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真实的自己
季羡林语录：我主张，一个人一生是什么样子，年轻时怎样，中年怎样，老年又怎样，都应该如实地表达出来。在某一阶段上，自己的思想感情有了偏颇，甚至错误，决不应加以掩饰，而应该堂堂正正地承认。
季羡林的写作态度中有一条是“真”，随着社会的发展，季羡林的个人思想、认识也不断发生着变化和进步，在他的散文和杂文中，按时间先后排序来看，我们能找出一些，文章中存在思想感情前后矛盾的现象。比如对中国社会某一个阶段的歌颂，对某一个人先是崇拜与歌颂，后来又感到一点失望。这些看起来矛盾的地方和这些文章，季羡林表示他会毫不加以删改，统统保留下来。季羡林说：“不管现在看起来是多么幼稚，甚至多么荒谬，我都不加掩饰，目的仍然是存真。”因为“在写作的当时，我是真诚的”。
季羡林在写作上是这样做的，在研究学问上是这样做的，在近一个世纪的风雨人生中也是这样坚持的。可以说正是因为坚持真实的品格成就了季羡林的一生，使他获得了受人尊崇的人格魅力。
当一个人拥有“真实做自己”的力量，面对现实时，就不会“顾影自怜”，也不会把时间花在掩饰自我缺点上，而是会充满勇气地面对自己，以实力去奋斗和拼搏，并最终取得成功。一个人拥有“真实做自己”的力量，在与人交往时，就会放下所有虚张声势地“架子”和“面具”，像一块璞玉自然而不加雕刻，他们坦露出的赤子之心，是人性中最闪亮的珍宝，他们也因而受到人们的景仰。有位诗人曾说过：“伟大无须装饰，也不可形容，伟大只能是它自身。”
有人说做真人比做好人需要更大的勇气，还有人说，现在好人比真人多，确实，“做真实的自己”是需要勇气的，也唯其如此，它才更珍贵。
曾看过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个女演员，她不是大明星，只是半红不紫而已。三年前，她被请去当评委，是一个歌手大奖赛。她很认真，每一个选手她都认真地观察，然后打分。她是三个评委之一，最终谁能晋级，谁被淘汰，她们三个说了算。她们做出了选择，把纸条交给了主持人。几分钟之后，主持人宣布结果。 让她大吃一惊的是，结果居然不是她们选择的那个。很明显，有人进行了暗箱操作，为了让这个人胜出，一定有人在幕后说了话。另外两个评委沉默了。她愣了一会儿，拿起话筒说了实话。“很抱歉，这个结果不是我们刚才评选的那个。”此言一出，观众全愣了，全场静得掉一根针也听得到。 她说：“孩子们都是千辛万苦地来比赛，到最后关头却是这样的结果，我想他们会委屈的。评委应该有自己的良知，我不想骗观众，不想昧着良心做事。”
这件事让很多人记住了这个评委，一个讲真话的姑娘，因为她的真实，因为真实的东西总会打动人。
然而，对于一些急功进利的人来说，真实是他们获取财富和名利的绊脚石，现在社会上出现了很多假冒伪劣商品，虽然打假之声不绝于耳，但假奶粉、假饮料事件仍层出不穷，最近更是惊闻重庆高考中出现了少数民族身份造假的情况。这些虚假事件，给社会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假冒伪劣商品会破坏市场经济中各企业的公平竞争环境，高考考生身份造假会降低学生学习的热情和积极性。也许这些造假者在造假之初，认为自己很聪明，在他们眼中那些讲求原则、认真守法、坚持真我的人都很傻，但是这些造假的人只能一时得利，他们最终难逃法网，我们已经看到造劣质奶粉的厂家已经破产了，而伪造少数民族身份的考生也全部都被取消了高考资格。可以说，造假者的最终结果一定是得不偿失，谁傻谁聪明，大家也会看得明白。也许有人会说，那一些还没有被绳之以法的造假者，他们岂不成了胜利者。可是我们想想即使有少数商家的造假行为暂时还没有被揭发出来，但与失掉的良心相比，他们所得的金钱和利益又算得了什么呢？
所谓：才能笑到最后，笑得最好。一个勇于真实做自己的人，是一个富有智慧的人。
真实做人是一种难得的品质，但却蕴涵在朴素、简单的外衣之中，因为不加张扬和装饰常常并不引人注意。简简单单、真实相素的人，或许带给我们的只有淡淡芳香，但却能禁得起时间的考验，历久弥香。
季羡林就是这样一位真实、朴素、简单的老人，仿佛邻居家和蔼可亲的老爷爷。但同时我们又可以从他那朴素、平淡和普通中感受到那种崇高人格的震撼力。著名学者谢冕评价季羡林说： “他是那样的普通，普通得无法和周围的人加以区分。他如同一滴最平凡的水珠，无声地消融在大江大河的激流之中；他如同一粒最平凡的泥土，加入了无比浑厚的黄土地的浑重之中。”值得一说的是他的穿着，几十年如一日，他总是穿着一身洗得发白了的卡其布中山装，他说：“一个人穿衣服，是给别人看的。如果一个人穿上十分豪华的衣服，打扮得珠光宝气，天天坐在穿衣镜前，自我欣赏，他（她）不是一个疯子，就是一个傻子。如果只是给别人去看，则观看者的审美能力和审美标准，千差万别，你满足了这一帮人，必然开罪于另一帮人，决不能使人人都高兴，皆大欢喜。反不如我行我素，我就是这一身打扮，你爱看不看，反正我不能让你指挥我，我是个完全自由自主的人。”
从季羡林对待穿衣的态度，可以看出，他的生活简单真实，他也因此活得不累，可以说放下了心中的虚荣，不在意别人眼中的自己到底是怎么样的，这也是一种生活的智慧。我们从季羡林身上看到他的平凡，平凡到不需要任何修饰，所以才会令人感到他的伟大。他这种平凡的伟大，没有什么惊人之处，就是一个“真”字。“怀真情，讲真话。”
一日一心得：
“一份真心换一份真心”，真诚的人可以唤起别人心中美好的情感，因此大家都喜欢和真诚的人交往。但是做真实的自己需要自信，更需要勇气，敢于不戴着面具生活，并能活得更洒脱和轻松的人，是生活的真正强者。
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
季羡林语录：个人的意见不管一时觉得多么正确，其实这还是一个未知数。时过境迁，也许会发现，并不正确，或者不完全正确。到了此时，必须有勇气公开改正自己的错误意见。梁任公说：“不惜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这是光明磊落的真正学者的态度。
