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与反犹主义

    我们接着要将讨论的范围扩大些，不只谈弗洛伊德本身，不只看弗洛伊德用什么样的概念、思想和理论来诠释人与人性，而要进一步谈弗洛伊德的理论如何影响后来的世界，如何让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事物在他之后，变得完全不同。

    弗洛伊德生活在维也纳，然而吸引他去研究精神与心理现象，却牵涉他与维也纳医学环境之间几个重要的地方。维也纳是奥匈帝国的中心，是一个没有民族主义的地方，或者说民族主义相对落后的地方。当19世纪其他国家都在转化，以民族主义为核心，取代了以帝国主义为核心的世界观架构，奥匈帝国在这方面的发展相对最缓慢。奥匈帝国保留了强大的理性传统。看看后来在维也纳发展出来的文化潮流：一是阿诺尔德·勋伯格、安东·韦伯恩等人为中心的后期维也纳音乐[21]，那是反浪漫主义，极度冷静的现代音乐；二是逻辑实证主义[22]，要运用语言的逻辑，来统一所有哲学的思想，其背后也是一套极其严谨、严格甚至严苛的理性主义。

    在世纪末的维也纳，有两件事，对弗洛伊德的职业选择大有影响。第一，他是个犹太人。犹太文化具有高度的内向自省性，还有浓厚的神秘主义传统和繁复的宗教仪式，这些都和欧洲的普遍发展倾向大不相同。弗洛伊德无可避免地承受了比较复杂的犹太心理学、犹太内在神秘学与生活仪式的感染，所以他看待人的方式，自然比较复杂。

    另外犹太人的身份，逼着他还要更复杂。《梦的解析》中大量引用弗洛伊德自己的梦，分析自己的梦到一定程度时，他会说：先讨论到这里，再下来的内容，不太适合继续讨论。不讨论就不要讨论，如果他不说，我们根本就不会知道后面还有其他的内容；而他这样一说，我们就忍不住猜想后面被他藏起来不讨论的内容到底是什么，他又为什么不愿再讨论下去。虽然如此，就他自我揭露的部分，就有很多清楚的“犹太因素”了。

    书最前面的一个重要的梦，做梦的根源就是因为他是犹太人。维也纳的医学体系里存在的“反犹主义”对他造成了创伤。他很在意要在医学这一行出头，可是犹太人的身份给了他很大阻力。分析自己的梦时，他几度明白地告诉我们，如果他不是个犹太人，不能升教授或不能干什么的挫折，都容易接受，他可以认了。意思是，作为一个犹太人，他永远搞不清楚，到底有哪些部分是因为不够努力、不够好，所以得不到别人的认可，又有哪些部分是因为他是犹太人。作为犹太人，最麻烦的摆脱不掉的自我怀疑与自我借口，遭遇到了挫折，你就搞不清楚，挫折的源头到底是你自己，还是你的犹太人身份。责任分不清楚，一方面，你当然可以推卸责任，说都是因为人家歧视犹太人，所以我是受害者；可能另外一方面，当你想要大声控诉不公平，要抱怨自己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时，你就不知道该如何控诉。要控诉对你这个人不公平，还是控诉对犹太人不公平？

    “反犹主义”有时是很细微的。当然有那种大咧咧的、明白的“反犹主义”，可是更多更难处理的，是隐微不明说的“反犹主义”，不明说因为你是犹太人所以排挤你，但就是让你进不了别人的正常活动中。面对这样的反犹气氛，具备犹太身份，让弗洛伊德更是非复杂不可。

    催眠挖掘出人的内在

    除了犹太身份外，还有第二个弗洛伊德与当时奥匈帝国医学体系不一样的地方，那就是他与法国的亲近。他最早的两位精神医学方面的导师，都是法国人[23]。为什么他都选法国人呢？因为在那个时代，法国医生看待催眠的态度，和奥匈帝国的医学主流大不相同。奥匈帝国的医学体制认为：催眠就是骗术，所有的催眠都是骗术。那个医学体系是绝对不接受催眠，不只不接受催眠作为治疗手段，也不接受催眠作为取得人类心理资料的有效手段。

