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从事文学教育或研究的人来说，撰写并出版一部“文学史”——无论是通史还是专史，都是一件让人魂牵梦萦的壮举王瑶《评林庚著〈中国文学史〉》（《清华学报》14卷1期，1947年10月）称：“几乎每一位研究中国文学学者的最后志愿，都是写一部满意的中国文学史。”。眼看学界及文坛上，涉及“文学史”的话题此起彼伏，有人老骥伏枥，奋不顾身；有人初生牛犊，身手矫捷，我则始终抱怀疑态度：作为一种著述体例（而不是研究对象），“文学史”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十几年前，在讨论“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时，我曾提出一个问题：鲁迅晚年再三表示想编一部《中国文学史》，并为此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最后还是功败垂成。为什么？可以找出很多理由，如生活不安定、缺乏参考书籍、工程过于浩大等，但在我看来，最为关键的，还是鲁迅的学术志向与文学史著述体例之间的差距：“文学史著述基本上是一种学院派思路。这是伴随着西式教育兴起而出现的文化需求，也为新的教育体制所支持。鲁迅说‘我的《中国小说史略》，是先因为要教书糊口，这才陆续编成的’，这话一点不假。假如没有‘教书’这一职业，或者学校不设‘文学史’这一课程，不只鲁迅，许多如今声名显赫的文学史家都可能不会从事文学史著述。”参见陈平原《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学人》第四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7月。研究文学，可以像《文心雕龙》那样“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也可以像《诗品》那样“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不见得都像郑振铎设想的那样，非要“统括全部历史的文学史的研究”，才算上了“研究的正轨”参见郑振铎《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中国文学研究》4页。。

    同样也是十几年前，香港科技大学主办“中国文学史再思”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在会上做了题为《“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的建立》的发言，强调文学史不是一个“不证自明的知识体系”，从古已有之的“文章流别论”转化为今日通行于学界的“文学史”，应归功于西学东渐的大潮。这里涉及晚清以来关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五四文学革命提倡者的自我确证，以及百年中国知识体系的转化。在我看来，还有一个环节值得关注，那便是教育体制的嬗变。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作为一种“想象”，其确立以及演进，始终与大学教育密不可分。不只将其作为文学观念和知识体系来描述，更作为一种教育体制来把握，方能理解这一百年中国人的“文学史”建设参见陈平原《“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的建立》，《中华读书报》1996年7月10日。。

    从“诗文评”、“文苑传”转为“文学史”的写作与教学，此乃晚清以降中国人的自觉选择。“文学史”在20世纪中国学界的风行，主要得益于“科学”精神、“进化”观念以及“系统”方法的引进，其中得失，尚未得到认真的分疏。像章太炎那样，批评新式教育过求速悟，以课堂讲授为中心，使得学生“专重耳学，遗弃眼学”，因而所得“不能出于讲义”参见章太炎《救学弊论》，《章太炎全集》第五卷98页。；或者如刘永济讥讽“今代学制，仿自泰西；文学一科，辄立专史”，所谓“文学史”，不外杂撮陈篇、稗贩异国，正轮扁所谓古人的糟粕参见刘永济《十四朝文学要略》1—2页。，虽十分“解恨”，却无法从根本上撼动已成规模的“文学史”大厦。今日中国，只要你执教大学并从事文学教育，便不可避免地投入“文学史”的编撰与讲授。

    近年，随着若干从学术史或知识考掘角度谈论百年中国“文学史书写”的著述陆续问世，学界对于“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一个知识体系、一种著述形式的利弊得失，方才有较多的深入反省。可惜的是，这种思考，目前仍停留在“坐而论道”层面，还没有真正影响到现有的大学课堂。

    文学教育的重心，由技能训练的“词章之学”，转为知识积累的“文学史”，并不取决于个别文人学者的审美趣味，而是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几年前，我曾谈及“文学”如何“教育”：“经过好几代学者的长期积累，关于中国文学史的想象与叙述，已形成一个庞大的家族。要把相关知识有条不紊地传授给学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倘若严格按照教育部颁布的教学大纲讲课，以现在的学时安排，教师只能蜻蜓点水，学生也只好以阅读教材为主。”参见陈平原《“文学”如何“教育”》，2002年2月23日《文汇报》。此文发表后，得到不少学者的积极呼应，尤其是复旦大学的陈思和先生，有进一步的探讨与实践参见陈思和《是“知识”还是“审美”》（2002年5月4日《文汇报》）及《“原典精读”课程的设置及其所要解决的矛盾》（2005年2月6日《文汇报》）。。

    我当然知道，要想彻底改变这一局面，很难；但我们起码可以通过反省“文学史”迷思，部分调整现有的教学体制以及研究策略。2004年11月，在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联合召开的“中国文学史百年研究（1904—2004）国际研讨会”上，我除了介绍新发现的法兰西学院藏吴梅讲义《中国文学史》外，还对国人之过分热衷于编撰结构严密、体系完整的“文学史”表示不以为然。如此简要的“答记者问”朱自奋《1600余部中国文学史佳作寥寥》（2004年11月12日《文汇读书周报》）称：“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说，多数文学史有个共同弱点，即在史家的眼光、整体框架上的突破等方面，乏善可陈。就拿当下的一些中国小说史来讲，绝大多数没有超出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路子，无非是在同样的框架里填充越来越多的资料，使篇幅越来越长而已。”，竟被各种媒体广泛征引，也带出了学界朋友的不同意见：现在讲究思想解放，“各个大学的老师结合自身教学特点来编写教材已经形成风气”；文学史多产，“作为一个文化发展现象来看就有其合理性，不必大惊小怪”。只是在论及绝大部分文学史“内容大同小异，在观念、框架、方法上没有大的、新的突破”这点上，大家意见一致，没有任何异议参见陈樱《中国文学史出版泛滥1600余部有多少值得依赖》，2004年12月1日《南方都市报》。。

    我并不完全否定“文学史”的存在价值，我质疑的是世人对于“文学史”的迷信；另外，就是想追问现代中国的文学教育是否一定要以“文学史”为中心。对于具体的学者来说，撰写一部进入大学课堂的“文学史”，确实是名利双收的大好事想想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以及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之影响深远，还有近年热销的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章培恒等《中国文学史》、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你就不难明白其中奥秘。。可要说这就是学问的至境，我不太相信。我甚至怀疑，中国学界（以及出版界）之倾心于编撰各种各样的“文学史”，除了学问上的追求，还有利益的驱动，以及莫名其妙的虚荣心。过去之“统编教材”，容易造成思想专制以及知识垄断；现在的全民大编“文学史”，则走向另一歧路——除了不必要的浪费，还可能污染学界的风气。十几年前，我曾批评中国学界几近牢不可破的“教科书心态”——学者们的著书立说，大都“名‘撰’而实近于‘编’”参见陈平原《小说史：理论与实践》26—3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这一局面，到现在没有根本性的好转，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当今中国学界，无视“教科书”与“专家书”的巨大缝隙，将课堂讲义直接转化为学术专著，一个致命的隐患是，“写作极不规范”乃至“抄袭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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