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人刘铁云
在楚州文联，孟老一进门就对文联的同志说，九月份有刘鹗逝世100周年的纪念日，想请你们关注。
老孟的话一直在我的心中，真的让我不仅关注而且阅读了这个“奇士负奇才，一卷记游，能以文奇名后世”的刘鹗（字铁云，1857年—1909年）。
刘铁云故居坐落在淮安（今楚州）的勺湖之滨东南侧。刘铁云原籍镇江丹徒，也许历史上的淮安曾是漕运枢纽、盐运要冲，驻有漕运总督府，且处鼎盛时，与苏州、杭州、扬州并称为运河沿线的“四大都市”的原因，刘铁云母亲朱氏将积聚数十年的命妇“汤沐钱”于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和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买得淮安高公桥西街廖姓的房子（原为明代漕运总督朱大典宅）和一些田，移居于此，并将刘铁云带此读书。刘成忠（子恕）公于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辞官之后，也与家人一起居住淮安。
刘铁云出身于封建官宦人家，其父刘成忠与李鸿章是同年进士，后来曾任京中御史、河南知府与道台。刘铁云是家中老幺，七岁读书，从小散漫，聪明过人，喜杂学，什么医学、数学、乐律、方技、词章等，学一行精一行，尤其是治河、经商，他特别感兴趣，唯独不爱读四书五经。刘铁云虽为客籍，但与淮安人关系密切，友情深厚，还将淮安认为故乡。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五月赴苏州，秋至南京应试，落第后又回淮安。
科举落榜的刘铁云，从此便无意仕途，热衷于经商。作为官宦子弟的刘铁云要下海经商，这在当时也算是惊世骇俗之举。刘铁云先后在淮安开过烟草店、在扬州开过诊所、在上海开过印刷厂，但是开一家赔一家，他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如此蹉跎到了31岁（公元1887年）。
这一年，开封、郑州段黄河决口，几位治河官员都束手无策，清政府调来了广东巡抚吴大澄。吴大澄与刘铁云的父亲刘成忠有旧交。刘成忠曾在开封当过知府，还将自己的治河经验写成了书，叫《河防刍议》。刘铁云喜好水利，研读过此书，他认为是施展身手的好机会。
刘铁云关闭了上海的印刷厂，北上投奔吴大澄，出任河督局提调官。刘鹗不辞辛劳，身临一线，“短衣匹马，与徒役杂作”，其“束水攻沙”的方略大获成功。
治理黄河成功后，吴大澄聘请刘铁云担任“豫、直、鲁三省黄河图”提调，以协调黄河下游各省的统一治河。刘铁云忙活了近一年，天天“与波涛相出没”，并因此得到山东两任巡抚张曜、福润的赏识。后来经福润两次推荐，刘鹗终于在1895年进了总理衙门。
刘铁云在社会公众中获得极为广泛的知名度，则是因为他是《老残游记》这部清末著名谴责小说的作者。他从未写过小说，但一出手便不同凡响。这部小说在思想上比较复杂，而在人物刻画和艺术描绘上都达到很高水平。胡适认为：“无论写人写景，作者都不肯用套语滥调，总想镕铸新词，作实地的描绘。在这一点上，这部书可算是前无古人了。”鲁迅也说他“叙景状物，时有可观”。
《老残游记》全书共二十回，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发表于《绣像小说》半月刊上，到十三回因故中止，后重载于《天津日日新闻》，始全。原署鸿都百炼生著。
据说，他是为了资助一个哥儿们——钱塘（今杭州）人连梦青。连与湖南“自立军”首领沈荩交情很深。在统治者看来，“自立军”妄图颠覆大清政权，是当时不折不扣的反动组织。沈荩被捕后，被棍棒活活打死。据说是慈禧太后亲自下的令。连梦青受沈案牵连，也遭迫害，多亏西方使馆帮助，他从北京逃到上海，在报社做记者，勉强糊口。稿费是连梦青的唯一生活来源，但入不敷出。刘铁云想帮他，可他性格孤傲，拒不接受钱财。刘铁云便想写本小说送他，由他卖给商务印书馆的《绣像小说》，得些稿费赡养家中老母。
小说的故事以山东为背景，这与刘铁云在1887年协助吴大澄在山东治黄河水患有关。他用“束水攻沙”方法，控制黄河泛滥后，又负责测绘了河南、河北与山东三省的黄河水道。在与波涛相出没的日子里，他熟悉了河北与山东境内的地形地貌与风物人情，自然也目睹了无数庄宫保这样的所谓官员。因此，当吴因治河成功向朝廷保荐其道员之职时，刘铁云则称这次投效河工，“实出于悲悯一念，初非家食不足也”。这段人生经历被他艺术化地表现在作品中了。
老残可以说是中国有别于传统旧式士子的“第一个现代型知识分子”，他凭“脑力劳动”“自主自力”，有机会进入“上层官场而拒绝进入，这在以往文学作品里从来没有出现过”。
老残这一个新型人物形象的问世，正是刘铁云人生理想的一种反映。自19世纪80年代始，深重的民族危机与政府的昏聩腐败，使当时中国有识之士中呼喊改革的声浪此起彼伏。1895年后，一批在政体内的有识之士义无反顾抛弃了传统士大夫的人生道路，下海从事实业救国，如同治状元陆润庠开办“苏经丝厂”和“苏经纱厂”，咸丰状元孙家鼐在安阳办“广益纱厂”，张謇在南通办“通州大生纱厂”，都是显例。刘铁云也是这睁眼看世界的人群中的一员。他一生走的是老残的道路，不进入已失望的政治体制，而凭借自己的脑力、眼光，自立自主以安身立命。老残的形象透出了一种崭新的时代气息。但真正生活中的老残——刘铁云就没有小说人物那样潇洒自在了。俗云“早叫的鸡没有好下场”，刘铁云也是一例吧。
刘铁云性嗜金石、碑帖、字画及善本书籍，1895年居上海时，收购铜器，已“聚古器数十”。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社会秩序大乱，一些古物收藏家纷纷出手藏品，此时刘铁云所收鼎彝、碑帖、字画及善本书籍甚多。而且殷墟甲骨文发现以后，他大量购藏并进行研究，对甲骨学的草创时期做出了重大贡献。
刘铁云集中和保存了大量资料。1902年10月，王懿荣之子王翰甫为还清旧债，将王氏生前所藏甲骨大部分卖给了刘铁云。此外，刘铁云又收得方若所藏300余片，又经得古董商赵执斋之手购入3000余片，刘铁云之子大绅又亲往河南收得1000多片，总计前后共收得甲骨5000多片，成为早期出土甲骨的著名收藏家，对甲骨资料的保存和集中做出了重大贡献。
刘铁云积极刊布甲骨文资料，推动了甲骨学研究。他1903年出版的《铁云藏龟》一书，是甲骨学史上的第一部著录。从此，甲骨文从由只供少数学者在书斋里观赏、摩挲的“古董”，变为可资社会上广大学者研究的珍贵史料，从而扩大了甲骨文的流传范围，促进了甲骨学的研究。虽然《铁云藏龟》一书因拓印不精，并收人了少量伪片，但此书收入的资料，直到现在，还是甲骨学研究的重要书籍。刘铁云率先将甲骨文材料拓印出版，在甲骨学史上有开创之功。
在甲骨文的研究方面，刘铁云也很有见地，他第一个提出甲骨文是“殷人刀笔文字”，其见解最终被其后的研究成果所证明。刘鹗和罗振玉是儿女亲家，二人共同致力于甲骨文研究，把这一研究推向新的高度。
刘铁云是近代较早把眼光注意到西方世界的中国人。在西方文明潮水般涌入的情况下，他为清王朝开出的“扶衰振敝”的药方是，借用外国资本兴办实业，筑路开矿，使民众摆脱贫困，国家逐步走向富强。但是，刘铁云只是因治河成绩而被保荐到总理衙门的微员，级别太低，根本无力改变清廷决策。“晋矿开则民得养，而国可富也。国无素蓄，不如任欧人开之，我严定其制，令三十年而全矿路归我。如是，则彼之利在一时，而我之利在百世矣。”这是他给另一个淮安人罗振玉信中的话。由此信可见他的思想的前卫。其实，如今的改革开放政策，很多正是当年刘鹗想为而无力为之的。
甲午战败之后，全国要求加快改革开放的呼声很高。刘铁云顺应形势，以激进的改革者面貌出现。20世纪初，铁路是一项新兴的朝阳产业，有点像前十年中国的高速公路，可以说是方兴未艾。从江南铺设到天津的铁路，历史上还曾有过津镇铁路和津浦铁路之争。
建设镇江到天津铁路的设想，最先就是由刘铁云提出来的。刘铁云当时的职务是江苏省的候补知府。1895年，他上书给直隶总督王文忠，倡议修建一条大体上依傍着大运河的铁路，从镇江开始，向北经扬州、高邮、宝应、淮阴等地，过济南一直到天津。
在近代中国的文化史上，刘铁云绝对算得上一位奇才。论文学，一本不厚的《老残游记》名列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首；论学术，一本《铁云藏龟》开中国甲骨文研究的先河；在《铁云藏龟》1903年成书后，次年又编印了《铁云藏陶（附泥封）》。但《铁云藏货》在他生前未曾面世，当代古文字、古钱币专家郭若愚先生在上世纪60年代，于即将送造纸厂的旧书废纸中发现了原拓本，这才抢救出来，1986年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铁云藏印》也未曾印刷成书，是用所收原印直接钤印于笺纸上，汇订成册，数量极少。他所收的古玩旧籍数以千计，包括若干宋版书，在他身后大都被没收或散失了。刘铁云甚至还是一个算学家。就在他参与黄河河工，编写黄河三书大致同时，他还写了两部算学著作：《弧角三术》《天元勾股考》。经当代数学专家用现代几何对《天元勾股考》中之算题核对，刘著所得答案正确无误。论政绩，光绪十四年治理黄河郑州段的决口，让他闻名全国并以专家型知府步入政坛。但是，刘铁云的结局是悲惨的。他的《老残游记》自序中的那千古奇论，竟成了对他自己的预言：“人品之高下，以其哭泣之多寡为衡。盖哭泣者，灵性之象也，有一份灵性，即有一份哭泣。”
1908年，进了军机处掌握大权袁世凯为报宿怨，罗织罪名，以刘铁云“擅散太仓粟”及“浦口购地”为由，密电两江总督端方将他逮捕，并流放新疆。这正如蒲松龄感叹的那样：覆盆之下多沉冤！
刘铁云与袁世凯曾在山东巡府张曜麾下共事过，袁为自己长久不被重用，曾请刘向张请求提拔任用的事，而张却认为袁“才可爱而性未定，资可造而识未纯”，没有同意袁的要求，因此袁世凯以为刘铁云不肯为他出力，一直怀恨在心。
所谓“擅散太仓粟”，本是刘铁云救民于水火的善举。原来，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时，清廷西逃，老百姓饥寒交迫，刘铁云作为南方一个救济善会的代表，冒险进北京，不仅开办施医局、掩埋局等，还设法收购了俄军占领的粮仓，开仓施赈，救助了大量灾民。所谓“浦口购地”，更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刘铁云预见浦口“来日必为商货吐纳地”，故与亲戚集资购买浦口一带土地。津浦铁路修建以后，浦口适为铁路终点。果不出刘铁云的预料，浦口地价飞涨。浦口的一个官僚见有利可图，遂想强买刘铁云购得之地，但遭到刘铁云拒绝。
流放到新疆一年后，即1909年8月23日，刘铁云便中风而死，年仅53岁。他虽然没赶上两年后发生的辛亥革命，但是，大清国也同样急性中风而亡，应了他在《老残游记》自叙里所说的：“棋局已残，吾人将老，欲不哭泣也得乎？”
状元楼前思沈坤
每当来到状元楼前，我总会生出许多的想与思。在淮安，状元楼之名，是因状元沈坤而来。
沈坤，淮安河下镇人，字柏生，一字伯载，号十洲，是淮安历史上的第一个状元。他家祖籍昆山，自曾祖辈来淮。他的曾祖父叫沈澄，祖父叫沈蕙，父亲叫沈炜。
沈坤一生中最大的业绩不是读书做官，不是中状元、做翰林，而是抗倭。
倭寇之患从元末明初开始。朱元璋建立明朝的时候，日本正处于封建割据的南北朝时代。早在元顺帝至元二年（公元1336年），日本打进京都的足利尊氏废黜了后醍醐天皇，另立天皇，自任征夷大将军，设幕府于京都。后醍醐天皇南逃吉野，建立朝廷，史称南朝，在京都的朝廷被称为北朝。后醍醐天皇为了恢复王权，推翻幕府，派他的儿子在九州设征西府。除了南、北两个朝廷外，还有许多割据势力。他们掠夺财富，除互相争战之外，还常常支持和勾结海盗商人骚扰和掳掠中国沿海地区。
朱元璋即位后，连续派使者到日本，以恢复两国关系，更重要的是为了消弥倭患。但由于日本处于分裂对抗状态，几次派使都毫无结果，倭寇侵扰日渐繁复。北起山东，南到福建，到处受到劫掠。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北朝统一日本。南朝的武士、失意政客和浪人失去了依托，于是流落海上，盘踞海岛，形成了一股不小的力量，不时侵扰中国沿海，造成洪武末年日渐炽盛的倭患……
至嘉靖时期，随着东南沿海一带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沿海一带私人经营的海上贸易也十分活跃。一些海商大贾、浙闽大姓为了牟取暴利，不顾朝廷的海禁命令，和“番舶夷商”相互贩卖货物，他们成群分党，形成海上武装走私集团，有的甚至亡命海外，勾结日本各岛的倭寇，于沿海劫掠。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明朝派朱绔巡抚浙江，兼提督福建军务，朱绔到任后，封锁海面，击杀了通倭的李光头等96人。朱绔的海禁触犯了通倭的官僚、豪富的利益，他们指使在朝的官僚攻击朱绔擅杀，结果朱绔被迫自杀。从此，罢巡视大臣不设，朝中朝外，不敢再提海禁之事。倭寇更加猖獗起来。
我想，这里有官商勾结与黑社会问题，但无论是官商勾结还是黑社会，最终还是内鬼在作祟。内鬼者，除了经济间谍外，大概就是找代言人，自古至今从未断绝。
当时的淮安，建制为府，辖九县、二州。它东西扼黄淮入海之要冲，南北据运河漕运之中枢。大学士丘浚过淮安时曾作了“十里朱旗两岸舟，夜深歌舞几曾休。扬州千载繁华景，移在西湖嘴上头”的诗，可想这儿当年是何等繁荣热闹了。当然，繁荣之地必然成为倭寇抢掠的首选目标。
倭寇闹得最凶的是沈坤在家丁母忧的那几年。嘉靖三十四年五月，倭寇由日照南来，经赣榆、沭阳、桃源，至清河，“流害千里，杀戳千余。”三十五年秋，沈坤刚到家，倭寇就在瓜洲焚烧了一批漕运的官船。第二年春天，倭寇又从如皋、海门上来，抢掠南通、扬州、高邮、宝应、淮安。倭警不断，偏又不断闹水灾，淮安人民极端困苦。淮安当时驻扎着淮安、大河两个卫（邳州卫、宽河卫已调驻邳州和辽东），淮安卫七个千户所，大河卫五个，按编制兵力应有一万三千余人。而且还有镇守淮安的总兵、参将，军事力量算得是雄厚的，抵御这些小股倭寇，应该说是绰绰有余的。但因为政治腐败，又缺少应有的训练，这些官兵根本不能打仗，临阵一触即溃。本来漕运总督兼淮安、风阳、庐州、扬州四府巡抚，这里发生军事问题，照例须领兵打仗。由于倭警，为了保证漕运畅通，漕运总督根本顾不上巡抚地方，更谈不上组织抗倭了。因此，朝廷又单设淮安巡抚，指派李遂来淮任职，专门进行抗倭。李遂虽善于用兵，但也经常失利，这使淮安人民失望，人们希望能有一位英雄率领一支神兵来救国安民。
