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资＋勤奋＋机遇＝成功
季羡林语录：王静安在《人间词话》中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静安先生第一境写的是预期。第二境写的是勤奋。第三境写的是成功。其中没有写天资和机遇。我不敢说，这是他的疏漏，因为写的角度不同。但是，我认为，补上天资与机遇，似更为全面。
季羡林认为天资、勤奋、机遇是成功的三个条件，缺一不可。
在成功的三个条件中，季羡林觉得勤奋是最重要的。用季羡林的话来说，是因为天资是由“天”来决定的，我们无能为力。机遇是不期而来的，我们也无能为力。只有勤奋一项完全是我们自己决定的，我们必须在这一项上狠下工夫。
季羡林经常给自己的学生讲鲁迅讲过的一个笑话： 一个江湖郎中在市集上大声吆喝，叫卖治臭虫的妙方。有人出钱买了这个郎中的一个纸卷，它是层层用纸严密裹住的，打开一看，里面写着的妙方只有两个字--“勤捉”。你说它不对吗？不是，它是完全对的，但是说了等于不说。不过这个故事却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要做成一件事，没有捷径可走，只有依靠勤奋。季羡林把自己最重要的经验压缩成两个字，就是“勤奋”。他治学靠勤奋，也是人人皆知的道理，人们都知道，灵感这东西不能说没有，但是，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勤奋出灵感。季羡林的历程，无一不在证明着这样一个真理。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条件，天资，天资与勤奋的关系究竟如何呢？有人说“九十九分勤奋，一分神来（属于天才范畴）”。但季羡林认为，这个百分比应该纠正一下。七八十分的勤奋，二三十分的天才（才能），更符合实际一点。因为如果没有才能而只靠勤奋，一个人发展的极限是有限度的。
1983年，哈佛大学发展心理学教授加德纳博士提出了著名的多元智能理论，揭示了每一个人都有数种不同的先天智能，这些智能包括了人际智能、内省智能、音乐智能、自然观察智能、逻辑数学智能、肢体运动智能、空间智能和语言智能。这些智能彼此统合运作，展现一个人的外显能力。它更肯定了一个重要的概念：每个孩子都具有在某些领域成才的能力。天分人人都有，只是不能人人都能把自己的天分充分发挥出来。在其中有外在的环境条件，也有内在的感悟，我们平时说某个人有天分，其实只是这个人比较幸运有条件发挥出了自己的潜能而已。
如果一个人天分被发觉，也很勤奋，是不是就一定可以成功呢？季羡林认为，如果没有得到机遇，天才也会白白浪费了。
著名作家林语堂的成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有一天，一位先生宴请美国名作家赛珍珠女士，林语堂先生也在被请之列，于是，他就请求主人把他的席位排在赛珍珠之旁。席间，赛珍珠知道座上有许多中国作家，就问他们有没有作品愿意在美国出版。如果谁有这个打算的话，她愿意帮助介绍出版社。座席上的人都以为这是一种普通敷衍的说词而已，并没有太在意。唯独林语堂当场一口答应，并搜集他发表在中国的英文小品，集成一册，送给赛珍珠，请她指正。赛珍珠因此对林语堂印象非常深，并由此结缘，林语堂著名的英文作品《吾国吾民》最初就是由赛珍珠向他约稿，该书1935年在美国出版取得了轰动性的效果。出版仅4个月间，就印了7版。在当年美国畅销书的排行榜上位居榜首，后又被定为Best－seller十大名著之一。
其实那天参加宴会的中国作家中不乏极有天分者。但抓住这次机会的只有林语堂一人，所以，后来林语堂的取得的成就也是最高的，由这段故事看来，一个人能否成功，虽然要靠天才，要靠努力，但及时把握时机，不因循、不观望、不退缩、不犹豫，想到就做，有尝试的勇气，有实践的决心，也是不可缺少的。
但是，机遇只光顾有准准备的人，当一个人没有成功的实力的时候，即使机遇出现在你面前，也不能起到任何作用。所以，只有天分、勤奋、机遇这些因素全都具备，才可以获得成功。
一日一心得：
想到一个比喻，人生就像一出戏，成功就是自己上演的一出好戏。每个人一出生都有自己擅长的潜质，如果我们选择的角色与自己的潜质相符，我们就拥有天分这个要素，接下来就是付出勤奋练习节目，这是成功的第二个要素，勤奋，最后当的节目已经练得很精彩时，我们需要的是有人帮我们搭起表演的舞台，这是成功的第三个条件，机遇。
一寸光阴不可轻
季羡林语录：我总觉得，在无量的--无论在空间上或时间上--宇宙进程中，我们有这次生命，不是容易事；比电火还要快，一闪便会消逝到永恒的沉默里去。我们不要放过这短短的时间，我们要多看一些东西。
季羡林在《燕园幽梦》一书的序言中，对年青人提出了“一寸光阴不可轻”的寄语，“一寸光阴不可轻”这句话，来自宋代大儒朱子的一首诗。诗的全文是：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季羡林认为这一首诗，不但对青年有教育意义，对老年人也同样有教育意义。他说：“这首诗文字明白如画，用不着过多的解释。光阴，对青年和老年，都是转瞬即逝，必须爱惜。“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这是我们古人留给我们的两句意义深刻的话。
时间的价值是多少，我们无法度量。但我们都知道，人最宝贵的是生命，因为生命对于人来说只有一次。其实时间的价值就是生命的价值；如果说生命的价值在于过程，那么这过程是按时间来计算的，诗人艾青写过一首短诗：
离开了时间
就没有了生命；
生命和时间
紧密相依连；
