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西学东渐步伐的日渐紧凑，现代中国的高等教育开始转型。1898年京师大学堂的创立以及1903年《奏定大学堂章程》的颁布，使得如何进行文学教育成了一个迫在眉睫的难题。课程设计可以“旁采泰西”，教学活动则只能就地取材。早年北大的文学教育，受制于学部章程，更受制于其时中国教师的趣味与学识。一切只能在原有的轨道上滑行，并在滑行中逐渐调整姿态。一是文学眼光，二是学术趣味，三是著述方式，所有这些，都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有清一代众多中国文人的思考。

    “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京师大学堂乃至民国初年的北大，这一神话尚未彻底破灭。校长及文科教员中，吴汝纶、严复、林纾、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等，不是桐城嫡系，就是桐城知己。只是时代变了，教育宗旨不同，桐城所独尊的古文义法，也不能不有所变通。科举制度已经取消（1905），撰写古文（准确地说，是以古文为时文）的能力，不再是衡量读书人良莠高低的主要指标。古文之由“看家本领”转为“基础知识”，其教学方式，也逐渐从技能训练转为知识传授。在此期间，早年北大的两种国文讲义——林纾的《春觉斋论文》（1916）和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1914），其对于桐城义法的阐释，便出现某种新气象。

    1906年，对桐城文章情有独钟的古文家兼翻译家林纾（1852—1924）进入京师大学堂，先后任经学教员和经文科教员，直到1913年被迫去职。就在离开北京大学的这一年，林纾撰写了《送大学文科毕业诸学士序》，呼吁“彬彬能文”的“同学诸君”奋发图强，“力延古文之一线，使不至于颠坠”林纾：《送大学文科毕业诸学士序》，《畏庐续集》20页下，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年。。与此同时，《春觉生论文》开始在《平报》连载（1916年由都门印书局出版单行本时改题《春觉斋论文》）。

    《春觉斋论文》不同于刚刚引入的文学史，所谓“应知八则”、“论文十六忌”、“用字四法”等，偏重于具体写作经验的传授，与新学制的规定不尽吻合。从1903年的《奏定大学堂章程》到1913年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讲授文学研究法及中国文学史的要求有增无减。而“应知八则”等勉强可算文学研究法；至于文学史（散文史）的任务，只能由“流别论”十五节来承担了。比起先辈刘大櫆《论文偶记》、吴德旋《初月楼古文绪论》来，《春觉斋论文》之强调文体演变，明显带入文学史眼光；至于讲求“筋脉”、“风趣”等，更是与其译述西洋小说的经验大有关系。关于史迁笔法的论述，既见于其文论，也见于其小说序跋，二者如出一辙。将《左传》、《史记》与狄更斯、司各特的小说相比拟，强调外国小说“处处均得古文义法”，这一思路，明显背离“忌小说”的桐城家法。不过，所谓古文，既是语言风格，也含叙述技巧；后者更带普遍性，不太受文类以及民族的牵制参见钱锺书《林纾的翻译》，《七缀集》（修订本）9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版。。林纾所指认的西方小说往往于伏线、接笋、变调、过脉处，“大类吾古文家言”林纾：《〈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序》，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14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不是没有道理的。而经过西洋小说洗礼的林纾，其“古文义法”已经不太纯正了——当然，这正是其价值所在。

    另一位正宗的桐城传人姚永朴（1862—1939），在北大任教的时间是1910年2月至1917年3月。据门生张玮称，应京师大学堂之聘后，姚氏开始在以前所作《国文学》的基础上撰写《文学研究法》，每成一篇，辄为弟子诵说张玮：《〈文学研究法〉序》，《文学研究法》，合肥：黄山书社，1989年。。此书的“发凡起例”，模仿的是古老的《文心雕龙》，而不是刚刚传入的文学史，故不以文学历史的发展为叙述线索，而是集中讨论文学（以“古文”为中心）创作的各种要素。作者不愧桐城传人，谈“神理”与“气味”、说“格律”与“声色”、辨“刚柔”与“雅俗”时，均能旁征博引，折中各家意见，故此书不妨作为桐城文派最后的总结来阅读。

    从清末的京师大学堂到民初的北京大学，桐城派曾经占有绝对优势。民国初建，章太炎的弟子大批北上，北京大学里的新旧之争，首先体现在六朝文之逐渐取代唐宋文。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钱基博曾述及民初北大校园里力持唐宋与推崇魏晋两派之消长起伏，并进而解释林纾后来之所以“不晓时变”，独与浩浩荡荡的新文化潮流相抗争参见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193—199页，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所说大致可信参见本书第一章“新教育与新文学”第三节“‘桐城’与‘选学’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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