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胡适撰《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2）、陈子展写《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1924）、台静农编《关于鲁迅及其著作》（1926），再到1929年春季，朱自清在清华大学讲授“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作为一个学科的“中国现代文学”，正逐渐酝酿成型。但朱先生的“新文学”课程，1933年以后便停开了，原因是“他无疑受到了压力”参见王瑶《先驱者的足迹——读朱自清先生遗稿〈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朱自清全集》第八卷127页。。这个压力主要不是来自政府，而是学界同人。“当时大学中文系的课程还有着浓厚的尊古之风，所谓许（慎）、郑（玄）之学仍然是学生入门的先导，文字、声韵、训诂之类课程充斥其间，而‘新文学’是没有地位的。”王瑶：《念朱自清先生》，郭良夫编《完美的人格：朱自清的治学和为人》46页，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一直到1940年代，生活在大学校园里的新文学家或讲授新文学的教授，在注重考据义理词章的中文系里，是比较受到歧视的一件流传甚广的逸事：日机空袭，西南联大师生跑警报，教《庄子》的刘文典竟对同行的学生说：“沈从文是替谁跑警报啊！这么匆匆忙忙地，我刘某人是替庄子跑警报，他替谁跑？”。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得作为学科的“新文学”翻身得解放，一转成了大学校园里的主流课程。那是因为，新政权需要新的意识形态，修史（包括政治史、文化史、文学史）成了迫在眉睫的大事。目光如炬、深谋远虑的政治家，选择了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这就预示着，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叙述，日后将饱受政治力量的关照与困扰。
1950年5月，中央教育部颁布了《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其中对新文学如何讲授，做了严格的规定。除作家作品的评判，更突出文艺思想斗争，尤其强调中共对于革命文学的领导。随后，教育部组织课程改革小组，拟定“中国新文学史”一课的教学大纲。此大纲1951年7月在《新建设》4卷4期发表，署名老舍、蔡仪、王瑶、李何林草拟。两个月后，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卷出版（此书下卷1953年8月出版）。比起干瘪的大纲来，《中国新文学史稿》虽也显得粗糙，毕竟多了许多血肉。有早年主编《清华周刊》的经历，又是朱自清的研究生，加上为人为文均私淑鲁迅，王之转向“现代文学”，其实不算太突兀。王书之所以有较长的生命力，在于其继续朱自清的思路，按文类的成长（而不是“文艺思想斗争”的脉络）来展开论述，还有就是大量摘引作家自述及同时代人评论等原始资料。前者保证了其文学品味，后者则使其具备史学色彩。作者称撰写此书，“只是因为工作分配关系”，并非个人的主动选择参见《〈中国新文学史稿〉自序》（《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和《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自我检讨》（《王瑶全集》第七卷268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这是实情；可另一方面，由“中古”而转治“现代”，文学史家王瑶实现了“一次相当成功的‘战略转移’”参见陈平原《念王瑶先生》，《北大精神及其他》154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正如研究者所说的，尽管日后王瑶先生写了许多更为精细严密的论著，“但都未有《史稿》在学术史上所具有的影响和地位”参见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133页。。
随着当代中国政局的急遽变化，《中国新文学史稿》以及同代学人的诸多著述，其命运犹如乘坐过山车般跌宕起伏。从删除胡适，到不断有左翼作家落马，再到“文化大革命”中鲁迅独自走在“金光大道”上；终于，否极泰来，“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给了“中国现代文学”这一学科极大的驰骋空间，使其成为一时之“显学”。有趣的是，无论是备受压抑的1960年代，还是扬眉吐气的1980年代，作为学科的“中国现代文学”，始终跟国家的命运以及意识形态变迁联系在一起。此等“处于旋涡中心”的感觉，使得很长时间里，这个学科的价值、地位以及重要性被过分高估。忽而备受讥讽，忽而平步青云，一惊一诧，大起大落，难得以“平常心”视之，这对学科的发展并不十分有利。这种特殊的生活经历与精神体验，使得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跟专治唐宋诗文或英国18世纪小说的专家，在研究方法、精神气质以及学术趣味上，有很大差异。或学有余力，出而干政；或浮想联翩，纵横六合，将“现代文学课”变成“知识分子论述”的，比比皆是。此举之利弊，下面还会涉及；这里先描述这一学科急剧扩张并迅速成熟的状态。
1980年，王瑶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一次年会上作报告，称“它是一门很年轻的学科”；事隔十四年，在西安会议上，樊骏代表学会所作的长篇报告，题目就叫《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参见王瑶《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4期；樊骏《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年2期。。对于“学科的迅速成熟”，可以从不同角度解读：研究者工作努力，成绩十分突出；理论框架恰当，形成自己的学术传统；学科潜力有限，没有多少发展空间。让人尴尬的是，这三者之间，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存在着某种微妙的联系。之所以组织“现代文学研究十五年的回顾与瞻望”，正是意识到“成熟”中蕴涵着“危机”。就像钱理群所说的：“一个学科越是成熟，就越要重视与强调研究中的创造性。”参见钱理群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年2期“现代文学研究十五年专号”所写的“编后记”。否则的话，陈陈相因，学科的生命很快就会窒息。
一方面，这是一个朝气蓬勃、极有活力的学科，不说培育了众多活跃在各个领域的研究生，单是论著的数量也都相当惊人。几年前，我曾对大陆及台港出版的现代文学著作做过统计，截至到2002年年底，这个学科的出版情况大致如下：文学史（包括各种专题史，如思潮史、翻译文学史、喜剧文学史、地区文学史等，也包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但不含“当代文学史”）446种；综合论述（包含社团研究以及作家合论）740种；鲁迅研究521种；作家作品研究1513种。综合起来，学界已出版汉语书写的中国现代文学方面的专业著述大约3230种。这里说的是“专业著作”，还不包括那些纯粹的“通俗读物”。如此小的学科，如此多的著述，可见其充沛（或者说过分充沛）的学术生产力。
这就必须回到问题的另一方面，即，这个学科格外敏感，一直有一种自我反省的冲动。作为学科或课程的“中国现代文学”（或曰“新文学”），几乎从一开始，就遭遇强大的论敌，以致必须不断地论证自身存在的合理性。这种强烈的危机感，使得其格外珍惜已经取得的成绩，也特别擅长思考过去、分析现在、规划未来。翻翻王瑶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历史与现状》、樊骏《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徐瑞岳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纲》、尚礼与刘勇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现代文学研究》等著作参见王瑶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历史与现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7月；樊骏《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11月；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5月；徐瑞岳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尚礼、刘勇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现代文学研究》，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年。，你会对其如此明确的学术史意识感到惊讶。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主办刊物，《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除了上面提到的1995年的“现代文学研究十五年专号”，还有1997年1期的“现代文学研究十五人谈”、2004年3期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问题座谈会”等，都是面对当下学科发展的关键问题，集思广益，寻求突破的可能。“对于具体的学者，选择什么样的研究策略，除了审时度势，还必须考虑自家的兴趣与能力；可对于学科来说，则有可能借助于经常的自我反省，调整方向与步伐。每一次理论反省，每一次方向调整，每一次队伍集结，都是为了重新出发。‘现代文学’的不确定性，促使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未尝不是好事。”参见陈平原《学术史上的“现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1期。学术立场不尽相同的现代文学专家，在“居安思危”这点上，没有多少差异。如此“惶惶不可终日”，不断自我反省，在我看来，正是此学科得以保持强大生命力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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