到皮尔鲁吉饭店的，我当然向她建议过在这里吃饭，可问题是我记不起来是否问过艾米她有什么喜欢的饭店没有。如果我问过，很显然我现在是说什么也想不起来到底是哪一家饭店了。一想到她也许孤零零地一直等在那儿，以为我是在故意放她鸽子——因为她把自己的面貌形容得惨不忍睹——我就赶忙冲下楼去给宾馆打了个电话，询问是否有人给我留言了。确实有一条：“我等了你一个小时，然后就走了。我理解的。”
那天早上我去了一家药店[98]，买了些我忘记从家里带过来的卫生用品。我付账的时候问那个售货员：“你能为我把这些装在盒子里吗？”她茫然地望着我。“我们没有盒子，”她说。“我是指袋子，”我说，“请把它们装进袋子里。”虽说只是个小小的口误，可还是令人不安。如今我几乎每天都会像这样说错话用错词，尽管我勤勤恳恳地在记事簿里做记录，尽管我坚持不懈地致力于集中思想，但不论是对于我正在做的事情还是我将要做的事情，我还是常常会忘记。打电话的时候，在我发现自己在犹豫不决地寻思着下一个合适的字眼之前我开始注意到那些好心的人们会尽量帮助我弥补思路上的空白，或者他们会善意地假装没有听见我的口误，就像前两天我的清洁妇贝琳达那样，当时我在无意中把“全心全意”说成了“床心床意”，就像我把一位住在阿西纳的老友的名字张冠李戴，就像我在和某个人说话的时候突然想不起来此人的名字，只得一边保持沉默一边在心里拼命琢磨。我处处警惕却也于事无补，这感觉与其说是记忆的衰退不如说是意识的丧失，就好像有一个恶魔居住在我的大脑中，它的力量如此强大——一个催人健忘的精灵、魔鬼，面对它的破坏力我无力招架——它迫使我孤独地承受着记忆的空白，只是为了拿我的出丑取乐；把一个记忆力超强、用词精确的敏锐的作家戏弄成一个碌碌无为的俗人是它那愉快无比的终极目标。
（那就是为什么，不同于常人，我必须趁我还没遗忘的时候拼命写作，但无论我如何下笔如飞，我依然无法捕捉到真实，因为我要努力逾越的智力障碍迟早总会到来。一切都不再清晰，唯一说得准的是我只能在词语的迷宫中不断探索，为了将它们连接成句子，然后组成段落，直至完成一本书。永恒的探索就是此刻的主题，这样的探索远远超越于刚开始写作时为了要达到流畅所做的焦虑的探索。在我去年写那本小说的时候，就是最近我刚寄给我的出版商的那本，我发现我每天都必须与紊乱的思维做斗争。等我写完了——这已是第四稿，我已经无能为力了——我还是搞不清这是否是一部完整的手稿，是否因错乱的头脑而支离破碎，也或者我的手稿确实是完整的，而文字中反映出来的恰恰是我那错乱的头脑。我一如既往地将手稿寄给一位极其睿智的读者，他是好久以前我在芝加哥大学的同学，我绝对信任他的直觉。他在电话里向我汇报了他的读后感，我明白他放弃了一贯的坦率。出于礼貌，他掩饰说他不是这本书的最佳读者，并向我表示抱歉，因为他不能给我任何有价值的评论，因为他完全无法理解那个我与之意气相投的主人公；他没兴趣继续拜读，因而也无法给我有益的观点。
我没有强迫他，我甚至都没有吃惊。我明白他隐瞒观点不说的策略，尽管那样，我依然明白我的朋友对这本书是持否定态度的。因为他的评论从来也不会无的放矢，除非我还是个天真的孩子，否则我无法对他的评论无动于衷。他没有建议我重新写第五稿——因为他从第四稿已经推测出要想让我按他的想法对原稿进行改头换面的大手术，对于像我这样的榆木脑袋来说实在是个过分的要求；他觉得最好还是归罪于他自己的局限性，虽说那实际并不存在，譬如说缺乏想象力，缺乏同情心等等，他不知道他说的这些恰恰是此刻的我所缺乏的。如果我对他的反应的理解是正确的话——如果，他在阅读时和我感觉一样痛苦，我相信是这样的——我该拿我这本写了将近三年，完成后立刻觉得不尽人意的书如何是好呢？我以前从未遭遇过如此的困境——在过去，我总能够汇聚起我的创造力，全力以赴地奋斗到底，直到我满意了为止——我琢磨着那两位最最杰出的美国作家会怎么办，在他们发现自己的写作能力在衰退的时候，或者是在发觉某本书写得很糟糕却又固执地不愿意修改的时候。我可以按海明威的做法——不仅仅在他生命的晚期，当他那强悍的生命力、积极的生活态度、对暴力冲突的嗜好遭遇到肉体伤痛、酒精中毒、精神疲倦、因沮丧而导致的自杀倾向等等的沉重打击，而且在他的盛年里，那时候的他好像有用不完的力气，他意气风发，对什么都跃跃欲试，而且他那卓越的散文风格已经为他在全世界建立起了声誉——把手稿丢在一边，或者等以后再尝试修改，或者让它永不见天日。或者我也可以按照福克纳的做法，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完成的手稿交给出版商，让这本耗尽心血的书得以出版，既然他已无法再修改这本书了，那就不管它的完成度如何，就这样让它与公众见面。
我需要一个可以忍受和坚持下去的策略——谁不需要呢？——因此，不论好坏，不论对错，我选择了后者，尽管我心里明白这种做法对我未来的写作不产生不良影响的希望是非常渺茫的，但愿在我的才华已到了日薄西山的今天，这种做法不至于让我太丢人。而且，那还是在我的挣扎不像现在这么痛苦的从前，我的状况在不断恶化，已发展到了连最起码的防御都做不到的地步——我不仅会在过了一两天之后就忘记前面写的那一章的细节，而且会在仅仅过去几分钟之后，简直不可思议，就把上一页的大部分内容忘得一干二净。
在我决心去纽约寻求医疗救助的时候，我所体验到的失落已不仅仅来自我的阴茎，也不仅仅来自膀胱括约肌的功能失灵——不是在未来等着我的是被阉割的命运那样的危机感，即使那样我还是能指望除了身体外我别无损失。这次的问题是出在我的头脑里，而且这次我的预感也不是什么一时的心血来潮，尽管我知道，这预感也不比心血来潮强多少。）
我找了个借口告别托尼，饭也没吃就回到了宾馆。可到了房间里，我却无论如何都找不到艾米的号码。我肯定是写在床头柜上的一张便笺纸上的，可它不在那里，也不在床上，也不在柜子上，也不在地毯上，我特意跪下来用手指仔仔细细地在上面检查过。我还检查了床底，可那儿也没有。我检查了我带过来的每一件衣服的口袋，连我还没穿过的都查了。我几乎是在房间里来了次大扫荡，连那些毫无可能的地方——譬如小冰箱——也没放过，最后才想起把皮夹子掏出来看一看，那张写有电话号码的纸片就在里面——它一直就在那里。我并没有忘记带上她的号码去皮尔鲁吉饭店，可我却忘记了号码一直在皮夹子里。
电话上的灯光在闪烁。我想也许是艾米再次发来更长的留言，就拎起电话听了起来。是比利·大卫多夫从我自己家里打过来的。“内森·祖克曼，这个地方太好了。虽然小，却很适合我们居住。我还拍了些照片，希望你不会介意。看见这幢房子、这个池塘、纵横的沼泽地、这里的一切，杰米一定会乐得合不拢嘴。罗布·马西真是个活宝。让我们赶快把手续办完吧。不管需要什么书面资料，我们都可以拟定。罗布说等你安定下来他就会开车把你的东西送过去，不过如果你有什么东西急要，我今晚就可以帮你带过去。我在这里还要待一小时，如果你回电的话。待会再聊。谢谢你。能住在这里真是天大的幸事。”
