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国人之谈论“中国散文史”，已在上述诸君所建立的根基上向前推进了好几步。但在我看来，仍有若干困扰影响散文研究的深入展开。这里提出的几点设想，有待进一步的检验与落实。
第一，今人所理解之“散文”，与传统中国之“文”有很大距离。潜移默化影响今人思路的，不单是早已盖棺论定的文白之争，还有尚未尘埃落定的文类等级观念。研究传统中国或现代中国的“散文”，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这是一个被强力建构起来的概念，并非自然而然，更说不上“天意如此”。既然今人所谈论的“散文”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以金人王若虚“定体则无，大体须有”（《滹南遗老集·文辨》）的开放姿态，面对这一文类的诸多变异，努力理解这一变异背后的审美的、历史的以及意识形态的因素，便是题中应有之义。
第二，在中国，“散文”作为文类源远流长，而被正式命名，则是晚近的事情。这一名与实之间的缝隙，形成某种张力，要求研究者必须首先进行概念的清理与界定。今人之谈论散文，大都在以下三个层面来回滑动：与诗歌、小说、戏剧相对应；与韵文相对应；与骈文相对应。所谓与小说、诗歌、戏剧并驾齐驱的散文，乃是五四以后拥抱并改造西方“文学概论”的成果。依照其时普遍接纳的西方文学观念，“散文”与其说是一种独立的文类，不如说是除诗歌、小说、戏剧以外无限广阔因而也就难以定义的文学领域。宋明两代文人，更愿意沿用韩柳的术语，将长短错落、无韵律骈俪之拘束、不讲求词藻与用典的文章，称为“古文”。直到清人重提骈散之争，“散文”作为与“骈文”相对应的概念，方才屡被提及。至于在与“韵文”相对的意义上谈论“散文”，则有点不今不古，缺乏明确的界定。但此说也有可取之处，即打破了明清以下古文家为求精致而日趋小气的格局。不必有意为文，更不必以文人自居，述学文字照样可能充满风采与神韵。这一点，刚好对应了中国散文的一大特性：兼及文与学、骈与散、审美与实用参见陈平原《中国散文小说史》2—5页。。在我看来，“散文”概念的不确定性，既是陷阱，也是机遇。
第三，所谓的“文学性”，并非研究中国文章的最佳视角。五四新文化人当初引进“纯文学”与“杂文学”这一对概念，在瓦解“文以载道”传统以及提倡“美文”方面，曾发挥很大作用。但这一论述思路，过分依赖某一时期西洋流行的“文学概论”，并将其绝对化、本质化，相对漠视了中国文章的特性及演进的历史。传统中国的“文”或“文章”，不只具有审美价值，更牵涉政治、学术、人生等。将“文”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剥离开来，满足于纯粹的文本分析，很容易回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等老路。谈论魏晋玄言而不及乱世中文人的生命体验，谈论晚明小品而不及江南城市经济，谈论八股文章而不及科举考试制度，谈论春秋笔法而不及历史著述体例，我以为，都很难有令人满意的解答。
第四，如果说传统中国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戏曲以及民间说唱等，因作者模糊、版本不清，某种程度上可以“就文章谈文章”，那么，散文的情况恰好相反：离开了确定的时代氛围与作者生平，很难做深入的探讨。在“明清散文研究”一课的“开场白”中，我讲了这么一段：“在我看来，无论是研究文学史、文化史，还是谈论思想史、学术史，归有光、李贽、陈继儒、袁宏道、王思任、徐弘祖、刘侗、张岱、傅山、黄宗羲、李渔、顾炎武、全祖望、袁枚、姚鼐、章学诚、汪中、龚自珍等，都是无法完全绕开的重要人物。描述如此生气淋漓的人生与文章，似乎比用简略的语言，粗线条地勾勒几百年间中国散文发展的脉络要有趣得多。”参见陈平原《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2页。除了强调从具体对象入手，步步为营，抽丝剥茧，将自家对明清散文的感觉、体味与判断渗透其中；更因为谈散文而不及“生气淋漓”的人生，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第五，小说与散文之间的“边界”，一直处于很不稳定的状态。纵观两千年中国文学进程，散文与小说互为他者，其互补与互动的关系值得探究。这里指的不是同一作家兼擅小说与散文，或者同一作品跨越两大文类；也不是插叙、倒叙笔法在散文与小说的不同命运，或者旅行记对于散文与小说的共同启迪——这些虽然奇妙，却都并非不可思议。作为中国文学的基本文类，散文与小说在各自发展的紧要关头，都曾从对方获得变革的动力与方向感。因此，在谈论散文发展时，关注小说的刺激；而描述小说变迁时，则着眼于散文的启迪。这一努力，不只合理，而且可行参见本书第七章“小说史学的形成与新变”第四节“另一种可能性”。。