面对这一现实，沈坤十分感慨，他既痛恨官兵之腐败无能，又无限同情家乡人民所遭受的灾苦。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感到这正是为国家为民族出力的时候。他在安葬了父母以后，就毅然决定，拿出他家全部积蓄，变卖了家产，树起抗倭大旗。他招募了一千多名青壮年，亲自组织训练成一支英勇善战的抗倭乡兵。因为打仗时“官兵且却”，而他则“亲当矢石”，上行下效，将勇兵猛，屡打胜仗，人们便亲切地称他的军队为“状元兵”。
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四月，倭寇由吴淞流窜南通狼山，北犯山阳马逻（今苏咀镇境内），直至郡城东之樱桃园（在今城东乡境内），惨杀军民无算。内有一酋，身长九尺，头大如瓮，手挥双刀，骁勇异常，官兵大河卫萧指挥，苏千户与之作战，皆战死阵前。后来状元兵增援上来，终于打退倭寇。其中有一支倭寇向淮安城西逃走，沈坤率状元兵紧追不放，一直追到金牛墩，终于将这股倭寇消灭。而大部倭寇退据庙湾，复又向淮安窜犯，淮安全城官兵、百姓都非常恐慌，所有城门都日夜关闭。当时李遂的人马有五万七千余人，分成十七个大营，李遂的儿子李材也在军营中，另募兵勇三千，加上沈坤的状元兵，兵力是很强大的。只是官兵庸碌无能，临阵着慌，所以不容易打胜仗。沈坤提出一个建议，倭寇由东面来犯，必从姚家荡（今顺河乡境内）经过，我们可以在那里打一个伏击战，定能一举全歼倭寇。巡抚李遂很赞成这个意见，立即与沈坤研究作战计划，分兵悄悄地埋伏于姚家荡的各个隘口，形成一个很大的口袋阵。四月十九，倭寇果进入姚家荡伏击圈，从寅时战到申、酉时，斩杀倭寇四百七十八人。倭寇退到姚庄，我军纵火焚庄，又杀贼二百七十余人。倭寇又逃往陈庄，复追赶斩杀七十四人，余倭退守庙湾而去。海道副使刘景韶督兵追击，水陆兵四面环攻庙湾，通政使唐顺之参加督战。李遂又调胡宗宪召募的山东兵二千五百人参战，几方面的人马合围作战，终于在五月廿四日夜全歼余倭，北方倭寇从此平定下来了。
妖怪捧出武器炫耀：“这是文曲星的翻天覆地生花笔，俗称刀笔是也。”悟空听罢落荒而逃……这是《西游记》中的一段描写。刀笔者，阴险小人也。神通广大的孙悟空怕刀笔，而沈坤的命却送在了刀笔上。
抗倭一结束，李遂立即被调任南京兵部侍郎。他走以后，积极向皇帝推荐抗倭有功的沈坤。他在奏疏中说沈坤“才兼经略，功收御侮”。嘉靖三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嘉靖皇帝下达圣旨，任命沈坤为北京国子监祭酒。
把货物从此地运至彼地，马拉或驴驮，让商人来决定，很简单，有马用马，有驴用驴，驴马都有就一块儿用。可这事放在官场，就复杂了：甲说用马气派速度快，强调的是形象性、政治性；乙说用驴实在成本小，侧重的是可行性、务实性。双方会形成不同主张的交锋。主张不同有什么要紧吗？要紧得很。主张被采用落实，这是跟见识好、才干优、水平高连在一起的，反之就意味着见识、才能、水平低、差、劣。人是“面子”动物，官场人物更是视面子为生命。主张被否的一方，顿时会觉得自己被“弄了难堪”，心胸不够宽的，就跟对方结了怨。
之所以写这段话，是因为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春，沈坤母丧刚尽，尚未及赴京上任，南京山东道御史林润已有本劾奏云：新改国子监祭酒沈坤，居乡横暴，擅用非刑，有聚众不轨之谋。三月，沈坤竟被拷死狱中。
谁与沈坤有私怨呢？这话说起来就长了。
淮安当时有两座城，即新城和旧城，两城互不相连，中间隔有一条狭长的空地，有一条大河从中流过，它本是漕运的通道，即大运河的一段，运河改道城西以后，它的两岸仍很繁华。因为闹倭寇，就变十分萧条了。两城相距不远，对过相望，保卫起来战线长，兵力分散，因此，沈坤建议，从东西两头增筑城墙，将新旧两城连结起来，防倭时可以统一部署兵力，南北呼应，首尾相连。这个建议立即得漕运总督章焕的赞成。经请示朝廷同意以后，立即动手筑城，并且很快就筑好了。新筑成的城俗称联城，又名夹城，章焕又给它命了一个美名“玉带城”，并请人绘制一幅联城图，设宴犒劳有功人员，庆贺一番。沈坤给城的命名又有不同，名此城为：“备倭城”，东西门均曰“天衢门”，旱北门（在西天衢门北）叫“平倭门。”从此三城联成一体，使淮安三城环环相接的特殊的古城结构得以完成定型并保存下来。联城建好以后，他就将状元兵的大营移驻联城里去。在里面另辟广场，训练乡兵。
当时淮安府知府范槚，他与沈坤有很大的矛盾，这些矛盾就在这筑城当中产生的。沈坤提议筑联城，他坚决反对，但因有漕运总督的态度，有朝廷的圣旨，他无回转之力。他对朝廷，对漕运总督无可奈何，就将这怨恨结在了沈坤身上。
中国有一句谚语“出头的椽子先烂”。当一个人获得成功并超越了别人的时候，他们身边的人不是想怎么奋起直追，而是首先想怎么把他拖下来。这其实是一种深度扭曲的自卑心理所致。在沈坤组织状元兵抗倭时，范槚就很忌妒，甚至做出了干扰之事。当然喽，打出的牌子是很漂亮的。如，说状元兵杀死邳州来的三个邮卒，范槚竟派兵围住沈坤的府第，捉走了状元兵三百余人；如，诬蔑沈坤对他范槚“恨公切骨，阴谋刺公”。因为他范槚事先得到情报，有了预防，才未能得手；还污蔑沈坤补任北祭酒，是由于他向权臣行贿的，希望能早点脱身离开淮安……据范的墓志铭云，范槚为了显示他是公正的，在朝廷派人调查时，他还装出一副严肃的面孔，“焚香誓神，引囚七百鞠之，得实以报。”
人们都知道秦桧是主和派人物，却不知道他原来是坚定的主战派人物，为什么会在南宋偏安江南后摇身一变，成为死心塌地的主和派呢？《宋史·秦桧传》的一段记载颇为意味深长：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十月，一次退朝后，秦桧独自留了下来，对高宗赵构说：群臣对战与和意见不统一，无法决策，如果陛下决定要议和，就请陛下专门和我讨论，不要让大臣们瞎掺和了。高宗不假思索就同意了。秦桧又说：这样怕还是有问题，请陛下考虑三天再作定夺。过了三天，秦桧又独自留了下来，高宗进一步表明了要议和的决心。秦桧还是觉得心里不踏实，说：请陛下再考虑三天。又过了三天，两人再次单独见面，秦桧终于确认高宗的议和之心坚定不移，这才正式写下奏章，要求确定议和大计，不许群臣持不同意见。
这段记载充分证明，南宋朝廷弃战主和的主心骨是高宗赵构，而秦桧不过是号准了主子的脉搏，从而果断地跳到前台为之奔走呼号的得力干将。至于他在此后大肆斥黜忠良、陷害主战派将领，搞得朝中乌烟瘴气、奸佞横行，那都是为了坚定主和大计而付出的巨大代价。若论罪魁祸首，当推高宗赵构，秦桧其实只是在替皇上背黑锅而已。
其实，制造冤狱的主要人物给事中胡应嘉也是代人受过挨骂的秦桧式人物，而真正的罪魁祸首却是淮安府知府范槚。所不同的是，秦桧是代皇帝受过，而胡应嘉则是代淮安知府受过。试想，他胡应嘉的给事中职位，是在淮安府中的言官，官七品，就像现在的市级政府一部门的头，他要在淮安府混，就得与主官搞好关系，甚至得看主官眼色行事。当然，他要参副部级沈坤的本，依据中国人的做事潜规则，绝对是经过范槚知府的同意的，至少默许。
沈坤的“状元兵”抗倭的胜利对地方官来讲本来是一件好事。可有私怨的人不是这样看的。因为私怨是骨头里的仇。范槚他们认为你沈坤京官怎么样，级别比我高又怎么样，你在我这块地盘还能从我们手中逃脱！于是他们就利用沈坤执法过严，时令鞭笞士卒及“以兵法部署其宾客子弟，人多怨之”的弱点，撰出谣言，造成冤狱。
其实，《世宗实录》卷482中对这件事的原委有公平的记载：“坤素跌宕负气，不能谐俗。倭犯江北，诸文武吏望风奔溃，坤督率邻里，保所居淮安新城。远近依附者众，坤遂以军法部署防御，有犯令者辄榜笞之。故所居虽赖以保全，而被其榜笞者，亦遂生怨恨。中有给事中胡应嘉宗党，及府县儒学生一二人。应嘉与坤有隙，又性险狠，遂与诸生撰为谣言，构之于御史林润。疏劾之，应嘉与范槚复从旁力证，然皆流谤无指实。及坤逮至，竟拷死狱中，士论冤之。”这是皇家著作，应该说是最能反映沈坤案的真实性。然而，人死案了，竟没有人再理沈坤事。
被狗咬过的人，大都把仇记恨在主人身上，而主人又一古脑把责任全推到狗身上。
沈坤死后，那个构陷者胡应嘉落了个骂名，《明史》称他“悻悻好搏击，议者颇以倾危目之。”隆庆元年（公元1566年）被削职为民，后改外调，最后仍死于打小报告上。
那个“持其狱甚坚”的淮安知府范槚，据说还是范仲淹的后裔。据阮葵生《茶余客话》卷二十记载，“范本才吏，公事之暇好读书，延接诸生，讲学论文。淮郡徭役繁重，自范莅任，民隐悉上达。后缘沈祭酒之狱，声名大损。告归浙东，居一小楼，终岁不下，著书力辟五龙溪讲学。”
长期的抗倭斗争，全国不只出了沈坤，还涌现了一批抗倭名将和民族英雄。人们所熟知的戚继光、谭纶、余大猷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沈坤与戚继光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戚继光自己训练了一支民兵，作战极为勇敢，称之为“戚家军”。沈坤也散家赀募集乡勇，亲自训练成一支千人的乡兵，时人称之为“状元兵”。戚继光在抗倭胜利以后，遭到排挤打击，以致被罢官，沈坤于抗倭胜利以后，被人诬陷，瘐死诏狱。戚继光、余大猷等人的事迹，被载入史册，后来又有专书介绍，因而历来为人们熟知，而沈坤的事迹，却因种种原因，未能载入正史。
沈坤的悲怆，是中国封建政治机制运作特点的集中体现：小人赢而君子输。其实，历史上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战国晚期赵国的名将廉颇、李牧，当年曾戎马倥偬，南征北战，为赵国的强盛立下过多么大的功劳，可是让赵王身边的宠臣郭开、韩仓等人一玩手脚，便处处碰壁，大祸临头，一个仓皇逃命，流亡到异国他乡当“寓公”，在百无聊赖中郁郁而终；另一个不幸遇害，抱恨终生。又如燕国名将乐毅，统帅五国联军伐齐，攻克齐国城池70余座，几亡齐国，为燕国一洗昔日遭齐入侵之国耻，功勋盖世。可是让燕惠王身边的小人一挑拨、一捣鼓，即刻便有性命之虞，没奈何只好逃亡赵国，其彻底平定齐地的夙愿就此付诸东流……
中国过去有句老话“人死灯灭”，我发现其实严重不对。对沈坤，应该改成“人死灯耀”。沈坤，按世俗眼光，是一个罪犯身。然而，在那么多被朝廷加封、表彰的显赫权贵被人忘记的情况下，而对他，淮安人却一直不忘，一代代的纪念。
沈坤的影响虽然没岳飞大，但其情形却很相似。岳飞死于“莫须有”。而，岳飞，他忠的、义的、孝的是国家、民族和母亲。他背上背着的是他母亲为他刺的“尽忠报国”。岳飞死了，死于奸佞和他要效忠的皇帝，他死后留给人们的是“还我河山。”
而沈坤，当时是为母守孝在家的。为母守孝，这是孝；拿出他家全部积蓄，还变卖了家产，树起抗倭大旗，这是忠。抗倭的功绩更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他虽是保家，其实更是卫国；他是在无限同情人民所遭受的灾苦才如此做的，这又是义。人，心中都是有一把尺子的。无论历史上还是在今天，人们都有崇拜英雄的情结，崇拜岳飞崇拜沈坤这样尽忠尽孝的人物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
沈坤去世后，在朝廷对他没有说法的情况下，淮安人民在第二年就开始悼念他，死了三百多年，人们仍然十分怀念他，且通过各种形式纪念他。他永远活在淮安人的心中，状元楼就是见证。
状元楼在老淮安本有二处，一在河下竹巷，一在新城南门。河下竹巷状元楼，本是沈坤故居，在抗倭寇时，为了便于“昼以瞭望，夜以警察”，当时称此为“御倭屯瞭所”。为了保存沈坤的抗倭遗迹，人们把沈坤家附近的抗倭屯瞭望所改建成状元楼；新城状元楼即新城南门楼，为沈坤早年读书处。沈坤被诬瘐死，人们为了怀念他的抗倭功绩，便将其修好，也取名状元楼。后来新城状元楼圯了，河下的状元楼一修再修，清咸丰年间大修，曾留下这样一副对联：
倚马成文，上马杀贼；
国子师表，天子门生。
状元楼等遗迹毁于抗日战争，是侵入淮安的日本人犯下的又一罪行。日本鬼子毁楼的动机是“回报”抗倭英雄的，却让政府看到沈坤的力量。抗日初期，原三区区长宋琨（字文献），曾在“埋倭墩”处竖碑，曾在淮安地方小报《明报》上连载沈坤抗倭的文章，用以激发人们抵抗外族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
古城，历史上一代代留下了许多纪念沈坤的标志性建筑、故事、传说，甚至年画《门神》，画的也不是传说中的钟馗，而是沈坤，可见状元已经融入了淮安人的生活之中。
状元楼永远是古城人民心中的丰碑。状元楼在淮安就从来没有倒过。状元楼在人民的心中是永远不会倒的！
胯下桥前思韩信
陪同客人，我们在游览了漂母祠、韩侯钓台、“淮阴市”牌坊及韩侯祠后，来到兴文街中段，楚州区委东侧，一座奇特的桥前。该桥立在北侧的巷口，不是横在水陆，而是竖向天空，桥体不高，桥身仿佛人的两条腿。从桥下走过，仿佛经过胯下。
这就是有名的“胯下桥”。此桥始建于明万历年间，清同治丁卯年重建。站在胯下桥前，我的思绪在历史的尘埃中寻找那位将军——韩信。
韩信崛起于秦末，“胯下桥”记录了他未发迹时一段充满耻辱的经历。
韩信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父母，主要靠钓鱼换钱维持生活，屡屡遭到周围人的歧视和冷遇，经常受一位靠漂洗丝棉老妇人的周济。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韩信少年受辱，被屠户恶少逼迫胯下，并为市人讥笑的经过。
关于胯下受辱的原因，现在谁也无法说得清楚，但作为一个血性方刚的少年能从别人的胯下钻过，那确实是要有与常人不一般的气量。柏杨先生有个说法很有意思。他说，不要认为弯下膝盖就是懦弱，这其中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心胆俱裂，胆战心惊，丢掉了灵魂，“扑通”一声跪下来，这是懦夫；还有一种是先弯一下，然后往上一蹦——因为人只有蹲下来以后才能跳得高——如果是为了将来跳得高些蹲下来一下，这是英雄。
苏东坡有一篇文章叫做《留侯论》，论的是张良，不是韩信。但是《留侯论》开头的一段话我觉得用在韩信身上更准确：“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匹夫见辱，拔剑而起”，就是说那些普通人、小人物，受到一点侮辱以后，第一个反应就是拔刀子或者捅拳头。我说这个不算勇敢，这叫什么？这叫鲁莽，这叫盲动，不是真正的大智大勇。真正的大勇敢是什么呢？是“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突然面临一件什么事情，神色不变，不惊慌失措；别人无缘无故把一个罪名加在你身上也不生气，这才是君子之勇、英雄之勇、大丈夫之勇。为什么这么说呢？“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这样的人，他怀着远大的志向和理想，有长远的目标，他不会为眼前的这一点小是小非或小恩小怨鲁莽地盲动。韩信这个时候面临的选择是什么呢？要么杀了这个家伙，要么爬过去。杀了这家伙的结果是什么？要被杀头，将来远大的理想就不能够实现！