失去了时间
生命就成了虚幻；
没有了生命
时间就成了云烟。
在这首诗中，诗人把时间和生命联系在了一起，表达了时间和生命不可分割、时间就是生命的主题。
怎样利用宝贵而有限的时间呢？我们可以从量和质两方面来谈，一是充分利用，二是合理利用。
人的生命有限，时间也有限。上天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因为每个人被给于的时间都相同。不周的在于我们怎么去利用。鲁讯先生说：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挤，总还是有的。
这充分利用时间方面，季羡林深有体会。季羡林一直担任着各种各样的职务，每天的行政管理工作占去了他大部分的时间，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季羡林在学术上的成果还是很丰硕。因为季羡林也很善于挤时间，他每天凌晨四点一刻起床，到七点半这几个小时，都是他的写作时间，上午与下午，季羡林的时间虽然多半被名目繁多的会议、各色人等的拜访时断时续地占用，但他常常能忙中偷空。他写文章，多在会上、飞机上、路上(散步)，也可以叫‘三上’吧。时间于他只能按分钟计算，他只得这样利用时间的“边角余料”。 由于季羡林善于利用时间的一点一滴，把时间积少成多。所以我们才常常可以看到他一篇接一篇佳作见诸报刊、一本又一本著作问世。
季羡林的一本翻译著作《罗摩衍那》也是他利用“边角余料”时间完成的。那是在文革后期，受到迫害的季羡林当时的任务是看门，当门房。当时，季羡林是改造的对象，是一个人民的“不可接触者”，政治地位非常低，并且可能还有再受到批判的危险，季羡林不敢把厚厚的原著公然拿到门房里去。他想来想去，终于想到了一个好办法。《罗摩衍那》原文是诗体，季羡林决心也要把它译成诗体，这样才能传达出原文的风格。于是他就用晚上在家的时间，仔细阅读原文，把梵文诗句先译成白话散文。第二天早晨，再把散文潦潦草草地写在纸片上，揣在口袋里，带着它去上班。在去上班的路上，在上班以后，看门、传呼电话、收发信件的间隙之中，在闲坐无事的时候，他就把纸片拿了出来，一字一句地推敲、琢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历经五年多的时间，季羡林终于把《罗摩衍那》翻译出来了。
同季羡林一样，很多有成就的人物，都是非常珍惜时间。比如，鲁迅先生“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用在写作上”，从而一生著作颇丰，成为一代文坛巨匠。 著名数学家陈景润十分珍惜时间，他曾给自己拟订出一张工作时间表，把一天24小时的分分秒秒都充分利用起来。即使在路上走，也在读读背背，他的英文、俄文、法文、德文四门外语的单词，就是这样掌握的。
但是，有时候我们发现，即使非常珍惜时间，但时间还是不够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应该想想，是不是我们管理时间的方法需要改进了。在有限多的时间里，如何合理安排时间，处理轻重缓急各类事宜呢？
我们先看看下面这个小故事。
一个大学讲师为了更形象地讲解时间管理的概念，在上课的时候带了一袋沙子、一袋小鹅卵石、几块大石头和一个木桶，问有没有人能把这几种不同形状的东西都装进木桶。一个热心的学生自告奋勇走上讲台随手抓起沙袋就往木桶里倒，然后把小鹅卵石也放了进去，但是轮到大石头的时候，他发现木桶里的空间已经不够了。
讲师遗憾地摇了摇头说：“如果你先放大石头，再倒小鹅卵石，最后装沙子，木桶就能容下它们了。时间管理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先执行重要的任务，你就给一般和不重要的任务留下了时间；相反，如果先执行无关紧要的任务，你就会因为在这上面花费太多时间而无法圆满地完成一般和重要的任务。”
接着讲师亲自演示了一遍：他先把那几块大石头放进木桶，再把小鹅卵石放进去，然后倒沙子。最后他摇了摇木桶，只见这三种不同形状的东西配合得天衣无缝，把木桶挤得满满的。
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当在给定时间内要处理的事情很多时，千万不要抓着一件是一件，不加选择的来处理，这样只能使自己成为事情的奴隶，到最后可能焦头烂额，而且最糟糕的是，可能没有处理好最重要的那一件事情。应该先把事情按轻重缓急排好序，然后把主要的时间先留给最重要的事情，处理好重要的事情后，如果还有时间，再去处理其他的事，如果没有时间了，对我们的影响也不会很大，因为至少已经把最重要的事情处理好了。
时间一去不再回，我们无法留住时间，所能做的就是好好的利用时间，我们既要利用好时间的量，即珍惜时间，不浪费时间。也要利用好时间的质，即合理安排时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和生命赛跑，真正做自己时间的主人。
一日一心得：
天可补，海可填，南山可移。日月既往，不可复追。世界上的许多东西都能尽力争取和失而复得，只有时间难以挽留。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时间永不回头。普通人只想到如何度过时间，有才能的人却会设法利用时间。
诀窍就在于他们的“笨”
季羡林语录：德国书中的错误之少，是举世闻名的。有的极为复杂的书竟能一个错误都没有，连标点符号都包括在里面。读过校样的人都知道，能做到这一步，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德国人为什么能做到呢？他们并非都是超人的天才，他们比别人高出一头的诀窍就在于他们的“笨”。
