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三十年的求学及著述，借用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的精彩总结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金明馆丛稿二编》219—22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大致可分为兼及学术内容、治学方法与生命历程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898—1912），在上海及北京汲取新学，“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第二阶段（1912—1923），在京都及上海从事考古学及上古史研究，“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第三阶段（1923—1927），在北京研究辽金元史及边疆地理，“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说到“取外来之观念”，陈寅恪称：“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唐大曲考》等是也。”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金明馆丛稿二编》219页。其实，同样属于文艺研究，《红楼梦评论》（1904）、《人间词话》（1908—1910）与《宋元戏曲考》（1913）三者，在研究方法上大异其趣。除了小说、词学、戏曲等文类差别，还有对西方理论的依赖程度，以及是否以“考证之眼”阅读小说戏曲《红楼梦评论》批评“自我朝考证之学盛行，而读小说者，亦以考证之眼读之”（见《静庵文集·红楼梦评论》58页上，《王国维遗书》第五卷，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而《宋元戏曲考》的成功，恰好正是以“考证之眼”读戏曲。，都大相径庭。
《宋元戏曲考·自序》开篇就是：“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王国维：《宋元戏曲考·自序》，《宋元戏曲考》，《王国维遗书》第十五卷。这话留给读者的印象实在太深了，以至后世论者多从“元剧之文章”角度思考问题。除了《自序》所称：“往者读元人杂剧而善之；以为能道人情，状物态，词采俊拔，而出乎自然，盖古所未有，而后人所不能仿佛也。”同上。还有第十二章“元剧之文章”的论断：“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然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王国维：《宋元戏曲考》第十二章“元剧之文章”，见《宋元戏曲考》73页下、74页上，《王国维遗书》第十五卷。这里的“意境”说，上连诗词，下挂元曲，明显得益于此前的《人间词话》王国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见《人间词话》1页上，《王国维遗书》第十五卷。“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古诗词之佳者无不如是，元曲亦然。”见《宋元戏曲考》74页上，《王国维遗书》第十五卷。。而所谓“明以后，传奇无非喜剧，而元则有悲剧在其中”，以及称颂关汉卿《窦娥冤》和纪君祥《赵氏孤儿》“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此类论述，在文学观念上，乃《红楼梦评论》的回响王国维：《宋元戏曲考》第十二章“元剧之文章”，见《宋元戏曲考》73页下、74页上，《王国维遗书》第十五卷；另，《红楼梦评论》谈及“《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时称：“故曰《红楼梦》一书，彻头彻尾的悲剧也。由叔本华之说，悲剧之中又有三种之别。……若《红楼梦》，则正第三种之悲剧也。……由此观之，《红楼梦》者，可谓悲剧中之悲剧也。”见《静庵文集》50页下—51页下，《王国维遗书》第五卷。。
