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1885—1967）对晚明小品的推崇，20年代中期便已开始形诸文字；但是，1932年辅仁大学的系列演讲，以及《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932）的出版，仍是其学说大为普及的关键。作为一种文学史诠释框架，借助于晚明小品来解读五四文章，自有其合理性。但有趣的是，真正谈得上承继三袁衣钵的，不是周作人，而是林语堂。周氏文章不以清新空灵为主要特征，其“寄沉痛于幽闲”，以及追求平淡、厚实与苦涩，均与明末小品无缘。周氏可谓明末小品的知音，却绝非其传人。强调公安三袁与现代散文有明显的历史联系，可并非佩服得五体投地：周氏的文章趣味，与晚明小品实有不小的距离。

    如何解释这种文学史主张与个人阅读趣味的差异，不妨就从《风雨谈·〈梅花草堂笔谈〉等》说起。文中不仅对“假风雅”的“山人派的笔墨”表示不以为然，就连屡受表彰的公安、竟陵，周氏也多有讥讽。一方面欣赏晚明非正统文人的“勇气与生命”，以为“里边包含着一个新文学运动”，另一方面又对其作品的艺术价值表示怀疑：“我常这样想，假如一个人不是厌恶韩退之的古文的，对于公安等文大抵不会满意，即使不表示厌恶。”周作人：《〈梅花草堂笔谈〉等》，《风雨谈》183、185页，上海：北新书局，1936年。换句话说，相对于世人顶礼膜拜的唐宋八大家，周氏更欣赏其反叛者；基于此文学史判断，晚明小品方才值得表彰。

    新文化运动初期，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傅斯年等，都对桐城文章有过严厉的批评。20年代中期以后，桐城已成死老虎，昔日的反对者也已不屑挥拳相向钱基博在答李详书中称：“曩时固不欲附桐城以自张，而在今日又雅勿愿排桐城已死之虎，取悦时贤。”此信收在《李审言文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1051页，可参阅。。唯独周作人，认定兹事体大，战斗尚未结束，因此锲而不舍地挖桐城的祖坟。之所以称为“挖祖坟”，因周氏不但批桐城，而且更批桐城追摹的唐宋八大家；不但批八大家，而且主要火力集中在领头的韩愈。清人之批桐城，多将其与唐宋八大家区别对待，若蒋湘南《与田叔子论古文书》称：“非八家之弊古文，乃学八家者之弊八家也。”章太炎开始批评“宋世吴蜀六士”，可对韩愈尚有恕词参阅章太炎《与人论文书》（《章太炎全集》第四卷168页）及《自述学术次第》。。周作人则大不一样，批的正是这“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文公。

    周作人对于桐城派及唐宋八大家的批判，颇多精彩之处。如《苦口甘口·我的杂学》称：“八大家的古文在我感觉也是八股文的长亲，其所以为世人所珍重的最大理由我想即在于此。”《苦茶随笔·杨柳》断言八大家这一路的作品“一无可取”，理由是：“文章自然不至于不通，然而没有生命”；“可是很不幸的是却易于学，易于模仿”参见《我的杂学》，《苦口甘口》56页，上海：太平书局，1944年；《杨柳》，《苦茶随笔》209页，上海：北新书局，1935年。。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四讲中，周氏承认桐城派的文章“比较那些假古董为通顺”，但更强调“他们的文章统系也终和八股文最亲近”，故“对他们的思想和所谓‘义法’，却始终是不能赞成”。以上的论述，多借用清人的言论，并作进一步的发挥。周氏的文论中，更具独创性的，还是其对于韩愈的批判。1930年代中期，周作人常提及韩文的“装腔作势”参阅舒芜《中国新文学史的“溯源”》，《周作人的是非功过》207—23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而收入《秉烛谈》的《谈韩文》，更称“韩退之留赠后人有两种恶影响”，一是求统制的道，一是讲腔调的文。周作人的“不赞成统制思想，不赞成青年写新八股”参见周作人《谈韩文》，《秉烛谈》212—213页，香港：实用书局，1972年。，有对左翼文学旁敲侧击的意味，可并不背离其文学观及其构建的文学史图像。直到1950年代初，周作人依然将韩文作为“情理不通”、“文理不通”的“坏文章”的代表参见周作人《坏文章（二）》和《古文的不通》二文，见《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417、714页，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

