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格狂欢-1976年2月5日,布拉格(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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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了解这些捷克警察——朝他们脸上喷一口烟,你就能知道他们有多勇敢。昨天晚上我在酒吧里,因为你不肯操我,我就和调酒师谈论曲棍球。这时有两个男人进来坐下,买酒给我喝。外面停着一辆豪华轿车。我们一起喝酒,他们和调酒师一起大声开着玩笑,然后指给我看他们那辆豪车。他们对我说:‘你想不想坐在里面试试?不是审问你,只是去玩玩。我们可以再多喝点伏特加,然后找乐子。’当时我想,‘不能害怕,不能让他们知道你很害怕。’于是他们就载我去了一幢办公大楼,我们走了进去,里面一片漆黑。我说我看不见自己在往哪里走,他们中的一位说他们不能开灯。‘每一样东西,’他说,‘开灯以后都会被监视。’你瞧,他害怕了。现在我知道他也很害怕。也许他们连车都不应该开,因为那是他们老板的——事情有点不对劲。他们打开门,我们坐在漆黑的房间里,那两个男人给我倒了点伏特加,但甚至都没有等我喝一口,其中一个就掏出他那家伙想插我。我用手摸着他的那里,对他说,‘从技术上说这不可能。你这玩意儿软不拉几的,永远也来不了高潮。让我摸摸他的。不,从技术上讲,他的就更不可能了。我想走了。这里一点也不好玩,而且我什么也看不到。我想要走了!’我开始大喊……”

    服务生回来为我们点单。两份水煮蛋——正如生活一般纯粹。

    我喝完三杯咖啡之后,奥尔佳为我点了一支古巴雪茄,等到了中欧时间八点半,我这个每十年抽一次雪茄事后还会问自己为什么要抽的人,只得答应她的要求,点燃了雪茄。

    “你必须抽完这支雪茄,祖克曼。等自由回到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你会因为抽完这支雪茄而被封为荣誉市民。他们会在酒店外面放一块看板,上面写着祖克曼和他的雪茄的故事。”

    “我会抽完这支雪茄的,”我说着压低了音量,“只要你能把西索夫斯基父亲的小说给我。是用意第绪语写成的,被西索夫斯基留在这里。我在纽约见到了你的丈夫。他让我来这里拿这些小说。”

    “那头猪!那个下流坯!”

    “奥尔佳,我并不想这样突如其来地向你提起这件事,但是有人告诉我我不能再在这个国家久留了。”

    “你在纽约见到了那个禽兽!”

    “是的。”

    “还有那人老珠黄的纯情少女?你也见到她了?她有没有告诉你自己因为那些拜倒在她石榴裙下的男人受了多少苦?那禽兽有没有告诉你跟她在一起做爱永远都不会厌倦——跟她在一起每次都像是在强奸!这就是你到这里来的目的,不是为了卡夫卡,而是为了他?”

    “声音轻点。我要把这些小说带到美国去。”

    “好让他从死掉的老爸身上捞笔钱——在纽约?这样他在纽约也买得起珠宝给她了?”

    “他想要在美国出版他父亲小说的翻译版。”

    “为了什么——为了爱?为了奉献?”

    “我不知道。”

    “我知道!我知道!所以他才抛弃他的母亲,所以他才抛弃我,所以他才抛弃他的孩子——就因为他这种无私奉献的爱。抛弃我们所有人,就为了那个被所有人强暴的妓女。她在纽约做什么?还在演《海鸥》里的尼娜?”

    “我想没有。”

    “为什么不演?她在这里就演。我们的头号捷克女演员,年纪在增长,脑子却永远不长。这个可怜的小明星,总是一天到晚在哭。那男人是怎么奉承你,让你相信他是一个充满爱和奉献的人,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怀念他那挚爱的父亲?他是如何奉承你的作品,结果让你无法看清他们俩到底是什么货色?他才是你来捷克斯洛伐克的理由——他?因为你对这两个无家可归的捷克人无比同情?同情同情我吧。我有家,情况却更糟!”

    “这个我知道。”

    “他肯定也告诉了你他父亲的故事。”

    “确实。”

    “‘他杀了我的犹太人,所以我也杀了他的。’”

    “对。”

    “呃,这又是一个谎言。这件事发生在另一个作家身上,那人根本就不用意第绪语写作,也根本没有妻子或孩子。西索夫斯基的父亲死于一次公交车事故。西索夫斯基的父亲藏在一个非犹太人朋友的浴室里,整个战争期间一直在躲避纳粹分子,他的朋友还给他带各种香烟和妓女。”

    “我觉得这很难令人相信。”

    “当然了——因为这个故事太不可怕了!他们都说自己的父亲是被纳粹屠杀的。现在就连十六岁的女孩都知道不能相信他们。只有像你这样的人,一个浅薄无知、多愁善感的美国白痴犹太人还会认为受苦是一种美德!”