换句话说，从“意境”和“悲剧”角度谈论宋元戏曲，虽也有大贡献，却基本上承袭《红楼梦评论》和《人间词话》的思路；更要紧的是，此类精彩论述，多集中在第十二章“元剧之文章”。也就是说，作者是从“文章”而非“戏剧”的立场，来鉴赏、评判宋元戏曲的徐中舒《王静安先生传》（《东方杂志》24卷13号，1927年7月）称，王国维31岁至36岁（即1908—1912年）“专治词曲，标自然、意境二义，其说极透彻精辟。在我国文学史认识通俗文学之价值，当自先生始”。如此立说，无意中暴露其短处，即以“文学”为中心展开其戏剧研究。。而实际上，此书的最大贡献，不在“重写文学史”，而在一举奠定了中国戏剧史研究的基本格局。若第七章“古剧之结构”的结尾，那才是大家手笔：综上所述者观之，则唐代仅有歌舞剧及滑稽剧，至宋金二代而始有纯粹演故事之剧。故虽谓真正之戏剧起于宋代，无不可也。然宋金演剧之结构，虽略如上，而其本则无一存。故当日已有代言体之戏曲否，已不可知。而论真正之戏曲，不能不从元杂剧始也。王国维：《宋元戏曲考》第七章“古剧之结构”，《宋元戏曲考》49页下，《王国维遗书》第十五卷。日后无数称誉与争议，不在具体枝节，而在此史家的大判断。
按作者自序，如此大书，撰写时间只有三个月，这实在不可思议。原因很简单，此前作者已有诸多著述，如《宋元戏曲考·自序》提及的《曲录》（1908）、《戏曲考原》（1909）、《唐宋大曲考》（1909）、《优语录》（1909）、《古剧脚色考》（1911）、《曲调源流表》（未刊，已散佚）等；此外，还有《录曲馀谈》（1910）和《录鬼簿校注》（1909）。如此长期积累，方才有1913年《宋元戏曲史》之一锤定音王著初刊时题为《宋元戏曲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15年），后改《宋元戏曲考》。王国维1912年12月26日致信铃木虎雄，称“近因起草《宋元戏曲史》”而需借书若干；1913年1月5日致信缪荃孙，讲述此书的来龙去脉：“近为商务印书馆作《宋元戏曲史》，将近脱稿，共分十六章。润笔每千字三元，共五万余字，不过得二百元。但四五年中研究所得，手所疏记心所储藏者，借此得编成一书，否则荏苒不能刻期告成。惟其中材料皆一手搜集，说解亦皆自己所发明。将来仍拟改易书名，编定卷数，另行自刻也。”参见吴泽主编《王国维全集·书信》33—3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戏曲史专家曾永义曾以《宋元戏曲史》各章比附其他九书内容参见曾永义《静安先生曲学述评》，王国维著，曾永义导读《宋元戏曲史》20—22页，台北：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印证王国维“自序”所说的“从事既久，续有所得，颇觉昔人之说，与自己之书，罅漏日多，而手所疏记，与心所领会者，亦日有增益”。对于王国维来说，该书既是总结性著作，也是“告别演出”。此前，王国维多以“序言”或“小引”表达自己的学术志向，如“国维雅好声诗，粗谙流别，痛往籍之日丧，惧来者之无征，是用博稽故简，撰为总目。……非徒为考镜之资，亦欲作搜讨之助。补三朝之志，所不敢言，成一家之书，请俟异日”；“是录之辑，岂徒足以考古，亦以存唐宋之戏曲也。若其囿于闻见，不偏不赅，则俟他日补之”；“今就唐宋迄今剧中之角色，考其渊源变化，并附以私见，但资他日之研究，不敢视为定论也”参见《王国维遗书》第十六卷之《曲录序》（见《曲录》）、《优语录》1页上、《古剧角色考》1页下。。自1913年春写定《宋元戏曲考》后，王国维基本上不再碰戏曲问题，只是偶尔作点版本校订工作如1915年10月撰《元刊杂剧三十种序录》，称：“此本虽出坊间，多讹别之字，而元剧之真面目，独赖是以见，诚可谓惊人秘笈矣。原书本无次第及作者姓氏，曩曾为之厘定时代，考订撰人，录目如左，世之君子以览观焉。”《观堂别集》卷三19页下，《王国维遗书》第四卷。。
告别曾朝夕相处的某种学问，学者们一般都会余波荡漾，不绝如缕，王国维为何如此决绝？这就涉及王国维的性格——做事特别执著与专注，拿得起，放得下，当初全力以赴，一旦离开，再不回头。早年沉湎西洋哲学的王国维，在京都与狩野直喜聊天时，“偶尔提到西洋哲学，王君苦笑说他不懂，总是逃避这个话题”狩野直喜：《回忆王静安君》，见陈平原、王风编《追忆王国维》（增订本）294页，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1922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请王国维指导研究生，王提出四个研究题目：“《诗》、《书》中成语之研究”、“古字母之研究”、“古文学中联绵字之研究”、“共和以前年代之研究”，并对此四题的范围及思路作详细说明参见王国维1922年12月8日《致沈兼士》及附录的《研究发题》，载吴泽主编《王国维全集·书信》332—336页。。日后出任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导师，同样闭口不谈文学1925年9月11日《清华周刊》“教职员介绍栏”：“王国维，静庵先生，浙江海宁人，初学哲学，通俗文学，于《宋元戏曲史》见其大凡矣。先生今年来清华，以经史、小学、考古教研究院。”同年9月8日，清华研究院举行第一次教务会议，会上公布各教授所开课程及指导研究范围，王国维任经史小学导师，讲授“古史新证”、《尚书》、《说文》练习；指导学生研究范围有：《尚书》本经之比较研究、诗中状词之研究，古礼器之研究、说文部首之研究、卜辞及金文中地名或制度之研究、诸史中外国传之研究、元史中蒙古色目人名之划一研究、慧琳《一切经音义》之反切与切韵反切之比较研究。。1913年以后的王国维，绝口不谈叔本华、不谈《红楼梦》，也不谈宋元戏曲。对于后者，日本学者青木正儿的解释广被接纳。
