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照人学三部曲-进化论的陷阱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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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化论的三个陷阱

    “进化论”可以帮我们看到今天社会之所以是这个样子,一些可能的生物性基础。不过也因为这样,我们要小心点儿,有几个陷阱不要掉下去了,尤其不要滥用、误用“进化论”的解释。

    有一个陷阱是“粗糙的误用”,用自然来解释一切。例如知道在进化上,男人到处拈花惹草有其道理,所以主张男人就应该这样。很多人反对“社会生物学”,反对新的进化生理学、心理学,正是基于这个理由,觉得这些学说在合理化许多强势者的行为。

    我要提醒大家:进化从来不是这么简单的,进化有没有优势从来不是绝对的。例如人站起来,站起来有优势,却也有代价。女人掩藏发情,付出了代价,却又可能在其他转折中,转变成优势。进化的优势与劣势,是一个非常细腻的动态过程,我们不能将进化优势看作绝对的。

    如果有一天女人怀孕时间缩短为三个月,那是不是优势?谨慎的答案是:难以判断。三个月就可以生一个,可以多生很多个。可是怀孕三个月所产下来的子嗣,没办法跟怀孕十个月生下来的子嗣去进行生存上的竞争,所以反而变成劣势。就是不能样单纯、粗糙地去看什么是优势,什么是劣势。优势与劣势不是固定的,而是处于快速变化的动态中,我们只能从动态中去释释优势或劣势。

    还有,优势、劣势与环境的变化有关。在不同的环境中,原来的优势也会变成劣势。如果我们只是单纯看人类生殖因素的话,那任何男性都可以吸引最多的女性,可以和最多的女性交配,他就有生殖上面的优势。可是当我们把刚刚所说的神奇的公平性基因加进去,这个人很可能变成众矢之的,变成别人团结起来对抗的对象,这时他的优势就反过来变成很大的劣势。

    大家在看达尔文,进而从达尔文去理解“进化论”,把“进化论”用于解释人类时,一定要有这种动态概念。要做一个细腻的“进化论”者,不要滥用粗糙的“进化论”。

    请记得如果在畅销的科普书中,有人告诉你“这就是优势,那就是劣势”,缺乏动态分析,就应该把那本书丢到一边去。只有动态上的优势和劣势,优势和劣势往往是同时出现,同时存在的。

    第二种误用是忽略了人类的一个重大能力,以及这个能力带来的重大差异,那就是人类是所有的生物里唯一具有反省能力和反思能力的。只有人类会试图去理解进化的道理,人类对于进化的知识本身变成进化的变数。这就为什么达尔文这么重要的根本理由。

    达尔文发现了19世纪之前藏在自然界的进化秘密。如果没有达尔文,或者如果人类从来没办法对进化进行说明、了解和解释,那人类的进化在不知道“进化论”的情况下,就只能“顺其自然”。可是1859年,达尔文将这个谜解开了,人类因为知道了进化是什么,而开始具体地思考,什么是进化上的优势与劣势。因为这个知识的影响,势必让人类的进化和原来“顺其自然”的情况大不相同。

    谈及20世纪以后的人类社会,绝大部分20世纪以后或者只存在于20世纪的现象,我认为都不能够单纯地用“进化论”来解释。因为人类已经知道进化是怎么一回事,人的行为受到他对于“进化论”的理解所影响,所左右,就产生了不同的行为模式,和懵懵懂懂接受进化的改变完全是两回事。这个反省和反思的部分,我们也绝对不能忽略。

    最后要提醒大家:进化其实真的很有趣,可是进化有它的限制,许多关于人类行为的谜,没有办法在进化上得到充分的解释,大部分时候,必须借助于文化、社会和历史的种种条件。到目前为止,有几个很明确标志出“进化论”限制的重大议题,例如自杀。自杀跟遗传有关系吗?照道理讲,不应该有自杀的基因。动物界所有的动物,几乎没有任何一种会自杀,尤其是个别个体自杀。任何突变产生一个自杀的基因,会自杀的这个个体死了,他的基因就不会传下来。那为什么人类不一样?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看涂尔干[19]的《自杀论》,参考他从社会学角度提出的解释。