季羡林在谈到治学之道时认为，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随着认识的深入和进一步的分析论证常常会有新的发现，并且认识到在之前的研究成果中存在漏洞和不足。在这种时候，研究者应勇于承认自己之前的错误，做到“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季羡林的这番话，不仅适用于研究做学问，而且其中体现出的“自省”，也是千百年来，在中华文化中非常注重的一种修身之道。孔子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自省”就是通过自我意识来省察自己言行的过程。
古人说：“吾日三省吾身”，其中这个“三”并不是指“三次”，而是“经常”的意思。为什么我们需要如此多的自省？这是因为世界是运动变化着的，人也不例外，我们一天天长大，从牙牙学语到懵懂少年，从意气风发到穷途暮年，我们的一生经历得越多，我们的思想变化就越多。今天被你否定的东西也许正是昨天你苦苦追求的，而谁又知道，明天我们将会怎样。在这样一个复杂变化着的世界中，每个人只有时时关注自己平时的言行，不断改正发现的缺点，经常审视自己的过去，总结成败与得失，才能在纷繁中把握自己，使自己发展进步，达到一个更高的境界。
季羡林作为一位跨世纪的老人，目睹了几个朝代的更迭，经历了上个世纪数次的政治风暴。他的一生，历经坎坷，受到的苦难也不是常人能够想象，人到老年，季羡林依然能保持一颗恬淡从容的心，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对待生活，这正是得益于他有一颗时时自省的心，时时审视自己，及时修正自己的错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季羡林可以说是做到了“与时俱进”。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每个人都会犯错，但通过自省，可以使人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在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中，季羡林也曾迷失在浮夸风之中，当时的他已经有四十七八岁，虽然不是小孩子；还是受过高等教育、留过洋的大学教授，然而那时季羡林对这一切都深信不疑。“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他也是坚信的。而且那时他心中还暗暗地嘲笑那一些‘思想没有解放’的“胆小鬼”。觉得“唯我独马，唯我独革”。
但季羡林是一个时常自省的人，当狂热的运动渐渐进入尾声，当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被划上句号，季羡林静下心来，反省自己当时的所作所为，他觉得自己在政治上是个蠢材。对这一系列的批与斗，他当时是心悦诚服的，一点没有想到其中有什么问题。在他的灵魂深处，他真认为中国老知识分子就是“原罪”的化身，批是天经地义的。季羡林敢于自省，披露他当时的错误心态，也由此，他能够更清醒的看待这一段历史，在他的《牛棚杂忆》中，他以客观而真实的笔触，向后人介绍那一段历史。不仅让后来者，了解历史，避免悲剧的重演。更让人看到一代大师磊落的胸怀，超人的气度和坦诚之心。
勇于自省不但是一个人的磊落胸怀的表现，反省的过程也是一个人心智不断提高的过程。只有懂得反省自己的人才是一个成熟的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会发现，懂得反省自己的人，往往比那些自以为是、总是抱怨别人的人更容易成功。
有一位小伙子，大学毕业后进入一家非常普通的公司工作。公司安排新员工从基层做起。其他新员工都在抱怨：“为什么让我们做这些无聊的工作？”“做这种平凡的工作会有什么希望呢？”这位小伙子却什么都没说，他每天都认认真真地去做每一件领导交给的工作，而且还帮助其他员工去做一些最基础、最累的工作。由于他的态度端正，做事情往往更快更好。更难能可贵的是，小伙子是个非常有心的人，他对自己的工作有一个详细的记录，做什么事情出现问题，他都记录下来；然后，他就很虚心地去请教老员工，由于他的态度和人缘都很好，大家也非常乐于教他。经过一年的磨炼，小伙子掌握了基层的全部工作要领，很快，他就被提拔为车间主任；又过了一年，他就成了部门的经理。而与他一起进去的其他员工，却还在基层抱怨着。
在工作中，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如果去抱怨他人或环境，就不可能认真去做这件事，也就不可能取得成功。如果一个人愿意以自我为改变的关键，不断反省自己，找到更好的方法，成功就一定等着他。
反省不仅能使自身素质不断完善，还能融洽人际关系。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当与他人发生矛盾，出现冲突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冷静下来，想想自己是否有不妥的地方，并先检讨自己过失，对方往往也能很快心平气和下来，从而最终以愉快的方式解决双方的问题。
苏格拉底认为：“未经自省的生命不值得存在。”这句话虽然有些刺耳，但却道出了自省之于人生的意义，人生的长度或许不由我们决定，但人生的深度可以通过自省改变。自省就象一口大锅，我们把曾经的悲喜成败放入其中，加以思考的火力锻烧，就能把过去的经历结晶成今后人生的财富。
一日一心得：