    周之批韩，很大程度是批桐城思路的延伸。而在论证桐城文与八股文之联系，批评桐城文家学识空疏、于人情物理之变幻处缺乏阅历揣摩，以及空谈义法之不可取时，周氏倚重的是王闿运、伍绍棠、蒋湘南的论说参见周作人《古文与理学》，《知堂乙酉文编》42—48页，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62年；《关于家训》，《风雨谈》82—87页；《蒋子潇〈谈艺录〉》，《苦竹杂记》124—130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清人对于桐城文章的批判，主要出于汉学家及骈文家。蒋的思路大致属于前者，王、伍则当归入后者。对于伍绍棠，周氏反复引用的，其实只是其《〈南北朝文钞〉跋》；王则不一样，其学汉魏六朝诗文，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论者甚至称其“简直是六朝人的脱胎，六朝人的返魂”瞿兑之：《中国骈文概论》51页，上海：世界书局，1936年。。清代的骈文家及六朝文章的拥护者，乃桐城之“死敌”，其论说很可能正是周氏最适用的批判武器。倘若左右开弓，以选学批桐城、以桐城攻选学，固然也有成效，但未免过于机巧，并非论辩的正道。以批桐城为主要志向的周作人，对推崇六朝者的论说有所倚重，自然不能不对“选学”有所宽恕。谈及韩文的做作与虚骄，周氏称“八代的骈文里何尝有这样的烂污泥”周作人：《文学史的教训》，《立春以前》124—125页，上海：太平书局，1945年。——这未免有些过分了，似乎更多地带有策略性的考虑。

    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周作人特别提出桐城的“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作为批判的靶子。谈及桐城“文即是道”的抱负，前人多讥其名不符实，乃拉大旗做虎皮。周氏反过来，站在新文化立场，最想批判的，正是其所载之“道”，连带及其自以为手握真理，因而为文时的装腔作势、搔首弄姿。对于朝廷提倡的程朱理学，桐城文家普遍奉为圭臬，且不容他人置疑，动辄将对手判为“邪说”，必诛之而后快。周作人曾引方苞、姚鼐诅咒“欲与程朱争名”者必定断子绝孙的书札，说明其“识见何其鄙陋，品格又何其卑劣”周作人：《谈方姚文》，《秉烛谈》216页。。桐城文家学殖不厚、见识不高，但卫道的立场坚定，很容易因此而派生出为文的蛮与悍。努力追求平淡、温润的周作人，对此尤为深恶痛绝。与朝廷提倡的学说结盟，即便无力参与意识形态的建构，起码也因“积极捍卫”而使文章显得“有用”。可时过境迁，“冰山既倒”，则可能变得“一无所有”。提倡六朝文者，一般没有那么大的野心，只讲文章的美感，反而容易取得某种独立性，不大受意识形态变迁的拖累。周氏等人之狠批桐城，而对选学手下留情，与五四新文化人对程朱理学极为反感大有关系。

    不说对于六朝文章的强烈趣味，单就明清之文而言，周作人也有诸多奇妙的发现。慑于《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盛名，世人多关注作者之表彰公安三袁，其实，对于明清文章，周作人还有不少精彩见解。从反正统、通人情、有雅趣、能文章的角度，周极力表彰李贽、王思任、叶绍袁、张岱、傅山、冯班、李渔、袁枚、章学诚、郝懿行、俞正燮、蒋湘南等一大批此前不太被看好的文章家，这点很有见地。只是因其藏学问于随笔，不曾将明清之文的思考系统化并形成完整著述，学界一般不太关注。在我看来，周作人关于明清文章的论述，比许多专门家还要深入，还要精彩。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周氏的阅读不受传统诗评文论的束缚，更多地体现现代人的眼光与趣味。而这，未尝不是一种值得欣赏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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