他的意思是，对杰米那是天大的幸事。一切都为了杰米。如此情深意笃，能给予杰米快乐就是他的快乐。比利想要什么呢？只要是杰米想要的。什么会让比利快乐呢？只要是让杰米快乐的。什么吸引古道热肠的比利？杰米！杰米！至高无上的杰米！我祝福这份不可思议的崇拜永不落幕，真是幸运的一对！可万一哪天她对他的细心呵护不耐烦了，对他的行为举止不再表示嘉许，对他的热情不再有积极的反应，这个可怜的、脆弱的、温柔的男人又该如何是好呢！没有她，他的日子简直一天也过不下去，他每天都要把她想上五十遍才算够。她永远都可以随便欺负这个死心塌地的俘虏。他到死都会想着她。即便是躺在临终的床上，他脑子里还会想着她。
比利是在八点半打来电话的。如果他在那里再待一个小时，那么他在半夜十二点之前是不可能赶回西七十一街的。我可以打电话给她，借口说要安排一下换房的具体日期，虽然我已经无意换房了。我也可以打电话过去对她实话实说：“我想要见你——不能见到你令我无法忍受。”直到午夜，这个我一共才接触过三次的年轻女人——而且每次都来去匆匆——都会和她的猫咪一起坐在家里，或许还要加上克里曼。
快打消这个自我折磨的念头吧。上车，打道回府吧。伟大的探险就此结束。
第二条留言是来自克里曼的。他问我是否愿意为了他去和艾米·贝莱特谈一谈：她在手术前答应他的，可现在她又变卦了。他只拿到了洛诺夫那本幸存的小说前半部分的手稿复印件，如果他读不到后面的部分，那么这些材料就是毫无用处的，而仅仅在两个月前她还向他保证过会让他读到的。她还给了他一些洛诺夫的家庭照，并且祝愿他写作顺利。“如果你愿意，祖克曼先生，请帮帮我。她不是以前的那个她了。是手术的关系。人家把她掏空了，她受到了伤害。手术后她得了严重的精神障碍。不过，也许她会听你的。”
克里曼？这个人简直不可思议。你这个臭虫，你这个老不死，这些话还在余音绕梁，他就又打来了电话，甚至连道歉都不说，直接要求我帮助他！难道我之前没有告诉过他我会千方百计阻挠他的计划吗？他是个勇往直前的人呢，还是个思路混乱的人，或者是那种只要是他们认准了就绝不会放手的厚脸皮？对这样的人，无论你如何回绝，你就是摆脱不掉他。无论你怎么做，他们都不会放弃竭力从你的身上得到他们想要的。无论他们做什么，无论他们说出怎样可怕的脏话，他们永远都不会认识到自己的生活习性是如何不可救药地逾越了做人的底线。是啊，一个高大、强壮、英俊的小伙子——他对自己俊秀的脸蛋满是自信——是毫无忌讳地侮辱别人之后仍能若无其事地回来。
会不会是我忘记了我们之间还有过进一步的接触呢？如果有，是在什么时候呢？“也许她会听你的。”如果他知道我们只见过一次面，他怎么会以为艾米·贝莱特会听我的呢？他会不会根本不知道这个情况呢？克里曼不可能知道我们曾经见过一次面。除非我告诉他。也许是她告诉他的。一定是她——一定是她告诉他的！
我把艾米的号码摆在电话机旁边，拨通了电话。她接起电话，我对她说了类似于我原本想对杰米·洛根说的话。“我想去你那里和你见面。我现在就想和你见面。”
“你刚才去哪里了？”她问。
“我把饭店给搞错了。对不起。告诉我你的地址。我想和你谈谈。”
“我住在一个糟糕的地方，”她说。
“告诉我你住哪里，拜托你了。”
她告诉了我，我随即叫了辆出租车赶往她在第一大街上的家，因为我必须弄清楚别人对洛诺夫的非议是否属实。别问我为什么必须弄清楚。我也不知道。这种刨根究底的精神虽然荒谬，但我就是想弄清楚。不管多么荒谬，我就是想。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他的奋斗早已结束，可是突然间来了一阵冲动……为了什么冲动呢？人生里的种种激情都已经历过一遍，难道还不够吗？人生的神秘莫测都已经历过一遍，难道还不够吗？难道还要再次去经历无常的命运吗？
去她家的路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糟糕，尽管这个地区似乎很不适合这样一个女人——她可是一位杰出的作家的伴侣——居住，也很难把这幢大楼称为是她的家。临街的底楼有一家意大利面馆，旁边还有家爱尔兰小酒吧，大楼的正门没有上锁，通往楼梯井的腰门也是如此。一只瘪塌塌的铁制垃圾桶硬是被塞进了楼梯旁一个黑暗的壁龛里。我摁下在一排信箱旁边的门铃，看见有一只信箱上面连锁都没有了，开了条细口的信箱门微微张开着。我怀疑我摁的门铃已经损坏，因此楼上传来的艾米的声音让我吃了一惊。“小心点上来，楼梯的台阶松动了。”
天花板上几只光秃秃的电灯泡把楼梯井照得通亮，可是过道上却漆黑一片。大楼的内部走廊里弥漫着一股臭味，也许是猫屎，也许是鼠粪，也许两者都有。
她在三楼等着我，依然是我上次见到的那个老妇人，头上剃去了半边头发，余下的白发简单地打了一个髻。为了点缀些喜庆的色彩，她穿了条难看的浅黄色长裙，可是与那件被她改造成便装的病号穿的长袍比较起来，此刻的她更显凄楚。然而，她似乎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外表，带着孩子般的笑容迎接我的到来。她向我伸出一只手来，可我没有和她握手，而是亲吻了她的双颊，只要能使她高兴我一定会全力以赴，我多么想重回到一九五六年啊。吻她的感觉宛如奇迹，看哪，她就在这里，货真价实，千真万确，尽管容颜的改变已使她判若两人。她劫后余生与我相逢在这幢阴沉的大楼里，真是个灰暗的奇迹。我到此地来看她，我终于见到了她，见到了这个五十年前我无比倾心的女子，似乎就是我冥冥中来到纽约的缘由，也是我在冲动下决定留下来的缘由。经过了这么漫长的一个时间跨度，我们居然还能再次相逢，此时的我已经得了癌症，她也一样，我们曾经年轻聪慧的头脑都因岁月的蹉跎而衰竭——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激动得发抖，而她会穿上这件喜庆的黄色长裙，真是难以置信，半个世纪就这么悠悠而逝了。我们俩都沉浸在对遥远的往昔的无限怀念之中。时间——强大无比的时间——和穿在她羸弱不堪的身体上的这条岁月沧桑的黄裙，都已抹上了死神的阴影！假设我此刻回过头去正看见洛诺夫从楼梯上走来，我会对他说些什么呢？“我依然仰慕你”？“我刚刚把你的大作重读了一遍”？“我又回到了对你无比崇拜的青年时代”？他会说什么呢——我能听见他在说话——他说的是：“好好照顾她。看她遭了那么多罪，叫我于心何忍。”他比生前胖多了。他在坟墓里长了肉。“我明白，”他接着说，语气飞快地转变为一种温和的嘲讽，“你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对她一往情深的人了。那样事情就简单了。”
“肉体上受到的损害，”我答复道，“并不会使事情变得简单。我尽力而为吧。”我皮夹子里有几百块钱可以现在就给她，等回到宾馆我可以开一张支票在一早上寄给她，不过我必须要记住在离开前确认一下她的信箱不是那只没有锁的。如果是的话，我就要另想办法让她拿到这笔钱了。
“谢谢你，”在我跟在黄裙子后面走进房间时洛诺夫说，狭窄的车厢式公寓[99]里有两个靠里的房间——一个书房和在拱形入口后面的一个厨房——都没有窗户。在公寓的前端，就在第一大街的车流和饭馆之上，有一个装了两扇格栅窗的小客厅，后面有一间更为狭小的房间，只装了一扇格栅窗，不过因为房间里只放了一张窄床和一只床头柜，所以这点大小也足够了。总共只有三扇窗户。洛诺夫在伯克希尔山的农庄肯定有二十多扇窗户，而且从来也无需关窗。
