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你的未婚妻。早上好。我现在来看你。我正在旅馆的大厅里，现在正要到你的房间来见你。”
“不，不用。我下来见你。我们要吃的是午饭，不是早饭。”
“为什么我这么爱你你却害怕我来见你？”奥尔佳问。
“在这里这可不是个好主意。你知道的。”
“我上来了。”
“你会给自己惹麻烦的。”
“我才不会呢，”她说。
她站在门口的时候，我的裤子还没完全扣好。她穿了一件长款麂皮外套，这外套很可能见证了她如何熬过堑壕战；一双高帮皮靴，看上去好像她一直穿着这靴子在田里劳作。在布满污渍又磨损得厉害的兽皮的映衬下，她雪白的脖颈与雪白的脸显得格外脆弱——你可以理解为什么人们会对她做出一些她并不喜欢的事：衣着破烂，鲁莽大胆，又楚楚可怜，一种由内而外散发出的充满性诱惑的无助感，曾让中产阶级的丈夫在客厅里自豪，在卧室里自信。既然我对所有事情都感到害怕，那么不管我朝哪个方向走都是一样的。好吧，她不只在走，她已经走了：她是鲁莽大胆、铤而走险的化身。
我很快让她进来，把门关上。“慎重可真不是你的强项。”
“这个词我从没听说过。你为什么这么说？”她问。
我指了指挂在床头之上的黄铜水晶吊灯，这是他们最喜欢装窃听器的地方，西索夫斯基早在纽约就已经告诉我了。“在你的房间里，”他警告我，“你说话要小心。到处都藏着窃听器。在电话里也最好什么都不要说。不要在电话里向她提起那份手稿。”
她坐到窗边的椅子上，而我则继续穿衣服。
“你必须明白，”她高声说道，“我并不是图你的钱才要和你结婚。我和你结婚，”她继续说着，同时朝那灯做了个手势，“是因为你告诉我你对我一见钟情，是因为我相信这一点，还因为我也对你一见钟情。”
“你昨晚没睡觉。”
“我怎么睡得着？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我对你的爱，悲喜交加。当我想到我们的婚姻和我们的孩子，我根本睡不着。”
“咱们找地方吃早饭吧。咱们出去。”
“先跟我说你爱我。”
“我爱你。”
“这是你要娶我的原因吗？为了爱？”
“不然还能有什么其他的原因？”
“告诉我你最爱我哪一点。”
“你的现实感。”
“但你不能因为我的现实感而爱我，你必须因为爱我而爱我。告诉我所有你爱我的理由。”
“吃早饭时再说。”
“不行。现在就说。我不能嫁给一个初次见面的男人”——她边说边在一张纸上潦草地写着什么——“也不能拿我的幸福冒险，做出错误的选择。我必须要肯定。我要给自己一个交代，还要给我年迈的父母一个交代。”
她把写好的纸递给我，上面写着：你不能指望捷克警察能听懂任何东西，哪怕是用捷克语说。你必须说得清楚、缓慢并且大声。
“我爱你的风趣，”我说。
“我的美貌？”
“我爱你的美貌。”
“我的肉体？”
“我爱你的肉体。”
“你喜欢跟我做爱吗？”
“喜欢得无法言喻。”
奥尔佳指着吊灯。“‘无法言喻’是什么意思，亲爱的？”
“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比和美国妞做爱要美妙得多。”
“简直棒极了。”
我们进了电梯，和穿制服的操作员（按照波洛托卡的说法，这又是一名警方卧底）以及三个早起的日本人一起下楼。奥尔佳问：“你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别人上过床了吗？”
“没有，奥尔佳，还没有。尽管有几个捷克人也许想要和我上床。”
“这个旅馆的房间多少钱一晚？”
“我不知道。”
“当然了。你那么有钱不必知道。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窃听这些大酒店吗，而且常常装在床的上方？”
“为什么？”
“他们想要听床上的外国人做爱。他们想听女人用不同的语言表达高潮来临时的感受。祖克曼，她们在美国是怎么表达高潮的？教教我美国女人是怎么说的。”
在大厅里，前台职员从接待处走出来，穿过大厅迎接我们。他向我礼貌地道了个歉，然后和奥尔佳用捷克语讲话。
“说英语！”她要求道。“我想让他听懂！我想让他用英语听听这侮辱之语！”
