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利欧

    1989年，我们在阿斯蒂附近购买了1000英亩土地。这块土地一度属于意大利瑞士种植园，其中有些地块已经栽种了葡萄。这使我们在索诺马县总共拥有的土地达到了4000英亩左右。

    地里的老葡萄藤年代太久，生产率很低，我们索性连根拔掉，用烟熏土壤，以消灭病虫害，然后重新栽种。我们本想把周围长满橡树和灌木丛的山坡保留下来作为分界线。但是，当我在那里挖掘的时候，我发现那里有些地块的土壤非常之好，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

    在表层土壤下面是一层卵石、岩石，甚至大砾石。这种土壤结构，排水性能好，可以使土壤保持干燥，使葡萄藤恨部不受潮。这是生长葡萄的理想土壤。如何使用这块土地，我们有了另外的打算。

    我们的新土地位于亚历山大峡谷北部，那里的气候比我们的俄罗斯河葡萄园要暖和。亚历山大峡谷的气温很适宜于种植供许多红葡萄酒使用的葡萄。我们决定种植默洛特、索维农、弗兰克等品种的葡萄。我打算用它们掺兑一种波尔多式的葡萄酒。我仍然喜欢小西拉品种的葡萄，以及一些者式意大利品种的葡萄，当然还有津范德尔品种的葡萄。我门想在这里进行葡萄栽培方面的试验，如同我们在利文斯顿进行的那种试验一样，研究一下究竟哪个品种的葡萄在这个地区生长得最好。

    我的儿子鲍勃和他的27岁的儿子马特同我们的工程技术人员一起实地考察了如何最好地改造这个地段，以便使我们的葡萄种植面积扩大到山里。

    我们必须清除整理这块土地，周密设计坡地，以便能够排除雨水。这可能需要改造山丘，挖平补齐。为了避免做得过分，我们决定只种植600英亩土地，而把另外的400英亩土地留作分界线和绿化带。

    购买现成的耕地可能有一个问题，它的地力往往已经耗尽。在大部分情况下，最好购买处女地。它可能有更大的生长潜力。而且也比较便宜。人们常常花大量的钱购买现成的葡萄园，结果有一半时间用来拔掉老葡萄藤，换上新的。我们幸运的是，阿斯蒂有如此多的未开垦的土地，可供我们种植葡萄。

    阿斯蒂是我们迄今为止最大的一个开发项目，也是索诺马县最大的一个项目。我们知道，这将持续数年的时间，耗费巨额资金。这是酿酒业和葡萄种植业的性质所决定的。它们需要长远的投入。

    我们开发阿斯蒂时，我已经79岁了。当时我知道，这些新的优良葡萄园将使我们的子孙后代受惠，欧内斯特和我是享受不到了。

    一俟土地整治完毕，我们每年最多可以种植200英亩。在三个农业年内，这些新的葡萄藤是不会提供商业收成的。我不想使根状茎匆忙生产葡萄。这些根是植物的心脏。我想给它们整整两年的生长期，然后再把特种葡萄藤嫁接到抗病虫害的根茎上。

    有一种葡萄虱危害葡萄藤的根部，它们从根部的幼芽吸取养分，并注入毒素。这种虫害已经成为纳帕和索诺马县的一个严重问题。这种虫害有好几个世纪的历史了。据说根状茎有抵抗病虫害的历史。人们以为，在使用根状茎以后，这种害虫已经得到控制。但是，最近这些年来又出现了一种新型葡萄虱，它们喜欢嫁接到一种叫作AXR-1的根状茎的葡萄藤，纳帕和索诺马广泛使用这种根状茎。葡萄虱对葡萄园不是一夜之间造成危害，它们的危害是缓慢的，最终使葡萄的质量和数量受到影响。同病虫害作斗争的唯一在经济上合算的办法是拔掉另栽。这耗资巨大，一英亩得2万美元。有些葡萄种植者花得起这个钱，有些花不起。经济实力不够的人被迫停业。这样就造成了葡萄和葡萄酒价格的上扬。