这间卧室朝向一个通风井，后面有一条狭窄的走道，走道下面是饭店的垃圾堆放场。我发现厕所只有一只立柜一般大小，就在厨房水斗旁边的一扇门的对面。厨房里还放了一只四脚的小浴缸，正好放在冰箱和烤箱之间，只留出了几英寸的空当。公寓的前面非常吵闹，因为第一大街上的车水马龙进行曲永不落幕，而后面也是同样地嘈杂，因为饭店厨房间里的锅碗瓢盆奏鸣曲永无宁日，为了通风，饭店的后门一年四季敞开着，艾米只好把我带进相对安静的灰暗的书房，我们挤在靠墙的塞满纸张与书本的书架间落座，面前是一张兼作书桌的丽光板[100]贴面的餐桌。桌子上的台灯是这个房间里的唯一照明。它是一盏又宽又高的棕色半透明的瓶状台灯，电线穿出去连接着灯泡，上面罩着如扇子上的皱褶一般的灯罩，其形状如一顶宽大的太阳帽。我上一次见到它是在四十八年前。它是洛诺夫用的朴素的台灯。在远处的一角，我又看见了一个出自洛诺夫的书房的老古董，那是一把宽敞的、暗棕色的、马鬃做的安乐椅，经过了数十年的岁月侵袭，它那结实的骨架也已轮廓模糊——我觉得，它身上留下了他思想的烙印和他那斯多葛派[101]的生活作风的痕迹。想当年，他就是坐在这把已破损不堪的椅子上威严地向我发问，直截了当地质问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小辈志在何方，胆怯的我被他问得晕头转向。我想到，“什么！你在这里吗？”随即记起来那正是艾略特的《小吉丁》[102]里的诗句，诗里描述的是诗人在拂晓前的街道上漫步，遇见了“一个混合型的鬼魂”，他告诉诗人他将要遭遇到的是怎样的痛苦。“因为去年的话属于去年的语言/而明年的话在等待另外一种声音。”艾略特的鬼魂是从何而来呢？真是讽刺。“让我打开为老年人保留的礼物。”为老年人保留的。为老年人保留的。想到这里，我的思维短路了。接下来应该是个可怕的预言，可我想不起来了。等我回到家里，我要查一下那本书。
幽幽地，我把一个刚刚钻进我脑子里的想法告诉了洛诺夫：“你不再是一个比我大三十多岁的长者，我已成为一个比你大十岁的长者了。”
“你吃过了吗？”她问。
“我不饿，”我对她说。“和你在一起我太激动了。”这次会面如此出人意料，我激动得都不知说什么好了。不论最近我的思维变得如何暧昧模糊，我对艾米的记忆——这个我在遥远的往昔才有过一面之交的人——依然如一九五六年时一般鲜活又清晰，那时我觉得她是我生命里特别重要的人。回想当年，我甚至异想天开地为她构思出一部内容翔实的文学作品。利用欧洲出版的安妮传记里的恐怖的背景资料，我大胆地把她想象为安妮·弗兰克，但在我构思的情节里，安妮并没有在二战的欧洲丧生，而是作为一名来自荷兰的外国孤儿，隐姓埋名地从欧洲来到美国，成为新英格兰的一名大学女生，先当了E.I.洛诺夫的学生后又成为他的情人。在她二十二岁那年——之前她独自去了一趟曼哈顿，为了去看《安妮日记》在美国的首次出版——她对洛诺夫吐露了她的真实身份。当然啰，如今的我已没有了年轻人的雄心再把这篇华丽的虚构作品继续进展下去。在我二十多岁时那种要将我的想象力发挥到极致的感觉早已不复存在，随其一同消逝的还有犹太社区里那些杰出的长辈们强加给我的道德教条。我首次出版的故事集遭到了他们的批评，他们认为我的那本书是一份代表了“犹太人的自我诋毁”的恶毒宣言。他们那种犹太人式的自恋情结和令人苦恼的正义感深深地刺痛了我，我带着无比的厌恶奋起反抗了，我的反抗手段就是把洛诺夫的艾米变形为牺牲的安妮，而且——这里有一丁点的讽刺——我还虚构说我想要和她结婚。作为一个年轻活泼的犹太人里的圣人，艾米成为我虚构出来以抵御悲观厌世的犹太情结的精神堡垒。
“你要喝点什么吗？”她问。“要来杯啤酒吗？”
即使是来杯烈酒我也不会介意的，但我现在除了在用晚餐的时候喝一杯葡萄酒以外一概滴酒不沾了，因为酒精会加重我的精神恍惚。“不要，我感觉很好。你吃过了吗？”
“我不吃东西，”她说。我不吃东西。那不也正是我的一曲悲歌吗？
“你好吗？”我问。
“好的。我已经连着几个月感觉良好了。可他们刚刚告诉我那糟糕的状况又卷土重来了。就是那么回事——无情的命运一直就躲藏在你的背后，指不定哪天就会跳出来对你喊一声‘嘘！’在我第一次得肿瘤但对病情还一无所知的时候，我做了一些耻于向人提起的事情。我踢了邻居家养的一只狗。那是一只小狗，整天待在走道上汪汪叫，喜欢舔过路人的鞋子，真是只麻烦透顶的小狗，它根本就不应该待在那里挡别人的道，我光起火来狠狠地给了它一脚。我开始给《纽约时报》写信。我在公共图书馆里歇斯底里地发作了一场。我真是彻底疯了。我是去图书馆看E.E.卡明斯[103]的展览的。当我第一次来这里求学时，我就喜爱上了他的《我满心喜悦地为奥拉夫高歌》一诗。我离开卡明斯展览会后，在走廊上看见了另一个展览，它沿墙排列着，规模更大，更具冲击力，这场展览名为‘现代文学的里程碑’。大幅的作家照片挂在陈列着他们原版装帧的初版作品的玻璃柜上方，都是些愚不可及的所谓政治路线正确的傻玩意。要是在以前，我可以不去理睬它继续走我的路，然后在乘地铁回家的路上把一切告诉曼尼。他是个手法老道的煽风点火者——老练、机智、耐心。人性的愚蠢从不会令他诧异。虽说他已不在人世，但他依然能给我很大的安慰。”
“都过去四十年了还依然如此吗？这四十年里难道就没有一个可以给你安慰，可以在你的生命里占据重要位置的人吗？”
“怎么可能呢？”
“怎么不可能呢？”
“在他之后怎么可能？”
“他去世时你才三十岁呀。要把这一个时期定义为你的一生……你那时还太年轻了。”我克制着没有发问“是不是以后出现的一切都叫那短短的几年给毁了？”因为答案到如今早已一目了然。一切，所有的一切。
“这无关紧要”是她对我实际说出来的话的答复。
“那么，你做了些什么呢？”
“做了些什么？这是什么话呀。做了些什么。我翻译了一些书：把挪威语翻成英语，把英语翻成挪威语，把瑞典语翻成英语，把英语翻成瑞典语。我就做了这些。不过我做的主要还是随波逐流。我随波逐流，一再地随波逐流，在不知不觉间就到了七十五岁。这就是我如何达到七十五岁的原由：不断地随波逐流。不过你没有随大流。你的生活是有的放矢的。你有工作。”
“那是我如何达到七十一岁的原由。不是这种方式就是那种方式，不是随波逐流就是有的放矢，不管是哪一种你都同样会走到尽头。你后来再也没有和别人一起去过佛罗伦萨的别墅吗？”
“你怎么知道佛罗伦萨的别墅？”
“是他在那天晚上跟我说的。他说得很含糊，好像有些想法在他脑子里还未成形。接下来，”我坦言道，“我无意中听到了你们俩的谈话。就在那天晚上，我冒昧地偷听了你和他之间的对话。”
“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我当时就睡在你的下方。你肯定不记得了。他安排我睡在书房的一张长沙发上。我爬上书桌把耳朵贴在天花板上偷听。我听见你说：‘哦，曼尼，我们可以去佛罗伦萨过快活的日子。’”
听我这么说她开心极了。“哦，我的天！你真是个调皮的孩子。还听到什么？还听到什么？发生在这么多年前的事情居然会有一个见证人——真是天大的喜讯！把你偷听到的都告诉我吧，坏小子！不要有任何遗漏！”
告诉我吧，她对我说，请告诉我，告诉我当时我与这个我爱着的人在一起度过的亲密时刻，这个如今已去世但在我的生命中无人能取代他的地位的人，告诉我吧，就在我知晓了我的肿瘤又复发了所以我已是来日无多的今天，就在为了庆祝我们的重逢我特意穿上了这条黄裙子的今天！