    然而，法国却有几位心理医生，正专注于试验以催眠的方式来挖掘人类的深层心理。弗洛伊德从一开始接触精神医学，就深受催眠的影响。他会对催眠产生那么大的兴趣，与他的犹太身份，与他的复杂成就动机也不无关系。弗洛伊德很早就被一个念头困扰着。一个合格的精神医师究竟是什么模样？今天我们感冒了，或是胃痛，去看一个医生，会对那个医生有什么期待？——期待这个医生给予诊断，就是知道你生了什么病，更重要的是要他给予治疗，看你的病的同时就解决你的问题，这才是合格的医生。

    弗洛伊德那个时代的精神医生基本上和外科医生、内科医生没有两样，都强调看一次病，要有一次的效果。弗洛伊德不只想要做个合格的医师，他还想要尽快往上爬，所以他选择当时最热门的病症——神经症和歇斯底里症——作为他的专业。为了显示他的能力，弗洛伊德希望可以找到方法，在一次的诊疗中就见到功效，解决病人的问题。

    处理神经症，或许还有机会一次诊疗就见效，然而处理歇斯底里症完全是另一回事。就连什么时候歇斯底里症会发作，其实都无法准确掌握，要怎样在病人约诊时，就解决她的病症？歇斯底里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发作，又会延续多久，医生也不会知道。治疗歇斯底里其实挺挫折的。回到弗洛伊德的时代，一般人生了病，去看了医生，医生给了药，然后他就回家了，然后照理讲他的病况就变好了。可是精神医师呢？精神医师告诉你这个人身上得的病，是歇斯底里症，可是他却没有办法立竿见影让歇斯底里症减缓，更不可能让它马上消失。治疗做了，药也吃了，你问医生：那就不会发病了吗？医生也不敢确定地说“不会”，甚至不敢确定地说“今天就不会发病了”或“发病的频率会降低”。

    和其他科的同侪相比，精神科、精神医师是很挫折的一门行业。弗洛伊德急着要有成就，急着要成名，所以被催眠吸引了，因为他相信催眠有机会在一个小时的诊疗中就治好歇斯底里症。从催眠开始接近法国学派。弗洛伊德后来放弃了催眠，理由和他当初接受催眠完全一样。他很认真地多方搜罗催眠文献与方法，并积极进行试验，但歇斯底里症患者没有很快就被治疗好，没有明显比使用其他方法快。催眠对他失去了现实用途，他也就放弃了运用催眠。

    不过，催眠用在治疗上，效果不彰，然而催眠所挖掘出来的人的内在，却给了弗洛伊德强烈的刺激与启发。我劝大家，不要随便接受催眠。人类以科学方法研究催眠，已经有大约两百年的历史了，然而到今天，任何一个负责任的精神医学专家，都会告诉你：我们还不了解催眠。有一些江湖术士会说大话，说催眠之后人会如何如何，可以如何如何，讲得很像一回事。我们知道，受催眠后，人会做出平常做不出的事。然而从催眠当中召唤出来的力量，究竟是什么？到现在为止，有各式各样的诠释、各式各样的学说，并无定论。

    利用催眠召唤出来的，又是什么样的经验？有一段时间，人们相信催眠召唤出来的，是最真实的记忆。可是催眠有另外一个特殊机制，随便看看电影都知道，那就是暗示。催眠所创造的环境，其实就是让人放松防卫，相对容易地接受暗示。所以催眠师和被催眠者之间，是一种操控的关系。催眠师掌握了一套机制，引诱人进入一个状况。在那个状况下，催眠师就能借暗示操纵被催眠者。在这样的关系里，我们无从确认那被召唤出来的经验与记忆，有多少是本来就压抑在心理黑盒子中的，又有多少其实是催眠师的暗示给予的。

    在20世纪80和90年代的美国，催眠曾经引发很大的争议。当时“回归童年创伤”的心理治疗法大流行。很多人遇到了生命中的挫折和考验，就去找心理治疗师，在催眠或半催眠的状况下，回到了童年的创伤记忆。因为是发生在童年，这种经验往往都牵涉亲人，加害者几乎都是亲人，可能是父亲，也可能是哥哥施予的性侵害。在那一段时间里，这一治疗法成了可怕的流行现象。会去找精神医师的人，几乎都是因为生命中出现了问题，有了挫折，所以才希望能找到挫折的来源。经过治疗告白、催眠挖掘，最后精神医师告诉他：“啊！你的挫折，你生命遭逢的失败，不是你的错。那是因为你三岁半时，受了一个严重的创伤，从此之后，一直到你今天四十五岁，都还摆脱不掉。”