德国书中的错误非常少，一些极为复杂的书竟能一个小错误都没有，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季羡林觉得很不解，德国人是怎么做到的呢？后来他明白了，德国书的质量这么高，原来并没有什么巧方法，只是因为德国人肯多花时间，肯下“笨”功夫，一字一句的认真核对，这样任何一个小错误也逃不过他们的眼睛。季羡林发现，德国学者写好一本书或者一篇文章，在读校样的时候，都是用这种笨办法来一一仔细核对。一个研究室里的人，往往都参加看校样的工作。每人一份校样，也可以协议分工。他们是以集体的力量，来保证不出错误。季羡林说：“这个法子看起来极笨，然而除此以外，还能有“聪明的”办法吗？”
人人都希望在遇到麻烦费时的工作时，能够有巧方法，这样既节省时间，又节省精力。但是事与愿为，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要想真正获得成功，并没有捷径可走。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我们只能踏踏实实一步一步地走，该费的时间必须要费，该花的精力也必须要花。比如，做学问时，要保证论文的准确性，就只能用这种“笨”办法才能做好，这一点季羡林也深有体会。
在德国留学时，季羡林的老师瓦尔德施米特让他把博士论文从头到尾认真核对一遍。这可是一项巨大的工程，不是一般的校对清样，而是要首先核对从卡片上抄别人论文的篇、章、字、句；再核对所有引用过的书籍、报刊、杂志。要知道，季羡林写论文的三年内，他从大学图书馆，甚至从柏林的普鲁士图书馆，借阅过大量的书籍和报刊搜集资料，已经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并且季羡林在写完论文后，早已把这些书刊还给图书馆了。现在又要把这些书刊，再借出来，把论文中引用过的大量引文重新核对一遍，并且不能发生任何一点错误，季羡林真是感到太痛苦了。季羡林在写论文查阅资料时，就感到太繁琐，心里十分烦腻。而现在又要从新再来一遍，心里要多腻味有多腻味。然而老师的教导不能不遵行，季羡林只好硬着头皮，耐着性子，再来了一遍。 经过五年的努力，1941年，季羡林的博士论文终于核对完毕，并在德国的学术刊物上发表，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季羡林的这次论文能得到了非常高的评价，他核对论文所用的的“笨”办法功不可没，因为这种不取巧的“笨办法”，保证了论文的正确性和权威性。从德国感受到的这种严谨治学的精神，对季羡林以后的学术生涯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季羡林的一本著作《糖史》也是在这种“笨”精神指导下完成的。《糖史》需要搜集大量的资料，引用别人的著作甚至观点，而引他人的著作和观点，又必须注明出处，这是一个工作量巨大的工作。季羡林采用的就是一个最原始、最笨、可又决不可避免的办法，这就是找出原书，一行行，一句句地读下去，像沙里淘金一样，搜寻有用的材料。季羡林曾经从1993年至1994年用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除了礼拜天休息外，每天来回跋涉五六里路跑一趟北大图书馆，风雨无阻，寒暑不辍。他面对汪洋浩瀚的《四库全书》和插架盈楼的书山书海，枯坐在那里，夏天要忍受书库三十五六摄氏度的酷暑，挥汗如雨，耐心地看下去。有时候偶尔碰到一条有用的资料，便欣喜得如获至宝。
2001年，季羡林的《糖史》荣获“长江读书奖一等奖”。这部《糖史》，虽不是一部纯粹的科技史，但是它仍然是一部在最严格意义上讲的科学著作。这是因为季羡林在写作中采用了最严格的考证方法，“言必有据，无征不信”。
在科学的园地中，用看似笨的办法，却能结出丰硕的的成果，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笨”办法才是对办法。
可是，在生活中，总是会有很多“聪明”人，不管是在学习还是在工作中，他们都不喜欢用这种“笨”办法，用他们的话来说，太费时费力了。这些所谓的聪明的人，虽然省下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却留下了很大的隐患。
最近发生在郴州的两辆火车相撞的事故，就是由于火车在生产过程中存在质量问题而造成的。 “6·29”郴州铁路交通事故的直接原因现已查明：这是一起因 K9017次列车第二位车辆在制造过程中，操作人员安装制动软管时违反操作规定，将防尘堵底盖遗留在折角塞门内，堵塞制动主管风道，列车制动力突然丧失而造成的责任事故。
这次事故，靠成了多人死亡，如果工人们当时能够踏踏实实地一处一处排查，把每一道程序都认真完成，有一点“笨”思想的话，可能悲剧就不会发生了。对于那些“聪明”人来说，也许只有等到发生惨痛的教训之后，他们才能意识到，什么才是真正的“聪明”。
一日一心得：
如果有人把认真、踏实、不投机取巧叫做“笨”的话，那这种“笨”，其实是一种聪明，生活和学习之中并没有太多的捷径可走，一心只想走捷径的人，最后可能会发现，走到了一条死胡同面前。而那些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走下来的人，才可能真正达到成功。
开卷有益
季羡林语录：如果读书也能算是一个嗜好的话，我的唯一嗜好就是读书。人必须读书，才能继承和发扬前人的智慧。人类之所以能够进步，永远不停地向前迈进，靠的就是能读书又写书的本领。