看来，韩信是英雄。他选择从胯下钻过去，随即站起来，掸了掸手上的尘土旁若无人地就走了，大有一去不复返的气势。其实，数年之后他又回来了。蹄声阵阵，旌旗呼呼。回来的韩信找到了昔日那位青年。此时，一切都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昔日的狂妄青年如今衣衫破旧，邋遢不堪，麻木的脸上满是惶恐，呆滞的目光中只剩下恐惧；跪下的双腿抖动不已，伏地的十指连连发颤。而韩信，当年的胯下少年如今身披金甲，满面威仪，目光深沉而威严。韩信看了看下跪的一家老小，半晌无语。一片死寂，死寂中搀杂着恐慌与死亡的气息，以及看客们的急躁与不安。
这时候的看客，也不敢发出半点的声响。提到看客，我们自然会想到鲁迅先生笔下众看客们。阿Q是我们最熟悉的鲁迅先生笔下的人物，当阿Q被送到断头台时，断头旁边站着一群跟蚂蚁似的张着嘴的看客。鲁迅先生笔下的另一个人物单四嫂同样也遭到看客们的冷遇。当单四嫂的儿子宝儿死的时候，巡警绑了白背心，来到街上示众，围观之人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几堵人墙，密不透风。鲁迅先生在《药》里曾经这样形容看客“领颈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似的，向上提着”。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有着上下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度，作为每一个中国人都会为之自豪。但伴随着文明历史的发展，其间却从没有间断过看客的身影。看客之所以被人们称之为看客，是因为他们只有对事件围观的兴趣，缺乏社会道德意识和责任感。
中国多的是看客。韩信想，在他被迫钻胯下的时候，也是这帮人在围观，且呼声一片，但却没有一个人出来解围，他们看的有滋有味，甚至在看后还要以此作为茶前饭后的谈资，甚至嘲笑与鄙睨。
韩信当时想得很多，但面对恶少一家老小还真动了的恻隐之心。他不仅没有加罪，还赏赐了一些财物，就起身走了。当然，之后他还重用了那个恶少……
“在这儿留个影吧。”朋友的声音叫醒了我。
朋友站在靠刻有简介的那块石头旁，他要将那块石头和整架桥都取在景中。可我无论怎么都不能找到最佳位置。我告诉朋友，镜头里有人有石就不可能有整体桥孔。我在告诉朋友时想，这设计者也真够绝的，他就没有把胯下桥当桥设计，更没有把记述韩信的事与桥联系，而是要让其与社会远离。我又想起韩侯祠水磨砖墙上“灵威冠世”四个镏金字。其实，这都是后人加的。据史料载，唐宋时，韩侯祠已成淮安名胜之最。祠内有联说，生死一知己，存亡两妇人。这一知己指萧何，汉相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故事广为人知，乃成伯乐相马识人才的千古佳话。存亡两妇人，应该一是指漂母，一是指吕雉。当年韩信未发迹时，穷困潦倒，漂母以中国妇女特有的善良，以饭相赠，并以语言激励之。韩信的发愤和发迹，实在与漂母大有关系。至于说到另一女人吕后，是汉高祖刘邦的皇后，名雉。吕后心狠手辣，是她帮助刘邦杀害了韩信。但你若细想，就不难看出，处死韩信的真正凶手不是吕后而是刘邦。韩信的“胯下之辱”与“兔死狗烹”是社会悲剧。是的，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胯下之辱”与“兔死狗烹”若真的远离社会，远离人间，这世界也许就和谐多了。
当然，我还想，这“胯下之辱”对原本敏感清高的韩信也可能是一种致命的打击，让他深切体会到了地位权势的重要性。这种刺激极大地改变了他的人格，尽管韩信后来成功了，但他却由一个自信的男人转变成一个阴柔的男人，这也造成了他的人性悲剧。因此，当他在铸就伟业之后，就无法认清自己，更不能看淡名利了，而是邀功请封，最后招致杀身之祸。如果不是胯下之辱，市人取笑，也许韩信在功成名之后也会清醒地向张良学习，可能不致于喋血钟室。
我甚至想，人的一生往往会有两道坎，一道叫失意之坎，一道叫得意之坎。失意之坎可以鉴别人的意志。意志弱者，失意失态，一蹶不振；意志强者，失意不失志，在逆境中锻炼自己，蓄势待发。得意也是坎，能鉴别人的定力。定力低者，恃才居功自傲，得意忘形；定力高者，恃才不骄，居功不傲，甚至功成身退。因此，失意之坎击倒的是庸才，而得意之坎击倒的往往是英雄！
韩信仗剑从军，在楚汉相争中，他纵横沙场，战必胜，攻必克，为刘邦成就帝业立下赫赫战功。人们称他为“一代兵仙”、“汉初三杰”，国外学者称他是“冷兵器时代最伟大的军事家”。这是世人对韩信的历史评价。尽管说，一介丈夫，能屈能伸。胯下之辱对于韩信来说，是一抔最有营养的泥土。因为有时候有屈辱才会奋发。今天，就世界范围讲，已有百余个韩信研究会，专门研究这位中国古代伟大的军事家。但是，站在桥前，我仿佛可以感触到韩信的尊严在绝望中叹息。他是期盼着别人帮他摆脱这种侮辱，但他却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尊重。
阅读吴承恩
吴承恩这个名字，早同他的神话小说《西游记》一起誉满神州，传遍世界了。这位伟大的文学家的故居在淮安（今楚州）河下镇打铜巷。
吴承恩出生于一个由下级官吏沦落为小商人的家庭，他的父亲吴锐性格乐观旷达，奉行常乐哲学，为儿子取名承恩，字汝忠，意思希望他能读书做官，上承皇恩，下泽黎民，做一个青史留名的忠臣。吴承恩小时候勤奋好学，一目十行，过目成诵。他精于绘画，擅长书法，爱好填词度曲，对围棋也很精通，还喜欢收藏名人的书画法帖。少年时代他就因为文才出众而在故乡出了名，受到人们的赏识。
步入青年时代的吴承恩是狂放不羁、轻世傲物的青年人。社会地位的低下，贫穷困苦的处境，使这位大才子狂放不羁，招来了纷至沓来的笑声，被人交口称誉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吴承恩约二十岁时，与同乡一位姓叶的姑娘结婚，婚后感情甚笃。吴承恩虽然狂放不羁，但品行端正，忠于自己的妻室。嘉靖十年，吴承恩在府学岁考和科考中获得了优异成绩，取得了科举生员的资格，与朋友结伴去南京应乡试。然而才华不如他的同伴考取了，他这位誉满乡里的才子竟名落孙山。第二年春天，他的父亲怀着遗憾去世了。接受初次失败的教训，吴承恩在以后三年内，专心致志地在时文上下了一番苦功，在嘉靖十三年秋的考试中却仍然没有考中。吴承恩羞恨交加，这年冬天，竟病倒了。两次乡试的失利，再加上父亲的去世，对吴承恩的打击是沉重的。在他看来，考不取举人，不仅付资无由，而且愧对父母，有负先人。但他并不以为自己没考取是没本事，而只是命运不济，他认为“功名富贵自有命，必须得之无乃痴？”
吴承恩一生不同流俗，刚直不阿。他之所以才高而屡试不第，很可能与他不愿作违心之论以讨好上官有关。他厌恶腐败的官场，不愿违背本心，对黑暗的现实持否定态度。
生活困顿给吴承恩带来的压力并不小于科考的失利。父亲去世以后，他需要操持全家的所有开支，但他却没有支撑门户的能力，更没有养家活口的手段。家中生活来源，除了每月从学府里领回六斗米外，只能坐食父亲所留遗产了。品尝了社会人生酸甜苦辣的吴承恩，开始更加清醒地考虑社会人生的问题，并且用自己的诗文向不合理的社会进行抗争。
吴承恩写《西游记》，是作了毕生准备的。小时候，吴承恩经常跟从父亲遍游淮安近郊的古寺丛林，听来许多优美神奇的神话故事；在读私塾时，经常瞒着父亲和老师，偷偷地阅读“野言稗史”。随着年龄的增大，这种爱好有增无减。30岁后，他搜求的奇闻已“贮满胸中”了，并且有了创作的打算。
吴承恩大约40岁才补得一个岁贡生，到北京等待分配官职。但朝廷没有让他做官，而是让他去南京国子监继续读书。直到六十七岁时，吴承恩在北京又候选了几年，才得到一个浙江长兴副县丞的八品小官。
50岁左右，他根据流传的取经故事和无支祁的传说写了几十回，后来因故中断了多年，直到他的好友、状元沈坤这个抗倭英雄被陷害含冤屈死于狱中才开始他的再一次创作。他这时候的创作目的是为沈坤鸣不平，也是对自己悲观情绪的一种发泄。因为沈坤冤案让他对自己的前途更加悲观。在沈坤组织乡勇抗倭这件事上，他不仅是参与者，而且是策划者（军师）。他原以为沈坤因抗倭的升迁将会给自己渺茫的前途带来一丝希望。然而，沈坤的结局却让他彻底失望，也将社会彻底看透。他要把铲除不平、扫荡妖魔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功法无边、敢作敢为的孙悟空身上。这是他对《西游记》的第一次修改，补充，也让孙悟空斩妖除魔的形象在原来的基础上得到一次提高。
到61岁，他总算得县丞官职，但因与长官不合，不久就“拂袖而归”。晚年的吴承恩又一次翻出《西游记》草稿，对其再次进行加工。这一次，他加了最精彩的也是最受世人喜爱的前十二回，其中第一至七回写了孙悟空的来历，第八至十二回写了唐僧的来历和取经的缘由。他感到这样写很痛快，就又对整篇进行了修改，对结尾做了加工，使之相互呼应，前后一致。这样，他整整用了近十年工夫才最终完稿。
吴承恩在《西游记》中没有直接抒写现实生活，但是作品所展示的那个闳大的神秘的神灵世界，所取法的真实的蓝本实际上就是现实世界。
他在《西游记》中布局了两大神统和一个妖系：两大神统之一，是以玉皇大帝为中心，一个高下尊卑等级森严的系统，实际上就是反映明王朝现实背景的政治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统治者高高在上，过着特权优裕的生活，其身份地位是终身制和世袭制，与法官的儿子还是法官，强盗的儿子还是强盗的逻辑相类似。两大神统之二，是以释迦牟尼如来为中心的西方佛教系统，其政治制度则相对比较宽松些。
《西游记》设计的散妖系列，是对当时社会自由人系列的反映，其中可分为三类：一类是来自统治集团内部的，有的是犯了一点小错就被贬到下界，如天蓬元帅、卷帘大将，有的是擅自离岗走下凡尘的，如老君青牛和月宫玉兔等；二类是基本群众和良民型的，如孙悟空、花果山上的各洞妖王、荆棘岭上的四棵老松精等；三类纯粹是社会上的坏人，如白骨精、蜘蛛精、琵琶精之类，这部分坏人最终都在孙悟空的金箍棒下被无情地消灭了。这一系列的设计，体现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反映了吴承恩善恶分明循环报应的观念。
其实，《西游记》中就有吴承恩自己的影子。他补得一个岁贡生，在北京候选了几年，才得到一个浙江长兴副县丞的八品小官，这和孙大圣被骗上天庭做“弼马温”没有两样。于是他借孙悟空的口说：“活活的羞杀人！那玉帝不会用人，他见老孙这般模样，封我做个什么‘弼马温’，原来是与他养马，未入流品之类。我初到任时不知，只在御马监中玩耍。及今日问我同僚，始知是这等卑贱。老孙心中大恼，推倒席面，不受官衔，因此走下来了。”
吴承恩的副县丞做得很不顺心，他厌恶官场的污浊，不会攀缘附丽，“一意独行”，又不忍那些普通百姓生活之困苦，完不成上司规定的征赋指标，最后被拘捕锒铛入狱。后来虽然又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将他释放，并依八品职衔补给他一个类似给皇亲大户做家庭教师的官职，但他已看透了官场的险恶，于是拂袖弃官而归，“平生不肯受人怜，喜笑悲歌气傲然”。
怀才不遇，宦途艰险，戴过赃官的帽子，坐过监禁的班房，使吴承恩对现实世界心灰意冷，只有“店里提壶陌上眠”地去“放浪诗酒”才是安慰。但是吴承恩的禀性素质，最终还是唤起了他对世态炎凉的清醒认识，对封建腐败的愤懑揭露。他高举批判的大旗，开始修改充实《西游记》，毫锋所向，径指封建王朝摧折民意的苛政。通过孙悟空这位勇于反抗天庭的英雄形象，表达出人民蔑视封建传统，敢于抗争邪恶的决心与勇气，呼喊出“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若还不让，定要搅攘，永不清平”的彻底斗争目标。
当然，在一个个细节中，却直刺社会上的一个个现实世象。譬如，当领导的不一定有本事。《西游记》里无论天兵天将还是妖魔鬼怪，没有一个是吃干饭的，大都有上天入地的本事。唯独西天取经的带头人唐僧是个白面书生，除了会念紧箍咒，会说“阿弥陀佛”之外，别无他长，由此便造成了“一将无能，累死千军”的情况。本来孙悟空一个筋斗云，一顿饭的工夫就可把经取回，就是本事差些的八戒、沙僧也可腾云驾雾，像乘飞机一样“坐地日行八万里”有个十天半月也可把经取回。可在唐僧的领导下，悟空、八戒、沙僧都只能跟着唐僧亦步亦趋地跋山涉水，晓行夜宿，历尽千辛万苦，经过九九八十一难，才到达西天。上面的领导明知唐僧没本事，却要让唐僧领头，让没本事的领导有本事的。吴承恩这样写，表面看是难以理解的，却是惊人的现实。当时的唐朝如此，以后的宋朝、元朝、明朝、清朝也有这种情况，今天在一些地方也仍然如此，唐僧这样的取经团长就在你身边。
又比如，在人间兴风作浪的妖魔鬼怪大都是有来头的。唐僧师徒往西天取经，途中多次遇险，唐僧经常被捉，多亏悟空全力营救，才一次次化险为夷。纵观捉拿唐僧的妖怪和一些祸害平民百姓的魔鬼，真正在民间“土生土长”的不多，大都是“天上”下来的，不是皇亲国戚，就是与天庭里的王公大臣有裙带关系，有的是天兵天将的坐骑或宠物，如大象、狮子等，甚至还有观音菩萨门前荷花池里的小金鱼，有如来佛祖的亲娘舅——大鹏神雕。这些有来头的妖怪，因为背后有靠山，有恃无恐，在人间欺压百姓，无恶不作，当孙悟空要打妖怪时，皇亲国戚便会全力阻挠：“悟空且慢，看我的面子就留他一条生路。”于是，作恶多端的妖怪就遇难呈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此等让孙大圣徒唤奈何的事情今天也并非鲜见。
还有，“关系”比“本事”重要。孙悟空是有本事的，他火眼金睛，七十二般变化。然而，在降妖除魔，营救唐僧的过程中，经常是悟空使出浑身解数，也达不到目的。无奈之下，只好找“关系”。凭着他在天宫当过“弼马温”建立的人缘，出道时认识的四海龙王以及大闹天宫时认识的天兵天将等，借助他们的本事来救助唐僧。当唐僧快要被蒸死时，他就去找龙王要“冷气”；当要吓唬妖怪时，他就找雷公、电母打雷闪电；当打不过妖怪时，就到观音或如来那里搬兵。可以这么说，大多数情况下悟空不是靠本事降妖，而是靠“关系”降妖。这也是今天的现实，一个人有多大本事不重要，关键看有没有“关系”。有“天兵天将”支持，就没有办不成的事。
