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政治活力
“政治活力是政治系统的活力，是社会发展的政治保障。政治活力主要表现为民主政治的活力，一个社会的政治制度模式与社会是否具有长久的活力有着密切关系。”[333]民主政治的显著特征是人民按照一定的程序参与和管理公共权力，实现人的各种权利，促进社会进步，最终完成人的自我实现。从价值上讲，民主政治强调人的价值和价值多元，是政治活力的价值来源和支撑；从理论内涵上讲，民主政治强调制度建设和权力运行，是权利和义务均衡的保障；从实践上讲，民主政治强调个体参与和民主组织建设，是政治主体彰显活力的表现。通过民主政治的建设和相关建设来激发政治活力是基本的，也是根本的。
一 政治活力与正义、生命政治批判
政治活力对社会发展起着保障性和促进性作用。激发政治活力，能够不断完善各种制度和机制，稳定社会秩序，保障社会生产生活的顺利进行；激发政治活力，能够促进我国民主化进程，提高我国政治文明水平，保障经济、文化、生态的多样、快速、健康发展；激发政治活力，能够为人的自我发展提供更多的机会和资源，推进人的自我实现。民主政治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政治体系，因此通过民主政治来激发政治活力的方式多种多样。如简单地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在社会方面，通过对正义的批判性分析与利用，建构社会宏观层面民主政治活力；二是个人方面，通过对生命政治的批判性考察与吸收，建构个人微观层面的民主政治活力。
政治活力与正义。正义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具有历史性和相对性，也具有基准性和稳定性。正确吸收正义的积极要素，抑制和消解其消极要素是问题的关键。在西方，正义有以“德行”为内涵的个人道德传统和以“权力—权利”为特征的法权理论发展；在中国，正义则更多侧重于个人的道德伦理修养对社会秩序的稳定作用；在马克思那里，正义则是一个被国内外学者反复争论的问题。虽然西方正义发源于“市民社会”，特别是市民社会的“劳动异化”，是私有制的集中体现，但正义的历史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它强调自由平等的社会关系、权利义务的均衡关系、正义的制度和程序建构以及正义的实践效度等问题对促进民主政治的形成、激发政治活力起到了客观的推动作用。因此，如果说马克思没有“正义观”，“正义”是一个带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而需要被消灭的概念，那么它也是一个需要被发展的概念，它的积极性在于它的过渡性和客观历史进步性，只有充分发展到它的极限，才能在利用中被扬弃；如果说马克思有“正义观”，那么这种“正义观”也是立足于现实的人，站在“改变世界”的角度，着眼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新“正义观”，即人对自我把握的正义观。这两种“正义”都是建构政治活力的积极因素。
政治活力与生命政治。生命政治在大多数语境中是作为被批判的对象出现的。“人”作为“人口”这一对象被政治化后，人的感性身体、意识形态和身份认同都成了政治进行微控制的对象。它使人的每一个行为、每一个想法和欲望都只是从政治出发而非自身出发，自我释放和成长变成了自我的消解和政治化填充，政治变成了主体，而生命变成了政治的客体。然而，之所以有批判，只因为有价值。生命政治给生命一种微观的政治化关怀和政治化了的生活化关怀固然不可取，但是，抽取这种关怀的根本价值立足点，单从生命政治控制的技术层面来讲，它使人从多角度、多方面参与到政治活动和角色中，并在自我内部形成认同，这种把人的一切方面、一切角度都自然而然地整合到政治秩序认同中的纳入方式，极大地激发了人的活力，推动人的参与性、建构性的发展。并且，如果以人的自我价值来填充这一根本立足点，这种“生命政治”则会变成“政治生命”，作为人的价值之一而存在。当然，这并不是变魔术，而是人的长期实践所得。
二 政治活力与正义、生命政治批判的价值
正义和生命政治不仅在理论上有其自身的利弊特征，而且在被应用到现实的民主政治建设中更有其复杂的关系。因此，首先既要充分分析社会层面上正义的特征，把握其内涵和价值意义，认清其历史作用和逻辑旨归，同时也要分析个人层面上的生命政治的利弊，从而找到其中具有建构性的因素，有区别有侧重地利用。并且，抑制和摒弃其中的危害残余，防止在建构政治活力的过程中误入歧途。
（一）正义之价值意义
正义是对人的存在方式和社会关系的价值评判，正义在此种意义上表现为一种价值标准。不同的人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出发得出的正义结论也不尽相同。正如上文所叙，西方自由主义者强调正义的基本内涵是自由和平等。自由是人之为人最基本的条件之一，只有拥有自由，人才能够选择自己、发展自己和实现自己。“现代社会正义的核心要求是平等”[334]，平等则表现在对权利和义务的均衡分配。人的权利则包括人的自由、平等、尊严、选择、发展、实践、机会均等和自我实现等内容，突出了人对自我发展条件的把握。然而，这样一种“正义”也存在其自身的局限性，它是以市民社会的劳动异化为基础的，表现的是资本生产者的私有制法权观念，“自由主义正义视界中的人被揭示为市民社会的成员，是孤立的、封闭的、利己主义的个人；自由、平等在现实上不过是私有财产的应用”[335]。马克思通过《资本论》把它在经济领域的根基揭露出来，使这种“正义”的资本性、商品性、欺骗性和异化性质显露无遗。但在另一种语境和更高的层面上，马克思或许强调了另一种形式的“正义”，即这种正义是对自我关系的判定，在生产方式中发展出不是敌对的社会关系，而是“自由人的联合体”，一切人的自由发展都是彼此发展的条件，这里的正义问题就是人对自身本质力量的确认和实现问题。同时，价值多元是正义的应有之意，正义要求平等且自由地享有权利，对自我存在方式的价值确认是其中的权利之一，反映了正义开放的品性。并且，正义也包含着伦理和道德的双重特性，正义反映了人们对自我存在的道德规定和自我行为的伦理规定，融入到了人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之中。
在利用正义的积极要素构建民主政治、激发政治活力的过程中，要准确而充分地利用其中有益成分，增强民主政治的价值生命力和价值韧性。在构建的过程中，一方面，需从“正义”的基本关注点出发，即把现实的人作为出发点和归宿。正义是对关系的价值判断，而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正义实际上就是人把握社会的方式，或者是人本身的存在方式的一种表现。应该关注现实的人的发展问题，而不是作为政治上一种被异化的价值观念来控制人和欺骗人，只有从人的视角才能架构起具有真正活力的主体。另一方面，“正义”的基本内涵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其强调的权利和义务的平等是民主政治的基本前提之一。在民主政治的发展过程中，对人的权利的保障是对民主实现前提和途径的保障。民主对价值多元化的尊重也利于民主政治的价值支撑，单纯的政治建构只能形成一种表面强大而实质脆弱的秩序力量，且缺乏自我修复能力，对民主政治价值支撑的建构则克服了这一缺陷。同时，正义的道德和伦理特征对民主的建构可以促使民主政治在个体行为和意识中的认同，增强民主政治的支撑点。
（二）正义之实践品质
正义作为一种价值，表达了人们对个人存在和社会关系美好的期待，作为这种价值的理论形态的制度正义是建构政治活力的重要环节，并且这一环节是有效的和明显的。无论是价值意义对政治活力的支撑，还是制度正义对政治活力的表达，都最终要归于一种实践的品质，都最终要归于民主和法治。
正义是对关系的判断，目标是要建立一种适宜的关系，达到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均衡的状态。而作为核心的权利则是人自由选择和自由发展的基本条件，有什么样的权利就会造就怎样的存在状态。而深入到权利的背后，我们可以发现要实现这种权利关键是要处理好权利和权力的关系，或者说要做好对公共权力的管理和运用。“如果说政治正义的根本意味在于社会公共秩序的正义规范和良序运作，那么，决定或者制约这一规范秩序及其良序运作之正义性质的根本问题，乃在于公民权利与公共（国家或政府）权力之间的政治伦理正义。”[336]任何一种权利背后总有一种权力作为保障，对权力的分配管理决定了是权力优于权利，还是权利优于权力。权力的正义性和价值性在于平等的权利，权力只有纳入人的权利中加以理解和运用才可能有其正义性和合法性。对公共权力的管理和运用就是要解决如何将权力转化为权利，而这种转化则体现了正义的实践品质。具体而言，这种实践品质的内涵就是对公共权力的民主管理，对公共权力的分配能够建立在形成的自愿性，分配标准的接受性、开放性和和平的流通性上。从达到的目标上讲，就是要建立服务型政府。公共权力的运行应该体现公共服务的职能，而非压迫和控制的职能。在现实政治和社会生活中，要着力保障公共秩序、提供发展所需要的条件、增强各种问题的解决能力等。从实现途径上讲，则集中体现在程序正义上。程序正义为公共权力的分配和个体权利的分配提供了合理的现实途径，这种途径主要体现在对公共权力的参与和执行上。一方面，对公共权力的参与管理体现的是民主的真实含义。“民主作为实现政治正义的制度安排，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法律规定的形式，将权力体系平等地向公民开放，使每个公民都有了获得权力的机会。”[337]即人民的参与性、同意性和可接受性，达到这一目标的本质要求就是程序正义之中的选举正义，这是权力系统保持开放的首要条件。选举权为人民表达愿望、实现愿望提供了条件，是公共权力体现人民性的核心。同时参与的程序正义还表现在对不公的表达，从而使这种不公能够在权力结构中得到根本解决。另一方面，程序正义在执行上要求法律和制度执行应前后一致，人们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适应于一种共同的规范体系，这种共同的规范体系实际上是对自我的认同。并且，执行程序的始终如一本身就体现了实践的正义，防止了部分人利用程序不公把权力私有化，对另一些人实施控制和压迫。
（三）感性分配之身体—资格
生命政治始于18世纪对人的健康、出生率、卫生、寿命、种族等问题的政治和经济的合理化管理，把活生生的人群变成了人口这样一个对象，对生命进行了生物学意义上的政治架构。但始于并非形成于，生命政治的形成则与技术和文化异化以及最终导致的意识形态异化有着直接的关系。不同的学者对生命政治进行了不同的切入和讨论，但从总体上讲，它的消极意义是明显的。生命政治是一种微观的生活化的无意识的甚至是无主体自觉的“控制束”，它区别于宏大的外在的强制的传统政治、经济和意识文化上的压迫。生命政治表面上看是通过对身体的感性存在形式（比如语言形式、行为形式、生活形式、能力形式等）的鉴定，然后对身体的资格能力进行身份判断，而把身体分配到适合的社会位置和功能上，从而形成一种合理的普遍化认同的共同体秩序，这种对感性身体的资格分配把这种秩序掩饰成了自然的天然秩序。然而，从实质上看，却并不尽然，分配的正义性往往并不取决于分配的结果，而取决于对这种分配所执行的判断标准，生命政治对感性身体的身份分配与其说是一种立足于身体本身的资格分配，还不如说是立足于分配标准的资格设计（听者和说者在理性基础上的根本异质），即是基于这种标准而对感性身体进行的资格设计。“在本质上，治安是在社会象征和身体化的微观层面上对可感知者进行有序划分和分配的感性体制（regimedusensible），它通过隐微的秩序界划规定了人们看到社会存在的感知模式，由此生成有资格介入社会活动的参与模式。”[338]这种资格设计就体现在“治安”之中，然后根据这种设计出来的资格把身体分配到社会中去，形成一种资格设计者的霸权秩序，并把这种霸权秩序描绘成自然的身体本身的建构秩序。这种决定模式到感知模式再到参与模式的循环最终造就了这种分配方式和秩序模式的不断再生产，这种再生产的危害也是巨大的。它使人的感性身体的各种存在形式不再遵从自己，每一行为或欲望都是从政治出发，是一个异化了的政治行为或欲望，自我被重置在这样一种生存秩序中，并极力维护这种秩序的合理性，进而导致了某些人“可见”某些人“不可见”；并且，这种感性存在秩序实际上促进了某些规则设计者的利益诉求的实现，这种对规则的设计实际上就是一种温柔的强权力，是一种微观的、被认可的和合理化的权力，他们利用这种权力来实现自己的利益。
但批判的意义在于吸收利用其中的合理性，生命政治所导致的结果是宏伟的，它造就了一种政治主体（纯政治意义上的主体）。这种政治主体的自觉和对社会活动秩序的参与建构产生了巨大的异化活力，从对“歧义”的批判和改造，把强权力模式替换成人的自我价值，从人自身来释放活力或许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有益的线索。
（四）主体建构之认同—缺失
随着生命政治的发展，起初阶段对可感者的社会化分配而形成的秩序共同体虽然也强调自我意识的无意识性认可，但这还只是一种由外及内的形成方式，而到拉康那里，生命政治在深度和广度上则得到了双重扩展。主体不再是由外及内建构过程，而是完全在内部进行建构，即“如果说福柯，包括刚才讲的德勒兹、阿甘本这一批左派思想家，在讨论生命政治的时候，还在讨论外部的技术，以身体和身体机制为基点对人进行控制，那么从拉康开始，他分析的问题完全转向内部”[339]。在具体的建构中，主体开始是以一种“镜像”形象的姿态存在，然后借助各种“表情”和“游戏规则”形成本质上的“无我”的存在方式。进而以这个“无我”为基础，把外部的以语言符号为象征的各种具有潜在指令性的符号都纳入到无我的内部，当作构建自我的真正需要加以认同，把外部的象征性存在都整合到自我认同之中，形成了“大他者”对真实主体的占有，这是一种自愿的积极的非我的主体化建构和认同过程，它宣告了主体的死亡，生命是“他者”的，行为是“他者”的，思想意识也是“他者”的。这种基于“伪他者”在主体中的自我建构过程，不仅标志着主体的空壳化，而且从根本上自愿地取消了政治和生活的根本意义，“他者”逐渐发展成具备自我意识、能够自我复制和更新的政治主体。
生命政治的无我的自我认同使人在意识和潜意识中抛弃了自我，最隐秘的潜意识也成了“他者的话语”，这是一个深邃的问题。从政治活力的角度讲，如若在坚持人本价值的基础上，在推进政治民主化的道路上，使人能够找到对这种政治模式的认同，从意识形态上根本激发人的政治热情，构建符合人性要求也符合政治要求的真正主体，将极大促进政治价值、政治制度程序和政治实践的稳定和创新。并且此处的生命政治已经远远超出了纯社会政治的范畴，这就要求我们在通过民主政治的建构来激发政治活力的过程中，在个体层面上，不能只就政治而论政治，要把眼光扩展到非政治领域，在非政治领域汲取养料。
三 建构政治活力
政治活力是政治主体与政治客体、政治价值与政治实践多方建构有机统一的结果，任何一方的缺失都将对民主政治的活力形成产生深远影响。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客观上要求我们多方考证，立足于历史与现实，充分发挥主体的参与作用，完善政治客体的建构，挖掘价值的融合作用，拓展现实的实践方式。在此基础上，通过整合优化，吸收到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各个环节，增强民主政治的正义性、价值性、理论性和实践性，充分激发政治活力。
（一）建构灵活多样的政治主体
重视政治主体建设。政治主体建设和政治客体建设两者不可偏废，在深入研究政治制度、政治设施、政治情势等政治客体过程中，特别是建设正义的民主政治制度时，也要关注政治主体的建设对释放政治活力的作用。政治主体大致划分为两类：人（确切地说是人的政治属性的主体性）和政治组织。
建构人的政治属性的主体活性。政治是人的政治，政治价值也是人的价值，但人的价值并非一定就只是政治的价值，所以建构人的政治属性的主体活力实际上是一个行为的两个结果，即建构人的自我主体性和从自我价值出发的人的政治参与主体。对自我的认同不是对生物学架构的政治秩序的无意识认同，而是从内部对自我非空壳化的身份认同。因此，在确立了人的价值基本前提后，就要着力提升人的政治素质，政治参与意识、政治参与能力，造就成熟的公民，这样在民主政治的建设中就会成为政治民主化的直接推动力量。同时要加强对人们的正义美德培养，公民正义美德是政治正义的软实力，它是行为自觉，并使对正义秩序的维护变得生活化，保障民主政治的活力。
政治组织建构的多样性和有机性。政治组织主要分为三类：国家组织、政党组织和利益集团。国家组织在我国主要包括作为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与作为协商机关的人民政协、各级政府行政机关和各级法院和检察院；政党组织主要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八个民主党派；利益集团在我国主要是以阶层和职业为利益依托所结成的集团，如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全国工商联合会、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等。既然政治活力是政治系统的活力，那么首先就要保持政治组织的多样性。这里的多样性一方面指现存形式的多样性和潜在形式的多样性，所谓潜在形式的多样性就是指政治组织的形成性，即人民在表达切身利益相关的愿望和心声的过程中形成的作为表达的组织，应该得到充分的关注。另一方面指实质的多样性，即这些政治组织能够全方位多层次地代表社会利益的阶层、领域、行业和职业的分布特点，形成各种利益团体的代表和表达主体，在政治系统中发挥各自作用，而非同质化。同时，要加强各政治组织的纵向和横向的交流和互动，在多样的差异性中形成有机的统一，优化整体政治职能和协调修复能力，保证政治活力和促进政治活力的再生成。