一个善于自我反省的人，往往能够发现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并能够扬长避短，发挥自己的最大潜能；而一个不善于自我反省的人，则会一次又一次地犯同样错误，不能很好地发挥自己的能力。学会自我反省，就等于掌握了自我完善和健康成长的秘方。
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
季羡林语录：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就是不一定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但说出来的话一定是真话。
季羡林的这句“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包含了两层意思，我们应该分开来看，“假话全不讲”告诉我们要有道德良知和坚持真理的胆量，“真话不全讲”，告诉我们的是一种做人的智慧与说话的技巧。
哲学家斯宾诺莎说过：“为真理而死不容易，为真理而活着就更难！”应该说，季羡林为人所敬仰，除了学识，更在于他的真性情。他曾在书中说：“我在这里先郑重声明：我决不说半句谎言，决不添油加醋。我的经历是什么样子，我就写成什么样子。增之一分则太多，减之一分则太少。不管别人说什么，我都坦然处之，‘只等秋风过耳边’。谎言取宠是一个品质问题，非我所能为，亦非我所愿为。”
季羡林是这样说的，他也是这样做的。他曾写下解放以来第一篇实事求是评价胡适的文章，并且在文章里驳斥了长期以来扣在胡适头上的种种错误罪名。胡适是一个享有大名而又颇有争议的人物。他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胡适也是个学识渊博的学者，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均有不小的影响。但是解放后，胡适屡遭挞伐，成为一个“反面教员”。面对这种情况季羡林觉得，他有责任把一个真实的胡适告诉大家，还胡适以本来面目，因为季羡林觉得，现在的人们并不真正了解胡适，而自己在这方面却是有发言权的，应该站出来说话，把真相告诉大家，还胡适以真面目。当时，有朋友劝他不要写这样的文章，风险太大。季羡林考虑再三，最后还是决定实事求是地写一篇有关胡适的文章。20世纪80年代中期，极“左”思潮尚有较大势力，胡适在一般人眼里还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追随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文人”；50年代批判胡适的运动在人们头脑中还记忆犹新。敢写这样的文章，是需要有大勇气的。
讲真话的人，确实需要很大的勇气，因为说真话往往会得罪人，甚至为自己引来灭顶之灾。这种时候，如果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大可以说假话，随波逐流，明哲保身。然而有很多有良知的人，能够顶着社会上的歪风邪气，冒着被当成出头鸟打的危险说真话，是因为他们把社会和群体的利益看得比自己的安危更重要。对于这样的人，人们除了感谢，还会给以他们深深的敬意。
著名作家巴金正是这样一位勇于讲真话，鼓励讲真话的人。他在晚年写作了在当代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随想录》，以此来履行一个知识分子应尽的历史责任，在作品《随想录》中巴金直面“文革”带来的灾难，直面自己人格曾经出现的扭曲，他用真实的写作，填补一度出现的精神空白，从而达到了文学和思想的最后高峰。2003年是著名作家巴金的百岁华诞，这一年他获得了感动中国十大风云人物。这个敢讲真话的温顺老人，以自己的真诚感动了整个中国，也实践了他自己的一句话“把心交给读者”。
季羡林和巴金都向我们展示了“假话全不讲”的风范，告诉我们不说假话是做人的基本道德。那么对于“真话不全讲”我们如何来理解呢？
我们先看下面这个小故事：
有一个老说错话的人去参加小孩满月酒席，家人怕他讲错话，就嘱咐他切莫多言，这人果然一直不吭声，可是最后临走时，他实在憋不住，想说句话。这时他老毛病又犯了，对主人说：“我可什么都没说，孩子要是死了不怪我。”主人立即大怒，把他打了出去。
其实上面这个客人的话并没错，人生百年，谁又能逃过一死呢？但是在不同的场合就有该与不该说之分，在小孩刚出生庆满月这样的场合，说到死字，太不吉利了，这当然会令主人感到生气了。
还有一个笑话，说的也是说话的技巧问题：有人请了四位客人，宴请时间已过，可还有一位客人没来。主人心里很焦急，便说：“怎么搞的，该来的客人还不来？”一位客人听到了，心想：“该来的没来，那我是不该来的啰？”于是悄悄地走了。主人一看走掉一位客人，越发着急了，便说：“怎么不该走的客人，反倒走了呢？”另一位客人一听，又想：“走了的是不该走的，那没走的倒是该走的了！”于是又走了。最后只剩下一个跟主人较亲近的朋友，看了这种尴尬的场面，就劝他说：“你说话前应该先考虑一下，否则说错了，就不容易收回来了。”主人大叫冤枉，急忙解释说：“我又不是说他们哇！”朋友听了大为恼火，说：“不是说他们，那就是说我了。”说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所以，话有当讲不当讲、轻讲重讲的问题，并不是只要是真话就可以大大咧咧、不加思考的说出口。“真话不全讲”，表达的是一种谨言的意思，即不是不说或不敢说，而是该说的要说，不该说的就不说。
一日一心得：