“我但愿我能做到，”我说。“可我也记不住许多了。我记住了佛罗伦萨，是因为他也说到了那里——佛罗伦萨的别墅，与一位年轻姑娘在那里共沐爱河会使他拥有一份美丽的新生活。”
“‘美丽的新生活’——他是这么说的吗？”
“我想是的。你后来去过佛罗伦萨吗？”
“你是指和他一起吗？没有。我一个人去过。在他死后，我独自去了那里，并在那里滞留了一段时间。我把他花瓶里的花修剪了一下。我在那里写日记。我在那里散步。我还租了辆汽车去兜风。连着几年，每年的六月，我都会带上我的翻译工作去那里的一家膳宿公寓居住，在那里履行我的各项仪式。”
“而你从不敢和别人一起去那里。”
“我干吗要和别人一起去呢？”
“一个人怎么能如此之久地沉浸在记忆里呢？”
“事情并不像你认为的那样。我一直都在和他交谈。”
“他也和你交谈吗？”
“哦，是的。我们非常成功地回避了因他的离世而造成的困窘。我们是如此的与众不同，我们又是如此的彼此相似。”
她的话给我带来了情绪上的冲击，我探究地瞅了她一眼，为了证实一下她说的究竟是她的本意呢还是故意地夸大其词，或者是因为她的大脑里缺少了什么而使她意外地说出了这么些话。我只能看见一个没有任何人保护的老妇人在我的面前。我只能看见克里曼所看见的一切。
“对你这样的生活现状他会有什么想法呢？”我问她。“他会不会希望你再找一个爱人呢？对你一个人孤苦伶仃地生活了这么些年他会有什么想法呢？”接着我又补充说，“关于这些，他是怎么对你说的呢？”
“他从没提起这些。”
“对你如今生活在这里，在这个地方，他是怎么想的？”
“哦，我们根本不谈这种事情。”
“那么你们谈什么呢？”
“谈我看过的书，我们谈论书本。”
“就没别的了吗？”
“还有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事。我把图书馆那件事告诉了他。”
“他怎么说？”
“他说的还是那几句话。他笑了笑，说道：‘你把这种事看得太顶真了。’”
“对你的脑瘤他说了些什么？”
“他叫我不要惊慌。他说虽然病情很恶劣，但我也不必惊慌。”
“你相信他说的吗？”
“我们交谈的时候，疼痛就会暂时离开我。”
“因为爱。”
“是的，绝对的。”
“你告诉了他在图书馆里发生的什么事呢？你还没有把发生的事全部告诉我呢。”
“哦，我在走廊上暴跳如雷，对着那些代表了现代文学的伟大里程碑的作家们的照片吹胡子瞪眼睛。我歇斯底里。我大呼小叫。有两个警卫赶忙冲过来，不一会儿我就被他们赶到了图书馆外的台阶上。他们一定以为我是个从大街上溜进来的疯女人。我自己也这么认为。一个发疯的、恶毒的女人，脑子里满是恶毒的念头。从那时起我就会啰哩啰嗦地讲个没完。如今还是这样。有时我甚至会叽里咕噜地自言自语一大通。你知道，那时我还不知道我的肿瘤又恶化了。我刚才跟你说过的。但它已经在我的大脑后面全面开花了，已把我弄得神经兮兮的。在我的一生中，只要我遇到不知该如何是好的事情，我就总能提示我自己说如果曼尼碰到这种情况会怎么处理呢？面对这么荒谬的事态，曼尼会怎么做呢？在我的一生中，他一直在我的前方为我引路。我爱上了一个伟大的男人。我的爱至死不渝。可是肿瘤接踵而来，我听不清他的话语了，因为喧闹声不绝于耳。”
“你听见许多噪音吗？”
“不是，我应该说‘乌云’的。是一团乌云，就在你的大脑里，有一大团雷云。”
“那些愚不可及的所谓政治路线正确的傻玩意都有些什么呀？”
她笑了起来，脸上顿时布满纤细的皱纹，再找不出一丝曾经美丽的痕迹——这张脸确实在笑，可是因为剃光了半边的脑袋上又新长出一层绒毛，再加上那道奇丑无比的刀疤，这样的笑简直比哭还难看。“你猜得着的。在展出里有格特鲁德·斯泰因[104]，却没有欧内斯特·海明威。有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蕾[105]，却没有威廉·卡洛斯·威廉斯[106]、华莱士·史蒂文斯[107]和罗伯特·洛威尔[108]。就是这种傻玩意。这种风气是从大学开始的，可现在已蔓延成燎原之势了。有理查德·怀特[109]、拉尔夫·艾利森[110]和托妮·莫里森[111]，却没有福克纳。”
“你是怎么大呼小叫的？”我问。
“我喊着‘E.I.洛诺夫在哪里？你们怎么敢把E.I.洛诺夫给漏掉了！’我原本是想说‘你们怎么敢把威廉·福克纳给漏掉了！’可我脱口而出的却是曼尼的名字。我的发作吸引了很多人围观。”
“你是怎么发觉那里有肿瘤的呢？”
“我觉得头痛。头痛得非常厉害，甚至会呕吐起来。你会帮助我甩掉这个克里曼的，对吗？”
“我会尽力。”
“这事情又卷土重来了。我刚才说过这句话吗？”
“说过的，”我说。
“必须有人出来保护曼尼，挡住这个家伙的魔爪。无论他写出怎样的传记，那都将是代表了一个自卑的男人的夸大了的憎恨。尼采的预言变成了现实：艺术被憎恨消灭了。在我得知我得了肿瘤之前，他来拜访过我一次，就在我在图书馆出洋相之后不久。那时我已经是个唠哩唠叨的人了。我给他倒了杯茶，他的举止很是得体。在我得了肿瘤的情况下，我觉得他讲的曼尼的故事十分精彩。在我得了肿瘤的情况下，我觉得他是个单纯的文艺青年，一个哈佛毕业的热诚的小伙子，一心想要重建曼尼的文学地位。我的肿瘤觉得这个克里曼很迷人。”
“呃，你本该觉得那只小狗很迷人，而对克里曼来上一脚的。你知道诊断结果后有什么反应吗？”我问。
“我昏过去了。我只知道那天我把水壶放到灶台上，然后旋开了煤气，再醒来时我已经躺在了雷诺克斯山医院的抢救室里，看见有两个警察站在我的病床旁。大楼管理人闻到煤气味道，后来就在那里发现了我”——她指了指在我们身后的摆着浴缸的厨房——“我倒在地上，他们还以为我是想要自杀呢。这种想法叫我生气。一切都叫我生气。我曾经是个优雅、甜美的姑娘，不是吗？”
“我觉得你的举止非常优雅。”
“呃，但愿那两个警察也这么认为。”
自我在皮尔鲁吉等她以来，我还是头一次想到，走错饭店的人不是我，而是艾米。肿瘤的复发让她再次陷入神思恍惚——肿瘤的复发促使她形成了这么一种精神状态，那就是强迫自己在肿瘤的面前克制住惊恐。今天她已经两次跟我提起肿瘤的复发，感觉不像是因为她在白天得到了这个要命的消息而到了晚上还在反胃；她每次说起的时候就好像她不过是在说有一张支票还没能清账，因为她透支了她的账户。
我们默默地在那里坐了一会，然后她说道：“我留着他的鞋子。”
“我不懂你的意思。”
“我终于把他的衣物全部清理掉了，可我舍不得把他的鞋子丢掉。”
“它们摆在哪里？”
“在我卧室的壁橱里。”
“我可以看一下吗？”我这样问只是因为我觉得她希望我这样问。
“你真想看吗？”
“当然。”
卧室非常狭小，壁橱的门只能开一点点，不然就会碰到床的一侧。一根头上已磨损的绳子从壁橱里垂下来，她拉了一下，点亮了一只瓦数很低的灯泡。在挂在里面的十多件衣物里，我第一眼就注意到了那条被她从病号袍改制过来的裙子。然后，我在底下看见了一字排开的洛诺夫的鞋子。一共四双，都尖头朝外，都是黑色的，都已破旧。一个死人的四双皮鞋。
“它们摆得就跟他生前一模一样，”她告诉我说。
“你每天都要去看一看它们吗？”我问。
“每天早晨，每天晚上。有时次数更多。”
“看见它们摆在那里，你不会觉得怪吗？”
“一点也不觉得怪。还有什么能比他的皮鞋更让我觉得欣慰的呢？”
“他没有棕色的皮鞋吗？”我问。
“他从来不穿棕色皮鞋。”
“你穿过这些鞋子吗？”我问。“你把脚伸进过这些鞋子里去吗？”