（二）着眼切实有效的政治实践
政治实践是政治活力在行为上的生成和表达，政治主体只有行动起来才能把社会正义和个人价值付诸现实，才能转化为现实的政治行动力，才能最终促进现实的发展。此处的政治实践在当代我国，主要指公民的政治参与和法治治理，公民的政治参与强调的是权力和政策的合法性形成视角，法治治理则强调合法的权力和政策的执行视角。
就目前我国政治实践现状而言，公民政治参与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主动性不强、渠道受阻和方式单一。主动性不强主要表现在各地区受经济发展、文化观念和现实环境的影响对政治参与热情不高，而这些原因的内在原因在于政治参与中的选举与利益脱节。部分民众或因自身参与素质较差，或因不了解代表，或因形式化的选举程序导致自我利益不能被表达，究其根源则是没有发挥或利用好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优越性，对公共权力没有进行合理的配置和运用，导致公共权力与人民权利失衡所致。所以要提升人民对选举与自我权利关系的意识，促使选举程序更加正义，使人民参与到权力的中心，把权力转化为平等的权利。渠道受阻主要表现在参与渠道、监督渠道和保障渠道受阻。要积极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特性，保障人民利益，同时要促使公共权力运作机制的公开，加强程序监督，并且在权益受损时积极寻求政治庇护。除制度化的参与方式外，更应该重视非制度化的参与方式，充分利用网络微博等技术，避开其不利因素的同时，促进公民的政治参与，积极组织非政治组织，为自我利益创造合理的表达方式，实现有序参与。
法治治理则主要表现在执行法律或规则前后的一致性，而这种一致性核心体现在对正义程序的遵守。“从历史上看，中国具有伦理本位的社会传统，重人伦而轻规则，重实体而轻程序，人情与社会关系因素对人的社会行为影响深远。”[340]把社会中成员的亲密关系和特定社会地位所代表的利益关系纳入到社会关系网中，并将这种关系网作为行政的资本和原则贯彻到现实政治实践中。受“官本位”思想影响，官员把职位当成一种私有权力，成为谋取利益和钳制他人的工具，严重影响社会正义，特别是程序正义，妨碍他人权利的实现和政治参与，以及市场经济和我国社会的特殊情况也造成程序化的行政方式不理想。因此，在法治治理中要践行对正义程序的遵守，用人民参与的实践方式规范权力运行的程序化，促使这种权力运行的程序化实践方式成为一种原则，并且，对跃出正义程序的行政实践要在监督中予以打击，使这种监督和打击的政治实践方式也同时成为行动的原则。
（三）巩固开拓中的价值根基与支撑
政治活力的建构不仅存在技术层面和实践层面的维度，而且也表现为价值层面的建构。价值是政治活力内在的无形的精神的动力，充分挖掘政治活力的价值根基和价值支撑，是切入政治活力的路径之一。
在我国，政治活力中以人为本的价值根基的理论表达已经相当完善，人的根本价值在政治理论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但在个体的思想和行为中并未达到绝对的认同。究其原因，主要还是不能把这种本身属于人的价值通过政治的表达方式重新内化到人的生活中，增强人对这种以政治形式存在的人的价值的认同感和实践性。这中间由于种种原因而形成了一定的断裂，这种断裂是政治价值主体的缺失，这种缺失导致了这种价值根基在个体认同上的遮掩和弱化，进而消解了个体的政治活力和这种价值对政治活力的现实促进力量。
在价值根基上我们不断要确认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理想，而且要确认为了这一价值理想而确立的正义关系、平等权利等价值目标。在使这些价值内涵重新主体化的过程中，要强调在实践中的回归，并且是日常生活化的回归。价值的高度认同实际上是对价值生活化和理想化的认同，只有在现实的生活中，从这种价值的角度关心人、理解人、改变人，才能激发这种深厚而博大的力量。在价值支撑上我们则要关注价值多元对政治活力的影响，价值多元实际上是人的存在方式的多元、人把握世界方式的多元。民主政治本身就是对价值多元的肯定，而价值多元民主政治为正义提供文化资源，对于创新社会的政治思想文化活力有重要作用。“这其中，社会正义制度对公民正义美德和社会文化价值（道德）资源的充分供应的依赖性是最主要的。”[341]并且只有在这种多元价值观中提炼一种共识，用这种共识来丰富正义，才可能使正义更具有力量和承受力。因此，对价值多元的建构应该体现在整合利用和消解制约上。所谓整合利用，就是面对纷繁复杂的价值观，在促进其充分发展的同时，把具有积极意义的相似的价值理念整合分类，融合到民主政治的正义建设中。用这种重建的正义对人们的生活生产进行价值指导，则更具有合理性和说服力。同时，对消极落后的价值观则要抑制它的发展，削弱其社会影响力。另外，对于多元价值体系中的道德和伦理问题，其中积极的成分可以说是政治正义在个体身上的反映和认同，也可以说是在政治正义中的延伸和表达。总之，它们是相互交融的，对这种积极成分的运用可以促进道德个体和政治个体的融合，增强行为自觉和自我约束，保障民主政治秩序，同时也可引导其建构正义的政治秩序。
（四）正义平等下的制度设计与管理
制度体现和保障正义。正义的核心既然是对权利和义务的均衡分配，那么制度就是通过对权利和义务的合理分配来实现制度的正义，“社会正义原则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是一种合作体系中的主要的社会制度安排”[342]。所以对通过制度设计来践行正义原则对于健全民主政治激发政治活力有重要作用。因此，在制度设计上应该坚持的首要原则就是正义原则，强调权利平等、机会平等，兼顾弱势群体；另外要考虑社会文化价值资源、社会生活规范及个人的正义美德对制度社会的影响；坚持制度的开放性，从而有利于制度的自我完善和更新；并且，正义社会要考虑到制度的服务特性和规范作用等等。在设计中要力求制度体系完善，即能够在多层次多方面保障权利和利益诉求，保证权力的合理运行和有效监督，等等。
第二节 经济活力
经济是实现社会进步和人类解放的根本力量，经济活力是经济发展中生机勃勃的状态和积极向上的能力。经济活力表现在经济发展过程和领域的多个方面。在现代经济社会，资本对经济活力的形成、激发和促进作用成为经济发展的时代特征。具体而言，经济活力集中体现在资本市场的发展状况、资本流动的活力以及资本积累对经济发展的驱动作用。在改革开放和世界一体化的时代潮流面前，积极认识和利用资本，对于提升我国经济活力、促使社会全面进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一 经济活力与资本批判
经济活力即经济系统（由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经济要素所组成的具有一定经济结构和功能的有机整体）的活力。[343]经济活力体现了经济发展的内在生命力，经济充满活力，能够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协调发展，为社会创造更丰富的物质财富，能够不断解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能够形成合理的体制和机制，并在改革中不断完善。而且，经济充满活力，可以增强市场的资源配置能力和竞争力，提高科技文化创新能力，培育资源要素的自我成长能力，最终把各种相关要素纳入到自身活力框架之中加以利用。我国目前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是首要任务，经济活力的激发与增强，能够为社会发展提供强劲的驱动力。与此同时，资本对经济现代化、经济活力的影响愈显重要，“现代化客观上是一个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的历史过程”[344]。资本渗透在经济领域的各个方面，以其自身的方式重塑着这个世界。并且，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与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非孤立地逐步实现国家现代化。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资本对于激发我国经济活力及促使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显得格外重要。
资本虽然与经济活力的交融越来越密切，但资本也始终秉承自身的逻辑。从自然特性上说，资本必有载体，物质化的存在是其价值增值的基础，并且只有在不断运动中才能实现这一目标，自然特性体现了资本流通竞争和财富积累的特点；从社会特性上说，资本不仅是经济学上的物质关系，更是一种社会关系；不仅是一种社会关系，更是物化的人的社会关系。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及当代，由于从这种劳动关系中发展出的社会关系的异化，资本实现了对人和经济社会的抽象统治。社会运行和经济发展的法则以资本的逻辑为尺度，在一定程度上，资本追逐剩余价值，并通过剩余价值在不断资本化的本性客观上推动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在这一过程中，资本的自由流通促使资源不断优化配置，各种经济结构更趋向于提升财富的积累。同时资本与科技的结合使科技创新不断涌现，市场竞争力得到持续释放，彰显了经济活力。然而，资本的内在逻辑所导致的矛盾必然会使异化在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展开，经济发展以财富积累作为本身目的，单纯为积累而积累，为价值的增值而增值，经济活力实际上异化为无止境的利益追求，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必须从属于这一原则，最终丧失经济的内在生命力，这体现了资本邪恶的一面。
既然资本对经济活力来讲，有天使的一面，也存在魔鬼的一面，那么就要在对资本的批判中认清资本的两面性，分清其历史意义和逻辑归宿，在有限度、有原则的基础上，利用资本促升经济活力，发展生产力，为人类提供充足的物质文化财富，推动我国社会各方面进步，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同时，控制和扬弃异化的一面，消除其超出限度对经济活力的抑制和消解作用。
二 经济活力与资本批判的价值
经济活力内涵丰富，影响因素众多，各个时期、不同层次的经济活力建构因具体经济和社会情况的不同而不同；同样，在资本的批判当中，涉及主题众多，每个主题都从不同的方面和层次揭示了资本的异化情况和资本的利弊得失。因此，在进行资本批判的过程中，我们要从经济活力的视角分析影响社会发展和导致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在经济领域充满资本话语权的背景下，科学论证资本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定位，为我国提升经济活力、推动现代化建设和融入世界经济浪潮中给予参考和指导。
（一）资本本体论之主体消解
资本的本体性集中表现在资本的自因性、原因性、能动性和支配性，即资本即实体，资本即主体。资本的主体性根源于资本对劳动者的支配权，而这种支配权又是通过形式上的平等交换和内在的增值追求最终占有资本而实现的。“劳动转化为资本，从自在意义上说，是资本和劳动交换的结果，因为这种交换给资本家提供了对劳动产品的所有权（以及对劳动的支配权）。”[345]由于资本关系被表面的平等合理的劳动关系所掩盖而变得神秘，致使资本的这种支配权力成为产生异化的根源所在。物的主体性使资本原则贯穿于人的存在方式始终，人的实践活动是资本尺度的自我表现。由于资本的本性和内在逻辑，人的自由实践原则逐渐被资本增值的自由原则所渗透和取代，人的实践本体变成资本的“实践”本体。“支架是集中，是所有安排方式的共同性，这些安排方式将人塞入尺度之中，当前人就是在这个尺度中生存的。”[346]虽然资本的开放性和无限性在某种程度上确认着人的本质力量，但人的自由又是以资本的无限性为前提。资本本性的根深蒂固和形式的不断创新使资本是唯一的执法者，所有的原则都要在资本的价值理念中自我约束和规范。资本的主体性又由资本的这种原则不断地生产出来，进而实现了资本为人的主体立法，资本为社会立法，造成资本的主体性和灵动性与人的物性、受支配性的鲜明对比。
我们对资本的本体论批判性的考察最终目的是要回归人的本体性，抛弃资本对人的抽象统治，通过具体的现实的人的感性对象活动，重构人的主体能动性、创造性、主导性和意识性。经济活力归根结底是人的主体活力的基本表现形式，只有建构了积极能动的主体，才能建立起具有活力的经济。主体性的丧失，就意味着经济活力的枯竭。
（二）技术理性之创新与毁灭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人类历史上的“三次科技革命”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提高了生产效率和财富的积累。同时，在现代科技发展的背后，资本越来越成为支撑力量，资本与技术的结合是当今社会发展中的一个显著特点。传统工业经济主要依赖能源材料和生产工具，而现代经济则更多地依赖技术和资本，资本对技术的影响越来越表现为技术的资本化。资本对剩余价值增值的本性要求必然会使资本结合具体时代特点不断变换更适合的资本形式，在这种不断的变革过程中，实质是资本原则的具体化过程，资本的原则替代了技术的原则，并使技术逐渐走向异化。“科学技术在为人类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正在悄悄地走向自律、走向异化，开始成为独立的制约人的统治力量。”[347]技术的工具和手段功能变成技术操控和技术理性精神，并具有自我意识。
一方面，技术创新的迅猛发展提高了劳动者素质和能力，深化了对自然的认识，提升了主体的实践活力和能力，拓展了开发自然的广度和深度，提高了资源利用率和生产效率，推动着科技创新，在多方面建构经济活力，体现了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多角度确认。然而，技术越是发展，越是把人整合到以技术著称的自动化和机械化中，便会越使人失去自主的创造力和实践能力，从而扼制人的主体性活力。资本以技术的外衣越是向自然和社会各个领域推进，就越多地产生效率悖论、财富悖论、文明悖论等各种社会问题和生态环境问题。另一方面，技术理性精神逐渐具有意识的特点。作为资本精神的反映，技术理性精神成为一种独立的统治力量，并按照自己的价值和意识逻辑规定人们的思想行为和事物的运动法则，技术理性精神的创新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与主体的创造精神契合，客观上培育了整个社会的创新活力。然而，技术理性精神的本性是对剩余价值的追逐，逻辑归宿必然无视人的存在和社会经济活力的人文诉求，进而最终把价值增值作为技术进步和技术理性精神的唯一法则。
因此，技术理性批判一方面能够使我们深入认识和把握作为资本的技术这一资本新形态，在合理利用技术建构经济活力、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要深入到技术背后的资本批判，防止技术异化的消极后果和技术理性精神的复活及合理化。
（三）文化批判之活力缺失
在当今时代，一方面，文化与经济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两者相互渗透，水乳交融，文化产业和企业文化是文化与经济结合的直接产物。文化的发展为经济发展提供推动力、凝聚力和保障力，为经济注入活力。另一方面，资本与文化的紧密结合，使文化的资本化倾向凸显，文化在资本的推动中走向繁荣的同时，却开始变得商品化和大众化，逐渐成为统治人、欺骗人和重塑人的异化力量。
资本对文化的侵蚀使文化越来越脱离自己独立的发展轨迹。“文化资本是资本实现自身无限性的重要条件和客观要求，一旦资本价值与文化符号相互连接，资本就自然获得知识传统和大众教育的认可，建构出平衡、调节资本与社会冲突的新途径。只要文化成为资本侵入的合法领域，文化符号的再生产必然带有越来越多的资本属性。”[348]文化的资本属性对经济活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文化与现实经济发展状况的脱节，成为一种独立而虚假的为某种非人的价值辩护和美化的工具，不能真实而正确地反映和反观经济，也就无法为经济发展注入凝聚力和推动力，文化的鼓舞性和导向性也就自行消失。其次，资本文化导致文化的商品化和齐一性。文化失去创造力和多样性，进而扼制作为经济发展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化产业的发展，降低经济活力。并且，文化的齐一性形成稳定的、不合理的而又无变革的社会秩序，导致社会各种结构固化，经济结构生产方式固化影响经济活力。最后，文化资本化导致文化的享乐性和合理性的特质，享乐性的文化氛围培育了虚假的消费欲望。“商品与文化之间的界线已被消除，文化不再是抵制商品化的特殊领域，而是作为商品化的中介直接参与到商品化过程中，成为商品支配人的欲望和想象的工具。”[349]整个文化只是一种操控的文化，受市场和利润的导向，把主体的能性降格为物性，并极力生产这种物性，人的超越维度消失，文化操控的合理性显现。且经济好坏取决于文化娱乐，娱乐具有当下性，不能考虑经济长远发展，导致社会问题和生态问题。