    那与其说是治疗，不如说是社会潮流。整个社会最流行的是“不要为自己负责，有错都是别人的错”的心态。那个时代的好莱坞电影最常见的高潮，就是一个饱受折磨的人，终于得到一个长者或爱人将他抱入怀中，告诉他：“这不是你的错！”什么都不是你的错，一定是谁在你小时候欺负你了，所以害你长大后酗酒、打老婆，害你婚姻失败、事业无成。我们很多人都希望自己生命中的灾难与不愉快，都不是我们的问题。可是如此一来，当父亲的就倒霉了。因为那些后来被记忆起来的创伤，最常见的加害者就是父亲。很多父亲因而被指控了他自己不记得做过，原本女儿和儿子也不记得他做过的坏事。通过催眠，这些女儿和儿子看到的，是过去的事实，还是精神医师给的暗示？

    说话本身就是一种治疗

    弗洛伊德去学催眠术，正因为奥匈帝国没有人搞催眠，有机会靠催眠快速成名，人家会知道，会奔走相告：那边有一位神奇的弗洛伊德医生，让他看过一次，歇斯底里症就改善了。事实上，催眠并没有那么神奇的功效。他就逐渐放弃继续运用催眠，然而这个过程中，他帮病人催眠的经验，却给他提供了精神分析理论的根本基础。催眠过程中浮上来，连被催眠者自己本身都无法察觉、更无法控制的内容，让弗洛伊德念念不忘。他一直记得：人的内在藏着一只怪兽，我们要去解释为什么会有这样一只怪兽，然后要找出方法来驯服怪兽。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发展过程，第一个阶段受到催眠很大的影响；到了第二个阶段，他开始正式执业，刺激他的理论进一步成形的力量，转而来自病人与病例。他碰到一个病例，是一个叫安娜·欧的病人。安娜·欧是弗洛伊德的一个朋友、一位年纪比他大的医生朋友治疗过的病人。因为弗洛伊德熟识这位精神医师，从他那里得知了安娜·欧的病例。弗洛伊德是个很积极的人，一旦觉得有兴趣，就步步进逼，一定要将病例弄清楚，即使因此和那位医生关系紧张也在所不惜。

    在弗洛伊德咄咄逼人的追查中，发现了安娜·欧的病例，其实是错误的治疗。安娜·欧的歇斯底里症症状减轻，其实是因为在治疗的过程，她将她的注意力转到了医生身上。对弗洛伊德来说，这个案例太重要了。这个病例启发了他的想象，让他相信：歇斯底里症真正的起因是性欲。所以当性欲有了新的对象，或者说有了新的寄托，安娜·欧的症状就大幅减轻了。

    当然，这样的解释对另外那位精神医生来说，听起来一定很不舒服。这意味着他治疗安娜·欧的方法，是靠将自己转化成性对象来进行的。为了这个，两人的友谊受到了极大的压力。安娜·欧的故事，关于歇斯底里症起源的文章，后来就扩展成为弗洛伊德的《性学三论》，是《性学三论》真正的临床经验起点。

    另外还有一位神经症和歇斯底里的病患，叫卡特瑞。她是弗洛伊德早期病人中最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每次进行治疗，在弗洛伊德讲话时，她最常讲的一句话是：“请你不要打断我。”她不要医生多嘴，一直讲她自己的事。刚开始，弗洛伊德会一直试图打断她，对她说的话进行分析，然而慢慢地，从卡特瑞身上，弗洛伊德学到了两件事情。第一件，就是后来精神分析学方法论上最重要的谈话疗法。说话、诉说本身的那个过程，就是一种治疗，而且是很重要的治疗。治疗不是医生告诉病人什么，而是医生用什么样的方式让病人讲话，病人愿意讲话，比医生能讲什么都重要。这是过去精神医学、心理学里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重要概念。这个概念在一百多年来，完全改变了精神医学上的医病关系。只有在精神医学的医病关系中，是病人讲给医生听，是医生要压抑，回到弗洛伊德面对卡特瑞时受到的压抑：“请你不要打断我。”其他的医病关系，都是病人说一点点，医生说给病人听，主要的治疗是病人听，医生讲。