“你怎么知道的？”
“我们都是凡人，都过着平凡的人生。”
“它们是我的宝贝，”她说。
“如果我是你，我也会珍藏的。”
“你要一双吗，内森？”
“你已经保存了很长时间，不应该放弃的。”
“我不会放弃。我是要让它们传承下去。如果我死于肿瘤，我不希望一切都成为泡影。”
“我认为你该保存它们。未来的事情谁也说不清。也许你还要在这里照看它们好多年呢。”
“这一次，内森，我很可能会死的。”
“你把这些鞋子都保存好了，艾米。为了他，把它们都好好地保存在原地。”
她拉了下绳子，关掉电灯，关上橱门。我们穿过厨房，回到了她的书斋。我感觉很是疲惫，就好像刚刚以最快的速度跑完了十英里。
“你记得你和克里曼谈了些什么吗？”我问她，现在可以问了，既然鞋子也看过了。“你记得在那次和他见面时你告诉了他什么吗？”
“我好像什么也没告诉他。”
“关于曼尼，关于你自己，你什么也没说吗？”
“我不知道。我不能确定。”
“你给过他什么东西没有？”
“怎么啦？他说了我给过他东西吗？”
“他说他有半部曼尼的小说手稿的影印件。他还说你答应过把余下的半部也给他。”
“我从来不会那么做的。我不可能那么做的。”
“肿瘤会不会使你那么做了呢？”
“哦，天哪。哦，上帝。哦，不要。”
桌上有几张零碎的纸头，她不安地拨弄起它们。“这些也是小说里的吗？”我问。
“不是。”
“小说在这里吗？”
“我把原稿放在波士顿的一个银行保管箱里了。这里有复印件的，是的。”
“他不能写这种主题的。”
她警觉起来。“你怎么知道的？”
“是你这么说的。”
“我说过吗？我不知道我做了什么。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希望没人来问我那本书的事情，我希望没人来打搅我。”接着，她看着手上的纸，愉快地笑了起来，说道：“这是一封我写给《纽约时报》的了不起的信。我写得实在太出色了，他们永远都不会登在报上。哦，我不在乎。”
“你什么时候写的？”我问。
“几天前。上个礼拜。他们报上登了一篇讲海明威的文章。也许是在一年前。也许是五年前。我搞不清了。这篇文章就在这里的某个角落里。我把它剪了下来，后来有天晚上我把它翻出来，读完后觉得非常来气，所以就坐下来写了这封信。一个记者去了密歇根，为了找出海明威写的密歇根北部半岛的故事的真实原形。所以我写信过去告诉了他们我对这件事情是怎么看的。”
“作为写给报社的一封信，它似乎太长了些。”
“我写得比这还长呢。”
“我可以看一下吗？”我问她。
“哦，不过是一个疯老婆子的喋喋不休。除了废话还是废话。”她突然走到厨房里去打开了煤气灶，为了给我们弄点吃的，把我一个人留下来看她的信。信是用圆珠笔写的。起初我以为它一定不是在一夜间写成的，而是一点一点花了几天，或几周，或几个月的时间写的，因为即使在同一页上油墨的深浅也会变化许多次。接着我又想到那应该是在一天里写的——它毕竟是对也许是写在五年前的一篇文章的回应——油墨的浓淡不一恰恰证实了在写这封信时她的内心充满了困惑。然而，信里的句子还是前后连贯的，而且从信中表露出来的思想来看也根本不是她大脑里的废话中的废话[112]。
致编辑：
在过去，知识分子们把文学视为思想的手段。可这样的时代已经走到了尽头。在数十年的冷战期间，苏联及它的东欧附属国驱逐了许多写作严肃作品的作家，禁止他们发表作品；而现在，在美国，遭到驱逐的是文学本身，因为它反映出人们对生活的看法，其影响是十分严重的。如今，文学的主要功能是被使用在启人心智的文化类报纸上和大学的英语系里，在那种地方人们总是在争论不休，关于虚构文学的意义，关于文学可以给一个思想开放的读者带来多大的收获，而这种争论给文学带来的是破坏性的影响，以至于人们认为文学最好不要再具有任何大众的用途。
你们的报纸就是那种文化新闻类型的——你们报道得越多，情况就越糟糕。一旦你进入了这种文化新闻领域的理想化的简约模式与传记体的还原模式，文学的虚构本质也就失去了。你们的文化新闻不过是伪装成对“文艺”感兴趣的小道消息，而它报道的一切也都是有违于真实的。谁是名人，能赚多少钱，到哪里去找丑闻？这个作家有没有越矩的地方，不是出于文学审美上的必要，而是针对他或她的女儿、儿子、母亲、父亲、配偶、情人、朋友、出版商，或者宠物？你们根本不懂文学的想象力天生就是超越了规矩的，文化新闻永远只关心虚伪的仁义道德：“作家有权利胡说八道吗？”数千年来，人们对文学可能侵犯到个人隐私这个话题高度敏感，可同时又疯狂地出版那些揭人隐私的非虚构类作品。只要讲到是小说，那些文艺新闻工作者对保护隐私的看法简直可以叫人大跌眼镜。
海明威早期的短篇小说将背景设定在密歇根北部半岛，于是你们的文化记者就赶去北半岛那里寻找一些据说是海明威小说人物的原型的当地人。令人怪之又怪的是，这些人或他们的后人都觉得自己被欧内斯特·海明威给利用了。这些无凭无据的、孩子气的或者是直接来自于想象的感觉，比海明威的小说本身更受到重视，因为你们的文化记者可以拿它来大做文章，而对小说本身他们却无话可说。从没人质问记者们得到的消息的可靠性，人们只是一味地追求作品的真实性。作家们长年累月在孤独中写作，在这份事业里投入了他或她的全部心血，为了一个简单的句子可以反复琢磨六十二遍，然而收获的却是对文学的极度无知无觉，对文学的全然不理解，对文学意义的漠视。在他们的眼里，作家精心构造的一切，煞费苦心写出来的一句句一段段，不是噱头就是谎言。作家们因此失去了文学动力。刻画现实的兴趣也因此降低到零点。作家们主要的写作动力总是来自于他们自身，而且一般都不会很大。
值得欣慰的是，事实证明这些作家们根本不像他们自己以为的那样比我们优越——他们其实还不如我们普通人呢。这些悲惨的天才们哪！
严肃的文学会尽量去回避解释与声明——那是为了启发人们去思考——这一点实在让你们这些文化记者头痛。在你们这些懒惰的记者眼中，只有假设的原始素材才值得重视，只有那个才是真正的小说。海明威早期的小说里呈现出来的独特的想象（在字里行间，想象变形为一个个短篇故事和美国式的散文）是不被你们文化记者理解的，而你们通过自己的写作将真诚的英语转变为废话。如果你对一个文化记者说：“只允许你研究小说本身”，那他就会哑口无言的。有想象力吗？没有。有文学性吗？没有。所有精致的部分——甚至不那么精致的部分——全都消失不见了，只剩下这些因海明威的行为而觉得感情受到了伤害的人们。海明威有权利怎么怎么吗？任何一位作家有权利怎么怎么吗？在你们这种报纸对“艺术”尽心尽责的伪装下，是一帮江湖艺人在竭力摧残文化的野蛮行径。
如果我有斯大林那样的权力，我不会把它浪费在镇压富有想象力的作家身上。我会把那些对富有想象力的作家说三道四的家伙镇压掉。我会下令禁止在报纸、杂志和学术期刊上公开讨论文学。我会在全国范围内下令禁止在任何一所小学、中学、大学和学院里上文学辅导课。我会把书友会和互联网上的书评都宣布为非法，会让警察去监督书店以确保没有一个店员敢与顾客谈论书籍而且顾客之间也没人敢相互交流。我要让读者们与书本待在一起，让他们通过书本本身去了解书本的意义。为了给这个被你们的废话污染了的社会消毒，我必须把这项工作坚持好几百年。
艾米·贝莱特