资本的文化视角突破了单纯文化观对经济活力的影响，资本使文化作为自己追逐财富积累的工具，并培育人对这种现象的合理性理解，能够使我们重新审视文化及文化与资本的关系，并且在科学合理的原则下，正确构建经济活力，创造人类精神家园。
（四）意识形态之虚假意识
随着资本在技术和文化领域的扩张，资本的逻辑也逐渐渗透到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的形而上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又是与资本批判密切相关、融为一体的。”[350]意识形态在接受资本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反映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契合建构经济活力的要义，但同时也造成了意识形态本身的异化。
在积极意义上，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竞争以及对知识和真理的追求等观念本身就是资本要求的写照，这些观念根植于意识形态之中，对人的实践主体的激励和经济活力的建构都产生了积极影响。特别是这些观念在全球范围内的普及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各种意识形态的隔阂，利于世界各种要素的交流融合。在消极意义上，意识形态的资本运动逻辑造成了意识形态的异化，意识形态抛弃了人的存在方式和经济社会生活的现实，对真实社会生活的歪曲反映，成为一种异化于人的具有美化现实、对现实辩护虚假的力量。这种虚假意识要求人们对资本的存在方式自觉地做出合理的说明和思想认同，其关注的中心问题是价值增值而非经济活力，资本借助于人的意识表达了自己的“思想”。并且，此种意识形态逐渐成为一种对自我意识有意识的否定力量，造就了一个以资本为灵魂的思想意识体系，并在一种极其正当的方式中实现自我生产。特别是作为形而上学意识形态的实质解构了作为现实人的实践主体并导致意识形态的同一性和同质化，消解了经济活力中活跃的人的本质存在，抑制了意识形态多样性对经济的影响力。
资本向人的深层次的扩张非但不能使人真实地认识资本，利用资本激发经济活力，促进经济发展，反而使人们在意识形态上接纳这种原则，并自觉而极力地否定自我意识和替资本意识辩护，资本在意识形态中的观念原则在激发经济活力的同时也绑架和抛弃了它。因此，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这对我们在意识形态上更新观念，维持意识形态的经济活力的本源追求，正确释放资本活力，发展经济提出了研究课题。
（五）资本的空间扩张
空间生产集中表现了资本与地理空间的结合及资本在空间上的展开过程。就其实质而言，空间生产是人们建构自己的生存空间，是人的生存的空间表达，可以看作是空间的人化。而随着当今资本发展的形式创新，资本的空间化使资本逐渐发展成为对空间的僭越，以至于使空间资本化。“由于资本的历史本性，从资本空间化到空间资本化的发展是资本发展的基本逻辑，空间生产本身在当代日益成为资本生产的主导历史形态。”[351]
空间的资本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这是资本生存逻辑的自我创新，是把空间作为工具或者确切地说是把空间内化为资本的一部分来完成的。从客观上讲，一切空间要素都以资本的尺度来组织和利用，有利于发挥这些要素的功能效度，促进了城市空间景观的快速发展和高度发达，为经济发展提供便利；空间生产技术创新和发展，促进城市建筑、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产业链纵深延伸，提升社会生产力，激发经济活力的要素，有利于财富积累。此外，空间资本化的发展是资本内在逻辑自我否定的重新肯定，摆脱了资本增长的局限性。积累的灵活性在一定程度上规避和减轻原有增长方式下日益增长的生态和环境危机，消除经济活力的抑制因素。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打破了各地域、文化和人群的界限，增强世界范围内的交流。但资本空间化也产生了诸多单面性和消极性，压抑和消解着经济活力。总的而言，空间的资本化最终使空间成为追逐财富积累的工具和手段。无论空间要素如何重构，人不仅失去了其作为终极价值和目的的存在，反而被资本整合到空间生产中，成为空间资本化中的一个向度，或者仅仅只是一种手段，资本实现增值是一切目的的最终目的。具体而言，空间资本化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空间两极化、商品化和格式化。所谓空间两极化，一是指城市空间的富裕区与贫困区、商业区和居住区的形成，资本总选择最优环境，造就富裕区和商业区，商业区把一切优等的环境都转化为空间的资本要素，挤压居住区；二是区域差距大，由于资本的进入度不同，城乡和区域发展存在很大差异；三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和地区发展不平衡。所谓空间商品化，主要指空间从设计理念到现实功能上讲都是突出一种商品化的消费气息，一方面在刺激消费，另一方面又在培育消费欲望。所谓格式化，指居住条件的差异导致城市人群之间的生活生产和思维方式的不同，并且这种不同被不断地生产出来。
资本的空间扩张一方面让我们从空间的角度来审视资本的扩张，为我们合理利用资本的空间扩张构建城市经济活力和产业结构活力提供可能，并使我们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勇往直前。同时，又需要我们关注空间扩展的人文情怀，始终坚持空间的人本主义价值观和资本的空间历史价值意义。
三 建构经济活力
经济活力的建构是一个集理论与实践于一体、融当下和未来于一身的复杂而庞大的任务，需要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展开论证和操作。具有活力的经济是构成经济的各要素自身能够不断提升，能够合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强劲的生产力，并且在这种生成过程中形成优化的结构，最终成为一个有机的生机勃勃、生命昂然的统一体。资本具有强劲的生命力和活力，资本主宰了现代经济的基本形态，资本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以要素的形式纳入到经济发展的框架中。因此需要激发各种要素的潜能，使这些要素在财富最大化的要求下以总体的方式和功能出现，推动经济进步和经济活力的建构，为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协调发展提供强大的力量支持。
（一）观念更新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我们只有对资本有了深入的理解和把握，才能破除思想的束缚，进而在利用资本提升经济活力的道路上迈开脚步。回顾历史，我们看到，“受形而上学哲学观和特定意识形态制约，不少人对资本往往采取一种非历史的态度，对资本进行抽象的肯定或抽象的否定”[352]。我们要从资本的产生和发展路径来认识资本在历史和现实中的积极意义，把在具体的促进经济发展，塑造经济活力中的利弊得失，特别是要把资本的历史客观作用和资本的逻辑必然区分开来，把资本的经济意义和资本的价值诉求区分开来。资本客观上在诸多领域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对人类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积累有积极意义，但资本的逻辑必然走向“非人”的一面。因此，在我国当代经济建设中，首先要在观念上对资本进行反思，并自我反思，积极引导资本开创经济社会的新发展。
与此同时，破除对资本的片面否定外，我们还应该防止另一个极端，那就是对资本无批判无原则的肯定利用，进而使人在意识形态受资本异化的控制，成为资本逻辑的辩护工具，使人的观念只是对资本的顺从，观念更新创造活力对人的主体实践活动的影响越来越小，人的观念意识形态自我表征变成了资本的自我表征，人的活力变成了物的活力——控制人的活力，从而消解了人的主体性活力。经济活力的现实基础必定是人的主体性活力的实践，回归人的主体性，回归人的意识性和能动性，在观念的不断与时俱进中激发主体实践活力，促进经济活力的生成。
因此，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在面对西方发展的二律背反和我国发展的具体实情，新时代新情况新问题需要与时俱进的理论思想来解决时代课题。科学发展观就是这样一种崭新的发展理念，使我们必须面对资本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但同时也要在思想观念上对其弊端做充分认识，既转变对资本的传统观念，充分而又有限度地利用资本促进经济领域的健康快速发展，也防止资本对人的意识形成的异化而导致观念僵化无活力进而削弱人的实践活动，削弱经济活力中人的活力维度。
（二）结构配置
合理的资本形态形成合理的所有制结构。“我国现阶段的经济结构形态叫‘三驾马车’，或者叫三个最大的市场主体：即公有制经济、民营经济和外企经济。”[353]它们分属于公有资本、民营资本和外资资本。公有资本具有控制力和导向性，民营资本具有灵活性和竞争性，外资资本则具有生产管理和经营的成熟性。而我国现阶段资本结构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公有资本垄断和比例过高，民间资本发展受限，资本结构缺乏有机性。“为此，所有制结构总体上应该是混合型的，所有制结构不应该是固化的，具体结构要根据经济发展常态和经济危机状态，灵活调整，适时变化”[354]，资本形态的关系结构是一个动态变化的有机统一体，它需要根据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来适时调整。在经济下滑的压力状态下，需要发挥国有资本的控制力和导向性，以稳定经济活力；而在经济平稳上扬的状态下，则需要充分发挥民营资本和外资资本的竞争灵活力和成熟性，提升经济活力。
同时，就单个资本形态而言，处理好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是激发经济活力的核心要义。特别是对国有企业的产权政企关系调整，对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建构等问题。改革公有资本的产权管理结构，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和竞争力，提升经济效益，加强对公有资本的整体性管理，实现资产组织形式多样化，防止资产流失。特别要增强国有企业经济活力，影响力和控制力。对于民营资本和外在资本，要促进它们的实现形式、融资、投资、信用、信息与保障、行会组织健康发展，着力解决“两重门”，实现法律平等和政治平等。
产业结构优化所表现出来的活力是经济活力的重要方面，产业的兴盛、结构的优化升级和产业经济创新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可以提高资源优化配置和经济整体效益，推动国民经济健康、稳定、协调、可持续发展。我们要充分发挥资本的市场化作用，促进资本的合理配置特别是对技术的投入，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有机协调。“产业结构的优化主要意味着产业结构的升级、技术和资本密集程度的提高。”[355]产业结构从低级到高级的演进过程，需要以资本和技术为特征的高新技术产业的推动，在推动自我提升和产业链的延伸中，促进传统产业的改造和更新换代，开创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经济活力。最终改变农业薄弱、工业质量低下、服务业不发达和高新技术产业相对落后的局面。
（三）空间协调
城市和区域经济活力是社会经济活力的重要组织部分。在资本的空间扩张中，我们要审时度势，利用资本对经济活力的提升作用，推动我国城市化进程和城市的高质量发展以及区域经济发展。就我国而言，改革开放以来，资本逐步融入城市化和区域经济的潮流中，推动了城市和区域的蓬勃发展，彰显了经济活力。但同时也存在诸多问题：城乡、区域差距过大；城市拥堵、生存空间挤兑、土地矛盾、发展不平衡等自身问题突出；城市人文价值缺失、人们精神心理压抑；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存在问题和危机等等。面对这些问题，首先，我们要贯彻的价值目标是，空间的扩展是人的生存方式的扩展，资本的空间扩张只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财富积累，为人们创造更多的物质文化资料的工具而已。其次，在具体解决措施方面，我们首先要弥补城乡和区域差距，“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增强农村发展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356]。使各种形式的资本在流向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的同时，也可通过政府和各种经济手段使资本向乡村和不发达区域倾斜。对于城市自身问题，我们一方面要正确处理商业对居住环境的压缩，保护城市生态环境平衡，加强城市自身内部流动和沟通，消除格式化。另一方面，在城市设计上，既利用资本所形成的技术高科技手段，也要防止城市设计注重单一的功能化和商业化。促进城市和谐、稳定、健康发展，聚集城市的活力能量。最后，要处理好效率和生态环境问题，既要对自然的开发利用坚持适当的资本原则，提高生产力，积累更多的物质财富，又要坚持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要求，自然的可持续利用实际是人的可持续生存。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而金融资本的全球化则是资本在全球扩张的创新形式。资本创新形式使资本以更灵活的方式把世界的每一个地方紧紧联系在一起，资源和经济要素在世界范围内流通和组合，加强了经济协作性的同时也强化了经济方方面面的依赖性，使全球经济变得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这样的新形势下，我们一方面要利用和驾驭资本，深化对内改革，巩固和稳定本国经济基础，形成强大的包容力和吸收力；深化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国外各种生产要素、先进经验弥补本国不足，提高经济发展的生命力和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和提升经济效益。另一方面，我们也要限制资本，特别是外国资本对本国资本市场的控制，把外国资本、民间资本和国有资本纳入到社会主义主体力量的控制中，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
（四）科技创新
科技创新是经济发展和经济实力的重要标志，拥有核心科学技术，能够促进产业机构优化升级，提高劳动生产力，提高利用率，提高附加值，降低成本，增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推动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的变革，为经济活力提供软实力。同时，降低污染，提高污染处理能力，减轻自然生态压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特别是在当今时代，利用资本对科技的促进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科技的资本化倾向推动科技创新显得尤为重要。
现阶段，我国科技创新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创新主体单一且关系错位。“传统经济下的科技创新行为主体一般都是纯粹的科技部门和科技人员。他们往往主宰着科技创新的全过程。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企业、大学、研究机构、中介机构和政府等，都是科技创新的主体。”[357]创新主体单一使技术创新能力不足，企业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主体，却缺乏创新的动力和实力。二是科技创新的市场化程度不高，科技创新的经济意愿不够强烈。