第六，之所以在“散文”前面加上“古典”二字，是不得已而为之。世人谈论散文，往往先辨别文言与白话，而后分而治之。但所谓的古典散文与现代散文之间，在我看来，并不存在无法逾越的鸿沟。章太炎的重构六朝，周作人的发现晚明，以及胡适的撰写“白话文学史”，都既是历史研究，也是文学实践。正是在一次次成功的古今对话中，中国文章得以移步变形，生生不息。作为研究者，具体论述时，不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只是相对于其他文类研究，“文章之学”无疑更需要“古今贯通”。
§§第九章 中国戏剧研究的三种路向§§第九章 中国戏剧研究的三种路向从学术史角度，反省20世纪中国的“戏剧研究”，最近二十年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关于20世纪中国戏剧史研究的基本状况，参见周华斌《20世纪的中国戏剧史研究》（胡忌主编《戏史辨》284—308页，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9年）、解玉峰《20世纪元曲研究刍议》（《戏史辨》309—325页）、刘祯《20世纪中国戏剧史学与民间戏剧研究》（胡忌主编《戏史辨》§§第二辑238—258页，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1年）、康保成《五十年的追问：什么是戏剧？什么是中国戏剧史？》（《文艺研究》2009年5期），以及吴国钦等编《元杂剧研究》（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徐朔方等编《南戏与传奇研究》（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解玉峰著《20世纪中国戏剧学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张大新著《二十世纪元代杂剧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等。。学者们不仅埋头拉车，而且抬头看路，通过评说诸多前辈的足迹，或继承，或质疑，或反叛，不乏开拓与创新。作为“戏剧研究”的圈外人，我之介入此话题，最初是基于“中国文学研究百年”的思路笔者曾在北京大学（1996年秋、2000年春）及台湾大学（2002年秋）为研究生开设专题课“中国文学研究百年”，其中包括“二十世纪中国的戏剧研究”；此讲还先后在台北艺术大学（2002年12月6日）、华东师范大学（2004年6月18日）、浙江大学（2004年6月22日）演述。后经过一番调整与充实，改题《中国戏剧研究的三种路向》，又在中山大学八十周年校庆论坛“文明的对话”上作过专题演讲（2004年11月11日）；之所以刻意选择在中大谈“戏剧研究”，主要是为了向王季思、董每戡两位先生致敬。读书时修过王先生的课，毕业后曾多次拜访，虽不做戏曲史研究，同样从他那里学到很多东西。1979年5月，董先生因“落实政策”重返中大校园，可惜未来得及重登讲台，半年后即去世了。不敢谬称弟子，但看过他那“百衲衣般”的文稿，印象极深。，将“戏剧”与“小说”、“诗歌”、“散文”等并列，作为一种文学样式来讨论。这就决定了，在兼及案头与剧场这方面，我与戏剧史专家接近；但在注重学术体制与学科建构方面，我又与戏剧史专家分离。如此兼及内外的论述策略，有所得，也有所失。
作为学科的文学史谈到中国戏剧研究，论者必定大力表彰王国维的划时代贡献。对于这一中外学界的共识，我大致认同，但希望略有补正。戏剧不同于诗文小说，其兼及文学与艺术的特性，使得研究者必须有更为开阔的视野。王国维所开启的以治经治子治史的方法“治曲”，对于20世纪的中国学界来说，既是巨大的福音，也留下了不小的遗憾。因为，从此以后，戏剧的“文学性”研究一枝独秀。至于谈论中国戏曲的音乐性或舞台性，不是没有名家，只是相对来说落寞多了。这个问题，很早就有人意识到，比如，半个多世纪前，浦江清谈及“静安先生在历史考证方面，开戏曲史研究之先路。但在戏曲本身之研究，还当推瞿安先生独步”浦江清：《悼吴瞿安先生》，初刊《戏曲》1卷3辑，1942年3月，载王卫民编《吴梅和他的世界》61—63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而董每戡则称：“在剧史家，与其重视其文学性，不如重视其演剧性，这是戏剧家的本分，也就是剧史家与词曲家不相同的一点。”董每戡：《中国戏剧简史·前言》，《中国戏剧简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9年。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作为一种文学/艺术形式，戏剧研究确实可以、而且必须有多种路向。问题在于，为何王国维的道路成为主流，而且对其他选择造成巨大的压抑？今日中国学界的自我反省，到底能走多远？这才是本文所要努力探讨的。在这里，学者的个人选择、学科的发展前景、研究的内在动力、大学的评价机制，以及读者（受众）的欣赏趣味等，诸多因素互相纠结，错综复杂，远非一句“拨乱反正”所能涵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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