“开卷有益”这个成语来源于《渑水燕谈录》：太宗日阅《御览》三卷，因事有缺，暇日追补之。尝曰：“开卷有益，朕不以为劳也。” 意思是：宋朝初年，宋太宗命人编写一部规模宏大的分类百科全书--《太平总类》。对于这部巨著，宋太宗规定自己每天至少要看两、三卷，一年内全部看完，遂更名为《太平御览》。 当宋太宗下定决心花精力翻阅这部巨著时，有人觉得皇帝读这么一部大书，太辛苦了，就劝他少看些。 可是，宋太宗却回答说：“我很喜欢读书，从书中常常能得到乐趣，多看些书，总会有益处，况且我并不觉得劳神。”
季羡林也常向青年学子们讲上面这个典故，他认为，故事的内容虽然可以有恭维皇帝的成分在里面，但故事中提到的“开卷有益”还是十分可取的。季羡林认为自从人类创造了语言，发明了文字，抄成或印成了书，书就成了传承文化的重要载体。人类要生存下去，文化就必须传承下去，因而书也就必须读下去。
确实，书是历史的传承。如果没有文字的记录，历史早已散失得没有踪影，我们就不会知道有“西施浣沙”的动人，也不会知道“火烧赤壁”的壮烈，过去对今人来说将只是一片黑暗的迷雾。正是因为前人把历史事实、文化思想、科技知识，等等，以书为载体，一代一代的传承至今，人类的文明才能薪火相连、绵延不误。
季羡林认为读书是“天下第一好事”，他的理由如下。人类千百年以来保存智慧的手段不出两端，一是实物，比如长城等等，二是书籍，以后者为主。在发明文字以前，保存智慧靠记忆；文字发明了以后，则使用书籍。把脑海里记忆的东西搬出来，搬到纸上，就形成了书籍，书籍是贮存人类代代相传的智慧的宝库。后一代的人必须读书，才能继承和发扬前人的智慧。人类之所以能够进步，永远不停地向前迈进，靠的就是能读书又能写书的本领。我常常想，人类向前发展，有如接力赛跑，第一代人跑第一棒；第二代人接过棒来，跑第二棒，以至第三棒、第四棒，永远跑下去，永无穷尽，这样智慧的传承也永无穷尽。这样的传承靠的主要就是书，书是事关人类智慧传承的大事，这样一来，读书不是“天下第一好事”又是什么呢？
所以，想获取知识的人都会选择书做为自己的老师。世界名人培根说过：“史鉴使人明智，诗歌使人巧慧，数学使人精细，博物使人深沉，伦理之学使人庄重。”这诸多意思，可一言以蔽之：开卷有益。
许多名人，都非常喜欢读书，鲁迅先生说的“随便翻翻”，意思也是说要多看看书。他之所以能博闻强记，博古通今，与“随便翻翻”是有密切联系的。鲁迅少年时，在江南水师学堂读书，第一学期成绩优异，学校奖给他一枚金质奖章。他立即拿到南京鼓楼街头卖掉，然后买了几本书，又买了一串红辣椒。每当晚上寒冷时，夜读难耐，鲁迅便摘下一颗辣椒，放在嘴里嚼着，辣得额头冒汗。鲁迅就用这种办法驱寒坚持读书。由于苦读书，后来终于成为我国著名的文学家。
读书虽然是一件值得鼓励的事情，但也要注意方法，不能“死读书，读死书”否则开卷也可能会变成无益。不能“死读书”是说不要与现实脱节，读书时要牢记，读书是为现实服务的。不能“读死书”是告诫人们不要看错误百出、内容不健康的书。
“死读书”的人，常常被人们称作“书呆子”。书呆子读书或是与实际脱节，在实践当中不能让自己的知识发挥作用；或是生搬硬套，把书奉为至尊，不知变通。这样“死读书”其实已经偏离了读书的本来目的。读书的本来目的是为了让人提高能力，更好的处理现实中的问题，而不是让人成为书的奴隶，为书所累。
有这样一个例子，《庄子·列御冠》中的朱泽漫，他从书中学到了一门特殊的杀龙技术，但是学完后，他却发现其实没有什么地方有龙可杀，这时他才明白世间无龙，他从书中学到的本领，一点用处也没有，白学了。可见如果如不加选择地拿起书就看，总会事倍功半，予人无益。
现在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信息爆炸的时代，不但每天接触的信息是海量的，而信息的载体也越来越丰富，除了书刊，还有报纸，电视，网络，等等。在当今我们必须及时得到信息。只有这样，人才能潇洒地生活下去，否则将适得其反。信息怎样得到呢？季羡林觉得，现在信息的来源渠道虽然更多了，看能得到信息，听也能得到信息，但读书仍然是重要的信息源，所以非读书不可。我们也相信，虽然现在有了报纸，有了收音机，有了电视，有了互联网，但书是不可替代的，因为--书有厚度。
一日一心得：
书是历史的传承，书是文化的积淀，我们可以从书中学知识、看世界，书能丰富人生。读一本好书，可以让人受益终生，但不好的书也像不好的朋友，可能会把人引入歧途。所以读书不可盲目，也不能不加选择，应该带着自己的标准来读。
广通声气，博采众长
季羡林语录：从整个世界自古至今文化发展的情况来看，一个文化，不管在某一时期内发展得多么辉煌灿烂，如果故步自封，抱残守缺，又没有外来的新成分注入，结果必然会销声匿迹，成为夏天夜空中的流星。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出现了乱比、瞎比的混乱歪风，表面上兴旺发达，实际上在一片繁荣的掩盖下，文章空泛肤浅、夸夸其谈，言不及意。针对比较文学这种难以深入的局面，季羡林提出了“广通声气，博采众长”的救治方针。
那时许多人并不理解比较文学的真正含义，不少作者喜欢进行中外文学家的比较。在中国选一个大作家，比如屈原、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鲁迅等等。又在外国选一个大作家，比如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等等，选择哪位文学家非常随意，没有什么标准。一旦选定，他们就比开。文章有时还写得挺长，而且不缺乏崭新的名词、术语。但结果呢？读者往往不知其所云，季羡林也看得如坠五里雾中，摸不着边际，他觉得文章没有搔着痒处，写了犹如不写。对此，季羡林感到非常忧虑，这种没有深度的比较文学的论文一篇篇地出，发展下去，比较文学会有名存实亡的危险。