正如上文所述，技术与资本的结合在客观上和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科技创新的能力。因此，要加大资本对市场主体的介入度，在利用公有资本促进技术创新外，更应该激活民间资本对科技创新的投入，放宽对民间资本的融资和投资限制，使科技创新的资本运作更具灵活性。培育多元创新主体，激活科技创新的主体活力。同时，要强化科技的商品化和市场化转化能力，只有在利益的推动下科技创新才会显现强劲的生命力，但也应当谨防技术理性的复活。
第三节 文化活力
文化既是民族精神的象征，同时也是维系和谐社会的重要纽带。文化活力则是人类实践与社会总体创造力的集中体现。作为中华民族安身立命的文化根基，精神家园表征着民族的生命本性、生命活力、核心价值观、精神凝聚力及动力。在当今各种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文化传统相互交融及激烈碰撞的今天，需要民族精神家园的复兴与重构，从而为民族的发展找到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维系民族的凝聚力，支撑民族的生存发展，保持中华民族发展生生不息的文化及文明活力。
一 文化活力与精神家园
在一定意义上，文化决定着一个民族的命运及生死存亡。一个民族若想立于世界之林，必须保有文化发展的活力。“文化活力是文化系统（建立在经济与政治结构之上的社会思想观念与精神方面的各种要素组成的有机整体）的活力，是人类实践与社会总体创造力的集中体现。”[358]作为社会生活方式与精神价值体系，文化既是民族精神的象征，同时也是维系和谐社会的重要纽带。有活力的文化，是人们积极向上的精神追求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有活力的文化，必定是文化繁荣的大局面，即个性丰富、特点多样的文化形态竞相争鸣，文化环境宽松和谐，不同文化利益的兼顾与共享。有活力的文化，也正如胡锦涛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的，“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的新局面，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精神家园反映的人民生活和生产的希望、理性和利益以及能够推动历史前进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先进文化，中华民族精神家园作为与人类生存和生活、中华民族发展振兴紧密相关的重要主题，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突显出更加重要的意义。
精神家园是文化与心理之归属，寄托着人们对未来的希望，凝聚着社会发展的共识。作为中华民族安身立命的文化根基，它表征着民族的生命本性、生命活力、核心价值观、精神凝聚力及动力。在当今各种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文化传统相互交融及激烈碰撞的今天，要想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自我认同，提升民族生命和意义，保持民族生机和活力，必须反思与重建时代变迁中的精神家园。这既是个文化重建的过程，也是一个价值重构的过程。只有复兴与重塑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才能帮助中国人及中华民族彻底走出精神的困惑与危机。让精神家园能够以文化理想与精神追求的方式团结及凝聚中国人，使其获得民族认同感与自豪感，在民族发展实践中将自古以来开创的思想文化传统不断传承延续，展现其生命活力与创造活力，保持中华民族发展生生不息的活力，为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与动力支持。
二 文化活力与人类精神家园的普世价值
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社会思潮中自由民主的政治理想、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以及人性人本的文化意识，深深嵌入到现代化发展所形成的文化模式与社会运行机制中，充分彰显着理性的力量，形塑和影响着现代人和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变革和资本的空间扩张，深刻地改变了人类历史进程及世界格局，带来了生态、社会及文明危机，伴随着价值假定的缺失和道德观念的狭窄，人类精神家园日益消融与荒芜；西方社会批判理论对于消费主义、虚无主义及生态危机的深刻批判，倡导自由自觉的日常生活空间以及生态和谐的生活方式，充分展现了精神家园的终极人文关怀。在复杂的时代境遇背景下，我们需要全方位地从西方经济、科技、政治、文化及生活各个方面汲取养分，重建和复兴作为民族思想文化、信仰体系、伦理道德、生活理想之载体的中华民族精神家园。这一文化重建和价值重构过程，将帮助中国人及中华民族彻底走出精神的困惑与危机，保持中华民族发展生生不息的文化及文明活力。
（一）自由民主的政治理想
精神家园的形成与发展总是与人们对政治理想的追求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贯穿于人类社会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美好的政治理想的存在，会激励着人们为之拼搏、奋斗。民族精神作为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表征着某阶段该民族的精神状态，对美好的政治理想的追求有利于该民族的精神状态的活力的激发。20世纪以来，中华民族在追求共产主义政治理想的过程中，所爆发出来的生机勃勃的精神状态正是对这种关系的最好的诠释。由此可见，政治理想可以给一个民族以心理上的归属感，构成一个民族精神家园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由民主的政治理想作为人类永恒的价值追求，在我们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过程中会给我们提供有益的借鉴。
产生于古希腊城邦的自由民主的政治理想，从产生之日起就寄托了人类社会关于实现社会大同的无限渴望，在与专制的抗争中不断发展、完善，逐渐形成以美国为代表的当代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从人类对理想社会的不懈追求之中，从人类政治理想历史性发展与演变之中，我们可以看到，自由民主的政治理想，已成为精神家园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由民主的政治理想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腊城邦时期，在古希腊人自由民主的城邦生活氛围中，他们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以自由民主为精髓的希腊文化，并成为欧洲人精神家园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希腊社会因此彰显出蓬勃旺盛的生命活力，“民主制调整希腊城邦自由民内部的矛盾，激发公民的主动性与积极性，使得社会安定，生产发展，文化繁荣；从而改善并丰富了人们的生活，增强了国防力量”[359]。此外，希腊民主制及其所产生的影响更是跨越时代的局限，泽被后世，几乎整个欧洲文化都是以“轴心时代”的希腊文化为根基的。民主制对希腊社会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对于我们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有很大的借鉴与启示。正如马丁·阿尔布劳所认为的，“全球化中，民族共同体无论走向何方，它都要保留从古典遗产中发展起来的民主、自由和宽容等价值观”[360]。可见，自由民主是人类永恒的价值追求。
人类关于自由民主政治理想的追求，并未随着古希腊的衰亡而放弃，而是随着文艺复兴时期的到来，以一种新的姿态登上了历史舞台，为新生的处于襁褓中的资产阶级起到了思想动员作用。经过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启蒙，西方世界开始了风起云涌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此过程中，自由民主的政治理想深深地熔铸在各个民族的血液中，成为其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要素。在18世纪初到19世纪末这一历史时期，正是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国家的形成时期，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民族认同与精神家园也渐趋形成。在这一时期，发生了欧洲历史上继文艺复兴运动后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启蒙运动。在启蒙运动中，一些先进的思想家，高举自由、民主与平等的大旗，积极地反对封建专制主义与宗教愚昧，宣传基本的资本主义思想。通过启蒙运动的思想洗礼，自由、民主与平等的思想深入人心，民主制成为当时最佳的制度选择，自由民主的政治思想也由此变成了现实，自然而然构成了他们民族共同体的一部分。自由民主的政治理想通过诸如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托克维尔、密尔等学者的著作及政治实践得到了传播与发展，并且始终占据着主流的地位，对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建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成为其政治制度的一部分，塑造着一种自由民主的政治文化和政治传统，日益影响着在这种制度下生活的人们，构成这些民族国家民族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
社会的主导价值观的建立与精神家园的形成必然是一个相统一的过程，社会的主导价值受到冲击，必然冲击着对精神家园的认同。“正义犹如支撑大厦的重要支柱，如果这根柱子松动的话，那么人类社会这个巨大而雄伟的建筑必然会在顷刻之间土崩瓦解。”[361]这句话振聋发聩地诠释了公平正义作为一种价值理念对维系社会有机体有序良性运行的重要意义。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已深深嵌入到现代化发展所形成的文化模式与社会运行机制中，深深地影响着现代人及其民族的精神家园。尤其是中国正处于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特殊的时代境遇使中华民族在重塑民族精神家园的过程中理应高度重视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
西方有着悠久的追求公平正义的传统，如在古希腊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就有了公平正义的文化基因。在所有西方学者的关于正义的论述中，《正义论》的作者罗尔斯是一个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的“正义理论可以说是当代西方正义理论的最高成就，‘代表迄今为止现代西方思想界有关正义的最系统的论述’”[362]，其本质上强调，“所有的社会价值——自由与机会，收入与财富以及自尊的基础——都应该是平等分配的，除非是其中某种或者所有价值的不平等分配符合每个人的利益”[363]。这种“正义”，内蕴道德原则，强调人的尊严、责任及相应的权益，这对精神家园的建构及其创造性活力会产生十分深刻的影响。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不仅仅体现在理论论证上，而且体现在西方制度设计与制度实践中。如西方以瑞典为代表的福利国家就是典型的体现公平正义的价值的制度。2004年2月17日，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研究机构公布了“全球最有创造力的国家”排行榜，瑞典取代美国高居榜首。正是这种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满足了其社会成员的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使瑞典人在生活上没有后顾之忧，在这样的社会中具有良好的心理归属感，能够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工作当中，从而成为世界上最具创造力的国家之一。此外，社会主义国家，比如处于资本主义世界包围中的古巴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好例子。古巴十分重视并积极践行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古巴自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就“始终坚持公平、公正、民主的社会主义理念，主张国家就是最大限度地为人民谋福利，服务于人民”[364]。公平正义的追求，现实化在其关于民生的制度与政策中，如对教育公平的重视，改善民生的措施都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形成了良好的民族与政治认同。生存在西方资本主义包围圈中的古巴，西方的经济封锁与和平演变之所以没有奏效，很大一部分原因可归结为其整个社会中弥漫的公平气息，在满足古巴人物质需求的基础上，公平、正义的价值观也给了他们心灵的归属感与精神的寄托。这给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以非常重要的启示，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价值源泉。我们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面对着现代性与全球化的冲击，理应顺应时代的要求，秉持一种开放的心态，理性地审视当代世界各国关于公平正义的社会实践与理论探索，积极地借鉴与汲取它们的优秀思想成果，融合中国本土关于公平正义的传统，塑造富有民族特色的精神家园，为文化活力建构新的元素。
（三）人性人本的文化意识
民族精神家园是一个民族精神的皈依之所，是组成该民族的成员共有的精神支撑、情感依托与心灵归宿。精神家园必然有其存在的深厚的人性基础。一个民族只有当它的所有成员“都充分享有做人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能够在获得真正人性规定的条件下生活与实践，人的本质力量才会体现，人们才会积极主动、奋发向上地参与到社会生活实践中”[365]，要使上述问题由理想变成现实，在人性问题上必须坚持人文主义的价值原则和拥有人文主义的文化意识，将人性人本看作精神家园的根基。否则，我们离开人文主义的人性论谈论精神家园，精神家园只能成为毫无现实意义与吸引力的空洞的学术概念。“在西方的崛起或者文明的精神史上，它在传统的价值被冲击完了之后，它有很迅速的东西填补，就是另外一个它的宗教改革，同时有人性的复苏，这是15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一直到后来的启蒙运动。所以启蒙运动就是讲人要有人性的关怀，要有人性的启蒙。”[366]西方世界在社会转型时期，人性关怀及人性启蒙，对于我们建构精神家园可以提供有益启示。
西方人性论的人文主义传统发端于古希腊的宇宙观，盛行于文艺复兴时期，直到近代依然长盛不衰，深深渗透在西方文明中，熔铸在他们的精神家园中。古希腊的宇宙论中蕴含着人文主义思想的萌芽，如“人是万物的尺度”，“认识你自己”，“追求知识为人之本性”等。文艺复兴为人性的启蒙奠定了基础，揭示了饱满的、鲜活的人性，人的精神世界受到关注。体现在哲学中主要是通过高扬人的主体性与理性来表现对人性的关注。如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康德关于人的“自由意志”的观点，费希特提出的“自在的人”，都是在强调人的“主体性的”的意义。这些哲学家对人的“主体性”的论证都是为了确立人的“自我意识”的重要地位，这与文艺复兴以来，甚至古希腊以来对人的关注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启蒙运动时期关于人性的人本主义论述不但丰富了人性的思想，而且为西方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对自由、民主与平等思想的宣传与提倡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思想障碍，尤其是运动过程中对人性的启蒙更是启蒙运动的巨大贡献，使人道原则和价值标准成为人类公认的普遍规范，为近代西方欧洲国家能够成功地实现从封建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顺利转型奠定了很好的实现基础。此外，启蒙运动支持一种乐观的人本主义和历史主义，这种观点认为人性永远进步，历史永远向前。可见，重视人性和人道的问题，已经深深熔铸、渗透在西方人的文化血脉之中，作为一种文化基因不断地传承下去和流传开来，构成了欧洲乃至整个西方诸民族精神家园的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构成了精神家园的坚实人性根基。