1925年，当青木正儿以后学身份拜谒王国维，表示愿承其余绪专攻明清戏曲时，王的回答是：“明以后无足取，元曲为活文学，明清之曲，死文学也。”青木则辩解：“况今歌场中，元曲既灭，明清之曲尚行，则元曲为死剧，而明清为活剧也。”青木正儿著，王古鲁译：《中国近世戏曲史·序》，《中国近世戏曲史》，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年。研究者一般都以青木的追忆为据，论定王国维之所以中断戏剧研究。可这仅仅是青木的一面之词，难成定谳。王国维不谈明清戏曲是真，但“死文学”云云，则有点可疑。不是说“必合言语、动作、歌唱以演一故事，而后戏剧之意义始全”吗王国维：《宋元戏曲考》第四章“宋之乐曲”，《宋元戏曲考》26页上，《王国维遗书》第十五卷。，怎么能将戏剧仅仅局限在“文学”之死活？即便因个人趣味，对剧场始终隔膜，以“文学家之眼光”看明清戏剧，汤显祖的“临川四梦”以及孔尚任的《桃花扇》、洪昇的《长生殿》，难道全都不值一提？《宋元戏曲考》第十六章“余论”中，确实提及“汤氏才思，诚一时之隽；然较之元人，显有人工与自然之别”王国维：《宋元戏曲考》第十六章“余论”，《宋元戏曲考》96页下，《王国维遗书》第十五卷。，可《红楼梦评论》在谈及中国人缺乏悲剧精神时，称“故吾国之文学中，其具厌世解脱之精神者，仅有《桃花扇》与《红楼梦》耳”王国维：《红楼梦评论》，见《静庵文集》49页下，《王国维遗书》第五卷。，评价不可谓不高。
其实，即便在全神贯注撰写《宋元戏曲考》时，王国维注重的，依旧是“史学”而非“艺术”。青木正儿曾追忆与王国维初次会面：“我问起中国戏剧，他的意思似乎是他一向不喜欢观看。”谈到音乐，他说自己不懂；邀请他看日本的戏剧演出，他也不感兴趣。对于“王先生只顾学问，没有艺术美感”青木正儿：《追忆与王静庵先生的初次会面》，见陈平原、王风编《追忆王国维》（增订本）323页。，年少气盛的青木不太以为然。类似的印象，“京都支那学”的开创者狩野直喜也有，不过，却从另外的角度解读：“我觉得来京都以后，王君的学问有一些变化。也就是说，他好像重新转向研究中国的经学，要树立新的见地。”因此，撰写日后成为一代名著的《宋元戏曲史》，对他来说，“完全属于消遣”狩野直喜：《回忆王静安君》，见陈平原、王风编《追忆王国维》（增订本）294页。。寓居京都时期，作为学问家的王国维，在学术对象及研究方法上有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点，王国维自己也承认1916年2月王国维《丙辰日记》：“自辛亥十月寓京都，至是已五度岁，实计在京都已四岁余。此四年中生活，在一生中最为简单，惟学问则变化滋甚。”转引自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140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问题在于，如此突变，有何因缘？“寓居京都”是否决定性因素？
清华国学院及门弟子吴其昌，称宣统元年在王国维治学生涯中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先生治学的兴趣，在这一年完全改变了。”吴其昌：《王国维先生生平及其学说》，见陈平原、王风编《追忆王国维》（增订本）216页。为什么定在1909年，而不是东渡之后？就因为这一年，罗振玉北上任学部参事，王国维随行，在撰写《戏曲考源》等的同时，因罗振玉而拜会法国学者伯希和，得见敦煌石室唐人写本；翻译斯坦因《中亚细亚探险记》；结识专治《元史》的柯劭忞以及精金石及目录学的缪荃孙参见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53—62页。。所有这些，都是极为重要的学问种子，虽然其发芽乃至开花结果，是到了京都以及重回上海以后。王国维刚刚去世，清华国学院同学刊行的《国学月报》上，载有殷南《我所知道的王静安先生》一文，谈及王国维之所以由哲学、文学而转向考古学，“是完全因为材料见得多，引起他研究的兴味”；而这中间，起决定性影响的是罗振玉。因为，那时的中国，博物馆及公共图书馆还处在萌芽阶段，资料极少，远不及私人收藏家。而罗振玉不仅“收藏古器物碑版及各种书籍拓本非常之多”，更重要的是，那几种考古学资料的大发现，都与他相关，王国维因而得以参与整理和研究，“于是这垦荒的事业就引起他特别的兴趣，到后来竟有很大的收获了”参阅殷南《我所知道的王静安先生》，见陈平原、王风编《追忆王国维》（增订本）104—106页。。如此论述，知根知底，难怪学界断言，此自称跟王国维相识三十年的“殷南”即北大教授马衡。