我们可以从一个人的谈吐中可以看出这个人的品性，假话连篇者必定没有诚信，夸夸其谈者必定不懂谦虚，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者可能过于世故，心直口快者可能为人比较简单，谨言慎行者可能比较有城府。语言象一把双刃剑，要想使语言达到它本来的目的，同时不伤到别人，也不伤到自己，在使用起来必须有一定的技巧，“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或可作为这样一个技巧。
“名利于我如浮云”
季羡林语录：到了今天名利对我都没有什么用处了，我之所以仍然爬（格子），是出于惯性，其他冠冕堂皇的话，我说不出。“爬格不知老已至，名利于我如浮云”，或可能道出我现在的心情。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句话仿佛为我们画出了一幅人间百态图：尘世间的一个个凡夫俗子，都在忙忙碌碌的奔波，沉迷在追名逐利的游戏中。何止是人间有这样的景象，“世间只有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连天上的神仙，已经吃喝不愁，拥有了强大的法力，还是惦念着功名。看起来，“名利”的势力范围，已经充斥天上人间，无往而无利了。在我们的一生中总是避免不了要和名利这样一个重要的“角色”打交道。我们该如何来处理与名利的关系呢？
从古代起就有很多关于名利的论述。思想家荀子认为“人生而有欲”，如“饥而欲食，寒而欲暧”等，意思是人一生下来，基于生理需要就会有欲望，因为生存是人的本能，而要生存下来就需要有衣食等生活必需品。当人达到温饱之后，很自然又会产生新的欲求，如被人尊重的心理需求，以及更高的物质和精神的享受。所以，人们追求名利，是为了让自己有更好的生活，有这种想法，是出于人之本性，无可厚非。有人说：金钱名利是万恶之源，认为应该“视金钱如粪土”，“视名利如草芥”，其实大可不必，名利本身并没有错，错误的是有此人追求各利的方法和手段。“追名逐利”没有错，我们所不应该做的是“争名夺利”。
在对待名誉的态度上，季羡林说“名誉于我如浮云”，正是季羡林这种不争名的品格，让他拥有了更高的声誉。因为真正的好名声，是不可强求的。如果一个人能够做到为别人着想，无私帮助别人，别人自然就会到处颂扬他。同样当一个人为社会做出了足够多的贡献之后，社会自然会给与他荣誉，他也会受到世人的尊敬。季羡林的助手和秘书都说，跟着季羡林就像读一部大书，不止是一部关于知识的书，更是一部人格的书。有一次他们给季羡林查资料时发现，对于“佛”这个词的语源，胡适、梁启超、陈垣先生都研究过而没搞清楚，是季羡林解决的。可是从没听他说起，他也不让张扬。季羡林说，学术问题，解决就完了，我能解决只是因为我学过吐火罗文，并不是什么高下问题。季羡林这种不争名夺利的品格，使他能够安心进行研究，并在学术上有所成就。
有句话叫“功到自然成”，人的声名也是如此，静下心来做好自己的事，顺其自然，最后常常能功成名就。而那些一心钻营名利的人，由于把太多心思用在了争夺名利上，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反而不能研究出什么成果，做不出什么对别人有帮助的实事。
到了晚年，季羡林可以说是“官运享通”，各种荣誉和官职象雪片一样落到他的身上，这些荣誉可能是许多人想得而不到的，但是季羡林并没有迷失在这些眩目的荣誉光环下。他深深明白，荣誉代表了大家对他的认可，是对他自我价值的一种肯定。但是他也清醒的意识到荣誉也要有一个“度”，这个“度”即“名要符实”，当一个人获得的荣誉超出了他的价值时，就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名不符实”，这种情况下，名誉就不是一个好东西，而是变成人的精神上的负累了。
所以，当“学界泰斗”“国学大师”“国宝”这三顶桂冠戴到季羡林的头上时，他却并不想要，他甚至劝人们不要全信那一些对他赞誉的话，特别是那些顶高得惊人的帽子，因为他觉得受之有愧。在季羡林的《病榻杂记》中他请求辞去戴在他头上的这三顶帽子，并且有证有据，有论有述地，写出了自己不配这三顶桂冠的理由，真挚之情溢于言表，毫无矫饰。“学界泰斗”“国学大师”“国宝”这三顶桂冠，每一顶都是至高无上的荣誉，一般人一辈子也乞盼不到，确实是非常诱人。季羡林能得到这样的荣誉，在别人看来是艳羡都来不及的事，但季羡林却先要分析一下自己到底配不配戴这样桂冠。因为他不想让自己处在虚名之下，为虚名所累。辞完三顶帽子之后，季羡林说：“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实质而归的名，自己应得的利，我们都可以大胆的去获取和追求；但对于自己还达不到的名和不属于自己的利，我们应该自己对自己断喝一声“住手”，因为过于热衷于名利的人， 往往没有好下场，甚至还会落个“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悲惨结局，在名利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不取不实之名和不义之财。那些不贪心的人，很多时候看似失去了利益，其实得到的远比失去的更多。
下面这个故事讲的就是这样一个道理：
郑国有个宰相很爱吃鱼，于是，有人给他送鱼。他都不接受。人问他：“你那么爱吃鱼，为什么不接受呢？”他回答说：“正因为我爱吃鱼，所以不接受。如接受别人送的鱼，就会因此而失掉俸禄，就没有鱼吃了。我不接受馈赠而保住俸禄，就终身有鱼吃了。”
郑相的不受鱼，只是为个人的长远利益打算。他的“不受”，是为“终身食鱼”。话说得实实在在，没有丝毫矫情，没有半句“我要清正廉洁”的豪言壮语。但是，他比起那些受贿而徇情枉法的贪官却明智得多。
一日一心得：
古人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同样我们也可以说 “君子重名，取之有道。这个道就是以平常心对待名利，静下心做好自己的事情，顺其自然，达到功成名就，而不是做什么事情都只考虑把名利，眼中只有名利。过于看重名利的人，最后会发现，失去的远比得到的更多。