这个职员身材矮胖，头发灰白，举止端庄，脸上没有笑容，他显然对她的愤怒视若无睹：因为他继续用捷克语毫无感情地说话。
“怎么回事？”我问她。
“告诉他！”她冲职员喊道。“告诉他你想要什么！”
“先生，这位女士必须出示她的身份证。这是规矩。”
“为什么这是规矩？”她要求道。“告诉他！”
“外国游客必须用护照登记。捷克公民如果想要去房间拜访则必须出示身份证。”
“除非这个捷克人是个妓女！那样她除了钱什么都不用出示！拿着——我是个妓女。这里是你的五十块——别再来烦我们了！”
她把钱伸到他的脸前，但他转身避开了。
奥尔佳向我解释：“对不起，先生，我本应该告诉你的。在一个文明的国家，鞭打女性是违法的，即使她为此能得到酬劳。但只要你给这些人渣钱，一切都没问题。拿着，”她大喊着重新转向那名职员，“这里是一百块！我并不想侮辱你！一共是一百五十块！”
“我需要这位女士的身份证，务必。”
“你知道我是谁，”她咆哮起来，“这个国家每个人都知道我是谁。”
“我必须在账簿上登记身份证号码，夫人。”
“请你告诉我，为什么你要在我未来丈夫的面前这样让我难堪？为什么你要让我在我爱的男人面前为我的国籍而感到羞耻？看看他！看看他的衣着！看他那件外套，还有天鹅绒衣领！他的裤子上钉的是纽扣，而不是像你那样安了副小拉链！为什么你要让这样一个男人对于娶一个捷克老婆这件事有任何的疑虑？”
“我只是希望看一下她的身份证，先生。我会立刻奉还的。”
“奥尔佳，”我柔声说道，“够了。”
“你看见了没？”她对那职员咆哮。“现在他感到厌恶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在想，他们那些古老、优雅的欧洲礼节都去哪里了？什么样的国家能允许有人在豪华宾馆的大厅里对一名女士这样无礼？”
“夫人，我必须向上面报告你无法出示身份证件，同时我不得不让你留在这里。”
“快去报告吧。我还要报告你在一个欧洲文明古国的豪华宾馆大厅里对一名女士如此无礼呢。让我们看看到底谁会进监狱。你会知道我们两个到底谁会进奴隶劳工营。”
我向她耳语：“把证件给他。”
“滚！”她朝职员尖叫。“快去叫警察来吧。一个在雅尔达酒店的男人因为没有在电梯里向女士脱帽致意，被判在铀矿里做十年苦力。一个滨海酒店的门童因为没有向一名女士鞠躬道别，现在被关在单人牢房里，里面甚至没有厕所。至于你所做的一切，你将再也没法见到你的妻子或老母。你的孩子们会因为父亲的名字而在耻辱中长大。去吧。去吧！我要让我未来的丈夫看看我们这个国家对于没有礼貌的人是怎么处置的。我要让他看看我们对于针对捷克女性的粗鲁行为是不会赞许的！把上面的人叫来——就现在！与此同时，我们要去享用早餐了。来吧，我亲爱的，我的爱人。”
她拉着我的胳膊准备走人，就在此时那名职员说了一句“这儿有一张写给你的便条，先生”，接着递给我一个信封。便条是手写在酒店信纸上的。
亲爱的祖克曼先生：
我是一名捷克学生，对美国文学有浓厚的兴趣。我写了一篇对于贵小说的研究，希望能当面和您谈谈。文章题目是“难能可贵的自我剖析——从美国经济状况谈起”。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可否在本酒店和您见个面？请在前台留下您的回复。
尊敬您的
奥德里奇·霍鲁别克敬上
已经在用早餐的客人们纷纷越过咖啡杯的边缘朝这边看，而奥尔佳断然拒绝在领班指示的靠角落的桌子旁边就坐。她指了指大厅玻璃门旁边的一张桌子。领班用英语解释说那张桌子已经被预定了。
“预定吃早饭？”她回答。“这真是个赤裸裸的谎言。”
我们坐在靠近大厅正门旁边的桌子旁。我问：“现在怎么办，奥尔佳？告诉我接下来会发什么事。”
“拜托别问我这种事。他们都是蠢货。我想要鸡蛋。水煮蛋。生活中没有什么比水煮蛋更纯粹了。我要是再不吃点东西就要昏倒了。”
“告诉我第一张桌子到底有什么问题。”
“有窃听器。也许这张桌子他们也窃听了；也许所有桌子都被窃听了。操他的，我太虚弱了。操他妈的。操他全家。再教我说一句。今天早上我需要再来一句给力的。”
“你一晚上都在哪里？”
“你不肯要我，所以我只好找了些肯要我的人。请帮我叫下服务生，不然我要昏倒了。我马上就要昏倒了。我感到很恶心。我得到厕所里去吐。”