毫无疑问，罗振玉对于王国维的学术转向起很大作用。这一点，罗振玉本人有详细的叙述：如何为王国维讲述有清一代学术源流，如何劝王国维专研国学，如何先于小学、训诂植其基，然后“尽出大云书库藏书五十万卷、古器物铭识拓本数千通、古彝器及他古器物千余品，恣公搜讨”，而王国维则“居海东，既尽弃所学，乃寝馈于往岁予所赠诸家之书”，“每著一书，必就予商体例、衡得失”罗振玉：《海宁王忠悫公传》，陈平原、王风编《追忆王国维》（增订本）7页。。这些我都相信，唯一不以为然的是，罗振玉此文撰于王国维身后，刻意渲染自家之谆谆教诲，并讥讽王早年“从藤田博士治欧文及西洋哲学、文学、美术”。其实，王国维早年之研习泰西哲学，了解世界学术潮流及文化发展大势，对其日后转治传统中国学问大有裨益。弟子徐中舒的《王静安先生传》也称，移居京都以后，王国维学术上进展神速，“故虽由西洋学说以返求于我国经典，而卒能不为经典所束缚”徐中舒：《王静安先生传》，陈平原、王风编《追忆王国维》（增订本）167页。。正因为有此前研习“西洋学说”垫底，才有日后的“不为经典所束缚”。恰如狩野直喜说的：“他对西洋科学研究法理解很深，并把它利用来研究中国的学问，这是作为学者的王君的卓越之处。”狩野直喜：《回忆王静安君》，陈平原、王风编《追忆王国维》（增订本）295页。
作为学者，王国维的志向十分远大。这一点，看他如何谈古论今，便不难明白。刊于1914年的《二牖轩随录》中，有一则“古今最大著述”：余尝数古今最大著述，不过五六种。汉则司马迁之《史记》，许慎之《说文解字》，六朝则郦道元之《水经注》，唐则杜佑之《通典》，宋则沈括之《梦溪笔谈》，皆一空倚傍，自创新体。后人著书，不过赓续之，摹拟之，注释之，改正之而已。王国维：《二牖轩随录》卷一“古今最大著述”则，见赵利栋辑校《王国维学术随笔》128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这段话，与前几则杂记相关，重点在表彰沈括，称《梦溪笔谈》“其精到之处，乃万劫不可磨灭，后人每无能继之者，可谓豪杰之士矣”。如此立论，可见其学术标准之高。而对于王国维的学问，遗民学术圈的极力称许自不必说参见王风《〈追忆王国维〉后记》，载陈平原、王风编《追忆王国维》（增订本）485—503页。，就连新文化人，也都赞叹不已。鲁迅1922年11月6日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不懂的音译》：“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鲁迅：《热风·不懂的音译》，《鲁迅全集》第一卷39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同年8月28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现今的中国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胡适的日记》下册44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对于政治立场迥异的王国维，新文化人鲁迅、胡适竟给予如此高的评价，实在不容易。
志向远大与视野开阔，二者往往相辅相成。1919年王国维撰《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称：“我朝三百年间，学术三变：国初一变也，乾嘉一变也，道咸以降一变也。”“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观堂集林》卷二十三25页下、26页上，《王国维遗书》第四卷。具体到对于沈曾植学问境界及研究业绩的表彰《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先生少年固已尽通国初及乾嘉诸家之说；中年治辽金元史、治四裔地理，又为道咸以降诸家之学。然一秉先正成法，无或逾越。其于人心世道之污隆、政事之利病，必穷其源委，似国初诸老。其视经史为独立之学，而益探其奥窔，拓其区宇，不让乾嘉诸先生。至于综揽百家，旁及二氏，一以治经史之法治之，则又为自来学者所未及。”，怎么看都好像是在为自己树立学问的标杆，或者说是一种自我期许。而对于清学三变的表述，此前几年已经出现。1913年7月至1914年5月连载于《盛京日报》的《东山杂记》，其卷二有“国朝学术”则：大抵国初诸老，根柢本深，规模亦大，而粗疏在所不免；乾嘉诸儒，亦有根柢，有规模，而加之以专，行之以密，故所得独多；嘉道以后，经则主今文，史则主辽金元，地理则攻西北，此数者亦学者所当有事，诸儒所攻，究不为无功，然于根柢规模，逊于前人远矣。王国维：《东山杂记》卷二“国朝学术”则，见赵利栋辑校《王国维学术随笔》103页。在我看来，明确的学术史意识，正是王国维学术转型的关键。