甚至他还认为，天下没有干净之地，连所谓的西方净土也不例外。应该说，吴承恩对当时明代社会的黑暗腐败，世风的卑劣污浊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指出现实是“奸诈之风日竞”、“笑语相媚，妒异党同”、“近世之风，余不忍详言之也”……他除了借如来之口对“东土”（明王朝）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你那东土乃南瞻部洲，只因天高地厚，物广人稠，多贪多杀，多淫多讹，多欺多诈……不忠不孝，不义不仁，害命杀生，造下无边之孽，罪盈恶满，致有地狱之灾。”还重笔写了取经人到了如来佛的雷音寺里，也遇到了索取人事的麻烦。唐僧师徒远道跋涉没有准备，得到的是数卷“并无半点字迹”的白纸。如来佛竟还公然替他们开脱，说“经不可轻传，亦不可空取”，还说从前曾为人诵经，保他全家平安，只讨得他三斗三升米粒黄金，是“忒卖贱了”。原来人们所向往的极乐世界，也无净土可言。
著名古籍评注家何满子说：“人不能，任何艺术家也不能凭空虚构出一个世界，必须以人间现象，以现实，包括历史生活的经验和知识为基础。”
吴承恩对《西游记》构思奇特，想象丰富，情节曲折，生动有趣。他善于用夸张的笔调，通过幻想境界的矛盾冲突，塑造人物形象。他笔下西行路上的41个小故事，巧妙安排，波澜起伏，或正面冲突，或内部矛盾，或格斗，或智取，天上变幻，人间喜怒，错落有致，引人入胜。
“搜百代阙文，采千秋遗韵，艺苑久推北斗；姑假托神魔，敢直抒胸臆，奇篇演出西游。”这是吴承恩故居厅前廊柱上的一幅楹联。这幅联高度概括了吴承恩一生的文学成就和他的名著《西游记》的历史价值。
吴承恩虽然终身未能腾达，甚至是在失意与贫困中度过的，但他的《西游记》，构思精巧，故事引人入胜，特别是那来自生活又高自生活的艺术洞察力，居然在今天仍能找到“生活原形”，仍可“对号入座”，其高瞻远瞩的眼光，其穿越时空的洞察力，其精巧绝伦的构思让人感叹不已！
“肥仙”诗人张耒
“小脚卷子，米面饼！”
早晨散步，每天都像有约一样，走出小区大门不远，就会听到带着童稚的叫卖声。随着叫卖声，一个儿童推着自行车从面前匆匆而过。这个孩子上小学，每天早上都一边买饼，一边为其残疾的母亲将饼车送到市场旁。此情此景，我在想着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之时，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一首古诗：
城头月落霜如雪，楼头五更声欲绝；
捧盘出户歌一声，市楼东西人未行。
北风吹衣射我饼，不忧衣单忧饼冷。
业无高卑志当坚，男儿有求安得闲！
这是一首宋朝的古诗，父亲给儿子们的劝学诗。诗着重称颂了买饼儿的勤劳和不畏艰苦的品质，意在启发儿子们：无论办什么事业，要达到自己的目的，都不能贪图安逸！
用劳动者的精神品质，来教育子弟，虽然很多。但写成诗，且在宋朝，用小商贩，用历来被人视为下贱的人来教育儿子，且是从正面肯定卖饼儿的精神，可算是空前绝后。不信你瞧，即便近代，很多人虽然也常用那些为生存而奔波的人或孩子教育子女，或者自励，但多是从反面讲的，如，若不努力，长大你就像某某，或我就会像某某……这虽是教育，其实还含着对另一方的一种鄙视啊。
这首诗虽然在童年时就会吟，但直到近来因为这个卖饼儿，才查得其作者是北宋诗人张耒。
张耒（1052年—1112年），字文潜，号柯山，他在诗文中自称“某为儿童，从先人于山阳学官”；少年时即表现出对文辞的灵感，十有三岁而好为文，十七岁作《函关赋》，传诵人口；他在《思淮亭记》中称“予淮南人也，自幼至壮，习于淮而乐之。”还是淮安人呢。他生于宋仁宗至和元年，卒于宋徽宗政和四年，享年61岁。他在熙宁年间中进士，官至太常少卿，能诗善文，著有《张右史文集》。他因曾担任过起居舍人，所以人又称其张右史；因其身材魁梧，“仪观甚伟”，故又有“肥仙”之雅号。
张耒27岁的时候谒见苏轼，颇受青睐，自此便成为苏氏兄弟的门下客。苏轼曾评价张耒的散文，“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叹之声”。其实，张耒不仅散文具有汪洋淡泊的艺术风貌，而且其诗歌作品也具有清丽雅洁的艺术风格。宋人汪藻在《浮溪集》卷十九《柯山张文潜集书后》一文中，称赞张耒的诗歌“体制旉腴，音节响亮”。晁补之称赞张耒的诗歌，“君诗容易不着意，忽似春风开百花。”张耒的诗，在风格上，受北宋早期诗人欧阳修、梅尧臣、王安石和苏轼、黄庭坚等人影响，在取材和内容上，则是学习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张籍，独标清雅一格。正当大多数诗人，或沉迷于刻镂雕琢的绮丽装饰，或流荡于怒骂叫嚣的滔滔议论，或埋没于生新瘦硬孤寒料峭之际，张耒以其清新雅洁、哀情似水的不朽篇章，给当时的诗坛吹来了徐徐清风。文学史家们称他的诗“语尽意亦尽，像一篇有韵的散文”，称之为北宋后期的一位有成就的优秀诗人。
张耒的一生，经历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个朝代。这是北宋由盛转衰的时代，张耒在仕途上也因时局的一波三折而屡遭挫折。熙宁六年至元丰八年（公元1073年—1086年），张耒先后在安徽、河南等地做了十多年县尉、县丞一类地方官，多因秩满改官不断，往来京洛间，为政特别辛劳。“我迂趋世拙，十载困微官”（《悼逝》），“飘然羁孤，挈其妻孥，就食四方，莫知所归”（《上蔡侍郎书》）说的就是这段经历。张耒为官清廉，他本想凭着他那微薄的俸禄养其亲小，淡泊平生，然厄运频频而至，他的父母、前妻相继谢世，家境每况愈下。《岁暮即事寄子由先生》云，“肉似闻韵客，斋如持律徒。女寒愁粉黛，男窘补衣裾。已病药三暴，辞贫饭一盂。长瓶卧墙角，短褐倒天吴。宵寐衾铺铁，晨饮火数珠。”可以想见他一生的经济拮据，特别是晚年贫病交加，衣食不继的生活困窘。
张耒从政后，对广大人民的穷苦生活有所体察和了解，他的作品最富于关怀人民的内容，风格也最不做作，“晚爱肥仙诗自然，何曾绣绘更雕镌”。《劳歌》是他的“古乐府歌词”之一，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悲凉命运，“筋骸长彀”、“半衲遮背”则是他以朴素朗快的语言对“负重民”的怜悯。因其悯农意识强烈，所以，他在政治观点上主张富国强民，改革弊政，以减轻人民负担。
张耒是北宋中晚期重要的文学家，他为文主张“明理”，强调把内容放在首位：“是故理胜者，文不期工而工”，“故学文之端，急于明理，知文而不务理，求文之工，世未尝有是也。”现代提倡的“言之有物”，不写虚空假套之言，应该说就是这一文风的继承和发展。张耒还主张为文自由，不拘俗套，这一观点反映在《与友人论文固以诗投之》中，“譬如张众乐，要以归之雅，区区为对偶，此格最汙下”。今人作文浮丽空虚，读此当汗颜。
张耒虽为“苏门四学士之一”，文名甚盛，但丝毫没有傲气，他虚怀若谷，谦宽待人。晚年谪居黄州，已是文坛领袖的他，在答朋友书中仍称：“耒不才，少时喜为文词，与人游，又喜论文学，谓之嗜好则可；以为能文，则世自有人，决不在我！”这是一种真诚的谦虚，而不是某些小有成就眼珠子就上移额头的之流，貌谦实骄的虚伪之言。
张耒的词《全宋词》载其完整的六首，为世人称赞的有《秋蕊香》，《少年游》等。宋史有云：张耒词“笔力绝健，于骚词尤长”。他的著作被后人多次雕版印行，名为《柯山集》、《张右史文集》、《宛丘集》等，今人李逸安、孙通海、傅信三人编辑的《张耒集》，收诗约二千三百首，散文、史论、议论近三百篇，真可谓洋洋大观矣！其诗早年体制丰腴，音节浏亮，晚岁落其华，趋务平易，酷肖白乐天（居易）、张文昌（籍），一时独步吟坛；其文则雄深雅健，纤秾瑰丽，无所不有，蔚然成家。
南宋高宗即位后，下诏追赠苏轼为资政殿学士，赠张耒集英殿修撰，诰词说：“四人以文采风流为一时冠，学者欣慕之及继述之”。既概述了张末等人的影响，又肯定了其文学成就，终于使张耒等巨名昭彰，流芳千秋。
“业无高卑志当坚，男儿有求安得闲？”是啊，任何事业，不论高低贵贱，其实都能带来大的成功，但重要的是你意志要坚强；如果一个人有所追求，怎么会闲适和安逸呢？
多么好的诗句，多么难能可贵的境界。这哪是给儿子们的劝学诗啊？这是在劝世人！这不是一种“仪观甚伟”吗？“仪观甚伟”——“肥仙”，当之无愧的“肥仙”，世人当从“肥仙”诗中有所悟。
再读关天培
对民族英雄关天培，作为生在楚州长在楚州的我，既听过故事又看过书，还瞻仰过遗像遗物。尽管如此，最近又一次走进关天培祠堂，再一次阅读这位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抗击外敌的伟大的爱国将军时，我还是感叹不已。
关天培，江苏淮安楚州人。1834年10月，他受命广东全省水师提督，镇守祖国的南大门。1839年3月林则徐任钦差大臣抵达广州禁烟，关天培成为林则徐的得力助手。他一面积极协助林则徐收缴英商鸦片，一面认真布置海防，督造排桩，设置铁链，准备抵御侵略。其实，关天培早在赴任时，面对形同虚设的广东海防和英国进行鸦片输入的狼子野心，就意识到自己的责任重大，就做出了慷慨赴死的准备，安排妻子陪同老母返回家乡，只带三个随身的家丁去广州。到任后，他亲自实地考察，了解地形，利用虎门险要的地势，设置三层门户，保卫广州。铸造八千斤、六千斤大炮40尊，六千斤以下的大炮数百尊，高扬炮口，严阵以待，同时动员并组织民众操练，表现了一位热爱祖国的军事家的气魄。
1839年9月4日，我水师根据林则徐的谕令，奋起击退了敌人的挑衅，这次九龙之战即意味着鸦片战争的开始。10月29日英一商船在中国引水的导航下，驶至穿鼻洋面准备报关入口，突然两艘英兵船炮击我水师船，炸毁火船一艘。关天培挺立桅前，拔出腰刀，指挥本船弁兵和后船开炮回击。突然一发炮弹击落一片桅木，将关天培手背擦破，他奋不顾身，仍持刀指挥战斗。英国一艘兵船前后分别被我火炮击中，不少英兵跌落海中。激战一时许后，英船遁去，我方取得了穿鼻洋之战的胜利。11月，中英双方在官涌山（九龙尖沙嘴北）一带发生6次战斗，我方均获胜利。
关天培认真整顿、加固海防设施，培训水师，为林则徐放手查办和销毁鸦片提供了坚强的后盾。
要不要禁鸦片？禁烟之明令早在雍正初年就颁布，百年来的局面竟如我们今天熟悉的——“有令不行、有法不依”。到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弛禁之议再度风起，雍正的曾孙道光一时也颇为心动——只要银子不流到外洋！后来言官黄爵滋陈述了鸦片不仅会削弱军队的战斗力，而且会给国家经济造成危机。为了有效禁止鸦片，他提出了用杀头的办法消灭鸦片的消费者，道光把这个问题交给方面大员公议。这一议又用了半年的时间，“不以为然”的竟占了大多数。议来议去，皇帝决定用非常手段（派一位钦差大臣）来执行常规性的禁烟政策（在广东实施“查禁”）。钦差点了湖广总督林则徐，说明拖拉敷衍几十、上百年的禁烟事业，可能最终要较一较真儿了。于是乎官场震动，议论纷纭。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之下，林则徐去了之后还是被“革职待罪”。
林则徐与关天培是心有灵犀，或者说是英雄所见略同。他到了广州就预感到可能要发生一场战争。他在严禁鸦片的同时，就支持关天培积极进行战备。然而，大清朝却没有这个意识，仍然是以“天朝上国”自居。
其实，大清帝国1840年的战争至以后的战败，历史早已注定，它是科学技术的战败，是政治制度的战败，更是创新使命感的战败。在1840年的前47年，也就是1793年，当英国特使马戛尔尼来到北京，要求与大清帝国开通市场，进行贸易时，当时的乾隆皇帝却认为：“天朝特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拒绝了马戛尔尼的所有要求。傲慢、无知的乾隆依然沉浸在天朝帝国地大物博、物产丰沛，儒家文明、教化四方的梦幻似的田园牧歌中。
据史料载，为了让马戛尔尼见识大清帝国的威仪与文明，并让马戛尔尼认为拒绝得有道理，也自认为可以从心理上彻底摧毁马戛尔尼的自信心，乾隆特意让马戛尔尼乘船由京杭大运河到浙江，然后再乘海船回国。乾隆要让马戛尔尼开开眼，见识一下天朝的强盛。因为在他眼里，就算再强大的蛮夷，其文明程度也远远不及天朝。于是，乾隆处心积虑，在沿途特意安排了军事操练，他要让马戛尔尼从心理上惧怕天朝的威仪与中华文明，从而不敢报复。
在江苏镇江，镇江总兵秉承乾隆的旨意，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军事操练。但在这表面上声势浩大的军事操练中，英国人看到的却是虚弱与落后：护卫城墙濒临坍塌，士兵们手中的武器只是弓箭、戟、矛、剑，和几支火绳枪。英国人评价道：“这些军队马马虎虎，战备松弛，棉靴和长袍显得笨重，不灵活、柔弱。”看到了大清帝国真面目的马戛尔尼在日记中写道：“英国两艘战舰就能胜过整个清帝国的海军力量。半个夏天，我们就能彻底摧毁中国沿海的所有船只……”
鸦片战争前夕，清朝的八旗兵和绿营兵编制上虽有八九十万人，但缺额甚多，武器落后，其装备水平与清朝早期相比反而有所退步，与乾隆时代相比又有退步。
中国禁烟的消息传到英国以后，英国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声嘶力竭地叫嚣，要对中国采取“强有力的行动”。1840年6月21日，40艘英舰在广东海面集结。为了粉碎敌人的进犯，关天培和林则徐认真商讨了退敌之策。英国侵略军曾多次妄想从这里攻进来，但壁垒森严的虎门，使他们胆战心惊，望而却步，便沿海向北进犯，攻定海。
1840年7月6日晨，英军攻入定海。定海知县投水自尽，总兵张朝发已于前一天战死。是役，清军参战仅1540人，在九分钟内就全军覆没，英军所有舰船仅中弹三发，无人员伤亡。
英军攻下定海后，8月窜至天津海口，向清政府进行威胁。闭关锁国而腐朽的清廷，稍遇挫折，就打击忠良，卑躬屈膝，革了林则徐的职，让琦善接替林公。
据《后汉书·灵帝纪》载：汉灵帝昏聩无能，他治国无方却玩物有术，早先玩马，其后玩驴，待两样玩腻了，就玩起了狗来。他让狗戴上“进贤冠”，系上“绶带”，一切按官员打扮，尔后把狗牵上金銮殿，还大叫大嚷：“狗官上朝了！”从表面看，汉灵帝让“狗官”上朝，是开玩笑，搞恶作剧。可纵观历史，比如对主人的忠诚等方面，人官不如狗官的却是大有人在，譬如讲，琦善就是一个。
琦善一到广州，就反对林则徐、关天培的做法，下令撤除关天培多年苦心经营的海防，水师被遣散三分之二，战斗力最强的募勇被全部遣散，这正迎合了英军的需要。
1841年1月，英军乘虚而入，攻陷沙角、大角两炮台，这样虎门失去屏障。此时虎门炮台只有少数兵力防守，形势万分危急。关天培坐镇前线，向琦善请求增援。可是，琦善怕妨碍“议和”，拒绝发兵。关天培极为愤恨，决定死守。他拿出自己的银钱补充军饷，鼓励将士英勇杀敌，又将数枚脱落的牙齿和几件旧衣寄给家眷，表示了与炮台共存亡的决心。
1841年2月26日，英军大举进攻虎门，关天培以60岁的高龄，孤军奋战，浴血拼杀，亲自点燃大炮，与敌人激战10小时，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仍拼杀不止，最后壮烈捐躯。