    在我们对根状茎进行研究期间，我们发现了其他一些根状茎能够提高葡萄和葡萄酒的质量，于是我们在1986年左右停止使用AXR-1。我们对我们新栽种的葡萄采用了另外的10种根状茎。我们进行的研究和我们对质量的关切使我们在这方面得到了巨大的好处。

    几年以前，那时我们还没有决定开发阿斯蒂，鲍勃在一次拍卖会上买了一些多余的推土机。这些庞然大物曾经在阿拉斯加管道工程中搬掉了几座大山。

    “我买它们是因为价格很便宜，”他当时解释说。“有朝一日，它们是会派上用场的，爸爸。”

    他是对的。他的远大眼光使我们受益。在阿斯蒂工程以前，我们已经多次使用它们。

    开发阿斯蒂之所以需要三年时间，原因之一是，我们只能在最后一场春雨和第一场秋雨之间这段时间工作。我们知道，最好在土壤潮湿的时候开垦土地。1929年冬天，欧内斯特和我曾经这么做过。

    那年秋天，我们清理了土地，砍倒了一些树木，它们将被用作木柴。我不喜欢砍倒树木。遗憾的是，在阿斯蒂，许多树木不得不予以砍伐。但是，我亲自到山上划定了那些应当留下的树木，比如，一棵大像树或者山腰的许多红杉树。我们留下了尽可能多的树木，正如同我们砍掉果园，改种葡萄时所做的那样。下午大树的荫影遮住葡萄藤，会影响后者的生长的。这是事实。我门是从事葡萄行业的，不能不考虑这一点。

    开垦阿靳蒂的真正工作是在夏初才开始的。表层两英尺的上被铲开，堆放在一边，然后平整土地，填平沟壑。当地表、高度和坡度都搞得差不多时，把表层土壤再放回原处，然后耕地、平整土壤。还要挖沟渠，铺设排水和灌溉的管道。有些地方还要安装喷水器。以防霜冻。我们的设计使地下水流经不到10排葡萄藤，就遇到一个排水暗沟。这样就可以避免水蚀，也不会淤塞河流或邻居的田地。

    夏天，鲍勃和我每周都从莫德斯托乘直升飞机到阿斯蒂看看。虽然我们有一大握工程师绘制的施工图，但我们还是喜欢爬上山去实地察看一番。我的孙子马特总是陪我们同去。现在，马特已经负责索诺马葡萄园土地的开发工作。

    在某些情况下，搞一个12度的缓坡，就得从上山挖掉多达60英尺的土壤，相当于搬掉一座6层楼的楼房。单单是1991年的一个夏季，就挖了100万立方码的泥土。

    如果在这之后，这个坡度还嫌大陡，则需要进一步加工，又得增加一些天的工作量。

    “50年以后，”有一天鲍勃说，“我要使这里看不出人工挖掘的痕迹。”

    我表示完全同意。

    我喜欢户外活动。我每周至少有一次要到我们的葡萄园走走看看。

    我们现在差不多有1000户葡萄种植者、虽然我不再能够一一拜访我们的果农，但我仍然不时去一些果农那里看看。由菲尔·巴瓦领导的我们的果农关系部在索诺马和弗雷斯诺之间的地区内派驻了十几个葡萄栽培专家。为了加强我们同果农的联系，这项工作比过去更加重要了。

    不久前，我在索诺马县的一个葡萄园逗留了一会儿，就天气和土壤问题同农场经理聊了起来。这时，老板开车走过来。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后来有人对我悦，我走后，这位老板问经理，我是谁，当经理告诉他时，他说，“啊呀，样子有点像一个农民。”

    我的佯子像个农民，是因为我的的确确就是个农民。

    在收割季节，一方面要注意天气变化，一方面要注视葡萄糖份和酸度的提高，我一周7天，一天18个小时在做这件事。

    在生长周期的这个关键时刻，全靠经验来作判断。判断错误，就会蒙受巨大损失。例如，如果决定暂不收摘，以使葡萄增加糖份，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老天爷下起雨来，那么，你的大部分葡萄就会发霉而受到损失。

    如果在拉古纳这样一个通常比较凉爽的地方突然在初秋反常地炎热起来，你是否要浇水呢？在季节如此晚的时候，最好不要灌溉，因为这样才能增加葡萄醇厚的味道。如果葡萄藤负担过重，有点受不了，那么。你必须想想办法。

