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儿爷一叹：“那个年代的事啊，几天几夜都说不完。山堂死了，玉堂、生堂和显菊三个孩子渐渐长大了。玉堂眨眼就到了成亲的年龄，对象也有了，叫陈美芬。”我插嘴说：“我知道，陈美芬就是今天的曹大娘。”狗儿爷说：“要说，当初美芬娘家想攀上我这大支书，图个腰杆硬朗，等到亲密接触之后，才知道我家是驴粪球子外面光，穷得叮当响。美芬父母就有点不心甘了，不想让孩子往火坑里跳。可人家美芬说，玉堂是厚道庄稼人，要说穷，咱村人不都穷吗？她说她不想当那种嫌贫爱富的人。父母反对，她还是哭着闹着嫁给了玉堂。就这事儿，美芬在这一带可出了名，露了脸。可是，过了门儿，她才知道苦日子比黄连还苦。她好强，爱面子，非要跟自家父母赌一口气不可，白天跟着出工干活，晚上还要照顾婆婆、纺线织布。不久，就怀上了凤莲。”
我说：“凤莲是好人啊！就是命苦哩！”狗儿爷没搭我的腔，继续说：“你知道，玉堂窝囊，美芬性子爽直，她可会撑门面哩！我老是觉得对不住儿媳妇。想自己身为村支书，粮食不够吃，东家借了西家借，日子过得如此寒苦，对人家美芬不公哩，一家人劳动一年还背了一身的债。不是钱债，就是粮债。我每天早上还要到路边、村头背着粪筐拾粪，乡亲们背地里都叫我‘粪筐支书’。”狗儿爷说着，我却在思索一个严峻的问题：还是这点地，还是这些人，咋就越来越穷呢？狗儿爷声音沉重起来：“借粮吃的滋味儿真不好受。自家总借粮，弄得我灰头土脸的，说话也不硬气了，抬不起头来，人穷志短啊！每天早上一睁眼，脑子里只想着一样东西：粮食。这一年春节刚过，我家又断粮了。我到陈发家借粮，陈发的儿子陈元庆饿得正哭呢，就没好意思张嘴。我想了一个办法，让玉堂带着弟妹上野地里头挖野菜，搀进谷糠，蒸菜悖悖吃。结果吃得肠子里头挤大疙瘩，拉不出屎来，拿手抠，拿小棍子扒拉。可也是，粮食每年都按人头分配，都只有自己的一份有限的口粮，谁家也不特殊。找谁借粮啊？大队会计同情我，曾经豁免过我的一百八十斤借粮。这一年，鹦鹉村粮食还算增了产，生产队除了公粮、余粮、平均口粮和饲料粮，我让会计又留了一些超产粮，这粮是我和其他大队干部掌握的，谁的工分多就奖励谁。”
我听着狗儿爷的话，觉得肚子里咕咕叫唤了。
狗儿爷说：“记得那是1977年夏天的一天，我正在麦河河堤上溜达，迎面跑来了两个民兵，向我报告说，枣杠子和他爹张大庄在乱林子下头偷偷种了块黑地，让他们巡逻的抓着了。我一听就炸了，啊？种黑地？这还了得，这要蹲大牢的！我对两个民兵说，把他俩押到大队部去。我就急着往回跑。张大庄爷儿俩被押到了大队部，浑身哆嗦着，四只眼睛惊恐地看着我。我一拍桌子，怒吼一声。张大庄吓了一跳，两条腿一软就栽到地上了。枣杠子也跟着跪下了。我指着这爷儿俩骂道，你们简直他娘的吃了豹子胆了，胆敢偷着开地？啊？不想活啦？张大庄害怕了，他说寻思那是山坡荒地，凑合着种点啥得了，这不是向曹老大学习嘛！我上前踹了张大庄一脚，骂道，你这是放狗屁！我爹开荒那是啥年月，现在又是啥时代啊？你还向我爹学习，脑袋叫驴踢了不是？你这个地主狗崽子，纯粹是活腻歪了！转身对身后的两个民兵说，把他俩关南边那个屋去，没我的话不许放出来！”
我对张大庄没啥印象，枣杠子倒是我的朋友。我埋怨狗儿爷说：“你也是的，关张大庄我没意见，可是，这枣杠子是从犯啊！他爹让种，他敢不种吗？”
