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述学术次第》中，章太炎（1868—1936）自称先慕韩愈为文奥衍不驯，后学汪中、李兆洛，及至诵读魏晋文章并宗师法相，方才领略谈玄论政舒卷自如的文章之美，逐渐超越追踪秦汉文的唐宋八大家以及追踪唐宋文的桐城派，又与汪、李等追摹六朝藻丽俳语的骈文家拉开了距离，形成兼及清远与风骨的自家面貌章太炎：《自述学术次第》，附录于《太炎先生自定年谱》，香港：龙门书店，1965年。。《太炎先生自定年谱》“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三十五岁”则有这么一段话，可与上述总结相呼应：“既复综核名理，乃悟三国两晋文诚有秦汉所未逮者，于是文章渐变。”《太炎先生自定年谱》9页。这段“文章渐变”的自述，针对的是《訄书》以及《国故论衡》的文体探索。比起“其辞取足便俗，无当于文苑”的“论事”，章太炎更看重自家“博而有约，文不奄质”的“述学”《与邓实书》，《章太炎全集》第四卷169—170页。。

    《訄书》（1900）、《国故论衡》（1910）等对于三国两晋文辞的借鉴，须与太炎先生此前此后对于六朝文的阐扬相结合，才更能显示其转化传统的意义。章太炎之推崇魏晋文，最著名的莫过于《国故论衡·论式》中的一段话：“魏晋之文，大体皆埤于汉，独持论仿佛晚周。气体虽异，要其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达，可以为百世师矣。”在章氏看来，汉文、唐文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有其利无其病者，莫若魏晋”。魏晋文之所以值得格外推崇，因其长于持论：“夫持论之难，不在出入风议，臧否人群，独持理议礼为剧。出入风议，臧否人群，文士所优为也；持理议礼，非擅其学莫能至。自唐以降，缀文者在彼不在此。”章太炎：《论式》，章太炎著，陈平原导读《国故论衡》84、82页。在《通程》中，章氏表达了大致相同的意见：“魏晋间，知玄理者甚众。及唐，务好文辞，而微言几绝矣。”《检论·通程》，《章太炎全集》第三卷453页。而在众多清峻通脱、华丽壮大的魏晋文章中，太炎先生对嵇、阮大有好感：“嵇康、阮籍之伦，极于非尧、舜，薄汤、武，载其厌世，至导引求神仙，而皆崇法老庄，玄言自此作矣。”《訄书·学变》，《章太炎全集》第三卷145页。

    章氏的好友刘师培（1884—1919），对嵇、阮文章之精彩有进一步的发挥。嵇、阮历来并称，所谓“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正如刘师培所说的，乃互言见意参阅刘勰《文心雕龙·才略篇》及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第四课。。虽则诗文俱佳，嵇、阮实际上各有擅场：阮长于诗，而嵇长于论。在《中国中古文学史》第四课中，刘氏是这样比较嵇、阮之文的：“嵇、阮之文，艳逸壮丽，大抵相同。若施以区别，则嵇文近汉孔融，析理绵密，阮所不逮；阮文近汉祢衡，托体高健，嵇所不及：此其相异之点也。”表面上嵇、阮不分轩轾，可同课还有正面表彰嵇康的文字。一是引述李充《翰林论》后称：“李氏以论推嵇，明论体之能成文者，魏晋之间，实以嵇氏为最。”一是评述嵇文之“析理绵密”：“嵇文长于辨难，文如剥茧，无不尽之意，亦阮氏所不及也。”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论文杂记》43、46页。

    清末民初，最早接受西方文论的中国学人，如王国维、黄人、周氏兄弟等，都曾对“纯文学”、“超功利”之类的说法感兴趣，并以此批评传统中国的“文以载道”。六朝文章，此前因拒绝载道、沉湎于声色藻绘而受到严厉的谴责，如今则因“纯文学”口号而获益。但刘师培“骈文之一体，实为文类之正宗”的预言参阅刘师培《文说》，《中国近代文论选》552页。，依旧无法实现。换句话说，六朝文章的复兴，并不等于骈文派的胜利。姑且不说“纯文学”的想象，受到章太炎、梁启超以及后来的陈独秀、胡适之等人的狙击，而没能真正展开；落实在文学史层面上的重新阐释六朝，也与骈文派的初衷大相径庭。