她站起来离开桌子，我跟在后面，但当我走到餐厅门前时，一个留着些微小胡子的年轻男人挡住了我的去路；他穿着一件牛角扣防水大衣，拎着一只沉甸甸的公文包。“拜托了，”他说，他的脸离我的只有几英寸——一张紧张的脸，布满了惊恐和担忧——“我刚才想到您房间找您。我是奥德里奇·霍鲁别克。您收到我的便条了吗？”
“刚刚收到，”我说，看着奥尔佳匆匆穿过大厅进了女卫生间。
“您必须尽快离开布拉格。您绝对不能再待在这里了。如果您不马上离开，当局会伤害您的。”
“我？你怎么知道这事的？”
“因为他们在罗织罪名。我是查尔斯大学的学生。他们讯问了我的教授，也讯问了我。”
“可是我才刚到这里。什么罪名？”
“他们告诉我您肩负着间谍使命，让我离您远点。他们说他们会以您在这里的所作所为而把您投进监狱。”
“罪名是搞间谍活动？”
“罪名是策划与捷克人民为敌。和麻烦制造者一起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您是个意识形态破坏分子——您必须今天就离开。”
“我是一位美国公民。”我摸着钱包，里面不仅有我的护照，还有我的美国笔会会员证，它由会长杰泽·科辛斯基[19]亲笔签署。
“最近有一个美国人刚在布拉迪斯拉发下火车就被投进监狱关了两个月，因为他被当局误认为另一个人了。他甚至都不是他们要找的人，但他就是出不去。一个礼拜前一个奥地利人从下榻的宾馆被带走投进监狱，马上要面临反捷克活动的指控。他们还把一个西德的记者扔进河里淹死。但据他们说，他是在钓鱼时掉进了河里。有一些强硬分子想要给这个国家一点震慑。有了您，他们就可以这么做。这是警察告诉我的。有很多很多人即将被逮捕。”
我清晰地听见克里尼克宅第外，河流飞溅在河堤陡峭的石头上发出的声响。
“因为我。”
“包括您。”
“也许他们只是恐吓你，”我说，我的心飞快地跳着，几乎快要爆炸。
“祖克曼先生，我不应该在这里的。我绝不能在这里——但我很怕错过了您。还有很多其他原因。如果您愿意走到火车站，五分钟后我会和您在那碰头。车站就在这条主街的尽头——靠左面。您会看见的。我会假装在车站咖啡店的外面偶然遇见您。拜托了，他们和我的女朋友也说了同样的事。他们在她上班的时候审问她——关于您的事。”
“关于我。这一切你都确定？”
这名学生抓住了我的手，夸张地摇晃着。“见到您真是荣幸！”他提高了音量，以便让餐厅里所有想听的人都听见。“真抱歉我这样冒昧打扰，但我一定得见见您。我无法克制冲动，因为我是个愚蠢的书迷！再见了，先生！”
奥尔佳从洗手间回来，脸色看起来比离开时更加糟糕，身上还散发着一股味道。“这是什么国家啊。”她重重地跌坐在椅子上。“你甚至连在厕所里呕吐都要被人记录下来。我吐完的时候，有个男人就在隔间外面等着。他一直在外面听我呕吐。‘你都收拾干净了吗？’他问我。‘是的，’我说，‘是的，我都弄干净了。’‘你大吼大叫，对任何事物都没有敬意，’他对我说。‘要是有人跟在你后面进去，看到你弄得一团糟，会责怪我的。’‘那你进去看啊，去检查好了，’我告诉他。然后他真去看了。一个穿西装的男人，跟我理论还能思考！他真的走进去检查了。”
“还有别的人骚扰你吗？”
“他们不会的。他们不敢。只要我还在和你吃早餐。你是一个有国际声誉的作家。他们可不想在一位有国际声誉的作家面前惹麻烦。”
“那他为什么非要看你的身份证？”
“因为他不敢不看。每个人都不敢。现在我想和我的国际著名作家一起吃个早饭。我饿死了。”
“我们为什么不去别的地方吃呢？我想和你谈些要紧事。”
“你想和我结婚了。什么时候？”
“还没那么快。来吧，我们走。”
“不，我们不能走。你必须一直向他们展示你什么都不怕。”当她拿起菜单的时候，我看到她在颤抖。“你绝对不能走，”她说。“你必须坐在这里享用你的早餐，然后喝许多杯咖啡，接着还必须抽一支雪茄。如果他们看见你抽雪茄，他们就不会来找你麻烦了。”
“你把赌注都压在一支雪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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