    1991年7月底，鲍勃和我巡视我门在索诺马县的葡萄园，现在共约2000英亩。在分界线的地方还有2000英亩，用作灌溉和野生动物栖息之地。

    在离我们弗赖酒厂不远的地方，在干溪有一块150英亩的齐奥蒂农场，我们在那里大部分栽种了卡百内葡萄，也栽种了一些津范德尔葡萄。像亚历山大峡谷一样，这里的气候也比较温和，是栽种红葡萄酒用的葡萄的理想之地。我坐在汽车里转了一圈，就可以判断，这个葡萄园的葡萄挂得太密。

    “如果一个果农的葡萄像这个样子，我是不会收购的，”我对鲍勃和马特说。“葡萄结得如此稠密，果实中的浓度必然减少。必须剪掉一些才行。”

    在拉古纳农场的葡萄园呆了一两个小时，我们碰到了不同的问题，小碎葡萄夹杂在大葡萄中间。工头把它们叫作“南瓜和豌豆”。他主张把这些“豌豆”掐掉一些。他认为，如果秋季下雨，这些小个儿葡萄更容易腐烂发霉。

    “现在剪掉一些葡萄，也不会减少发霉。”我说。我越观察葡萄藤，越不赞成这个主意。这些葡萄藤挂果正合适。我认为，这些小个儿葡萄到收割的时候将会成熟。

    “不要剪掉一些葡萄了，”我说。“这些葡萄藤承受得了。看样子不错。”

    像这样的时候，就得靠经验了。为什么我们应当做某些事，我说不清其中的原因。但是。在我们应当做哪些事方面，我往往有很好的主意。我想，这大概是因为我60年来一直做同一件事情吧。

    这些葡萄园对我们的前途至关重要。加利福尼亚最好的葡萄K在这个地区。在这里我们栽培着自己酒厂用的葡萄。发展种植园的瓶装厂将是向前迈出的又一步，这是我们过去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

    “种植园瓶装”只能用于用某个特定葡萄栽培区生长的葡萄酿制的葡萄酒。它们必须是瓶装酒厂自己拥有、自己控制的葡萄园生产的。这个酒厂本身必须位于同一个葡萄栽培区，必须在这个酒厂进行瓶装。我们打算在我们的干溪酒厂这么做，用我们“北索诺马”葡萄园的葡萄酿酒。

    当我们着手这么做的时候，欧内斯特和我立了一个志向。我们向消费者提供的葡萄酒将是质量最好、价格最便宜的。由于实现了这个诺言，我们酒厂已成为世界最大的酒业公司。现在，我想驱除这样一种看法：像我们这样一个进行大批量生产的公司不可能生产出好酒。

    以前，我们的营销部感兴趣的主要是想搞一些能够占领很大市场的产品。但是，在我们有了自己的优质葡萄酒以后，欧内斯特和我想证明：我们的索诺马葡萄园属于世界上最好的葡萄园，我们拥有的生产工艺能够生产出世界上一些最好的葡萄酒。

    葡萄酒不是制造出来的，而是生长出来的。它是一种活的农产品。它从诞生到成熟，经历了一个生产周期。葡萄酒生产者指导这整个生产过程。最后，葡萄酒是葡萄酒生产者的嗅觉和味党的产物，是他用手和用口反复掂量和品尝的产物。它体现了个人的口味和风格。

    世界上最好的葡萄酒是谁生产的呢？

    谁知道呢？谁来作评判人呢？当两个以上的饮酒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各有各的口味。有人喜欢酒劲儿大一些，有人喜欢小一些；有人喜欢果味浓一些，有人喜欢淡一些。

    我仍然每天在研究中心同我的“品尝小组”一起品酒。我的儿子鲍勃和我的女婿吉姆同我在一起。他们到公司工作已有35年的历史了。吉姆和鲍勃负责生产工作，处理我过去抓的那一摊日常业务。现在，我关心的主要是保证我的员工们有可靠的优质特种葡萄来源来完成他们的计划。