洞明世事，反求诸躬
季羡林语录：任何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内，以及任何一个生物，从本能上来看，总是趋吉避凶的。因此，我没怪罪任何人，包括打过我的人。我没有对任何人打击报复，并不是由于我度量特别大，能容天下难容之事，而是由于我洞明世事，又反求诸躬。假如我处在别人的地位上，我的行动不见得会比别人好。
“洞明世事，反求诸躬”意思是：对于人世间的各种事情，都看得透彻明白。要求别人做到的事情，会反过来要求自己先作到，并且能够进行自我检束。“洞明世事，反求诸躬”的人，能够做到不纠缠于个人的恩恩怨怨，从大局出发，从公正的角度看待自己与别人之间的矛盾，做到经常检查约束自我，并宽容的对待他人，真心原谅他人犯的过错。
要做到真心原谅他人，并不容易，有的时候即使从理智上，我们告诉自己应该去原谅别人，忘记曾经的不快，但是从情感上却做不到，受到的伤害仿佛烙印在记忆之中，时时闪现出来，激起内心压抑着的愤恨。如何才能真正地从内心去原谅一个伤害自己的人，看来仅仅一句简单的“我原谅他”并不够，也许我们可以借用季羡林的“洞明世事，反求诸躬”的方法，从人之常情的角度，理解他人为什么会有伤害自己的行为，并对这种行为产生的根源进行客观的分析，再进行换位思考，看看如果是自己能不能做得比别人更好，这样一来，能从内心真正理解他人，并最终放下心结，原谅别人。
季羡林的一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既有阳光大道也有独术桥，阳光大道指的是他人生中的顺境，独木桥指的是他人生中的逆境。季羡林幼年家境贫穷，年纪很小就离开母亲，寄居在叔父家求学，后来又远渡重洋，到到德国留学十载，在二战的战争环境下完成了自己的学业，学成回国后有一段时间感到让季羡林感到是洒满阳光的日子，然而在之后的文革中季羡林遭遇了他人生最大的独木桥。季羡林在他的《牛棚杂忆》中披露了那一段日子他所受到的迫害，他肉体和心灵受到的伤害，用伤害这个词似乎太不够，因为季羡林甚至打算结束自己的生命，来表达他对那一段非人生活的控诉。
文革之后季羡林恢复了职务，地位甚至比文革前还要高，这让在文革中迫害他的人感到害怕，因为季羡林如果想报复的话，以他现在的威望和地位，可以轻而易举的做到。但是季羡林没有这样做，他是这样说的：“如果我真想报复的话，我会有一千种手段，得心应手，不费吹灰之力。可是我没有这样做，我对任何人都没有打击，报复，穿小鞋，耍大棒。”原因是什么呢？他接着说：“我有爱，有恨，会妒忌，想报复，我的宽容心肠不比任何人高。可是，一动报复之念，我立即想到，在当时那种情况下，那种气氛中，每个人，不管他是哪个山头，哪个派别，都像喝了迷魂汤一样，异化为‘非人’……我自己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的时候，还虔信‘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我焉敢苛求于别人呢？打人者和被打者，同是被害者，只是所处的地位不同而已。就由于这些想法，我才没有进行报复。”
能够做到原谅别人，是一种修养，也是一种人生的智慧，不肯原谅别人，对别人是一种折磨，也自己也是一份沉重。所以宽容是对别人的一种恩赐，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放过，真正聪明的人不会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让自己活在对别人的怨恨的阴影之中。
下面这个故事说的就是这样一个哲理：
有一天，老师叫班上每个同学带个大袋子到学校，她还叫大家到杂货店去买一袋马铃薯，第二天上课时，老师叫大家给自己不愿意原谅的人选一个马铃薯，将这人的名字以及犯错的日期都写在上面，再把马铃薯丢到袋子里，这是我们这一周的作业。
第一天还蛮好玩的，快放学时，我的袋子里已经有了九个马铃薯，珍说我新理的头发很丑，巴比打了我的头，吉米虽然知道我必需提高平均分数却不肯让我抄他的作业……每件事都让我欣然地丢个马铃薯到袋子里，还发誓绝不原谅这些对不起我的人。 下课时，老师说在这一整周里，不论到哪儿都得带着这个袋子．我们扛着袋子到学校，回家，甚至和朋友外出也不例外，好啦！一周后，那袋马铃薯就变成了相当沉重的负荷，我已经装了差不多五十个马铃薯在里面，真把我压垮了，我等不及这项作业快结束。
第二天老师问：你们知道自己不肯原谅别人的结果了吗？会有重量压在肩牓上，你不肯原谅的人愈多，这个担子就愈重，对这个重担要怎么办呢？ 老师停了几分钟让我们先想一想，然后她自己回答道： 放下来就行了。
放下就行了，一句看似简单的话，却多么富有哲理。也许人生的智慧，总是寓藏在最简单的话语中，当我们一天天成长，经历的事情越来越多，我们也让自己的心中装下了太多的恩恩怨怨，不能释怀，使我们在人生之路上走得越来越沉重，如果你的心中也装了这样一袋沉重的土豆，那么现在正是时候让自己学会宽容，学会放下了。
一日一心得：
孔子的学生子贡曾问孔子：“老师，有没有一个字，可以作为终身奉行的原则呢？”孔子说：“那大概就是‘恕’吧。”“恕”，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宽容。宽容可以让对方释放心怀，并使自己由此获得一段良好的人关系，而不肯宽容别人，虽然能解一时之痛快，却也让自己背上了沉重的心理包袱，从而无法轻松地开始一段新的生活。所以宽容别人，就是放过自己。
“不是虚心，而是心虚”
季羡林语录：人们都承认，自知之明极难；有时候，我却觉得，自己的“自知之明”过了头，不是虚心，而是心虚了。因此，我从来没有觉得自满过。