如果我是个不认识艾米的人，读了这封信，我也许会在表面上接受她的观点，会带着些许同情地理解她的怒火，尽管我把自己排除在她所谓的“文化记者”的范围之外，因而从来也无需像她那样去思考去议论，那真是天大的幸事。在现在这样的情形下，我觉得这封信的焦点及我的兴趣所在集中于第二段里的几个句子，艾米在厨房里准备面包吐司、果酱和茶水的时候，我把这部分重读了一遍。“这个作家有没有越矩的地方，不是出于文学审美上的必要，而是针对他或她的女儿、儿子、母亲、父亲、配偶、情人、朋友、出版商，或者宠物？”“同父异母的姐姐”没有出现在这份越矩的名单上，是因为她还没有完全意识到是什么使她勃然大怒的，还是因为她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在行文里句句小心，以防“同父异母的姐姐”这个字眼在得了肿瘤的脑袋里不知不觉地溜出来呢？
我觉得她这封写给时报的信主要是因为理查德·克里曼的缘故。
她拿着一个装了食物的托盘从厨房里走出来，我说：“曼尼给你这么雄辩这么辛辣的句子打了几分呢？”
“他没有给我打分。”
“为什么不打？”
“因为它不是我写的。”
“那是谁写的？”
“是他写的。”
“是吗？可你刚才告诉我这是一个疯老婆子的喋喋不休呀。”
“我说的不太真实。”
“那么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呢？”
“是他口述的。这些是他说的话。他说，‘阅读和写作的人们，我们完蛋了，我们是见证了文学时代没落的鬼魂——把我的话记下来。’我照他说的做了。”
我一直坐在那里听她讲话，直到午夜都过去了许久。我几乎一言不发，听她说了许多。我相信她说的大部分内容都是真实的，我也能够理解她的意思。就我的观察来看，她一点也没有故意要误导我的意思。只是因为她语速飞快地把过去的大量存货一下子倾倒了出来，使得她说出来的许多细节都彼此纠结在一起，所以你有时会觉得她完全被肿瘤控制住了。或者是因为肿瘤轻而易举地颠覆了通常由习俗和规矩建立起来的禁忌。或者是因为她已是一个病入膏肓、孤独绝望的女人，这么多年来从没有一个男人对她感兴趣，而此刻她又能陶醉在一个男人关心的目光里，这样的一个女人，在五十年前，与一个了不起的爱人共同生活了宝贵的四年，在她的眼里，作为一个作家和男人，这个男人的真诚就代表了他最为高贵的品质，而如今却因遭到“一个自卑者的不明原因的憎恨”的威胁而面临倒塌，这个人竟然还自诩为是她的爱人的传记作者。也许这如洪水爆发般的语言恰恰揭示出她承受的苦难太深太久，在没有他的世界里她已生活得太久了。
看着一个人的大脑思维一会儿兴奋一会儿消沉是很有意思的一桩事情。有时她会令人忧虑地沉默下来，在滔滔不绝了数小时后，她疲惫地望着我，目光里也许有我没能察觉出来的睿智，问道：“我曾经嫁给过你吗？”
我笑着说：“我想没有吧。不过，我曾这么想过。”
“想我们做夫妻吗？”
“是的，那时我还是个孩子，当我们在洛诺夫家初次见面的时候。我当时想要是能娶到你就太棒了。你是一道耐人寻味的风景。”
“是吗，真的吗？”
“真的，你看上去温柔贤淑、高贵典雅，不过你显然不是一个普通人。”
“我搞不懂我在干什么。”
“是指那时候吗？”
“那时，现在，永远如此。我没有想过和这个年纪比我大一大把的男人待在一起要冒多大的风险。可他让我无法抗拒。他是个了不起的人。我为赢得了他的爱而感到自豪。我是如何办到的？我很骄傲自己不怕他。而同时我又很担心：担心霍普会有所举动，担心我给霍普带来了很大的伤害。我一点也没想到我在他身上烙下了伤口。我本该嫁给你的。可霍普放弃了婚姻，随后我就和E.I.洛诺夫私奔了。我当时真太天真了，什么也不懂，以为我是在做一个女性的伟大而勇敢的冒险，我仿佛回到了我的少女时代，内森。事实是，我从来也没有告别过我的少女时代。我到死都是一个少女。”
她这么说是因为她和一个年龄可以做她老爸的人同居吗？是因为她活在他的影子里，永远都在崇拜地仰望着他吗？为什么这份痛苦的结合一定要粉碎掉她许多的幻想，为什么这种力量如此强大使她永远也无法摆脱自己依然是个少女的想法呢？“你的意思不是说你还是个孩子气的人，”我说。
“不是，你说对了。”
“那么，我就不明白了，你说自己还是个少女是什么意思呢？”
“我必须解释给你听，对吗？”
我在一九五六年时赋予她的传奇色彩接下来就将被真实取代，如果说那时我自己的想象[113]并不具有多少夸大的道德涵义，那么这种真实实际上与我创造出来的东西也没什么区别。那肯定是这样的，因为一切都发生在同样不幸的大陆里的同样不幸的一代人身上，因为他们都是同样不幸的优等民族之敌。将我对她的变形还原回来并不能抹去她的家庭也曾遭遇过与弗兰克家同样悲惨的无处藏身的命运。这是一场空前的大灾难，没有一个智者可以把它的方方面面全部复述出来，没有一种想象可以将它化为乌有，即使肿瘤也无法抹去对它的记忆，除非肿瘤夺去了她的生命。
我现在了解了艾米不是来自荷兰——我曾把她藏身于阿姆斯特丹大运河上的一个仓库的封闭的阁楼上，后来那里成为一座烈士陵园——而是来自挪威——来自挪威，来自瑞典，来自新英格兰，来自纽约——也就是说，在今天已没多大区别，就像任何一个不是出生于美国而是出生于欧洲的犹太孩子，在二战时奇迹般地死里逃生，尽管他们的青春年华因希特勒的崛起而蹉跎。这就是我接下来要了解到的痛苦的背景，而且这种痛苦会伴随着愤怒与怀疑在现实中一再出现。这样复杂的情绪只出现在听众身上。而讲述者本身却唯有冷漠。而且肯定也没有怀疑。她把不幸描述得越深刻，就越是表现出一种欺骗性的想当然。就好像这所有的失落永远都无法收拾。
“我的外婆是立陶宛人。而我父亲一边则来自波兰。”
“他们为什么会选择在奥斯陆定居，而不是别处呢？”
“我的外公外婆是准备从立陶宛到美国去的。他们到达奥斯陆后，我的外公被强制性地留了下来。是美国官员扣留了他，因为他没有证件。我妈妈和我舅舅是在奥斯陆出生的。我父亲以前在美国，可以说过着一种年轻人的冒险生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计划回波兰去。他首先来到英国，可他不想回国去参军。所以他就在挪威留了下来。那是一九一五年的事。后来就遇见了我妈妈。本来挪威是不允许犹太人移民的，不过有一位非常知名的挪威作家为了犹太人的权利挺身而出，结果在一九〇五年犹太人移民获得了认可。我的父母在一九一五年成婚。我们兄妹一共五个人，四个兄弟，就我一个女孩子。”
“你的家人都没事吧？”我做了个乐观的假设，问道。“你的爸爸妈妈，还有你的四个兄弟？”
“我的爸爸妈妈和我的大哥哥都没能逃过此劫。”
于是我问：“怎么回事？”
“一九四〇年，德国人刚来的时候，他们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一切看上去都很正常。可是到了一九四二年的十月，他们把凡是超过十八岁的犹太人统统抓了起来。”
“是德国人还是挪威人干的？”
“德国人下的命令，可具体执行的是挪威的纳粹分子，是那些卖国贼。一天早上五点钟，他们冲进了我的家。我妈妈说：‘哦，我还以为是救护车来了呢。我刚给医生打了电话。我老公心脏病发作了。他现在正躺在床上。你们不能碰他的。’而我们小孩子都在哭。”
“是她编出来的吧？”我问。