我国现在正面临着全球化的时代转型，转型之一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后的社会与西方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同为市场经济社会，但是本质还是一样的，由人性与人道构成的精神家园能够与西方社会经济基础和谐而有序地协调整合在一起，对于我们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西方人文主义的核心是人性与人道，并且是“抽象的、一般的、人性人道”[367]。无疑，这样的人性与人道的适应范围是很广泛的。马克思主义也体现人性与人道，这是西方人文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契合的地方，主要体现在“他们都追求人性、人道，都为实现真正的人性、人道而奋斗”[368]。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西方人文主义人性论与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论的融合为我们重塑中华民族精神家园找到了坚实的人性基础。
（四）革命创新的科技能力
在人类文明发展演化的进程中，科学技术是不可或缺的革命性力量。但是科技的重要作用不仅仅体现在它作为第一生产力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更体现在其对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社会组织方式的变革作用，尤其是对人类精神状态的影响。历史性地审视人类文明史上的科技革命，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是以瓦特的蒸汽机的发明为标志的工业革命，这意味着人类进入了蒸汽时代。第二次是以电力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特征，标志着人类进入了电气化时代。第三次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着的以互联网的应用为主要特征的信息化时代。历次工业革命都促进了人类生产力的提高，在此基础上促进了人类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论述的，人类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创造的物质财富比以往任何社会任何时代创造的总和都要多、都要大。科技的发展对人类社会的贡献在于创造了高度的物质文明，满足了人们的物质需求，进而使人们有时间去创造精神文明，建构人类自己的精神家园。同时，工业革命的发展过程，也几乎与民族国家的形成是同步发展的，促进了这些国家民族意识的觉醒。
曾任卡特总统安全顾问的布热津斯基在其著作《失去控制的全球：21世纪前夕的全球性混乱》中说：“工业革命促使人类挑战自然界统治生命的能力有了量的飞跃。现世主义越来越把注意力集中到尘世生存的中心地位，提高人类的凡胎肉身，贬低人类的精神领域。最终甚至认为，只要忠实地遵从所揭示的新的真理，人间天堂也是可以达成的目标。”[369]在这样的语境下，人类高扬理性与自己的主体性，认为自己无所不能，将整个中世纪以来对上帝的信仰扔到了历史的垃圾堆，人类中心主义占据了主导地位。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信仰日益世俗化，理性主义与民族主义抬头，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惨剧，这既是极端民族主义的一个结果，也是精神家园荒芜的极端表现。
第三次科技革命标志着人类进入了信息化的时代，是人类科技史上重大的变革。新的科技革命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物质变革，促进社会生产力重大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影响着人类的精神生活。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给人类寻找信息带来了巨大的便利，但是网络的无边界性也在瓦解着人类的民族认同，充斥着网络的来自多个国家、多个民族的价值观与文化更是肢解着人类的民族认同，在这样的境遇中，人们很容易发生迷失在价值观的汪洋大海中。此外，网络的发展也促进了全球化的发展，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为动力，进而促进了文化全球化等各个领域全球化的发展，在这样的社会境遇中，人们可能具有多重文化身份，容易使人的身份认同产生错觉。文化认同作为民族认同的核心要素，文化认同偏差的存在必然影响民族认同。当然，全球化时代的民族认同问题不仅仅是我们发展中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要面对的问题，同样是西方发达国家在信息化语境之下所遭遇的民族认同困境，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高科技的高风险性与不确定性将人类带入了风险社会，“自‘切尔诺贝利’事故以来，风险几乎穿透一切社会领域并成长为社会生活的关键词，从核风险到‘9·11’恐怖袭击、从生态危机到能源紧张、从‘非典’肆虐到基因安全……在一定意义上而言我们已经进入风险社会中”[370]。在风险社会境遇下生活的人们面临着安全感的困惑，心理处于焦虑状态，精神家园感受到冲撞与肢解。面对风险社会带来的精神困惑，如何走出困境，摆脱高科技带来的社会后果的异化，重塑精神家园，是时代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其必然选择是反思传统科技伦理，重构风险社会观念语境下的科技伦理，“面对‘近代人类智力的急速发展给我们造成的重重难题’，也只有靠发展符合人类道德需要的科学技术‘来解决这些难题……才能帮助我们明智地应付和适应未知的危险的未来’”[371]。只有重构科技伦理规约，使风险社会语境下的人们不再遭受风险社会的不确定性困惑，人们的精神状态才能彰显活力，也才能成功地重塑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五）生态和谐的生活方式
精神家园的形成及兴衰的发展逻辑总是与人们的生活方式杂糅在一起，与人们的生活体验、生命历程紧密交织在一起。生活方式既是人类在社会生活空间衣、食、住、行的生活事实，也是精神空间的确证与认同，代表着人类文化习俗、价值观念、情感信仰、理想诉求。这种身份与价值认同可以构成一种根本且普遍的社会力量，在人类不断追问生命和生活意义，回归本真自我，重返精神家园中起着精神导向作用。从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中可以窥见人类社会的生活价值内蕴和民族的精神文明状况，生活方式同时也影响着整个人类对生活意义的把握、幸福境界的理解以及人生理想的追求。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不可避免地会打上社会、文化甚至是政治的烙印，从与生活方式相关的生活习俗、生活经验、生活态度、生活品质、生活境界等核心元素中，我们可以解读到精神家园的经验具象。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在源于日常生活实践的生活方式背后，隐匿着关乎人的终极价值追求问题。而反观精神家园，它在本质上也是关乎人的生存发展、审美愉悦的生活空间，因此对精神家园重建和回归的渴求，可以看作是对于生活意义缺失的反思。无论是海德格尔的“诗意栖居”，还是列菲伏尔的“日常生活”，高兹的“更少地生产、更好地生活”，莱易斯的“易于生存的交往社会”，福斯特拯救人类及所有物种生存家园的“自然与社会新陈代谢的理性重组”这一“生态革命”，既在批判作为人类精神寄生的同时也是根植于人类文明历史的寓所，涵盖了人类生活经验的日常生活空间与实践，以此来引导、规范及约束人类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是对通过人类生活方式如何实现尊严确证、文化认同、价值觉知的精神归一、精神维系，不断建构生活德行，走向充盈的精神家园及其对意义的追问。
生活方式的选择及实践表现了一种文化及文明的追求，其核心是具有自主性、创造性和责任感的健全主体自由选择与自然关系、社会关系相和谐的生活方式，尊重自然极限，实现真正的幸福与满足。社会的发展会从人们的生活方式及日常生活的基本图景去改变整个社会的物质与精神面貌，并且为整个社会营造进步或退步的历史环境。从某种意义上说，整个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就是人不断追寻生命意义、选择合适的生活方式、实现生命价值的历史，同时也是精神家园的寻求、形成、发展、没落相互交替的历史。人应该理性地选择一种能够超越单纯经济发展、有利于人的能力与心灵发展的生活方式，自由自觉、开心愉悦地过自己想过的生活，用自己的生命去奋斗，为社会整体创造财富，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获得自我与他人的认同。生态和谐的生活方式，是民族精神家园走向饱满所追求的一个崭新目标。这种生活方式，旨在帮助人们实现和平环境中的生存权利，充分保持人们消费生活中的自由，但同时赋予消费主体自律性，力图使人类生活保持与自然生态系统动态平衡。要挽救精神家园，使人从单纯追求感官的愉悦走向精神的追求及终极价值的探寻，必须认识到日常生活和生活方式对于人而言是“必要的历史环境”[372]，这个必要的历史环境能够孕育人在家庭生活、家庭共同体中与其他成员建立持久的情感与人际联系，尊重感、真诚感与认同感，鼓励人类勇敢地、快乐地面对生活，不断建构其生活德行，走向精神家园的充盈。日常生活批判则是试图将焦点拉回人类精神所寄生的同时也是植根于人类文明历史的寓所，通过对涵盖社会的人生经验与全部意义的日常生活批判来恢复日常生活的本来意义与本真状态，整合个性自由与社会责任、家庭共同体与社会共同体、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崇高的社会理想与普通的生活伦理、宏观的历史生活动力与日常生活领域个人的发展动力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消除异化，最终实现自在的日常生活模式的超越，走向和谐的民族精神家园。对于一个民族来说，要实现文化的转型和精神家园的充盈，日常生活批判不应该被忽略与轻视。这种批判旨在克服人性内部的矛盾及分裂，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裂，城市与乡村的分裂，恢复人的独立性及创造性，帮助人在整个社会生活的迷宫中找到方向，甄别生活中有意义的和阻碍他生活的东西，实现安顿精神与灵魂之地的净化。
三 建构文化活力
文化活力的建构，是一个复杂的理论课题，又是一项艰巨的实践任务。需要有科学的理论依据，又要有切实可行的实践路径。具有活力的文化是多样性的文化，它们相互包容、并存，既能够为精神家园提供丰厚而又坚实的存在与发展的基础，又能够通过它们自身的相互吸收和融合更进一步健康地丰富和发展自身。精神家园能够不断地产生和强化民族认同感、归属感与自信心，凝聚与团结民族，增强民族的向心力，为社会的发展、文明的演进和时代的辉煌创造巨大的合力。更重要的是，精神家园在给我们改革和发展强大动力的同时，更能给我们思想和精神的启迪、烛照、支撑与抚慰，使现代人找到“家”的感觉，缓解我们对精神危机的焦虑感，使人的精神、社会的理性的发展更加协调健康、生机勃勃。
（一）在文化交流与对话中提升文化活力
全球化引起世界各种思想文化展开了相互激荡，有吸纳又有排斥和融合。文化的发展繁荣离不开同世界各种文明的对话，中国文化只有走出去，才能更好地保存自己。构建精神家园，开展文明多元对话，既是提升国家综合实力的迫切需要，同时也能化解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失衡之矛盾，提升民族整体素质。需要处理好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性、全球价值趋同和民族身份自我认同、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创新、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整合各种文化资源，保持开放的心态和博大的胸怀，善于吸收世界各国优秀的文化成果，在世界文化多样性发展的进程中不断增强文化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二）在充分强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地位和作用基础上激发文化活力
马克思主义必须成为指导思想，确保精神家园的建设方向，确保先进文化的建设方向。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文化高度发展的结晶和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灵魂与核心，在今天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冲突时代背景下，对构建文化活力以及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建设具有重大的战略指导意义。它为我们坚持先进文化的价值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展现人类文化的美好前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激发文化活力指明了正确路径。
（三）在终极关怀与当下关切的辩证统一中促进文化活力
构建文化活力，实现文化强国，既要有弘扬中华文化、维护中华文化核心价值理念、增强民族活力及凝聚力的终极关怀，又要有解决当代中国人面临的心灵冲突、信仰迷失、道德失落的当下关切。要正视全球化时代的困惑与挑战，价值的多元与共生，唤醒和确证生命意识，构筑精神家园意义的德行关怀，提升精神家园的终极追求。
（四）以多样化的方式构建文化活力
如加强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充分挖掘传统文化价值，提供更多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这即是建设精神家园的重要途径。文化成果若能由人民共享，则能够增强人民主人翁意识，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由此开创文化创造活力的生动局面；搞活文化产业，创造先进文化生产力，体现文化给人们带来财富，实现社会富裕发展的活力，同时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引导，塑造高尚的灵魂；开展中华文化宣传教育，丰富传播方式和载体，开展面向大众的民族文化宣传普及教育，通过出版读物、媒体宣传等各种形式，阐释民族文化精神，促进民族文化认同，增强文化影响力和辐射力。
第四节 生态活力
生态系统是社会活力的客观基石。生态系统不仅仅作为人类社会生产资源与生活资源的来源而存在，而且还作为人类社会精神的源头而存在。生态具备活力，社会活力方有物质基础。当前，我国社会活力生成机制乏力，其中原因之一就在于生态失衡、生态系统丧失了一定的活力。人们因生态状况的恶劣而陷于物质贫困与精神贫困的双重危机之中。修复生态、与自然和解、构建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关系以重建生态活力，是我国社会活力激发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 生态活力与生态批判