狗儿爷嘿嘿一笑：“我知道你跟枣杠子好，可你听我往后说呀！关了张大庄父子，我心里这个解恨哪——能不解恨吗？想当初，大地主张兰池占我曹家地，还把我爹送进了大狱，我能忘了这仇恨吗？我心里头也明镜儿似的，张家跟曹家也有仇，张兰池不是让我给埋的吗？他们张家也不能忘了。我根儿红苗儿正，他们是地主，革命的对象，我只要把他们非法开垦黑地的罪行往上一报，他们可就惨了。真成了反动典型了！”我摇着狗儿爷的泥像说：“你个老家伙，手下留情吧！”狗儿爷说：“三儿，当天晚上，张大庄老婆孟春花领着家人哭着喊着拥进了我家，乱哄哄跪了一大片，磕头倒蒜地求我放了张家爷儿俩。不大一会儿，曹家门口围上了不少社员，墙上趴满了大人和孩子。我凶巴巴地吼叫一声，都给老子站起来，现在是社会主义时代，看谁还敢磕头下跪的？这不是搞封建社会那一套嘛！这句话真管事，张家人全都爬起来了。孟春花鼻涕一把泪一把地说道，支书啊，我们往后再也不敢偷着种地了，那点粮食，我们都交公还不行吗？秋后也得打上千斤粮食哪！您大人大量，就放了我们吧！我断然高声说道，不行，等开了批斗会才能放哪！我早就打算好了，要借这个机会好好斗争一下这狗地主的后代。我让几个民兵糊了两个纸帽子，给这爷儿俩扣脑袋上。我亲自在大喇叭里喊，全村人凡是能动弹的一律站到街上，等着看张大庄父子游街。游完街都到大队部门口开批斗会。那年月，政治斗争谁也不敢怠慢，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成为下一个被批斗的对象。因此，我喊完不大一会儿，街筒子里就站满了人，说话的、喊叫的，乱哄哄的像一个集市。”
我咧着嘴巴说：“唉，你可真够狠的。”
狗儿爷说：“狠？我还帮了他们哪！人们谁也没想到，就在要给张家父子问罪的时候，我却突然改变了主意。我的狗脑子猛地打了个闪：枣杠子他们爷儿俩种的五亩山地，为啥比队里的好地产量高呢？这里边是不是有啥诀窍呢？于是，我就把枣杠子叫到大队部。我不能叫张大庄，这老家伙滑头，不说实话。枣杠子年岁还小，一拍桌子一瞪眼，他就招了，他说，没啥绝招啊，我们就是精心伺候那点庄稼了呗！可把我们累坏啦！我不相信，可又实在找不出不相信的理由来。庄稼没里儿没面儿，谁待它好它就给你生长得好。咋待它好？庄稼人心里头都清楚。张家爷儿俩启发了我，我一下子恍然大悟了：对呀，寅吃卯粮的情况年年发生，在大集体生产方式下，农民有几个人尽全力劳动了？都没有积极性啊！我想来想去，不把张家父子种黑地的罪行材料上报了，在村里游街、批斗完以后就拉倒了。有了我的保护，张大庄爷儿俩没有被镇压，只是把张大庄关进了大队里的牛棚，待了三天就放出来了。这个黑地事件，多少让我们两家的紧张关系缓和了不少。这之后，我跟大队其他干部商量，悄悄在上鹦鹉村来一回土地革命，具体想法是，把队里的土地包给各家各户，秋后每亩地上交五百斤粮食，多打下的粮食归自己。我把这种做法叫作‘借地与民’。一个队干部提醒我，是不是跟上级请示请示啊？我说不能说不能说。好几个干部质问我，上面怪罪下来咋办啊？我说，你们傻呀？上面怪罪下来，还有一个借字顶着，这一借，没有改变土地关系，但是，农民的劳动劲头上来了，地多打粮食了。多打粮食支援社会主义建设了。这还有啥错儿呢？大伙儿一听是这么个理儿，就都不再说啥了，举手通过了这个提议。我家带头借了地。我特意召开了全体社员大会，宣布了这项借地方案，嘱咐社员们不许说出去，上级知道了不让借了，这点实惠就丢啦！第二天上午，上鹦鹉村就悄悄进行了分地，分到地的社员心里头开始勾画美日子。家家都憋足了劲儿，精心侍弄地里的庄稼，看谁秋后余粮多！这一年，两季庄稼长势很好，喜获丰收了。各家把各家的产量都报到会计那里了。我从县里开‘三级干部会议’回到村里，会计就把分配方案搞好了。交了公家的，我家可提留七百多斤粮食，这个数把我给吓了一跳。其实，我这支书，心里也没底，这是真的吗？这些年颠三倒四、瞬息万变的政策，让我和农民们心里头有了阴影，生怕再节外生枝。当确信是真的，一下子觉得肚子叫开了，光想着跑回家狠狠地吃上一顿饺子。不怕你笑话，那年月吃饺子，我从来没吃饱过呀！”
