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听到有个声音在呼唤他的时候，他正站在值班亭的门口，手中拿着一面小旗。考虑到这个地方的特点，有人可能会想，他将毫不犹豫地判断出声音来自何处，但是，他并没有抬头望向我站立的地方，而是四处打量，然后又低头看着铁轨。他这一行为显然有些不平常，但我也说不出那是什么。我在他上方，沐浴在落日强烈的余晖中，用手遮住阳光看他。
“嗨！下面！有没有小路可以让我下去跟你说话啊？”
他紧盯着铁轨转了一圈，然后抬起眼睛，看到了在他上方的我，没有回答。我低头看着他，也不再重复我那无聊的问题来催促他。就在这时，大地上和空气中出现了一阵模糊的颤动，很快演变成一种猛烈的震动——一列火车呼啸而过。火车经过时，一阵水蒸气在我面前升腾，随后四下消散了。我又一次向下面看去，看见他正把刚才火车经过时他拿出来的那面小旗子卷起来。
我重复了我的询问。他用卷起来的小旗子指着我所在水平面上的一点，大约两三百码的距离。我对着他喊道：“好了！”我仔细地四下察看，发现有一条小路蜿蜒而下，随即踏上了那条小路。
这条路实在是又险又陡，在一堆潮湿的石块中盘行，我顺路而下，泥泞而湿漉。我发现这条小路之长足以让我回想起他刚才给我指路时的那份勉强与不情愿。
当我走下小路时，我看见他站在列车刚刚穿行而过的铁轨之间，那神情仿佛在等着我的出现。他右手横抱在胸前，托着左手手肘，左手则撑着下巴，看上去既期待又警觉。我不禁停顿了一会儿，惊讶于此。
我从小路走下来，踏上了铁道两边的沙石。越来越接近他了，他是一个面色深黄的男人，有着黑色的胡须和浓重的眉毛，他是我见过的感觉最孤独、阴沉的人。
路两边是凹凸不平的、湿乎乎的墙壁，除了头顶的一线天空外什么都看不到，前方的道路只是这一巨大地牢的曲折延伸，另一端的道路尽头是一片暗红色的灯光，通向一条阴暗的隧道，那巨大的建筑充斥着阴森、压抑、可怕的气氛。阳光极少能照进这里，因而这里散发着一股泥土的味道，阵阵冷风呼啸而过，令我感觉寒冷，好像脱离了人世一样。
在他移动前，我已经站在他面前，伸出手就能碰到他；从未将视线从我身上移开过的他向后退了一步，举起一只手。
“这可是一个寂寞的工作。”我说。当我从远处收回目光时，眼前的这个人牢牢地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想，这里鲜有来访者，我应该不会是一个不速之客吧？对于他，我只是一个曾经被封闭在狭小空间中的人，现在获得了自由，并对这伟大的工作产生了兴趣。我带着敬畏和他说话，但是我对自己使用的术语实在没有把握，因为这男人身上的一些东西令我丧失了勇气。
他十分好奇地注视着隧道尽头的红光，上下打量着，就好像那上面少了些什么，随后目光又转向我。难道那灯也是他的部分职责所在？
他声音低沉地回答：“难道你不知道它也归我管？”
当我解读着他固执的眼神和阴郁的面容时，我的脑中出现了可怕的想法，这不是人，而是一个幽灵。这时我开始思考，他的大脑是不是有什么病。
现在，轮到我向后退了。但是，在我向后退的时候，我从他的眼中发现了对我的恐惧，这一发现立刻赶跑了我先前的可怕想法。
“你好像很怕我的样子。”我硬挤出一丝笑容。
“我很疑惑，我以前是不是见过你。”他回答说。
“在哪里？”
他指向他一直盯着的那片红色灯光。
“那里？”
他很小心地提防着我，回答（但是无声地）：“是的。”
“我的好兄弟，我会在那儿干吗呀？不管怎么说，我从来没去过那里，你可以确信这一点。”
“我想我确信。是的，我确信。”
他看上去轻松起来，就像我一样。他很爽快地回答我的问题，精心斟酌着字句。不是要在那儿干很多活？是的。也就是说，他要承担很大的责任，必须非常认真，具备高度警惕性，但差不多没有什么实际工作——体力活——需要他去做，更换信号、调整灯光以及偶尔转动这个铁把手就是他在这里要做的全部工作。