生态活力是指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主要表现为能源资源科学合理利用的能力、生态修复能力、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总之是生态文明彰显的活力，它代表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373]人类社会进入近现代以来，随着人类活动对自然的影响日益加剧，区域性的生态问题逐渐出现，乃至发展到当前，生态危机全球化，如气候变化等，人类社会陷入到空前的危机之中。与严峻的生态危机相伴随，人类社会因此而从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的各个层面进行不同程度的批判与反思，并采取了各种不同的应对措施。
通过生态批判，人们能够重新认识到自然对人类社会的意义，特别是领悟人类社会对自然的依赖以及人类活动对自然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可能是有利于生态维系平衡的良好状态，但在更多的情形下，由于人类的短视，为了获取短期利益，一些人不惜破坏人类长期利益的基础，即破坏自然本身。
二 生态活力与生态批判的价值
当前，对影响生态活力的人类行为进行的生态批判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理由在于不同领域中的人类活动对自然都产生了程度不一的影响，或者直接地，或者间接地。因此，在理论形态上也出现了生态政治、生态经济、生态伦理与生态社会等学说、思潮，内容相当庞杂。整体而言，对人类活动的生态批判的理论集中于生态系统的价值、生态危机的根源与生态危机的克服三个方面。
（一）人类对生态系统的依赖与生态失衡的破坏性
1.人类对生态系统的依赖，社会活力并非天然生成的
生态系统是社会活力的客观基石。生态系统为社会活力提供物质条件，首先表现在生态系统为社会成员的生存提供物质资源。社会充满活力，就是社会成员充满活力。这就需要社会成员——自然人本身必须是活着的。一个由死亡者填塞的空间没有任何活力可言。人活着就意味着他（她）需要空气、水与养分等物质。在漫长的自然进程中，人的自然之躯并不具备制造空气、水和养分的能力。只有借助各种工具，进行劳动，人才能从自然中获取维系生存所必需的物质。在这一意义上，“劳动创造人本身”。也在此意义上，“人是自然之子”。没有生态系统，就没有人本身。生态系统为人类社会准备了空气、水和各种自然资源。通过劳动，人们改变这些资源的物质形态与性能，维系自身的生存与延续。
生态系统为社会活力提供物质条件，其次表现在生态系统为人类社会生产提供对象。社会是否具有活力，表现之一就是看其生产是否发达。与其他社会相比，某社会的生产工具先进、生产范围广阔、生产效率高，则该社会生产就较发达。但是，人类社会的生产仍然依赖生态系统，没有生态系统中相应的资源做支撑，人类社会无法组织相应的生产活动。人类自起源始，就须臾不得离开环绕其周围的生态系统。人们可以改变物质的性态，以铀为原料开发核能，从铜矿石中提炼纯铜。但是，无论如何，人们开发核能不可以离开铀、提炼纯铜不可以离开铜矿石。即使有一天，人们可以到月球上开采资源，但也一定需要一个物质条件，即月球上有资源。如果月球上没有资源，人们就无从开采。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说：“蜜蜂建造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374]的确，相比于蜜蜂，最蹩脚的建筑师展现了他的高明。但是，如果没有相应的物质，如树木、岩石等，最高明的建筑师也只能在头脑中构想最宏伟、美轮美奂的建筑，而不能把这些构想付诸实施，落地化为真实的建筑物。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史、经济发展史、科学技术史都一再证明了这一简单的道理：生态系统为社会生产活动提供了相应的对象。没有这些对象的存在，即如果没有生态系统的存在，就没有生产的存在，也就没有社会活力的存在。
生态系统还为社会活力的生成准备精神条件。我国古代经典《中庸》中记有这样的话：“不诚无物”，说的是如果一个人缺乏良好的精神态度，在其眼中，就没有相关事物的存在。这是说明对物的认识依赖于人的精神。但是，人的精神也依赖于物，依赖于人之外的世界。
人的高尚精神的养育除了依靠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外，还依靠自然所提供的人文价值。美国环境伦理学家罗尔斯顿曾经总结了生态系统所具有的各种价值。其中，他对于生态系统的消遣价值，即生态系统所具有的人文情调是这样描述的：“人们喜欢在户外消遣，因为在那里，他们被某些比在室内找到的更伟大的东西包围着。他们找到了城区公园的棒球场所没有的某些更为真实的东西。在大自然中获得的那些惬意的、休闲的、具有创造性的娱悦，可以说是以敏感的心灵对大自然的客观特征加以感受而结出的果实。当人们在观赏野生生物和自然景观（尽管这需要较高的欣赏技巧）时，他们主要是把大自然理解为一片充满奇妙事件的惊奇之地和一个无奇不有的仓库，一个在其中真理比虚构更令人不可思议的、丰富的、进化的生态系统。”[375]人们“观看堆积在耶路撒冷锡安山大白塔周围的层层白云，倾听雄麋的鸣叫，赞叹在薄荷上飞舞的蜜蜂的精湛技艺，为鸵鸟那种用头点沙的滑稽动作而开怀大笑”[376]。在自然之中，人可以感受到自然的伟大与壮观，并在此基础上培育自身的高贵品性。荒野之地给人提供了一个辛勤耕耘的场所，使他加倍努力，也许还让他的肾上腺素得到发育。“荒野之地还给人提供了一个场所，在其中，他能够有计划地进行冒险，学会根据气候的变化行事，能够迷途然后知返，回味成功的喜悦和失败的痛苦。荒野之地教会人们如何去关心他或她周围的自然环境。荒野之地给人提供了一个使他学会谦卑并懂得分寸感的地方。”[377]
我国古代有大量的山水诗歌，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浸染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这些山水诗歌之所以能够感动我们，就在于这些诗歌中有着美丽的山水风光。借助于优美的山水，作者抒发自己的情感，千百年后，我们同样可以感同身受，赞叹不已。但是，如果生态系统遭受破坏，优美的山水不再风光，我们就再也没有那样的感受了。山水的破碎带来了精神世界的破碎。无论如何，当今的我们站在缓缓流淌的长江岸边时，不再有“夔门天下雄、巫峡天下秀、西陵天下险”的感慨。
总之，良好的生态系统为社会活力准备了相应的物质与精神条件，为人的创造力的培育与发挥奠定了坚固的客观基础。
2.生态失衡的破坏性
生态失衡严重地侵蚀了社会活力的客观基石，致使人类社会丧失赖以生存与延续的基础。生态失衡首先破坏人类社会的生产能力，致使生产活动无法正常进行。《2011年国家环境公报》显示我国现有水土流失面积356.92万平方千米，占国土总面积的37.2%。其中水力侵蚀面积161.22万平方千米，占国土总面积的16.8%；风力侵蚀面积195.70万平方千米，占国土总面积的20.4%。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农业产业化、城乡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村和农业污染物排放量增大，农村环境状况形势严峻。突出表现为部分地区农村生活污染加剧，畜禽养殖污染严重，工业和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
生态的失衡还严重地损害人的精神，摧毁正常的人际交往纽带。20世纪70年代，加拿大一个印第安部落发生水银中毒事件，日本著名社会学家饭岛伸子对该地区进行过考察。其后，他讲述了该地区因环境污染带来的社区精神困境：“进入现场考察，遇到了一个又一个不能只用水银事件的影响来解释的现象。我们看到的是，整个村落的极度贫困、极不完备的公共设施、同样尺寸的服装和相同布局的简陋房屋、村中唯一的一家白人所经营的商店中的高价商品和白人商人的暴利销售、过多的孩子和没有笑容的大人和老人、经常性的伤害或杀人事件以及酒精中毒等。整个村落无论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都呈现出惨不忍睹的荒废景象。”[378]由于发生水银污染事件，该社区的民众被禁止进行河流捕鱼，也没有游客到该地区游览，丧失了导游的工作，因而该地区的许多家庭沦为“生活保障家庭”，必须依靠政府的救济金。“碌碌无为的生活使他们精神上颓废和动摇。在这种消极状况下，社会上的杀人和伤害事件频繁发生。水银污染对于濒临崩溃边缘的土著居民的生活来说，是一次致命的打击。”[379]可想而知，一个精神颓废、消极的人是没有活力的，由这些人组成的社区也是缺乏活力的。饭岛伸子所访问的社区之所以陷于如此困顿的境地，根源于该社区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遭受到毁灭性的破坏，致使该地区的民众丧失了维生的手段。他们的心智被破坏，只得依靠酒精来麻醉自己，在环境污染—丧失维生手段—精神损害之间构建了一个损害传递链条。
生态的失衡在社会成员之间可能种植仇恨。日本20世纪50年代出现水俣病。水俣地区的渔民为了维护自身权益，要求水俣氮肥公司停止生产、阻止该公司向水俣湾排放含有水银的废水。但是，这种要求遭到该公司及其工人的拒绝。该公司的工人担心工厂停产影响到自身利益，而该公司也利用了工人的担心，在工人中散布水俣病和自身无关的言论，激起工人对渔民的仇恨。[380]同时，一些受害者也觉得在其他人面前难以抬起头，只能“在压抑和歧视的状态下苟且偷生，因为人们仍然把疾病原因归之于遗传或者贫困”[381]。在歧视、压抑和仇恨中生活的人们是没有活力的。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2010年全球疾病负担评估》数据显示，中国由于PM2.5污染导致的中风、心脏病死亡率有所上升，1990—2010年，由室外空气污染导致的疾病负担增长了33%，2010年，中国20%的肺癌由PM2.5引起。相关研究还显示，PM2.5浓度每升高100μg/m3，总死亡率、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冠心病、中风、慢性阻塞性肺病（COPD）的死亡率将分别增加4.08%、8.32%、6.18%、8.32%、5.13%、7.25%。此外，环境内分泌干扰物（EEDs）、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以及新材料和新化学污染物等新型污染物导致的健康损害使问题更加复杂化。[382]
（二）生态危机的根源
早在资本主义处于盛期之时，马克思与恩格斯就已经指出了自然遭受破坏的原因在于人类活动，准确地讲，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讨论“大规模的工业和农业”时对资本主义农业展开了批评：“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但是资本主义生产通过破坏这种物质变换……的状况，同时强制地把这种物质变换作为调节社会生产的规律，并在一种同人的充分发展相适合的形式上系统地建立起来……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383]当代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约翰·福斯特在吸收了马克思的物质“新陈代谢”理论的基础上更为明确地分析了当前生态危机的根源。他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通过制造稀缺性以追求利润是其本性的表现。他还以公共资源私有化为例分析了资本主义企业破坏生态环境使得一些自然资源日渐稀缺，同时它又利用自然资源的稀缺性获取利润。因此，“淡水的干涸和污染减少了公共财富，为资本创造了投资机会，而靠销售日益稀缺的水资源获取的利润则被当成是对收入和私人财富的贡献”，“在我们这个发生全球生态危机的时代，价值衡量的主导形式真实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堕落和环境恶化的模式——使资本主义靠毁灭地球获取利润”[384]。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经济把追求利润增长作为首要目的，所以要不惜任何代价追求经济增长，包括剥削和牺牲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这种迅猛增长通常意味着迅速消耗能源和材料，同时向环境倾倒越来越多的废物，导致环境急剧恶化”[385]。资本主义是环境问题的根源。
戴维·佩珀接受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结论，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的异化、人的异化以及自然的异化之间具有一种同构的关系，因而推动资本主义的动力组合，“使资本主义内在地对环境不友好，尽管它在一个特定时间的表现会有所不同：一种有利可图的交易可以比无利可图的交易更能唤起人们的环境意识”[386]。同时，由于资本在全球范围的流动，在资本的逻辑下，第三世界的民众也被迫卷入到资本主义制度之中，沦为资本的牺牲品。[387]与资本全球流动相伴随的就是环境问题的全球扩散，因此，“或者更准确地说，正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类‘干预’自然的方式使大量土地退化和由此让人吃惊的人类后果的原因。而且贫穷是大量环境退化根本原因，它是‘诱使人们进行持续竞争斗争’的资本主义的一个必需特征”[388]。奥康纳列举了许多环境破坏的例子：“大气变暖无疑会对人类构成破坏作用，它摧毁人们的住所，破坏业已获得的利益，更不要说对其他物种所构成的破坏作用了。酸雨对森林、湖泊及建筑物构成破坏，由此对人们的利益也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地下水的盐化、有毒的废弃物以及土壤的蚀失对自然界构成了破坏，从而也降低了自然界的可利用性。农药的生产在破坏自然界的同时，也损害了人们的利益。城市资本对“城市改造工程”的操纵，损害了城市自身的条件，从而也破坏了人们的利益，譬如，人们将不得不承受拥挤的交通和高价的地租等”。之所以会有不胜枚举的环境污染、破坏的事例，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积累损害或破坏了资本本身的条件，并由此而威胁到其自身利润的获得及其生产和积累更多的资本的能力”[389]。
（三）生态危机的克服
为了克服当代的生态危机，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们不约而同地提出建立生态社会主义制度以取代当前的资本主义制度，因为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资本主义制度不可避免地造成生态危机，其动力机制就是为了个体的私欲而进行没有任何制约的竞争，将生态系统视为一个“索取资源的水龙头和倾倒废料（经常是有毒废料）的下水道”[390]。就克服人的异化与自然的异化，马克思提出了相应的社会制度革命的方案：以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实现财产的共有，生产力的极度发展，社会能够满足人的需要，因而人对精神愉悦的追求超越对物质的占有与消费，人们也不再需要通过对物质的占有与消费来满足对精神愉悦的追求，从而使得共产主义社会中不再存有将生态系统视为垃圾场的动力。按照戴维·佩珀的说法，“一个建立在共同所有制和民主控制基础上的社会，生产完全是为了使用而不是为了销售与获利，旨在提供一个人类在其中能以生态可接受的方式满足他们需要的框架”。“这种社会主义的发展可以是绿色的，它建立在对每个人的物质需要的自然限制这一准则基础上。因此它是在自然能力的宽泛限制范围内可以满足的需要。”[391]福斯特在吸收马克思的“物质新陈代谢”思想的基础上指出：由于“资本主义破坏性的难以控制性，导致它要毁掉整个地球来取得阶级/帝国主义战争的胜利”，因此，为了实现人的自由，社会化的人和相关联的生产者需要以最少的能量集中地、理性地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392]更确切地讲，“解决资本主义生态破坏的唯一办法就是改变我们的生产关系，以达到新陈代谢的恢复。但是这要求与资本主义的利润逻辑彻底决裂”[393]。但是，与资本主义的利润逻辑彻底决裂、改变社会生产关系无异于一场社会制度的革命。只有以生态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才能彻底地缝合人与自然之间物质新陈代谢循环的断裂，维护人类赖以生存与延续的生态系统。
三 重建生态活力
