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第一部借鉴西方文学史著而编撰的教材，京师大学堂国文教员林传甲（1877—1922）的《中国文学史》（1904），历来备受关注比如，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容肇祖《中国文学史大纲》等都将此书作为最早由中国人撰写的文学史来表彰；近年夏晓虹《作为教科书的文学史——读林传甲〈中国文学史〉》（《文学史》第二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和戴燕《文学·文学史·中国文学史——论本世纪初“中国文学史”学的发轫》（《文学遗产》1996年6期），更对此书有专门的评述。。既是“开山之作”，缺陷在所难免，论者往往宽厚待之，甚至努力发掘其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自创体例”与“独出机杼”。《奏定大学堂章程》的提醒，以及林氏的自述，使得世人较多关注此书与其时已有中译本的《历朝文学史》（笹川种郎作）的关系。这自然没错，只是林著对于笹川“文学史”的借鉴，尤其是将其改造成为“一部中国古代散文史”参见黄霖《近代文学批评史》783—785页。，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大有来头。对照《奏定大学堂章程》，不难发现，此十六章目，与“研究文学之要义”前十六款完全吻合。至于后二十五款，牵涉到古今名家论文之异同、文学与地理之关系、有学之文与无学之文的分别、泰西各国文法的特点等，与“文学史”确实有点疏远，不说也罢。或许，这正好说明了其时“文学史”研究的尴尬位置——既不像“经学”那样标准自定不待外求，也不像“地理学”那样基本取法域外著述，于是，只好照搬现成的大学堂章程。

    从“文章源流”向“文学史”过渡，由共时性的文章辨体，一转而成历时性的历史叙述，这点林著基本做到了；可文学观念的陈旧，使得其仍然以“文”为中心，拒绝小说戏曲等其他文类。反过来，新文化运动后出现的各种文学史著，在尽量拓展文学视野的同时，对于声誉及地位已经一落千丈的“古文”，缺乏“瞭解之同情”参见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24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所论难免隔靴搔痒。在我看来，对于古典散文研究有所贡献者，综合性著作可举出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1918）、胡小石的《中国文学史讲稿》（1928）、刘永济的《十四朝文学要略》（1945），专题性著作则有瞿兑之的《中国骈文概论》（1935）、方孝岳的《中国散文概论》（1935），以及卢前的《八股文小史》（1937）等。但在这里，我更愿意表彰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诸位先生拾遗补阙的努力。

    几乎所有的老校友，回忆起无锡国专来，都会集中在如下四点：修心养性，专书教学，书声朗朗，作文比赛。以“文章”（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国学”）为中心，借助“熟读精审，循序渐进，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的“十六字诀”，既实现“性情教育”，又完成学业训练。这与现代大学分门别类的课堂讲授，自是大有差异参见陈平原《传统书院的现代转型——以无锡国专为中心》，《现代中国》第一辑，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6月。。所谓“学者欲穷理以究万事，必读文以求万法”唐文治：《国文经纬贯通大义自叙》，刘露茜等编注《唐文治教育文选》188页，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95年。；或者“读文一事，虽属小道，实可以涵养性情，激励气节”唐文治：《无锡国专校友会春季大会训词》，刘露茜等编注《唐文治教育文选》313页。，单是追究其与程朱理学的离合，在我看来，还远远不够。唐文治立说的深层原因，乃是直接针对五四新文化人之排斥文言写作。无锡国专要求学生在抑扬顿挫、缓急轻重的诵读中，玩味文章的起承转合，以及文气的阴阳清浊，长久地沉浸于诗文的境界中，而后豁然开朗，一通百通。如此教学，从内容到方式，都与桐城文派大有关联。实际上，唐文治的诵读与作文，受晚期桐城大家吴汝纶的影响很深，这一点，《茹经先生自订年谱》中有明确的表述。

    作为校长，唐文治本人的文章不太可观，更没有什么像样的文学史著述；但其聘请的教授们，却在散文研究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1927年起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教授兼校务主任的钱基博（1887—1957），其撰述的《现代中国文学史》（1932）和《明代文学》（1933）二书，兼及诗文，但仍以明文、清文以及近代文章变革的论述最为精彩。对于其在《明代文学》谈到戏曲时一笔带过——“吾友吴瞿安先生梅有专书备论之，兹不具述”，弟子周振甫曲为辩解，称是此文学史著的一大特点周振甫：《〈中国文学史〉后记》，见钱基博著《中国文学史》1136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可这何尝不是因作者囿于传统文学观念，无视或无力处理小说戏曲落下的毛病？不过，单就散文论述而言，钱先生还是本色当行。

    另一位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教授陈柱（1890—1944），1937年为商务印书馆的“中国文化史丛书”撰写《中国散文史》，分“骈散未分时代之散文”、“骈文渐成时代之散文”、“骈文极盛时代之散文”、“古文极盛时代之散文”、“以八股为中心时代之散文”五编，总算第一次完整地勾勒了整个中国散文发展的历史曾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任教或就读的蒋伯潜、蒋祖怡父子，1942年出版了合撰的《骈文与散文》（上海：世界书局），该书分两编，前编“骈散文历史上的演变”共十二章，约八万字，以骈散文的分合作为论述框架，甚至论及“白话文体由酝酿而至成功”，惜创见不多，基本上是通俗性解说。。此书日后不断重印，影响极大如1991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印行了该书的第八版；上海书店1994年、北京的商务印书馆1998年都曾影印此书；北京的东方出版社甚至将其列入“民国学术经典文库”（1996）予以重刊。。但实际上，此书除了借用一点文学史眼光，以骈散分合为主线，串连起整部散文史，没有多少自己的独到见解。好在此君遵守那时刚刚成型的学术规则，引述他人见解时大都注明出处。这样一来，我们很容易发现，此书第一编倚重林传甲，最后一编借用钱基博，而主体部分则大量引述“吾师陈石遗先生”。

    “既不反对桐城，亦不以桐城为足”的陈衍（1856—1937）陈柱：《中国散文史》311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是清末民初著名的诗文评家，早年任教北京大学，1930年代曾应唐文治聘，讲学于无锡国专。此君关于中国文章的见解，除了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印行的《史汉文学研究法》（1934）、《石遗室论文》（1936），还有黄曾樾记录的《陈石遗先生谈艺录》（上海：中华书局，1931年）和钱锺书的《石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要说不立门户，兼及骈散，对两汉文章、六朝文章、唐宋文章均有精彩评述的，当推此陈老先生。阅读陈柱所著《中国散文史》，让你眼睛一亮的，大都来自此薄薄一册的《石遗室论文》。该书共五卷，分论上古至周秦、两汉、三国六朝、唐、宋等文章，以作品点评为主，偶有综合论述，体例介于传统文评与新兴的文学史著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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