“是的。我妈妈很聪明的。她反复哀求他们，他们终于同意说，我们十点钟再来看他走掉没有。于是她给医生打电话，我爸爸就给送进医院里去了。在医院里，他计划着要逃到瑞典去。可他担心一旦他们发现他逃掉了，就会来把我们抓起来。所以他等了将近一个月，然后有天早晨医院打电话给我们说医院里来了盖世太保。就是在电话里也听得见有人在嚎叫。我们就住在医院附近，于是我妈妈和我兄弟还有我就赶忙往医院跑。那时我十三岁。我爸爸躺在一张担架上。我们求他们别把他带走。”
“他病了吗？”
“没有。他没有病。病没病反正都是一回事。他们带走了他。那时是十一月份，我们回家去为他拿了暖和的衣物，就去了纳粹司令部。我们尽力向他们诉说，我们苦苦哀求，我们告诉他们他在生病，他只穿了一件医院的长衫，可无论说什么都无济于事。我们说那我们先回家去，明天再来，可他们说，‘你们不能回家，你们被捕了。’我妈妈说不行。我妈妈强硬地说，‘我们和别人一样都是挪威人，你们没理由逮捕我们。’她拼命和他们理论，过了会儿他们终于放我们回家了。外面天已经暗了。漆黑一片。我妈妈说我们不能回家，因为她肯定他们明天一早就会来家里抓我们的。”
“于是我们就在黑暗的街道上徘徊，就在那时来了一场空袭。在空袭的混乱中，我的一个哥哥走散了。我的大哥，他刚结婚不久，就躲到他老婆家去了。这样就只剩下我妈妈、我的两个弟弟，还有我了。等到空袭结束，我对妈妈说，‘开花店的太太很喜欢我的。我知道她不支持纳粹的。’我妈妈说给她打电话。然后我们找到一个公用电话，我给她打电话说，‘我们能上您这儿来开个派对吗？’她明白了我的意思，她说好的。‘来的路上尽量小心，’她说。就这样我们去了她家，她收留了我们。可是我们不能在地板上随意地走动——我们都必须挤成一团坐在沙发上。她和走道对面的那家邻居很要好，第二天早晨她去看他们。那家人家和抵抗组织有联系。他们是非犹太挪威人，男主人是出租车司机，他告诉我们他们要把所有的犹太人都集中到一个地方，然后再带他们逃出去。那天晚上他和另外两个人来了，他们带走了我的两个弟弟，分别是十一岁和十二岁。他们说其余的人必须等。他们也会来接我们的。其余的人就是我妈妈和我了。可等他们再来的时候，他们说他们一次只能带走一个人。我对妈妈说，‘如果我走了，你会来找我吗？’‘绝对会的，’她说。‘我永远都不会叫你失望的。’我后来才知道就在那天晚上，有几个持枪的男人来把她接上了一辆出租车。他们是抵抗组织成员，正准备离开奥斯陆。他们一路上又接走了一个女人和一个男孩子，那是一对母子，我妈妈知道这个女人的名字。奥斯陆是个小地方。大多数的犹太人都相互认识。总之，他们开车离开了奥斯陆，此后我就再也没看见过他们。同时，他们带我上了一辆火车。火车上有一个戴着卐字臂章的纳粹军官。他们告诉我等他下车的时候，他会朝我眨一下眼睛，我就跟在他后面下车。我肯定这是个陷阱。他在靠近瑞典边境的地方下了车，我跟着下了车，然后他把我交到另一个男人的手上。我们开始穿越一片树林。我们不停地走。这个带我走的家伙认识树上的记号。我们走了很长的一段路，总有五六英里。我们朝着瑞典走，穿过树林，来到了一片田野。那个在空袭的那天夜里走散的哥哥——来接我的正是他——他原以为再也见不到家人了。后来我的两个小弟弟来了，在他们之后是我。不过到此为止了。我们等着妈妈和我那位已婚的大哥，可他们再也没有来和我们会合。”
等她说完，我说道：“现在我明白了。”
“请告诉我，你明白什么啦？”
“对大多数人来说，说我一辈子都停留在少年时代是意味着我保持着童真的天性，意味着在我的眼里一切都很美好。而对你，说我一辈子都停留在少年时代则意味着我活在这个悲惨的故事里——一辈子都沉浸在这个悲惨的故事里。这意味着在我小时候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不论我如何努力，我都将永远活在它的阴影里。”
“多多少少是的，”她回答。
等我回到宾馆已经很晚了，我立马开始工作。我要把我能够记得起来的艾米对我说的话都记录下来，关于她从占领国挪威逃亡到中立国瑞典，关于她和洛诺夫同居的那几年，关于他未能完成的小说，关于他们先是住在剑桥，后来去了奥斯陆，再后来又回到剑桥，那里也成为了他生命的终点。如果在三四年前，我就能连着好几天把她那大段的独白都记在脑子里——自打小时候起我就有很强的记忆力，而且由于职业的关系，我有把所有零零碎碎的小事都记录下来的习惯，这样就使我的记忆力更为锦上添花。可如今，我离开艾米还不到一个小时，就不得不耐心地等待我的记忆，为了最好地将她吐露给我的一切串联起来。一开始，这是一场苦斗，我总觉得孤立无援，总在想我为什么还要坚持这件我显然已经力不从心的事情。然而，她的故事和她的困厄大大地刺激了我，而且我早已习惯于写作而无法自拔，我无法抵御引领着我的思想的那股力量，而正是我的思想使得我成为我自己。到凌晨三点，我已经填满了十五页宾馆里的信纸，正反两面都写满字。我全力以赴回想出艾米的磨难，一边写还一边想，这些故事中有哪一些她告诉过克里曼，而他又会对它们进行怎样的完全是出于他自己意图的加工，他将如何混淆、如何歪曲、如何误导、如何误解它们，想着在他利用她颠倒黑白、将一切都搞糟之前，我该怎么做才能把她从他的魔爪里解救出来。我还在想着其中有哪些故事是被她自己加工、混淆、歪曲、误导、误解过。
“他开始用一种完全不是他自己的风格写作，”她曾这么告诉过我。“以前，他把能省略的文字尽量省略掉。而现在，他把能增加的文字尽量加进去。他认为，以前那种简洁的风格成为了他的绊脚石，然而他又很讨厌他现在的写作风格。他说，‘这样写很无聊。简直长得漫无边际。既没有风格，也没有结构。’我说，‘这种东西你不能强求的。到时候它自己会成形的。’‘什么时候？等我要死的时候吗？’他的口气如此苦涩，又如此刻薄——他完全变了，不论是作为一个作家还是作为一个男人。可他必须赋予他剧变的生活以某些意义，于是他开始写小说，一连几个礼拜都埋头苦干，然后说：‘我永远也不能让它出版。没有人想看我写的这种东西。即使没有它，我的孩子也已经够恨我的了。’我一直都很明白，他后悔和我私奔。因为我，霍普把他赶出门去。因为我，他的孩子和他形同陌路。我根本就不该留下来的。然而眼看着我长久以来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你叫我怎么割舍得下？他甚至叫我走。可我不能。他一个人是怎么也活不下去的。不过他还是没能逃脱死神的怀抱。”
在我走到门口准备告辞的时候，艾米对我发出了恳求，这就是那天晚上的高潮部分。在此之前，我问她要了一个信封，一个寄信的信封。我把身上所有的现钞都塞了进去，只留下了回宾馆所需的出租车钱。我想这种方式对她来说比较容易接受一点。我把信封递给她，说道：“拿着。过几天我再给你寄一张支票。你拿去兑现就好了。”我在信封的正面写下了我在伯克希尔山的地址和电话号码。“我不知道该拿克里曼怎么办，可我能在经济上帮助你，我也很愿意这么做。曼尼·洛诺夫在我还只是个出过几篇短篇小说的无名小卒的时候待我不薄。那封欢迎我去他家的邀请信要比这信封里的东西有价值一千倍。”
我并没有遭到料想中的拒绝，她只是伸出手来，把信封接了过去，然后，她终于忍不住流出了眼泪。“内森，”她说，“你就不能为洛诺夫写传记吗？”
“哦，艾米，我会无从着手的。我是个写小说的，不是写传记的料。”