    如果有人间我关于每日品酒工作的重要性，我会说，“这是我们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任何酒都必须经过我们品酒小组的同意，才能运出去。我花了很大精力来参与这项工作。我要确保运出去的每一批酒在质量上都是有保证的。我感到自豪的是，我们的消费吉得到了应有的质量。

    我的高级品酒班于的老职工，除了鲍勃和吉姆外，还有：工龄33年的乔治·索基斯，他除了负责昏摈酒外，还同有32年工龄的吉多·克罗斯一起负责全部不带果味的葡萄酒；30年工龄的波得·维拉领导着一个分部，负责特制酒、餐未甜酒、清凉酒和白兰地。其他人则根据不同的产品。随叫随到。这个小组的全体工作人员都有广泛的品酒经验，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他们都有良好的辨别能力，能够分辨出不同的味道和气味。

    我们总共有七个头头，根据他们所生产的酒的种类，各有两个到四个助理。他们总是品尝自己所生产的酒，当他们来品酒时，一般都带一个助理。大家都参加讨论。我鼓励所有的人都发表意见。我要听听为什么他们喜欢这种酒，而不喜欢另一种酒。每种意见都受到认真的考虑。这个小组协作得很好。任何人都不会生气，如果他们处于少数地位的话。总的来说，经常是大多数人意见一致。我们按照他们的意见办。如果意见纷坛，莫衷一是，需要有人作出最后决定，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表态了。这时，我就指示他们改变掺兑的办法，或者采取其他行动。

    专业品酒工作是很艰苦的。在一般情况下，我们的品酒工作只持续一个小时。我喜欢把品酒工作安排在快吃午饭以前，那时食欲最强，味觉最敏锐。样品酒瓶不贴标签，只编号码，所以品酒者不知道自己品尝的是什么酒，只有以后才清楚。品酒室的温度始终保持在68度。空气经过加湿，抽去了所有的异味。酒瓶的玻璃很薄，底大口小，以便把酒的味道集中起来。

    品酒开始时，我们首先察看酒的颜色和透明度。

    接着，我们把酒在瓶子里晃荡一下，把气味释放出来，闻一闻。我们的动作是很迅速的，因为神经未稍很快就会疲倦。闻气味是品酒的最重要的一部分。用鼻子闻以后，该用嘴品尝了。我们把酒瓶放在嘴边，吸掉瓶口的气体。让剩余的气味蒸发掉。最后，往嘴里倒些酒，只让一两滴酒从喉咙里咽下去，细细品味，而把其余的酒唾在身后的一排不锈钢水池里。喝得大多，会影响品尝后面的酒。在午饭以前，一般都能品尝20种或20种以上的酒。在品尝一种酒以后，为了使味觉得到休息，我们喝点水，嚼一块无盐饼干，然后再品尝下一种酒。

    在品尝以后，我们看看我们实验室对各种酒所作的化学分析。我常常不同意实验室对某种酒的成份所作的分析报告，要求他们重新分析，有时证明我的鼻子和舌头是对，而科学仪器反而错了。我想，我在50多年的品酒工作中，我品尝的酒可能超过50万次。正像我常常说的那样，经验是很重要的。

    我们经营酿酒业务的方式，就好像我们有许多小酒厂，各种专业人员各司其职，心不二用。我非常感谢我们生产系统的员工多年来表现出的忠诚和效率。

    我们在生产部门内部提拔人员。提拔上来的年轻人都是用我们自己的方法培养出来的，他们懂得我们的规矩。我们从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或弗雷斯诺州立大学招聘大学毕业生，让他们从基层锻炼开始，逐步升迁到经理助理，最后达到经理的地位。毫无疑问，我们有一些在今日葡萄酒行伙中最高级的酿酒专家。

    为了生产新产品，我的女婿吉姆每周同营销部碰一次头，其目的是营销部和生产部互相沟通情况，在产品的包装方面交换看法，他们认为什么样的新酒有发展前途，希望我们进行研究。吉姆把他们的意见带回来进行探讨。开发新酒，是否有这样的葡萄？如果没有，我们需要等到条件成熟时，再动手，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葡萄原料和现成的酒，我们就把这个想法转告产品开发部。他们会提出几个不同的方案。