就在与青木正儿谈明清戏曲的1925年，任教清华研究院的王国维，暑假中应学生会邀请，作题为《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的专题演讲（初刊《学衡》45期，1925年9月）。讲演开门见山，断言“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接下来便是：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虚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此四者之一，已足当孔壁汲冢所出，而各地零星发见之金石书籍，于学术有大关系者尚不与焉。故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见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也。《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静庵文集续编》65页上—65页下，《王国维遗书》第五卷。这则讲演，不说是学者王国维的“夫子自道”，起码也让我们对其学术转向有了十分清晰的理解。因为，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学术界在资料上的四项“最大发现”，都与罗振玉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而“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王国维，很早就意识到其学术价值。
王国维1913年7月至1914年5月连载于《盛京日报》的《东山杂记》，若卷一中的“内阁大库书之发见”、“斯坦因所得长城故址汉简”、“斯坦因三访古”、“敦煌石室古写本书”、“简牍出土之事”等参见赵利栋辑校《王国维学术随笔》40—46页。，都让你感觉到作者压抑不住的兴奋。尤其是屡次提及晋太康中汲冢所出书，远比不上今日敦煌的发现：“数百年来争重宋元刊本，今日得见六朝唐人写本书，又得读种种佚书，不可谓非艺林一大快事也。”王国维：《东山杂记》卷一“敦煌石室古写本书”则，赵利栋辑校《王国维学术随笔》45页。“今则简牍西去，印本东来，其可读可释，可久可传，怠无异于原物。此今日艺术之进步，而为古人所不可遇者也。”王国维：《东山杂记》卷一“简牍出土之事”则，赵利栋辑校《王国维学术随笔》46页。“汉人墨迹，自六朝之末至于唐宋久已无存，《淳化阁帖》所刻张芝等书，实为几经传摹之本。吾侪生千载后，反得见汉人手迹，不可谓非奇遇也。”王国维：《东山杂记》卷一“简中书体”则，赵利栋辑校《王国维学术随笔》47页。值得注意的是，“斯坦因三访古”则在赞扬斯坦因三次新疆访古，“益于世界学术者必非浅鲜”的同时，称“我国学者亦可以兴起矣”王国维：《东山杂记》卷一“斯坦因三访古”则，赵利栋辑校《王国维学术随笔》43页。。此后不久，王国维与罗振玉合作完成《流沙坠简》，很是得意，于1914年7月17日致信缪荃孙：“考释虽草草具稿，自谓于地理上裨益最多，其余关于制度名物者亦颇有创获，使竹汀先生辈操觚，恐亦不过如是。”接下来称“比年以来拟专治三代之学”，因“此事自宋迄近数十年无甚进步”，直到罗振玉得益于甲骨文的启发，方才有大突破。自信《流沙坠简》一书除小学上的发见，“此外有裨于国邑、姓氏、制度、文物之学者，不胜枚举；其有益于释经，固不下木简之有益于史也”吴泽主编：《王国维全集·书信》40—41页。。
王国维的挚友陈寅恪，曾在《陈垣敦煌劫馀录序》中，谈论学者之“预流”与“未入流”，关键就在于对“新材料与新问题”有无足够的敏感：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陈寅恪：《陈垣敦煌劫馀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236页。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史学界的四大发现，甲骨文、敦煌遗书、居延竹简、大内档案，让对学术发展方向极为敏感的王国维“目不暇接”，经过一番艰难的选择，深感“时不我待”，只好将已渐入佳境的戏剧研究尽早结束。接下来的几年，王国维学术上大有创获，如1917年撰成《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周制度论》等宏文，开辟了以甲骨文考证上古史的新天地1903年因罗振玉助刘鹗校印《铁云藏龟》，王国维得以初见甲骨文字，但最初并未将其作为主攻方向。《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中有曰：“光绪壬寅，刘氏选千余片影印传世，所谓《铁云藏龟》是也。”见《静庵文集续编》66页上。。设想若非及时转向，焉能有如此成绩！这中间，除了对甲骨文认识逐步深入，还有就是学术取舍上的当机立断。