什么是比较文学呢？我们先来看看比较文学的定义：比较文学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以及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和其他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的比较研究的文艺学分支。可见比较文学并不是简单把国外与国内的文学家进行比较的文学作品。“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浓厚的外学文学和中国文学相关知识是写不出比较文学的好论文的。所以季羡林才会发出“广通声气，博采众长”的建议。
所谓广通声气，指的是同国内外，省内外的同行学者加强联系，互通信息，互通有无，切莫坐井观天，闭关自守。要学人之长，避人之短。既接受，也给予。博釆众长，必有所得。
季羡林认为不光在比较文学方面需要“广通声气，博采众长”，文化、经济、社会交流等方面同样也应该这样。他觉得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告诉了我们一个非常可贵的经验：在我们国力兴旺，文化昌明，经济繁荣，科技先进的时期，比如汉唐兴盛时期，我们就大胆吸收外来文化，从而促进了我们文化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到了见到外国的东西就害怕，这也不敢吸收，那也不敢接受，往往是我们国力衰微，文化低落的时代。季羡林打了一个比方，一个胃口健康的人什么好东西都敢吃，决不嘀嘀咕咕什么胆固醇多了呀的。到了连鸡蛋黄和动物内脏都不敢吃的地步，终日愁眉苦脸，怕这怕那：“哎呀，这个吃不得呀！”那也就说明，此人的胃病或者幻想的胃病，已经不轻了。
历史也证实了这一点，盲目自大，闭关锁国，只会把自己隔离于发展的潮流之外。清朝政府夜郎自大，实行闭关自守政策。结果却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直到鸦片战争后被英法联军用大炮轰开了国门，才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再强大。乾隆曾在写给英国女王信中称：“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原不假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清朝君主不重视与国外互通有无，沉浸在自给自足的小日子中，可是这种关起门来过日子的想法，过于狭隘，没有远见。最终在晚清时期使中国陷入沦为半殖民地的屈辱境地。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现在的中国，已经融入到世界大家庭中，成为地球村的一员，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取得的成就翻天覆地，再次印证了，闭关锁国就会落后，开放交流才能发展的道理。
我们提倡“广通声气，博采众长”的目的是为了自己的发展，是为了在学习他人的基础上，借鉴对方的长处，并与自己的特色相结合，形成自己的东西，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创新。整个过程是一个引进、消化、吸引、创新的过程。但是，现在有一些人，只知道引进，并不会消化、吸收，更谈不上创新。
这个问题季羡林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注意到，并提出了他的看法。关于文化交流，季羡林提出了三句话：“开放开放再开放，拿来拿来再拿来，交流交流再交流。”季羡林反对“全盘西化”。他说：“现在有些青年的思想，说好听点叫‘活跃’，说不好听叫‘混乱’。‘全盘西化’和文化交流有联系。西化要‘化’，不‘化’不行，创新、引进就是‘化’。但‘全盘’不行，不能只有经线，没有纬线。”他坚持，要以我为主，把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拿来’，无用的糟粕坚决拒绝。
季羡林这些话在今天看起来很平常，没有什么惊人之处。但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非但惊人，而且大胆。在当时文化界思想颇为混乱的情势下，仍能保持如此清醒的头脑和辩证的思维，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得到的。
一日一心得：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要保持进步，就要经常与外界交流，学习别人先进的方法、思想和理念。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做一个有心人，敞开心胸，多见多识。但是积累知识只是第一步，我们还需要常把学到的知识与自己的特长和特色联系起来，形成自己的东西，“采得百花成蜜后”，必有所得。
抓住一个问题终生不放
季羡林语录：学术问题，有时候一时难以下结论，必须锲而不舍，终生以之，才可能得到越来越精确可靠的结论。有时候，甚至全世界都承认其为真理的学说，时过境迁，还有人提出异议。听说，国外已有学者对达尔文的“进化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我认为，这不是坏事，而是好事，真理的长河是永远流逝不停的。
