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史学早已过了草创期，作为一个相当成熟的学术领域，现在可做的，或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或干脆改弦易辙，另辟蹊径。以下谈论“另一种可能性”，主要基于自家的学术实践与工作目标，不具备普遍意义，只能“姑妄言之，姑妄听之”。
2003年北京大学出版社重刊我十五年前的旧作《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后面摘录了十一则国内外学者的书评。重读这些当年的书评，发现其不约而同地都对我抓住晚清，借以沟通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这一点感兴趣参见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书评摘录”，311—32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铃木阳一《小说的读法》247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这其实是老话题，只是理解容易实行难。我之撰写《中华文化通志·散文小说志》以及《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华文化通志·散文小说志》（此书日后改题《中国散文小说史》，先后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和北京大学出版社刊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也都是力图打破古今之间的藩篱。前者所从属的那套百卷本大书，本来只是谈论古代中国，我坚决要求加进“中国小说之转型”一章，理由是：“不管是借‘活着的传统’沟通古今，还是以‘传统的转化’体现发展，关于中国散文与中国小说的历史叙述，都不应该终止于晚清。”参见陈平原《中华文化通志·散文小说志》15页。当然，所谓“打通古今”，只是手段，目的在于变化眼光。举个例子，一旦古今贯通，我们马上明白，作为文体的“小说”，并非不证自明，而是个被逐步建构起来的概念。唐人作意好奇，叙述宛转文辞华艳，鲁迅认定如此“有意识的作小说，这在小说史上可算是一大进步”参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及《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见《鲁迅全集》第九卷70页及313页。，浦江清则称“小说到了唐人传奇，在体裁和宗旨两方面，古意全失”参见浦江清《论小说》，《浦江清文录》180—19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两家都有道理，就看你站在什么立场。是顺流而下，还是逆流而上；是强调中国古小说自有其传统，还是独尊晚清以降引进的西方小说观念。如果是前者，我们谈论清代的文言小说时，便不该以《聊斋志异》打压《阅微草堂笔记》，纪昀和蒲松龄，各有其“小说”传统，同样值得尊重。
“小说”与“散文”，作为文学的两大门类，当然有其独立性。在两千多年的文学进程中，二者地位高低不同，风格雅俗有别，还由此引发功能（载道与娱乐）、读者（士人与民众）、文风（简洁与夸饰）、传播媒介（书面与口头）等等的差异。这些“差异”，在两大文类都得到充分发展的今天，似乎是天经地义。反而是谈论“小说”与“散文”之“合”——准确地说，应是二者某种程度的互补与互动——需要特别加以论证。在撰写《中华文化通志·散文小说志》时，我定下这么一种论述策略：在谈论散文发展时，关注小说的刺激；而描述小说变迁时，则着眼于散文的启迪。具体论述时，则是抓住“笔记”这个重要的中介。因为，在我看来，正是借助笔记这座桥梁，超越小说与散文的边界，才比较容易获得成功。因学识及功力所限，具体著述无甚可观，可在研究思路上，我还是颇为自信的。
前面已经提到，小说研究之所以热闹非凡，与其成为各路英雄纵横驰骋的疆场大有关系。小说成为各种“新式武器”的实验场，既保证了其充满动感与活力，也容易使得其浮躁与芜杂。具体到每个研究者，不可能永远追随潮流，必须有舍弃，也有所坚持。我的努力方向是，将叙事学、类型学、文体学三者合一，搭建起中国小说研究的基本框架2001年11月，我曾应邀在日本东方学会第51届年会上做关于“鲁迅的述学文体”的专题讲演，自由发言时，九州大学的中里见敬副教授问我，为什么1988年以后中断了对叙事学的研究？我的问答是，仅靠单一的叙事学框架，继续做小说方面的研究，其成果只会有量的增加，很难再有质的突破。这里有个人趣味的转移，也有叙事学理论设计自身的局限。因此，希望在叙事学之外，加上文体学、类型学等方面的思考，以求更好地把握文学发展的全貌。参见邵迎建《二十世纪与鲁迅——小记日本“东方学会”第51届年会》，《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1期。。这当然只是良好愿望，能否实现，殊难预料。但总的思路是，借鉴西方理论时，并不追求理论自身的完整性，而是侧重于活生生的文学历史，因而，多有变通与趋避。