    进化论者曾提出不同想法来解释自杀,最有意思的是:人类的自杀基因是和利他及公平性基因相关联的。换句话说,自杀行为帮助别人清楚了解问题和危机所在,因而发出警告。自杀者牺牲了自己,使得这个社会能够意识问题,解决问题。这说明了自杀行为的正面意义,但还是没有解决为什么自杀者不会绝迹的困扰。

    还有一个争议性很大的题目——同性恋。同性恋的结合无法生殖,那如果同性恋跟遗传有关系的话,那个基因显然不会遗传。所以,不管是自杀行为,还是同性恋,是怎么出现,怎么延续的?难道是一代又一代不断出现突变吗?这样的概率会有多大?

    进化概念无法解释人类一些重要行为的来历,这就应该不断地提醒我们,不要滥用“进化论”的诠释。有一些地方可以用,有一些地方我们可以得到好的答案;在另外一些地方,我们最好还是保留一点儿,去找别的答案,或去找别的答案的可能性。

    达尔文尚未离开

    从1859年《物种起源》这部著作出版,一直到今天,经历了不同的阶段。整体而言,达尔文的贡献之一,就是打破了人与动物,甚至与其他生物的分界。他让我们了解,原来我们内在有很多东西,是文化和社会习俗管不到,也改不了的。他让人们知道,有多少我们过去以为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社会的一部分,其实不过是我们动物性的折射和不同的表现而已。

    可是到了20世纪初期,因应于达尔文主义曾经产生非常强烈的反动,那就是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的起点是要在宗教对于人的理解与达尔文主义对于人的理解之间,找出一条不同的路。宗教对于人的理解是,人是上帝造的,人是上帝崇高意志下的产物;达尔文则把人拉下来,说我们不过是懂得如何掩饰自己动物性的一群动物,仍然是依照动物性在过日子。文化人类学家希望建构一套文化概念,来解释人与动物之间不同的地方,也解释人如何超越其动物的天性自然本能,而创造出一种不同的生活。所以人类学家或文化人类学的一项基本假设是:人虽然有动物性的身体,可是在这个动物性身体的基础上,文化能够进行的改造,远比我们想象的多得多。

    举一个例子,文化人类学的祖师爷之一弗朗茨·博厄斯[20]。他做过一个重要且神奇的调查,调查美国移民的头形。调查头形干吗?博厄斯借此证明:你移民到美国去,你的长相会越来越像美国人。人为的环境甚至可以影响到头盖骨的长宽高比例。移民第一代和第二代的头盖骨比例就不一样;而来自不同地方移民的第二代,头盖骨形状却彼此越来越像。连头形都可以改变了,还有什么是文化不能改变的?你还能拿什么来抗拒文化对你的改变?

    这项调查在当时造成了极大的震撼。文化的力量大,真的很大。还有前面提过的涂尔干的《自杀论》也一样带来了震撼。自杀原本是个人的选择,可是涂尔干证明,不同社会里的人,会有不同的自杀率。换句话说,自杀是社会行为,不全然是个人行为。社会的力量大,真的很大。

    自20世纪20年代一直到60年代,社会和文化变成凌驾于人类本性之上的重大变数。有像伯勒斯·弗雷德里克·斯金纳[21]那样彻底的“行为主义者”,认为可以靠简单的刺激反应,把人塑造成任何形态。换句话说,他们主张后天环境与教育比较重要,相对的,天性没那么重要,更没那么了不起。不过,20世纪60、70年代之后,天性、本能和人性又回来了,越来越强调其实文化没有那么了不起,人类行为中有一些东西,不管是好的或是坏的,都和自然和遗传有关系。我们其实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忽略自然给予我们的限制。

    今天大家稍稍取得一点儿共识,都同意:我们大概没办法逃开达尔文,达尔文远比我们想象的来得犀利,来得有影响得多。换句话说,我们的身体内在,我们的行为,我们的社会,有很大一部分是受进化影响。

    进化是动态的;进化不是一条路,而是一个范围。在这个范围里,我们实际会走的路有不同可能性,但基本上无法走出这个范围。实际的路,不是进化决定的,但我们还是得尊重,更得理解进化画出来的范围到底从哪里到哪里,有多宽广或多狭窄,边界又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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