季羡林的一生得到了很多的赞誉，但他对自己的评价却总是很低调，拿写文章做一个例子。就学术文章而言，季羡林并不认为“文章是自己的好”。他真正满意的学术论文并不多。反而别人的学术文章，包括一些青年后辈的文章在内，季羡林觉得是好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心情呢？季羡林说，他也不知道原因。让人不禁想到了一句话“饱满的稻穗永远是低下头来的，把头扬得高高的稻穗一般都是空心的。”
季羡林并不只是在谦虚，用他的话来说，他不是虚心，而是心虚。虚心和心虚有什么区别呢？虚心是指愿意向人请教，心虚是真地认为自己的水平还不高，打个比方来说，如果我们把自己比作一杯水，那么希望自己注得更满些是虚心的态度，而觉得自己还不满则是心虚的态度。心虚之中藏着的是一深深的忧患意识。季羡林常怀的就是一种觉得自己这杯水还不满的忧患意识，下面这一件事，也能说明季羡林的这种不自满的心虚态度。有一次，在作家协会酝酿新领导人人选时，曾有人想提名季羡林作为作协主席的候选人。季羡林听了连忙谢绝，说：“ 我是个教书匠，叫我教授，我理直气壮接受，脸不会红；若叫我作家，我会脸红，因为作家是个神圣的称号，假若一定要把我拉进去，我也只是个滥竽充数的‘作家票友’。”
季羡林作为一代文人，在他的身上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他所怀有的深深的忧患意识，他关注环境问题，非常担忧全球环境恶化将给人类带来的影响，提出现在的环境问题，可以用东方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来解决。他还非常有社会责任感，忧国忧民，写下《牛棚杂忆》的目的，就是为了警示后人，莫让悲剧重演。
忧患意识，可以说是中华文明传统思想中的一部分，自古以来就有许多宣扬它的思想。“忧道不忧贫”说的是做人和为官的准则，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说的是辩证法，要求未雨绸缪，防患未然；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意思是要求人们以天下为己任，任劳任怨；“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说的是要保持忧患意识的宝贵经验教训。
适度的心虚，对人有益无害，心虚的人往往都有一种忧患意识，这往往能刺激人自强奋发，因为一个人在觉得自己不够好的时候，更有动力去努力奋斗，以使自己更加进步和完善。就像一只杯子，只有在不满的时候才能装得下东西。试想，在一个已经装满水的杯子中还能再装入新的水吗？
曾听过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位自以为对禅理很精通的和尚，一直没有开悟。便向一位大师倾诉自己的苦恼。在他讲述过程中，大师似并不十分在意，只是一个劲地为他斟茶。杯子里的水已经满了，但大师仍然不停地加水。水从杯子里溢出来，流到桌子上，流到求教的和尚身上，大师好像没看到，仍不停地加水。“大师，杯子装不下了”，和尚说。大师听了，微微一笑道：“哦，倒空你的杯子，不就能继续装茶了吗。”
上面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要想装入新的东西，首先得留出装的空间。同样一个人如果觉得自己已经完美了，那也就意味着这个人没有更进一步完善的余地了。那些已经取得一些成绩，还认为自己仍存在不足的人，才能看到自己的短处，并不断修正和进步。
许多能够长久保持成功的人，都能看到自己的缺陷，从不自满，并保持一种心虚的状态，他们总是怀着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有一些企业，也是凭着具有忧患意识而发展壮大的，比如海尔集团。
在许多国人眼里，海尔这个成功企业已经很强大、很了不起了。然而，一位跟踪报道海尔多年的记者却说，在他接触到的诸多企业中，海尔的“忧患意识” 是最强的。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张瑞敏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一个16年平均年增长速度达81．6％、年销售收入已突破400亿元、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外都有较高知名度的企业能有这样的意识，很值得我们深思。按照张瑞敏的说法，他们进军中国的战略非常简单：赢家通吃。他们的目标就是不给你留任何一点市场和地盘。毋庸讳言，我们的许多企业，不要说弱势企业，就是像海尔这样的佼佼者，与世界500强相比也还有一段差距，也不敢有丝毫放松和懈怠。实事求是地正视挑战的严峻性，充分估计到竞争对手的力量和困难的一面，向最坏处着想，向最好处努力，这样才较为有益，而较少有害。
正是这种忧患意识，使海尔保持警惕，并锐意进取。海尔的成功告诉我们，没有忧患意识，不努力进取，就可能会灭亡。自觉“心虚”的忧患意识，往往能够给人们的成功助力。
一日一心得：
有一句古话叫：“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意思是在忧患中能更好的得以生存和发展，而长期生活在安乐之中反而会导致灭亡。我们平时做人学习也应该如此，适度的心虚，能让人保持一种忧患意识，使人不敢懈怠，从而更加努力，这样的人最后往往取得更大的成绩。
“价值就表现在‘变态’上”
季羡林语录：我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这是常态，但是有时候我胆子又特别大。在我一生中这样的情况也出现过几次，这是变态。及今思之，我这个人如果有什么价值的话，价值就表现在变态上。
