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她对你如此关心？”

    “她不关心我——她恨我。但是她更恨他们。现在布拉格那些结婚多年的夫妻终于有了比对方更值得憎恨的对象了。”

    一个月前，警察来到波洛托卡楼梯井上的住所，通知他本国的头号麻烦制造者已被勒令离开本国。他们限他四十八小时内离境。

    “我对他们说，‘你们怎么不离开？结果根本是一样的。我给你们四十八小时。’”

    但是他拥有剧院创新者的名气，在巴黎或是穿过维也纳国境线重新开始自己的事业不是会生活得更好吗？

    “我在布拉格有十六个女朋友，”他回答。“我怎么能走？”

    我接过他递过来的袍子以免着凉，而他则脱下自己的衣服套上我的西装。“你这样看起来更像个大猩猩了，”我看着他穿着我的衣服搔首弄姿，说道。

    “而就算穿着我最难看的晨衣，”他说，“你看起来也像个幸福健康无忧无虑的冒牌货。”

    以下是波洛托卡的故事。

    “当时我十九岁，在大学里念书。我想和我父亲一样当个律师。但一年之后，我决定我必须放弃这个专业转入美术系。当然，事先我得去面试。那是一九五〇年。也许我本来要进行五十次面试，不过我只去了那一次。我走进去，他们拿出一本我的‘履历’。有一英寸厚。我跟他们说，‘我的履历怎么可能有那么厚，我根本还没生活。我还没有生活过——你们怎么能找到这么多信息？’但他们根本没有解释。我坐在那里，他们翻看着履历，说我不能转系。是工人们替我出的钱，让我接受教育。工人们已经投资了一年，是想让我将来做律师，而不是出资让我改变主意做个美术家。他们告诉我我不能被美术系录取，以后不管哪里也不行，于是我说好吧然后回家。我也不在乎那么多。也没那么糟糕。我不一定要成为个律师，我有一些女朋友，我有我的老二，我有书，我还有一个童年好友布勒夏聊天陪伴。只是他们也跟他谈了话。布勒夏当时想成为一个著名诗人、著名小说家和著名剧作家。一天晚上他喝醉了，然后向我承认他正在监视我。他们知道他是我的老朋友，知道他会舞文弄墨，也知道他会来看我，所以他们就雇他监视我，每周写一份报告。但他文章写得实在太烂了。现在也还是如此。他们告诉他，读他报告的时候他们完全看不懂。他们说他所写的有关我的一切都让人无法相信。于是我说，‘布勒夏，不要沮丧，让我看看这些报告——也许并不像他们说的那么糟糕。他们知道些什么？’但这些报告写得确实够烂的。他完全没有抓住我所说的要点，我什么时候去什么地方他全都搞乱了，写得实在够呛。布勒夏很害怕他们会开除他——他害怕他们可能会怀疑他在耍什么花招，目的是为了掩护我。而如果这一条写进了他的档案，他的后半生就毁了。此外，他把所有本该花在写诗歌、小说和戏剧上的时间都用来窃听我了，自己反而一事无成。因为这事他悲痛欲绝。他本以为这事只需要让他一天花上几小时然后就可以继续努力成为国家艺术家、荣誉艺术家，获得全国杰出作品奖。怎么说呢，要怎么做已经很明显了。我对他说，‘布勒夏，我会替你跟踪我自己。我比你更了解自己一天做了什么，我也没什么别的事要忙。我会自己监视自己，然后写下报告，由你当做你写的交给他们。他们也许会疑惑为什么一夜之间你的臭文笔有了那么大的改善，你可以告诉他们前段时间你是生病了。这样对你的档案完全不会有损害，我也可以不用再看到你那张嘴脸。’布勒夏激动万分。他把他们付给他的一半酬劳给了我，一切看起来都很好——直到他们发现他是一个如此优秀的间谍同时又是个如此出色的作家，让他升官了。他吓坏了，跑来找我说是我让他陷入现在这种境地所以我必须帮他。他们现在让他去监视一个比我更大的麻烦制造者，甚至用他的报告在内政部作为新人的教材。他说，‘你擅长这个，鲁道夫，对你来说这只是小菜一碟。我太有想象力了，不适合这样的工作。但如果我现在告诉他们实情，这肯定会留在我的档案上，那我以后就毁了。现在我就可能彻底毁了，如果他们知道是你自己写你的监视报告的话。’所以这就是我年轻时代养活自己的方法。我教我们有名的荣誉艺术家兼全国杰出作品得主如何用平实的捷克语写作并描绘生活。这可不简单啊。这个人甚至无法描述一根鞋带。他遣词造句的能力很差。而且他没有观察力。我就说，‘但是，布勒夏，你这个朋友到底是伤心还是快乐，笨拙还是优雅，他是否抽烟，大部分时间是倾听还是倾诉？布勒夏，你要是连个间谍都当不好，以后怎么当伟大的作家？’这让他恼羞成怒。他很不喜欢我的奚落。他说监视别人让他感到恶心，因此让他的写作遭遇瓶颈。他说他无法在自己的精神受到危害的时候发挥他的创作才华。对我来说就不同了。是的，他不得不告诉我——这对我来说不同，因为我没有那么高的艺术理想。我什么理想都没有。如果我有的话，就不会同意自己监视自己了。我当然不会为此挣钱。他已经对我失去了尊敬。对他来说这是个悲哀的讽刺，因为当我离开大学的时候，对他和我们的友谊来说，至关重要的就是我的正直。布勒夏最近又告诉了我这一点。他当时和另一位有名的荣誉艺术家兼全国杰出作品得主奈普先生在一起吃午饭，奈普先生现在还是他们作协的秘书。布勒夏喝得烂醉如泥，而他每次一喝醉，情绪就异常激动，挖心挖肺地要告诉你真相。他走向我吃饭的桌子，询问是否一切都好。他说他希望能帮助一个陷入麻烦的老朋友，然后在我耳边低语道，‘也许再过几个月……但他们不喜欢你这么不合群，鲁道夫。现在当局已经不再能容忍离群了。不过，对你，我还是会尽我一切努力……’但接着他忽然坐在桌边说，‘但你绝不能在布拉格四处造我的谣，鲁道夫。反正没有人会相信你的。到处都是我的书。学童读我的诗歌，成千上万的人读我的小说，电视上还放我写的戏剧。你要是对人说起这事，只会让自己看起来更苦涩更不靠谱，还有，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有那么点疯狂。’于是我对他说，‘但是，布勒夏，我不会说的。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然后他说，‘得了吧，别骗我了，我亲爱的老朋友——那为什么所有人都会知道？’于是我说，‘因为他们的孩子读了你的诗歌，他们自己读了你的小说，而当他们打开电视的时候，会看到你写的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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