    我的品酒小组总是第一个品尝新产品，如果我们喜欢它，我们就提交给营销部。如果他们也喜欢它，他们将进行必要的市场调查。然后，他们会告诉我们，它是否有发展潜力。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时间。过去可不是这样。几年以前，如果我开发一种新产品，欧内斯特和我作出决定就行了。往昔，我们开发新产品，并不需要花很多钱。当然啦，我们也没有钱往这方面花。

    现在不同了，有更多的人参与新产品的开发，要经过公司产销两个部门之间的反复讨论。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因为今天要花大量钱，在促销方面要作出巨大的努力，才能推出一种新产品。这是要负责任的。必须确保有市场才行。

    总之，我对生产部门的工作是非常满意的。今天，我没有多大发愁的事，因为我知道，岗位上的人都是有经验的、合格的、忠诚的。

    每个圣诞节的前夕，欧内斯特和阿米莉亚都要来我们家吃一顿别有风味的晚餐：我们做传统的意大利菜，有点像单锅热融奶酪，里边放着切碎的蒜。用橄榄油和奶油做成鳀鱼汁，用新鲜蔬菜蘸着吃。欧内斯特总是给我们带一瓶专门买来的葡萄酒让我们尝尝。有一年，那是450美元一瓶的波尔多酒。我门都品尝了，然后打开我们自己的勃艮第酒。吃完饭一看，我们自己的酒所剩无几，法国的酒则剩得很多。

    你瞧，我们最喜欢我们自己的酒。

    我女儿的长子格雷格·科尔曼现年35岁，毕业于弗雷斯诺州立大学：获得葡萄栽培学位。如今，他在弗雷斯诺管理着我们的马德拉葡萄园。他还负责同我们在峡谷的果农打交道。

    我有八个孙子孙女在我们公司工作。这并不是说，年龄更小的人从学校毕业后不会来公司工作。

    格雷格的弟弟，现年33岁，毕业于弗雷靳诺州立大学农业管理专业。他现在负责管理我们在利文斯顿和莫德斯托的葡萄园。他们的妹妹卡罗琳，28岁，毕业于南加利福尼亚大学传播学专业。她今天在我们的旧金山办事处工作。36岁的克里斯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工艺美术学院，31岁的琼恩毕业干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她们俩在家里带孩子，主持家务。她们的两个弟弟继承了我们的事业。25岁的特德毕业于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又到弗雷斯诺州立大学获得了酿酒学学位。他在我门公司工作。21岁的蒂姆在弗雷斯诺州立大学主修农业管理学。21岁的安妮刚从莫拉加的圣玛丽大学毕业，主修英语和哲学。他们的母亲对英国古董很内行。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我的许多孙子孙女就读于弗雷斯诺州立大学。就葡萄栽培学而论，在弗雷斯诺州立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这两个高等学府之间，我更喜欢前者，因为前者比较重视实际和动手的能力，而后者则侧重干理论的研究。

    在公司鲍勃的系统工作的，除了马特（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毕业生）外，还有：约翰，32岁，毕业于圣克拉拉大学，负责我们的购买部；托姆，29岁，毕业于卡尔·波利学院，负责我们家庭所属的印刷公司；艾米23岁，就读于莫德斯托专科学校，在印刷公司工作；吉纳，26岁，毕业于圣母马利亚学院，正在学习酿酒技术。

    35岁的朱莉毕业于圣克拉拉大学，操持家务。22岁的玛丽算是年纪最小的，她在芝加哥的洛约拉大学上学。鲍勃和玛丽失去一个儿子马克，他在1978年死于白血病。

    我不知道格雷格是在学校里学的，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学的。他对减少在农田使用化学物质非常感兴趣。他是我的第一个孙子，1959年他诞生不久，我曾抱着他沿着我们葡萄园的周围在夜间散步。

    我们公司一直在努力尽量少用化学物质，特别是化肥和除草剂。作为一种业余爱好，我早就在自家的花园里使用有机肥料了。我知道，靠有机肥料生长起来的瓜果蔬菜，味道要好得多。