    从卡特瑞身上学来的第二件事，是“自由联想”的概念与事实。卡特瑞一直讲，一直讲，不想停，不能停，所以她就会从现在想到的，讲到别的地方去，一直讲一直联想，而且清楚地将联想的方向和过程借由口说显示出来。本来弗洛伊德还想将她拉回来，可是一开口，卡特瑞就说：“请你不要打断我。”无法打断她的弗洛伊德发现：让她去自由联想，那样源源冒涌出来的材料，远比用理性方式能导引出来的，更能够贴近病人的真实心理，或者说病人内在深层的东西。

    歇斯底里源自性侵害？

    感谢安娜·欧，感谢卡特瑞，弗洛伊德理论的骨干逐步形成。1896年，弗洛伊德将他对歇斯底里症的最新研究和理解，写成了一篇论文——《歇斯底里症的起源》。这篇论文今天读来都觉得很好看，因为弗洛伊德的口气很确定，而用确定口气讲的内容却很荒谬。整篇论文雄辩滔滔，是为了要证明：所有的歇斯底里症都源自于性侵害经验。

    弗洛伊德的论文提出的论点，在当时很轰动，带有强烈的戏剧性吸引力。他要论证：第一，出现歇斯底里症状的人，年少时都曾经遭到性方面的骚扰，甚至强暴；第二，他还要更强悍地主张，所有的歇斯底里症有同样的单一起源。他用来进行论证的案例，都是病人们在谈话中通过自然联想告诉他的。

    这篇论文在奥匈帝国医学界遭到严厉的批判与嘲讽。事实上，弗洛伊德为此付出了颇高的代价。在《梦的解析》里，他分析自己做的梦，反映了他对无法顺利升上教授的痛苦，而让他升不上教授，最重要的理由就是他发表了这篇恶名昭彰的论文。不过在书中，弗洛伊德竟然都没提这件事，显然他还是没有完全对读者，甚至可能也没有完全对自己诚实。他的梦、他的分析都转而去关注犹太身份的问题。

    换句话说，弗洛伊德并没有完整地解析这个梦。他是矛盾的。一方面不希望因为自己犹太人的身份，所以不能升为教授；可是另外一方面，他会做这样的梦，又是因为他宁可自己升不上教授，是出于身为犹太人的关系。这样就代换并掩饰了他在那篇论文上犯的严重错误。人心真复杂，人到底真正要什么，还真难确认，不是吗？

    《梦的解析》里有一句值得被铭刻在记忆中的名言：“梦是什么？梦是人被压抑的愿望的变形实现。”关键是“压抑”，是“变形”。愿望会有各式各样奇怪的变形，而且还是一层一层堆叠的变形，增加了我们自我理解的困难程度。

    关于歇斯底里症起源的这篇论文，给弗洛伊德带来很大的挫折。后来他自己编的文集里面，就将这篇论文排除在外。不幸的是，这篇论文以其大胆夸张的论点出了名，1896年刚发表，立刻就被翻译成为法文流传了。这是弗洛伊德的著作最早被翻译成法文的，开始让法国人注意到在维也纳有如此一位离经叛道、语出惊人的医生。

    没多久，弗洛伊德自己放弃了歇斯底里症单一起源的论点，不过在这个过程中，他得到了一个重要的教训，深刻领悟到了《梦的解析》那句名言里所说的“变形的实现”。他发现自己犯了一个最严重的错误，错在竟然相信病人说的话，将病人说的话当作事实。病人所说的关于年少的经验与记忆，是经过压抑变形之后所想象的，不一定就是原来的真实经验。在治疗中，病人讲出这些伤害和痛苦的经验，是重要的，可是医生不能对病人说的照单全收，而是要去追究，为什么这个人会去想象——不管是否真的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他如何及为何会去建构这个经验当中的各种不同细节。用这种方式来探索病人真正的心理结构，找出他真正生病的原因。这又是弗洛伊德从病人身上学到的新智慧，是付出更昂贵的代价后学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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