当时，已被“革职待罪”的林则徐闻得噩耗，悲痛欲绝，愤而挥笔挽之：“六载固金汤，问何人忽坏长城，孤注空教鞠尽瘁；双忠共坎壈，闻异类亦钦伟节，魂归相送面如生。”关家收到林公挽联后，怕惹出祸端，在请人重新书写时，将上联中“问何人”改成“问何时”。
历时两年多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清政府的失败而告终。至后来的几十年中，又被西方列强打得一败涂地，国人痛心疾首。是什么让清政府失败的呢？军事战术、军事武器、官兵素质；经济实力、武器制造、后勤保障；官心民心、国民素质、人心向背……而从来没有人从大清帝国，制度层面上去寻找原因。几十年过去后，魏源写出的《海国图志》在书中找出了真正的原因，但却不为当时的帝国所用，后来的东瀛岛国日本却把此书捧为圭臬，最终变成日本发轫、变革、强大的思想基础……
是的，是与制度有密切关系。但又不尽然。“我坚信中国的社会闹得如此糟糕，不完全是制度问题，是大半由于人心太坏。”这是朱光潜先生七十多年前在《谈美书简》中的一段话。持这种看法的还有鲁迅先生。鲁迅的小说写尽了人心的凉薄和人性的黑暗，并终生以“立人”为其志业。先生说：“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举起。奚事抱枝拾叶，徒金铁国会立宪之云乎？”鲁迅先生当年所以要力抵“制度救国论”的迷思，无非是看到，任何制度都仰赖人对规则的敬畏，对人性的底线的持守。在一个人性的底线不断退却的时代，“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再完善的制度也难逃被扭曲、被消解的命运。
鸦片战争前夕有人估计，在京官中有十分之一、二，在地方官中有十分之二、三吸食鸦片，至于“刑名，钱谷之幕友，则有十分之五六，长随，胥吏更不可胜计”。
当然还有一种心坏透了的人：内鬼。马克思说：“浸透了天朝的整个官僚体系和破坏了宗法制度支柱的营私舞弊行为，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偷偷运进了天朝。”（《马恩选集》第2卷26页）其实，内鬼即经济间谍，自古至今从未断绝。最近的力拓间谍案就是例证。
据悉，在胡士泰的个人电脑里，国安人员发现了数十家与力拓签有长协合同的中国钢铁企业资料，涉及企业详细的采购计划、原料库存的周转天数、炼钢配比、生产安排、进口矿的平均成本、毛利率、生铁的单位消耗等数据，还有一些大型钢企每月的钢铁产量和销售情况，甚至还有中方铁矿石谈判组的内部会议纪要。有人算了一笔账：2002年以来国际铁矿石价格飙升，由于底牌频频曝光，中方谈判屡战屡败，被动不堪，各家企业已经为此累计多支付7000亿元！
由此想开去，英国军舰能长期在中国海面停泊，是汉奸为他们提供给养的；鸦片在中国销售量能够极速攀升，难道没有那许许多多的唯利是图者的推销、被金钱收买的内奸和各级官员的营私舞弊庇护吗？
统治者营私舞弊，中饱私囊，任意挥霍，最终必然是加重人民的负担，激化阶级矛盾，这样就更加重了清朝的危机。
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在整个战争期间，人民表现为漠不关心的旁观，而负担了抗战全责的清国官兵，除了在拖拖拉拉向前线集结的路上忙于勒索民财和污辱妇女，搞得民怨沸腾，就是整队整队地逃跑，把一座座空城放弃给敌人，英勇作战的场面屈指可数。
苏联的自我毁灭发人深思。在诸多原因中，重要的原因是始于极权导致国家和民族的使命感之丧失，继于无休止的内耗，终于人民抛弃极权。
事情从来是相互的。
尊重百姓的朝廷被百姓尊重。
爱护百姓的政府被百姓爱护。
牛顿说：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争上游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冰心说：有了爱就有了一切。
大清帝国，从开始的无坚不摧，到后来的不堪一击，难道就单单是体制问题吗？没有价值上的人心上的坚实支撑，再先进的体制也不会有生命力！
古老的大清帝国的大门最终是被枪炮打开的。办洋务、建立新军、建立新学、兴建报馆，虽然志士仁人懂得不仅从科学技术上要学习西方，更要从政治制度层面上学习西方。但大清帝国的皇权贵族，既得利益者，为了自己的私利，一再阻挠变革。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大清王朝最后的改革……
一次次失去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机会。大清帝国依然不从失败中吸取最惨痛的教训，大清帝国又一次次被打得惨败。大清帝国最终失去了最佳的变革时机。志士仁人与平民百姓都失去了对大清帝国的信心与耐心。变革终于进行不下去了，变革最终变成了革命。
毛泽东说过，中国的民主革命是从林则徐开始的。中国人民反帝的大旗，首先是林则徐高举起来的。其实，每当国难当头的时候，中华民族总是英雄辈出，有国耻、国难，必有国魂。在鸦片战争中，抗击英国侵略者的英雄人物，无论是思想家还是实干家，并非林则徐一人。如果说林则徐是主战派的代表的话，那么，关天培就是主战派的实践者和英雄。
“八怪”画家边寿民
在我过去的印象中，淮安的很多人，很多资料都说边寿民是扬州八怪。可看了扬州八怪郑板桥、金农、汪士慎、李方膺、李鱓、高翔、黄慎、罗聘等八位名字后，倒让我生出疑窦，扬州八怪怎么没有边寿民的名字呢。
这个疑问，在扬州，我从八怪纪念馆找到了答案。
扬州八怪纪念馆是利用西方寺旧址改建的。这是扬州八怪之一杰出画师金农晚年寄居的地方。以西方寺为扬州八怪纪念馆所在是有典有故，合情合理的。这是个让多少书画家、崇拜者顶礼膜拜的圣地，因为这里有让人高山仰止的大家大师！
进入大厅，我糊涂了，八怪怎么有十五位塑像。我怀疑自己的眼睛，我揉眼再数，还是十五位！看资料才知道，其实所谓扬州八怪是虚指，只是泛指在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活跃于扬州画坛的那一帮蔑视传统，敢于反叛，勇于创新，与正统宫廷画派相对立的画家而已。除了人们通常所说的郑板桥、金农、汪士慎、李方膺、李鱓、高翔、黄慎、罗聘等八位外，还应该包括高凤翰、华岩、李葂、闵贞、边寿民、陈撰、杨法等七人，因此，塑十五位画家像是尊重历史的举措。
在那儿我又买了本“扬州八怪传记丛书”——《风尘未归客》，韦明铧撰写的，是边寿民、陈撰、杨法、闵贞、李葂五人的合传。看了后知道，边寿民不仅是扬州画派的一位重要画家，而且其成就还不在八怪以下呢。
“画雁分明见雁鸣，缣缃飒飒荻芦声。笔头何限秋风冷，尽是关山别离情。”画是无声的诗，但就有这样的画雁妙手，不仅能够让你听见嘎嘎雁鸣、飒飒荻声，还能够让你感觉到秋风的凛冽以及关山重重、离愁绵绵。这是郑板桥赞咏边寿民的七绝。
边寿民，江苏山阳（今淮安楚州）人，康熙二十三年生于江苏山阳县。原名维祺，字寿民，后以字行，更字颐公，号渐僧、墨仙，又号苇间居士，晚年又号苇间老民、绰翁、绰绰老人。他出生在世代书香之家，但他父亲辈、祖父辈都无功名，属于寒门。他自幼聪颖，诗文书画，为长者所称，虽境遇困穷，却能坚守寒士情操。据传，他对于同宗富家、同里豪绅，不乐往来，安贫守道，课徒之业，以文字笔墨自适。
20岁中秀才，此后七次乡试未中举，于是断绝仕途之念，一心从艺。为了画好芦雁，他在家乡山阳旧城东北隅梁陂桥附近（楚州现东门大街北侧化机厂宿舍西边）的苇滩上构筑草堂。他深入凫雁出没的草泽，以大自然为粉本，在苇间书屋对景写生。他用《望江南》词牌，一口气写了十四首《苇间好》。
“苇间好，却好是侬家，或集或翔图雁影，和烟和雨画芦花，对景便无差。”
他的画室远离闹市，清幽静寂，四面环水，芦苇丛生，风景绝佳，入秋尤宜，秋水澄碧，芦花飘白，蓼花透红，游憩其间，此身如画图中。
边寿民与众多文人画画一样，往往以笔下之物对象化，赋予人格力量。韩干画马，倪瓒画树，王冕画梅，板桥画竹，寿民画雁……那泼洒的墨色，饱含了血和泪。在边寿民的一百零五首诗词中，吟咏芦雁的就有六十三首。浓墨重笔，如狂风骤雨，集束式倾注在水乡寻常可见的芦苇与鸿雁之上。他反复吟道：“我是南人画南雁，潇湘一段水云秋”；“闲窗蘸墨貌秋鸿……一生踪迹与渠同”；“凭君问讯盟鸥侣，卧稳寒塘十里湖。”……
以苍苍蒹葭、泠泠秋水为伍，不与鹅鸭争稻粱，雪泥留痕，健翮腾空。关山迢递，鸿影缥缈。芦雁，潇洒水云间，清逸、渺远，荒寒，漂泊与离愁……诸多意象集于一身。在边寿民的笔下，此雁已非彼雁，多少人生况味呼啸而来，一齐涌向毫端，三尺薄纸怎能承载得住！
边寿民是一个名士式的人物，与众多文人都有过从，诗酒唱和，切磋技艺。生性淡泊宁静，与世无争。“苇间主人何所有？秃笔一枝墨一斗。十指夺得化工心，生气遂令君公走。东涂西抹日不停，怪怪奇奇发性灵。此中有歌亦有哭，谁能于此求其真！”这是程嗣立题于《泼墨图》的诗，也是对边寿民生活志趣的写照。淮人程嗣立（字风衣，号水南，1688年—1744年）工诗，善书画，好交游。家有柳衣园（在城西北河下镇），园有曲江楼，日与文人聚会唱酬其中。边寿民等经常参与曲江文会，有“曲江十子”之称。“曲江会课”，一时人文之盛，不亚于扬州马氏小玲珑山馆。淮安时为南北交通要道，出入都门必经之地，“十子”之外，外方名士如苏州沈德潜、宜兴储仲子、会稽徐廷槐、桐城方苞、金坛蒋衡等不时路过淮安，下榻流连。边寿民和他们在一起，“荣辱毁誉怡然若忘”。30岁左右即以画雁名世，其画作备受雍亲王赏识，雍王府中张其画四幅于屏。雍正即位后，曾使人捎信，促其“一游都门，可博进取”。友人也劝边寿民进京谋取功名，但他漠然置之，高蹈不就。
从40岁起，边寿民携带诗囊画箧外出游历。先后去扬州、兴化、苏州、杭州、湖北、江阴、安徽等地，结交诗文书画界名流华新罗、高凤翰、金农、郑板桥、陈撰、蔡嘉、顾莲溪等。50岁后，多在“苇间书屋”内闭门作画，接待来访的艺友。边寿民以擅画芦雁出名。他曾在扬州虹桥舟中作画，若干游人便驱船聚来观看，传为美谈。雍正年间，他曾游历湖南、湖北、安徽、浙江、江苏等地，经常往返于淮安、扬州之间，与扬州诸画家交往甚密。边寿民的人品和艺品，在“扬州八怪”中独具风采，以致金农为之“倾倒”，高凤翰喻之为唐代边鸾在世，蒋宝龄赞其“创前古所未有”，秦祖永称“极朴古奇逸之致”。
晚年仅参与淮安“晚甘园”聚会数次，与来自北京、湖南、南京、杭州的文友十余人“临流长啸发高咏”。69岁时去世。由于家境贫穷，留下孤儿寡妻，毕生所存作品亦变卖一空。
边寿民最痛恨的是俗人俗气。有一次，与朋友周白民、陆竹民（他与二人被称作“淮上三民”，都是淮安著名的文人）在边寿民所建的“莲叶仙舟”（苇间书屋的前期叫法）门前水亭中小酌，周白民问，天下何物最可恶呢？陆竹民说，俗气最可恶。边寿民说，俗气有两种，一是粗俗，一是文俗，粗俗还可以忍耐，文俗却难以忍耐。周白民和陆竹民听了觉得奇怪，问道，粗俗容易懂得，文俗怎么讲呢？边寿民笑道：“我编了几句话，是专谈文俗的，你们看像不像？”于是他朗声吟道：“古也而馊，今也而油。赘言若疣，套言若毬。佯问若搜，强辩若咻。假视侧眸，假听点头。足恭意偷，贡高气浮。钓名胜钩，刺利胜矛。步如曳牛，坐如锁猴。”周，陆二人听了都忍俊不禁。这幅像画得真是太传神了！
边寿民具有典型的“在野”文人画家审美观念，他常与下层平民有较多接触，作品中混合着“高雅”和“通俗”双重因素，形成一种特殊的审美品格，这就是：以“典雅”为魂魄，以“清高”为气血，以“明白晓畅”为躯体。主要画芦雁，以至人称“边芦雁”。此外，还画过大量花卉、蔬果、鱼蟹、杂物。画风有两种类型，一类是泼墨写意，多用于画芦雁；另一类是干笔淡墨勾皴，多用于画杂物。
从他的书画中可以看出，他爱慕芦和雁，向往的是寄居苇间，后来索性把自己的住处题名为“苇间书屋”，企求有一个清静的环境，不愿涉足纷争的尘世。由于他的才名，当时许多上层人物都去他的住处拜访他，人称“淮上一高士”。但他终日躬身于纸墨之中，而不愿与他们同流合污，这种精神在当时来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而另一方面，他却愿与他的同行们亲密交往。他在自己的芦雁画上，题有“相呼莫失”，“相呼莫飞去，高处易离群”的字句，把自己看作是“雁群”中的一员，生活在“雁群”之中，与它们同呼吸共命运，生怕“离群”，这不能不说是他心中平民情结的反映。
边寿民经常出游，甚至长期羁旅在外，在他的诗词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60岁左右所作的一阕自述生平的《沁园春》，云：
自笑鲰生，五十年来，究竟何如？只诗囊画箧，客装萧瑟；瘦驴疲马，道路驰驱。大海长江，惊风骇浪，冒险轻身廿载余。真奇事，却公然不死，归到田庐。苇间老及堪娱，纵三径全荒手自锄。爱纸窗木塌，平临水曲；豆棚瓜架，紧靠山厨。卖画闲钱，都充酒价，词客骚人日过余。余何望，尽余年颓放，牛马凭呼。
“自度前身是鸿雁，悲秋又爱绘秋声。”边寿民以善于画雁饮誉世间，人称“边雁”。边寿民的传世作品有《芦雁图》册、《芦雁图》轴（他淡泊无欲，作品生前未结集，是后人从他的画本录出，编辑成的）。边寿民擅诗词，然散佚未刊，诗名为画名所掩。边寿民书法仅见于其诸多作品中的题诗，从作品上的题诗中可以窥见其用笔洒脱，飘逸自然，又独树一帜。他的字是由钟繇、二王、苏轼演变而来，结体朴茂，出乎天然，介于行、楷之间，点画间多有异趣，增添了画面的美感。
“自度前身是鸿雁，悲秋又爱绘秋声。”
雪白的芦花一团一团在空中飘，蓼草的蕙子一点一点在水边红，鸿雁飞来又飞去。边寿民走了，但他的画室“苇间书屋”却一直留存到上世纪四十年代，后终因长久无人修葺而倒塌。其实，苇间书屋是家乡种菜的菜农代为看管的。菜农们期盼着，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期盼着那只翩跹于天地间的芦雁，悠然于苇草间的芦雁，归来。
漂母之爱
我来到漂母祠前，虔诚地站着。
我是在写《土豆的善良》这篇文章时想到漂母、想到漂母祠的。
在我的人生中，我也曾遇到一位像漂母这样的人。那是1959年的秋天，共产风把农民刮得一贫如洗，人们从食堂里走出，家家没了粮，连生产队的粮食也因公社为着浮夸“肉皮铺路”和产量放卫星的荣誉缴给国家了。家家户户的米坛子早空了。食堂的门关了。生产队库房空了，粮食分配没了。人们从过去的短期饥饿向长期饥饿过度，从半饥饿向全饥饿发展。因为饥饿，与我同龄的或比我大比我小的小伙伴在我那个生产队已经上天堂走了多个。有一天，我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六岁孩子出去玩，还跑到几里外，可再想回家的时候却因没了丝毫力气走不动蹲在了路边。饿，是无情的。我饿得一阵阵冒汗。也不知在路边蹲了多久，一位与母亲年龄相仿的女人从我身边路过，她将篮子里仅有的两个圆形土疙瘩一样的东西塞给了我，慈祥地对我说，孩子，吃吧，吃了就有劲回家了。那时，我真无知，连望都没望她一眼，更不要说道声谢谢了，什么都不管，啃了起来，有泥也吃。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吃了那两个土豆，力量不一会儿竟神奇的有了。后来听大人讲，若不是那两个土豆，我可能就倒在路边了。