季羡林观察发现，一些学人往往集中一段时间，钻研一个问题，搜集极勤，写作极苦。但是，文章一旦写成，就把注意力转向另外一个题目，已经写成和发表的文章就不再注意，甚至逐渐遗忘了。季羡林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习惯，因为季羡做学问的时候，往往抓住一个题目，得出了结论，写成了文章；但他并不把它置诸脑后，而是念念不忘。季羡林有一个习惯，一旦抓住一个学术问题就终生不放。
季羡林这方面的例子有很多，其中有一个是这样的。
1944年季羡林在德国哥廷根写过一篇论文，谈佛典梵语中的音变问题，引起了国际上一些学者的注意。有人，比如美国的FEdgerton，在他的巨著《混合梵文文法》中多次提到这个音变现象。最初坚决反对，提出了许多假说，但又前后矛盾，不能自圆其说，最后，半推半就，被迫承认，却又不干净利落，窘态可掬；因此引起了季羡林对此人的鄙视。回国以后，季羡林连续写了几篇文章，对Edgerton加以反驳。但在季羡林这方面，他始终没有忘记进一步寻找证据，进一步探索。由于资料缺乏，一直到了1990年，上距1944年已经过了46年，季羡林才又写了一篇比较重要的论文《新疆古代民族语言中语尾-am＞u的现象》。在这里，季羡林用大量的新资料，证明了他第一篇论文的结论完全正确，无懈可击。
所以，在学术研究上坚持不懈，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才能够有所突破。荀子说“锲而不舍，金石可镂，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雕刻东西，如果半途而废，即使是腐烂的木头也不能刻断；如果不停地刻下去，就连金属和石头都能雕空。坚持就有着这么大的作用，只要能坚持，许多事情都可以成功。
科学家爱因斯坦曾做过这么一个实验：他从一个村子里找了两个人，一个愚钝且软弱，一个聪明且强壮。爱因斯坦找了一块两英亩左右的空地，给他俩同样的工具，让他们在其间比赛挖井，看最终谁先挖到水。
愚钝的人接到工具后，二话没说，便脱掉上衣大干起来。聪明的人稍做选择也大干起来。两个小时过去了，两人均挖了两米深，但均未见到水。聪明的人断定自己选择错误，觉得在原处继续挖下去是愚蠢的，便另选了一块地方重挖。愚钝的人仍在原处吃力地挖着，又两个小时过去，愚钝的人只挖了一米，而聪明的人又挖了两米深。愚钝的人仍在原处吃力地挖着，而聪明的人又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就又选了一块地方重挖。又两个小时过去，愚钝的人挖了半米，而聪明的人又挖了两米，但两人均未见到水。这时聪明的人泄气了，断定此地无水，他放弃了挖掘，离去了，而愚钝的人此时体力已经不支了，但他还是坚持在原处挖掘，在他刚把一锨土掘出时，奇迹出现了，只见一股清水汨汨而出。
比赛结果，这个愚钝的人获胜。 爱因斯坦后来对学生说：看来智商稍高条件优越，聪明强壮者不一定会得到成功，成功有时需要一种近乎愚钝的力量啊！
但是，我们发现，目前学术界存在的一种急功进利的研究方式，却与这种坚持不懈，“抓住一个问题终生不放”治学方法背道而驰。
从1993年至2003年，我国学者发表的SCI论文急剧上升，但世界各学科SCI论文被引用次数前20名中没有中国学者的，在国际竞争中，我国科研人数和成果数量近年来增长很快，但科研成果的质量却不容乐观，科技创新能力仍处于中等水平，这与目前科研领域的浮躁之风有关系。
“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这句名言说明，科研的精品不一定能按计划产出，不一定年年都能产出，但为了迎合重数量的考核体系，许多人不愿意做风险高、时间长的基础性研究，而是谋求短期效应，造成大量低水平重复研究，东拼西凑写论文，再加上一些教育科研人员自律不够，甚至出现了抄袭造假现象。
过去，许多科学研究通常是“十年磨一剑”。然而，随着近年来“指标化”学术评价体系的引进和推广，在我国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将发表论文、争取课题、获得奖励等方面的数量、级别，作为教师和科研人员年度津贴、职称评定、高校实力的重要依据。这在激发科研积极性的同时，加重了学术的急功近利和浮躁之风。
今天，许多人在为名利奔忙，更有人因此失去了底线，全然没有老一代知识分子为求真知，宁坐几十年冷板凳的毅力与真诚。而这方面，季羡林无论是治学还是为人，皆堪称楷模。胡适曾说，做学问要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这是对季羡林“抓住一个问题终生不放”治学思想的肯定，也给现在的青年科学工作者指出了一条治学之道。
一日一心得：
很多成功者，都有着相同的品质，那就是坚持不懈，做事情有毅力。他们往往认准一个目标之后，就会用全部的热情和精力来追求自己的梦想。要知道，在追逐梦想的过程中没有一帆风顺，能够排除万难、坚持下来的人才能够风雨过后见到梦想的彩虹，而半途而废者，只能无功而返了。
没有新意，不要写文章
季羡林语录：见解不论大小，唯新是图。论文题目不怕小，就怕不新。我个人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只有这样，学术才能“日日新”，才能有进步。否则满篇陈言，东抄西抄，饾饤拼凑，尽是冷饭，虽洋洋数十甚至数百万言，除了浪费纸张、浪费读者的精力以外，还能有什么效益呢？