    “这你就错了——我这个犹太人从来不这么想。把手稿给我吧。放在这里能对谁有好处?”

    “好处就是不用让这些手稿在那里给他和那个女演员任何好处!你坐在十排以后的位置上甚至根本听不见她在说什么。你永远都听不见她在说什么。她是个烂透了的演员,用她那烂透的充满感性的停顿毁了在布拉格演了几百年的契诃夫,现在她又要去毁掉纽约的契诃夫了。尼娜?她真该去演福斯[20]!他想靠他父亲过活?滚他妈的吧!让他去靠他的戏子过活好了!如果那里有人能听见她念台词的话!”

    我在火车站咖啡店外面长廊的长椅上等候霍鲁别克。若不是这个学生自己等了我很久最后失去信心回家了,就是他已经被人带走审讯了,也有可能他根本不是学生,只是个故意留小胡子穿破旧外套的密探,不管是什么可能性,总之哪里都看不到他的身影。

    抱着他可能为了避免在安保密探的眼皮底下等人太过显眼而进去等候的一丝希望,我进了咖啡店四处张望:这是个宽敞而昏暗的房间,一个环境肮脏、空气混浊又让人压抑的地方。破破烂烂的桌布上放着马克杯,里面盛着啤酒,而拿着杯子的男人头发都剪得很短,穿着灰黑色的工作服,沉浸在香烟的烟雾中,偶尔说上几句话。也许他们刚下夜班,也许是为了即将去上班而充电。他们的脸显然表明并不是每个人都听见了总统在电视上长达三小时劝人们不要酗酒的请求。

    两名侍者穿着肮脏的白色上衣,为五十几桌的客人服务,两人都上了年纪,动作也不麻利。按照奥尔佳的计算,这个国家有一半的人被赋予监视另外一半人的使命,那么这两位侍者中至少有一位是在为警方干事。(我是变得彻底多疑了,还是明白了其中的道理?)我用德语要了一杯咖啡。

    这些喝酒的工人让我想起了波洛托卡,现在他是一家博物馆的看门人,已不再经营自己的剧院。“这个,”波洛托卡解释道,“就是我们现在安排事情的方式。卑贱的工作都由作家、教师和建筑工程师来做,而建筑本身则由醉汉和骗子来干。有五十万的人被剥夺了原有的工作。一切都由醉汉和骗子接管。他们和俄国人相处得更好。”我想象着威廉·斯泰伦在宾州车站的酒吧间洗杯子,苏珊·桑塔格在百老汇面包店里包装面包,戈尔·维达尔[21]骑着自行车给皇后区的学校食堂送意大利香肠——我低下头看着脏脏的地面,看见我自己正在打扫。

    就在我打量地板、感悟艺术所无法预见的后果时,附近一张桌子上有人朝我这边盯着看。我想起了女演员伊娃·卡莉诺娃,想起了他们是如何把安妮·弗兰克作为鞭子将她赶出舞台,想起了犹太圣人的灵魂是如何像魔鬼一样纠缠着她。安妮·弗兰克竟然成为了诅咒和耻辱!不,对付一本书,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做的,即使是最无辜的书,也不可能列不出可以控诉它的理由,不只是由他们来控诉,还由你和我。如果伊娃·卡莉诺娃出生在新泽西,她也一定会希望安妮·弗兰克从来没有像这样死去;但现在她和安妮·弗兰克一样,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出生在一个错误的大陆,她只能希望那个犹太女孩和她那本日记从来都没有存在过。