站在祠前，从破损的碑中搜索漫漶的文字。韩信与漂母的对话，借着这冬天的风声重现耳边。韩信对漂母说：“日后我一定重重报答你的恩情”，漂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
我又想起一个当兵的朋友，有一年他随部队去了某座大山深处施工。贫瘠是那里的流行病，也是一种难以治愈的顽症。朋友的房东家两个十来岁正长身体的孩子从来就不知道“饱”是什么味道。部队条件总是好一些，朋友就每天带些饭菜给男孩女孩吃，如此坚持了整整两年。直到有一天，上级通知要开拔了，女房东带着两个孩子送，哭着说：“娃啊，你叔走了，你们咋办呵？”
这是令人心酸的一幕。它使我们诅咒贫穷。但其中也有温馨在啊。一饭一蔬，多简单，然而成了两个娃生命的养分，也许还是日后记忆的养分。
我问朋友，你是不是每顿都是吃剩下后给他们的。
“不是。”他说。
“那你为什么要给他们吃呢？”
“不忍！”朋友说。
“不忍”，是感情上觉得过不去。爱到深处是不忍！
不忍。我应该铭记这两个字。这是有爱心的人才会有的平凡而高贵的举止。我看过多个收养病残弃儿抚养的报道。收养病残弃儿的多是穷人，其实他们本身的生活并不宽裕，但因为爱心的驱使，他们义无反顾。
“不忍”，是仁爱、友善、慈悲情怀的体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是人性的闪光，值得大为弘扬。
我对施我土豆的母亲是常常记起的，虽然没有韩信报一饭之恩的能力，但在我成年之后，曾多次到那条路上寻找——因为她是我的救命恩人。每当走到那，就像看到这位母亲，她像书中的漂母见到瘦弱的韩信在钓鱼时，见到他饥饿的眼神，就像见到自己的孩子，母亲的情怀油然而生，顿生怜悯之心，把饭让给一个素不相识的孩子。这是什么样的爱？这是多么伟大的母亲！我庆幸韩信有如此无私、仁慈的母亲；我也遇到这样的母亲。可怎么能找到呢，她是从那路过的，她是看我因饥饿无力于心不忍才施我土豆的，她根本就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事隔五十年了，每当看到或吃到土豆时，就想起那位妈妈，她对我这个陌路人，随手就将她的品性爽爽地捧出，让我至今口有余香。
世人论及漂母，多说她能“识英雄于草莽”。误矣！漂母只是以天生“不忍”的“恻隐之心”对待一个饥饿的孩子，她或许并无远见卓识，朴实得如同脚下这土地一样。土生万物以养人，怎识得孰贤孰劣，又“岂望报乎！”古今富贵而泯灭者不可胜数，漂母独有今天，虽与韩信有关，但因这番对话，即使韩信一事无成，于漂母又有何损，韩信成功后以千万人马携土堆坟，于漂母又有何增？她只求身后一抔黄土，纵有一日夷为平地，也是回归本质，一样有着独有的厚度与温度。
《水经注》记载的漂母墓隔岸有韩信母亲墓，在荒烟蔓草间无人辨识。是的，漂母的一生，并无轰轰烈烈之壮举，也无跌宕起伏之人生传奇，更无经天纬地之丰功伟绩。甚至由于历史的流失，司马迁竟都没有记下她的姓名、她的年龄，甚至她的儿女、她的丈夫也没有记下，仅仅记下了她——一位淮水岸边浣丝漂絮的中年女性，出于同情，出于扶弱助贫，将自己本不富余的食物匀给那个饥饿难挨的少年。
世人还习惯将孟母岳母漂母并列称为“国之三母”。孟母为了孟子能够有良好的成长环境，不惜多次举家迁徙。这可以说是中国教育环境说的开山之举！岳母为了教育孩子忠君爱国，不惜针刺孩子后背。有了那种切肤之痛，才有了岳飞后来的精忠报国。这是中国爱国主义教育的典范之作！然而，我想漂母之爱可能比之孟母岳母应更胜一筹。母骆驼为了使即将渴死的小骆驼喝到够不着的水潭里的水而纵身跳进了潭中；老羚羊为了使小羚羊逃生而一个接着一个跳向悬崖，是为了让小羚羊在它们即将向下坠落的刹那以它们为跳板跳到对面的山头上去；一条鳝鱼在油锅中被煎时却始终弓起中间的身子是为了保护腹中的鱼卵……
母亲对子女的爱，是无私无保留的。可是，漂母却不同。她超越了普遍意义上的母爱。漂母不是韩信的母亲，她的伟大在于自己虽然贫穷，但在见到比她更贫困的陌生孩子韩信饥饿时，仍能够把自己的饭让给他。
“一条青虫爬在豆角上/她小心地捏起来/弯着老腰把她轻轻放在地上/看它/欢快地爬向大地的深处”。这就是漂母。在漂母眼里，没有什么不是生命。漂母对于一条青虫的生命都如此看重，那么对于活着的孤苦伶仃的韩信便可想而知了。
有人曾问过我，漂母是什么影响韩信的成长？过去虽然想说，且能说出很多，但直到看了国外作家的一篇散文《爱，创造出力量》，才有了回答问题的底蕴。
文章说，25年前，有位社会学的教授，曾叫班上学生到巴尔的摩的贫民窟，调查200名男孩的成长背景和生活环境，并对他们未来的发展做一评估，每个学生的结论都是“他们毫无出头的机会”。
25年后，另一位教授发现了这份研究，他叫学生做后续调查，看昔日这些男孩今天是何状况。调查结果，除了20名男孩搬离或过世，剩下的180名中有176名成就非凡，其中担任律师、医生或商人的比比皆是。
这位教授在惊讶之余，决定深入调查此事。他拜访了当时曾受评估的年轻人，跟他们请教同一个问题，“你今天会成功的最大原因是什么？”结果他们不约而同地回答：“因为我遇到了一位好老师。”
这位老师目前仍健在，虽然年迈，但还是耳聪目明，教授找到她后，问她到底有何绝招，能让这些在贫民窟长大的孩子个个出人头地？
这位老太太眼中闪着慈祥的光芒，嘴角带着微笑回答道：“其实也没什么，我爱这些孩子。”
爱是人世间最伟大最神奇的力量。爱心如春雨，播洒在每个儿童心间，催生着希望。爱是和煦的春风，可以暖醒冷冻麻木的心；爱是灯塔，引导人走出漆黑的迷惘；爱是天堂，是飘零孤寂的心之归宿；爱是神工巧匠，塑造了一个个不朽的偶像；爱是排空大浪，涤荡了心灵沉滓，构筑无限坦荡；爱是磅礴的交响，演奏着伟大的乐章，唤起尊重的渴望。
所以，我要将人们常说韩信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改成“成在漂母，败为萧何”。当韩信听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时，怎能不感动，怎能不惭愧，怎能不振作？是的，是漂母的赠饭之恩促使韩信振作；甚至在他受胯下之辱的时候，他心中也可能是在想着自己的承诺：“吾必有以重报母”。
漂母的爱，是博大的爱。这个爱，是不同寻常的爱。正因为有了这种爱，才成就了一代兵仙韩信。
作为漂母的这种爱人和济世的思想，我国古已有之。墨子早就提出“兼爱”口号，要求人们“爱无差等”、“远施周遍”，这就是博爱；《论语》中也有“汜（泛）爱众而亲仁”之说。泛爱，也就是博爱之义。之后，三国时曹植诗中有“长者能博爱，天下寄其身”的话，直接说出了博爱这个词儿。唐代韩愈，在他的《原道》一文中还把博爱进一步与“仁”直接联系起来，提出“博爱是谓仁”的观点。“仁者爱人”：“仁”是一种大爱，而非小爱、私爱。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种推己及人的爱人思想也是博爱；白居易的“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温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还有，学医者“悬壶济世”之情怀，求学者“达则兼济天下”的理想……都是漂母之爱精神的体现。
中国是一个具有行善文化的国度，中华民族也是一个追求博爱，具有博爱传统的民族。“一方有难，八方支援”。2008年，雪灾，特别是四川地震，将这种爱推到新的高度。从5月12日下午3点开始，地震就牵动了世人的每一根神经。骨肉相连，手足情深。从机关单位看到的是为灾区捐赠衣物的忙碌身影，走在路上看到的是无偿献血的人们在静静地等候，随处可见的是为灾区兄弟姐妹捐款的队伍。电视里全天候播报着灾区的最新情况，网络中一篇篇哀悼、痛心、祈祷、祝福的文章，无处不在的是亿万人民对灾区兄弟姐妹的牵挂和担心，真情与爱，汇成涓涓不息的暖流，流向那些受伤的心灵……
从古到今，母亲都是人们永恒的歌颂对象，而漂母之爱则是一种博大胸怀，既是博爱之缘起，又可以说是博爱之本。它超越母爱，是民族之爱，国家之爱，人类之爱。漂母的爱，是普照的阳光，让人间充满温暖；是遍洒的春雨，滋润着世界。
“令人惭漂母，三谢不能餐。”难怪性格高傲从不愿意“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李白，在到了淮安听到漂母的故事之后，诗仙眼里竟充满泪水，端着那“雕胡饭”难以下咽。
“人间最美丽的情景，是当我在怀念母亲的时候。”这是法国作家莫泊桑的一句话，今天，我要将其改成“人间最美丽的情景，是当我在怀念母亲与漂母的时候”。因为，除了母亲之外，漂母同样会给人间带来爱——甚至是超越母爱之爱，是博大的爱。敲着键盘，一首老歌在我耳边响起：“若人人都献出一份爱……”。是的，若真的人人都献出一份这种爱，这个世界将真的会更加美好！
存真方圣洁，平实更敬仰
一代宗师、学术泰斗季羡林先生终于还是没有能够跨越100岁的门槛，于2009年7月11日撒手远行。
季老的遽然与世长辞，我除了痛惜之外，首先想到的是2006年在他的《病榻杂记》中，正面辞去了“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和“国宝”的称号；还有他在《季羡林自选集》中，对某些有“历史问题”的作品，他一点不掩饰，保持“原生态”，用他的话来说：“不加掩饰，目的仍然是存真。”
比如季老记述留德之事，当时正值二战时期，德国人民的生活很是艰难，然而“我没有听到老百姓说过一句怨言”，“真心拥护希特勒者占绝大多数”。（《我的心是一面镜子》）读到这里，我的心里就一惊：这样的文章也敢选，这样的话也敢留？季羡林先生散文真可谓“实录”，可当做历史来读，一点也没有夸张。
再比如，“这些混蛋教授，不但不知道自己泄气，还整天考，不是你考，就是我考，考他娘的什么东西？”
“论文终于抄完了。东凑西凑，七抄八抄，这就算是毕业论文。”
“过午看女子篮球赛，不是去看打篮球，我想，只是去看大腿。”
这些日记在出版时，编辑曾提出“做适当删减”，季羡林的意见是：一字不改。
季老多次讲过：“凡是没有真正使我感动的事物，我决不下笔去写。”1962年吹拂到知识界的春风让他感动了，于是，季羡林先生写下了“我们不栽兰，不种竹，我们就把春天栽种在心中”、“即使到了金风送爽、霜林染醉的时候，到了大雪漫天，一片琼瑶的时候，它也会永留心中，永留园内，它是一个永恒的春天”这样抒情的字句。这篇文章发表后真可谓洛阳纸贵，被收入了中学和许多大学的课本。
可惜的是，这只是一个短暂的春天，转瞬即逝。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第一张批判季羡林先生的大字报，批判的正是《春满燕园》。
“记述真事、抒发真情、表达真意。”这就是我对季羡林先生散文“三真”的理解，也是优秀散文的灵魂。在人的一生中，思想感情的变化总是难免的。连寿命比较短的人都无不如此，何况像季老这样寿登耄耋的老人！
舞笔弄墨的所谓“文人”，这种变化必然表现在文章中。到了老年，如果想出文集的话，怎样来处理这样一些思想感情前后有矛盾，甚至天翻地覆的矛盾的文章呢？这里就有两种办法。在过去，有一些文人，悔其少作，竭力掩盖自己幼年挂屁股帘的形象，尽量删削年轻时的文章，使自己成为一个一生一贯正确，思想感情总是前后一致的人。
真正的大师是直面人生，不讳言历史上曾经有过的闪失和“失言”，历史是如何走过来就如何走过来，原汁原味保留，让人们看到季老最真诚的一面。这是需要有勇气和胆略的，更是人品、人性中熠现的光辉，存真就是无言的力量，不躲躲闪闪，更不“罔顾左右而言他”。
季老一生中最关键的转折点在他6岁那年出现。远在济南的叔父把他从村里接走。因为季家在他这代人里就一个男丁，省城的条件自然更有利于把他培养成人，将来也能光耀门楣。
叔父对季老的教育十分关心。但在求学的很长时间里，季老一直很贪玩。“从来没产生过当状元的野心，对那玩意儿一点兴趣都没有”，下河捕虾捉蛤蟆才是他的最爱。课余时间他酷爱看油光纸石印的《彭公案》、《济公传》一类“闲书”。这些白话小说对季老后来的写作产生了一些影响，他酷爱使用“皆大欢喜”这个透着傻乐劲儿的词。
叔父对他的预期只是娶妻生子、传宗接代，做一个小职员而已。对此季老也并无异议。但在15岁那年的一次考试，又让季老改变了对自己的判断。在这次期末考试中，季老竟考了全校第一名。校长王寿彭是前清的状元，他亲书一个扇面和一副对联，以表彰这位全校第一。他在题字中称“羡林老弟”，这个荣誉对季老影响极大。“由于这个偶然事件而改变为另一个人”，他开始觉得自己“即使不是一条大龙，也绝不是一条平庸的小蛇”。
荣誉感是激励这个狮子座男人的最好礼物。此后季老开始成为考试的冠军，在高中毕业时他信心十足地报考了北大和清华。而就在几年前的小学毕业时，他连重点中学都不敢报。
季老六岁离开老家时，最舍不得的就是母亲，初到济南他痛哭一夜。年幼的季羡林寄人篱下，“我能躺在一个非母亲的人的怀抱中打滚撒娇吗？这是不能想象的。”
遇到无能为力之事时，季羡林就会“真想到什么地方痛哭一场”——这样的说法在季老的文集中出现不下十次。
胡乔木和季羡林是同一年考进清华的老同学，胡乔木的职务越来越高，“文革”之后，胡乔木多次走访季羡林。季羡林却一次也没有回访过。“我很怕见官。”季羡林说。但胡乔木逝世后，季羡林特撰《怀念乔木》一文，追述他们相识、相知的往事。季羡林承认，在他生前，刻意回避；在他去后，却不胜怀念。他回避的是逢迎，怀念的是真情。
早年就听说季老的一个生活细节，很受感动：有一位北大学生，因刚到校园有急事，便把行李交给路边遇到的一位老头看管。等到他办完事，已日薄西山，他才想去找行李。等他急急忙忙赶回去，却看到那个老头还待在原地，替他看着行李。直到开校会，这位学生才从主席台上发现，那个替他看行李的老头，竟是他们的副校长季羡林老人。
“静以修身、静则生慧；心不清则无以见道，志不确则无以立功”，我最欣赏的是季老时刻保持着保持一颗“静心”的，不随波逐流，他明白了浮华只是一瞬间的，平静才会走向永恒。他不为活得累而呐喊，不因世间的荣辱得失而锱铢必较，不因外界的风声鹤唳而瑟瑟发抖。或许远离了尘世的纷纷扰扰，归于平静的空灵，是对生活最好的诠释。
《论语》中说，“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庄子《逍遥游》也道，“鹪鸩巢于森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不同，但平静、朴实的生活总不会褪掉光泽。季老越是平实，越是让人敬仰。
燕山夜话