失衡的生态危及人类社会的活力，侵蚀了社会活力的基石，形成了所谓的“生态问题”或者“环境问题”。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生态”亦或“环境”从来就不是问题的根源，也不是问题本身。人类社会的活动改变人类所处的生态系统，改变人类周遭的环境，是人类活动酿成的生态悲剧，造成环境问题。因此，“无论身体问题、健康问题或是环境问题，都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环境污染酿成的悲剧“同样也是一个社会悲剧，一个由本书读者已经熟悉的因素导致的悲剧：我们的经济模式、我们的技术模式、我们的政治模式，包括我们的环境益处和环境弊处（环境正义）的分配模式，甚至包括或许不那么明显的我们的观念模式与物质条件相互作用的模式”[394]。既然是人类自己造成了生态危机，当然，也只有人类自己才能解除生态危机。具体而言，是人类社会中的政治、经济、技术与文化等方面出现问题，造成当前人类社会所面临的生态危机，那么解除生态危机的路径也就在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技术与文化方面。
在政治上要建构环境正义制度，合理分配环境收益与损害。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其某一局部遭受的损害迟早会影响到其他部分，因而生态环境问题具有全球性的溢出效应。这正是世界各国能够进行环境合作的基础。但是，由于环境本身具有一定的净化能力、修复能力，因而生态破坏、环境污染所带来的损害有可能仅仅被局限在一定的区域内。环境问题又体现出局部性的特点。正是如此，环境污染又可能被转移、被转嫁，因此，环境风险产生的收益与风险本身并非如同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所言那样形成“飞去来器效应”，被平等地分配；而是相反，被不公正地分配。对于资本而言，转移、转嫁污染是有利可图的事情。并非是每个资本家不知道环境污染的严重后果、不知道科学技术不合理利用所带来的结果。但是，在“资本的逻辑”面前，这些道德都无法抵御诱惑，不得不遵循利润的逻辑。环境问题的根本原因就是“资本主义”。“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分析表明，应该责备的不仅仅是个性贪婪的垄断者和消费者，而是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处在生产力金字塔上的构成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正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类干预自然的方式是大量土地退化和由此造成的让人吃惊的人类后果的原因。”[395]
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表现就是不公正环境收益与损害分配的合法化。在合法的自由贸易名义下，“经济强大的国家将努力加强对资源的控制。它们将运用所有的手段与方法，包括像世界银行这样的国际组织，以捍卫它们开始时所处的有利位置，并代表它们的利益。在这一过程中，第三世界国家一直被工具化”[396]。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强力控制下，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成为它们的殖民地，只不过这种新形势下的殖民地不再像旧殖民地那样，政治、经济上被直接控制，而是改变了控制的形式，通过经济上的以自由贸易的形式形成更为隐蔽的间接控制与统治。“殖民地履行的最有用的功能……是向宗主国的贸易提供一个使工业得以运转和维持的现成市场，同时，向宗主国的居民——工业家、工人或消费者——提供增长的利润、工资或商品。”[397]但是，在世界环境政治格局中，“一个被一直忽略的事实是，它们（第三世界国家）也有权利追求它们自己的发展”[398]。因此，真正重要的问题是土地、空气、水、食品和其他资源等环境收益与损害的分配。
要实现环境正义，必须改变现有的不平等的政治格局。“过去盛行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经济目标必须扭转……阶级和性别关系必须是平等的而不是不平等的，生产资料必须服务于当地人们而不是远离他们的需要，决策必须是民主地做出而不是精英的特权。”[399]通过建立各个层面的政治共同体，激发民众参与生态政治的活力，动员他们深度参与到生态政治决策过程中，保障每一阶层的民众的生态利益都能得到合理、均衡的考量，从而合理地分配环境收益与损害。
在经济上要计算生态成本，实行绿色经济。破坏生态环境的最大因素是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即生产活动。在资本主义体制下，被投入到生产之中的资本为了追逐巨额利润而不得不建立一种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生产模式，甚至到人们并没有消费欲望时制造出消费欲望，并且采取各种经济手段如允许透支、借贷消费等支持民众的消费。为了维系生产的正常进行，资本家不惜污染一个地区后再重新寻找一个新的可被污染的地区。随着资本的全球性流动，污染也在全球范围内流动、扩散，从而导致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正是这种生产模式是破坏生态环境的罪魁祸首。当前，资本的逻辑被隐藏在为了消费者的利益的口号下，资本家假借为了满足民众的消费需求而安排生产。其实，基于生态系统承载力的有限性，任何生产方式都无法满足人们的需要，因为消费的满足是没有底线的。“在一个试图只通过物质生产来满足需要的体制里，将总是存在某一层次的物质幸福中有一些新的、未能被满足的基本物质需求，因为这一体制必然会刺激新的奢侈品的生产，而这些奢侈品不久就会变成新的基本物质需求的组成部分。这种体制总是太穷了……前天是收音机，昨天是黑白电视机，今天是彩色电视机，明天将会是三维的图片放映机。”[400]在消费的跑步机上，没有任何人的消费可以被设定为最高标准，从而以满足消费为口号、实质上追求赤裸裸的利润而组织起来的生产一定会带来生态问题。
显然，要保护生态环境、维持生态活力，就必须改变这种为了利润而组织生产的模式，取而代之的是为了满足民众生存必需品而进行相应的生产。戴维·佩珀认为，解除生态危机的生产必须是“一个建立在共同所有制和民主控制基础上的社会，生产完全为了使用而不是为了销售和获利，旨在提供一个人类在其中能以生态可接受的方式满足他们需要的框架”[401]。实际上，为了使用而组织生产以满足民众的需要，也必须进行一定的限定；否则，这种生产也不会实现生态可接受的目的。因为正如萨拉·萨卡所指出的那样，人的需要是随着技术的发展、社会中产品的增加而改变的，因而无法得到完全的满足。[402]如果不对民众的需要进行必要的限定，以满足民众全部的需要为目的的生产必定超越生态的承载力，也就必定会带来毁损生态系统的恶果。维系人的生存所需要的养分、空气和水等必需品是有限的且数量很少，生产这些生存必需品的技术也不复杂。如果我们将自身对物质的欲望限制在生存必需品的范围内，我们就能够在生态承载力的限度内“享有无与伦比的物质富足——尽管处于一个较低的生活水平”[403]。
现阶段，即使共同所有制必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但在全球层面建立这种共同所有制还不具备可行性，因而保护生态系统最为可行的办法则是将生态成本内部化。不过，实施生态成本内部化的政策需要解决一个前提问题：生态系统价值的评估。长期以来，正是源于将生态系统视为公共物品因而其无价值的错误观念，再加上缺乏有效的评估生态系统价值的方法，人们忽视了生态系统的根本性价值。为了保护生态系统，改进对生态系统价值评估的方法，联合国在2001年6月5日由时任秘书长安南宣布将进行一个由联合国有关机构及其他组织资助，为期4年的国际合作项目——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缩写为MA）。这是一个由联合国有关机构及其他组织资助，为期4年的国际合作项目。它是世界上第一个针对全球陆地和水生生态系统开展的多尺度、综合性评估项目，其宗旨是针对生态系统变化与人类福祉间的关系，通过整合现有的生态学和其他学科的数据、资料和知识，为决策者、学者和广大公众提供有关信息，改进生态系统管理水平，以保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该项目理事会和评估委员会的领导和指导下，经过来自95个国家的1360位知名学者的共同努力，目前该项目已经圆满结束。作为MA主要成果的技术报告、综合报告、理事会声明、评估框架和若干个数据库，已于2005年内完成并公开发布。[404]根据该项目研究的结论，对生态系统价值的评估可以采取价值评估法，即在人类可以（直接地或者间接地）从各种生态系统服务当中（不管是当前的，或者是未来的）获得一定的效用这一事实的基础之上对这些效用进行评估。尽管“对某一既定生态系统提供的各种服务进行更好的价值评估，并不能保证该生态系统将会得到保护，这是因为实施保护所需要的成本可能会超过它所产生的效益，但是几乎可以确信的是和不开展价值评估相比，开展价值评估的结果会导致生态系统服务的丧失水平降低”[405]。
第五节 日常生活的活力
日常生活活力是社会活力个体意义的表征，它既是现代人对自身生存境遇的批判性反思，同时也是现代社会及其主体的生存与发展机制在微观层面的实践表达。个体每天平凡、琐碎、程式化的日常生活所包含的内容、呈现的意义比我们想象的要丰富得多。就像齐美尔所指出的，“即便是最为普通、不起眼的生活形态，也是对更为普遍的社会和文化秩序的表达”[406]。日常生活为全世界所有人共同享有，但不同人的日常生活却可能有着天壤之别。人是社会中的人，日常生活与社会有着紧密关联，社会的形塑与组织，社会秩序、社会结构、社会的政治经济运行机制会影响和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所以如果要理解日常生活更深层次的意义，需要对日常经验以及其产生的社会环境进行理解。而日常生活也可以告诉我们很多关于社会的事情，日常生活本身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文化，它与社会结构、社会机制相互交织，反观其翔实的细节、具体的特征，我们可以洞察和感知社会。日常生活的活力在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会时刻审视自己的行为，生活改变孕育着自由，在自由中逐渐摆脱束缚实现个性的充分彰显。
一 日常生活活力与日常生活批判
日常生活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历史基础和实践场域，它是现代性的重要维度。日常生活批判则代表着对近代认识论与历史观哲学局限性的总体性反思与超越。在日常生活批判的思想家们看来，现代化催生了科学技术和经济的长足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文明和进步。但伴随着现代性，日常生活凸显出某种现代性的病征，它逐渐被一些破坏性因素所占据，渐渐变得支离破碎，成为异化主体生成的支援性背景。作为日常生活主体的人，其创造性已被淹没在重复性、常规性、单一性的日常生活图式和结构之中。在这样一种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感知及体验实践中，对生活的反射性思考被掏空。日常生活不再是与社会历史总体性进程共同发展相互交织、个体关系和价值自觉构建的对象化领域，而成为窒息人类创造激情与活力，缺乏精神和道德内容的背景世界。
但实际上，人类基本实践图式的历史嬗变从未掩盖住其日常生活的底蕴，日常生活对社会历史演进具有很重要的影响。一方面，日常生活是人类实现自身再生产的手段与途径，甚至它本身可以看作是个体的再生产。早在马克思那儿，就可以看出日常生活在唯物史观中的地位和意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表达了这样的思想：人类要想创造历史必须先要生活，而生活则是人自身进行再生产的创造性产物，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人类历史其实也是生活之生产的历史。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明确把人自身的再生产与物质资料的再生产作为两种基本的生产之一，“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407]。赫勒则明确将日常生活界定为“那些同时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408]，自我生产是个体生存的基础性条件，也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性基础，所以日常生活是存在于我们可见可感的社会之中，是与个体生存的生命活力直接相关的领域。个体在再生产过程中形塑日常生活的内涵和结构，日常生活的内涵和意义也影响着个体的再生产。另一方面，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交互作用、关联影响共同组成人类社会结构，社会历史的发展可以从两者交互碰撞的演进历程以及各自关系比重的变化中得到说明。非日常生活是伴随着人类实践活动复杂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日益从日常生活领域中分化出来的领域。在该领域中，居于最高层次的是人类自由自觉的类本质活动所生成的关于类存在物的意识，如科学、艺术、哲学等，此外还包括被赫勒称之为制度化领域的政治、经济等关乎人类社会运行的诸领域。在现代社会中，该领域主要外化为涵盖众多社会领域的法律与制度。在原始社会，日常生活实践涵盖了人类实践活动的全部领域，无论是人们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采集活动，还是家庭、氏族之间的交往，以及社会组织活动和观念活动，都是围绕着生命的维持和种族的延续而展开的，体现了日常生活的质朴的、自在的、未分化的特性；传统社会逐步发展了哲学、艺术、科学等精神文化领域，但它们受到一些旧的文化因素的束缚而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贫乏性和相对封闭性，整个社会仍旧受制于强大的日常生活结构，沉沦于日常生活的主体表现出重复性、自在性的思维，无法进入创造性的生存状态；工业社会打破了人身依附关系，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方式被现代化的生产方式所洗礼，昔日的日常生活主体不得不在非日常生活中寻找生活方向，主体被抛出原有的天然共同体和纯朴坦诚的日常关联，日常生活世界由此被肢解和切碎，与发达的非日常生活世界并存于现代社会之中。可见，日常生活的强势逻辑在原始社会与传统社会一直保持着优势地位，工业社会的降临则产生了一种断裂。契约关系代替了人身依附，市场经济浪潮席卷，机会均等，先赋性因素影响减弱，为主体性的觉醒勾勒背景，从日常生活走进非日常生活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而是大众化的普遍行为。非日常生活与日常生活也不再截然对立，而是相互融合，构建了全新意义的日常生活。
可以说人的自由自觉活动，创造性的实践是一个社会是否具有活力的重要标志。只有发挥日常生活的积极内涵和正面效应，才能为个体创造性和主体性的弘扬奠定坚实的基础。而日常生活的结构图式带有“压抑或抑制人的主体意识和创造性的倾向，它往往阻碍人的个体化进程，使人处于一种未区分和无名分的存在状态，处于自然的和自在的存在状态”[409]，它的封闭性和保守性会成为抑制主体活力的破坏性因素，导致“在我们过去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劳动中往往缺乏生产者积极的和自觉的参与意识和首创精神，政治管理和经营活动中盛行经济主义、教条主义和例行公事的官僚主义。甚至科学、艺术和哲学这些最需要自由和创造性的活动也变成按给定图式或框架进行归类或复制的机械性、重复性的活动”[410]。所以需要对涵盖社会的人生经验与全部意义的日常生活进行批判，对现代化以及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世界进行反思，来超越日常生活的保守性、程规性，整合个性自由与社会责任、家庭共同体与社会共同体、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崇高的社会理想与普通的生活伦理、宏观的历史生活动力与日常生活领域个人的发展动力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消除异化，最终实现对自在的日常生活图式的超越。
对于一个民族和社会来说，若想保持发展的强大动力，需要从日常生活的对象化实践中汲取主体之自主性、积极性与创造性，而这需要通过日常生活批判来实现。作为20世纪西方哲学的重要转向，日常生活批判是综合了现代人本主义哲学、文学批评理论还有微观社会学理论的批判精神和内涵所形成的汇流产物。日常生活批判的理论家们，不再执着于对自然、社会以及思维的运动规律或认识论、方法论以及真理观的讨论，而是将理性的目光聚焦在日常生活这一最广博、实用且富有实践意义的存在论领域之上。日常生活是一个具有二重性、创造潜能和活力的异质性世界。尽管日常生活已被异化，并逐步走向沉沦、单调，包含着被压迫的因素，但它也有解放的特质，蕴含着帮助我们更好理解生活于其中变化世界的无限潜力。实际上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可以看作是全球现代化进程中对于人本质理解的折射与反思，这一问题关系到如何看透人在日常生活中被异化的本质，进而找到人类自我实现及解放的根本道路，从而在各种千差万别的可能性中充分发展自己的个体与活力。