对于我所提到的那些漫长而孤单的岁月，他只是说他的生活轨迹将自己塑造成了这样，而且他已经习惯这种生活了。他在这里自学了一种语言，如果仅仅是通过灯光传递信号也能被称为一种语言的话；他还学习了分数和十进制，并尝试了一点数学，虽然他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拙于数字的人。
在值班的时候，他不需要一直待在潮湿的隧道中，在天气晴朗的日子里，他会选择待在不这么低沉阴暗的地方。但是，在时时刻刻都要加以双倍注意的电铃声中，他的这种放松恐怕比我想象的还要少。
他领着我走进他的蜗居，那里有一个火堆，一张他用来学习理论书籍的桌子，一个有着刻度盘、面板和指针的电报装置，以及他的一个摇铃。我坚信他会称自己受过良好的教育，并且（我希望我没有冒犯地说）可能还受过高于那个水平的教育，我注意到在大部分男人中几乎都存在这种情况。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工作间、警察局，甚至在最令人绝望的地方——军队，但或多或少也会在铁路队伍中这样。他说从小时候起（如果我能相信，但坐在那间小棚屋里几乎不可能）他就学习自然哲学和接触文学，后来因为一些原因堕落了，从此再没有爬起来过，不过他从来没有抱怨过那些。
我在这里必须承认的是，他一直是勇敢、平静地叙述这些的，不时地插进“先生”这个词，特别是当他提及童年时。期间他被摇铃打断了好几次，不得不停下来站到门外，在火车通过时挥舞旗子，还和驾驶员进行一些对话。不考虑他的职责，我注意到他非常精练而谨慎，他按音节来划分他的话语，并且知道在工作完成前都要保持沉默。
一句话，我将这个男人定义为那一职位所能雇佣的最可靠的人之一。在他和我交谈的过程中，他两次神色落寞地打断谈话，回头注视那个摇铃，然后打开小棚屋的门，向隧道尽头的红色灯光张望。
当我站起来要辞别时，我说：“你几乎让我感觉到我遇上了一个正过着惬意生活的人。”
他面无表情，压低了声音说：“我想我曾经是的，但是，先生，我有麻烦了，我有麻烦。”
“什么麻烦？你的苦恼是什么？”我迅速拾起这个话题。
“这很难说清楚，先生。如果你能再次来看我的话，我会试着告诉你。”
“我当然想再来看你。那么，什么时候呢？”
“早晨很早我就下班了，我明晚10点会再上班，先生。”
“我11点到这儿。”
他谢了我，和我一起走出门。“我会打开白色灯光，先生，”他用他特有的低沉声音说，“直到你找到上去的路。当你找到路时，别出声！当你到上面的时候，也别出声！”他的样子让我感觉这个地方更加阴冷，不过我只说了一句“好的”。
“而且当你明天晚上下来的时候，也别出声！临别前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是什么让你今晚来的时候大叫‘嗨！下面’的？”
“天知道，我喊了一些带有那个意思的话？”我说。
“不是带着那个意思，先生。那是一些特别的话，我很熟悉它们。”
“我承认那是一些特别的话。我说出它们，毫无疑问，是因为我看见你在下面。”
“没有别的原因了？”
“我应该有什么别的原因？”
“你没有任何感觉那些话是通过一些非自然的方式传达给你的？”
“没有。”
他祝我晚安，然后打亮了灯光。我沿着火车来的方向走着（很不舒服地感觉好像有一列火车跟在我后面），直到找到了那条小路。上去比下来容易，我一路无事地回到了我住的小旅馆。
第二天，我按着约会的时间准时来到前一天晚上的那个小路口，这时远处的钟声敲响了。他正在下面等着我，并打亮了他的白灯。
“我没有出声，”当我们走到一块儿时我说，“我现在可以说话了吗？”
“当然，先生。”
“晚上好，这儿是我的手。”
“晚上好，先生，这儿是我的。”我们手拉手肩并肩地走回他的小棚屋，进去之后关上门，坐在火堆旁。
“我已经决定了，先生，”我们一坐下来，他就前倾着身子用比耳语高一点的声音说，“你不用再次问我是什么让我烦恼了。昨天晚上我把你误认为其他人了，我因此而烦恼。”