前不久，丁驾龙老师带来一本《燕山夜话》到我家。这本《燕山夜话》是他从旧书摊上淘得的。他说，这本书他已寻觅多年，不久前不期而遇，怎不大喜过望！他付了双倍钱，用手绢将书包好带回家，那种“吹尽狂沙始得金”的快乐，不是爱书人实是难以体会的。
《燕山夜话》是邓拓同志的文集。1961年至1962年他以笔名马南邨应《北京晚报》的要求，以提倡读书、丰富知识、开阔眼界、振奋精神为宗旨，在《北京晚报》开设的《燕山夜话》专栏上发表的文章。燕山，是北京的一条主要山脉；夜话，是夜晚谈心的意思。马南邨是笔名。马兰村原是邓拓他们办晋察冀日报所在的一个小村子，因他对这个小村子很怀念。
丁驾龙老师今年七十有四了，原是《淮安日报》主任编辑。他说，有一句名言叫“一本书可以改变人生”，如果将《燕山夜话》用在他的身上，真的是再确切不过了。首先是《燕山夜话》在他的心灵里埋下了立志勤奋博学的种子，其后，又在他成长的途程中，打造他笑看人世沧桑的风骨。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那个年代，许多人在记住这副对联的同时，也记住了邓拓。这对联不是邓拓同志写的，但许多人知道这副对联，却是因为邓拓同志那篇《事事关心》的文章。
1960年，丁驾龙老师从南师大中文系毕业后被分配在淮安县车桥中学任语文教师，当从《燕山夜话》上读到此联时，心情激动，对邓拓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他从乡下跑了几十里路到县城新华书店找朋友走后门买了一本，并托朋友，每一册来了都为他留着。当时他抽闲捧读了一遍又一遍，书中好多章节至今仍可背下来。
如《一个鸡蛋的家当》，通过一个财迷幻想由鸡蛋变鸡，由鸡变猪，由猪变牛等一系列毫无现实根据，全是凭空想象，从主观愿望出发的发财美梦，婉转地说出空谈的无用和可笑，主张一切从实际出发，重视行动和实践。
再如他认为学习“板桥体”的最重要之点，就是要抓住“板桥体”的灵魂。什么是“板桥体”的灵魂呢？就是在一切方面都要自作主子，不当奴才！所谓：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是为真正的大丈夫。
他说，他羡慕作者邓拓渊博的学识、敏锐的才气；敬仰他高尚的人格、大无畏的气质。他为人坦诚正派、光明磊落，他敢于抵制一切损害党和人民利益的言行，勇于承认自己的不足，今天看来这种品质多么难能可贵。他不愧为无产阶级的文艺战士和党的新闻工作者的光荣称号。
这本书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一直带在身边，读了又读，给学生上课，凡是能将内容穿插其中传授给学生的，他绝不放过。
天有不测风云。当十里八村的高音喇叭一天到晚高喊着“打倒‘三家村’”的口号之时，书的作者邓拓先生连同他的书，遭遇着飞来的横祸，丁老师也因拥有《燕山夜话》这套书而遭到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牛鬼蛇神的帽子来了，更为荒唐的是他作为一名普通教师，且未加入共产党组织，却也称他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是一段难以复制的历史，却已深深地把烙印刻进了上亿人的大脑，不断重复着那些响亮的名字：燕山夜话、邓拓、北京晚报……
这是一个时代悲剧，专栏、作者还有持书人因其悲剧命运，和“文化大革命”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随着丁老师的回忆，我好像也进入了那个年代。“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刚小学毕业，只记得“三家村”里有邓拓，不过，因为在小学里有一位老师多次给我们讲过《燕山夜话》里的篇章，倒更激起了我的好奇心，只是一书难求，直到1983年才从在外地工作的一同学那儿搞到一本。阅读《燕山夜话》让我感到，作者行文浅白，说理通彻，议论深刻，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从这本文集中，让人惊叹到作者行文的简约洗炼而意味深长。每当夜深人静，读上几页，洞察人生，启迪心智，真也是一份难得的享受！
当我遇到不公的时候，当我遭受误解的时候，当我的人生之路出现泥泞的时候，我之所以始终没有颓丧哀怨，而是坦然自信地坚持在阅读中思考，在思考中写作，是因为有了《燕山夜话》的陪伴与激励，是因为它给了我搏击人世风雨的力量和勇气。
看着他从手绢里拿出的带有书的特有香味的《燕山夜话》，更激起我发自内心的敬仰和崇拜。“丹心共见燕山夜；健笔终存天地间”。“能诗能文即真才，且休说万古奇冤，燕山夜话；为国为民皆实迹，更哪堪一生心事，碧海青天”。这两副挽邓拓的挽联，就是对邓拓的和《燕山夜话》最好的评价。虽然邓拓离开我们已近40个春秋，但他的人品与作品依然鼓舞着我们，给我们精神和力量！
秋色之中情更浓
——读花法荣《秋色赋》有感
窗玻璃遮住风寒，大块大块的阳光急瀑般飞流而进。一窗阳光，暖暖的；一杯白水，暖暖的；一册《秋色赋》书卷，写景状物，描摹情思，细致入微，惟妙惟肖，更让人暖暖的。相拥阳光，相拥文字，冬日正是读书天。
我就这样陷进去了，读了一遍，再读二遍了，每天还要将其作为必定要做的事，打开来几页，游弋其中，乐不知返。其实很早就想写一篇读创的感悟，几次提笔，几次又放下，是羞于笨拙的笔，写不出他的韵味来。
有人说，秋天总令人感怀。然而秋风牵绊的并非是愁绪，只要用心欣赏，你就会发现，他给我们描绘出最美的画面：森林包围中的莫斯科，英国人的“自然观”，落日的辉煌，泰晤士运河上的女人桥，激情四溢红磨坊……天高云淡的日子里，心与自然融合到一起，谁还有惆怅？
花法荣写的《秋色赋》，分五个部分，有诗，有游记，有回忆录，有故事，还有散文，但却不是大江东去式的激昂，也不是春花秋月般的悲戚，他写的多是生活琐事，甚至还有童年的游戏和经历。读了，更多的，印象深的，是人们不曾注意过的瞬间或者细节，点点滴滴，情愫波动的霎那之时，就被粘住。他把那些童年趣，子孙情，以及生活中的真情实感，有如水般流动的温暖与美好，全部交与文字来馈赠读者。
“放风筝是件极快慰的事。每年清明节前后，是放风筝的高潮，各种风筝全部亮相，竞相比美。摇头摆尾的‘蜈蚣’，端庄秀丽的‘大美人’，在空中托起的呈‘品’字型的‘蟠桃’，以及穿梭其间、忽上忽下的‘白果’、‘油桶’，组成一幅美妙的空中立体画。”
《童趣篇》除了“放风筝”外，还有踢毽子、掼墙蹦、垛钱堆、撂“骡子”、捣拐、掼觉、洗澡、走冻、躲找、跳绳、接龙鸡、晃“酱油”、打水漂等十九篇，可以说篇篇可读，篇篇有趣，读了让人欲罢不能。
“当我在第一山风景区打开手机时，眼前赫然惊现儿子连续发来的三条短信：‘锐已确诊为脑瘤！’‘肯定手术！’‘我正在赶回南京的途中！’刹那间，我的头脑一片空白。转而震惊和极度痛苦一起向我袭来……我打电话给老伴，要她无论如何在晚饭之前，给我母亲烧点儿纸，祈求保佑我们的孙子安全度过这一关……作为爷爷，我心乱如麻。作为一家之长，我必须克制；作为爷爷，我心如刀割。我表面镇静，心里却滴血，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空前的无奈和无助。我是个唯物主义者，但此时却情不自禁地反复默默念叨着祈求上帝能保佑孙子免遭厄运……”
这是《惊魂十二天——记我在爱孙花锐重病期间的日日夜夜》中的段落内容，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一个老人对孙子的心态——吾观世间百态人，唯有骨肉最情真！
花法荣的父亲是一位烈士，在面对敌人刺刀向自己刺来时，仍不忘当时只有5岁的他，对凶残的敌人说：“不要吓我小囝！”
这是花老的《父亲留下的最后一句话》中的一句话。虽然在当时对他本人来说触目惊心，但由于时间会淡化一切，这件事也就成了一段很平常的“历史题材”了。然而，却被他写得细腻、真切而感人，我读的时候鼻子发酸，读完后抹脸时竟然湿了手。
花法荣虽然是一位老干部，但在他的笔下，爱是温暖而细腻的，这可以从他给孙女的一封信中读出。他的孙女花堃因高考失常发挥而没进入理想高校，他不是以爷爷的口吻居高临下的教育，讲大道理，而是以过来之人、以朋友给她写信，与她谈心，用自己年轻时考场失常的事开导她。“阳光总在风雨后！”这是他赠给孙女的话。看他的作品，不但励志，而且使人清醒。
“人是可以被作为礼物——在他并不知晓的情况下送给他人的。”花法荣的《秋色赋》，在我从他那儿获得的时候，在回家的路上就被原《淮安日报》退休编辑丁驾龙先生“劫”去，他还传给好几个人。他在还书的时候竟还对我说，若不是看你刚拿到手没来得及读，我就留下了。
一叶落而天下知秋，不知出于谁之口，但心喜之。花法荣是老牌北京大学的高材生，他的语言，有独特的风格，特别长于细节的点染与情意的蕴藉，平易而灵动，时有钻石华光乍涌；是春晓之花，明媚本色；是晴冬艳阳，干净而煦暖；是一曲骊歌，婉转不尽，深得我和众多读者喜爱。
秋色是一种成熟。而成熟则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是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是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颜观色的从容，是一种不再会哄闹的微笑，是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是一种无需声张的厚实，是一种并不陡峭却让人一眼可见的高度……
世界不是“斗牛士”式的强者所能征服的，它只能依赖于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和创造，人的强悍也不仅表现为与“鲨鱼”的博斗，还在于内心的充实、博大，精神上的无所畏惧！
俄罗斯作家洛扎诺夫说：“文学太难了。只有心灵纯洁并一生纯洁的人才是真正的作家。作家不能后天造就。作家乃是天赐。”一个人要写出美好的文字，首先他本身就是一个美好的人。花法荣正是这样一个美好的人，与他交往，读他的文字，让我们感到，生命，因了秋色的灿烂美好而变得美好起来。
谁说艺术家不问政治
电话铃响了，是朋友老徐打来的。老徐叫徐学贵，是我的老领导，又是我的好朋友。他要我中午到他那儿。我告诉他，中午两头礼，晚上还有。我与他协商道：改日吧。他不答应。他还告诉我，除了他，鹤龙先生，还有一个想见我的人。人家本来是要下乡办事的，是他提到我才改变主意答应的，我不到场他不好向人家交待。
“是谁啊？”我问。
“这人你肯定熟，而且还不是一般的熟。不过，与南闸也有关！”他知道我在南闸工作了九年，对南闸感情特深，特别提醒道。
“到底是谁？”我是在问他，又是在自问。
“王志豪。”
“菜籽花开一片黄，兄送妹妹回家乡。兄长好比张君瑞，妹似莺莺女红妆。当中缺少小红娘……”
这民歌味很浓的歌词及唱腔，是淮剧《千里送京娘》中的一段，提到王志豪，我就想到了淮剧，竟情不自禁地哼唱起来。唱就感觉特别亲切。
淮剧是由早期苏北民间的劳动号子和田歌“栽秧调”等发展而成，雏形称为“江北小戏”，之后受徽戏和京戏的影响，逐渐丰富，主要流行在长江与淮河之间的苏北淮安、盐城一带，早年曾叫“江淮剧”和“盐淮剧”。后来，由于流行的地区大部分属当时的淮安府管辖，因此，就被定名为“淮剧”。
也许是由于起源时期的影响，淮剧向来注重唱工，几乎每个淮剧剧本都有大段唱词。如传统节目《牙痕记》中“金殿认子”一折，竟有四个角色的唱词都在百句之上，这在其他任何剧种的节目里都是罕见的。大量的唱词带来淮剧非常丰富的唱腔，而它的唱腔来源也各不相同。其传统的老调主要是“香火调”。这种曲调是原来香火社戏的主调，最初是从农民劳动号子演变来的。它曲调高亢，结构严谨，一般只用锣鼓伴奏；“老淮调”，又称老淮蹦子。这种曲调长于叙述，唱起来情绪悲愤，色彩鲜明，大段唱词常常是扣人心弦、催人泪下；“靠把调”，这是从徽调演变来的……
正是因为喜欢淮剧，从小就学着淮剧的调子，之后走上工作岗位，又与著名演员如长我近十岁的王志豪等成为朋友。
68岁的王志豪，原淮安淮剧团长，现江苏省淮剧艺术研究会会长，国家一级演员，著名淮剧表演艺术家。他1958年开始从事戏剧表演工作，以扮相俊美，音质圆润而享有一定声誉，多次在省、市戏曲会演和比赛中获奖，一曲新旅战歌，创全国淮剧演唱片发行量之最。其唱段及表演制作成十一部盒式录音带，七张VCD碟片，深受广大淮剧爱好者喜爱。
王志豪想见我，让我受宠若惊。其实，应该是我想见见他才对。我们有近十年没见面了。
宴席摆在一家饭店的包间，连我和王志豪六个人，一坐下，话匣子就打开了。他“文革”期间下放在淮安南闸的泾河村。那时，尽管上面要村里对他实行再教育，可群众却把他当个宝，无论是早上，中午还是晚上，那些淮剧迷就朝他房里跑，很多人还给他送饭送菜送点心呢。学贵先生与他开玩笑，问，那时你的床就是板凳，那些小姑娘大媳妇的到了你那，上你的床，你肯定做了不少坏事。你说，在那你糟蹋了几个女娃。他听了，拿出一副很无奈的样子说，岂敢，岂敢，人家找我是学戏的，一去就是一群，就是想也无法下手啊。
本来我对他的话是信的，但一下子想到宋丹丹书里的一个片段。
——宋丹丹与英达“和平”离婚，分手之际，宋丹丹突然问英达：夫妻一场，我什么都没瞒过你，你也别瞒我——都传你和某某好，传了很久了，到底有没有这回事？看在我们这么多年在一起的份儿上，你一定要说真话。
英达（配以一脸委屈、惊诧等等表情）说：可能吗？丹，这可能吗？
结果他把呼机忘在她车里，她发现上面全是某人的信息。
我将这个片段讲出来，大家都骂道：死老王，到这个时候还演戏。
他朝我瞪了瞪眼，说，你这个人太坏了。
我是在王志豪之后到南闸当农技员的。我对他的情况当然了解。他在泾河时间不长就被宝应淮剧团偷偷借跑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老淮安县委筹备剧团时到南闸找不到他，县委书记急了，下死命令给南闸党委书记，你不把王志豪找回来，你书记就不要干了！
南闸的事大概谈下去会让他痛心，没说多少，王志豪就把话题转到了他的粉丝上了。他自豪地说，今春，市区组织对上海老板的慰问，市里区里都有人带队，去了很庞大的队伍。但到了那儿，很多老板因为没看到他，不满意，就给市区的领导出难题，要他们请王志豪到场。大概是淮剧与其他剧一样，已从年轻代眼中淡出，或者是因为现在的领导人变动频繁，他又不常上台，即使偶尔上台，领导们也不看。当那些老板的要求提出后，领导不知道王志豪是谁，打电话问区宣传部长，区宣传部长是外调的，刚到任，也不知道；又问文化局长，转了几个弯，好不容易才将他找到……
谈到干部，谈到上海，他又将话题转到重庆打黑。他说，自重庆打黑，就出现了官不聊生一说。官不聊生是从民不聊生套过来的。在这个世上，只有民不聊生之实，岂有官不聊生之理？然而却有，近时重庆打黑，有人以官不聊生相揶揄，社会又多有回应，认为说得实在，提法形象。他问我，官不聊生，是好还是孬？我一时语塞。