随着文化研究的迅速崛起，学界对于审美批评的相对失落表示担忧的，大有人在。可问题还有另外一面，即小说阅读之日渐沉重。在传统中国，小说基本上是一种娱乐读物，谈论小说的，也没把这事看得很严重。自从小说地位迅速提升，被当做可与经学、史学平起平坐的学术主题，读小说以及研究小说，就变得越来越严肃了。越说越认真，越说越深刻，这固然是一种进步；可我有点担心，职业化的解读，容易产生“过度阐释”的弊病关于学术研究中“过度阐释”之利弊，参见艾柯等著、王宇根译《诠释与过度诠释》（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这样一来，我反而怀念起俞平伯那种“趣味的”阅读与研究2002年，我曾应邀为台湾“中研院”举行的“明清文学与思想中之主体意识与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做讲评，其中有一段借题发挥，颇获同感。我感慨的是，如今的小说论著，越来越远离一般读者的阅读趣味。以前的研究著作（如鲁迅、胡适、俞平伯等）有助于一般读者对于作品的欣赏，因其表彰好小说或不太好小说中的精彩部分；现在的研究者大都关心不太好的小说或好小说中不太好的部分——因其符合自己的理论预设。你可以自我解嘲，说“文学研究”本来就不同于“文学批评”，不以欣赏为目标；也可以称“文化研究”另有天地，不以是否肢解作品为意；更可以拿“诗无达诂”做盾牌，拒绝任何关于缺乏艺术判断力的指责。可我还是担心，这种纯学院派操作，有可能变成一种圈内的自我繁殖，而与真正的文学事业绝缘。当然，如果是以小说为“语料”或“素材”的语言史/社会史/思想史研究，那是另一回事。参见《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十二卷四期（2002年12月）13—17页。。倘若有一天，研究小说的，丧失任何阅读快感，只是将其作为一项工作，硬着头皮读书，我相信，这决不是好事情。同样，因批评家及史家的“点石成金”，小说被说成几乎跟哲学著作一样深刻，也不是什么好兆头。
如果说古人（文人）读小说太轻松，今人（专家）读小说则太沉重；当年胡适带起的学术风气，把小说说得“太实在”，今天则是把小说说得“太玄虚”。过犹不及，真不知道我们能否找到一种恰如其分的阅读心态与研究方法。
§§第八章 古典散文的现代阐释§§第八章 古典散文的现代阐释20世纪中国学界，专研“文学史”且成绩卓著的大有人在。以文体研究为例，脱口而出，你可以举出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还有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等，这些都是“一代名篇”。唯独古典散文研究，你很难找到众口一词的经典之作。
这与古典散文在大转折时代的尴尬处境有关。清末民初的文白之争，吸引了众多读者及专门家的注意力；而在这场惊天动地的“文体变革”中，落败一方的古文，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虽说白话文站稳脚跟后，新文化人有效地调整了论述策略，不再严守死（文学）/活（文学）的边界，但研习古典散文的必要性，始终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日常生活里，古文（广义的，兼及骈散）的功用迅速消退，不再激起巨大的学习及研究的热情。
传统中国，“文”——约略等于今人所说的古典散文，曾经发挥巨大的作用。所谓“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主要指的不是唐诗宋词，更不是小说戏曲，而是不太被今人看好的“文”。晚清以降，随着西方“纯文学”观念的引进，作为“杂文学”（五四时期新文化人普遍使用的概念）的“散文”，由中心文类一转而为边缘文类参见陈平原《中华文化通志·散文小说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七章“从白话到美文”，以及洪焌荧《中国现代散文话语的建构》（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3）、季剑青《文体变迁与文类自觉——五四前后的散文》（北京大学硕士论文，2003）。，无法吸引大量研究者的目光，自在情理之中。
作为学科的文学史相对于迅速崛起的小说戏曲之学，以及可与西方文学观念直接对话的唐诗宋词，散文研究显得十分落寞。散文之未受学界重视，既有今人文类等级观念的偏颇，也受中外理论资源的限制。这一“妾身未明”、连准确界定都有困难的特殊文类，其理论预设及阐释框架，至今没有很好解决。所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古典诗歌的理论阐释，前景相当开阔；而散文的研究，则仍处在体会与感悟阶段参见陈平原《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1页。。
即便如此，千古文脉并未断绝。有志于研究中国文章的，代不乏人，其学术成果，值得认真钩稽。这里关注的，主要是晚清及五四那两代人的眼光及思路。因为，在我看来，中国古典散文的研究范式，是在他们手里建立起来的。1940年代以后的中国学者，关于古典散文的分析日见精细，但基本上是“萧规曹随”，研究思路上并没有太大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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