“他是谁？”
“我不知道。”
“长得像我？”
“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有看过他的脸，他的左胳膊挡着脸，右胳膊挥舞着，疯狂地挥舞着。就像这样。”
我看着他的动作，那是一个手臂姿势，带着极大的激烈情绪，似乎在示意“看在上帝的分上，扫清道路”。
“一个有月光的晚上，我坐在这里，听见一个声音大喊着：‘喂！下面！’于是我站起来，从门口向外看，就看到那个人站在隧道附近的红灯旁边，向我刚才做给你看的那样挥舞着胳膊。那嘶哑的声音大叫着‘当心！当心’，然后又一次地大叫‘喂！下面！当心’。我打开灯，调成红色，然后跑向那个人，问他：‘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在哪里？’他就站在隧道口处的黑暗中。我走近他，很奇怪他为什么还用袖子捂着眼睛。我走过去，伸出手想把那袖子揭开，这时候他消失了。”
“走进了隧道？”我问。
“不。接着我跑进隧道500米，站住了，把手中的灯举过头顶，看见标准距离的那些数字，还看到湿泥顺着墙壁从拱顶滴落下来。我用比跑进来时更快的速度跑了出去（因为那个地方让我有一种很可怕的感觉），用红色的灯光仔细巡视，并登上铁梯上到隧道顶部，然后又爬下来再次跑回这里。我向铁路两个方向都发出电报，‘发现警报。有什么事不对劲吗’。从两边传来的答复都是‘一切正常’。”
我尝试着说服他那个数字肯定是他的视觉假象，以及那些数字如何引起视错觉，这些错觉时常困扰着某些病人，他们中有些人对自己的痛苦变得十分敏感，甚至通过他们自身来证明这一点。“至于假想中的喊声，当我们低声说话的时候，仔细听这个低谷里的风声，听风猛烈地刮着电报线的声音。”
我们坐着听了一会儿后，他说一切都非常正常，我想他应该了解了风和电报线会造成听觉失真——冬季漫长的夜晚里，他坐在这里伴随着它们那么长的时间。但是，他表示他还没有说完。
我请他继续说，然后他抓着我的胳膊，慢慢地说出了这番话。
“在那件事情发生后的6个小时里，这条线路上令人难忘的事故发生了，10个小时后，伤者和死者从那个人站立的地方被抬出隧道。”
一阵可怕的颤抖爬满我的全身，我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抗拒着。我回答道，不可否认，这是一个巧合，想要以此来影响他的想法。但我必须承认一点，于是我又说（因为我看出他要用反对意见来对我施压），具有常识的人不会允许生活中发生这么多的巧合。
他又一次表示他还没有说完。
我又一次请他继续他要说的话。
“还有，”他说，再一次抓着我的胳膊，眼神空洞地向上方看，“就发生在一年前。六七个月过去了，我已经从惊讶和震惊中恢复过来，然而一个早晨，天刚刚亮的时候，我站在门边，在红灯旁边又看到了那个鬼影。”他停了下来，眼神定定地看着我。
“他大声叫喊着？”
“不。他很安静。”
“他挥舞胳膊了？”
“没有。他靠在灯杆上，双手捂住脸，像这样。”
我看他做着动作，那是一个悲恸的动作。我曾经在坟墓的石像上看到过这种动作。
“你向他走过去了？”
“我走回屋里坐下来，一部分是想要试着整理我的思绪，一部分是因为他让我觉得头晕。当我再次走出门时，天色已经大亮，那个鬼影也不见了。”
“随后有没有事情发生？有没有事情出现？”
他的双手扣紧了我的胳膊，坚强地点着头说：“那天，当一列火车从隧道里出来的时候，我注意到在我这一边的一个火车窗口上好像有一堆模糊的头和手臂在挥舞着。我刚看到这些就向驾驶员示意停车，他切断火车动力，拉下刹车，但是火车从这里滑行出去150码或更远的距离。我跟在车后面跑的时候，听见了可怕的叫声和哭声。一位年轻女士刚刚在其中一节车厢里死了，尸体后来被搬到这里，就放在你我之间的这块地板上。”
当我看着他指的那块地板时，我不禁把自己的椅子往后挪了挪。