打黑之黑，一般不属于官。打黑的深入，却又不限于黑，不止于黑。更要紧的是，得深挖黑社会的根子，重点打击保护伞。当今之时，任何黑恶势力，没有保护伞的掩盖，没有权力在背后支撑，都成不了气候，存在不下去。有的黑社会团伙，存在了十多年，蔓延到几个区县，都是因为有一条或几条粗根子，直接扎进了官场。一旦打黑要翻底牌，背后撑着保护伞的官员，还能安得了生吗？
正当我对他的问题想入非非时，他又捣了我一下接上去说了：你们知道吗？重庆打黑之前，就掀起了反腐风暴，也曾搞得一些官员不得安生，只是那场反腐风暴，没有反黑风暴影响大。依我看，后者影响大，并不表明前者力度小，而是后者挖出来的根子粗，腐败事实更惊人，市司法局长、市公安局副局长，居然成了黑社会的保护伞，这让人能不震惊！打黑深挖根子，重击保护伞，也是反腐的重要组成部分。治政重治贪官，治社会重治黑恶势力，重治出了成效，老百姓拍手称快，这就是德政……
听他说得如此投入，话题如此深重，学贵先生说，老王，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你今天要见的人现在是省作家协会会员，也算作家了，今天你的谈话，为什么不让他为你写点什么。
“我，”他端起酒杯对我，“你就不要写了，你要写，必须要将我下面的话放进去写写。”说着他又放下酒杯站起来：“尔九卿、大臣各官中，类似于他们的，或甚于他们的大有人在。有你，有他，还有你……你们当中的人，哪一个没问题，有很多还比他们的问题重呢。朕征服鳌拜，平治三潘，收复台湾，剿灭葛尔丹，样样胸有成竹，对症下药，然每念及你们官员，甚为悚惕。我怕国家最终就毁在你们这些……”
朗朗的说白，或高亢，或明快，或委婉，细腻流畅，简直就是舞台表演。
接着，他坐下解释。这是电视剧《康熙大帝》中康熙惩治明珠等七位一品二品大臣后痛心疾首的台词。康熙台词中的那“有你，有他，还有你”，指着的都是皇亲国戚和众大臣……
好了，王志豪将剧中的表演与现实联系了。他说，这个剧本好，这个台词好，这个康熙演得更好，其实，就应该请各级的党政官员都看看，康熙这段话，让他们听听，多好啊……
我看他越讲越来劲，心里生出一种感慨：谁说艺术家不问政治！
人性之光
——读汪雷的《女俘》
很多朋友说，在楚州文联主席孙义佺的努力下，今年，也就是建国六十周年，办了几件大好事。这几件好事中就有为展示60年来楚州在文学艺术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将书法、美术、摄影和文学等作品中的精品筛选出来，出版了《楚州文学艺术六十年精品选》。因此，让我读到了早就想读而无法找到的著名作家汪雷先生的《女俘》。
汪雷先生的中篇小说《女俘》被认为是一篇战争题材的小说，但事实上，军人身份，战争环境，其实是作家有意虚托的环境背景，作家真正的用意，是人性的张扬，借助战争的炮火硝烟，敌对双方的阶级仇恨，让“人性”之光，像日暮的黄昏从西天隐射而出的桔红色的光芒一样，透射出作为“人”这个最本质之性的光辉！
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是两位女性：一个是国民党的机要军官，敌人，俘虏；一个是革命战士，是押送女俘的军人。在这一点上她们是绝对对立，无法通融的。但她们有共同的“人”的身份，且都是有孩子的“母亲”。当“我”把女俘当做一个母亲，看到她的儿子和他们纯粹的母子之情时，逐渐手软心慈，滋生了同情之心，这是一种人性的认同和感化。而且最后，正是女俘及时的通报才使昏倒在途中的“我”得救，当我从昏迷中醒来得知经过时，“热泪涌上我的眼眶，但这不是悲伤的泪，而是骄傲与感激的泪。”在这里，“感激”的是人的良心，“骄傲”的是人性之善最终超越和战胜了一切。
“侧腹淌血的人记忆犹新，侮辱人者常糊里糊涂就忘记了自己的恶行，但受辱者却会顽强地留着被侮的印象，永久地挥之不去。”这是一生与肆虐者战斗的雨果的内心呼叫。
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天使和魔鬼可以在同一个人身上存在，天使和魔鬼可以同用一个身体——也可以说，一个人即使是魔鬼，也是有天使元素，天使意念的；还可以说，一个人既可以不是天使，也可以不是魔鬼。天使代表人性善的一面，魔鬼代表人性恶的一面。如此说来人性是恶还是善？
人性，实在是个古老的话题，也是一个答案众多的话题。孔子曰性相近，承认有人性，但未说人性是什么；孟子说人性善，荀子说人性恶……中国的圣哲前贤们大都从社会伦理角度阐发人性。文艺复兴后的欧洲资产阶级则把人性看作感性欲望、理性、自由、平等、博爱等等，他们大都从人的本质存在、天然权利等角度来阐发人性，起因则在于反对封建制度对个性的束缚。
我记得有一篇文章中有这么一种说法：别把别人的“恶”给引出来了……实际上，即使是恶人，也有善的一面，何况小说中的敌人，其实只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站错了队。恶引来恶，善引来善。人本身就有善的一面，你给别人善的环境，他（她）的善就表现出来了；你若给别人恶的环境，那么，恶必定会出来……
天道酬善，魔鬼终究不敌天使。前几年，我国东北也发生了类似的故事。当囚车与油罐车相撞，5位押车武警重伤昏迷之际，几十名犯人担当起了天使的角色，他们只感到自己是人，是有血性有人性的人。最令人心颤的是当一位受伤的队长被抬上救护车时，他挣扎着趴到窗口，流着泪面向车下已全无束缚的囚犯喊道：“你们，别跑呀！”囚犯们一下子呆住了，也是泪流满面。这里蕴含着多少难言的潜台词！
在永远无人会知道真相的情况下，一个人的所做所为，最能反映他的品质。小说及东北发生的传奇故事向我们揭示了一种情境：在生死自由的大关口，人性之美最能折射出我们地球人的希望所在。
是的，没有绝对的对与错，没有绝对善与恶的人性，在两个不同方向的选择中，往往只是因为一念之差，也许这就是人性的善变与脆弱。把这种看似很难把握、却又常常处于情理之中的人性通过文字的叙述完美而深刻地剖析给读者，是需要作者对社会的深刻观察思考与较高的写作构思功力的，即需要作者有一双看透世事人情的眼与一只生花之笔。对于读者来说，能够读到有深刻内涵与意味的作品，也是一种有幸与享受，我们可以从中体味生活，随着作品展开对人性的思索。
汪雷先生的《女俘》1982年12月发表在文学季刊第四期《江南》杂志上。作者不仅跳出了当年革命文艺中的“三突出”原则：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中心人物，而且还跳出了当时英雄人物总是高大全、“红光亮”，而反面人物一出场灯光便暗下来，面目也委琐丑陋，把视角放在了三十多年前的解放战争的战场中；并且将人性的巨大力量和不可遏止的情感要求，置于战争的炮火硝烟、敌对双方阶级仇恨的特殊背景下表现，张扬了超越阶级的美好的人性之爱，将作品重心放在了对“人性”、“人的价值”、“人的生命力量”等更深刻问题的思考上，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规范，“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女俘》成为“反思文学”思潮的代表作品之一，在当时曾引起了文学界的关注，并且引起了轰动一时的争鸣。
“你认为世上什么最耀眼？”
“不是太阳、恒星、激光发射、原子弹爆炸，而是阴雨天走了半宿的夜路，突然在旷野上看到一豆灯火。”
走过黑夜的人，一定会理解哲学课上，一位“老三届”学生对一位老教师的提问。
人性之光常常在暗夜里闪耀。壮美的人生常如垂落的瀑布，飞珠溅玉。而在人类千年百代的社会场景里，又有什么比得上人性的跌宕升华更惊心动魄呢？——最柔软脆弱的是人性，最厚重刚烈的也是人性。
《女俘》虽然在艺术上有着一定的局限性，但小说对“人性”“人道主义”的张扬，不仅拓展了当时创作的主题，和对于刚刚摆脱文革左倾专制统治的中国百姓的启蒙意味，而且在今天，对建设和谐社会，也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
滔滔淮水颂女神
——读张德法《水漫泗州》
在橘色的灯光下，手捧这本封面上半部银白下半部灰暗的书，它像一股清泉淌过干燥的土地，又像夜莺在月光里如水的歌唱，整个夜晚因此变得宁静、柔软。我多日坚硬覆尘的心，就这样突然被打开，任那一句句唱词像清新的细流，一遍遍冲刷内部的纹理，带着沉重，带着浑浊，“洗”着被日子压住的艰涩的呼吸和心语。
迄今为止，德法先生的书，我读过两本。《大湖小品》和手头这本《水漫泗州》。《大湖小品》多是随笔，曾获得市“五个一工程”奖。“试看我们笔下的作品，有多少能挤出血来？文字是也。”那时我读，感慨万千。小姨、大姑、老爹，乡人旧事，小河游泳、荷塘摘莲、捕小鱼小虾，童趣孩梦，蛙声、蝉鸣、潇潇雨，灌河清清、萱草苍苍，乡土情结，流泻真实声音；现在又读《水漫泗州》。《水漫泗州》是剧作选，是张德法先生2009年8月8日送我的。《水漫泗州》由古吴轩出版社出版，该书中有曾获江苏省新剧目调演优秀剧本淮剧《果园风情》和现代黄梅戏《情牵果园》，有新编古装戏《铁山寺传奇》，有大型情景剧《大将军韩信》等。当然，让我感兴趣的却是《水漫泗州》。因为我不仅对此故事比较熟悉，还因为我曾从《西游记》里找到了此故事的起端。《西游记》第九回《袁守城妙算无私曲，老龙王拙计犯天条》，说泾河龙王为破算命先生袁守诚的预言，私自改变了长安下雨的时辰，克扣了点数，结果，被魏征在梦中斩杀。于是，水母娘娘为了报龙王被斩之仇，搬来了五湖四海三江的水，准备将人间淹没。恰巧在路上碰到了张果老。张果老是个倒着骑驴的怪老头，他得知了水母娘娘的企图，就变成了一个做生意的贩驴人。他故意向水母娘娘讨水喝，水母娘娘见是凡人蠢驴，也就同意了。其实，张果老的驴是一头神驴，转眼间，差不多将水母娘娘的两桶水喝完了。水母娘娘急了，一脚，把水桶踢翻在地，桶里的剩水流开去，顿时浊浪滔天，一片茫茫，于是泗州城倒霉了，永远沉到了水底。而这一片水就是现在的洪泽湖。
不过，这只是我的主观臆想。这个剧本，读就让我震撼。因为张德法先生笔下的《水漫泗州》，对故事进行了再创作，故事从水母念凡开始，后被打鱼的赵三从湖中救起，与赵三结婚生子，全剧共八场，每一场都扣人心弦。剧中有爱情，有民间疾苦，有官员的贪腐和官家子弟的胡作非为，还有皇上的昏庸。作者从神话的荒唐中写出了一种中国几千年来社会的真实。
历史上确实有泗州城。泗州城始建于北周宣帝大成元年（公元579年），隋唐时毁于战乱，唐代重建。宋代，泗州城已十分繁盛，历史上称为“车驰马骤无间时”，加之景色秀丽，朝廷政要，文人墨客留下了许多著名的诗篇。明代，泗州城城内船舶如流，店铺林立，商贾云集，更为繁盛。其鼎盛的原因除了经济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政治背景，即朱元璋的祖陵建其北侧门，每年的各类“祭祀”活动使泗州城成为朱明王朝的“行宫”，泗州达到了空前的繁荣。
可能因决策的问题，泗州城建在了地势低洼处。自建城以来，一直没能摆脱洪水侵袭的困绕，特别是自南宋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黄河侵汴、泗夺淮，给整个淮河流域都带来巨大的灾难，泗州城当然首当其冲。元、明、清三代建都北京，南北漕运成为保障朝廷供给的生命线，元至元三十年（公元1293年）贯通了南北大运河，黄、淮、运交汇于清口，由于黄河的急流和泥沙，使漕运治理面临着复杂的局面。明代统治者为保明祖陵的风水王气和皇家漕运，大筑洪泽湖大坝，人为的抬高了水位。面对水患的威胁，有人提出分泄淮水入长江，以解泗州倒悬之急。而总理河漕的潘季训，以“祖陵王气不宜轻泄”为由，反对分洪救城。潘季训被削职后，朝廷特派巡按御史邵陛前往泗州治水，邵陛所筑的邵公堤和保护明祖陵的砖石堤，虽然换来了暂时的太平，但其结局已注定了泗州城难逃淹没的厄运。清朝实行了“减黄助清”的策略，增筑了高家堰，形成并不断扩大了洪泽湖，造成了“堰堤有建瓴之势，城郡有釜底之形”的悬湖。
到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六月，黄淮又发生了大水，泗州城已不见踪影，淹没在滚滚狂涛的洪泽湖底，千年古城“永为鼋鼍之窟。”成为世界上的第二个庞贝。
水漫泗州，一般认为是天灾，但还有一说。说此城因是明朝皇帝朱元璋祖坟所在地，也就是说是风水宝地，若这风水宝地不破，清朝的江山就不牢靠。此说虽有其片面性，但泗州城的消失其实与明祖陵是有极大关系的，是人祸。大禹治水，疏堵结合是成功之路，但因为治水思路问题，清康熙或决策者要毁朱皇帝的祖坟，哪能顾什么城池或人民的生命。因为康熙或清王朝的决策者明白，若明里派人挖朱皇帝的祖坟，以压住明朝的王气，那太显眼了，他们借洪水让其消失，可以既压住明朝的王气，又堵住世人的嘴，让世人无话可说。
因此，又让我想起网上对四川汶川大地震众说一辞为“天灾”的事。2008年5月12日，听到四川汶川发生8级强震，中国的地震科学家耿庆国欲哭无泪，心里在流血。2006年他根据旱震关系提出中期预报，近年阿坝地区将发生7级以上地震。4月26日和27日在中国地球物理学会下属的“天灾预测委员会”经集体讨论，作出“在一年内（2008.5—2009.4）仍应注意兰州以南，川、甘、青交界附近可能发生6—7级地震”的预报（文字报告已报中国地震局等，4月30日密件发出），而且，耿庆国根据强磁暴组合，明确提出“阿坝地区7级以上地震的危险点在5月8日（前后10天以内）”（以上地震预报三要素：震级、地点、时间均已明确），却受到当权的主流地震科学家的排斥。这是他第二次为此哭泣，第一次在唐山地震之后，他准确的临震预报却被压制，未能挽救24万唐山人民无辜的生命。创业邦（CYZONE.CN）和中国科学院工程地质力学重点实验室李世煇博客。
对此说虽有争议，但人们责问，你地震局一边说，地震不可预测，一边预告说某地要发生余震。什么意思？
“康熙故意抬高洪泽湖水，直接把泗洲城和明祖陵置于最危险的境界”。这是网上的声音。这个声音告诉世人，人祸比天灾更可怕啊。
《水漫泗州》作为一部反映古代百姓生活的新编神话，塑造了水族中水母，即到凡界的巧莲这个主角，她从向往凡界，到到了凡界，夫妻恩爱，家庭和睦，但因花花公子的寻花问柳，导致丈夫入牢狱，她抗争，到官府告状，拦轿告御状，揭发秦知府修改图纸偷工减料中饱私囊，到皇帝让其到被揭发对象的秦知府那儿去解决的荒唐，在不能自保的情况下，是王母娘娘，也就是天助，让水漫泗州之法，淹死了秦知府等坏人。而她，变成了第一山，为平民百姓撤离挡水。
漫漫苍天鉴伪真，
滔滔淮水颂女神。
功过是非有公论，
留作人间说戏文。
这是全剧结尾的伴唱词。
我想，这是历史在伴唱，这是百姓在伴唱……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