二 日常生活批判的价值
在日常生活批判者看来，日常生活因为符号与图像的渗透、金钱无孔不入的侵蚀、琳琅满目商品的充斥、传统价值的消解而变得支离破碎，人的创造活力的生发由此受到阻碍，社会也因此失去前进的动力，日常生活异化成为社会充满生机向前发展的羁绊。要想挽救这种状况，需要用全新的视角来审视和批判日常生活，“直接的批判既包括对日常生活的恢复，也包括着用一种全新的目光来肯定其内涵”[411]。这种批判的旨趣，一方面，能够避免以往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卢卡奇基于认识论与历史观的解读，从而单纯在历史辩证中强调日常生活批判的理论突兀，也克服了列斐伏尔基于将青年马克思的哲学人本主义的隐性话语具体化与现实化的理论努力，从而以生存现象学为理论敞口所打开的摒弃了历史辩证法的自由的生存诉求。另一方面，在于对生活的普遍和宽泛的思考，对于琐碎、细节的观察与反思，找出日常生活中具有潜力和创造力的因素，为提升社会整体实践的创造性提供建设性的视野。
（一）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赋予生活世界最基础和最重要意义的思想家是胡塞尔，他看到科学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分裂导致人的存在危机，认为“生活世界是自然科学的被遗忘了的基础”[412]。生活世界就是自在的日常生活世界，它具有前科学的、直观性的特点，是可以被经验到的领域。但不幸的是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被现代社会的理性所规制，成为被嵌入、被规定的存在。列斐伏尔与海德格尔都认识到工业文明条件下日常生活的全面异化，生活就像一座功能化的机器，迫使一切人一切事物为之服务。这种异化类似于哈贝马斯对现代社会种种弊端进行诊断所得出的结论，“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这一论断证明了生活世界的危机会导致整个文明丧失活力。“经济和国家媒体控制下的系统，借助货币和官僚政治的手段，渗透到了生活世界的象征性再生产”[413]，支配日常生活的是工具理性和资本的逻辑，根本考虑不到人的需求和价值。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增强了经济理性的特质，明确的功利行为主导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社会生活完全服从于技术的控制、资本的主导。问题的关键在于通过交往行动理论来重建日常生活世界，恢复根植于生活世界结构的真实、自由与正义。交往行为既是生活世界的资源，也构成了整个生活再生产的中介，交往理性对于生活世界的去殖民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交往主体的共同参与、相互理解能够产生创造性活动，理性就表现在这样的交往行动之中，并且与“各种自成部体性的传统、社会实践以及切身的复杂经验都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其中介包括文化的自我理解、通过直觉而呈现出来的集体团结以及社会化个体的认知潜能等”[414]。
（二）意识形态的物像化
日常生活在德波看来，就是“景观的庞大堆聚”[415]，日常生活中所有的存在都只是表象。他继续着马克思商品拜物教批判的路径，透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景观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主导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主导模式，维持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牢固支座。景观是一种物化了的世界观的表达，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的决定性力量，生产出在欲望驱动之下的生产，所以造就了片段的、颠倒的、虚假的、异化的日常生活，日常生活的统一性被割裂。生活失去其真实存在的本质，变成虚幻的、景观的。景观具有无形的控制力量，体现着意识形态的本质，它消解了人的主体性与创造性，个体沉迷于景观的虚幻体验，单向度的服从与沉默，因为“原则上它所要求的态度是被动的接受”[416]，经济已实现对人们的全面控制，或者说生活的本质就是景观化。现代景观在本质上是“一种继承了无责任感之君权的市场经济的独裁统治及与这一独裁统治相伴随的政治新方法的总体”[417]，生活就是意识形态的物像化。在经济与资本完全占据的日常生活中，个体受经济与消费力量的完全支配，无法表达对真实生活的需求与渴望，它不允许表现自身，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也被掩盖，日常交往也因此变得分离与表象。景观的无处不在使得人找不到自己的存在。
（三）文化的惯例化
文化作为日常生活的重要现象和核心组成部分，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日常活动。文化代表着我们对世界理解、想象和反思的观念和态度，体现着生活价值的真谛，精华的文化能够“为我们陈腐的观念和习惯带来清新和自由的思潮”[418]，可以充实和拓展我们的日常存在。如果我们主动培养自己的品味，主动接受和发现具有新奇性和挑战性的事物，而不是被动接受一成不变、程式化的文化，是会激发我们的想象力和自觉创造力的。但今天我们所处的文化境况令人堪忧。没有实质内涵和思想内容的通俗文化，大量在生产线上被复制出来，充斥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在削弱和降低我们的思想和才能。日常生活全面彻底地受到文化工业的影响，“文化工业的全部实践就在于把赤裸裸的赢利动机投放到各种文化形式上”[419]。现代社会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文化日益惯例化，即文化成为一种被大众生产的、没有思想性的、没有新意和挑战性的标准化的产品。文化受到利益驱动的渗透，它操控着我们的欲求，文化的惯例化制造出来的是满足市场需求的标准化的产品，标准化不可避免地带上强制性色彩，意味着对人们全新体验能力、选择自由的压制，束缚着日常生活主体的个性选择范围。文化情境对于我们形成开放的观点和价值观至关重要，而这个文化情境又是我们成长的社会化过程及日常生活创造的。文化会通过日常生活传达给我们大量信息和资源，我们需要从中获取有启发性的、具有激励和鼓舞意义的东西。
（四）情感的冷漠化
情感非常微妙，是对日常生活的丰富性、多样性而言最重要的建构性因素。现代化的规则和精神已渗透到我们内在的机能形式之中，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塑造着我们的情感。情感受到理性化、规则化、官僚化的影响，社会生活已经缺少人情味。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更多的是计较和理智，日常生活的情感受理性力量的形塑。货币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货币经济高度发达，货币的特征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塑造在日常基础上使用货币的人们的思考及感受方式。齐美尔对现代性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及其带来的城市精神的异化做了详细的论述。社会秩序更多的是建立在个体的货币需求基础之上，日常生活中人与人的关系，通过货币交换实现，并且打上货币的非人格化、理性计算特征。交往是在一定目的驱动下进行，邻里关系由此被切碎。日常生活的价值被简化为可以用货币来衡量的价值，日常生活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陌生人、为了市场。人与人之间失去了情感的维系，而只能用理智来维护。这样一种冷漠、冷酷而又缺乏精神和价值的日常生活对于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来说是没有意义的。人们容易变得缺乏激情和创造力，形成理智、单子化的个性。这也是社会个体化和单子化产生的重要机制。这种心理状态的形成，对个体活力以及社会活力的提升造成极大障碍。个人对集体的依赖不断加强，集体对个人的控制不断加深，个体意识被消融在专业化、单子化的社会化的趋势之中。这种不在场的感觉，会导致日常生活个体及社会发展的不健全。
（五）空间的理性化
空间是日常生活活动的存在方式，也是个人日常生活实践与社会实践之间相互作用持续不断的成形过程。日常生活具有空间性的特点，在最宽泛层面上是制度上的空间实践，它可以看作是空间的社会建构的集合层面，中间层面则是地方。它是一种反映了社会的建构方式，并且与人类知觉和社会意义相关的空间，最基础的层面则是个人的空间实践，即个人和团体的日常活动与空间的相互作用。现代性及其文化塑造了我们在日常基础上运行于其中的环境，也塑造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体验。全球化、现代化正在生产出与当地的文化精神和地理环境脱节的均质性的空间，理性、非人格及效率这些现代性的核心原则正在将地方的精神和特色消弭，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及经验无不与高度理性化紧密相关。日常生活空间的理性化特征随处可见，比如汽车，如此普遍存在于我们生活之中，以致我们忽视它们对生活方式以及日常生活体验产生的影响。汽车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改变着社会的结构，日常生活方式以及其中的文化价值。列斐伏尔就看到汽车文化对城市生活的影响，认为汽车以及随之而来的结果正在以一种非常严峻的理性方式重新塑造城市空间。空间的人性、审美意义已被效率和秩序取代，整个城市空间受到汽车空间文化的殖民，变成受机械化和技术化控制和被理性规范的存在，导致我们对日常生活空间的体验能力降低，人们感受的只是平凡的事物、平面化的景观、单一乏味的经历体验。人们习惯于将自己封闭在各自分离的狭小单元之中，“助长了自私并且经常使进攻性行为的日常经验私人化”[420]。这种情况不仅仅使人们孤立，减弱集体感和团体意识，而且会促成城市生活的瓦解。我们要认识到，空间理性化的方式，最终会将生活的意义与价值掏空，因此人类的日常生活空间及实践，需要激励个体的创造性、竞争性，以及与集体的关联互动，以保持个体日常行为的生命力。
三 建构日常生活活力
日常生活世界表征着其在人类对象性实践的全部中所占有的以及对主体自觉的类本质活动的开放程度。从日常生活层面反思激发社会活力的路径，需要以日常生活批判为基本内涵和视角，将日常生活主体的自我意识、自觉意识激发出来，将主体对象化的意识与实践拓展到最高的限度，将主体与整个世界的关联进一步深化与紧密化，在日常生活中使自身的所有技能、情感、观念、态度、方法对象化。这一路径也是对社会活力的个体、日常维度最高形式的对象化。人在日常生活中需要维持自己，证实自己，提升自己，日常生活是使个体再生产和生命活力成为可能的因素。日常生活与社会处在持续的变化关联之中，这对个体适应社会框架的一系列变化的创造力、应变力提出要求，而对个体而言，日常生活实践以帮助其获得与社会相融合的能力是不可或缺的，日常生活实践必须保持持续的活力。另外，从宏观层面看，这一路径需要打破非日常的精英化区分，打破庞大的日常生活领域与沉重的日常生活结构，实现精英化与市民化的有机融合，最终实现现代化的活力型社会生产。在中国这种农业文明嵌入文化肌理的古老国度，不论是精英还是大众文化都无力撑起一个现代性的活力化社会的形成。自觉的类活动日常生活不是简单的超越，而是一种扬弃与回归。虽然日常生活世界提供了“在家”之感，但是这正体现个体活力、类本质的是日常与非日常的有机融合，跨越直接的天然共同体的阈限。
（一）文化根基的深层启蒙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启蒙运动并没有满足主体实现自身现代化以成为社会再生产的推进动力的理想，而日常生活对于主体自我实现的精神意义也被悄然剥蚀。具有自由理想、自觉意识的现代主体是我们这个时代需要的，只有这样的主体才能运用创造性思维去进行创造性的日常生活实践。而传统的日常生活深深受到世代继承下来的具有自在特点的文化因素的渗透和影响，使得日常生活打上传统文化保守性的烙印，愈加强化了自身的重复性和自在性，并且又反过来为传统文化的稳定性提供了坚实的根基。而真正将主体的自立自足性彰显出来，使人能够从容面对复杂易变的世界、多元繁复的价值观，能够克服各种困难，积极参与竞争，找到自身认同的安全感与存在感，则需要“从文化的根基入手的深层文化启蒙”[421]。这种深层的文化启蒙，就是对人们熟悉的、每天生活于其中的日常生活世界的批判与变革，它能够作为一种新的精神力量起作用。因为日常生活变革所带来的传统文化的转型，以及个性解放、主体性的恢复，是社会活力激发与建构的重要内涵与品质。它能够使个体获得敏锐的洞察力，使个体摆脱受顽固僵硬的日常生活仪式束缚、压制、受约束的状态。对于中国来说，则需要在自在的文化与自觉的文化之间形成一种辩证的张力，从而获得社会发展的内在活力与动力机制。
（二）主体性的大力弘扬
以人本的伦理关怀开化闭锁的日常生活世界，人类实践活动成为面向未来的开放性进程，将传统的日常生活主体培育为兼具自主性、积极性与创造性的自觉的现代个体。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性错位导致了主体性在这一进程中的式微，文化保守主义与文化激进主义并存。我们认为，这一主体性式微的根本原因在于启蒙的局限性，即在现代性勾勒的话语背景之中，只有少数人走出了日常生活世界，绝大部分主体似乎仍留恋于所熟知的实践生境。主体性既是个体自身个性的确证，也是其依据与类本质的关系而建立起来具有最高价值的东西。它是“个体以相对自由的方式，同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能够自由地“与他在日常生活中作为事实而接受的要求和规范的习惯体系总体打交道”[422]的一种能力，表现为主体能够自觉地根据社会价值体系的要求来自由、自觉地安排自己的日常生活。异化日常生活的全面克服，能够为主体性的弘扬奠定根基。异化日常生活的根源是社会关系的异化，这种异化会阻碍个体进步和社会发展，抑制人的创造性，使人只能在有限的日常生活领域过着表面上相一致的生活。对异化的日常生活框架进行扬弃，恢复人的主体性，使主体真正同日常生活建立创造性联系，能够在工作和生活中体现并拓展他的潜能，成为真正具有主体性的个体，是获得自由，并且造就以自己的方式进行自由的、统一的生活，按照社会发展的价值旨趣塑造自我的，使个性展现丰富强烈光辉的重要内涵。
（三）生活德行的创建
日常生活批判，可以成为建构个体活力从而使之整合为社会活力的重要路径。我们要在理解马克思“全面生活理论”的基础上去理解日常生活世界，即日常生活是立足于实践基础之上，以感性物质生活为基础的世界。生活世界的本性在于实践性，它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展开、深化，不断显示出其意义，形成并且丰富人的生活德行。生活德行体现了日常生活的文化自觉，表现为日常生活的道德品质，生活的道德意义。它既根植于日常生活，更超越日常生活。生活德行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精神意义，既能够给人带来幸福，也能够促进整个人类共同体的福祉。社会文明的演进历史，既是在生活世界中共同建筑生活世界意义、实践并丰富生活德行的历史，也是实现人自身的现代化，使人性臻于完善的历史。琐碎繁杂的日常生活中蕴含着价值理念与精神指向，日常生活中包含着人们的道德选择与伦理归约，这正是中国传统哲学诸如儒家道家思想中所强调的。生活德行的培育，对于引发其他人的道德品质和情感，激活人性中美好的东西，实现人的生活价值的提高至关重要。重要的是，生活德行会促进主体更好地履行自身的社会责任，一方面获得社会的尊重并且成就自身，另一方面建立起与他人之间良好的诚信关系。社会则会在信任关系基础上，获得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而推进社会的和谐与发展。对于中国而言，需要在日常生活的随意性与生活德行的规范性之间保持适度张力，既保留本民族传统的价值观念，同时也借助文化精神日常批判模式实现日常生活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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