“真的，先生，这是真的。它就是这么发生的，所以我才告诉你。”
我想不出要说什么，而且嘴巴顿时发干，风和电报线都为这个故事发出长长的悲鸣。
他又继续说：“现在，先生，看看这些吧，我的精神受着怎样的折磨。一个星期前，鬼影又回来了。从那时起，他就不时地出现在那里，一阵一阵的。”
“在灯旁边？”
“在危险指示灯旁边。”
“看上去他想干什么？”
“他重复着之前的那个姿势——好像在说‘看在上帝的分上，扫清道路’。”他接着说，“我因为他而无法平复自己。他冲着我大喊‘下面！当心’，并以一种极度痛苦的姿态持续了好几分钟，他站在那里冲我挥手。他还晃我的铃铛——”
我抓住了那句话：“我昨晚在这儿的时候他是不是摇动你的铃铛了，然后你走到门口？”
“两次。”
“为什么？看，你的幻想是怎么误导你的。我的眼睛就看着那铃铛，我的耳朵也听着那个铃铛的声音，而且我是一个大活人，它在那时候根本就没有响。没有，其他时候也没有响。车站因为正常事宜联系你的时候，铃铛才会响。”
他摇着头，“我从没有犯过那样的错，先生。我从没有混淆过鬼影摇晃的铃铛和人摇晃的铃铛。鬼铃声是一种奇怪的震动，没有其他任何东西触动它，我没有说铃铛就在眼前晃动。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没有听到，但是我听到了。”
“那么，当你向外面看的时候，鬼影在吗？”
“他就在那里。”
“两次都在？”
他肯定地回答：“两次。”
“你愿不愿意现在陪我到门口一起看一看？”
他咬着上嘴唇，好像有些不愿意，但还是站了起来。我打开门，站在台阶上，他站在门道里——危险指示灯就在那里，那边是阴沉的隧道口，另一头是高高的、湿漉漉的石头小路。
“你看到他了吗？”我问他，特别观察着他的面部表情。他的眼睛看向前方，特别紧张，但是并不比我看向指示灯的眼神紧张多少。
“没有，”他回答，“他不在那里。”
“同意。”我说。
我们走了回来，关上门，坐了下来。当他以一种十分肯定的口吻重新拾起话题时，我正在考虑怎样才能最好地发展这一优势——如果这可以被称为一种优势的话——来假定我们之间可能根本不存在什么问题。
“现在您就可以完全理解了，先生，”他说，“困扰我的就是这个问题，这个鬼影意味着什么？”
我告诉他，我不确定是否完全理解了。
“这个鬼影又要警示什么？”他沉思着，眼睛盯着火堆，偶尔看我一眼，“这次的危险是什么？在哪里？这条线路上的什么地方存在着危险。某个可怕的事故将要发生，毫无疑问，这是第三次警示。这一残酷的事实常常浮现在我脑中，我该怎么办？”
他掏出手帕，擦去前额上的汗水。
“如果我向铁路的某一个或者两个方向都发出电报示警，我将无法说明警示的原因，他们会认为我疯了。事情会像这样，信息：‘危险！注意！’回答：‘什么危险？在哪里？’信息：‘不知道。不过，看在上帝的分上，注意！’他们会把我给撤换了，除此之外他们还能做什么？”
他的痛苦显而易见，这是一个精神上受到折磨的男人，他承担着一种无法说清的对生命的责任。
“当那个鬼影第一次站在危险警示灯下的时候，”他接着说，并把他的黑色头发抚向脑后，双手交叉着，处于极度悲伤之中，“为什么不告诉我那个事故将在哪儿发生，如果它注定要发生的话？他第二次出现的时候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她会死，让他们把她留在家中’？如果他来的那两次只是为了告诉我他的警告是真实的，而且让我准备着即将到来的第三次，那么他为什么现在不明白地告诉我呢？哦，上帝，救救我吧！在这个孤独小站里的可怜的信号员！我为什么不去告诉那些能够让人们相信的而且有能力采取行动的人呢？”
当我看到他这样的时候，我知道为了他也为了大家的安全，我此时要做的就是让他的情绪稳定下来。因此，我把我们之间一切有关真实或不真实的问题都抛在一边，对他说不论是撤换了谁都不会做得更好，而且至少他完全理解了自己的责任，尽管他没能领会这些复杂的现象。