季羡林自认为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他最怕同人交际；他曾说自己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又是一个上不得台面的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自认为胆小怕事的人，在文革中却因为看不惯反动势力当权者的丑恶嘴脸，不顾个人的安危，自己跳出来反对当时学校造反派的头头。这确实和季羡林平时温文和顺的状态不太相符，用季羡林自己的话来说，当时他表现的并不是他的常态，而是他的一种变态。
在当时的情形下，如果季羡林保持他一贯温和内向的常态，对他肯定是更安全一些的，而季羡林却偏偏选择了一反常态，他这种做法，激怒了那位他反对的造反派头头，使自己随即成了造反派的迫害的目标。这是一种不理智的行为吗？对此季羡林有没有后悔过？在季羡林二十多年后写的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季羡林不但没有后悔，他还认为那段日子是他最值得骄傲的一段历史。季羡林认为他的价值就表现在他几次这样的一反常态之中，他自言自己蹲过牛棚这件事，说明他还不是坏人，而且这件事是他毕生的骄傲。可见在事情过去这么多年后，季羡林还是相信，当时他一反常态的作法是正确的。在今天我们看来，文革中季羡林的一反常态正体现了季羡林在国家命运面临危难时所表现出的历史使命感，他的状态是在社会责任感感召的压力下而变的。
历史就是一面镜子，每当有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就能通透过人们在历史事件中的不同反应，看出人的品性。从古至今，有多少爱国志士，当国家面临危难之时，不顾个人安危，奋然而起，而那些胆小怕事的人，眼看祖国被侵略，却坐视不管，明哲保身，甚至丧失良知，背叛祖国。可以说，越是在历史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越能从一个人状态的变化中透露出他为人的本质。
法国作家都德在他的《最后的一课》写了在法国被德国攻占后，由于德国法西斯不允许再教授法文，教师韩麦尔先生给学生上的课后一堂法语课的情形。描写了韩麦尔先生一反常态的表现，在教堂钟声敲了十二下，普鲁士士兵收操的号声响了以后，他的坚持上完最后一堂法语课的勇气似乎像泄气的皮球一样，全部泄完了，他变得脸色苍白，全身无力，头靠着墙，连说一句话的力气都没有了。韩麦尔先生出现这种一反常态的行为，正是因为韩麦尔先生有强烈的爱国情感，他被亡国的痛苦和由此而产生的悲愤弄得失去了自我控制力。
无独有偶，同样面临亡国之难，有的人的表现却让人不耻。
1900年7月间，八国联军攻陷天津之后，开始向北京进犯。当外国军队开始攻城时，慈禧决定逃走。这时，慈禧一扫过去的淫威，为了安全躲避外国军队的追捕，她完全改变了原来的打扮，脱掉身上华丽的宫装，换上了一件汉族普通民女穿的蓝布衫，然后，又梳了一个汉族妇女的发髻，打扮成一个汉族农村妇女的样子。当慈禧到颐和园时，值班官员突然见到两辆普通骡车撞入园中，赶忙向前阻拦查问，车上人答话说：“城里来了洋鬼子，老佛爷要远走。”官员问老佛爷在哪里，车上人用手向车厢一指，官员顺手势向车中望去，好大一会竟没有一个人能认出慈禧。由此可以想到，当时的慈禧是何等一副尊容。
曾经“垂帘听政”的慈禧，可以说在当时是贵为一国之长，但在国破城亡的关头，所做的却是弃城而逃。从前的雍容华贵统统放下，改装成了一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农村妇女，坐上最普通的骡车，慈禧的变化不可谓不大，但她的变化的目的，只是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国难当头，做为国家的统治者，慈禧弃国家利益而不顾，只考虑个人安危，她的这种行径，让人更看清了她的外强中干和对国家主权的责任感的丧失。
所以，要了解一个人，光看平时的表现是不够的，还要看他在突发事件下的表现，在大事大非面前的态度。外在行为是一个人内在思想的显现，不管是平时的一贯表现，还是偶尔为之的一反常态的表现，都是一个人内心真实情感的表露或权衡思考后的选择。虽然这些行为有些值得褒扬，有些应该屏弃，但终归是可以理解和解释的。
但是最近在武汉经济适用房摇号时，却出现了一件非常“一反常态”的事情。5000余人参加经济适用房公开摇号，出现了6人的购房资格证明编号是连号的情况。有位数学博士在计算后表示，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极低，约为千万亿分之一。这个概率可说是一个天文数字，但是事情却发生了。一时之间，人们的质疑之声大起，经济适用房摇号是否有“猫腻”？民议纷纷，由此引发了相关部门对这“六连号”事件的调查，这一调查，还真调查出了问题。摇中六连号的6人的申请资料均为虚假材料，虽然最后撤销了这6人的《武汉市城镇居民购买经济适用住房资格证明》，取消了他们的摇号资格。
在应对突发事件时，需要我们有一反常态的勇气和智慧。但在有规可循，有法可依的稳定局面中，就应按规范做事，遵纪守法，不能违反制定的规章制度，破坏社会公平。
一日一心得：
人的性格一般都有多面性，在平常的环境中，表现出一面，在遇到突发事件时，特别是和自己的利益息息相关的事件时，常常又会表现出另一面。而往往只有在突发事件时表现出来的性格，才是一个人的本性。
灾难的“社会效益”
季羡林语录：如果把这一场灾难的经过如实地写了出来，它将成为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一面镜子。常在这一面镜子里照一照，会有无限的好处的。它会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应当干，什么事情又不应当干，绝没有任何坏处。