在撰于1905年的《自序二》中，王国维自称其嗜好“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同时又称“因词之成功，而有志于戏曲，此亦近日之奢愿也”。前一转向很快实现，后一转向则不无波折——所谓“有志于戏曲者”，原本设想的是继承元杂剧及明清传奇的事业，其工作目标是创作可与“西洋之名剧”比肩的中国戏剧。“此余所以自忘其不敏，而独有志乎是也。”王国维：《自序二》，《静庵文集续编》21页上—22页上，《王国维遗书》第五卷。可在实际操作中，竟一转而成了戏剧史研究。严格说来，《宋元戏曲考》属于“史学”而非“文学”，转型已经发生。在这个意义上，1913年之放弃“戏曲”而转治“古史”，研究的对象变了，学问的方法及趣味却依旧。
在“诗”与“史”的碰撞中，王国维最终选择了后者，这与其精神气质有很大关系。古今文人之“为赋新诗强说愁”，本当不得真；可王国维不一样，日后的投湖自尽，从早年的诗句可看出端倪。吟成于“甲辰”（1904）的《病中即事》有曰：“因病废书增寂寞，强颜入世苦支离。”王国维：《病中即事》，《静庵文集·静庵诗稿附》114页下，《王国维遗书》第五卷。“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王国维：《自序》，《静庵文集续编》20页上，《王国维遗书》第五卷。的王国维，其精神气质使得“读叔本华之书而大好之”，格外欣赏“其观察之精锐与议论之犀利”王国维：《静庵文集·自序》，《静庵文集》，《王国维遗书》第五卷。。在我看来，王国维之从“哲学”逃向“文学”，又从“文学”逃向“史学”，一步步地，都是在与其忧郁气质与悲观情怀抗争。以尽可能冷峻、客观、平和的心态，从事艰深的学术研究，对于格外敏感的王国维来说，更容易“安身立命”。否则，整日沉湎在悲观主义的哲学或文学里，自杀悲剧很可能提早发生。
王国维1913年后尽弃旧业，不再从事戏剧史研究，此举与其理解为蔑视明清传奇，不如从“学术转向”立论——其中有生命体验，有学术史意识，最重要的还是千载难逢的资料大发现。郭沫若曾对比王国维和鲁迅：“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毫无疑问，是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璧；不仅是拓荒的工作，前无古人，而且是权威的成就，一直领导着百代的后学。”郭沫若：《鲁迅和王国维》，初刊1946年10月《文艺复兴》3卷2期，引文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二十卷30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有趣的是，王国维治戏曲史六年（1908—1913），鲁迅治小说史五年（1920—1924），二者都是扎硬寨打死仗，取得后人难以企及的业绩；然后又都突然撒手，从此不再重理旧业。后人或许感叹嘘唏，但对于当事人来说，大局已定，日后只是补苴罅漏，没有多大的意思，及时撤退，实乃明智之举。
鲁迅对于自家著作颇为自得，《中国小说史略》的《序言》劈头就是“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后人恰如其分地添上一句：“有史自鲁迅始”。鲁迅自称治小说史，每一部分“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序言》，《鲁迅全集》第九卷4页；《华盖集续编·不是信》，《鲁迅全集》第三卷229页。。将《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三书，与《中国小说史略》相对照，不难发现鲁迅著述之严谨参见陈平原《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学人》第四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7月。。至于王国维，《宋元戏曲考·自序》有云：“凡诸材料，皆余所搜集；其所说明，亦大抵余之所创获也。世之为此学者自余始，其所贡于此学者亦以此书为多，非吾辈才力过于古人，实以古人未尝为此学故也。”王国维：《宋元戏曲考·自序》，《宋元戏曲考》，《王国维遗书》第十五卷。既然如此，开天辟地的工作已经完成，发凡起例也早就做好，志向远大的学者，当然有理由打点行装，重新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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