    是谁说书本的力量胜过刀剑?这个地方恰恰证明了一本书的力量连它最愚昧的读者都比不上。

    等我站起来走出去的时候,那个一直盯着我的年轻工人也站起来跟了出来。

    我在河边上了一辆有轨电车,我和波洛托卡约好在博物馆见面,于是中途就跳了下车。借助布拉格地图的帮助,我在城市里行走,途中却迷了路,但同时也甩掉了跟踪我的人。等到我最终抵达博物馆时,我对这个城市的地形已经了如指掌。古旧的市内电车,寥落的商铺,被煤烟熏黑的大桥,遍布隧道的小巷,以及中世纪风格的街道,所有人都处在不为所动的沉重气氛中,表情一直庄严肃穆,仿佛关闭了其他的表情,仿佛在上演一出对生命的大罢工——我在战争最激烈的年代里想象中的城市就是这样。当时我只是希伯来学校一个九岁的学生,晚饭后带着蓝白相间的募捐箱出门,请求邻居为犹太人全国基金会捐款。在我的想象中,等犹太人累积了足够的钱可以买下家乡之后,就应该住在这样的城市里。我了解巴勒斯坦和那里热切的犹太青年,他们在沙漠中开荒,把沼泽地排干,但我仍然记得从家族晦暗不清的编年史上看到,客栈老板和酿酒厂工人,他们是我们旧世界的祖先,他们在阴暗狭窄的街道上像陌生人一样住得远远的,躲避臭名昭著的波兰人——因此,在我的脑海里,犹太人能用我募集到的硬币买得起的应该是个二手城市,一座破败的城市,如此萧条阴森,没有其他人愿意出价购买。这个城市会贱价抛出,所有者也会很乐意能在它彻底塌陷前出手。在这个二手城市里,人们可以听见无数故事——在公园的长椅上,在夜晚的厨房里,在杂货店排队购物的时候,或是在院子里晒衣服的时候,都能听见那些让人忧虑的故事,关于骚乱和逃跑,关于持久的磨难和凄惨的崩溃。对一个敏感脆弱的九岁孩子来说,犹太人家园预示了什么?首先,是其无法忍受的陈旧,累积了几个世纪的衰微,让地产变得廉价,到处都是漏水的水管,发霉的城墙,腐烂的枯木,烟囱里冒着烟,炖大白菜的气味让昏暗楼梯井的空气中充满了酸味;第二,是那些所有未曾讲述、未曾有人倾听过的故事,它们的终极兴趣只在于自己的存在,只着迷于自己那令人警觉的困境,对这些几吨重的故事进行采矿和提炼——这些从努力生存之中构建的故事,假如不仅仅是生产方式(假如不仅仅是满足感的来源),那不啻是犹太祖国的民族工业;第三,是那些笑话——因为在永无休止的忧郁症和求生巨大压力的双重折磨之下,总在某处潜藏着一两个笑话,一张嘲弄的自画像,一句尖刻的俏皮话,一则用微妙自嘲构建的笑话,凸显出令人捧腹大笑的妙句,“这就是痛苦的作用!”所闻到的一切都已延续了几个世纪,所听到的一切都是各种人声,所见的一切都是犹太人,因悲哀而疯狂、用消遣点缀生活的犹太人,他们的声音因仇恨而颤抖,因痛苦而摇摆,所有人都异口同声群情激昂地大声宣告,“你相信吗?你能想象吗?”正如他们赞同书上每一个神奇的诡计,伴随着不同人的节奏、语气、音调、音高带来的上千种声音波动,“但这正是所发生的一切!”这样的事情可以发生——故事也有道德寓意——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在他、在她、在你、在我们身上。那就是犹太祖国的国歌。按理说,当你听到那里的人开始说故事——当你看到犹太人脸上挂着焦虑,假装无辜,对自己的坚毅流露出惊愕神情之时——你应该站起来,把手放在自己的心口。

    这里将文学文化押为人质,叙述的艺术经由口口相传而发展壮大。在布拉格,故事不仅仅只是故事;它们已然替代了生活。在这里,他们只能成为他们的故事,这些故事替代了他们其他的可能性。讲故事是他们反抗掌权者们高压政治的一种形式。

    我没有向波洛托卡提起我在迂回逃跑的途中激荡起的感情,也没有提起这种情感激发了我们之间的联系:我先人的波兰,他的布拉格公寓,以及一个美国人关于犹太人的亚特兰蒂斯的童年之梦。我只向他解释了自己迟到的原因。“我从车站开始就被人一直跟踪到我上了有轨电车。在抵达这里之前我甩掉了他。我希望我这样来见你不会酿成错误。”我描述了那个名叫霍鲁别克的学生,给波洛托卡看了他给我的字条。“这字条是一个旅馆职员给我的,我认为那是个警察。”

    他把字条看了两遍,然后说:“别担心,他们只是在吓唬他和他老师。”

    “如果是这样,那他们成功了。我也被吓到了。”

    “不管是什么理由,他们都不会给你立案定罪的。他们对谁都这么做。这是强权法律之一,只想散布大众之间的不信任感。这是调教人民的几大基本技巧之一。但他们没法碰你。这样做即使从布拉格的标准来看也毫无意义。一个政权能如此愚蠢,那另外一边很快就会回来掌权了。是你在这里吓唬了他们。学生应该理解这点。看来他没有选对自己修的课啊。”

    “他到宾馆来只会让他自己的情况更糟糕——还有他的老师,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

    “这不好说。这个孩子也许有许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他们感兴趣的是这个学生和他的老师,而不是你。你没有必要为那孩子的错误判断负责。”

    “他还年轻。他想帮我。”

    “不要对他的殉道情结心生怜悯,也不必如此看重秘密警察的能力。当然了,那个酒店职员是个警察。那里面所有人都是。但是警察们就像文学评论家一样——他们所见少之又少,判断错误连连。他们就是文学评论家。我们的文学评论是警察评论。至于那个男孩,他现在已经回到自己房间,脱了裤子向他女朋友吹嘘自己是如何救了你的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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