翻看中华几千年的历史，我们看到的是朝代的更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历史从不曾停止它前进的脚步，但历史的长河中，又总是会时不时涌起一些相似的浪花，这些浪花中有的是令人喜悦的盛事，有的是让人扼腕的悲剧。唐太宗说：“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衰，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历史是一本浩瀚的大书，记载了古人的真实经历，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学得到很多。继承古人成功的地方，我们的起点高度将上升至巨人的肩膀；不重蹈古人失败的覆辙，我们前行的道路中将减少很多弯路。
历史从何而来，今天的人想要了解过去的历史，就需要过去的人先书写历史。而要真实书写历史，是需要勇气的。从古到今，就有许多人因为真实地反映历史而受到迫害，甚至被夺走生命。
《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就曾因讲真话而遭受酷刑。做为一位史官司，司马迁认为说真话是最基本道德底线，即使是在皇帝面前，他也决不趋炎附势，见风转舵。正因为如此，他书写的《史记》，才倍受后人的推崇，被认为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作者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使《史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的作者司马迁之所以受到后人的景仰，不光是由于他文采出众，历史知识渊博，更出于对他在书写史记时严谨实录、客观公正的精神的钦佩。
在季羡林书写《牛棚杂忆》时，应该知道书写文革这一段刚过去不久的历史，可能会使自己陷入困镜，因为毕竟事情才过去，二十年，许多当年的造反派现在也不过才四五十岁，有些还位居要职。但是对季羡林来说，这一段历史一天不书写出来，他的心里一天也不会平静，因为他发现，十年浩劫过去还不到二十年，人们已经快要把它完全遗忘了。季羡林同今天的青年，甚至某一些中年人谈起这一场灾难来，他们往往瞪大了眼睛，满脸疑云，表示出不理解的样子。这让季羡林觉得很可怕。这场灾难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最野蛮、最残暴、最愚昧、最荒谬的一场悲剧，它给伟大的中华民族脸上抹了黑。季羡林认为人们永远不应忘记这一段历史！季羡林说：“这场空前的灾难，若不留下点记述，则我们的子孙将不会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将来气候一旦适合，还会有人发疯，干出同样残暴的蠢事。”
出于这样的目的，季羡林非常希望有人能把文革这一段历史写出来，特别是那些在文革中迫害过别人的人，如果通过他们的手笔书写这一段历史，那对于后来者是一种最好的教育。他日日盼，月月盼，年年盼；然而到头来却是失望，没有人肯动笔写一写，或者口述让别人写。他心里十分不解，万分担忧。最后季羡林终于决定自己来写。因为他担忧祖国的命运，害怕历史会再次上演。他急于将历史的真像告诉今天的年轻人。在祖国的命运面前，他没有考虑自己的得与失，不难看出季羡林身上怀有的深深的社会责任感。
季羡林在介绍《牛棚杂忆》时写道：“这一本小书是用血换来的，是和着泪写成的。我能够活着把它写出来，是我毕生最大的幸福，是我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愿它带着我的祝福走向人间吧。它带去的不是仇恨和报复，而是一面镜子，从中可以照见恶和善，丑和美，照见绝望和希望。它带去的是对我们伟大祖国和人民的一片赤诚。”
历史上，有众多象司马迁这样的史官为我们真实记录下了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给后来者提供了巨大的一笔精神财富。在近现代也有很多象季羡林这样的有胆识和远见的人真实地书写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重大历史事件。有了书写历史的人，后来者需要做的就是能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不再犯相同的错误，那也算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了。然而，我们真的能够从灾难中学到知识吗？
现代社会，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环境污染事件屡有发生，越来越多的人们都已经意识到环境问题将是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因为随着工业化的进程，人类无休止的向大自然索取资源，使得生态环境受到极大地破坏，另一方面，人类生产、生活产生的污染物被排放到环境中，破坏了正常的生态环境。这些问题，已经酿成了许多悲剧。如何人们不学着从这些自己酿成的灾难中吸取教训，依然过分地从大自然掠夺资源，继续对大自然进行侵略，必将受到大自然的更大的报复。
一日一心得：
灾难的社会效益如何发挥，首先，要有人如实记录下那些灾难，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并了解灾难的详情。其次，后来者要有以史为鉴的态度，能够从灾难出提取出可以借鉴的经验教训，只有这样才能不重蹈覆辙。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