季羡林提倡写学术文章一定要有新意，没有新意，就不要写文章。因为只有有新意的文章，才有价值，对学科的发展有利，别的同行才能从你的论文中读到有用的东西。否则，文章虽然洋洋洒洒，所占篇幅也不小，但却全是没有用的废话，不能给读者带来一些有用的东西，起不到一点作用，那就是有害无益了。不但浪费了自己和时间，更浪费了别人的时间，说得远一点，还浪费了资源，浪费了造纸印刷的原材料。
季羡林写东西有一个金科玉律：凡是没有真正使他感动的事物，他决不下笔去写，这也是季羡林写散文不多的原因。季羡林认为他自己的文章都不是挤出来的，而是流出来的。他的散文都是真情的流露，而不是趋时应景之作
季羡林的学术论文都很有针对性，他往往会一个问题入手，只要是有新意的问题，季羡林就会很有兴趣，哪怕只是一个小问题，季羡林也不会放弃。他会提出自己的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有时候是非常大胆的，经常是在研究领域中没有人提到过或还没有解决的。针对这些问题，季羡林深入分析，小心求证，凭借自己深厚的知识基础和勤奋的求索，最后总是能比较完满的解决问题。
季羡林写散文也是如此。季羡林的散文内容虽然很广，他的散文中有他的一生经历，有他的亲朋挚友，有他的猫猫草草，无论他写什么，我们总能在他的文字中读出季羡林的个人情感，季羡林的工作主要是爬格子。几十年来，他已经爬出了上千万的字。有时候他也问自己，这些东西都值得爬吗？他的答案是：值得的。季羡林自豪的认为，自己爬出的东西不见得都是精金粹玉，都是甘露醍醐，吃了能让人飞升成仙；但是其中绝没有毒药，绝没有假冒伪劣，读了以后，至少能让人获得点享受，能让人爱国、爱乡、爱人类、爱自然、爱儿童，爱一切美好的东西。
学术论文更是如此，文学作品中新意不多还不足为患，但如果学术论文中的“新意”含量低的话，那这稿论文的价值也就不高了。写这样的论文，是对学术的一种不尊重。学术研究是严肃的事，因为一个学术的水平，代表了一个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水平。
目前，我国论文的整体水平都不高，中国科学院近期一份报告指出：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影响因子排名前10％的国际一流期刊上发表的中国论文，每两年以45％的速度增长；国内有些大学每年发表的SCI（《科学引文索引》）论文数量，甚至超过始终位列美国前五名的常春藤名校。但不容忽视的是，我国80％左右的国际论文分布在低被引用区和零被引用区。换言之论文只是发表而没有引起同行关注。
论文水平不高，也说明论文中有价值的新东西不多，缺少创意。江泽民说，“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没有创新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 如果总是因循守旧，没有创新，也就没有进步和发展，慢慢地就会被擅长于创新的人超过。而那些敢于创新的人，不会被常规所困，在遇到困难时能够另辟蹊径，往往能出人意料的取胜。
下面这个故事中的问题就是通过打破常规思维来解决的。
从前，有个国王在大臣们的陪同下，来到御花园散步。国王瞧着面前的水池，忽然心血来潮，问身边的大臣：“这水池里共有几桶水？”众臣一听面面相觑，全答不上来。国王发旨：“给你们三天考虑，回答上来重赏，回答不上来重罚！”眨眼三天到了，大臣们仍一筹莫展。就在此时，一个小孩走向宫殿，声称自己知道池塘里有多少桶水。国王命那些战战兢兢的大臣带小孩去看池塘。小孩却笑道：“不用看了，这个问题太容易了！”国王乐了“哦，那你就说说吧。”孩子眨了眨眼说：“这要看那是怎样的桶。如果和水池一般大，那池里就有一桶水；如果桶只有水池的一半大，那池里就有两桶水；如果桶只有水池的三分之一大，那池里就有三桶水，如果……”“行了，完全正确！”国王重赏了这个小孩。
大臣们为什么解不开国王的问题呢？就在于他们都想从常规思维来解决这个问题，因此被思维定势所困，越思考陷得就越深，困在其中不能自拔。而那个小孩并没受到人们常规思维的限制，撇开了池塘里水的多少，而从桶的大小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一下子就迎刃而解。这说明，跳出思维陷阱从新的角度思维，往往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做学问也是如此，平时就应该培养创新的意识，写论文不要总是把剩饭拿出来炒，多出新意，有新的灵感就要敢于抓住，哪怕只是一个很小的问题，只要是有新意的，就不应该放过。积少成多，科研水平才会有必展进步，不至于只是原地踏步，虚假繁荣。只要有创新，不管是多是少，就是在进步。
一日一心得：
现在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很多方面都还比较落后，特别是科学技术水平。现阶段，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模仿，但不能永远跟在别人后面，永远模仿别人，我们还需要有创新的意识，只有这样国家才能有希望赶上发达国家。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季羡林语录：少学欠术的人，属于马大哈一类的人，是搞不好考证工作的。死板僵硬，墨守成规，不敢越前人雷池一步的人，也是搞不好考证的。在这里，我又要引用胡适先生的两句话：“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假设，胆越大越好。哥白尼敢于假设地球能转动，胆可谓大矣。然而只凭大胆是不行的，必须还有小心的求证。求证，越小心越好。