在这一点上，我比自己想象的还要成功地将他从自我负罪感中解脱出来。他冷静下来，随着夜越来越深，他的岗位要求他更加集中注意力。我在凌晨两点离开他那里，我曾经提出来要留一整夜，但是他没有接受我的意见。
我走在小路上的时候，不止一次地回头看那红色的灯光，我没有理由忽视这一点——我不喜欢红色灯光，而且我也不喜欢那两件事故的结局，还有那个女士的死亡。我同样没有理由去忽视这一切。
但是我考虑最多的还是在我得知了这些事情之后该做些什么？我已经知道这个男人是聪明、谨慎的了，但是他能在那样的精神状态下保持多久呢？尽管职务低下，他还是坚守着最为重要的信念，那么我（打个比方）是否愿意将我自己的性命押在他还能够继续履行职责的偶然性上呢？
我无法克制地感觉到在我和他的交谈中有一些不确定的内容，甚至他自己都未能明白。作为一种折中方法，我最终决定提出来陪他（或者能够暂时保守他的秘密）去我们那个地区最好的医生那里，听一听医生的意见。第二天晚上，他的值班时间改变了，他告诉我，在日出前一两个小时他就下班了，日落之后才会再上班。因此，我和他约定再次去探望他。
第二天晚上是一个可爱的夜晚，我早早地出了门，一边走一边欣赏夜色。当我穿越那条小路旁边的田野时，太阳还没有完全落下去。我大约散步了一小时，对自己说——走半个小时，然后花半个小时回去，那就正好来得及去信号人那里。
在我开始散步前，我站在山崖边，向下看去，第一眼就看到了他。我无法描述我产生的那种颤抖，在隧道口，我看到一个男人的身影，他用左手的衣袖蒙着眼睛，疯狂地挥舞着他的右手。
占据我内心的无名恐惧立刻消失了，因为在这一刻我看到那个男人的身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而且旁边还有一小群其他人，似乎他在向他们重复着他所做的动作。危险警示灯并没有亮起，灯杆对面用木桩和防水油布支撑起一个全新的低矮棚屋，它看上去并不比一张床大多少。
我无法抑制地感觉到出了什么事，我以最快的速度跑下了那条小路。
“发生了什么事？”我问那些人。
“信号人今天早晨死了，先生。”
“是不是住在那间棚屋的人？”
“是的，先生。”
“是不是我认识的那个人？”
“如果你认识他的话，你会认出他来的，先生，他的面容非常沉静。”其中一个人说，庄严地脱下了他的帽子，然后掀起油布的一端。
“哦，这是怎么发生的，这是怎么发生的？”油布重新盖上，我不停地问着他们。
“他被一辆列车碾过，先生。在英格兰没有人比他更了解他的工作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注意到开过来的列车。那是白天，他打亮了信号灯，手中提着他的小灯。列车从隧道出来的时候，他背对着车，然后车就从他身上碾过去了。开车的人诉说了事情的经过。说给这位绅士听，汤姆。”
那个人穿着黑色衣服，重新走回隧道口处他原先站立的地方。
“从隧道弯口拐出来，先生，我看见他站在隧道尽头，就像我从一架望远镜中看到他一样。那时已经没有时间控制速度了，我知道他一向很小心，但他看上去好像没有注意到汽笛，于是我们经过他的时候我就把汽笛关了，然后尽力向他大声呼喊。”
“你说了些什么？”
“我说：‘下面！小心！小心！看在上帝的分上，扫清道路！’”
我惊跳起来。
“啊！那真是可怕的时刻，先生。我一直不停地对他大喊着，我用一只手捂着眼睛不敢再看，另一只手一直挥舞示意，但是都没有用。”
没有再多听这样的描述，我就打断了他，说出了其中的巧合，不仅仅是这个可怜的信号人向我重复提起的、困扰他的那些话，还包含我自己加上去的话和我脑中他模仿的那个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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