    像其他葡萄种植者一样，我们也陷入了杀虫剂的恶性循环中。似乎杀虫剂喷洒得越多，害虫反而更多，这就是说，下一个年度必须加大剂量。

    40年以前，我们没有螨、蚱蜢等等虫害的问题。

    格雷格和我多次讨论这个问题。他认为，现在害虫的问题为什么如此之多，部分原因是，农民每次喷洒农药，同时也杀死了有益的昆虫，这些益虫本来是吃害虫的；人们洒除草剂，结果把益虫赖以生存的植被也给破坏了。

    若干时候以前，我已经得出这样的结论：喷洒除草剂是不负责任的。这些化学物质渗透到土壤里，侵入植物的根部。我已经让我们的员工减少使用除虫剂，改用老办法，通过翻耕，把杂草作为“绿”肥埋到土下。

    我问格雷格，他认为我们如何才能摆脱化学药剂的这种恶性循环呢？

    “完全停止喷洒农药。总得有人开个头吧。我们可以帮助大自然培养更多的益虫，把它们释放到葡萄园里。”

    我喜欢这个想法，但是，行得通吗？

    在格雷格的领导下，弗雷断诺成了我们试用有机肥料的试验田。1988年，格雷格划出了一块40英亩的试验田，他完全停止使用化肥，减少了杀虫剂和除草剂的使用量。他仔细地观察着结果。“我一直这样想，如果我碰到了太多的麻烦，”格雷格后来对我说，“我们还要喷洒农药的。”但是，他没有必要这样做。

    次年，他把他的试验田扩大到400英亩。他还对农场的其余土地实行“低投入维护法”，即他使用的农药对他释放的益虫不那么有害。他还在葡萄藤之间的土地上培育了对益虫有好处的植被。

    他的试验计划逐年扩大：增加了试验田的面积，培养了更多的益虫，进一步减少了农药的使用量。我对格雷格取得的进展感到很高兴。但对他的“益虫”计划的规模并没有什么印象，直到1990年夏天，我才大吃一惊。格雷格和我乘车转了一圈。他让我看了他管理的葡萄园。“我没有打农药，”他说。真难令人相信，葡萄园长得很好，比过去还要好。“真的，你没有打农药？”他点点头。“我们用硫磺处理过了，以防发霉。仅此而已。”“停车。我要出去看看。”葡萄藤长满了新枝，看不出有害虫侵袭。每年的这个时候，即使我们打了农药，葡萄藤上面也往往净是蚱蜢等破坏性害虫。“你再说说，”我说。“你的确完全没有喷洒农药？”“是的，爷爷。杀真菌剂、杀虫剂、除草剂、化肥，全都没有使用。完全没有用化学物质，这里是干净的。”格雷格说，他成功地使害虫和益虫之间保持天然的平衡，因而没有必要再打农药了。像过去一样，最后的检验在葡萄和葡萄酒方面。这两方面都优于以往。我对格雷格说，我们需要让我们的果衣也这样做。“让他们来这里看看这样做的效果，”我提议说。“让他们知道，不打农药可以省一笔钱。”

    虽然这有不少其他好处，但是，我知道，只有钱的因素才能使许多果农信服。可以预计，不使用化学物质的葡萄藤不仅能够生产更多更好的葡萄，而且可以控制成本，甚至使葡萄和葡萄酒的价格一降。不使用化学物质的果农还可以免除由于使用化学物质而在工作安全方面的许多操心事，以及避免复杂的关于杀虫剂使用报告规章制度：

    我们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最近，格雷格使州政府确认我们为“不使用化学物质的葡萄种植者”。他管理的葡萄园成为州里最大的的“取得证书的有机”葡萄园。

    我的另一个孙子布雷德·科尔曼在我们利文斯顿和莫德斯托的葡萄园开始实行他自己的“持续的农业实践”计划。自那时以来，这个计划也扩大到了其他葡萄园，包括索诺马在内。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问题——不同种类的野草和害虫，等等。但是我们正在研究如何对付它们。

    我们必须使自然界复归平衡。这是我们为土地可以做的起码的事情——这块土地为我们作了如此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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