在学术考证方面，季羡林认为，胡适提出来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方法，是不刊之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针。
所谓大胆，就是不为过去的先人之见所限，不为权威所囿，能够放开眼光，敞开胸怀，独具只眼，另辟蹊径，提出自己的假设，甚至胡思乱想，想入非非，亦无不可。但同时，一个人的假设，决不会一提出来就完全符合实际情况，有一个随时修改的过程。我们都有这样一个经验：在想到一个假设时，自己往往诧为“神来之笔”，是“天才火花”的闪烁，而狂欢不已。可是这一切都并不是完全可靠的。假设能不能成立，完全依靠求证。求证要小心，要客观，决不允许厌烦，更不允许马虎。要从多层次、多角度上来求证，从而考验自己的假设是否正确，或者正确到什么程度，哪一部分正确，哪一部分又不正确。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实事求是，容不得丝毫私心杂念，一切以证据为准。证据否定掉的，不管当时显得多么神奇，多么动人，都必须毅然毫不吝惜地加以扬弃。部分不正确的，扬弃部分。全部不正确的，扬弃全部
早在古代，药王孙思邈对良医的诊病方法做总结时，就曾经提出：“胆欲大而心欲小”。“胆大”是要有自信和勇气，不因循守旧；“心小”是要如同在薄冰上行走，在峭壁边落足一样时时小心谨慎，认真细致。这是孙思邈对于良医的要求。其实，何止于医者，从为人、治学的角度上来讲，也不悖此道。这和我们今天提倡的考证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季羡林自己在学术研究时的考证也是这样做的。季羡林1947年写过一篇论文《浮屠与佛》，用汉文和英文发表。但是限于当时的条件，其中包括外国研究水平和资料，文中有几个问题勉强得到解决，季羡要并不满意，耿耿于怀四十余年。一直到1989年，季羡林得到了新材料，又写了一篇《再谈“浮屠”与“佛”》，解决了那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心中非常喜悦。最令他欣慰的是，原来看似极大胆的假设竟然得到了证实，季羡林不禁心中有些沾沾自喜，对自己的研究更增强了信心。觉得自己的“假设”确够“大胆”，而“求证”则极为“小心”。
但是，任何大胆的假设都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不是空穴来风，最后应该都是能够可以求证的。如果脱离了这一点，假设也失去了它的学术价值，甚至成为别有用心的人的骗局。
水变油技术是一个曾经在中国名噪一时的骗局，此技术的发明者声称其原理是在水中加入极少量的“可燃炔”制剂，充分溶解，成为“水基燃料”，之后水就可以作为燃料，成本极其低廉。1987年中国国家计委拨款给发明者，让他在河北省生产燃料。但此人拿到钱后，却在哈尔滨买了两套住宅。后来水变油技术被认为是骗局和伪科学，发明者也因为利用水变油技术和其他一些犯罪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
水变油的假设，不可谓不大胆，但脱离了科学的基本原理，事到如今，水变油是初中生化学课常见的考题，意在考察学生对元素守恒定律的理解。
我们再来看看同样是化学方面的关于苯分子结构的假设。
凯库勒等科学家们通过测定得出，苯的分子式为C6H6。苯分子中碳的相对含量之高，使化学家们感到惊讶。如何确定它的结构式呢？化学家们为难了：苯的碳、氢比值如此大，表明苯是高度不饱和的化合物。但它又不具有典型的不饱和化合物应具有的易发生加成反应的性质。
对此，凯库勒提出了苯分子是环状结构的假设，据他自己说这个灵感这来自于一个梦。那是他在比利时的根特大学任教时，一天夜晚，他在书房中打起了瞌睡，眼前又出现了旋转的碳原子。碳原子的长链像蛇一样盘绕卷曲，忽见一蛇抓住了自己的尾巴，并旋转不停。他像触电般地猛醒过来，整理苯环结构的假说，又忙了一夜。对此，凯库勒说：“我们应该会做梦！那么我们就可以发现真理，但不要在清醒的理智检验之前，就宣布我们的梦。”
凯库勒能够从梦中得到启发，提出超级大胆的假设，并不是偶然的。一方面是由于他勤于思考，才会梦到白天一直在想解决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他有丰富的化学知识，懂得化合价的真正意义，能够捕捉直觉形象，要是换一个不懂化学的人，即使神仙给他托梦也没有用；加之梦醒后凯库勒以事实为依据，以严肃的科学态度进行多方面的分析和探讨，这一切都为他取得成功奠定了基础。
所以要先有丰富的知识积累，才能提出够新够有创意又科学的假设。当然，假设提出之后，还需以追求真理的精神去求证，这样假设才不会像空中楼阁一样，仅仅停留在空想阶段。
一日一心得：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是求新的精神和求实的态度的结合。思想上要敢于突破常规，不被旧有的条条框框束缚，思想可以纵游九天，自由翱翔，但是心上天上，脚在地下，思想不能取代行动，没有证实的假设，只是假设，不是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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