我嘻嘻笑着：“别吃多了，撑死你！”
狗儿爷笑道：“你懂个鸟啊，那年月哪有撑死人的？‘借地’跟大包干还不一样，自家提留粮的分配还是由生产队执行。这一天，天气晴朗，我满脸喜悦地喊，各家都准备好，现在都上大队部分粮去啦！郭富九在一旁喊，支书啊，不变了吧？确凿了吧？我狠狠地骂，还能变到哪里去？不变啦！安徽小岗村农民已偷偷开始‘包产到户’啦，他们是冒着坐牢的危险干起来的！都在纸上按了血手印呢！郭富九乐得直劲儿拍巴掌，再蹦了个高，口袋里一粒黄豆蹿出来。分粮那天，大伙儿都兴高采烈地来了。仓库里，麦子和秋粮堆成了山。大家开始往这聚拢。我往人群里看看，看见了陈发媳妇，想起她挨饿时死的孩子，就说，陈发媳妇你过来，第一个分给你！人群忽然静了下来。人们的双眼都盯着陈发媳妇。陈发媳妇脸红了，吞吞吐吐，迟迟疑疑。陈发望着我说，瓜菜代的时候，是狗儿爷带我们挺过来的，今天，借地这法子也是狗儿爷提出来的，他是冒着坐牢的危险啊！我看啊，应该先让支书第一个称粮！众人都叫好响应。你说呀，我能不感动吗？我走到过秤处。玉堂和小香都围了过来，司秤员开始称粮食。粮食越堆越高。我默默地望着，心头的苦闷一下子没了，泪水流了满脸啊！当我揩着泪水向大伙儿点头微笑时，许多人都跟着我流泪了。有的妇女哭出了声。这是喜悦的泪水、欢笑的泪水啊！最终，乡革委会领导们知道了上鹦鹉村搞的借地活动，不但没有查处我，反而在上鹦鹉村召开了一个现场会，号召全公社都推行借地运动。我乐了，站在麦河畔笑得可开心了。”
我佩服地说：“狗儿爷，过去我崇拜你爹，现在我崇拜你啦！”狗儿爷说：“别给我戴高帽儿！我有啥本事？都他娘是逼出来的！1978年的年底，这一年，鹦鹉村跟全国一样，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事。你小子知道是啥吗？”我笑着说：“那谁不知道？土地联产承包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央肯定了‘包产到户’。还把荒山、荒坡、荒滩作为自留山、自留坡、自留滩全部下放到户，由集体发包到农户经营，三十年不变。还把生产队的牲畜、羊只、农具等固定资产作价分到了农户。随着‘大包干’的推行，过去单打一的以粮为纲的耕种模式就被推翻了。我家也分了地，还得了一头大骡子！”狗儿爷感叹地说：“你小子瞎是瞎，脑瓜还灵。我跟你说，小麦返青的季节，我们曹家也分到了土地。我带着一家老小到了我家坟地，在我爹的泥塑前，分两排跪下，声音颤抖着说，爹啊，咱家的地，就是您开垦出来的荒地，政府又分给咱曹家了，您老就安息吧！儿子向您保证，我们一定侍弄好咱家的地，种好庄稼多打粮食，支援国家。儿子带全家给您磕头啦！磕完头后，我又领着全家人到自家承包地走了一遭，最后来到了麦河滩。我记得双羊也来了。我孙女凤莲还捏了一堆面花过来，放在我爹的坟头，还唱了民歌呢！”我马上来了兴趣：“凤莲会唱歌？她咋没给我唱过呀？你给我学学。”狗儿爷声音哑了：“得了吧，我可唱不了，谁不知道我五音不全哪？”我说：“你爱唱不唱，你不唱我也能听到。”狗儿爷说：“你让凤莲给你唱不就结啦？”凤莲病成这样，我能逼她唱歌吗？我早想好了，问虎子，这畜生会托梦给我的。今天就谈到这儿了，我带着好奇回家了。
桃儿一直感冒，我连续歇了两天，在家里陪桃儿。我有空儿就跟虎子喝酒了。虎子一沾酒，我就问它凤莲唱歌的事。虎子对凤莲的歌声记忆犹新。我的幻觉飘来了。凤莲唱的是一支优美深情的歌。虎子听见了凤莲的歌声。在虎子的记忆里，这是凤莲最后一次唱歌，纯净甜美，声声动情：