“难道那个糟糕透顶的克里曼就是写传记的料吗？他只是个滥竽充数的。他会把所有人和所有事都糟蹋完的，他会用捏造来取代事实。他想要毁掉曼尼为人正直的名声——他甚至意图也不在此。他就是想那么干——暴露作家的隐私，让公众来对其指责。用写实的风格虚构出他的每一件罪行。破坏别人的名誉就是这些无名鼠辈们争名逐利的手段。做人的价值、义务、操守和准则其实只是一种掩护，只是隐藏住底层的淤泥的一种伪装。是不是因为罪行具有巨大无比的力量才使得我们对它如此着迷呢？是不是血肉之躯的人注定有某种虚伪呢？哦，内森，我得了该死的肿瘤，所以我的判断力发生了问题。我以为他是个好人，即使说是因为肿瘤也无法原谅我对他的轻信。如今我无法摆脱他了。曼尼也摆脱不了他了。曾经在E.I.洛诺夫的世界里存在着的自由与奇特的想象将一去不返——一切都会被摆在乱伦的聚光灯下接受审查。他会带着这种偏见去处理曼尼的每一本书、他写下的每一个了不起的字，那样就没人会对真实的曼尼有丝毫的了解，不会了解他的写作有多么辛苦，有多么一丝不苟，不会了解他的追求与抱负。他会把一个正直、负责、对自己的错具有高度反省意识的作家，除了呕心沥血创造出不朽的作品外别无所求的一个作家，塑造成一个卑鄙小人。那就将是曼尼在这个世界上获得的全部成就——人们唯一能够记住的将是罩在他身上的这块破烂！他将遭人唾弃！因为那个，一切都将被摧毁！”
“那个”，是指乱伦。
“要我再多待一会吗？”我问。“我可以再和你谈谈吗？”然后，我们回到了她的书房。她在书桌前坐下，随即说出一句让我瞠目结舌的话——如今她不会为此再流一滴眼泪了——“曼尼和他的姐姐确实有乱伦的恋情。”
“持续了多久？”
“三年。”
“他们是如何隐瞒住三年的？”
“我不知道。也许是情人的狡猾吧。也许是运气。隐瞒恋情与偷情同样刺激。这样的恋情里没有丝毫折磨的成分。我也爱上了他——她为什么不可以呢？我是他的学生，年龄比他小一半还多——他接受了我。所以，他也接受了她。”
原来这就是他的小说主题，因为那是个不可以写出来的禁忌，所以他会说永远也不能让它出版。自从他与霍普结婚以来，艾米告诉我说，他从没对任何人提起过他有一个姐姐，对他们之间那段不合法的青春期的私情更是只字不提。在他家的一个朋友发觉了他们的私情后，这个丑闻就在罗克斯伯里[114]一带传开了。弗里达被他们的父母带到更道德更纯洁也更荒凉的犹太复国运动下的巴勒斯坦去开始新生活。曼尼被认为是有罪的一方，人们谴责他是个魔鬼，勾引了他的姐姐，给家族蒙上了耻辱。于是他被这个家清除在外了——在十七岁的年纪便被一个人留在波士顿自谋出路。如果他维持与霍普的婚姻生活，他就会一直写他那出色的、简洁的短篇小说，永远也不会去和暴露隐秘的耻辱沾边。“不过，当他因和一个年轻的姑娘同居而再次遭到家庭的唾弃时，”艾米解释说，“当混乱再次打乱曼尼的生活准则时，他的一切都破灭了。他一个人被遗弃在波士顿时才十七岁，身无分文，一个被诅咒的人。然而，尽管这样的遗弃极其冷酷，他还是坚强地活了下来，并通过努力证明了自己不是一个该遭受诅咒的人。可第二次，是他自己放弃了他的家人，而他已是年过半百之人，想要从头再来已不可能。”
“得了，这些是他写下来的他十七岁时的情形，”我对她说，“而不是他亲口告诉你的他十七岁时的情形。”
我的断言令她慌了起来。“我为什么要对你撒谎呢？”
“我只是怀疑你陷入了困惑的陷阱。你是在告诉我他亲口告诉了你这些，并且在他开始写那本书之前你就知道了，是吗？”
“在那本书开始要把他逼疯的时候我才知道的。不对，我以前从来也不知道。在他的生活圈子里也没有一个人知道。”
“那么，我就不明白了，他为什么要告诉你，他为什么不这么对你说，‘它要把我逼疯，是因为我无法很好地理解它。它要把我逼疯，是因为我强迫自己去想象我无法想象的东西。’他想要胜任一件他无法完成的任务。他想象的并不是他实际做下的事，而是他永远也不可能做的事。这样的作家并非只有他一个。”
“我知道他对我说了些什么，内森。”
“真的吗？把当时的情形向我描述一下，曼尼是怎么告诉你他正在写一本书，一本与他此前写的书都迥然有别的书，因为这书直接来自于他的亲身经历。为了我，请你回忆一下他说这话的时间与地点。回忆一下他说的原话。”
“这些都差不多是一百年前的事了。我怎么可能还回忆得起来呀？”
“可如果这是他最大的秘密，如果它纠缠在他的脑海里如此之久——或者甚至可以说是压抑了如此之久——那么他对这件事的陈述就会像拉斯柯尔尼科夫对索尼娅所做的坦白[115]。在那么多年的守口如瓶之后，他的坦白一定是令人难忘的。请告诉我，告诉我他的坦白是怎么个样子的。”
“你为什么要这么逼迫我？”
“艾米，没人逼迫你的，我肯定不会逼迫你。你听我说，”我特意选择了在洛诺夫的那张安乐椅上（搞什么！你在这里吗？）坐下来，对她说。“曼尼写的那个乱伦的故事并非来源于他的亲身经历。那是不可能的。这个故事来自于纳撒尼尔·霍桑的经历。”
“什么？”她大声喊道，就好像是在睡梦中被我惊醒了。“我是不是听错啦？谁在说什么霍桑？”
“是我说的。而且有充分的理由。”
“你彻底把我搞糊涂了。”
“我不是故意的。听我说。你不会搞糊涂的。我是要把一切都为你梳理清楚。”
“哦，我的肿瘤会喜欢听的。”
“听着，拜托了，”我说。“我不能为曼尼写传记，可我能为那本书写传记。你也能。那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干的。你知道一个作家的脑袋有多么复杂。他会调动一切因素。他会把一切都来个改造变形。这本书是如何产生的再清晰不过了：曼尼对一些作家的生平耳熟能详，尤其是新英格兰地区的作家，因为他和霍普在那里生活了三十多年。如果他早个一百年在伯克希尔山出生的话，霍桑和梅尔维尔就会是他的邻居。他是读着他们写的书长大的。他常常读他们之间的书信，对其中的一些部分熟记在心。他当然知道梅尔维尔是怎么说他的好友霍桑的。他说霍桑隐瞒了一个‘天大的秘密’。他也知道那些离经叛道的学者们从这句话、从霍桑的家人或朋友口中听到的其他话、从霍桑本人的三缄其口中牵强附会出多少意思。曼尼知道针对霍桑和他姐姐伊丽莎白所作的那个狡诈的、无法证实的学术性推论，于是，为了编织出一个不可能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故事——为了要体验一种全新的、令人惊愕的激情，这激情改造了他，正如你所说的，把他变成为一个与过去的他完全不同的人——他把人们推测的发生在霍桑和他那位美丽动人的姐姐之间的故事占为了己有。对这位不会写任何形式的自传的作家来说——他具有将事物变形的天赋——这样的选择几乎是命中注定的。这个故事不但能帮助他表现出他那进退维谷的困境，还能回避掉他个人的问题。对他而言，小说从来也不代表着复述事实。它是在叙述的形式下的一种沉思。他是这样想的，我要把这个故事变幻为我的真实。”与此同时，我的想法其实也和他如出一辙：我要把这个故事变幻为我的真实，这个关于艾米、关于克里曼、关于所有人的故事。我就这样口若悬河地又说了一个多小时，雄辩地证明了我的逻辑，直到最后连我自己都相信了我说的这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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