    与文学观的革新同样值得重视的，还有“文学史”写作的引进。中国古代的文论家，当然也有“史”的意识，但其著述体例迥异于晚清传入的“文学史”。比起“文苑传”和“诗品”来，“文章流别”算是比较接近“文学史”的。可也正是这“文章流别”与“文学史”的微妙差异，导致“六朝文章的复兴”逸出骈文家的视线。1903年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中，对“中国文学门”的科目设计，有一醒目的变化：此前之“考究历代文章源流”，乃“练习各体文字”的辅助；而今则以“文学史”取代“源流”，以“文学研究法”包容“文体”参见《奏定大学堂章程》，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594—596页。。这就使得史家观察的角度，由“文体”转为“时代”。

    讲“文体”，注重的是体制的统一与时间的连续；讲“时代”，关注的则是空间的展开与风格的多样。这里的以“时代”为考察单位，不同于焦循、王国维、胡适之的“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之类的表述，着眼的是某一时代的代表性文类。唐诗无法涵盖有唐一代的文学精华，宋词更不足以穷尽宋代文学的魅力。同样道理，骈文也不能作为“六朝文学”的唯一代表。这么一来，史家撰写中古（或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完全可以兼及骈散。孙德谦的《六朝丽指》不妨独尊骈偶，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则眼界要开阔得多，建安、魏晋、宋齐梁陈各有春秋，并不以任、沈或徐、庾为唯一归宿。

    比刘师培的思路更具挑战性的，是章太炎的全面颠覆策略：六朝确有好文章，但并非世代传诵的任沈或徐庾，而是此前不以文名的王弼、裴、范缜等。1922年，章太炎在上海作系列演讲，论及“文章之派别”时，赞扬晋文华妙清妍，舒卷自如，平易而有风致。至任昉、沈约，“每况斯下”；到了徐陵、庾信，“气象更是不雅淡了”。“至当时不以文名而文极佳的，如著《崇有论》的裴，著《神灭论》的范缜等；更如孔琳（宋）、萧子良（齐）、袁翻（北魏）的奏疏，干宝、袁宏、孙盛、习凿齿、范晔的史论，我们实在景仰得很。”章太炎主讲，曹聚仁记述：《国学概论》85—86页。如此立说，整个颠覆了传统学界对于“八代之文”的想象。章氏这一惊世骇俗的高论，乃长期酝酿，且渊源有自。早在1910年的《国故论衡·论式》中，章氏便如此谈论六朝文：“近世或欲上法六代，然上不窥六代学术之本，惟欲厉其末流……余以为持诵《文选》，不如取《三国志》、《晋书》、《宋书》、《弘明集》、《通典》观之，纵不能上窥九流，犹胜于滑泽者。”在《自述学术次第》中，章氏对有清一代追慕六朝最成功的骈文大家汪中、李兆洛表示不以为然，而格外推崇综核名理、清和流美的魏晋玄文：“观乎王弼、阮籍、嵇康、裴之辞，必非汪李所能窥也。”在章氏看来，文章的好坏，关键在于“必先豫之以学”。深深吸引太炎先生的，首先是六朝学术（或曰“魏晋玄理”），而后才是六朝文章（或曰“魏晋玄文”）。六朝人学问好，人品好，性情好，文章自然也好，后世实在望尘莫及在1936年的《国学讲演录·文学略说》中，太炎先生论及文章与性情的关系：“骈散合一之说，汪容甫倡之，李申耆和之。然晋人为文，如天马行空，绝无依傍，随笔写去，使人难分段落。今观容甫之文，句句锻炼，何尝有天马行空之致；容甫讥呵望溪，而湘绮并诮汪、方。”见章太炎《国学讲演录》244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如此褒扬六朝，非往日汲汲于捍卫骈文者所能想象。直到晚年讲学苏州，太炎先生仍坚持其对于六朝文的独特发现参见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第八章“现代中国的‘魏晋风度’与‘六朝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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