我感激大地母亲的慷慨馈赠
大地母亲的梦想就是我的梦想
土地更加肥沃
河水汹涌流淌
太阳普照大地
雄鹰蓝天翱翔
我为每一个梦想信守承诺
我为每一次奉献而忍受挫折
我为谁而死
我在哪里倒下
为一朵花儿死去
为一棵麦穗儿死去
是值得的
也许
正是由于这不可抗拒的召唤
我选择歌唱
过去了三天，桃儿的病好了，我才到墓地跟狗儿爷继续聊天。狗儿爷的声音有些疲惫：“还说啥呀？大包干以后？不是都说给你了吗？”我火了，骂道：“我两天没来了，你说给鬼了吧？”狗儿爷声音有些呆滞：“我就是鬼，难道我说给自个儿听？连续三年大丰收，上鹦鹉村百姓扬眉吐气了，自然也乐坏了我。生活好起来了，我的支书好当了。我跟别人不一样，有的村官觉得丢了权，哼哼唧唧，愁眉苦脸的，我却不这样想，我很高兴。我不用再领着乡亲们出工了，不用再盯着那些出工不出力的人做思想工作了，不用再为乡亲们吃不饱饭而忧心忡忡了。一下子我闲了下来，闲下来我就觉得身子骨好像散了架一样连接不上了，浑身软塌塌的。俗话说：人没有吃不了的苦，只有享不了的福。这话还真有道理。这不，我闲下来了，不用像大包干前那么操心了，该享福了，可偏偏享受不了，得了糖尿病。病得上了，除了造俩钱儿就只有受罪的份儿了。人啊，最没良心的就算人了。就说我划给军队的那片土地吧，当时，这救了村人的命，现在大家又都嚷着要地。那支部队调防到别处去了，留下了一个农场。我们的土地依然占用着，有了自家土地的庄户开始和军用农场争水灌溉，他们忘了当年子弟兵的好处了，跟农场闹起了矛盾。农场领导找到我请求调解军民矛盾。我和村民讲，当年部队是咋样帮助的我们，要求大伙儿还像以前那样爱护子弟兵。可是没人听我的，甚至当场起哄。有一天，韩腰子兄弟韩四，跟军人在麦河河口争水动手打了人，对方一直没还手。我气得够呛，赶到现场照着韩四的屁股就是一脚，韩四回头一看是我踹了他，这小子伸手一推，我差点儿摔个仰八叉，周围看热闹的人一片哄笑。人们越来越不拿我当回事了，我心里非常失落。他们拿我这豆包不当干粮啦！不久，我的糖尿病越来越重，眼睛出现白内障，并发症来了，眼睛跟你一样，很快就瞎了。我辞去了村支书职务不干了。无官一身轻啊。我常常独自一个人站在麦河河堤上，一动也不动，一站就是大半天。谁叫我都没反应。”我吓了一跳：“你是不是病啦？”狗儿爷说：“这年冬天，显菊出嫁了，嫁到了外乡。我的大儿子玉堂就成为这个家庭的顶梁柱。说是顶梁柱，还不是因为他是个男人，其实他当不了这个顶梁柱。他是个慢性子，家里家外都拿不起放不下的，实际上，家里大事小情都是他老婆给撑着。”我说：“玉堂大叔对土地有着一种天然的喜爱，不过，他跟你喜爱土地的方式不一样。我还听说一件事儿哩，包产到户那年秋天，玉堂大叔带着老婆到新分的土地上劳动。一天黄昏，曹大娘给他送来了红糖水，喝完他抓住老婆的手说，今儿个咱别回家了吧。曹大娘问，那咱住哪儿啊？他一指脚下的土地。老婆吃惊地问，你说在咱家地里过夜？他点点头。大娘明白了他的心意，说了声，我去拿被褥来。玉堂大叔一把拽着老婆，一边说，还要啥被褥啊！这土就是被啊！曹大娘就跟着他躺下了。他和老婆并肩躺下，背贴着暖暖的大地，望着满天的星星，闻着土味儿，陶醉了。听说，大叔把那事儿都干了，自己身下是女人，女人身下是泥土，自家的泥土哩。曹大娘咯咯地笑，泥土和人连成一体分不清谁是土地谁是人了。”狗儿爷问：“三儿，你是听谁说的？”我嘿嘿一笑：“你不知道吧？虎子说的。”狗儿爷一叹：“这畜生！没长一张好嘴！这不，美芬怀上了小根儿。小根又要出世，又要多一张吃饭的嘴，玉堂有了压力啊，一家人吃喝都得向土地要。这个冬天，天还没亮，北风呼啸，大公鸡就开始打鸣了。咱村家家都有公鸡，美芬挣扎着坐起来，一边穿衣裳一边对玉堂下命令道，快到地里给冬小麦浇水去吧，晚了就被别人抢走了，快点！玉堂舍不得热被窝，没好气地说，鸡叫头遍就轰我，你该成地主周扒皮啦！叫我再睡会儿吧！美芬心软了，好言好语多开导，没人逼你，不是你想干吗？麦田三分种七分管，人勤地不懒。早一点儿动手，麦子就会有好收成。我们这样的平民百姓，为了双羊成家立业，为了凤莲有个好嫁妆，不拼命干，我们有啥好法子啊？玉堂听老婆这样说，不好再懒了，就闷闷地穿衣裳，披着满天繁星走了。临出院子的时候，玉堂听见我的咳嗽声。我瞎着眼睛，整天骂街。我把他叫住了。玉堂摸进我的屋子，小声问，爹您有啥话？我说，天儿冷，一大早出去别冻着，多穿点儿。玉堂说，爹，我都多大岁数了，还用得着你操心，安心睡你的吧。我们说了几句话，就把双羊说醒了。双羊跟着我住厢房。玉堂摸摸双羊的小脑袋，说了句，双羊，睡吧。就要往外走，双羊麻利地穿好衣裳，非要跟爹去地里浇水。我说就带孩子去吧。玉堂就带小双羊去了。我喊，别冻着孩子啊！人家没理睬我，爷儿俩摸着黑到了麦田，玉堂回来说，双羊很爱干活的，干起来还有点门道。”
我知道，这年夏天凤莲高考落榜了，曹玉堂已经给她分配了角色，跟着家人“修理地球”吧！曹玉堂似乎只有到这时，他才觉得自己是这块土地的主人。他的耕作技术是村里数一数二的，收秋时被县里头评上了售粮状元。
狗儿爷继续说：“这个时候，村里已经有不少年轻人进到城里打工去了，年轻人早就不安分了，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玉堂不动心，他把那些外出务工人员扔下的撂荒土地承包过来，小麦种植面积越来越大。那几年可能是他最忙的时期，最丰收的年头，家里的麦子堆得像山。到了收成时节，玉堂满村子乱跑，满面红光，到处炫耀着自己的收成。从农民对职业的专注与技能方面来说，他是村里公认的种田好手，五谷丰登，夫复何求？我觉得这是曹家的最好时期。说不清从啥时候开始，平静的鹦鹉村悄然形成了养殖香菇的热潮，这让玉堂有些始料未及。没过几年，田间地头，堆的不再是黄澄澄的麦子，而是村民搭起的菇棚。越来越多的村民种起了香菇，一发不可收拾啊！玉堂固执，他没有丝毫的动心，依然在耕他的地，常常独自一人扛着锄头往地里走，照样哼着小曲。后来，当他看见一个又一个村民骑着自行车驮着空筐，口袋里鼓鼓囊囊地走过他跟前时，他漫不经心地问，卖多少钱啊？对方拍拍鼓鼓的口袋，神秘地说了一句，都是钱哩，你猜嘛！玉堂一猜，那人笑了，说了钱数吓了他一跳。人们便经常看到他对着田地发呆了。这个反思过程没有持续多久，他就开窍了，等村里人在城里站稳脚跟之后，他不再认为外出打工是不务正业了。我记得玉堂对我说过，从前地里光让种粮食，现在好了，让种菜了，让养花了，让栽树了，让养蘑菇了。是啊，土地多种经营开始了，土地就值钱了，玉堂和乡亲们都笑了。”
曹家的幸福不断地延续着，上鹦鹉村家家户户都洋溢着甜蜜的欢笑。然而就在曹家人欢欢乐乐过日子的时候，一个意外的打击不期而至了，狗儿爷去世了。送走了狗儿爷，凤莲的婚姻又遭到了不幸，双羊打了陈元庆，错过了高考，这无异于雪上加霜，曹家一下子失去了往日的欢笑。曹玉堂也开始变得沉默了。
狗儿爷说着说着就睡了，土里传来了一阵鼾声。我没有叫醒他，聊到了“大包干”就差不多了，后头的事儿，还是问曹玉堂大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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